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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我的禁品 科长 (2009-02-03 16:18 阅读人次:1566)

　　

　　沙叶新：我的禁品

　　

　　

　　《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是香港田园书局去年底刚刚出版的我各类作品的选集。

　　这本选集的副题叫《沙叶新禁品选》。

　　不是“精品”选，是“禁品”选”！

　　虽然“精”和“禁”二字的读音非常相近，只是前鼻音和后鼻音的区别，但在某些地区，如在上海、在吴语區、在下江官话区，这两个字读音是一样的，但在意义上大不相同。“精品”是精美上乘的作品，“禁品”是禁止刊行的作品。我的作品當然不敢自称为“精品”，而称之为“禁品”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因为收选在这本集子中的作品十有八九都在我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祖国被直接地或间接地，被正式地或变相地，被全部地或部分地，被长期地或短期地禁止过！

　　比较熟知的例子是本选集中的《假如我是真的》，起初在上海是“半禁”，只能“內部演出”；在外地，天高皇帝远，或“半禁”，或公演，演遍全国，盛况空前。但在1979年北京召開全国剧本创作讨论会之后，以希望作者“修改”之名，行“变相禁戏”之实，以致“內部演出”也不容许了；“半禁”变为了“全禁”，一禁便30年，至今还没解禁。所不同的是，前20年，严酷得连《假如我是真的》这个剧名都成为禁忌，不可见报，不可提起，更不可公开讨论，为的是尽量让此剧在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就像绝不许提“反右”、提“文革”、提“六四”，绝不许提一切敏感人物（不论死掉的还是活着的）、敏感事件（不论历史的还是当代的）的名字和名称一样，都是为了让人遗忘历史，掩盖罪行。本世纪以来，虽然《假如我是真的》的这个剧的剧名逐渐可以在大陆提起了，這個剧本也可以议论了，甚至还可以发表文章肯定这出戏了，但仍不可公演，仍在禁锢之中。

　　再如《江青和她的丈夫们》，该剧写于1990年，说好由我编剧，谢晋导演，卢燕主演江青。谢晋还为剧本取名为《审判》，后来才由卢燕建议改为现在这个名字。当剧本正在写作时，突然，一日见报，谢大导演对记者宣称我们三人合作拍摄江青一事是谣传，这一否认，将我和卢燕晾在了一边。卢燕在国外，倒无所谓，我就很尴尬了。谢晋的否认，当然源自上面的压力，不能怪他，情有可原；而我不怕压力，终于完成了剧本。1994年，香港邵氏的“嘉禾”影片公司决定拍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都先期投资了，都已经来国内看景了，但也夭折了。因为有关方面出面，请“嘉禾”老板“饮茶”，劝其撤资，致使该片胎死腹中。

　　又如《幸遇先生蔡》，剧本完成于2001年，由香港中英剧团演出，深受好评，不少观众看得感动流泪。2005年初，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为了庆祝该中心成立十周年，决定排演此剧，都排演好了，都准备演出了，突然上峰下達禁令，不让演了，剧组也随之解散了。为什么？至今都没和作者说明全部实情，估计是无法说，说出来荒唐可笑。

　　我这本《禁品选》中的《演讲》、《答问》、《政论》这三辑中至少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都是属于禁止刊行的作品。我就不一一介绍，读者一看便知。

　　《禁品选》中的《随笔》这一辑，命运稍好，有一小半曾经问世，但即便公开发表，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删改，或删除某些字句，或删除某个段落，我把这称之为部分的禁止。這次收入此集时，我尽量恢复被删改的字句和段落，以示原貌。

　　还有的随笔虽然经过部分删改公开发表了，比如《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也已经收入我的一本散文随笔集子中出版，但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不知怎么搭错了哪根神经，突然指示，说该文对毛泽东大为不敬，要签发此文的报纸领导作检查，发表该文的版面主编还罚款3千元（一说5千）以示惩戒。后来我的那本散文随笔集要再版，出版社也要我删除这一篇害得版面主编罚款的文章，否则不能再版，我的回答是：我这本散文随笔集里的任何一篇文章都可以删，唯独这一篇不能删；宁愿不再版，宁愿被禁，我也不删！

　　就在被禁不久，我半夜接到一个电话，一听，是龙应台从德国打来的，我不知道上海和德国的时差是多少，反正她那里不会是半夜。我问她有什么事情，她光笑，我问笑什么？她说刚看完你的《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很开心，写的真好，忍不住要打电话给你。我说你还笑？这篇文章挨批了！她问怎么回事，我无法回答，说了她也没法理解大陆的那些千奇百怪、无法理喻的禁律。

　　龙应台凡是在大陆出版的书大都送我，而我却无以对等的回报，因为我的作品多为禁品，出版不多。有一次，我、白桦和龙应台在上海吃饭，我送她一本散文随笔集《自由的笑声》，我在扉页上写了几句话，记得好像写的是：“龙应台就如她的名字，这条龙只应在台湾，在大陆你这条龙就是浅水之龙，难以飞腾。我送你这本书，是为了让你看看，像我这样一个在浅水中的大陆作家的言论只能允许到什么尺度。”席间，我想起有个台湾作家和大陆作家对比，台湾作家问大陆作家：“我在台湾敢骂李登辉，你敢在大陆骂邓小平吗？”大陆作家反问道：“我敢在台湾骂李登辉，你敢在大陆骂邓小平吗？”可见大陆的言论环境比台湾严酷多了！

　　“八九”之后，大陆的言论空间越来越小，但空隙也越来越大，这是后极权时代的特征之一。今年春天，在上海召开的文艺创作会议上，有的作家就在小组会上“公然”提出，上海要繁荣文艺创作，为什么还要封杀沙叶新这样既说真话又比较温和的作家？为什么南方甚至北京的报刊都能刊登沙叶新的文章和访问录，上海就非要禁锢他，包括禁他的戏！当时主持会议的一位党的负责人回答说，至少他在主持出版工作的時候，没看到对沙叶新的禁令。于是，今年《上海文学》第八期就堂而皇之地刊登了我的剧本《幸遇先生蔡》。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像是什么重大新闻，甚至在文化圈内“奔走相告”。一些朋友打电话或来我家说他们看了剧本都感动流泪。还有的媒体朋友，要来约稿，并欣喜地祝贺我说：“《上海文学》已经公开发表了你的剧本，这下你没问题了吧？”我说我有什么问题？我本来就没问题！本来我还是“党的作家党的人”哩！这句话，是1985年我入党并当了官，新华社在报道我时送我的桂冠。只是后来才又不知是谁莫名其妙地把我列入“异议作家”。

　　当初称我“党的作家党的人”，我没感到什么特别光荣，反而让觉得有点难以为情。后来又称我为“异议作家”，我也不感到什么特别惊恐，反而觉得有点快意。二者相比，我还是比较喜欢异议这个称呼。有异禀的人，才会有异议；有异议的人，往往有异禀。异有什么不好？异花奇卉，异宝奇珍，异彩纷呈，异趣盎然，异军突起，异想天开，这样的世界才能日新月异。尤其是对落后腐朽的极权政治更应该持有异议，更应该鼓吹“异端邪说”，这样才能打破束缚，才能解除一切对精神的禁锢！

　　2008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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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 自带板凳 (2009-02-03 16:39)

　　上海有个沙叶新，这是上海的光荣。

　　上海有个沙叶新，这是上海的耻辱。

　　

　　--------------------------------

　　上海的文化生活，还剩下什么？

　　我小时候看到的好的国产电影，几乎都是上影厂的；脑子里的外国电影，都是上译厂的。

　　上大学的时候，最爱看的，最有冲击力的报纸，是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

　　那时候的《新民晚报》副刊，也是精彩纷呈。

　　

　　如今呢？上影厂和上译厂在干什么？

　　世界经济导报早就没了。

　　新民晚报又回到鸡肋状态了。

　　

　　一个大都市，如果没有一份可靠的媒体，它不能算一个一流城市。

　　北京和广州，都各自有具有影响力的媒体。

　　而且北京也好广州也罢，经常发生媒体和权力当局的冲突事件，因而更加引人注目。

　　但是上海，在文化方面，这几十年来默默无闻，波澜不惊。

　　一点儿令人瞩目的东西也没有。

　　如今，在文化层面上，上海估计倒退到了三流水准。

　　

　　产业方面呢？上海还有什么？金融和房地产。浦东的高楼大厦。

　　上海本地的老牌子也都没了。

　　

　　

　　

回复[2]: 上海不是还有余大师麽 科长 (2009-02-03 17:00)

　　转贴

　　

　　我看沙叶新与余秋雨

　　

　　一

　　手边没准备任何文字材料，就凭印象和感觉随便聊聊。

　　沙叶新与余秋雨，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名人，其声名响遏行云，远播四海。而我一个远离文坛二十余年的散淡野人，凭什么杷二位名士扯在一起来聊呢？

　　说来话长，我与二位名士确曾有那么一点或远或近的瓜葛。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是四川自贡市的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为稻梁谋之余兼搞一点文艺评论。当时敝乡也出了个文化名人魏明伦，魏明伦三部大戏《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连中三元，《潘金莲》更是名震海内外。我的评论当然也就地取材，评论起我这位老朋友。（顺便说说，我与魏明伦系多年深交，甚至文革初期同属一个“小三家村”，并非“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我的一些长文专论在北京上海一些权威期刊发表，在评论界也算叼陪末座了。

　　其时，远在上海的两位戏剧界权威重量级人物，为四川内地小城戏剧人物魏明伦助威呐喊，一个是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沙叶新，一个是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特别是余秋雨的一篇大文《魏明伦的意义》，更认为魏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为饱受争议质疑之苦的魏明伦鸣锣开道。那时节，在我的眼里，沙叶新是现代戏剧的领军人物，余秋雨是戏剧理论的权威师范，魏明伦是戏剧创作的开路先锋，我以戏剧评论厮混其间，虽只能望其项背，但也引以为同党了。

　　八十年代这个历史阶段，我认为∶沙叶新与余秋雨，他们有更多的相同共性∶同居上海滩，共存戏剧界，相似的学历背景，相近的从业经历，一个是剧院院长，一个是学院院长，同为八十年代中国戏剧中兴的顶梁人物。

　　八十年代，沙叶新与余秋雨，是戏剧文化界两座并立的山峰。

　　二

　　八十年代末期，我愤而离乡，东出夔门，下岭南，走天涯，赤手空拳求生存，单枪匹马闯天下，再不去过问什么戏剧兴亡，再不去仰慕什么沙叶新与余秋雨。

　　然而与生俱来的旧习，仍盘根错节地缠绕在心头。在奔走于经济领域之际，仍不时斜眼扫一眼文化界风雨。

　　一九八九年中秋，我作为受聘的某特区报的记者，受邀到粤东地区一个山野小县——揭西县，去参加当地某知名企业协办政府主办的海外华侨联欢活动。去后得知，沙叶新作为院长也应邀率领上海人艺来此演出。

　　一九八九年九月，离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重大事件只有三个月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在一个远离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的小县城的小招待所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点，我会见了神交己久的沙叶新。

　　我作为魏明伦的朋友而不是作为记者，与沙叶新真有一见如故之感。他向我讲了那个从上海到北京登基的人物八月份回上海找他谈话的情形，他谈了对时局的感怀和对未来的感知，他坚信历史自有规律，天道自在人心。这个以写喜剧和幽默文章见长的善作剧楼主，似乎笼着一团悲凉之雾，忧愤深广。匆匆惜别，出得门来，只觉明月高悬，山风浩荡。

　　两三年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出现在书市里，这个从象牙塔里走出的戏剧理论家，走向天涯孤旅，我以引为知己的心情读着他的一篇篇大散文，庆幸他从戏剧理论的冷宫里冲杀出来，为现代散文开一片新地。那时节，似乎满城竞说余秋雨，天上也飘着余秋雨，我也曾撰文赞誉余秋雨。

　　随后又出了《山居笔记》，我为其中不少篇章感到欣然∶《抱愧山西》让我神往，《乡关何处》令人思乡，《苏东坡突围》使人遥想我那位老乡的神韵和风采。

　　然而，把余秋雨的散文多读几篇，只觉得离现实人生越来越远，让人走向荒丘，走向废墟，走向坟墓。在描绘庐山的神采时没有彭大将军的身影，在多灾多难的现当代史前闭上了眼睛。

　　这是为什么？后来有人说余秋雨是文革时上海的石一歌之一，有人骂他是“文革余孽”，有人要他忏悔。由此，我对余秋雨反多了几分同情和理解。笔者是文革的亲身经历者，坦白地说，余秋雨写文章的“劣迹”，笔者感同甚深。记得令人敬重那位“铁肩担道义”的刘宾雁也曾说过，他感谢先当了右派，如果他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又安知不会成为张春桥姚文元？是非成败，青山依旧。你看当年一九七一、一九七六文革火线入党的人不都成了当红新贵么？有什么必要揪住写过几篇不痛不痒旧文章的余秋雨不放呢？

　　余秋雨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躲避现实。对此我深为理解，明末清初的文人，为了躲避现实文字之狱，不是也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去训诂么？当今文化主张多元，有人愤然前行，有人悄然后隐，各有各的活法，未尝不可？我那位故乡的老友也为余秋雨声辩，认为说余是“御用文人”是冤哉枉矣！

　　又回过头来说沙叶新，八九中秋一别，从此不通往来。但他每有新作问世，必当先睹为快。前些年他的那组文化篇∶《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民间疾苦，世上疮痍，被他精研细剖，入骨三分。前朝固疾，今朝恶瘤，他为之大声疾呼，大张挞伐。又一个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

　　九十年代以降，沙叶新与余秋雨，虽然二者仍有相同的地方，如他们都辞去了“院长”的官位，还原为文化人的真身，然而更多地是不同。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余秋雨的车是开回往古，开向废墟，……沙叶新的车是顺车，向着人生，向着社会，更重要的是向着新的彼岸。

　　三

　　

　　十多年前，我又从名不副实的新闻报刊界退了下来，奔走于企业管理咨询的前沿，本来与文化界渐行渐远，然而积习仍然缠住我，文化界的风风雨雨，仍然时时关心。特别是身居深圳，凤凰台的秋雨时分吹刮了好几年，又加上六年前上了互联网，每每见到沙叶新与余秋雨，往往也会格外留心。

　　大概是二零零六年的年末吧，老友自四川来，我与老友在宾馆里，恰遇凤凰卫视正在播放余秋雨作秋雨时分的全年总结并作告别演说，我们全神贯注，他在电视里也神采飞扬。突然间，只听这个似乎寻幽访古远离现实政治不食人间烟火的半仙式人物，竟大骂中国某些文人被敌对势力所收买所拳养，为西方敌对势力效劳。……如此尖锐激烈的政治讨伐，我似乎好多年没听到过了，就连官方的媒体，也是好久没听到这样的声音了。说实在话，这个开口闭口讲究“文化人格”、谴责功利“小人”的余秋雨先生，那还有什么“文化人格”，岂不成了一个落井下石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势利小人！

　　面对着电视人物的话语，这个人物在我心中二十年的形象轰然坍塌，我那位老友也为此不解和默然。

　　后来，四川地震，这位精譬分析过“小人”心理的人，又含泪劝告受难灾民不要上西方敌对势力的当，最近又谴责埋怨房价高企的人是上了西方敌对势力的当，对此，我已无话可说了。

　　现在，余秋雨先生己经完全亮相，澄清了“御用文人”的身份，成就了一代政府任命的“文化大师”。

　　我终于明白了，文革巳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人们为什么仍纠缠余秋雨这个文革小人物的文革旧债。前几天我在本坛帖文《为何讨厌余秋雨》后发了一个跟帖，大意是说∶从网文上看到沙叶新写的《我与徐景贤》和朱学勤写的关于朱永嘉，徐景贤与朱永嘉都是上海滩文革大人物，其地位与余秋雨不可同日而语，而现在人们不念其旧恶，反对其文人风骨肃然敬之，而对余文革小事，始终不忘清算，何也？盖余独缺文人风骨耳！对此跟帖，有网友认为说得深刻，极表认同。

　　至于沙叶新，我就不多说了。记得二十多年前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离经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乱，自由不泛滥，二十多年来他在一以贯之，始终坚持。近年间网络上流传的他的一篇篇文字，不都在昭示着中国文人的风骨与脊梁！

　　闻知沙叶新重疾在身，仍心忧天下。只能遥祝一声∶好人一生平安！

　　张云初

回复[3]: 黑白子 (2009-02-03 17:20)

　　》离经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乱，自由不泛滥

　　估计沙先生经过这风雨20年，怕要改一改这“四项基本原则”了。

回复[4]: 待于泥== (2009-02-03 17:31)

　　这篇

　　我看沙叶新与余秋雨

　　写的既客观又精辟,赞一个!

　　另外,宝宝被仍鞋子的事,这里好象没人感兴趣啊.

回复[5]: 蛇 (2009-02-03 17:35)

　　温家宝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遭扔鞋！是这个消息？

　　温家宝遭扔鞋后即兴发挥说，"老师们，同学们，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

回复[6]: 科员 (2009-02-03 17:46)

　　温家宝应该再发挥一下，单臂握拳高举，大声呼喊口号：中英两国人民友谊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和布什的幽默相比，中国领导人都是……嗨，不说也罢！

回复[7]: 待于泥== (2009-02-03 18:25)

　　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人在仍鞋时叫着说. 剑桥大学怎么能拜倒在这个独裁者脚下。

　　怎么不能拜啊,人家手上有的是钱啊,是救你们经济来了,笨蛋!

　　瞧,这不在讲话中就说了

　　"外储购中国亟需技术

　　温家宝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说，中国政府会尽一切努力，把今年的增长率维持在百分之八左右，必要时还会动用中国近二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温家宝表示，中国可能还需要采取更多举措，而这些新举措正在讨论中。

　　温家宝表示，正在研究外汇储备如何使用。第一，我们正在探讨、探索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外汇储备来为我们的建设服务。第二，用在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希望用外汇来购买中国亟需的设备和技术"

　　这就是说,把前几十年中国劳动者的血汗钱再反馈给你们,购买你们的设备和技术,下一步再继续为你们生产廉价商品.

　　上帝也不可能这么大方啊,虽然你们西方的家伙们整天拜上帝.如果不是独裁的话,他怎么能把钱花到你们这里,要知道,他自己国家吃不饱穿不暖的还一大堆哪,你倒好,扔鞋子,真是不识抬举,这英国白人脑袋进水了不成?

　　幸亏我们伟大的总理不跟你们一般见识,英明地说，"老师们，同学们，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

　　9494,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我们当救世主的决心,我们并不会因为被扔了鞋子就少掏钱的.

　　搞的那些穷英国贵族绅士们都自愧不如,只好用经久不息的掌声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回复[8]: 宝宝说——~~ 四海为家 (2009-02-03 18:10)

　　

　　~~~我们~~中国的先贤孔~~子~~说过这样一句话：

　　“有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回复[9]: 四海为家 (2009-02-03 18:19)

回复[10]: 斑竹能否把 四海为家 (2009-02-03 18:20)

　　《中国动物各阶层分析》贴到这里？

回复[11]: 会長 (2009-02-03 18:36)

　　那只有纪念意义的臭鞋，又会创新高价，只恐怕又被苏格兰场分解遗弃了。可惜，买不起啊

　　其实宝宝应该大度一点说：“这是不同价值观的自由表现，我国人民也能充分享受到的权利，可千万别为难他呀，要不然我又会掉下眼泪的。。。

回复[12]: 赵然 (2009-02-03 18:43)

　　不说也罢

　　顶六楼

　　。。。。。。。。。。

回复[13]: 四海为家请进 科长 (2009-02-03 18:44)

　　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

　　沙叶新

　　阶级无往不在，中国的动物也是分阶级的。你信不信？你不信，我信。动物之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动物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动物社会各阶级作一个大概的分析。龙和凤是动物界最高的统治阶级，其地位甚至要高过人间的皇帝和皇后。中国的皇帝要着龙袍，皇后要戴凤冠，这都是帝王借龙凤的光，是对龙凤的迷信，是对龙凤的崇拜，这也和歌迷要把歌星的尊容印在T恤上、“文革”中大家要戴毛主席像章是一样的道理。至于皇帝的相貌叫龙颜、皇帝的风度叫龙章、皇帝的宝座叫龙椅、皇帝的子孙叫龙孙、皇帝未即位时叫龙潜、皇帝死了叫龙御宾天等等，都是迷信的升级，都是崇拜的泛化。大象是宰相，这有中国象棋为证，黑子是“象”，红子是“相”，权力相等，级别一样，可见“象”便是“相”，是相国，是丞相。大象是文臣，老虎就是武将，所以只有说“虎将”的，没有人说“猫将”、“狗将”。这是陆军。在水军里，螃蟹是当将军的，虾是当兵的，所谓“虾兵蟹将”。以上都是统治阶级，是剥削阶级，它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牛和马是贫下中农，是劳工阶级，它们是革命的主力军，是要革龙和凤的命，要造象和虎的反的。可惜牛和马至今也还没有革命，千百年来一直在做牛做马，甚至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猴子呢？按照它们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来分析，有点近似流氓无产者。它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在“花果山”等地，揭棒竖旗，占山为王。处置这一批猴爷，是动物社会的困难问题之一。它们很能勇敢争斗，今日欢呼孙大圣，金猴奋起千钧棒，都说明它们很有些造反精神，但也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一些人间的革命导师也并不讳言在自己身上有“猴气”，这样的坦言使人们对导师发动和领导的很多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就容易理解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恩格斯早就说过，人的身上至今还残留着兽性，所以世界有战争，有政治运动；我想人身上的兽性是政治仿生学的生物基础。

　　

　　蚂蚁是什么阶级？蚂蚁是“蚁民”，当然是草根阶级。虽属“群众”，但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英雄。蚁民千万不要自作多情。所谓蚂蚁搬泰山，谁见过？那是神话，不足信。要真正地让“蚁民”当家作主，必须在动物社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也不行，蚁民素质太差，大部分是文盲。

　　

　　蜜蜂的情况较为复杂，阶级分化严重。大多数工蜂，终日辛劳，采花酿蜜，极少数雌蜂蜕化变质，当了女皇，脱离工农本色，作威作福，贪污腐化，专制独裁。另有部分雌蜂，因追求刺激，贪图享乐，最根本的还是受了西方蝴蝶的思想腐蚀，一并成了狂蜂浪蝶；但动物界不“扫黄”。

　　

　　对狗的争议最大，是友是敌，中外评价极不一致。但中国的狗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地地道道的“狗东西”，它们或吠月，或吃屎，或挂羊头，或续貂尾，或仗人势，或拿耗子，形象极为不佳。总之，中国对狗的评价甚低，诸如，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等，几乎无一是处，连骂人都骂“你这狗日的”、“你这狗崽子”，可见狗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之坏。10年前，我在上海文化局讨论文人下海、以商养文。与会者有我一个同学，他在此之前已经以商养文，办了一个养狗场，成绩很大，令我敬佩。我在发言中毫无恶意地开了个玩笑，我说，“我们至今还在吃皇粮，是官养的，而你已经是狗养的了！”他听了很生气。如果他办的是养鸡场、养兔场，我说他是鸡养的、兔养的，他也许不会介意；说狗养的，他就生气，可见狗这个东西绝不是好东西。后来狗儿爷们或因丧家，或因落水，大都成了走狗，成了狗腿子，成了统治阶级的帮凶。不过也有时来运转，成了狗头军师的，成了幕僚，那是高级帮凶。西方的狗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它们的阶级属性和中国的狗大不一样。西方的狗是宠物，它们已经进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彻底变修了。首先，西方的狗早已经不吃屎了，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狗性；它们吃罐头，有专门的狗食，营养极高。非但如此，美联社今年6月的一条电讯说：“纽约的狗享有和它们主人同等的福利，像鸡尾酒派对、豪华轿车、专职律师、私人医生、心理咨询、形象设计、美容美发以及修剪指甲……不一而足。曼哈顿‘RUN SPOT INC．’的经理达西亚指出：‘有时我觉得狗比它们的主人生活得还要好。’这家爱犬服务中心每天照料大约70只狗，依照狗的体形大小，收费15至19美元不等。史皮尔是‘DOGGY STYLE’狗专车的司机，每日戴着白手套驾着加长型的轿车接送狗儿，在曼哈顿来回一趟，并有20分钟的等候时间，索价40美元。”

　　

　　西方人将狗当作自己最好的好朋友。美国第一夫人是希拉里，美国的第一狗是BUDDY，这是一条小猎犬，BUDDY意译是伙伴的意思，音译可译为“把兄弟”和“把弟”，音意兼顾，译得极妙。克林顿将狗叫作“把弟”，那克林顿自己就是“把兄”了。总统和狗称兄道弟，说明西方的狗不但享有充分的狗权，也享有人权。所以对中国动物的各阶级分析，不适合西方，国情不一样哟。

　　

　　1998、9、24

　　

回复[14]: 张三 (2009-02-03 19:25)

　　hehe倒没看过这篇。写得是很好玩。

回复[15]: 原来温总理也这么媚外，真没想到 张三 (2009-02-03 19:29)

　　不过就事论事，其实我也觉得扔布什总统鞋子的卑鄙伎俩，是阻挡不了美伊两国人民的友谊的。

回复[16]: 宝宝说 波波不静 (2009-02-03 19:57)

　　那只有纪念意义的鞋，可能是中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