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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价进口日本大米合理吗？ 看客 (2009-01-19 17:48 阅读人次:1428) |
超高价进口日本大米合理吗？ （上）发表于 2009-01-19 11:08:53
王智新
按：自去年以来，有好几位朋友曾找我商量能否将日本的大米输入中国销售，日本米过剩，谓国内有市场，且可获暴利。说客云，何乐而不为耶？！吾生性也钝，更对所谓暴利不感兴趣。今有友人传我一文，阅毕大惊，白灿灿的大米进口竟然如此不合理。进口少量大米，作为部分美食家的享受，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若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则应该引起大家警惕。
超高价进口日本大米合理吗？
2007年7月，日本大米以其国内零售价格的将近3倍、超出我国优质大米20倍的每2公斤198元和188元的天价登陆我国零售市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一般舆论除了惊叹其价格之高以外，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价高有其道理，甚至还有少数文章主张这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启示[1]。但是，这些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日本大米由于价格太高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备丝毫竞争力，而且日本的高米价并非市场经济规律所决定，而是战后几十年来坚持畸形的高米价政策的结果。与身为日本“盟国”的美国不断叩击日本大米市场大门、逼迫日本走市场化道路的做法相比，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远远超出本已高出国际价格数倍的超高价格引进日本大米，这无疑是单方面有利于日本的违反常理之举。
一、日本的米价为何居高不下
二战以来，日本虽然在占领军（GHQ）的指导下实行了农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化改革，但战时制定的粮食管理法却得以沿用了下来。因此，大米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并没有走市场经济道路，而是由政府统一掌管，统购统销。
粮食管理法本是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于1942年制定的。但战后由于粮食严重不足，黑市极其猖獗，日本政府遂决定沿用该法来掌控大米市场，稳定粮价。后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增大，较低的大米价格引起了农户的普遍不满。于是，在日本农协的压力下，自1960年起在制定收购价时开始考虑加入城乡收入差异因素，给农民以高额财政补贴。这样，大米价格随着城市工薪阶层收入的增加水涨船高，在1960年时与国际价格相差无几的大米价格到最高峰的88年时一路攀升到国际价格的8-10倍。[2]
这样，新的矛盾随之出现。因为，在高米价的刺激下，农民种植稻米的积极性大增，产量也随之年年增长。另一方面，在美国面粉大力倾销下，日本人的主食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注，日本人称面粉为“美利坚粉”）义务教育学校的供餐，更使日本传统饮食习惯雪上加霜，大米消费量日渐减少。1962年时日本的人均年大米消费量为118公斤，到现今已经几乎减半，仅消费62公斤。[3]这样，政府的库存米从1967年起积压增多，财政负担日益沉重起来。
其实，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库存增多完全可以用降低米价、进军国际市场等于国于民都有利的方法解决。可是，日本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仍然一味坚持实行高米价政策。为了能在维持高米价的前提下削减政府库存大米，从1969年起开始实施自主流通米制度，对政府米的收购进行限量。另一方面，开始用发放财政补贴的办法鼓励农户缩减水稻种植面积（简称“减反”），以降低稻米产量。同时，为了免受国际市场的冲击，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一律不进口别国大米的政策。[4]
但是，日本作为自由贸易的受益者，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彻底关闭某个领域的市场大门显然是行不通的。尽管日本坚称大米在本国的特殊地位，就象某些人号称“日本文化有其独特性”一样。但在国际社会要求开放市场的巨大压力下，最终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实施了50多年的《粮食管理法》也终于在1994年被新的粮食法所取代。
不过，新法的实施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高米价政策。事实上，为了达到维持高米价的目的，日本至今仍在用减反政策抑制稻米产量的增长，同时设置极高的关税极力阻止优质价廉的外国米进入。
二、高米价政策的背景因素
日本是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正是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和自由贸易才很快实现了经济腾飞。那么，为何要在农业领域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坚持闭关自守呢？追根溯源，这是由执政的自民党和日本农协的各自利益所决定的。因为，对于自民党议员来说，选票利益高于一切，对于农协来说，利用选票控制政党则是重中之重。正如国内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民党之所以能够在日本长期执政，“一般认为是‘财界的金钱，农协的选票’，即认为工商业利益集团向自民党提供政治资金、农业利益集团向自民党提供选票，是维持自民党政权的两个关键因素”。[5]
（一）无所不能的农协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种利益团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为了维护本团体的特定利益，往往会利用一切机会、施展各种手段对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施加压力和影响。因此，利益团体往往同时又是压力团体，农协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利益和压力团体。
按照常理，农协本应是自发性的互助协作组织，但日本农协却不然。日本农协简称“JA”，它是战后为了配合粮食管理法的实施由政府牵头于1948年将“农业会”改组而成的。而农业会是在战时体制下成立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国策协作组织，在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其半强制性的组织体系仍然被沿袭了下来。目前，“JA”旗下有“全中”、“全农”、“农林中金”、“全共连”四个全国性组织，各自分掌政策、经营、金融和保险等不同领域，并依靠其遍布各个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的“单位农协”将全国几乎所有的农户都纳入其控制和管理之下。除了农产品收购、批发和肥料、农药、饲料、农机销售等能够获得垄断性收益以外，它还独家经营着全国农村地区所有的金融和保险业务。而且，该团体目前已俨然成为农林水产省的事实上的代理机构，诸如减反面积的摊派、补助金的发放、政府米的收购、动用国库资金提供低息贷款等行政事务很多都由其代为办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它还利用选票来控制执政的自民党，在制定米价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二）农协的选票魅力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日本的农村人口占到绝大多数，绝大部分国会议员也都来自农村。因此，农村地区很自然地成为政坛的必争之地。早在1958年，日本农协就作出“关于聚集农民政治力的决议”，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利用选票牵制政府的农业政策。现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虽然今非昔比，但农村票的魅力依然不减当年。这是因为，在日本，要想当选议员，首先必须拥有强大的“地盘”。而农村地区人口流动少、人际关系稠密，地盘一旦巩固，就不会轻易落选。而且，由于选区往往并不随着人口变动及时进行调整，选区之间普遍存在着不合理的“一票之差”问题。例如，2005年众议院选举时选区间的最大票差高达2.171倍，而参议院在04年选举时的票差则更高，达到5.13倍。这意味着某些人口密度高的选区的候选人需要获得比另一些密度低的选区的候选人高出数倍的票数才能当选。
农村票的另一个魅力来源于所谓的“组织票”。因为农户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在农协的管理和控制下“团结一致”地按“组织”意愿投票。与之相反，城市选民由于身份各不相同，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他们在选举时只是按本人意愿各自投票，甚至还有很多人放弃投票。至于放弃投票的原因，除了气候恶劣、投票站距离偏远或身体不佳等以外，“学生投票率低是因其社会性利益不强、政治倾向不明显、考试压力大等因素所导致的政治不关心，而以工薪阶层及从事第三产业为中心的非投票者不去投票的原因主要是对政治的不满感与不信任感。”[6]
鉴于以上原因，很多国会议员虽然出身于东京等大都市，但除了在首都东京设立事务所以外，还要在家乡设立多处事务所和强大的后援会组织，举行选举时也都回到家乡的选区参加竞选。而日本农协为了控制住自民党，则采取一边向该党施加压力、一边尽力推举该党候选人并助之获胜的边打边拉的战术。这从最近几次选举活动中农协推举的候选人数和实际当选人数也可以看出。例如，在199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由农协推举的候选人中有180人当选，其中自民党议员占到了91%；在2000年的选举中，当选者上升到199名，其中自民党议员占到96%；而在2003年的选举中，当选者更是上升到214名。
不过，在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在野的民主党一举击败了自民党成为参院第一大党。有关分析人士认为，这正是由于被称为“城市党”的民主党也认识到了农村票的重要性，赶在选举之前提交了一个每年给农户发放一万亿日元补助的“农家收入补偿制度法案”，与自民党争夺农村选票结出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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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大米给中国农业的启示”，《中国保险报》，2007年7月10日。
[2] [日]鹤田俊正、宫智宗七：《后结构协议》，东洋经济新报社，1990年，124页。
[3] [日]山下一仁：“通过直接支付对农业进行结构改革”，《公明》2006年4月号。
[4] 不过，1984和93年度因稻米严重歉收分别实施了紧急进口。
[5] 游国龙、尚会鹏：“自民党得票率与日本的米价——对自民党统治与其农业政策关系的数量分析”，《日本学刊》2004年第3期，20页。
[6] 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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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1]: 看客 (2009-01-19 17:49) | 超高价进口日本大米合理吗？（中）发表于 2009-01-19 11:15:21
三、高米价政策的尴尬
如上所述，日本战后之所以能够获得经济上的腾飞，主要得益于自由贸易体制。但自由贸易讲的是互利互惠，日本既然在工业领域尝到了巨大的甜头，按理就不应在其它领域闭关自守。可是，在农协的压力下，许多自民党议员顽固坚持“大米一粒都不进口”的方针，致使该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
（一）在WTO陷入孤立无援
战后，日美两国在政治上结成同盟，在经济上也逐渐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是，随着日本的钢铁、汽车和彩电等不断涌入美国市场，两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日本在农产品领域坚持闭关自守也激怒了美国。于是，美国开始瞄准大米、牛肉和柑橘等对日本反复施压。后来，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艰苦谈判，日本为了保住大米市场，不得不于88年接受美国的要求，从91年4月起全面开放牛肉和柑橘市场。
但是，即使这样，要想阻止大米一粒都不进口也已经成为不可能。在美国方面，该国精米行业协会于86年和88年分两次向美国通商代表部提出了对日本实施制裁的要求。在GATT方面，日本的农产品尤其是大米问题也成了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经过乌拉圭回合历时7年的艰苦谈判，日本终于作出让步，承诺从95年起对大米以外的所有农产品取消除了关税以外的所有限制措施，并接受最小义务进口量。而大米虽然被允许作为特例不取消限制，但必须付出将最小义务进口量从5%提高到8%的代价。
日本当初之所以要求将大米作为特例处理，首先是由于大米“一粒都不进口”的思维定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天真地认为这样对国内市场的冲击相对较小。但是，按照WTO的规定，已实行关税化的产品的最小进口量是按每年0.4%递增，而“特例”产品则要按已经实行关税化的产品两倍的速度即每年0.8%的速度递增。这样，从1995年到2000年的五年间必须进口371万吨大米。但是，由于最小义务进口量实施以后没有鼓励百姓消费，而是仅用于饲料、加工和对外援助等，致使进口米的库存积压严重。为了降低最小义务进口量，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变主意，于1998年匆匆宣布从翌年起放弃特例措施，改用高关税来阻止外国大米的进入。
但是，考虑到如按从价税计税的话税率将达1,100%，这么突出的税率势必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反感，日本遂决定按从量税计税，宣布将1999年的税额定为351.17日元/kg。现今，大米关税虽有所下降，但换算成从价税仍然高达700%以上。[1]
目前，日本在大米问题上的表现已经使自己在WTO陷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在乌拉圭回合的农业谈判中，日本还曾与美国、EU、澳大利亚一起形成了谈判核心，可是在多哈回合中却被前美国通商代表、现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斥为“在农业问题上只会说不”的国家，从03年末开始，日本的核心地位已经被印度和巴西取代。而且，目前包括很多粮食进口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也都开始同意设定100%的上限关税率，这益发使日本倍感孤立。因此，日本国内的有关专家也开始批判政府的僵硬做法，认为大米问题拖了整体的后腿，使日本的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害。[2]
（二）日本农业日趋衰退
在日本农协刚刚成立之初，半数以上的农家都是稻米种植户，于是如何提高米价成为农协的主要任务。因为提高米价不仅受农家欢迎，对于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农协来说也获益匪浅。农协不仅可以籍此增加销售手续费的收入，还可以顺势抬高化肥和农药的价格，销售款打到农协属下金融机构的帐户上又可增加存款额，提高肥料价格则有助于向肥料生产商提供高息贷款。这样，得益于高米价政策，日本农协得以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
可是，另一方面，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里就业机会增多，吸引了大批农民进城兼业。而且由于在执行减反政策时并不根据农户性质和规模大小，而是千篇一律地按比例发放补贴，这种做法使兼业农户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专业农户。[3]这样，专业农户的规模优势不仅不能发挥出来，积极性还受到伤害，愿意专业从事稻作的农户数量不断减少，老龄化问题也日趋严重。根据2003年时的统计数据，日本有75%的农田分散在不足3公顷的生产效率低下的小规模农户手中，专业农户则从90年的47万3千户减少到43万9千户。而且，65岁以上的老龄者占到了6成以上。[4]
另外，从财政负担的角度看，1960年时农林水产方面的国家总预算为1,319亿日元，到75年上升到2万亿日元，80年代以后则基本保持在3万亿日元左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0年度的农林预算产出了11%的国内总产值，如今却只能产出1.8%。而且，在高米价政策的影响下，农民普遍不愿种植稻米以外的其它农作物，使得大米严重过剩的同时其它农作物却严重依赖进口。现今，日本稻谷的年产量为850万吨左右，每年剩余的大米多达几十万吨，粮食自给率却从1960年时的79%下降到了40%左右。也就是说，一味坚持高米价政策的恶果已经显现，在国家财政预算持续高增长的情况下，农业整体却在持续衰退。
对此，日本政府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推进农业领域的结构改革，鼓励专业农户走规模化经营道路，政府曾决定从2007年起每年拨款5,000亿日元补助金直接支付给一定规模以上专业农户。但是，这遭到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零散农户的极力反对，在自民党农林族议员和农协的强大压力下，最终不得不改为不问规模大小一律平均分配。这意味着效率低下、收入却远高于一般劳动者家庭的兼业农户每年又可以从纳税人手里拿到一笔15万日元的奖金。而且，2007年参院选举失败后，自民党为了与民主党抗衡，决定将2008年度原打算补贴大规模农户的2,087亿日元进一步追加预算，并将对象扩大到所有零散农户。
财政补贴力度的加大意味着纳税人的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不过，与此相比，消费者因高米价政策所受到的损害更大。按OECD开发的农业保护指标计算，日本2002年时的保护额高达5.5万亿日元。其中，消费者承担的金额达5万亿，纳税人承担的金额则为5千亿。[5]这意味着消费者承受的损害高达纳税人的十倍。而且，由于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同时又是纳税人，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之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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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社论：“应将农业培育成成长产业”，《朝日新闻》2008年3月17日。
[2] [日]山下一仁：“进行真正的农政改革，在谈判中转守为攻”，《周刊农林》2005年11月号。
[3] 以稻作为主业的农户2005年时的收入为642万日元/年，而零散兼业农户却高达801万日元/年。
[4] [日]农林水产省统计情报部：《第77 农林水产省统计表 平成12-13年》，农林统计协会，2003年。
[5] [日]山下一仁：“只有日本已经落伍于国际基准”，《周刊经济学家》2004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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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2]: 看客 (2009-01-19 17:49) | 超高价进口日本大米合理吗？（下）发表于 2009-01-19 11:17:09
四、超高价进口日本大米是单方面有利日本之举
如上所述，畸形的高米价政策使日本农协和兼业零散农户成为受益者，却使专业农户的积极性受到损害，日本农业全面衰退，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而且，还因其市场的封闭性在国际社会成了众矢之的。
不过，日本政府并非没有料到会出现如此困境。农林水产省早在1988年3月就对大米进口完全自由化的影响做过估算，认为如不对农政进行改革的话，日本的稻米产业将会招到毁灭性的打击。也就是说，日本的执政者明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一味坚持高米价政策只能是“死路一条”，但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却仍然选择了“明知故犯”。
然而，就在日本政府为其畸形政策产生的后果一筹莫展之时，我国某集团公司于07年以平均约合35元/kg的超高价格购进了共计24吨日本新潟产“越光”米和宫城产“一见钟情”米，然后以198元和188元/2kg的价格投放到了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零售市场。其后，由于销售势头良好又于08年初再次进口了100吨扩大到其它大城市销售。针对如此高昂的售价，日本农林水产省负责粮食贸易方面事务的粮食贸易课课长辅佐泽濑正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在日本，同样品种的大米，每袋2公斤的售价约合60～70元人民币。……在香港每公斤的售价约合65元人民币。”[①]也就是说，此米的进口价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内的批发价，与其零售价基本持平。而与香港相比，其零售价则高出了1/3。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各国之间之所以进行商品贸易，不是因为双方需要互补有无就是因为产品在性价比上有利可图。例如，我国之所以以八亿件质优价廉的衬衫换回一架A380飞机，就是缘于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制造大飞机的能力不得已而为之。再如，我国将经过精心挑选和精心加工的优质食品和蔬菜等以低于对方1/2甚至1/3的价格出口到日本，也是因为即使如此便宜但仍有薄利可图。同理，日本大米虽然质优但价不廉，极差的性价比决定了即使今后国际市场粮价成倍上涨也不具备丝毫竞争力。正如OECD农业局副局长肯·阿什在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主办的“21世纪的农政改革”研讨会上向日本发出的忠告那样：“在国内市场上不能和进口商品竞争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也不会有竞争力。一边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同时又要开拓出口市场是行不通的。”[②]事实上，日本目前仅限于有极少量出口到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主要用来制作寿司等。
那么，我们为何要以远远超出日本本来就已经高得离谱的价格进口日本大米呢？是不是我国大米的品质与日本米相比存在着特别巨大的差距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专家表示，他们每年都会邀请日本专家带着日本当年最优质的大米到北京来参加中日两国优质大米品尝会。事实是，日本专家经品尝后一致认为我国黑龙江的“美裕”米不管是从口感上还是从品质上都绝对不比“越光”中的顶级米差。而且，中国农业大学有关方面教授还对两国的这两种大米进行了营养价值对比分析，认为它们都富含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很难分出孰优孰劣。[③]而日本农政问题专家也在有关文章中指出，进口价为4,000日元/袋（60kg）的中国大米在品质上完全可以和日本大米竞争。[④]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产粮大国加拿大的温哥华大西米业公司2006年为了进口制作寿司的大米，在考察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之后，最终决定进口了我国河南省原阳县产的“黄金晴”米。可见，中国的优质大米在性价比上并不输给日本米。可是，“黄金晴”在国内的售价却仅为3.5元/kg。[⑤]
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以超高价格进口日本大米显然是不合常理的，是单方面对日本有利之举。难怪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兴奋异常，高调称赞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而时任外相麻生太郎的得意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在富山县高冈市讲演时称：“日本国内的米价是16,000日元/袋（60kg），而到中国可以卖到78,000日元。16,000日元和78,000日元相比孰高孰低，连老年痴呆症病人都明白。”[⑥]他的这番讲话由于涉嫌侮辱老年痴呆症病人而遭到了日本媒体和舆论的严厉批判，但却无意中泄漏了将大米出口到我国可以获取超级暴利的天机。
正是由于高于国际价格数倍的大米卖到我国仍有超级暴利，再加上之前有日本水果和乳制品等在我国某些大城市的售价高得离谱的先例[⑦]，使日本看到了将农产品出口到我国的光明前景。由于我国市场巨大，原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曾形象地称之为“世界的胃”，认为“中国现在大米的消费量是每年2亿吨，哪怕是这个数字的1%也有200万吨。”[⑧]2007年5月，日本农水省公布了“农林水产扩大出口战略案”，将我国确定为大米、水果、牛奶、奶酪等的重点出口国，并确定了到2013年要将农林水产品的出口额增加到1万亿日元的战略目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为完成最小义务进口量进行招标时，优先考虑的却是美国等国的大米。“美国大米虽然价高,但每年在招标中仍占据‘半壁江山’,余下部分在澳大利亚等日本的‘盟国’中分配。”[⑨]而且，日本在最近几年还开始以“食品安全”为由对中国产品设立“安全壁垒”，从2006年5月29日起开始正式实施的“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的肯定列表制度”就是其中的一种。该制度的出台使我国262种农产食品面临限制，国内中小规模出口企业将遭受打击。[⑩]
更为引人注目的动向是，由于2007年12月到08年1月间日本千叶和兵库两地有三户人家吃了中国天洋食品公司制作的饺子出现了中毒症状，在没有查明究竟是哪方原因的情况下，日本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中止和中国企业合作、停止进口中国食品和蔬菜等一系列动向，使我国有关企业损失惨重。（注：这一事件的影响至今尚未消除，甚至连一系列的“破冰”，“暖春”之也为之相形失色。）
以上所有事实都说明了我国的对日农产品贸易处于并不对等的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却以超高价格进口日本大米，这明显不符合WTO自由竞争和互利互惠的基本宗旨。而且，目前进口的日本大米数量虽然还不大，但对中国稻农而言，打击却是巨大的。上述“黄金晴”的培育者河南省原阳县农科所所长李兴启就表示，“越光”米卖如此高价着实让他想不明白。因为他们早在1993年就引进试种过这种米，后来因各种原因将其淘汰。[⑪]
总之，超高价进口日本大米除了使日本当政者产生将来也许可以将沉重的财政包袱甩给中国消费者的侥幸心理、给日本的畸形农业政策提供支持以外，还将极大地挫伤我国农民生产和改良稻米的积极性。因此，除了进口商尚可以赚取差额利润之外，是对我国有百害无一利的非理性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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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曾向荣、邱敏：“日本‘天价’大米再登陆”，《广州日报》2008年2月19日。另外，笔者还通过其他渠道查证了日本国内的零售米价，泽濑所说是可信的。
[②] [日]山下一仁：“重视国民与消费者的农政改革”，《产业新潮》2004年11月号。
[③] 《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1日。
[④] [日]山下一仁：《贸易谈判和日本的农政》，《法律时报》2005年6月号。
[⑤] 王海圣：“日本‘天价大米’进入中国 曾被原阳县淘汰”，《河南商报》2007年8月2日。
[⑥] [日]《朝日新闻》2007年7月20日。
[⑦] 例如，在北京的赛特、燕莎等超市里，名为“世界一号”的日本苹果能卖到每个150元左右。
[⑧] 陈涤：“天价大米启示录”，《环球财经》2007年8月号。
[⑨] 马雷：“透过‘大米自给’看日本的稻米政策”，《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04年第6卷。
[⑩] 刘军红：“日本新制度打击中国农产品”，《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http://gb.cri.cn/2201/2006/03/06/1745@932323_1.htm
[⑪] 李若馨：“日本天价大米畅销引争议 河南大米欲进京比拼”，《北京晨报》2007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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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3]: 深层次 (2009-01-20 11:55) | 第二波日本大米就明显卖不出去了，顶多是少数人吃个新鲜而已。到底什么东西该值多少钱每个人心里都有数。
几袋高价日本米居然上上下下惊动了那么多的大人物。真是新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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