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辉：关于历史叙述的思考 科长 (2009-04-15 10:24 阅读人次:1311) |
关于历史叙述的思考
李辉
时间：2009年4月11日上午
地点：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一楼学术报告厅
主题：关于历史叙述的思考
主讲人：李辉（著作传记文学作家、人文学者）
主持人：
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南方都市报
主题简介：
以口述实录等为主的“历史叙述”成为当下的热点，而历史叙述如何才能接近历史真相？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如何还原？对历史叙述中的一些编造行为又当如何看待？本周六，学者李辉作客公众论坛，将从个人写作与研究的体会出发，对上述疑问给出自己的独到解答。
嘉宾简介：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他的写作坚韧沉实、端庄耐心。他的文字以一种责任与诚意，为历史留存记忆，为记忆补上血肉与肌理。他在史料上辩明真实，在人物中寻求对话。他的一系列著作，作为文化史研究的生动个案，为理解20世纪的中国增加了丰富的注释。主要作品：《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在历史现场》、《和老人聊天》、《巴金论稿》、《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一纸苍凉——杜高档案》、《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等。
【主持人：】各位南方都市报的读者朋友们，各位公众论坛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大家再次参与我们的公众论坛。上周因为清明假期我们公众论坛暂停一期，不过不要紧，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李辉先生，大家掌声欢迎。
我在这里先做一个广告，这次李辉先生来公众论坛，他还有是为了要参加南方都市报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仪式，今天下午三点半在中山大学的中文堂，有很多文学名家来参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李辉先生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经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他享誉文坛的是他大量的作品，他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期间，因为工作的关系和一些文学老人相识，和他们聊天，谈文坛上的一些掌故，回忆一些往事，写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作品，从胡风到周扬、从老舍到郭沫若，还有沈从文、丁玲等等，写下了一段一段文坛上的恩怨。最近他自己也卷入了一段恩怨当中，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应该知道，李辉先生在不久之前发表了几篇长文，引起了文坛非常大的震动，他揭露一位所谓的国学大师文怀沙在年龄上做假，以及在他坐牢原因方面等等作假。关注南方都市报的读者想必也注意到南方都市报评论部也发表了一些相关的呼应文章。
今天李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讲演题目是“关于历史叙述的思考”。李辉先生之所以会谈这个题目，是针对当下以口述实录为主的历史叙述成为热点，在这种口述实录中如何接近历史真相，在口述实录中编造的行为应该如何看待？李辉先生想通过他自己个人的写作以及研究的体会出发，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很多困惑，通过今天李辉先生的讲演应该也可以得到很多启示，现在有很多所谓的纪实作家写文革、写反右等等历史，里面写到毛泽东和某位政要在一个密室里谈话，这个过程中没有第三者的参与，也没有做记录、也没有录音，但是他却能够写的栩栩如生，想来这些都是作者凭空的想像。对于现在这种所谓的历史真相，对这种编造如何看待？我们就有请李辉先生开始今天的讲演。掌声有请。
【李辉：】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广州和各位读者朋友、听众朋友见面，曾敏之先生90多岁高龄了，今天还赶到这里来听，我非常感激。
我演讲的题目是“关于历史叙述的思考”。我不是太会演讲，如果让大家有失望的地方，希望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刚才主持人介绍，自从今年2月份以来，我因为公开发表文章质疑文怀沙先生的年龄、入狱原因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接下来章诒和女士的文章又写到黄苗子和冯亦代。文怀沙是我公开质疑的，黄苗子传记是我写的，冯亦代的日记是我整理出版的。幸与不幸，我都卷到三个人物当中。后面的两件事，到底和文怀沙事件有没有联系，或者是偶然的巧合，不管怎样，我是卷到了三个人物的漩涡当中。
96、97年我为黄苗子郁风夫妇写的传记书名是《人在漩涡》，讲历史就是一个大漩涡，我所写的对象是卷在百年的历史政治文化的漩涡当中。其实我作为一个历史的叙述者，我本身也身不由己的卷到漩涡中了。
这是我的题外话。不管怎样，历史的叙述和历史的当事人，以及晚辈，参与历史叙述的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论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历史，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叙述历史，你最终都摆脱不了历史对我们现实的一些影响，而这种影响会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各种各样历史史料，包括档案、包括日记、书信等等，我们过去所见不到东西陆续的公开，我们会更深的卷到历史的恩怨当中。我在从事历史的叙述，有接近30年的时间，一定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和思想准备，你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个全知全能者，但是永远要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要对历史有一个客观冷静的态度，这也是这次邀请我来讲演，我觉得也必要对这些思考的问题进行后顾和历史现象的解读，也求教于各位听众朋友。
简单回顾一下我自己的写作过程。也就是大约30年前这个时候，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听到美国回来的一位学者、历史学家，非常著名的唐德刚先生到复旦做演讲，他是李宗仁和胡适回忆录的整理者。当时中国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对历史事件是非常隔膜的，尤其是在思想解放开始之后的平反冤假错案，很多历史事件我们都不太清楚，我们在大学里上课是没有教材的，今天这个月我们在讲堂上讲彭德怀是反革命者，但是下一个月可能就平反了，78、79年的教材是替换非常快的。当时我们听到来自美国的唐德刚先生用自己的经历给我们讲历史应该怎样叙述和整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开了一个很好的窗口，知道历史是可以有多种渠道进行展示和叙述的。
我后来又写人物传记，写沈从文、巴金，一直到最近十年写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中国人物，其实我是想从文化界延伸到政治，就是把20世纪整个中国的历史能够打通，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叙述方式。结合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自己多年的体验，我想简单先谈谈我个人的体会。
第一点，要尽量多的收集资料，尽量客观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接近于人物历史的真相，在描写的过程中也就要揭示出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
我们过去接受的教科书教育，都是将人物脸谱化，要么就是好要么就是坏，要么就是伟大要么就是渺小，没有中间地带，而实际上很多历史人物是非常复杂的，一些历史现象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做这件事肯定要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84年前后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写胡风集团，当时胡风集团还没有完全平反，很多地方是一个禁区，还不能发表，82年我到北京晚报当记者第一年，我第一次写了关于胡风的报道，《北京晚报》还不能发，因为胡风在北京，发不出来，《北京晚报》和《羊城晚报》有兄弟合作关系，我写胡风的报道就寄到广州来在《羊城晚报》发表的，胡风集团最早公开报道的第一篇实际上就是在《羊城晚报》发表的。当时有很多禁区的，但是又想做这个工作，怎么办呢？我就想趁老先生在的时候能够采访他们，能够让他们提供多一些资料，尽量多的收集。在84、85年历经三四年的时间，我采访了几十个人，全国各地跑，还有查阅档案，后来利用到人民日报工作的机会，人民日报的档案室也有当年发表文章的记录，最初的校样，邓拓批了，最后送上去，然后又怎么改，毛主席又怎么将标题改为反党集团的，这些东西都是看到校样的修改过程，对事件发生的突变性才会有真实的了解。
做了大概四年左右的准备工作，才开始写胡风集团。我在大学时认识了贾先生，他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判刑坐牢十几年，他对我写作和研究的方式有很深的影响。他提出一定要看最初发表的版本，而不要看后来修改的版本，这样才能看出当时发表的一些状况和文学状况，而修改的进行参考，看为什么进行修改，从修改的背后看历史对当事人的一些影响。另外告诉我们，做学术首先是要从资料收集入手，研究历史首先要找到每天活动的记录，从资料上才能把握一些现象，不被表面的情况简单化，甚至有一种过滤，会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学识的准备。这也是贾先生对我的影响。贾先生从来对历史都是很清醒的认识，他最早提出胡风对毛泽东完全是很忠诚的思想，而且是愚忠的思想，贾先生知道我要做这本书，认为我应该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看这个问题，要看《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看清代、明代的文字狱是怎么制造的，对中国的历史才会有大致的了解，因为历史永远是在重复的。他的这些建议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写这本书时也是尽量多收集资料，尽量不受情绪感情的影响，因为我接触到胡风集团的人都很好，但我写这本书不只是要为他们辩护，而是要将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来。胡风和周扬、胡风和毛泽东，中间还有周恩来、习仲勋等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对党一直是非常忠诚、有理想的，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集团，对宗派或者宗派行为是反对的。知识分子有集团、有宗派更复杂，要害是在宗派主义和权力相结合造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有一些胡风分子的当事人也对我有意见，认为我真的把他们写成了一个集团，我认为这其实不是很重要，关键是写出历史的丰富性。
还有沈从文和丁玲的关系，丁玲在八十年代初写文章批评沈从文，说沈从文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所以他对三十年代丁玲胡也频等参加革命是害怕的。我们作为后辈也是将信将疑。1990年我就做了一个工作，人民日报有一个很有名的藏书家、作家姜德明对我说，有时间可以把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找出来与刊物发表时的版本进行校勘，过去他想做但是总有运动，没有时间做，现在可以做，又年纪大了。于是,我找出1933年的《国闻周报》和沈从文的书进行校勘，发现有一百多处的删节，有几千字。删节有两大内容，一个是对国民党当时的白色恐怖，对丁玲左翼运动的迫害的批评，言词是非常激烈的，还有就是对左联的批评。《国闻周报》最初发表时已经有很多××，而出书也有了更多的天窗，当时的出版审查制度要求你审，但是你可以保留你删的痕迹，此处删去200字，就×××200字。我在图书馆一个字一个字对着，从删掉的部分看，沈从文在当年参与营救丁玲等人的呼吁都是非常激烈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对独裁统治是控诉的。当时在出版文化界还有空间，同时沈从文他自己也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他是不赞成丁玲等人作为一个作家不应该参与政治，而是应该写写小说，这才能够证明你的价值。而丁玲认为文学是第二位的，首先是要革命的，这实际上是人的观念的不同、思想取向的不同，而不是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是不是勇敢或者懦弱的问题。
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仅仅是从学术的角度，我做的工作认为有必要还原沈从文的丰富性，将沈从文被人忽略的一面展现给读者。当时丁玲的先生都很支持，还有像是巴金、萧乾等等，我都采访过，后来我专门写了他和丁玲交往60年的过程，看看沈从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状态。做人物传记，写传的时候很容易仰视，就有可能回避一些问题，回避一些复杂性的描述。当然过去在这个方面我也是做的不够的，最早80年代我写萧乾传，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叙述来写他的爱情、婚姻的故事，而缺乏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描述，那时因为年轻嘛，刚二十多岁，尝试开始写作，越写越觉得历史很复杂，越写往往越觉得不敢落笔，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心情。
再说一个人物，宋子文，我们过去的印象他就是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蒋家王朝就是四大家族为核心的。2000年我开始研究美国《时代》周刊，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办人是在中国传教士的后代，1923年才离开中国，对中国非常关注，我选择了一个课题是，哪些中国人物上过《时代》周刊封面，我目前完成了1923年到1946年的部分，明年会继续写1947年之后到1966年的部分。已经完成的作品里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宋子文等等，49年之后就是毛泽东了。我在看《时代》周刊时才第一次知道，在1943年宋美龄上封面时，，时代周刊有一个专版介绍，发了大概十几个人的照片，讲的是“蒋身边的人”，大概十几个人，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等我们都知道，所有人都有，唯独没有宋子文，我觉得很奇怪，宋子文在过去我们认为完全是蒋家王朝的核心人物。后来我又去查找当时美国人的回忆录，还有《时代》周刊前后的报道，于是发现宋子文其实从他二七年大革命到九一八，和蒋介石一直是若即若离的，而且被西方人看作是国民党中最大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最大的特点是反独裁的，他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强权是持反对态度的。九一八之后他是主张立即对日宣战的，很多观点是与蒋介石不一样的。
44年在美国驻中国使馆官员的回忆录里写到，曾经在中国有传言支持宋子文来取代蒋介石，以宋子文为核心的留美知识分子或者是官员，取代以蒋介石为主的留日派。这是很复杂的关系，我们过去并不知道，我在写封面中国时也是要还原历史，通过回忆录、通过档案，将历史的原貌尽可能真实的展示出来。当然对于这些档案、日记，我们也不能全信，但是至少比后来的回忆要让人更有可信度。
写一个人物要尽可能的写出他的复杂性，尽量的立足于资料和多了解一些细节，来反映出人的性格和他在历史上的作用，讲述人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第二，尽量避免情绪化的表达，尤其在历史叙述的时候。
在现实中我们写一篇散文，跟一些人交往有很多感情因素，写的越感动人越好，写历史是也是一样有感情的感动，但是更要有真实性。叙述历史时不要被感情左右，研究历史一定不要为个人倾向所左右。2002年我和几个作家、学者到日本京都参加一个研讨会，关于968年世界青年运动的回顾，重点是讲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怎么影响了68年日本和法国的青年运动。当时圆桌会议，大家发表意见，我提出从对母爱运动的批判看红卫兵运动的形成。当年红卫兵运动的非理性、疯狂，那种打老师，甚至跟家长决裂、砸烂一切文物，我们把红卫兵看作是一个疯狂的运动。但是研究历史我们要想红卫兵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要表现出这种冷酷的情感。1963年当时在中国的教育界进行过一个母爱教育的批判，起因是当时63年时报道南京一个有名的小学教员斯霞，是在教会学校出来的，一直从事学校教育，她强调要有母爱对待儿童，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温暖中得到教育和成长。当时作为正面报道，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通讯。但是很快就有了讨论，教育部的《人民教育》发表文章，认为母爱教育是资产阶级思想，是跟党的教育思想背道背驰的。我们要强调为党教育孩子，而不是为母爱教育孩子，应该以党的原则、党的思想来教育小学生，在64年之后这个讨论非常热烈，编辑部收到了上千封信。当然这些信的言词比我刚才的转述还要严厉的多，毛泽东１９６２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阶级斗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主题，母爱教育批判也就成为教育界当时重要的事件。
62年之后学雷锋运动也成为中国的高潮。现在我们也强调学雷锋，但是现在和过去的情况不一样，当然这与我们强调雷锋是道德楷模、毫不利己有关系，但是我们把学雷锋运动还原到64年前后的背景下，你就会觉得学雷锋当时强调的恰恰是雷锋的阶级立场，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雷锋运动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个人崇拜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这是错综复杂的，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走向。在这个过程中，母爱教育的批判、学雷锋运动的推广，导致了红卫兵一代的形成，我们当时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小学生就要有批判的眼光，如果学雷锋，对待敌人要像寒冬一样冷酷。在街上，遇到一个老人需要帮助，如果这个人是资本家或者地主怎么办？我要不要帮助他。因此，我在发言中阐述红卫兵运动不是简单形成的。
我这个观点刚刚提出，一个东北的教师出身的与会者，就和我吵起来。他说我们教师在文革中受到那么多迫害，现在把责任全部推到教师身上。我说我谈这个问题，不是说是老师造成的红卫兵，不是你们该挨打，而是看历史形成的原因。在整个大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很多人，我们既是受害者，同时可能我们也是参与者，这就是历史的形成，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之所以巴金在文革结束之后《随想录》最早提出文革的形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命题。在这个基础上谈到，知识分子应该有独立思考、应该说真话。巴金提出这些想法，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亲身体会，所以他能够在大家揭露批判“四人帮”时，他能够在79年率先提出过去对胡风问题等方面写过批判文章的反思。这就提出了我们在历史叙述时应该有冷静的一面、客观的态度，不要被个人的情感左右，因为情感的左右可能会对读者起到很煽情，或者是感动，这是文学写作需要的。但是，我们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如果这样，很可能就不能够客观、完整的提供给读者，而且在历史研究来讲可能我们反倒不容易解读历史的复杂性了。这是我个人写作的体会。
以上是我个人从事历史叙述写作的两大体会。要从资料入手，尽可能多侧面的写出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研究和叙述历史时不要被情绪所左右，要尽量的超越自己的情绪，而要对历史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找出历史相关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很可能容易忽略，很容易被情绪所左右。
|
| 
首页 >> 论坛 >> 转贴
我要发新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