时间：2005年7月28日
地点：法国巴黎，坐落在老歌剧院附近的高先生寓所
同席：旅法作家安琪女士
提问人：依茕
1、脱离了母语的流亡作家的语言问题。
依茕：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您出国后撰写的小说《一个人的圣经》文字较为粗糙，远远比不上您在国内创作的小说《灵山》，您是否同意这一说法？如果同意，请问这是不是一位脱离了母语语境的流亡作家必须付出的代价？
高先生：这两部小说很不一样。一个（指的是《灵山》）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语言的写法也有意为之，要找一种《灵山》独特的语言。而《一个人的圣经》写的是当时的文革前后灾难，现代中国人的困境，政治当时是无孔不入的，所以如果用《灵山》那样的语言来写，就不贴切。《一个人的圣经》中有一部分讲到政治运动，也就毫不回避政治，包括当时的政治术语，当时的表达方式，衬托出当时的时代气氛，所以语言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这一本书中有的章节完全是散文诗，又是另一种语言和写法，用以解脱政治给人带来的灾难和困扰，这种写法在通常的小说中也是没有的。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的圣经》文字粗糙，粗糙乃至丑陋，甚至非常凶残是当时的政治，这也正是我要传达给读者的感受。
依茕：在离开母语文化断裂的孤独中，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您多年的法语剧本写作，您现在如何在小说中处理普通话与方言、与法语写作的关系？您说“我主张用活的语言写作”，您离开中国多年，如何把握这“活的语言”？
高先生：如果现在要我回过头写《灵山》的话，有些困难了。因为我当时刚从中国出来，我对中国口语、方言运用相当熟悉，而且有意识这么做，可是之后隔断了语言环境，现在写，当然会有一些困难。我要寻找一种活的现代汉语，不只是书面文字修辞的问题，我始终很重视口语，始终很重视方言如何进入现代汉语的写作，跟普通话怎么融和在一起。用方言来丰富普通话，是我当时写《灵山》的一个起点。
依茕：您在谈到“我还以为，文学语言应该可以朗读，音响是语言的灵魂。我好用录音机写作”，如何理解？用主语的“我、你、他”变换身份对录音机说话吗？
高先生：本来通常我有一个习惯，我的第一稿往往都是录音。先说，是我的第一个草稿。录音机等于是我的笔记本，先输入我的第一个草稿，录音后我在誊写的时候再修改，所以我很注重语言的音乐性，注重如何上口，口语化，有音乐性，但又得是文学语言，这又与我搞戏剧有关系，因为戏剧的语言要说出来的。在我的小说中也好，戏剧中也好，我都回避写那种文词修饰的语言，我觉得那种语言缺乏生命力。我在写作中要用录音机，以至于养成习惯，包括我写论文，写文章，我的初稿往往也是先说，然后再整理成文。我需要多次的整理和修改，并不把录音当作文章来使用。修改可以上十次、甚至二十次。
依茕：您说的“活的语言”，是否包括传统在内？
高先生：包括传统，传统要变成一种活的现代语言。比方说，我有一个标准，一般来说，我尽量不用成语，如果用成语的话，这个成语有一个限度，就是在听觉上是可以接受的。一说这成语，人们就能听懂，有所感受。在这个限度上，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些说法，一些成语，比方有些很冷癖的字，人们通常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发音，这样的一些词语，我都排斥掉。
2、流亡的作家收获和困境。流亡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再生。
依茕：“颓废的自由”的法国如何将您带到法国？流亡法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流亡如何使您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再生？
高先生：流亡法国，有很多巧合的因素在里面。我喜欢法国文化、法国文学，再有，我说法语。比较起来，在西方国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呆在法国，特别喜欢巴黎。我也去过纽约，去过伦敦、柏林等城市，但是最容易接纳外国文化人的是巴黎，它是一个文化交汇的地方。
流亡法国最大的收获是，我赢得了写作的自由。我到法国来的时候已经48岁了，1987年年底到法国，到法国第二天就是圣诞节，我一月份生日，所以到法国差不多48岁了。我的主要创作在法国完成。在中国，我的青春完全葬送了，只有很短的几年时间，也就是粉碎所谓“四人帮”、文革结束后的四、五年时间，我能够真正创作，可这四、五年中又不断受到批判、不断推禁。而且还有很多限制，除了来自官方的限制，还有作家的自律，作家知道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是危险的。我在中国发表的东西，很多限制了我自己，不能充分讲我想讲的话，没有充分的表述。在这种情况下，我在中国要做一件事，就是完全丢掉自律。开始写《灵山》的时候，就想，不管发表与否，我要写一本我自己的书，并不指望有生之年在中国发表。《灵山》早在1982年就开始写了。我离开中国以后，算算其实我在中国没有完成太多东西，我文学上主要的成绩，戏剧和绘画的成绩，都是流亡法国后，才赢得这种创作自由。
依茕：您有没有感到流亡带给文学的困境？比如说，失去了什么？
高先生：我几乎没感到什么困境。我跟很多流亡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第一，我讲法文，不存在语言上的隔阂。第二，我知道我到西方来要做什么，我要的就是自己的创作。所以，一来法国，我的时间和精力立即全部投入创作中去。而且我知道这自由来之不易，所以，我不把我的自由用来做别的。比如说，去赢得社会地位，或者获得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或去挣点钱。这些都会影响创作。还有市场的需求也会影响创作，包括文化市场的需求。我很清楚，我的自由来的不容易，因此我要充分使用它，写我想要写的东西。我总觉得我的时间不够，倒没有什么困境，时间老是不够，要做的事情太多。
开始法国的出版社并不出版我的书，可我并不在乎。包括《灵山》，法国的5家最大的出版社都拒绝了，这也没影响我写作。台湾出版这本书的时候，第一版印了2000册，第一年只卖出了92本，能够出版，我已经很满足了。这种困境我不以为然。出版不出版，卖不卖，都无所谓。好在我是画家，我也很幸运，我一到西方，就有人收藏我的画，所以我不存在生计的问题，没有生计的压力。我也很自在，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只要有自由写作的条件，我就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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