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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可谈文怀沙事件 科长 (2009-03-06 14:38 阅读人次:1018) 
  朱大可谈文怀沙事件:一次知识界的自我清算

  


  
一次知识界的自我清算

  


  
《中国新闻周刊》访谈

  


  


  


  


  
那些真正的大师,也需要进行“去魅化”处理。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而更像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丁尘馨

  


  


  


  
这次学者李辉揭文怀沙造假事件,虽然如此前其他文化事件一样,“名人效应”迅速在媒体和社会间引起巨大反响。可不同之处却在于,不仅仅在坊间,来自学术界的反响更为强烈,这实际上体现了知识界对自身更深的追讨与反思。

  


  


  


  
从这点来说,也许学界还需要更多的如李辉的“挑事者”。

  


  


  


  
为此,本刊专访了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作为长期从事中国文化现象观察的学者,他时常也是那个“挑事者”的角色。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李辉揭文怀沙“造假”之事,看似一个带有正义理由的文人笔仗,此前这类事极少发生,你觉得,它和曾经风行的文化人因观点不同,通过媒体就事件观点互相争论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朱大可:李辉是负责任的传记作家,他的质疑,代表许多文坛老人的看法,并且(这个看法)至少已经在文坛流行了二三十年之久,因为早在80年代,我就已经听过类似的传言,但大多数人也就一笑了之而已。

  


  


  


  
此事酿成轩然大波的原因,不仅在于文怀沙遇到了李辉这种执着探究的作家,而且缘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人们对“大师”泛滥的现状,已经忍无可忍。

  


  


  


  
这是一次文坛的“清理门户”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比当年的“赵忠祥事件”,同为揭丑,从神坛上“揭露”被神化者的“真实面目”,同样涉及作风问题,这次大家关注的重点似乎更倾向“国学”与“大师”的真伪,你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同?

  


  


  


  
朱大可:文怀沙的“大师门”跟“赵饶事件”相比,似乎有很大的相似性:首先,它们都跟情色有关;其次,主人公都是威权体制下的国家主义精英。在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年代,任何对精英的打击,都会引发民众的兴奋。

  


  


  


  
但跟以前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揭秘者”和后续批评者,都不是普通网民,而是文坛知识分子。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而更像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算。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这次揭露文大师事件中,他被拉下神坛的“社会意义”?

  


  


  


  
朱大可:在辽阔的废墟面前,“大师”就像京剧演员行头上的塑料珠子,散发出文化繁荣的虚假气息。一方面是文化溃败,一方面却是“大师”泛滥,这种矛盾而荒谬的现象,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

  


  


  


  
政府、媒体和大众本身,都应当对这种“伪大师现象”承担责任。

  


  


  


  
那些文化职能部门封了许多名不副实的“大师”,是导致“大师”泛滥的直接原因;媒体记者的大肆炒作,进一步加剧了伪大师群体的恶性繁殖。李辉的文章,虽然对文怀沙而言有点过激,但有助于推动人们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必要的反思。就是,那些真正的大师,也需要进行“去魅化”处理,也就是破解关于他们的文化神话,还原其作为人的本来面目;而对于那些伪大师,则更应当予以揭露。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欺瞒和粉饰历史之嫌,这件事里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思考,一是“国学”之乱;二是“大师”之乱。“大师”之乱出现更早,在历史上,中文“大师”一词,它的由来和演变是否有迹可寻?

  


  


  


  
朱大可:“大师”一词源于先秦,本来是一种官职,后来被佛典翻译家借用于佛教中梵文“Sastr”的译名,为精神导师之义。在世俗社会中,这个词被用来喻指那些有突出成就、受到社会公认且德高望重之士。

  


  


  


  
历史上从来没有官方封赐文化大师的先例,因为它必须获得学界和民间的共识,那些被御赐和官封的“大师”,要是被民众认定为“伪劣产品”,只能是咎由自取。

  


  


  


  
中国新闻周刊:“国学”之乱应始于“国学热”之后,“国学”从此与传统文化几乎划为等号,当下“国学”应如何概念?

  


  


  


  
朱大可:“国学”无非就是“华夏民族的传统精英文化研究”的一种称谓,就目前的低水准现状而言,它只可能是一种粗陋的学问,而难以发育为伟大的精神指南,更不能解决我们今天的价值困境。

  


  


  


  
爬到“国学”故纸堆里去寻找民族未来,无异于缘木求鱼。

  


  


  


  
国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有关传统文化的知识,帮助我们机智地重新阐释和评估历史遗产。但它现在却变得更像是一种“官学”,成为国家主义学术的代名词,蕴含着“国”而不“学”的学术危机。

  


  


  


  
文怀沙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新闻周刊:“国学大师”之于社会、或学术的价值应是什么?

  


  


  


  
朱大可:在一个开放性的现代社会,一个真正的国学大师,不能仅仅是通俗化的阐释者,犹如“百家讲坛”所推出的那种说书人,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的设计者,并且能够成为人们在某个领域的精神导师和意见领袖。但我对此没有任何奢望。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大师的诞生概率几乎为零。且让我们等待这个奇迹的发生吧。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学校的“学术造假”和“大师”的混乱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中不乏如李辉的打假之人,被揭的“名教授”也不在少数,混乱却始终依然。为什么这次文怀沙却被“撞上满怀”?

  


  


  


  
朱大可:李辉的发难,完全基于中国学术的恶劣现状。文怀沙只是大面积学术造假现象中的冰山一角而已。他被挑出来说事,算是他“运气”不佳。这样的故事,其实到处在发生,而且情形往往更为恶劣,以致有人认为,与那些造假者相比,文氏还算是一个“好人”,他无非就是贪慕女色,有点虚荣而已,还谈不上作恶。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李辉“打假”,对于社会、媒体、学者和欺世盗名者,可以提供的借鉴和反思是什么?

  


  


  


  
朱大可:这场打假行为似乎正在泛化为一种对“大师”的全面反思。

  


  


  


  
在此前后,对刘海粟和余秋雨的质疑,已经此起彼伏了。李辉提供了一个榜样,就是对那些需要质疑的事物,应当本着学术、考据和调研的精神,抓住不放,追问到底。

  


  


  


  
我唯一担心的是,学术清查和个人私生活之间的界限,不应当被打乱,否则,学术打假,终究会沦为学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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