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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科长 (2009-03-25 09:01 阅读人次:1974) |
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我问:“吃惊什么?”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2009.3.5)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
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临行两包中华牌: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
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
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
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
冰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
吊若海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轱辘体之一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
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母亲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
“知道。”母亲答。
“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
“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母亲不做声。
“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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