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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统、道统与国民性 黑白子 (2009-02-02 12:45 阅读人次:1711)

　　政统、道统与国民性

　　焦国标

　　

　　一位日本汉学家的一句话成为我近期重点思索的一个问题。这句话是："中国人喜欢说别人的坏话。不只说活着的与自己同时代人的坏话，对过去时代的著作也一样。'这是没价值的书'，'这是没价值的学者'，经常这么明确地说坏话。比如说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的总编纂纪晓岚，就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我听一位先生说过，至今记得。"凭心而论，中国人确有此特点。那么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微观的、具体的原因不谈，在此只谈两个宏观的社会政治原因，即政统方面的原因和道统方面原因。

　　政统方面，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有"说别人坏话"的传统。《千字文》有句话，"吊民伐罪，周发殷汤"，意思是商汤伐夏，武王灭商，都属吊民伐罪之举。所谓吊民伐罪，实质上即占领道德制高点，先在在舆论上把对方搞臭，在政治上把对手搞垮，也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说坏话，一种彻底的、绝对的说坏话。汤伐夏、周灭商是中国王朝政统更替的开端，这种舆论上搞臭、政治上搞垮的做法也为后世意欲改朝换代者所效法，不是自称吊民伐罪，便是自命替天行道，总之都是走先在政治上说坏话的套路。汉朝说秦朝的坏话，明朝说元朝的坏话，民国说清朝的坏话，共产党说国民党的坏话。共产党更发扬光大，集其大成，党内的路线斗争也像王朝更迭一样，把坏话说绝，说彻底，说绝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上纲上线，一篙打翻一船人。陈独秀、王明、瞿秋白、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人的公案，莫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根藤拎起一嘟噜瓜。而且共产党还在说坏话的形式方面又有新探索、新进步，即"大批判"，即"深入揭批"，全民参与，人人表态，人人都得参与说坏话，不得沉默。至反右、文革，此种说坏话的形式登峰造极，达到全胜期。

　　让我们做一些对比。比如韩国，一万元韩币上的人物头像是十五世纪上半的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他创制了朝鲜文字；一百元韩币上的头像是十六世纪朝鲜的抗日民族英雄李舜臣。世宗大王和李舜臣的时代，分别相当于中国明朝初年和戚继光的时代，可是中国钱币上有这个时代的人物吗？我看就是江姐、刘胡兰上了人民币戚继光也上不了。挪威历史上有一位国王，叫乌拉夫，是他把基督教带到挪威，因而被罗马教廷封为圣徒，后世称为圣乌拉夫。今天挪威法定假日里有一个圣乌拉夫日，为的是纪念这位国王。圣乌拉夫是十世纪人，时间略相当于中国北宋的赵匡胤。今天中国若有一所中学被命名为赵匡胤中学，有人肯定说是神经有问题。不说别人，毛泽东就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为什么？因为此人"稍逊风骚"。德国柏林有一条弗里德里希大街，为的是纪念十八世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弗里德里希的时代相当于清朝前期，反观中国大陆，以十八世纪帝王名字命名的大街，举国没一条。以人名命名，也是一种资源分配，贪婪的中国人，喜欢说别人坏话的中国人，如果有权以人名命名某条大街或某所学校，那也是要么用自己的名字，要么谁的名字都不许用。台湾倒是好一些，台北有个以刘铭传命名的铭传大学。尽管台湾到处是以"中山"、"中正"命名的地名，仅铭传大学即可断言，老蒋专（历史之）美的程度就比不上老毛。台北还有个东吴大学，中国大陆不可能有西蜀大学或北魏大学。为什么？历史不可怀念，要怀念也只可怀念毛主席，纪念共产党。

　　道统方面，虽说自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实际上中国的道统和信仰体系一直纷乱庞杂，多神论、泛神论、万物有灵论、无神论、神灭论、祖先崇拜，全有；关公、菩萨、佛祖、玉帝、土地爷、送子观音、妈祖天后、河神、树神、狐狸精、黄鼠狼精，全拜。在国人心目中，没有真正神圣的东西，彼此时常互相干犯，互不买账。近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官方信仰的核心，而马克思主义实乃说坏话主义。举凡过去的一切，从社会制度到宗教信仰，马克思主义排头骂过，全部打翻。原始社会愚昧，奴隶社会野蛮，封建社会残酷，资本主义人剥削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宗教信仰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诸如此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左右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变成历史坏话主义，"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古今中外，什么都是坏的，要"数风流人物"，只剩毛主席最亲，共产党最好。有政统、道统这两大说坏话的话语体系罩着，中国人想不说坏话都难，除非说拍当朝和今上马屁的话。五千年中国史，究竟是由于中国没有好皇帝、好国王可供纪念，还是由于"中国人喜欢说别人的坏话。不只说活着的与自己同时代人的坏话"，也说死去的历史上的人的坏话呢？答案也许是二者互为因果。因为没有好皇帝所以中国人喜欢说人坏话，因为中国人喜欢说别人坏话所以中国就出不了好皇帝。

　　现在看来，"中国人喜欢说别人坏话"的政统、道统原因已呈现出衰退迹象。比如因共产党内部的所谓路线斗争（在民主政体里实际就是政见分歧）而引发的举国说坏话，已基本绝迹。1976年华国锋、汪东兴以宫廷政变的方式抓捕四人帮之后，沿袭全民说坏话的旧例，举国铺天盖地一阵狂批。1989年赵紫阳先生下台，全民说坏话的大批判则没有出现。国共关系上的坏话，也在减少。蒋介石国民党只反共，不抗日，"峨眉山下来摘桃子"，诸如此类关于抗战史的海量坏话少多了。这意味着，出于政统原因的坏话数量在减少。中国今天仍然阵发性地说普世价值的坏话，说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坏话，说罗马教廷的坏话，说达赖喇嘛的坏话，说台独、藏独、疆独的坏话。还有一些举国律师都不能为苦主说好话的事件，比如四川大地震、石家庄毒奶粉、法轮功，哪个律师也不能为这些事件的受害者说好话。政治坏话和意识形态坏话是中国人不得不说的最多的坏话，此类坏话少了，国人说坏话的话题、场合都大减，中国境内氤氲漂浮的"坏话的浓度"也必跟着大幅降低。中国人喜欢说别人坏话的政统和道统根源断了，爱说别人坏话的国民性也会慢慢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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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 王者非王 (2009-02-02 16:09)

　　抬一句杠。

　　请问，有哪个民族在什么时代要用武力推翻政府前先说当政者的好话的吗？古今中外找一找吧。美国人在推翻伊拉克政府时说了侯塞因的好话了吗？如果当政者好的话还用去推翻吗？用《千字文》的"吊民伐罪，周发殷汤"来说事，不显得很可笑吗？

　　另外，喜欢说别人坏话的只有中国人吗？“喜欢说别人坏话”当真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吗？建议拿掉中国这两个字。那是人的通性。还有，如果认为中国是不会拿人名来命名的论断是否也嫌太武断一点了？

　　还有，这个作者懂马克思吗？

回复[2]: 老王請参考 箇棋 (2009-02-02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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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的所谓学者们不会无知到这种程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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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按照中国惯例，将举行国庆大阅兵。国庆阅兵，是国际惯例，更是展示国家形象和力量、凝聚国家和民族共识、提高全民自豪感的有益有效方式。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甲子，彻底终结了百年屈辱史，重建了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枪杆子里面出主权！），历史性地扭转了近代史以来国力下滑的趋势，走向了现代化和重新崛起之路，居功至伟。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在其他国家十分普通和常见的国家行为，居然在海外引起部分学者的批评（余杰、茅于轼等），甚至提议由人大进行阻止。其理由是阅兵炫耀武力属于陋习，认为“大阅兵是极权和独裁政府钟爱的游戏，是一种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陋习”。大阅兵炫耀武力，传达的讯息是傲慢，隐含着对和平的蔑视，易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诚意的怀疑。

　　

　　显然，这些海外知识分子如果不是无视事实的话，就是项庄舞剑了。法国，每年国庆都要举行阅兵，展示国威。似乎在这些人眼里就不是陋习，就不是极权和独裁政府钟爱的游戏，传达的讯息就不是傲慢，就没有隐含着对和平的蔑视。就是我们亚洲的邻国、尚有4.5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印度，也是每年都举行一次国庆阅兵，而且每次都要将最新式的武器拿出来炫耀一番(就在本文发表一刻,1月26日,印度正在举行浩大的阅兵式)。还有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捷克、罗马尼亚、西班牙等等，不一而足。不错，美国是很少在国庆节进行阅兵，而且军费开支也很透明。然而，美国却是世界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用兵30多次，其频率远高于冷战时期，大规模的就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一直到2007年，美国在全球的调查中，都是稳坐威胁世界和平的头把交椅。显然，阅不阅兵和威胁世界和平并无关系。

　　

　　我相信在海外的这些学者，不会无知到这种程度，显然是另有他因。其实这种类似西方双重标准的做法，在海内外某些华人屡见不鲜。中国著名的剧作家沙叶新，在“三鹿”奶粉事件后，发出这样的评论：“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我们的民族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根基出了问题，而且病入膏肓，难以救药”。而事实是，中国各级官员纷纷道歉，对肇事者、包庇者严惩不贷，对受害者全力抢救，并迅速在法律上寻求解决之道。当沙叶新面对带给全球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的美国，这个既不道歉、也不惩治责任者、也不救助受害者、反而全力救助肇事者的美国时，这位中国著名剧作家却保持了沉默。当美国佐治亚州的花生公司在明知自己产品可能被沙门氏菌污染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将其推向市场销售，在两年时间内，前后共有12批次受污染产品流向美国和加拿大的食品加工厂，结果造成至少8人死亡(其中4名幼儿)，另有500多人中毒。还有，就在同一时刻，日本发生毒大米事件，而且官员态度极度傲慢，拒不承认任何责任。这个时候，哪些海外知识精英却再次耐人寻味的消声。

　　

　　当全球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时，这部分海外精英高喊，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协调发展，导致中国不能顺畅地走向市场经济的健康轨道，指责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以此质疑中国的四万亿救市政策：体制不改，光拿钞票就能度过危机？可是，谁都知道，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就是来自于他们眼里政治经济协调发展、市场经济十分健康的美国！中国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还不得不与其他国家一起承担救助全球的责任。难道你们要中国政治经济协调后重现美国的悲剧？至于中国的出口模式，我们知道，仅有八千万人口的德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经济总量还在中国之后，每四个人中更有一个人依靠出口就业。显然，德国的出口对外界的依赖不知要比中国严重多少倍。可是为何单单放过德国，却把矛头指向中国？

　　

　　国内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有两条，一是全球化。二是低人权成本，进而得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人类好不容易形成的文明的威胁。并把中国做如下描述：“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在他的眼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一片漆黑，四亿人口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纪录是进入不到他的视野。改革三十年导致“人权成本上升”以致跨国企业纷纷撤离中国，向“人权成本”更低的“印度”等国转移，更是不会被秦先生所认可。(也难怪西方看不到西藏五十年天翻地复的变化,看看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连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都视而不见啊!)更不可思议的是，秦先生对远远落后于中国、腐败也比中国严重的多的印度大加赞叹。并对印度的落后做如下辩护：虽然1949年时印度比中国略先进，但过去一百年间，印度是一直比中国落后的，所以现在落后并不足奇。可是和西方比，这些精英就换了思维：日本二战后和中国起点差不多，为什么日本就比中国领先这么大？

　　

　　2008年，当海外留学生和华人出于义愤对西方不实的报道进行抗议时，这些海外知识精英再次把“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在了中国的头上。可是，当美国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把“国家至上”做为竞选口号的时候，当美国总统布布什告别演说中一语道破天机：“我始终是以我们国家的利益为考虑标准”时，当新任总统奥巴马就职演说绝口不提“民主”，张口闭口都是“国家、美国”时，没有人送给美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

　　

　　当汶川发生百年一遇地震，中国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乘机奔赴灾区，整个黄金抢救七十二小时中一直处于指挥第一线。中国以三十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雄厚基础，在极短的时间动员了庞大的人力、物力、军力全速救援。其动员能力举世震惊。然而，这些海外知识精英视而不见，却大谈何以未能成功预测。可是当日本发生神户大地震、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以及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伤亡时，他们何不提出同样的疑问？还有2003年8月初，当法国遭受罕见高温袭击造成上万人死亡时，这些民选官员依然故我沉浸于度假之中。甚至法国总统希拉克直到三周假期结束后的8月20日才悠然返回巴黎。2005年美国发生伤亡惨重的卡特琳娜飓风时，无所不知的布什正在度假，灾难发生后的第三天下午才中止度假，前往灾区视察。当天美国国务卿赖斯正心无旁骛的在纽约以奢侈品牌云集著称的第五大道上试穿各式高跟鞋，第二天则在看音乐剧，第三天在灾区情况恶化到顶点的时候，“黑人的女儿”赖斯“却在网球俱乐部里和美国前世界冠军塞莱斯切磋技艺”。当今天美国正处于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一刻，美国总统奥巴马依然斥资1.5亿美元----这一历史最高记录----举行规模空前胜大的就职仪式。请问，这些海外精英，你们的批判精神哪里去了？

　　

　　中国著名诗人流沙河在成都草堂读书会“纪念抗战胜利一甲子”讨论会上发表演讲，引用“庚子赔款”等一系列美国对华“友好”事件，慷慨激昂的喊道：“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众所周知，庚子赔款。明明是中国被掠夺的财富，后来被中国人发现多要了，向他们索赔，他们认账了，归还了，于是我们就要感恩戴德了？抗战胜利时，中国直接放弃战争赔款，日本可否出现过流沙河这样的人士呢？中共做错了事，承认错误，并做了赔偿，可为什么仍然总有人不肯接受呢？不但没有象对待美国这样对待中共，更反而天天挂在嘴上声讨。这样的知识精英，令人叹息。

　　

　　最近，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爆出假演事件。不仅组织方、表演者毫无愧色，理直气壮，认为“气候让这变得不可能。没有人要欺骗任何人。这个场合必须完美，你不能有一丝错误。”然而，我们听不到这些海内外精英的强烈而正义的反响。相反同样的事件，只要是发生在中国，国内外的一些知识群体往往义愤填膺，大加挞伐。如著名的南方报系、著名的媒体人长平先生，就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春晚何苦要真唱》，对假唱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还有这些群体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假唱事件的强烈批评。

　　

　　最后，再来看看一位海外知名度甚高、成长于香港现旅居挪威的异议政论家钟祖康先生，此君向以公开支持台独著称。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如下观点：“我们中国的祖先特别是自先秦以后这两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过来的，走一步错一步，走一百步就错了九十九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文明未必比猴子的高出多少，并未发展到人道主义的高度，夏虫不可语冰。这个文明层次的鸿沟，本来是自命文明优越过人的中国人的极大悲哀……象中国这样的文明早就应该灭亡，但奄奄一息的中国文明却拒绝适时而死，一个文明该死而不死，不肯适时而死，强行以极昂贵的仪器和活人的鲜血去延长其性命，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老大难的一大根源。”并借剑桥一教授之口说出“余深叹支那人种是天生在应行淘汰之列的”。然后，他进而提出：“这个永远长不大的中国老头子真的只有遇上优质的全面殖民统治才能得救”。为此他不遗余力的为西方殖民主义大唱赞歌，直叹鸦片战争发生的太晚，把英国誉之为不请自来的文明导师。为此强烈反对中国收回香港，令其继续被殖民，并诬蔑即使连香港民主派都无不肯定的《中英联合声明》为《养狗基本法》。他说：“中国有幸得到英国人的侵略，令香港做了英国殖民地150年，才进化为半开化状态。但中国却由于成功避过被列强全面殖民而依然停留在野蛮状态。如果我们真的要怪罪于西方列强，那就是这些西方列强没有经更强硬果断的手法管治中国。若列强当时能一鼓作气将中国全面殖民，或将中国瓜分，后果都很难比今天的情况更坏”。他进而叹息：“中国最后一次机会也许是二次大战侵华，要是日本战胜中国而占领中国一段时间，迫使中国改革，中国尚有起死回升的一线生机。”当然最异想天开的是下面这一段：“假如二次大战日本真的战胜而占领中国，我又担心日本会被中国这样庞然大物大伤元气甚至同化，假如是，将不仅是日本人的灾难，也是整个亚洲甚至全人类的大不幸，因为日本大抵不能象现在那样造福世界了”。然而，最令人拍案称奇的是以民主人士自居的钟祖康却从前人所未见的角度反对中国的民主：他在引用二十世纪初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大师HUNTINGTON的巨著《种族的性格》论证了中国由于荒年过多，因此导致中国人逆势淘汰，两千多年下来，只剩下完全自私自利之人。因为没有畸形发展极端的自私自利心，也就抵挡不住这样的饥荒。HUNTINGTON断言：“鉴于中国完全没有责任心，中国根本绝对不宜建立共和国这样的政体，但相对冒进的南方人却硬要把这种制度带来了”。

　　

　　然而，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居然被台湾和海外异议人士视为至宝，叹为观止。

　　

　　当然钟祖康先生并不孤单，有人写信这样支持钟先生：“好在香港被英伦强暴了一百五十年，否则香港只会是深圳之类的搞笑城市”。再请看遇罗克（知名文革受难者、文革时闻名的《出身论》作者）的妹妹遇罗锦在海外的公开言论：“壮哉钟祖康！汉人有什么可骄傲？吃人、杀人、整人、破坏中国文化、破坏中国传统道德、将人变成恶和犬儒……种种恶事，都是汉人做的，都不是少数民族。不但台湾应独立，西藏应独立，新疆应独立，连汉的省份也应各个独立自成一国，将大汉族、大中国、大一统、大一党的‘大’变成‘小’……不把‘大’和‘统’打倒，人们的生活、人们的道德休想能好起来。”

　　

　　曾有无数博友留言质疑为何我在西方却批判西方、批判民主、肯定中国。本文就算是一个回复吧。另外，本文也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何以中国的“民主派”、“自由派”群体如此的孤立和不成气候。2008年，一向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的《南方周末》却遭到做为一份媒体最难堪的空前否定：在大学校园里发生大学生自发火烧《南方周末》的事件。关于这些“自由派”人士的处境，体制内的学者谢韬一席话可谓淋漓尽致：“现在中国出现老的打先锋，中年保守，青年漠然的态度”。而所谓保守与漠然，不过是对他们的主张和表现保守和漠然而已。当汶川地震发生时，中年人，青年人漠然了吗？保守了吗？当西方对西藏事件歪曲报道，中年人，青年人保守了吗？漠然了吗？当奥运会举办时，中年人，青年人漠然了吗？保守了吗？谢韬先生所谓“中年人看重现实利益和青年人只知追求金钱”的分析何以就行不通了？与其为自己的被冷落寻找各种外部理由，还不如多多反思自身吧。

　　

　　

　　

回复[3]: 搬送業者 (2009-02-02 21:41)

　　转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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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阅兵和军队一样，本身不是坏事，要看什么样的国家搞。世界很多国家都搞阅兵，但他们基本都是民选政府，如果选民不同意，自然会用选票来说话。宋鲁郑先生能说说列出的法国、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捷克、罗马尼亚、西班牙，哪个是独裁专制国家吗？

　　众所周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徐才厚副主席在《求是》2009年第2期中说的更明确：“忠诚于党，这是由我军根本性质决定的。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党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首要的就是要强化忠诚于党的政治意识”。

　　既然是党军，不是国军，而且考虑到中国的实际，这里不谈军费来自党费还是国库，也不谈军队国家化这样的敏感问题，把中国的阅兵放到七月一日搞，由总书记来检阅，而不要兴师动众的放到十月一日的天安门广场，这样更名正言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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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主张，比以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疑是一个很大进步，应该给予肯定。但如何解释今天世界上没有正规常备军队的国家冰岛、哥斯达黎加、安道尔、多米尼克、格林纳达、海地、基里巴斯、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密克罗尼西亚、摩纳哥、瑙鲁、帕劳、巴拿马、圣马力诺、所罗门群岛、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图瓦卢、瓦努阿图、梵蒂冈、列支敦士登一样有主权呢？

　　说到枪杆子和主权的关系，不知宋鲁郑先生是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版地图和今天的地图做过对比？提示注意内蒙的新呼伦贝尔市至锡林郭勒盟、新疆阿勒泰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至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州的边界走向。

　　还有一片只在地图上属于中国，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则是他们的“阿鲁纳恰尔邦”，那就是面积九万多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

　　中军的枪杆子,今天可是实力空前，但中国主权的重要标志－－领土－－1949年之后增加还是减少了？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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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0月14日，中国收回原属自己领土、后被俄罗斯霸占了79年的半个黑瞎子岛。对这次中俄界碑揭牌仪式，当局罕见的低调。“交接仪式”改为“中俄界碑揭牌仪式”，参加仪式不到20人，最高职务仅为双方副司长。当日黑岛全部戒严，所有记者均无法采访。新华社报导，对协定的具体内容及中方做出的让步都秘而不宣。

　　同为不平等条约，为什么1997年高调全部收回1842年割让英国的香港1103平方公里，却低调承认1860年后割让俄国的160万平方公里国土呢？

　　这种中俄各占一半的“黑瞎子岛模式”，为什么当年不能用在香港呢？也可以同样搞一个中英两国尊重“三大条约”、英国永久保留香港、九龙新界由英中“共同开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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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总统奥巴马就职演说中，12次使用“国家”，但英文都是“country”和“nation”。

　　奥巴马在演说中使用一次“state”：“这个国家有一个民主党人将第一次手扛民主和共和两党旗帜迈向白宫”。

　　其中的重要区别，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人不会不明白吧？

　　奥巴马就职演说中，还3次使用“民主”，两次使用“自由”。

　　“充满自信，崇尚个人自由，维护国家团结将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力量，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众多的武器和财富。民主、自由、机遇、坚定不屈的希望才是这个国家保持强大的持久力量”！

　　如果说大陆的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各级最高行政长官就职的时候，能不能也像美国那样，做个电视直播的宣誓演讲呢？虽然没有奥巴马这么精彩、深刻，说尊重宪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贪污腐败，还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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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赔款是中国被掠夺的财富，后来被中国人发现多要了”吗？

　　这样的谎言，李敖2005年来大陆演讲的时候也说过。浮报赔款、赔款办教育不是当时中国驻美公使梁诚首先提出来，而是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来的。详情可见唐纪明、姜慧文发表于《大地》杂志１９９８年第０３期的文章。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15720&cid=9

　　列强中只有美国人退还余款，反而受到李敖和宋鲁郑先生的抨击。而其他7国，尤其是俄国，侵占了大量中国领土，不但鲜见有人提及，还成了好朋友、老大哥，甚至把他们的思想做为中国宪法明令的国教。不知有何评价？

　　至于义和团在慈禧的支持下，搞的庚子之乱到底是什么情况，都是教科书内容，请查阅史料，这里就不再多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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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鹿’奶粉事件后，中国各级官员纷纷道歉，对肇事者、包庇者严惩不贷，对受害者全力抢救，并迅速在法律上寻求解决之道”吗？

　　请浏览“三鹿丑闻：政府官员，你别忽悠”，并提出批评。

　　http://hi.baidu.com/%B0%B5%D6%AE ... a6846b55fb96c5.html

　　看到有关三鹿奶粉的评论，不禁想起秋雨文化大师去年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里的说法：“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一年过去了，余大师恐怕早已抛在脑后。希望作者能记住今天这里说过的话，看看以后都“严惩不贷”了什么人，受害者是否“在法律上寻求解决之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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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大选假演事件涉及的著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说，若在当日寒冷天气底下，演奏者没有预制录音，“将是一场灾难”。华盛顿一月的平均气温是1.4摄氏度。国会就职礼委员会发言人弗洛尔曼重申，四重奏演出者的确即席献奏，只是天气太寒冷，无法确保乐器不会临场出问题，才决定播录音。HBO频道也承认，原来上周日在林肯纪念堂举行的“我们一体”(WeAreOne)就职庆祝音乐会上，军方交响乐团和喇叭队的部分演出，也基于严寒问题，要播放预先录音。各位可以对比北京08奥运开幕式假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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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日本发生毒大米事件”，是由中国国营公司（中粮公司）出口到日本（而非坊间所传的工业用米），共800吨。这批毒大米按照中国的国家标准（GB2763-2005︰甲胺磷含量不超過0.1ppm)鉴定为优质大米。而日本方面在进口的時候沒有检验甲胺磷含量的要求。日本人只能认倒霉。由此，日本农林水产省以“非食用米”低价交由“三笠食品”公司处理。“三笠食品”公司违反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規定將其中近300吨大米出售給食品加工企业，比如制作烧酒等。

　　这个事件是日本国內流通管理問題，系日本不良企业倒卖牟利造成，中国方面无过错或责任。但让日本人胆战心惊的“毒”大米，却是普通中国人天天吃的优质大米。因为中国人天天吃的优质大米的毒性可能是“毒”大米的166-500%。中国优质大米的甲胺磷含量限定為0.1ppm，而发生在日本的毒大米甲胺磷含量为0.02ppm-0.06ppm。不过，毒大米中的甲胺磷含量还仅仅是中国制造的毒水饺的60万分之一。

　　如果能多关心一下大陆同胞的食品安全，请利用自己的影响，广为传播，当属善事。有关文章的链接如下：

　　http://www.douban.com/note/1916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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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五十年天翻地复的变化”，都是有形的吧？西藏本身就是一个大寺庙，你在那里讲房子、车子、票子，是不是找错地方了？如果人生只是这些，《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没有区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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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美国金融危机，希望能见到看过“谁是美国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一文后的评论。

　　http://www.ecobbs.org/thread-1012-1-1.html

　　更想听到，先生对当局号召国民“消费就是爱国”，但为什么继续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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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湾战争和后来的伊拉克战争，都是由于萨达姆侵略科威特引起。

　　科索沃战争是北约一致通过参与的，美国只是其中一员。战争目的，是制止那里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

　　阿富汗战争的起因，则是911事件。

　　“威胁世界和平的”，到底是萨达姆、塔利班、米洛舍维奇，还是北约和美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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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的“动员能力举世震惊”吗？

　　13号傍晚，四架直升机飞到灾区，但又飞回，理由是，下雨。电视上，一个军官笑着说：只要路一通，我们就前进。14号，直升机根据民用网络当中一个当地女孩提供的地点着陆。

　　地震发生后，距汶川250公里马尔康执行任务的武警某师600官兵接到命令出发，34个小时后赤手空拳到达汶川县城，连吃饭喝水都是问题。

　　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在没有任何命令和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带着120人和60台工程机械，从江苏、安徽日夜兼程，过桥、过路都要交钱，36个小时后，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了灾区，令军事专家都大为赞叹。陈到灾区，还带去20万元现金，200万支票。

　　蚌埠市民企老板刘兆水、刘兆本、刘兆钢、刘兆安四兄弟自备价值四百多万元的两台挖掘机，组织15人于17日凌晨抵达灾区。

　　活跃在地形最复杂、援救难度最高的地区的“黑鹰”和米-171直升机，分别为美国和俄罗斯的产品。中国这次不仅国产飞机数量不足，包括一些需要进口的重要飞机也严重缺乏。两架米-26在此次救灾抢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都是从俄方租借的。

　　参与救灾的S-70C“黑鹰”直升机在中国已服役20年，其优异性能至今仍是国产直升机无法比肩的。

　　此次一架直升机不幸事故，可与其同行的前面那架却安全降落，可判断属该机长的驾驶技术问题。飞机残骸10天之后才被发现。事后机组人员立功并获烈士称号，但刚躲过地震灾难开始走向希望生命之路同时不幸的十余名遇难者，但至今不知他们的姓名、身份、性别、年龄、住所等任何情况。

　　关于地震预报，可不仅仅是宋鲁郑先生所说对“何以未能成功预测”的指责。有确凿证据显示，不止一个部门曾有过预报，但都被忽略或者隐瞒了。相关链接均被屏蔽，受这里的技术限制，无法给出截图。如果宋鲁郑先生确实想探讨，可以交换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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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2005年美国发生伤亡惨重的卡特琳娜飓风”。

　　2005年8月底，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新奥尔良，在新奥尔良市民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之时，中国媒体头版头条尽是“新奥尔良市成泽国，满城抢掠夺杀”，“美国救援直升机遭枪击，停止救援”，“百姓没人管，满城尸臭”，“路州州长宣布放弃新奥尔良”(其实不过是疏散全城人口)，还有耸人听闻的“密西西比州90%建筑物倒塌”(其实只是受灾区那一部份).......总之，如果你只看中国媒体，这美国简直就是个人间地狱，百姓水深火热。

　　实际在飓风中，直接因灾死亡157人，加上间接死亡的人数为565人。在近10万人避难数天的超级穹顶和市会议中心等10个庇护点里面只有一件似与刑事犯罪事件有关的死亡。在灾后一周内只有5人死于和暴力有关的犯罪，这与平时正常犯罪率几无二致。

　　事实上，美国军方提供了372架直升飞机，93架固定翼飞机，飞行了数千架次。用于搜索，营救，运送和投递工作。美国军方还派出了21艘大型舰艇（不是解放军的冲锋舟或橡皮艇），其中包括杜鲁门号航空母舰，甲板宽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并将联合救灾行动司令部部署在新奥尔良港口的军舰上。还给地方部门提供了1500部军用联络机。

　　仅在9月3日这一天内，就营救了1万5千人，运送了5000吨的救灾物资。截至9月4日，营救了7万5千多灾民，并把他们空运（主要）到全美各地，西到西雅图，北到波士顿。其中8000人为伤病员，美军医护人员给予了大约其中的5000人以医疗照顾。美军军方通过空中运送了650万份套餐。

　　事实上，有无数的美军救人的感人照片，只是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无法像解放军那样史诗般地在主流媒体上反复播放。从这点上看，美军确实不如解放军。

　　一年以后，桑美台风袭击了中国东南沿海。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从浙江温州来到了福建福鼎灾区，面对惨状，海面上无人打捞的浮尸，心灵被触动了。写了个采访手记发在内参上面，却被指责为杂音。内容泄露到网络上面后，曾一度出现的新华社记者PK福建省委的景象，当然以记者的败退而告终。

　　详情请见：

　　http://hk.myblog.yahoo.com/xingyu_liu72/article?mid=457

　　http://hk.myblog.yahoo.com/xingyu_liu72/article?mid=414

　　美国的“州国”不同于中国的省，他们和美国最高行政当局没有隶属关系。“州国”动用的是国民警卫队，美国的“中央军”未经批准，也不能进入“州国”领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最高行政首脑何时来灾区，实际意义不太大吧？

　　最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是民选的，媒体也都是自由的，任何领导人的表现，都不会遗漏。如有不妥，选民自然会在下次用选票作出重新选择。此次汶川地震，温总前往亲历亲为，少见对当地，尤其是四川省政府官员的行动报道，是不是应该更值得我们深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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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中国人，很喜欢宣传美国总统大选的开支如何如何巨大，这次又提出奥巴马就职斥资1.5亿美元的问题。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网站公布的数字，2004美国总统大选花费总额为十亿零一百六十五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八十多亿。其实，这还不够中共两周的养党费。

　　由中国统计年鉴得知，中共目前有44067个乡镇街道党委、2861个县级党委、333个地市级党委、31个省级党委和一个庞大无比的党中央。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院、校、系、所、军、师、旅、团党委等。养党经费之巨可想而知。

　　中共中央组织部1998年1月6日印发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其中第三条“党费使用”规定：“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其具体使用范围是：(1)培训党员；(2)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和设备；(3)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4)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

　　看见了吧？“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而已。一个支部的党员每月所交的党费，也许够支付该支部当月的书报杂志、学习材料、周末郊游、联欢抽奖、观看革命电影等费用。但那些办公楼宇、辉煌装修、舒适空调、电脑手机，奔驰宝马，头等机票、星级酒店等重大开销从哪里出？还有他们的住房、医疗、养老、行政事业费......。受篇幅限制，只能提供每年养党经费不低于两千二百六十亿人民币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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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章涉及内容较多，这里只是个人行为，能力、精力、时间非常有限。如果能看到专门回复，还是非常欢迎的。

　　

回复[4]: 医药学院士国际论文造假！ 蛇 (2009-02-03 09:30)

　　院士课题组多篇论文涉学术造假被国际期刊撤销

　　2009年02月03日

　　来源：新华网本报记者郭国松广州报道

　　63岁的祝国光博士至今还记得，当初在海外顶级医学期刊上看到有关中药和西药对治疗心肌梗塞疾病具有同等疗效的学术论文时，那种难以言状的兴奋之情。

　　时隔数月，他却惊讶地发现，那些看起来水平非同寻常的学术论文大都是编造的，而且论文的作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著名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浙大药学院药理实验室主任吴理茂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众多论文具有明显造假痕迹

　　大约在去年10月底，旅居荷兰的全欧中医药协会联合会副主席祝国光教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揭露浙江大学中医学院博士后贺海波论文造假的消息，立即上网搜集了与贺海波相关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发现这些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具有明显的造假痕迹。

　　我们先来看这一组文章的“奥秘”——2008年5月，德国《NSA药理学》杂志刊登以Haibo He(贺海波)为第一作者的文章《丹酚酸B和贝尔普力对小鼠慢性心肌梗塞心脏保护作用的比较》，其他作者包括Limao Wu(吴理茂)、Lianda Li(李连达)，其中，吴理茂是李连达主持的浙江大学药学院的药理实验室主任。

　　根据文章所揭示的实验过程，课题组人员对小鼠进行开胸，人为地造成小鼠的心肌梗塞。然后，将这些小鼠分成若干组，分别服用中药丹酚酸B(Salvianolic acidB )和西药贝尔普力(Benazepril)数周时间，采集药理实验数据和病理切片。实验结果显示，丹酚酸B和贝尔普力对治疗心肌梗塞的药理作用是相同的。

　　对于中医学界而言，这篇文章所揭示的药学理论令人振奋，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它使得饱受非议的中医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地位。

　　没想到，这篇文章却因为另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出现了“穿帮”的镜头——波兰《药理学通报》杂志2008年第60卷刊登题为《丹酚酸B和贝尔普力对小鼠大面积心肌梗塞心脏保护作用的比较》，作者依次为：Hai-Bo He、Li-Mao Wu、Lian-Da Li等6人。其实验过程和目的与上述文章所反映的情况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前者针对的是慢性心肌梗塞，后者针对的是急性心肌梗塞。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验，实验数据竟然高度一致。

　　“两个不同的实验，对小鼠用药的剂量不同，时间不同，获得的数据却相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祝国光向本报分析说，“要么是只做了一个实验，一篇论文原封不动地拷贝了另一篇论文的数据；要么两个都是假的。至少其中一个是假的。”

　　《NSA药理学》杂志主编米歇尔(Martin C. Michel)教授和《药理学通报》杂志主编拉森(Wladyslaw Lason)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剽窃和一稿多投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应该严肃处理，因此，我们对贺海波等人发表在我刊的剽窃文章，给予撤销。”

　　进一步的调查，祝国光还发现，2008年3月，荷兰《人种药理学》杂志发表Haibo He、Limao Wu、Lianda Li等7人联合署名的文章《丹酚酸B对于大鼠大面积心肌梗塞的心脏保护作用》，单独论证丹酚酸B治疗心肌梗塞的药理作用。但这篇论文也是假的，其数据完全是从上述以贺海波为第一作者、发表在《NSA药理学》和《药理学通报》上的两篇论文中克隆的。

　　荷兰莱顿大学生物学系主任、《人种药理学》杂志主编Rob Verpoorte教授给本报记者的书面复函说，该篇论文已被撤销，并且就此与浙江大学进行了交涉。

　　此外，2008年3月，由Haibo He、Limao Wu、Lianda Li等7人共同署名的发表于英国《本草疗法研究》的文章，所用的数据也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于上述三篇文章中有的数据。

　　《本草疗法研究》发现这篇论文的造假事实后将其撤销。主编伊丽莎白教授告诉本报记者：“作者使用了其他科学家的数据，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撤销这篇文章。我们对这起事件非常认真，因为它是科学的欺诈行为。”

　　问题被揭开源自导师的揭发信

　　上述一系列学术不端行为被揭开，最初源于中国药科大学教授戴德哉的一封揭发信。2008年10月，戴教授致函《本草疗法研究》杂志主编，指该刊2008年第22卷发表的由贺海波、吴理茂、李连达等人署名的有关小鼠心肌梗塞药理实验的文章，是对他的课题组此前已经发表在《国际心血管》杂志上的相关论文的抄袭。而戴德哉就是贺海波的博士生导师。

　　随后，《本草疗法研究》和《国际心血管》两家杂志主编发表联合声明，认定贺海波等人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属于“科学上的欺诈行为” (Scientific Deception)，决定将该论文撤销。

　　戴德哉的揭发信仿佛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使得与李连达课题组有关的一连串学术不端行为浮出水面。2008年5月，《制药学与药理学》杂志和《白血病和淋巴瘤》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的标题相近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一个针对的是白血病细胞HL-60，另一个是白血病细胞K562。针对不同细胞进行药理实验的两篇文章的数据，竟然连小数点后面的数字都是相同的，显然，两篇文章至少有一篇是假的。

　　据调查，这两篇文章的第一作者，均系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李连达所带的在读博士生、课题组成员牛泱平，另两名作者为吴理茂和李连达。

　　除了公开编造实验数据外，李连达课题组还有多次一稿多投的记录，包括将国外发表的论文“出口转内销”，再次发表于国内学术媒体。根据学术界的通行规则，剽窃、造假、一稿多投等均属于学术不端行为。

　　不知出于何种动机，主要以贺海波为第一作者的这批涉嫌学术不端的论文，署名形式不断变换。以李连达为例，他的名字出现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就有下列多种拼写法：Lianda Li、Lian-Da Li、Lian D.Li、LIAN-DA LI、L.-D.Li、L.Li、Li L、Li LD等，包括他的课题组实验室主任吴理茂博士在内的研究人员，署名形式也都与此相似。

　　一位熟知内情的学者认为，如果来自同一课题组的学术论文存在编造实验数据或者将一次实验复制到多个论文中，那么，只有将这些论文全部检索出来进行比对才能发现问题。而使用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署名，可以躲避在Pubmed(世界最大的美国国立图书馆科学论文数据库)上的检索。

　　据祝国光统计，迄今为止，李连达课题组相关的造假和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的论文已经发现了14篇。

　　个人造假还是集体造假

　　对于发生在自己母校(祝国光本科毕业于浙大)的重大学术不端行为，祝国光受全欧中医药协会联合会委派回国打假，并先后向卫生部、科技部、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中医科学院、浙江大学等机构发出具名举报信，但祝表示，迄今为止，只有中国工程院表示收到举报，正在立案调查。浙江大学校长杨卫两次打电话给祝国光，称“造假行为系贺海波个人所为，与李连达院士无关”。

　　那么，这种大规模的学术论文造假出于何种动机？是贺海波个人所为还是李连达课题组集体造假？

　　记者调查发现，上述十几篇问题性论文均注明了研究经费的来源和编号，包括国家级的国家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博士后基金以及浙江省教育厅、科技厅、中医药局等地方性项目经费。既然大部分论文的内容是编造的，就意味着李连达课题组根本没有从事与之相关的实验，那些堂而皇之列出来的项目经费到底是如何使用的？

　　至于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所获取的名声，也是不争的事实。最近的一则报道说，浙江大学获得2008年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各高校等研究性机构学术成果的标志)第一名，众多的假论文的积分是否已经被剔除？

　　面对质疑，去年12月2日，浙大校长杨卫致函《NSA药理学》和《本草疗法研究》主编，承认贺海波不仅存在一稿两投的行为，而且“我们也发现了他过去发表的其它论文中存在欺骗”。但这位校长称，这只是贺的个人所为，他自己已经承认，其他作者并不知道。据此，浙大于去年11月13日将贺海波解聘。

　　1月13日，浙江大学向本报记者发来一份《情况说明》：“贺海波在浙大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其论文存在剽窃、一稿二投、擅署他人名字，擅署基金支持、捏造知名专家帮助修改英文的事实等学术不端行为……”

　　《情况说明》称：“论文造假事件主要是李连达院士所带的博士后贺海波个人行为，其他作者并不知情。”“国外的这些期刊并没有刊登，只是录用。”有关人士表示，这只是初步结论，校方目前还在继续调查。

　　祝国光教授对浙江大学的调查结论提出了六点疑问。第一，这么多的论文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为何至今没有任何课题组成员对署名提出异议；第二，论文所反映的科研设计、思路、实验方法及项目，实验选择及搭配都有很高水平，英文水平也很好，决非出自博士后学生一人之手；第三，在欧洲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每篇要支付300至500欧元版面费，粗略计算，十几篇论文需要3万至5万元人民币，非贺海波力所能及；第四，论文从寄出到正式发表，一般都会经过多次修改，从论文的通讯联系人都是实验室主任吴理茂这一事实看，认为是贺海波擅署他人名字，而其他作者不知道缺乏说服力；第五，英国雷丁大学华人学者马玉玲在事发后向《本草疗法研究》杂志主编玛丽亚教授书面证实，2007年初，她的老师李连达将吴理茂等人介绍给她，希望给他们提供帮助；第六，论文都已经正式发表，有具体的出版日期、序号、页码，怎么能说没有刊登呢？

　　祝国光教授现已经回到芬兰。祝告诉记者，除上述14篇论文外，他和其他学者最近又陆续发现了与李连达课题组相关的其他有造假嫌疑的论文，并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这位学者转述全欧中医药协会联合会的呼吁：到底是贺海波的个人行为还是有组织的造假，应当成立独立的调查机构，彻底查清事实真相。

　　对于以上问题和疑问，2月2日，本报记者致电贺海波，但是贺的手机已经停机，无法联系。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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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者非王老先生对此有何感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