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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水---1978-2008：反思三十年之宗教篇 111111 (2009-05-12 00:37 阅读人次:1449) |
第一章一贯道的命运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最具分量的内容无疑是国共两党数十年的对立缠斗。在这场漫长斗争中，血腥暴力和言语攻讦，皆无所不用其极。用退据台湾的国方的话讲，“汉贼不两立”，可见双方的仇怨之深刻。两党势同水火，则彼之盟友即我之敌人，彼之仇家可视为我之助力，这是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逻辑。然而，有没有两党都不待见的倒霉角色？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民间新兴宗教一贯道。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祀”在国家事务中占据的重要地位，还排在了战争的前面。自春秋战国以降，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政权基本上都是非政教合一型的世俗政权，与别国大不相同。但是，这些世俗政权均高度重视祭祀和宗教事务，往往表现出对佛、道等主流宗教的尊崇，以及对伊斯兰教、天主教等舶来宗教的宽容。虽有类似“三武一宗”打压佛教的事件，却远不如西方宗教迫害和战争的绵延血腥。同样是东方国家，日本的江户幕府为根绝天主教，对传教士与教徒的刑罚极为苛酷，而中国在“礼仪之争”后虽宣布禁教，但并未滥施辣手。
然而，中国世俗政权的另一面，则是不断加强对“祀”的垄断和管理权力，对民间那些不符官方认可的“淫祀”和“邪教”加以不遗余力的钳制打击，有时手段亦颇为残酷。在古代帝制时期，提不到什么“信仰自由”的概念，尊崇宽容或压制禁绝，都是世俗性政权为维护其统治的必要策略。因为在官方许可的宗教之外别逸旁枝，就构成了对官方权威的挑战。
劳干认为，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科学一直与宗教相冲突。而在中国，或许可以说，宗教最大的对手不是科学，而是政治。观今日欧洲之宗教，因科学发现、战争经验等缘故，让人喊出了“上帝已死”，所剩恐怕更多的是文化认同的色彩。宗教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相结合，成为一种心理暗示和身份标识。科学与宗教之争端，早已大体上偃旗息鼓。而在中国，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宗教与政治的紧张关系因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扩张和中国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动，反倒体现出加剧的趋向。
一贯道，按记载首次出现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山东。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两代，华北地区此起彼伏地出现了大量的民间新兴宗教。这和中国经济中心不断南移的背景之下，华北的经济状况变化密切相关。简而言之，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令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运转艰难。①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写道：“考虑到华北是中国文明最古老的中心之一，而且自19世纪（按：以明成祖迁都计是15世纪）以来它一直是首都的所在地，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其令人惊讶的事实。和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华北大区更是一个城市稀少，人口稠密，贫穷落后和完全自给自足的乡村内地。”到了清末，运河衰败，山东西部经济遭受重创，农业收成微薄，自然环境恶劣，苦难的现实生活便成为滋生宗教的温床。1887-1888年，鲁北连续两年大灾，加入各种秘密宗教的人数激增。周锡瑞说：“各式秘密的或公开的宗教教们纷纷设立，他们盲目地寻找着他们没有找到的好东西。”鲁西南、西北民间宗教的泛滥，是那场轰动世界的义和团运动的基础。
与这一民间宗教热潮同时的，是中国在外国殖民者的逼迫下屈辱求存，由此激发的强烈民族救亡意识。越来越迫切激进的救亡意识，把传统文化视为阻碍进步的罪魁和包袱，更遑论看上去未脱愚昧色彩的民间宗教。主张变法图强的康有为在其“废庙办学”呼吁中痛批中国民间的宗教信仰，称拜神习俗让“欧美游者，视为野蛮，拍像传观，以为笑柄”，与非洲蛮俗等同，是“国之大耻”。康有为的说法代表着儒家理性主义对宗教的态度。“毁淫祀、办学校”的论述自古有之，并且在新的环境下愈发激烈，连传统上一般较受尊重的佛道二教也难逃波及。如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也主张“庙产办学”，并直指“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
然而，吊诡的是，在和西方及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人又明显地感受到了宗教在对方思想生活中的重要性。这又如何解释？蔡元培得出的结论是：“国无教，则人近禽兽而国亡。”于是，宗教又被分作了好的/坏的，新的/旧的，文明的/落后的，如宋恕所说：“无教者，禽兽之世界也；坚守旧教者，初开之世界也；好从新教者，文明之世界也。”按照这种“三个世界”论的划分，中国要么“无教”，要么囿于“旧教”，应停留在“禽兽”或“初开”阶段，而“新教”与“文明”联系到了一起。②
这是一段中国人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危机的时期。对外界的认识和理解本来就极度贫瘠，国族存亡的精神重负又导致理性被扭曲，浅薄、焦躁、冲动成了四处弥漫的氛围。对宗教问题来说，一个最容易导致的论断，即首先应彻底否定并改造民间的非主流宗教和信仰。他们不去追究此类宗教信仰的成因与履历，而是先从“定性”入手，直接取消其存在价值。事关国族存续富强与否的关键，打击民间宗教和信仰俨然具有了无上的正当性与道德优势。“船坚炮利”的科学成就，“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论，“反封建反迷信”的激情口号，为之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全面依据。从政界到文化界，以“文明”、“科学”、“自强”等说辞为号召，修理民间宗教的做法蔚为风气，超越了政见的左右分歧。国共合作下的北伐军兵锋所至，世居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传人也只得逃亡上海避难。
从今日的立场回顾，那些前人们的所论所为无疑难脱片面之嫌。康有为、张之洞主张“废庙办学”，但欧美林立的教堂（庙）并不比学校少多少；而一些看上去同样野蛮粗鄙的宗教习俗，其实直到今天仍在不少发达国家中存在。更具滑稽效果的是，就在张天师惶惶不可终日的同一时期，在科学民主之典范的美国，反进化论运动达到了高潮。居然有俄克拉何马、田纳西、密西西比、阿肯色、德克萨斯等五个州，相继通过了反进化论的立法议案。
打压民间宗教和信仰的势头愈来愈猛，而主力军亦从知识阶层渐渐换成拥有强大暴力机器的新型政治组织。一般提到国共两党，皆说他们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但实际上，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形容他们的瓜葛不失贴切。尤其是1924年，孙中山推动国共合作，并试图将国民党改造成列宁主义式政党之后，双方在组织形式上、意识形态上的重合点极多。我们知道后来的中共政权扫除封建迷信闹得鸡飞狗跳，而之前的国民政府也一点都不含糊。
从1924年起，中国各地掀起了火热的废除庙宇活动，军人、学生以及普通青少年成为打砸抢的主力，不免让人联想到日后的景象。1928年，国民政府大致完成北伐，定都南京。尽管国共已经分裂，但主政的国民党右派亦随即开始对全国的寺庙进行普查，从首都到各地市县均设立专门机构、调集专人对当地所有寺庙登记注册。内政部颁发了《神祠存废标准令》，指出“迷信为进化之障碍，神权乃愚民之政策”，所有“为害最烈的淫邪神祠”，都必须彻底铲除。被列入铲除名单的庙宇包括火神庙、魁星庙、五岳庙、海神龙王庙、城隍土地庙、送子娘娘庙、财神庙、二郎庙、齐天大圣庙、宋江庙、狐仙庙等，大面积地涵盖了各类民间信仰。在如此来势汹涌的大背景之下，传统的主流宗教也难免受到冲击。1930年5月18日，上海浦东士绅集资重修的道教正一道观钦赐仰殿开放。当天下午，国民党上海市第五区党部就组织“破除迷信会”数十人上门踢馆，捣毁了神像百余尊，不准其开放。
作为本土宗教的代表，道教之张天师一系源远流长，在历朝历代通常享有特殊地位。蒙元、满清等异族政权统治者纵然对道教有不热衷的一面，也还对张天师保持了基本的礼遇。但到了民国时代，连这个颇有来历的主流宗教都变成了应该唾弃的“封建迷信”，身为新兴民间宗教的一贯道等“邪门外道”，其命运不言而喻。于是，在日本势力侵入华北之后，一贯道部分成员出现向侵略者靠拢的倾向不足为奇。日军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着意利用一贯道等民间宗教，教首张光壁便成了日军和根基脆弱的汪精卫政权的座上宾客。这使得张光壁和一些一贯道众戴上了“汉奸”的头衔，但在宗教信仰者的立场上，常可看到类似的抉择：信仰的归属感要远远高于国族的归属感。
国共内战令双方暂时无暇顾及其他，当大局底定后，一贯道终于大难临头了。
1950年10月，中共正式宣布一贯道属于反动会道门组织，予以严厉取缔和打击，《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③在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之下，有多少一贯道信徒被杀，恐怕已经无法查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写得很清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这种暴力摧毁使得一贯道在中国大陆就此销声匿迹，至今一蹶不振。
在台湾，一贯道也曾遭到取缔。1953年2月12日，内政部以“查禁民间不良习俗”为由，将一贯道列入邪教加以查禁。1958年4月19日，内政部再度下令取缔一贯道。④在官方的“扫荡”之下，一贯道领袖被迫宣布解散。此后，非法的一贯道以转投道教、地下传教等方式保存香火。和中共不同的是，国民党对一贯道的地下活动没有采取大批杀人投狱的对策，算是手下留情。如1976年，台警方逮捕一贯道台南领导人物王寿，以叛乱罪移交军法单位，却因“罪证不足”，只判处三年感化教育。结果，一贯道在地下状态仍然得到了迅速传播，特别是吸收了一批当政的国民党高层人士，连管理宗教事务的内政部部长吴伯雄（现中国国民党主席）的夫人也成为“道亲”。⑤
一贯道在台湾的命运彻底转折是在八十年代。国民党面临党外运动越来越激烈的挑战，为了在民主化改革的同时维持其统治地位，“拥戴政府”的宗教团体就成为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潜在助力。特别是在民意代表和行政首长逐步实现直选的情况下，宗教信众的投票动员能力极为醒目。1983年，国民党当局责成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宋光宇在长期调查后，提出一份关于一贯道的详细报告，对一贯道的性质作出了重新评价。1986年，民进党以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宣告成立，随后不久，风烛残年的蒋经国终于迈出了解严的一步。而1987年1月13日，内政部宣布解禁一贯道，使之成为台湾解严后第一个改变非法地位的民间团体。这个时间并非偶然。领导层多为外省人士、主张“复兴中华文化、弘扬儒家精神”、甚至明确表示“协助政府推行政令”的一贯道，显然得到了国民党的垂青。事实上，信奉一贯道的萧天赞高票当选立委，日后更出任法务部长，宗教“铁票”功不可没。在1989年底的选战中，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宋楚瑜亲自到一贯道大会拉票，十余名国民党立委的当选背后都有一贯道信众的支持。2008年总统大选，萧天赞仍然是马英九阵营在主攻道教、一贯道等宗教票源方面的主要操盘手之一。据2000年的统计，如今的一贯道在台湾有道场3124个，信众84.5万人，是仅次于道教、佛教、基督教的第四大宗教。一贯道开设有学校、医院、出版社，在台湾民间的影响力不可轻视，更扩展出不少韩国、日本、东南亚等海外信徒。
纵观一贯道在台湾数十年来的发展轨迹，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世俗政权与新兴宗教间关系的一个新的变化。在选举政治的背景下，达到一定规模的宗教因其强大的组织性和动员力，能够以选票影响选举结果，进而在政治局势变动中发挥作用，令政界不得不加以充分重视。⑥近十多年内，台湾政坛不管发生政党分裂、轮替等何等动荡，一贯道都受到了各方的礼遇。2008年1月，一贯道精神领袖陈鸿珍（陈大姑）遗体告别式，马英九、陈水扁都到场致祭，后者还以在任总统身份颁布褒扬令。戒严时代的一贯道，在政府的打压下，可能比黑道竹联帮的地位还有所不如，但对照差不多同期的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葬仪，可见一贯道之今非昔比。
附注
① 传统农业的最大依赖，莫过于土地和水资源。而经过几千年的人类活动过度开发和破坏之后，华北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明清时代面临很多困难，如土壤的盐分过高和民生用水紧张。可参见周春燕《明清华北平原城市的民生用水》，收录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
② 对于宗教与国家强盛的关系，当时中国的知识阶层有很多荒诞或精准的思考，可参见葛兆光《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后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宗教兴趣》。
③ 这种由党的喉舌《人民日报》针对某一个教派刊发专门社论的“殊荣”，似乎只有几十年后的法轮功能够“媲美”。还有必要指出，中共政权将政权中枢放在民间宗教多发的华北，也自然要选择最突出的一贯道来铲除立威。
④ 李桂玲《台港澳宗教概况》中引述台湾警备总部1971年编印的0815号文件“为什么要查禁一贯道”称，取缔理由包括：妖言惑众，腐蚀群众心理；作奸犯科，从事不法行为；操纵教徒，干扰地方选举；邪行诡异，败坏善良风俗；为共匪利用，掩护统战活动。这最后一条堪称荒诞，早就被中共残酷剿灭的一贯道，如何能为其从事统战？这是典型的“欲加之罪”。
⑤ 2008年4月，一贯道总会在台中县举行第六届代表大会，当选总统马英九到场祝贺，并在致词中说：“二十年前吴伯雄先生担任内政部长时，协助一贯道克服诸般困难，能够顺利发展，所以说一贯道二十年来修成正果，要特别感恩吴主席。因为吴主席的菩萨心肠，一贯道得以迅速的在各阶层发展……”此言既是给足吴伯雄面子，也充分证明政界要人吴伯雄在一贯道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
⑥ 像日本以创价学会为“母体”的公明党那样，宗教甚至也可以直接组党参政。目前，公明党作为自民党为主的联合政权的参与者，为数不菲、立场坚定的“组织票”使其成为“关键少数”。在2005年9月的第44回众议院选举中，尽管初次采用了不大利于小党的小选举区制度，公明党仍以8987602票的比例票拿下23席，加上小选举区的8席，稳居第三势力的位置。多年来，公明党凭借创价学会会员和家属的票仓，始终维持了此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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