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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8：反思三十年之军事篇 111111 (2009-05-12 00:27 阅读人次:2150)

　　第一章解放军的军事传统

　　

　　

　　

　　

　　1999年10月的建国五十周年阅兵，是我在时隔十五年后再次观看到解放军的盛大检阅，这当中，无论是世界或个人，都接受了光阴流逝的洗礼。感怀之余，对于阅兵式本身，我的一点感触就是没有呈现出中国的军事传统，甚至连解放军自身的渊源也付之阙如。既看不到俄罗斯阅兵阵容中的老兵队伍，也看不到法国阅兵仪式里的龙骑兵，这种和历史传统几乎完全割裂的现役装备和军人展示，总觉得教人不堪回味。阅兵式的意义不仅在于炫耀现政权当下之武力样貌，还应通过庆典展现国族的威严与荣耀，而这威严与荣耀来自我们走过的历史。

　　因此，在这篇探讨解放军现状与未来的文章起始，我们先要简略回顾一下其所负载的传统。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军事传统对解放军的影响，二是解放军的成长经验。

　　中国历史上的各主要政权的军队，皆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地解决。其一是兴盛之势不能持久。一般来说，一个政权的肇始阶段，都有一支精锐强悍的武装作为后盾。即便是以积弱著称的宋，开国之初的军队也能和辽国铁骑平分秋色。但是，随着政权统治的日渐巩固，正规军的素质便会出现持续的下滑。①这当中的根本原因，除了承平日久容易滋生的惰性，亦源于统治者对军队尾大不掉的忧惧，导致采取自我削弱的政策，如常见的闲置或整肃高级将领。而当政权统治的衰弱速度尤大于军队之时，军人往往还有割据或反逆的危险。结果，政府与军队之间，陷入了一个纵之则悍、束之则羸的怪圈，即使是“马上得天下”的伟大帝国开创者们，亦无法摆脱此一症结。其二是文武矛盾不能解决。在该政权的上升期（也是战争期），武人位高权重，备受恩宠，但当进入统治期（承平期），则转为被文职官员压制。统治者以文臣为治理天下的工具，刻意尊文抑武，军人的地位、待遇都有所下降，在文治主义达到顶点的两宋，竟至沦落到被文官任意欺凌的地步。②这对战斗力的戕害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学者司徒琳在《南明史》中指出，明帝国之所以连半壁江山也无法维持，被满清彻底消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文官和武人的疏离 “无法克服”，使变乱之际的军事力量在猜忌、厌恶和倾轧中失去了效能。

　　这两个问题从性质上看，在人类各文明中具有共性。任何时期、任何民族的政权，其军事力量都难免一步步走向衰败，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皆然，这是历史的常态。美国军力现在固然冠绝全球，但若置之于人类历史长河，只是阶段性角色。而当代西方国家里，以文官控制军人也是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原则。小戴维·佐克和罗宾·海厄姆（美国）在《简明战争史》中写道：“对职业军人的怀疑，成了我们传统中的一个不幸的部分。因此，文官控制不管多么不恰当，却变成了一种迷信。”可见文武之间的矛盾非中国独有。然而，这些问题在中国仍有其特性，如前述中国的政权对军力的习惯性自我削弱，以及在文治主义背景下对武人的强烈贬抑。此症结困扰了中国军队上千年之久，对于现代的解放军而言，仍然具有必须加以审慎思考的价值。

　　大历史的遗产之外，年逾八十的解放军也拥有其自身的传统，在官方的宣传机器中，此一传统之前要冠以“光荣”二字。若单纯以军事角度来评价，解放军过去的战绩配得上这个修辞。

　　不少对中共政权持批判态度的人士，乐于贬损解放军的战争表现，否定解放军的战斗力。这种言论暴露出了他们的意气用事和知识匮乏。事实上，解放军（共军）从孱弱的小股武装起家，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和多个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交锋，非但夺取了政权，更一改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战争上的屈辱处境，其业绩绝非浪得虚名。我认为有必要提及以色列学者马丁·克里费德所著《战斗力：德国与美国陆军的表现1939-1945》一书，他在书中的结论是：“（二战中的）德军是一个优异的战斗组织。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各国军队中，论及士气、干劲、部队团结战力恢复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提并论。”作为以色列学者，给予纳粹第三帝国的德军如此评价，他的坦率勇气和学术信念值得钦佩。然而，在本书的阅读中，对德军的种种分析时时让我想起另一支军队：1946-1953年的解放军。德军纵使无人能媲美，但或可与解放军作一比较。③

　　马丁·克里费德对比了二战中德国与美国陆军的方方面面，涉及民族特质、组织制度、人事行政等诸多领域。他指出，美军的弱点，在于“忽略奇袭、机动、临机应变的重要性”，“奇袭、机动、临机应变”这三样尤其是解放军的拿手好戏。马丁还说到，美军的组织结构和德军相比，师团级指挥官缺乏能动性，过分拘泥所谓“规则”、“系统”，而解放军的长处正在于各部队常常能发挥现场主动性，林彪麾下的四野在辽西击溃廖耀湘兵团，衡宝重创白崇禧集团，皆是极好例证。

　　相比之下，倒是一些西方的军事专家对彼时的解放军有更加公允的评价。在朝鲜战争中曾指挥美军的范弗里特上将发现，解放军的编组“解决了自疏散队形革命以来即困扰各国军队的‘战场上空虚’的问题”，因为林彪命名的三三制“解决了战斗机动，也使得小部队非常的灵活机动”。这一小群弹性突击战术，有时使防御者“看到了”比实际上更多的进攻者（导致所谓的“人海战术”想象）。以上论述见于约翰·英格利希和布鲁斯·哥德蒙森撰写的《临阵当先论步兵》。他们还指出，在朝鲜和解放军的交手导致“产生了许许多多有关步兵战术与小部队团结以及力图改良美国步兵素质的严肃论著”。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战场上，中国军队第一次为世界军事强国提供了一个足堪借鉴并引发反思的示范。

　　当战争的胜绩渗透了一支武装力量的传统，意味着其间的军人容易受到强烈的自信感染，也意味着一些曾有功于胜利的原则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直到1978年前，解放军大体上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光荣传统”之下。但是，自信可能滑向自大，坚持也会变成僵化，这是解放军必须要冷静视之的。

　　

　　

　　

　　

　　

　　

　　附注

　　第一章

　　①这一下滑趋势的速度各有不同，通常到了政权的中期，会出现战力瓦解的征兆，清代的八旗劲旅更是在入关几十年后便不堪重用了。国家统辖之正规军战力的低下，令将领们只好另辟蹊径，组建私人军队性质的亲信家丁，待遇比正规军更高。如明代著名边将家族李成梁、李如松，蓄养大批家丁“每当大敌，用以陷阵”。李如松在征朝鲜的碧蹄馆一役中，“潜率家丁二千人”赶往战场，可见其规模。清季当满洲八旗和绿营皆不堪用，曾国藩等人也只好自行募兵，另组新军。可新军的气势能维持多久也成问题，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到了甲午战争便颓势毕露。

　　②北宋名将狄青自士卒起身经百战，凭借战功做到位极人臣的枢密使，却在文官们无中生有的攻击下去职，中年便郁郁早逝。此种现象非宋代所独有。《明史·兵志》说明代武职之卑微，“至于末季，卫所军士，虽一诸生可役使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讲到某总兵上书大学士张璁，自称“走狗爬见”。文武之地位悬殊，比主奴尤有过之。

　　③书中提到，1953年，美军请来纳粹德国曾任参谋总长的弗郎茨·哈尔德上将，以及其他一批德军被俘将官，希望他们为美军评估刚刚拟定的作战纲要守则。表面上看，德军将官们是失败者，美军是战胜者，后者何以要向前者屈尊求教？更有趣的是，这些德国军人们在审阅了美军的守则之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美军的指挥体系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哈尔德指出，美军的守则中问题多多，如忽视单兵重要性，低估心理因素，限制指挥官自由等弊端相当明显，并充满“陈腔滥调”。这些批评不可谓不尖刻，却受到了美军的重视。勇于向手下败将虚心请益的做法，表现出了了不起的坦诚与胸襟。从这个角度说，美国的强盛并非全凭客观运气。之所以向德军请教，是因为美国人心里清楚，德军在二战中的失败“非战之罪”，其能力绝对有资格做他们的老师。根据马丁·克里费德的计算，单纯以军队的单位战斗力对比，在任何时期，德军都比美英军至少高出20-30%。德军的作战准则第一条就明确指出：“战争是一种艺术。”而德军在二战的一系列出色表现，无愧于“艺术”的称呼。我个人推断，美军请哈尔德评估新准则的时机，或许正说明了朝鲜战争对美军的冲击。以表象论，经过二战考验、国力正盛的美军，怎么会与此前尚以羸弱落后闻名的中国人言和，甚至还在局部遭受了不少灰头土脸的挫败？看一下哈尔德提出的批评，就会知道，美军在作战素质上和解放军的差距，令其装备、技术优势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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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 第二章解放军的变动年代 111111 (2009-05-12 00:27)

　　第二章解放军的变动年代

　　

　　

　　1978-2008年的三十年间，是解放军这支世界上最庞大的武装力量发生巨变的三十年。在最初的十年内，解放军和越南进行了一场中等规模但相当残酷的边境战争，此后便迎来了自创立以来首度的漫长和平。尽管和诸多潜在对手之间的龃龉仍屡有发生，但这么长时间的和平岁月，对战争经验非常丰富的解放军而言，实在是一次全新的体验。然而，也正是在这段和平时期里。解放军主动或被动地经历了几近脱胎换骨的变化，其幅度与深度前所未有。对此三十年内的解放军发展历程进行深入解析，无论是从研判解放军自身的发展前景来看，还是以预测现政权的可能走向视之，都堪称至关重要。

　　首先要加以瞩目的是，在三十年中，解放军发生了那些至为关键的变化？

　　第一，就中国社会的大背景来说，1978年后的中国实现了从高度军事化体制向常规和平体制的逐渐淡出。专长中国现代史的美国学者柯伟林认为，西方的军事制度是向中国单一最成功的文化输出。①二十世纪上半期，国共两党都依靠武力夺取政治权力，而在两者的对决中，中共的胜利并非依赖所谓“贫苦农民或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在于军事上的优胜。（张爱玲在回忆胡适的文章中也提到，胡适对中共的胜利有一句评判：“纯粹是军事征服。”）柯伟林指出：“共产党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军事化大背景之下的一部分，这一军事化过程在文革中以各种方式达到了顶点。”②他所说的“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人身着军装”，每个曾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应该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表现中国军事化程度的一个直观例子，是军方人物在政权核心、中共中央委员会中所占的比重。在毛时代，这个比重持续扩大，在1969年的九大上，委员中军方背景者竟然达到44%。全国29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中，军人直接担任主任的为20个。各省内县以上革委会主任由军人担任的比例也大得惊人，湖北竟然是98%！较少的广东也是81%。（数据见于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而自进入1978年之后的邓小平时代起，该数字不断下降，到标志性的十六大之前，解放军在中央委员会的比重占18%，在中央政治局占9%。此一比例自90年代初起，便基本上保持了稳定。2002年的十六大上，中央委员会中军方人物占据了约21.7%；而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204名中央委员中，军方代表41人，约占20.1%。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军方更是只有徐才厚、郭伯雄两位军委副主席而已。军事化程度的降低，意味着军队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出现下降，但从普遍意义上说，也可称之为渐趋正常。

　　其次，由于岁月变迁之下的新老交接，1978年后的解放军完成了从老一代军人向新一代军人的转变。这一转变最值得关注的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年长的富于实战历练的军人，变为年轻的军校教育培养出的军人。兰德公司学者毛文杰在《中共资深军官之专业化：趋势与意涵》书中指出，1979年对越作战时的解放军领导人，不管中央还是前指，都还具有抗战、内战和韩战的作战经验，而此后崛起的解放军军官实战经验则不断减少。按他这本写于1997年的著作所言，解放军军官具备实战经验者只有46%。不过，和老一代军人相比，新一代军人们多半教育程度较高，专业素养更强。若以接受专业化军事教育的水准衡量，越年轻的军人们就越占优势。其二是军队内部派系的变化。解放军从创建到壮大，内部始终存在不同的“山头”，比较突出的是以曾隶属于几大野战军为区隔的派系。派系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了1978年后。比如邓小平在1978年的解放军工作会议上，强调组织重整、纪律管理和后勤保障，但叶剑英随后便话中有话地主张“革命政治工作是我军的血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唯一目的。”叶并且在数场邓及其支持者出席的会议中缺席。这不仅是两人在军事理念上的认识分歧，实则暗含了不同派系之间的恩怨纠葛。然而，老军人的日益凋零，也意味着传统派系意识的式微。今日的解放军内虽仍不免会有派系，但可能更多依附于动态的上下僚属关系，具有较大的弹性。

　　第三，在这三十年里，解放军的军事思想发生了本质性的变革，即从毛时代的全面人民战争理念，转变为立足打一场有限的现代化常规战争。推动此一转变的是两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一为解放军迄今为止最后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即对越边境之战；二为拉开后冷战时代序幕的海湾战争。解放军在前者是当事人，有切肤之感受；在后者是旁观人，能冷静地观察。

　　毛泽东人民战争学说的核心，强调人的因素（核心是战斗意志）可以弥补物质装备的不足。另一方面，他坚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仍然不小，其战略构想是当敌人的陆军侵入中国本土后，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来挫败之。解放军在韩战、越战、对印作战等战斗中的良好表现，加上毛泽东作为伟大统帅的传奇声望，使其学说对解放军的建设发展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1979年的中越交战（中国称为“对越自卫还击战”，暂且不计此后蔓延近十年的边境冲突）令解放军的光环受到了质疑。这亦是主张“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决心推动解放军现代化改革的要因。Bruce Elleman在《近代中国的军事与战争》中指出，以解放军的庞大规模而言，这场战争的表现“有些不堪”。西方观察家普遍认为，解放军的诸多缺点在实战中暴露无遗，从装备到战术都已明显落伍于时代，并因此而导致了极高的人员伤亡。

　　邓小平的现代化改革包括几个方面：削减军队数量，提升军人、尤其是军官素质，更新武器装备，特别积极地发展海空军等技术含量高的军兵种；加强日常训练，将军队从过多地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撤出。如果要寻找一个具有指标性象征意义的事件，那么莫过于1979年7月9日，即对越自卫还击战不到半年后，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重新启用，以及1980年、1981年后勤工程学院、运输工程学院的重新招生。正是在那场战争中，解放军的后勤供给表现糟糕得一塌糊涂。

　　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明确怀疑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他认为解放军更需要准备的是打一场中等强度的常规战争，对手亦可能不再只是传统的美苏“两霸”，而包括周边其他邻国。为此，解放军要建设一支专业素质过硬、装备水平较高，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现代化武装力量。1991年的海湾战争，对解放军是一次极大的刺激和震撼。海湾战争是大量高新军事科技得到充分应用的新型战争，对二战以来的传统常规战争样式造成了革命性的动摇，解放军则从中深刻感受到了自己和世界军事科技发达水准的巨大差距。所以，邓小平的现代化改革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贯彻，表现在海空军得到的财政支援比重继续增加，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精锐部队倍受重视，武器和技术的研发与换代步伐明显加快。这个趋势目前仍在进行当中，但需要指出的是，和毛泽东的唯意志论相对照，今日之解放军有唯武器论、唯技术论的倾向。

　　第四，国际形势的剧变，给解放军身处的战略态势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随后的苏联解体，标志着解放军的盟友与假想敌出现了有趣的颠倒。世界性超级大国只剩下一个：美国。中美关系，及附带的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都发生了丕变，俄罗斯反倒成为解放军现代化装备改造的主要支持者和协力者。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军“误炸”中国驻南大使馆，是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显著标志。尽管双方在公开场合都将彼此冠以“战略协作伙伴”高帽，但谁都清楚表象之下的现实究竟为何。由于中国在这三十年内的经济发展，给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带来了极大的未知变数，因此“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同时，台湾政局的激烈动荡，也令解放军的危机感大大增强。

　　在上述背景下，作为成功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解放军似乎从来没有遭到过来自国际上如此四面八方的质疑、批判和敌视。军费增长、开支不透明、新武器研发……诸如此类在其他国家都存在的正常现象，到了解放军这里便召来议论纷纷。③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安全态势和之前的同时应对美苏两强威胁相比，并没有特别的改善。相反，美苏对峙的两极冷战体制还可以让中国找到一个平衡的借力点。正如约翰·梅森曾在《冷战：1945-1991》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只有他才可能去影响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尽管中国只是一个影响力有限的地区性大国，然而，他是唯一一个成功抵挡了两个超级大国入侵的国家。”现在，冷战虽已成了过去式，但解放军面临的冲突爆发危险可能蕴含在领土争议、民族纠纷、宗教仇怨等更多的不安定因素当中。因此，没有什么比“居安思危”这句古训更足以作为解放军的座右铭了。

　　

　　

　　

　　

　　附注

　　第二章

　　①罗志田在《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中引用费行简所说：“民国成立，军焰熏天。”实为中国彼时之真实写照。他又因报人王新命择婿故事，王更说三十岁以下男子若要寻成名立业者，除军人之外“不可多得”。此亦可见军人在社会上的统摄地位。罗志田把此一时期比作历史上军阀混战的五代，相当贴切。

　　②但全民军队化的口号并非中共提出。在外战屡战屡败的强烈刺激之下，早在清末，“铁血主义”、“尚武精神”的呼吁和鼓吹就已经开了宣传上的先河。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曾仿效德日等国，试图推行从政府机构到民间社会的军队化。我们今日的学生军训，亦始自蒋介石时代。他在1934年说：“高中及大学生毕业时，应先学习军事教育三个月，方给文凭。”

　　③美国海军上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说过：“在军队问题上，经济不是压倒一切的因素……经济只是一个因素，而且经常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如果想要生存，就不能节俭。”（斯蒂芬·豪沃思《美国海军史》）而对于外国政府对中国军费究竟花到哪里（他们通常认为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面）的多管闲事之疑虑，他们显然有意忽略了中国有几百万名需要穿衣吃饭的军人；而即便是可能符合“透明”准则的美国军费中，也还包括国防部采购的“659美元一个的烟灰缸，404美元一个的插座和436美元一把的锤子”。（《密尔沃基周刊》，见于《美国海军史》）

　　

回复[2]: 第三章解放军的实力评估 111111 (2009-05-12 00:28)

　　

　　在大致回顾了三十年来的诸般变化之后，对现在的解放军，一个最直接的疑问就是其实力究竟为何？1958年8月17日，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大将在《解放军报》撰文写道：“如果我们忽略革命化而过分地强调正规化，不仅不能提升军队的战斗力，相反的，它将削弱解放军的革命特色，甚至使解放军变成纸老虎。”“纸老虎”是毛泽东对敌人和“一切反动派”的惯用称呼，但是，解放军在和平岁月中会不会从“真老虎”蜕变作“纸老虎”呢？

　　有趣的是，不论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不论业余爱好者畅所欲言的网络论坛还是《简氏防务周刊》之类的专业媒体，对于解放军的实力评价都并存着截然相反的论调。作为普通的观察者，很容易对此产生迷惑：西方对解放军军力的肯定，是为了制造“中国威胁论”而夸大其词，抑或有踏实的情报来源作为支持？同样，对解放军的“落后”轻视，是出自过去刻板印象的骄狂，抑或更接近实际的冷静审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官方和民间舆论中，有关解放军战力的正面论述，到底是源于自信或为了营造吓阻作用而释放的烟雾弹，还是心虚气短之下的自我壮胆？负面论述到底是妄自菲薄的自我矮化，还是亲身体验之下的有感而发？这当中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大。鉴于多数人无缘得窥解放军的机密资讯，也鉴于二十余年来没有实战的检验，对此疑问的任何明确结论都免不了一丝轻率的色彩。以下仅凭藉部分资料和个人观感，权做一些粗浅的推断。

　　评价一支武装力量的实力，窃以为可以从几个角度入手：

　　1．社会地位和与民众的关系

　　军人在一个非战时社会中的地位，是能够间接反映军队实力的重要指标。马丁·克里费德指出，在上世纪初的德国，服兵役被视为一种荣誉，而从军中不名誉的退伍是“莫大的惩罚”，“成年且于社会工作的女孩子愿意与穿军服的军人约会”。即便在二战的惨痛失败后，国防军军人们依旧受到了一定的尊重。解放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拥有与德军相似的社会地位。中共不但把解放军看作暴力机构，还是实践并传播其意识形态的首要得力工具，因此称之为“大熔炉，大学校”。军人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和光荣的政治使命感，在出身成分至为关键的情况下，送子参军或与军人结婚成了许多民众的追求。同时，对农村和城市底层平民来说，从军是摆脱贫困、改善处境的好机会，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方面，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类似旧日科举的作用。因此，如果说军人受到了全社会普遍的崇敬和羡慕，并非夸张之辞。

　　但是，这种状态自九十年代起发生了变化，尽管缺乏周密的专项调查，仍能感受到军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在2000年福建福清农村的一项职业声望评价排名中，军人仅列第33位。2007年《新周刊》引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职业声望调查数据也表明，军人在81个职业中位列第36位。在相对宽松的网络媒体上，现役军人、退伍军人抱怨待遇低下、分配不公、付出未得应有回报的消息时有可闻。军人社会地位的低落，将影响军队的士气和吸引人才的魅力，这也是柯培德认为“目前并无证据显示现今的解放军士兵比1979年的上一代士兵更优秀”的理由。曾任美国驻华陆军武官的他说：“江泽民时期的中国已经缺乏驱使人民从军的动机。解放军希冀招募的高素质人才往往亦有民间部门高薪延揽，况且在失去光环的军队中服役并无法改善年轻人在家乡的声望。”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佳的青年就业现状，军人的可动员数量不成问题，质量如何则值得推敲。①

　　解放军和民众的关系，向来是中共积极宣扬的最大优点，“军民鱼水情”是战争取得胜利的保障。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原本“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略有退化，其原因可能更多的来自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矛盾，如军队经商与民争利，地方的商业开发损害军方权益等；西方评论家所关注的“六四因素”，却未必有他们想象得那样重大。从1998年的抗洪救灾到2008年的四川地震抢险，解放军在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中的积极表现，为维护军民关系，塑造自身形象起到了极大的正面作用。这是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最成功“公关”。可是，仍要强调的是，较好的声誉与对人才的吸引力是两回事。

　　2．装备质量和技术水准

　　装备与技术的提升，堪称解放军这三十年来最坚持不懈、孜孜以求的目标，而且也的确实现了不小的进步。但萝莉·勃奇克、施道安、伍尔泽等编著的《解放军75周年之历史教训》指出，解放军二十多年的现代化努力仍未竟全功，在装备技术上，“除了弹道导弹等少数武器外，其军工复合体至今仍无法自行生产可以立即部署的现代化武器系统”。特别是在空军、海军这类技术性军种内，解放军还存在着对俄罗斯等外国进口武器的依赖。

　　美国战争学院教授高德温在前引《历史教训》书中表示，尽管中国曾孕育出世界一流军事哲学，但自清代“自强运动”迄今逾150年，“中国军事现代化却依然过度依赖外来军事技术与外国准则的经验和创新”，这必使得解放军“深感挫折”。然而，他也承认，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多种因素，解放军在装备技术领域的提升指日可待。1998年4月成立的总装备部，是“质量建军、科技强军”口号的落实，改变了传统的军委“三总部”格局，显示出解放军迫切的改善愿望。

　　虽然中共和解放军历届领导都强调建立自主国防工业体系和装备研发能力的必要性，仍有一些阻碍短时间内不易排除。首先，从毛泽东时代走来的庞大军工复合体必须加以改革，尤其是要开拓与民间部门的协作交流，因为“大多数先进武器系统的整合基本上都是军民两用的。”（高德温）比如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军工市场化模式下，军民技术的通用率为85％。2007年3月，国防科工委发布实施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导意见》，允许包括民企在内的非公企业进入过去被视为禁区的国防工业。这个整合还处于起步伊始的阶段，其成效有待观察。其次，从清末筹建海军的“造船不如买船”论算起，由于习惯性地急功近利的战略短视，脚踏实地但见效较慢的自主研发每每流于空谈。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虽然打着“以市场换技术”的旗号，实则未能在汽车、电子、航空、通讯等领域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基本上只是凭借劳动密集优势徘徊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因为军工产业的特殊性，自主化的声音固然会更强一些，但能否落实依然端赖领导层的认识与实践。

　　解放军寻求装备与技术的发展，并非仅是简单的武器更新换代，实际上还要求马丁·克里费德所说的“人力管理”做出适应性调整。他指出，科技带来了专业化，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弹性和全方位的能力”，而“人力管理的艺术”绝大部分独立于科技之外。②在评估美军在科索沃、伊拉克和俄军在车臣的作战教训之后，也有一些解放军学者警告不能忽视“人”的重要性。纵然再先进的装备，归根结底还是由人来运用，在装备日趋复杂化、尖端化的背景之下，对人员素质和组织体制都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这对于传统上“红”比“专”更受重视的解放军来说，不啻一个新的难题。

　　3．战略思想和传统性格

　　前一章已经初步论述了解放军的战略思想变革，即从全面的人民战争、世界大战到打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有限战争”。此一转变虽然顺应了时代潮流，但亦伴随出现了一个副产品：唯武器（技术）论。

　　毛泽东曾经强调：“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而今日之解放军对新式武器、高技术武器的膜拜，可以从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中军方专家们对西方军队武器的津津乐道略窥一斑。美国美中委员会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指出，中国军事专家与研究者相当热衷于所谓的王牌或杀手锏武器：“事实上，自从1999年8月江泽民要求优先发展杀手锏武器以来，他们便备受关注。此类武器与资讯战等不对称战略正好符合，中共认为这有助于反制美国军力优势。”“资讯战等不对称战略”当指同年解放军两位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合著《超限战》中的一些观点，此书在全球军界曾引发不少讨论。不过，前美国驻华陆军武官丹尼斯·布雷斯科尖锐地揭露：“这些王牌武器、资讯战、网络战及其他不对称战法是否真能在战争中发挥关键效能仍有待质疑，特别是在未经测试且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而且，以此还可以看出解放军某些人士在战略上的内在矛盾甚至思维混乱。既然强调有限战争，又如何超限？乔良在书中自称的“邪招”，有的实际上接近“国家恐怖主义”，是从“总体战”进一步扩张到“无限战”。另一方面，对杀手锏武器的急切追求，等于在本已落后的技术领域和对手展开军备竞赛，颇有舍长就短之嫌，也背离了不对称战略的初衷。

　　2006年，空军大校余爱水所著《军事与经济互动论》在全军首届政治理论研究成果评选中获得一等奖，该书在科学技术是“摧毁力”、科技领域是“第一战场”，“胜败由这里决定”的依据下，提出中美军力的“绝对差”概念，充分表现出唯武器论在解放军战略思想之中是如何的根深蒂固。③解放军从创建起，就长期面临装备简陋、物资短缺、环境恶劣等诸多不利条件，可以说是不对称状况下作战的行家里手，但目前盛行的唯武器论观点，却暴露出了新一代军人的重大弱点。

　　从南昌起事到控制中国大陆，解放军在近三十年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性格特点，其中最堪注意的是进攻性格。毛泽东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不能偏废……从战争的整体来看，进攻仍然是首要的。”在和任何对手交锋时，解放军均敢于主动、坚决地发起进攻，即使是在防御作战中亦能果敢反击。而在进攻性格之下，解放军因自身条件局限，更“偏好”机动、突袭、伪装欺敌、短兵相接的作战模式。可是，与主张不断革命的毛时代不同的是，之后的解放军秉持战略防御的立场，如2000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称，武装力量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进攻性格的形成，是由于解放军有明确的目标追求，要采取积极的进取姿态。而当“打天下”转换成“守天下”，其中的心态变化显而易见。特别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解放军直接动用武力手段的打算可能会被较为保守的“吓阻”所替代。然而，仅仅一个“吓阻”，恐怕并不足以应付周边复杂难解的局势，也不足以彻底消除矛盾激化的风险。

　　4．体制结构和领导素质

　　1978年7月，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是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进行的战争，就是人民战争。”这一体制日后逐渐发展成为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的新“三结合”。在解放军内部，仍保持了野战军与省军区、军分区等地方军的划分，而野战军中的精锐部队和海空军、二炮部队是最主要的资源倾注对象。

　　由于解放军强调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的转变，必然要求体制作出适应新形势的改革。邓小平1985年宣布裁军百万，就指出“消肿”和体制改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江泽民在十五大上宣布再裁军五十万，也要求“把结构调整和指挥体制改革作为重点”，以加强解放军的合成化，提高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在这个方面，有三个显示进步的变化值得一提。一是在联合训练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2004年军方在大军区之外，于全国成立了数个军事训练协作区，进行“跨越现行体制编制的组训”，以实现多军兵种成立联合作战指挥。如2008年9月，由潍坊军事训练协作区发起的跨越山东、辽东两个半岛（分属济南、沈阳军区）的演习（总指挥：26军军长马宜明少将），是几年来一系列都以“联合”命名的演习的最新成果。二是在地面作战部队中，解放军正超越传统的师、团级基本单位，尝试建立旅、营级新型合成战斗群。这种战斗群集合了步兵、炮兵、工兵、通讯兵和其他特殊分遣部队，机动及作战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自海湾战争以来，解放军尤其强调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新型战斗群是这一变革的进一步深化。三是士官角色的日益重要。布雷斯科在《解放军75周年之历史教训》中认为，这是“解放军高层研究外国军队的心得，及其出国参访时的观察结果”。因此，解放军从1986年开始推行士官制度改革，自1990年起，陆军士兵的服役期更从三年缩短为两年，来增加士官的人数。士官制度的成熟有助于提升解放军的专业化程度，并维系组织的稳定。

　　然而，与体制上明显的改良相比，解放军现在的高级将领们的能力能否追美他们的前辈，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解答的疑问。退役不久的曹刚川上将（1935年出生，73岁），也是在朝鲜战争之后的1954年才加入解放军。实战经验最丰富的非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上将莫属，但他参加的中越战争只能说是一场有限的边境冲突（局限于陆军），而且严重缺乏现代技术含量。近年来迅速攀升的副总参谋长章沁生中将被视为军中未来之星，其经历说明他具备了一定的国际视野，并学习过现代联合作战理论，却在实战历练上仍属空白。毛泽东的名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解放军第一代将官中高手云集和士兵战力强劲的根本原因。④在这一点上，美军自后冷战时代以来，拥有多种类型的作战经验，是其巨大优势所在。

　　尤其令人疑虑的是，中共现行政治体制的最大弊端之一是在官员的升迁上“择劣”，即由弄虚作假的所谓“政绩”、但求无过的平庸和人际关系的藩属来选任官吏，很难说清这种不良风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军队。

　　5．实战经验与训练状况

　　1988年4月30日，第27集团军结束了在中越边境老山的轮战，由成都军区第37师换防，然后到1989年10月30日，解放军的轮战正式结束。但其实在此前，陆军与越军在营团以上规模的边境冲突早就停止了。海军的最近一次实战是1988年在西沙群岛与越军的交手，而空军的空战实战纪录更是要上溯到1968年。这意味着即便是陆海军，也有整整20年未曾与敌人真刀真枪的厮杀，在解放军的历史上实为空前。虽然战争不是值得期盼的好事，但对于一支职业的武装力量而言，唯有战争才是最有效的检测其质量、效率与能力的方式。一支长期缺乏实战经验的军队，会在另一个久经战阵的对手面前显出天然劣势：享受了150余年和平的阿根廷军队和身经百战的英军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较量，便是很有说服力的注脚。

　　没有实战的磨练，就要依靠平日的演习和训练来检测并保障部队的战力。⑤1995年，针对台海局势，解放军开始举行大规模军演以“吓阻台独”，翌年的多枚导弹试射高雄外海和两个美国航母编队的到达，使这场危机达到了高潮。美军的介入，加上台湾政治形势的变动，无疑令解放军高层警觉并且愤怒，此后几乎每年都会有较大规模的军演，假想敌也自然不言而喻。同时，部队的加强日常训练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重视。有关这些方面的情况，中国媒体作了不少报道，但大体上局限于正面宣传。不过，曾任美国空军驻华副武官的肯尼斯·艾伦在《解放军75周年之历史教训》中，引用了当时任解放军空军主管训练的副总参谋长何为荣少将（现任空军副司令员，中将）的一篇关于训练的文章。何为荣承认了日常训练中的诸多“严重缺失”，如对地攻击训练“食古不化”，“根本不允许飞行员具备任何弹性或创造力”。他并且指出，“飞行员分配到的飞行时数已日渐减少，但飞行日志上的资料却与事实不符。”另一位广州军区空军运输主任就2001年一次失败的演练强调：“关键在于训练只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甚至为了通过试验而刻意演出。”2007年的“确山演习”后，媒体称军方主动发布了一些演习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而近年来的演习正减少“演戏”的成分，力求创造近似实战的环境。不过，这种说法本身仍是正面宣传。在中国现行的体制（无论政界或军方）下，表面光鲜是官员们的终极追求，造就了“形象工程”的泛滥。军演是否沦为了一种军方特色的“形象工程”，实在不得而知。

　　2005年8月21日，解放军和俄罗斯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进行了一次联合军演，双方共计出动万余人，解放军的“糟糕”表现遭到了俄罗斯媒体的严厉批评。⑥所以，仅仅依靠中国媒体的夸赞报道，可能难以做出对解放军演习和训练质量的公允评判，一切或许只有在下一场现实的战争中才能得到验证。

　　总结：就以上几个层面的综合来看，解放军当前的战斗力确实存在不少疑点。解放军在中国社会中的声誉总体尚可，但也有不少针对军队内部的腐败的严厉指责。这对重文抑武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军人社会地位和声望的下降。在招揽人才方面，解放军开始采取募集大学生乃至提供奖学金等方式，但除了某些尖端技术部门（如航天和战略导弹部队）外，提升人员素质的成效如何并不确定。

　　98主战坦克、歼-10、预警机、093级潜艇等新式武器的陆续曝光，展示了解放军在装备更新上的持续进步。不过，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依旧存在，总体水平也和先进国家仍有很大差距。而且，新技术和新装备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要求解放军充分认识并加以调整。事实上，解放军在体制结构上的确做出了诸多改进，有的甚至颇具创意和探索的勇气，这应当予以肯定；然而，社会的整体环境决定了军队不可能是一片净土，再加上欠缺实践的检验，解放军的指挥机构能否选贤与能，运作体系能否顺畅高效，都不由得教人心存疑窦。

　　正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论述一样，它可称之为构想，但并非经过深入讨论和论证的成熟的战略思想，更不具备详细周密的施行策划。解放军最大的薄弱环节或许亦在此处：若号角声飘忽不定，又该如何适从呢？在超限战和有限战争之间，在进攻性格与防御姿态之间，在唯武器论信念和现有技术水平之间，在和平崛起的口号和强敌环伺的现实之间，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矛盾，摇摆和含糊。

　　

　　

　　

　　附注

　　第三章

　　①福清的数据引自程丽香《城市化进程中的沿海农村职业评价》，文中也提到农村尚且如此，在大城市中军人的职业声望可能更差。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一般民众对军事事务拥有极高的热情：具有专业知识性的军事杂志拥有巨大的发行量和读者群，军事内容的网站人气旺盛讨论热烈。解放军研究专家李南在《解放军的保守国族主义》（收录于《人民解放军与变动的中国》）中援引《解放军报》的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军事题材的影视剧达到50%以上。《亮剑》、《士兵突击》、《集结号》等剧作非常走红，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但是，喜欢看热闹不等于也会亲身投入，一个军事题材影视的爱好者很可能并不愿或让自己的亲人从事军人职业。

　　②科技的提高颇有些双刃剑的味道。马丁·克里费德举例，一个现代德国陆军师包括了900余个不同的军职单位，而二战时的陆军师只有40个。大量的新增专业技术人员，给现代军队的管理和效能发挥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不作出必要的调整，科技可能非但不能增色，反而造成影响战力发挥的阻碍。

　　③考虑到近代史的屈辱历程，可以理解中国人对“船坚炮利”的深刻印象，然而，即便晚清军队采用了和对手等同技术水准的武器，依然会表现得不堪一击。这显然不尽是“船坚炮利”的问题。解放军似乎从来没有在科技领域大幅领先过任何对手，也并不妨碍其创下足堪称道的战绩。在苏联解体后的局面下，美国和古巴的军力差距可说远大于美中，可美国仍未能以武力手段铲除这个在背芒刺。这显然绝非单纯的军力比较所能决定。从另一角度思考，今日军方对高科技和新式武器的念兹在兹，不排除是为索要更多的军费寻找适当的借口。

　　④德国以参谋总部为代表的军官团是德军在规模受限、资源匮乏的不利局面下仍旧保持战力的重要因素，而解放军在中共建政之后，最优秀的第一、二代军人却囿于内部倾轧和政治干扰，始终无法形成类似的机制。

　　⑤解放军在5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八总部的体制。其中就包括训练总监部，刘伯承担任主任，负责指导军队的日常训练。刘伯承是解放军中积极推进正规化、专业化建设的代表人物，但在以国防部长彭德怀为首的另一派攻击下黯然去职，由叶剑英代理主任。1958年，在毛泽东称之为“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下，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这不妨看作一个“红”战胜了“专”的例子。

　　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在伞兵空降中，解放军的一辆突击车落地后倾覆，伞兵则在没有佩戴武器的情况下，从800米高空跳下；而俄军的空降战车安全着陆，全副武装的俄国伞兵在600米的高度跳伞。俄军高级军官“无法解释为何出现这样的事情”。另有报道称中方还有更多实际的人员和物资损失，体现出与俄军明显的差距。

　　

回复[3]: 第四章解放军与中国政治 111111 (2009-05-12 00:30)

　　

　　解放军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又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共政治领袖对于解放军的统驭，可以用“党指挥枪”来概括，这也被认为是中共击败国民党政权的要因之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意图贯彻，使其比派系内耗深重、军阀习气未褪的国军具有更高的效能。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毛在党内唯我独尊的地位，“党指挥枪”也可以说成“毛指挥枪”。即便是军中根基、势力都一时无两的林彪，依然逃不脱任毛整治的命运。然而，1978年后，虽然“党指挥枪”的原则仍然不容置疑，但党政领导与军方的关系还是出现了某些变化。

　　邓小平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突出人物，又有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其威权地位得自先天。不过，没有军衔的他毕竟来自解放军中并不算最强的二野一系，在对全军的掌控能力上，与毛泽东差距极大。所以，在八十年代，无论是对军队人事的调整，还是重大政治决策，他都未能像毛那样只手遮天，甚至面对军方的反对意见被迫作出了让步。

　　八十年代，邓小平与军方的微妙互动，为日后的党（政）军关系变化开了先河。此期间，活跃在高层政治生活中的资深职业军人以叶剑英为代表，他虽然主要经历限于参谋职务，并无显赫战功和嫡系部属，但由于在逮捕四人帮、劝退华国锋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邓小平必须对他予以应有的尊重。而对许世友、韦国清等二野以外的开国上将，邓尽管能以领袖身份指挥之，却不可如毛一般玩弄于股掌。詹姆斯·汤森、布兰特利·沃克的《中国政治》指出：“邓小平面临着持续的反对者，他在推进自己的主张方面也并不总是成功的。”这是一个较为公允的结论。有说法认为，军方拒绝接受邓让接班人胡耀邦兼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邓亦无可奈何，而胡因学潮而黯然辞职的背后，军方也是主要推手。①

　　1989年的风波，意外地加强了邓对军队的控制。尽管各大军区对戒严令的支持表态“反常地”未能同时发布，尽管发生了38军军长徐勤先违命的罕有事件，但最终，邓通过“平暴”空前地巩固了他在军中的地位。吊诡的是，反对派越是把矛头指向邓，就越反在无形中强化了邓的权威，淡化了他与党内保守势力的分歧。邓对解放军“平息动乱”，捍卫政权的“功绩”不吝赞美，也博得了因“人民军队”与人民冲突而尴尬的军方的感动。再加上一些老军人的逐渐凋零，邓在进入九十年代后终于扩大了对“枪”的指挥能力。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军方在不久后就“出人意料地”接受了江泽民兼任军委主席，而他的军事经验比胡赵还有所不如。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之后。解放军七大军区的司令员等数十位高级将领访问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对“特区成功经验”充满信心并矢志学习。史景迁称之为邓小平挫败党内保守势力的“临门一脚”（《追寻现代中国》）。

　　由于江泽民尚且难以胜任军委主席，邓将军事事务一度委托给杨尚昆和其兄弟杨白冰，形成所谓“杨家将”。《人民解放军与变动的中国》指出，杨白冰作为军委秘书长，“在其任内利用（滥用）职权，操纵会议、公文呈送以及人事派任等”。1993年，有可能是邓采取措施，彻底清除了“杨家将”的势力，甚至将杨白冰曾任的军委秘书长一职从此变成虚设。显然，邓不会忘记他是如何将“口含天宪”的华国锋从领袖座位上赶了下来，因此也不会容忍杨家将或其他人对他钦定的接班人构成威胁。这是前任帝王保护袭位者的常用招数，如汉高祖之诛韩信，明太祖之蓝玉案。但正如刘邦还是少不得要倚重周勃，他为江泽民安排了两位忠诚度值得信赖的老军人：刘华清（二野）、张震（三野）。他们的任务是为江泽民保驾护航，实际上也是保护邓的既定路线和历史地位。

　　如果说党政最高领导与军方的关系在八十年代有了细微的转变，那么，真正的巨变在江泽民时代来临了。江的接班，是一个起初连他本人都战战兢兢、半喜半忧的偶然事件。无论是声望还是政绩，他都不足以一跃成为国之储君。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与解放军素无渊源，见识经验都不易令军人们敬服。虽有刘张二将压阵，但他也意识到，形势变了：从毛时代的军事将领必须得到党政领袖的肯定，变作党政领袖的地位必须得到军方的支持。

　　1990年到1991年，江泽民“辛勤而慎重”（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计划主任沈大伟教授）地走访了众多解放军单位，初步熟悉了情况。到1993年以前，他已“在短时间内增加了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赢得了各军区的支持。”这表明，军方认可江泽民新一代领导核心的地位，而江泽民则在政策上，确切地说在物质利益上满足军方的要求，双方似乎达成了一个互获所需的契约。1993年起，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军方显然也希望从中得到切实的好处。在解放军过去的传统中，尽管军队的物质待遇可能略好于普通民众（军官尤其显著），但“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还是被奉为圣谕。这个传统在整个社会为追逐金钱而狂热的氛围下，已经不切实际。因此，江泽民提高了官兵薪俸，改善部队的生活条件，加大军费开支，在政府财政预算暂时有限的条件下，乃允许军队经商。

　　从现代军事的角度来讲，军队从事从开办歌舞厅到走私物资等活动的荒唐是显而易见的。《解放军75周年之历史教训》总结其弊端为：助长腐败风气，进而破坏士气，降低战备力及减损解放军的声誉。②它不但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甚至也因军事部门的特殊性导致国民经济成为受害者。轰动一时的厦门远华案就是例子，其走私活动严重破坏了本不健全的市场秩序，而赖昌星与刘华清、迟浩田等军队高层的亲密关系是民众津津乐道的谈资。当军队经商的种种恶果，民怨高涨、贪腐层出、军心涣散等逐一显露出来，江泽民终于在1998年下令解放军和武警与“经营性企业一律彻底脱钩。”这一年，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看作是江泽民在军中领导地位基本确立的时刻。王维洛认为，江泽民在同年长江水灾中对几十万军队的大规模调动，与其说是抗洪抢险，不如说是展现他对武装力量的控制能力。当然，中止军队经商的另一个背景是中央财政状况的好转，得以使在军费开支上的投入不断增长。解放军的物质条件，从装备到生活等各个方面确实都有极大的提升。③

　　江泽民的新体制内容，也包括军队的人事变动。刘、张、迟等老军人身为“顾命大臣”，江不得不给与高度尊重，但在以下的将领中，他借恰逢换代的时机，大力晋升自己中意的人选，开拓军中班底。从1993年到2004年，他先后八次授予了79人上将军衔，其频率与人数是恢复军衔制度以来所仅见。在和平时期，军队高级将领的人事任命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行为，是领导者加强对军队掌握的简便而有效之手段。于是，在2004年9月接任军委主席的胡锦涛也立即宣布擢升两名新上将，此后到2008年，他一共五次晋升上将19人。

　　自江泽民起，到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层上台，中共的党军关系彻底进入了全新局面，即前述的“契约体制”。美国加州克莱芒研究所中国军事问题研究员林长盛认为，毛、邓与军人是上下级，而到江这里就变成了伙伴。契约的内容是文人领导在预算上满足军方要求，军方则拥护其尊崇地位。军人在最高党政核心政治局中的比例大幅减少，更多的似乎以压力集团的方式来有限度地介入国家政治生活。文人领导则仅仅主导高级将领的人事任命和某些纲要性政策，对专业的军事事务委托军方自行处理。就目前的运作状况来看，这个体制因为有较大的弹性，基本上没有出现太大的龃龉。

　　就以上几点特征，不少研究者都指出其非同一般的意义。沈大伟认为，中共传统的党军关系改为政军关系更为合适，“解放军显然正逐渐摆脱其传统的共党制度特质，进入有限自主的新阶段。”也就是说，解放军出现了一些向“国军”转变的迹象。然而，这种论调在中共的官方宣传中依然是错误而危险的，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军的领导地位至少在表达上尚无任何松动。沈大伟亦承认，事关中共的合法性，它能否容许军队国家化“值得存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党军关系的蜕变，也导致了原本在表面上粘合两者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民族主义所替换。自清末中国开始组建近代化军队以来，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始终是一大特点，各系军阀、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都不例外。但在毛时代，解放军作为代表“无产阶级政权”的精英分子，还兼有在国内进行阶级斗争和在国际输出革命的工具属性。而进入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新兴民族主义的立场是从较单纯的民族国家出发，武装力量的首要使命就是捍卫国家的内部统一和外部安全。因此，林长盛指出，解放军在国防政策、对台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发言权比以往有所增强。最为突出的是李登辉执政后期和陈水扁担任总统期间，解放军被认为是大陆多次对台发出强硬警示的幕后主导力量。

　　

　　

　　

　　附注

　　第四章

　　①赵紫阳兼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计划，亦被军方拒绝。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89年2月9日的情报研判认为：“赵紫阳在未来12到18个月内的处境将日益艰难，甚至被迫下台……若批判赵紫阳的党高层在任何一场危机中按照对付胡耀邦的模式，与资深军事将领和安全官员合力对付赵，则邓小平是否有能力或有意愿挺身相救，实有待怀疑。”（参见《解放军75周年之历史教训》）在一大批元功宿将仍旧健在的情况下，让他们接受胡、赵这种军事资历极为有限的领导，哪怕是名义上的也非常困难。对照毛能够将中央军委主席授予华国锋，提拔在朝鲜战争中仅仅做过通讯员和警卫员的王洪文进入军委常委，邓的实力不难判断。在军方的抵触下，他也只好默许其意见。

　　②解放军历史上就有“商业传统”。艾丽丝·戴维多在《山东根据地的创建》中提到，八路军往往有侵占税收、炒作物价，压迫或雇用百姓从事奢侈品及违禁品的走私和贩卖。这种情况严重到了1941年的战时工作委员会必须发出“不得穿军衣在集市上作买卖”的命令。部队合作社不但贿赂、贩卖药品和走私，聂荣臻的报告中称晋察冀部队的合作社竟然贩卖日货。如果说在当时物资高度匮乏的情况下，八路军此举多少有情可原，但在和平年代依旧如此，则绝对是弊大于利。吴国光/郑永年在出版于1995年的《论中央—地方关系》中提出，解放军大规模参与经济活动的消极影响包括：腐化；忠诚度降低，对国家权威的蔑视；和外国建立起利益关系；与地方政府的联系加强。他们因此而忧虑：军队会不会对中央权力提出质疑？对此种种恶果，相信江泽民等文人领导亦有充分认识。

　　③1996年，解放军人均军费不到3000美元，1997年提高到3400美元/人，1998年变为3900美元/人，而2004年更上涨到11000美元。这和发达国家的约20000美元/人虽有差距，却在不到十年内翻了两番。

　　

回复[4]: 第五章解放军的未来动向 111111 (2009-05-12 00:30)

　　

　　关于解放军和党政领袖之间，谁对对方的影响力更大的问题，一些研究者有各执一词的不同看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毛、邓式的魅力型威权人物已经彻底消失了。李南（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认为，解放军赞同目前“党国领导的集体领导和专家治国方式”，因为在集体领导制下，权力比较分散，军方得到了更大的空间。以此观之，胡锦涛之后的新领导核心将面临比江泽民、胡锦涛更加严峻的局面，因为江泽民与胡锦涛都得到了邓小平的权力授予和一段时间的“护航”，胡锦涛的隔代接班人地位更早在20年前就已经得到了认可。

　　然而，虽然胡锦涛若健康状况允许，也可以用“退而不隐”的方式继续为其后任充当军方缓冲的角色，但无论是习近平或李克强，都缺乏江、胡那种得自强人“钦定”的背景，其全国性声望亦稍显不足。甚至在下一代领导集体的候选人当中，还可能存在地位上的变数。这使得对解放军未来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产生了某种疑问：首先是党政人物是否会在政治斗争中引入军方为己助力？其次是军方在党政中枢一旦弱化时会不会出现野心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各朝代常见的症结，却一直罕有妥善的解决之道，中共的现行体制恐怕亦未能免俗。

　　事实上，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力交接过程中，已有一丝不安定因素初露头角。1999年9月，胡锦涛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这一年的解放军人事变动极为频繁。按照惯例，大军区副职以上的将领基本每年调动两次，而1999年的1月、2月、4月、5月、6月、9月、12月皆有变动，江泽民的用心可见一斑。到了十六大，江尽管卸下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却以普通党员和公民身份留任中央军委主席（有两个名义，分别属于党和国家），更是极其少有的特例。李南指出：“这种特例显然违反了党规，可能……削弱中央军委的正统性，并引发领导阶层内部的斗争。”

　　比起日后可能发生的政治权力纠纷，对解放军的未来影响更显著也更迫切的，是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状况还能否持续。

　　首先，中国的军费自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特别是1997年到2008年的十余年间，由100多亿美元上升到570亿美元。但是，中国官方也指出，虽然2003年到2007年，国防支出的年均增长为15.8%，同期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却达到了22.1%；2008年占财政预算支出的比例仅为7.2%，比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略低。抛开外国对中方数字的质疑，这多少表明中国的经济状况为军费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亦即前述政治领袖有足够的资源对军方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安抚。那么，一旦经济恶化导致国防支出能力下降，牵动军队的现实物质利益，则军方将作出何种反应？倘若到了令军方强烈不满的地步，是否会增大军人干政的风险？而如果政界勉为其难地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会不会令本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另外，军人尤其是来自基层的官兵，对经济恶化更容易感同身受，军心士气难免波动。近年来，未经官方证实的解放军退伍官兵因待遇问题而示威、上访的消息曾多有流传，是值得加以参考的现象。

　　其次，在社会矛盾日渐激化，表面的稳定之下不安因素四伏的当今，军队和武警、警察等暴力机构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他们象征了一个政权维护其统治的最强力手段。迄今为止，武警和警察已经频频被地方政府用于民变的处理，尚无军队直接介入，但前景难测。中止军队经商的目的也包括防范驻军和地方政商势力勾结，形成所谓藩镇或诸侯割据的恶果，故此军队的支出皆由中央包揽，指挥调动权力亦收归中央。不过，设若某地方的社会陷入更大规模的混乱，不得不需要军队插手时，问题便会趋于复杂。况且，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和1989年不可同日而语，对军队的弹压能力与效果很难给出确定的估量。还有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有必要重申：暴力威压非为政之道，任何政权若将军队视为控制“稳定”的倚仗，就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①

　　第三，既然今日的中国官方为失效的共产主义理论选择了民族主义作为替代品，就必须要注意民族主义者的双刃剑效应。军队这种组织的特性，决定它本来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由于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脆弱，所以诉诸民族情绪的动员是中国政府必定的选择之一，但中国所处的现实环境存在大量的可能升温点，如海峡两岸的统一、和邻国的领土争议、日本的历史认识、与美国的战略竞逐等等。军方的民族主义性格倘若极端化，可能会酿成严重的后果。李南认为，解放军军人在对外政策上的立场，大多比政界官员强硬，甚至有“零和游戏的偏执心态”。为此观点可充论据的是2005年7月，国防大学教授朱成武少将语出惊人地表示，中国即使付出西安以东全部毁灭的代价，也会用核武器回击美国对台湾的武力干涉。②2007年1月，中国发射导弹摧毁一枚废弃的卫星，再次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广泛疑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竟然表示，中国的政治领袖可能不完全了解军方正在进行的计划。《泰晤士报》罗斯玛丽·赖特的文章也称，中国官方对这次试验最初表现出的沉默，可能反应了军方和外交政策部门之间的分歧。一旦解放军以民族主义为题，主动质疑政府的政策或操守，政府能否成功疏导勒束之，现在做出结论为时尚早。

　　治乱兴衰的循环交替，是中国自大一统帝国形成以来的鲜明特点，而在乱世中，军人集团往往是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如果中国再度出现政权危机，则解放军的何去何从、所作所为必将成为影响中国命运的关键因素。在此，有必要回顾毛泽东的另一段话：“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张嘉中在《权力斗争与军人的政治角色：1949-1973的中国》中写道：“毛看到了枪杆子隐藏的危险，但也看到了它的正面意义，只要避险得宜，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挥舞枪杆子的大旗。”

　　然而，未来的中共领袖，是否能如毛泽东一样驾驭这个一直扮演着特殊政治角色的解放军呢？

　　

　　

　　附注

　　第五章

　　①台湾学者巫仁恕在《明清地方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影响》中引陈继儒《吴葛将军墓碑》记述，明万历二十九年苏州葛成民变，面对动用军队镇压的要求，太守朱燮元说了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招乱，若反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耳。”但是，数年来各地屡发民变，皆可看到地方官员以武警对付，甚至有武警沦为地方政府“打手”之讥。武警部队司令吴双战、政委隋明太在2006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上发表《努力建设政治可靠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一文，谈到“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群体性事件往往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情况复杂，处置难度大。”强调“维稳”的重要性，要求武警部队“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特别是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可看作是官方对此现象的认知。但正如朱燮元所说，“以至招乱”的缘由乃是“不能锄奸”。

　　②笔者曾在2003年与国防大学教官M大校交谈，他声称对于台湾宣布独立，解放军可用将在台湾上空进行核武器（如中子弹）空爆试验来回应，而在本国领土上核试验是内政，他国不得妄加干涉。国防大学是解放军最高学府，承担着陆海空等各军种高级指挥人员的职责，这些执教者的看法不能以个人言论自由等闲视之。

　　

　　

　　

　　结语

　　

　　

　　一支武装部队如何尽可能长期地保持战斗力，如何在文官领导下与之平稳合作，如何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恪尽职守……这些对每个现代国家来说，都是摆在领导者面前的严肃课题。课题的解答，必然要求建设并完善一个合理、高效的军事组织体制，作为前提，这个政权的体制本身至少也应追求以上优点。人类文明中产生的各种体制，皆无十全十美者，随时代变迁而兴衰起落，若想将健康状态维持得长久，必得善于检讨和应变，即所谓“自我批评”和“与时俱进”。但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领导者总是期待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仅依靠技术枝节修补改动便告足矣，只求短期内看上去“见效”即可。于是，“自我批评”和“与时俱进”便成了一种空话。这种做法等于默认现有体制本来就为最好，可结果往往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差。

　　从创立之初起，解放军在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导向成功之路，也包括适当的战略思想和组织体制。可是，进入和平时期之后，它的发展却比较坎坷，其原因来自“指挥枪”的中国共产党。1957年之后的持续政治动荡，是党自身的体制痼疾的一系列大爆发。此一阶段内，解放军因为武装力量的特殊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反倒空前加强了，但受到的最大损害是一大批优秀军人折戟于政治斗争，以及过分强调战斗意志等精神因素，并在过去的经验里固步自封。1978年后的三十年内，随着国内国外都有一场更加广袤深刻的变局来临之后，解放军做出了某些调整和转变，只是因缺乏战略眼光，在深度和方向上皆有不足。虽然军方和过去相比，与党政的关系有所变化，甚至出现了一定的自主性，但没有任何军队能否脱离它所生存其间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对解放军来说，确实充满了远比战争年代更加复杂的障碍和侵蚀。

　　如同中国的前景一样，解放军，这支曾经创造了历史上最辉煌武功之一的军队，面对着一个变数谲诡的不确定未来。

　　

　　

　　

　　

　　

　　2008．10．27

　　

回复[5]: 王者非王 (2009-05-12 09:48)

　　言之有物。

回复[6]: 谢谢。能看到有物的人 111111 (2009-05-12 14:30)

　　此间不多

　　

回复[7]: 我 (2009-05-13 00:37)

　　> 中国历史上的各主要政权的军队，皆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地解决。

　　> ………………

　　> 这两个问题从性质上看，在人类各文明中具有共性。任何时期、任何民族的政权，其军事力量都难免一步步走向衰败，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皆然，这是历史的常态。美国军力现在固然冠绝全球，但若置之于人类历史长河，只是阶段性角色。

　　结论大概没什么太大的出格，概念上好像在暗度陈仓。

　　开篇明确中国的军队是政权的军队，也就是说是执政党的私家军，后面拿来做比较对象美国军队实际上是国防军，也就是说是国家的军队。军队的盛衰荣辱，与其功能、地位就没什么关系了吗？

　　

　　> 作为成功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解放军似乎从来没有遭到过来自国际上如此四面八方的质疑、批判和敌视。军费增长、开支不透明、新武器研发……诸如此类在其他国家都存在的正常现象，到了解放军这里便召来议论纷纷。

　　对这些事实描述本身，我没有什么异议，但是质疑的价值取向忽视了最基本的事实：中国的军力是完全受控于一个没多少政治信誉的独裁政权。

　　人们对北韩的破导弹表现得那么过敏，有多少是慑于武器威力本身？有多少是担心拥有者的狂乱呢？

　　街上的警察人人屁股上都挂着把手枪，有谁害怕过？提防过？但你换个常人试试，还不都得绕着走？

　　“现象”得看发生在哪儿，才能让人们觉得“正常”或不“正常”。

回复[8]: 我又轻浮一下 111111 (2009-05-13 11:29)

　　1.暗渡陈仓的恰恰是阁下。窃以为阁下对中共、美国这些词太过敏感，对政权、国家这些词又概念不清，所以一不留神就暗渡了。我之论述，在于强调人类历史上一支武装力量战力保持时间不可能恒久。阁下暗渡到了别处，似与拙文无干。

　　至于军队的盛衰荣辱与其功能、地位的关系，拙文探讨对象是解放军，下文自有见解。

　　2.思考最忌偏激，偏激了就会产生盲点，进而盲动。中国人百余年来最大敌人就是偏激，中共之所以坐大亦因此而来。阁下虽然对中国（共）深恶痛绝，但思路还是偏激的一脉相承。

　　“人们对北韩的破导弹表现得那么过敏，有多少是慑于武器威力本身？有多少是担心拥有者的狂乱呢？”因为偏激，就缺少了另一个追问：有多少是借题发挥别有所图呢？

　　

　　

回复[9]: 王者非王 (2009-05-13 11:52)

　　再一次为六条鼓掌。

　　》》思考最忌偏激。

　　说到了点子上，心平气和才能写出好东西。

回复[10]: 我 (2009-05-13 12:47)

　　> 阁下虽然对中国（共）深恶痛绝，但思路还是偏激的一脉相承。

　　我看你还算说理，跟了一帖。这几句话居然也能被定性、定位在“深恶痛绝”，带上一顶“偏激”帽子。

　　如果你觉得“中国的军力是完全受控于一个没多少政治信誉的独裁政权”这句话错了，盼望能象你在大作中一样，用事实来驳斥我，我完全愿意根据事实来修正自己的看法。对常在网上混的人来说被定性、戴帽子是家常便饭的事，只是，我觉得这和你大作的文风相去太远。

　　> 因为偏激，就缺少了另一个追问：有多少是借题发挥别有所图呢？

　　没有问题，如果要系统地整理的话，你这个追问完全可以加上，也应该加上。

　　我是对你在整理中只提一点、不及其余有疑问，才提出了自己质疑的那一部分，错了？是因为偏激了吗？应该对这个问题作系统地整理的人应该是你呢，还是我？

　　> 窃以为阁下对中共、美国这些词太过敏感，对政权、国家这些词又概念不清，所以一不留神就暗渡了。

　　还是先替我定性、定位，网上这是常套的了.....

　　我觉得网上谈历史政治军事，立场观点不同没关系，国家、国民、民族、政权、政党等等概念要有共识，这是议论的基础，否则就是鸡同鸭讲了。没想到结果还是概念不清。不过，咱国人确实先天不足，因为所受教育，都不区别这些概念，我受的教育也不例外。你什么时候空下来，也发几帖基础知识，让我这个概念不清的人能启蒙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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