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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历空前规模的“潘晓讨论” 陈某 (2008-12-27 20:17 阅读人次:1186) |
往事回顾∶我亲历空前规模的“潘晓讨论”
作者∶郭楠柠，《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
《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5月至1981年3月开展的《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读者简称为“潘晓讨论”)，可以说是当时思想解放浪潮中的一个浪头。我自始至终参与并且具体主持了这个大讨论。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在《中国青年》工作期间，曾经主持或参与该杂志多次开展的问题讨论，而“潘晓讨论”是我记忆最深刻的。这不仅是我的一次工作，更是我的一段人生，它包含着我在经历了“文革”的精神失落后，对生活理想和人生意义的痛苦思索和艰难寻求。我同参加讨论的广大青年一起思考，一起激动，一起感受探求的艰辛和感悟的愉悦。今年是实行改革的30周年，重提“潘晓讨论”，真实地、具体地回顾一下这个讨论的基本情况(包括我作为主持者当时的真实思想)，该是不无意义的吧。
呼唤与寻求
“潘晓讨论”是1980年5月见刊的，而这个问题的酝酿和提出却早在半年以前。当时我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委兼思想教育部主任(讨论开始后不久，改任副总编兼思教部主任)。我一直认为∶组织“问题讨论”是《中国青年》历代编辑者在自己多年工作中辛勤实践、认真总结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好传统，是提出重大主题、抓思潮、引导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好形式。面对着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青年心态，我认为，经历了“文革”十年停刊又复刊的《中国青年》尤其是思想教育部，抓住当时青年中一些重大的思潮性问题来开展讨论，以努力推动青年进步和社会发展，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于是，在结束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红专”大讨论之后，我又紧接着在思教部提出如何针对当时青年思想开展下一轮问题讨论的设想，并要部里的两位编辑马笑冬和马丽珍先做一些初步的了解和材料搜集。随后，马笑冬和马丽珍即从群工部的青年来信中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怎样看待“讲实惠”同题。这个问题在当时青年中是个思潮，一封读者来信阐述的观点有相当深度，也极具代表性，可以作为开展讨论的基础。二是人生观问题，当时也有不少青年来信。马丽珍主张讨论有关人生观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可取的，人生观问题在当时青年思想中是更带根本性和更普遍的问题。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还不是一个有特定内容、可以开展讨论的具体选题。比如，我曾主持或参与的《人生的幸福是什么？》《人生的最大快乐是什么？》《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生活？》等，都属于人生观方面的问题讨论，但特定内容却各不相同因而具体选题也各不相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这一代青年人生观问题的特点是什么?问题的主要矛盾和核心是什么？应该确定什么具体选题才能承载这个讨论的特定内容?应该从哪个方面切入问题才能很好引发和展开讨论，等等，还须要进一步调查。我把开展人生观问题讨论和进一步调查的设想提到编委会和编前会上，得到了多数同志和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副总编辑王江云及其他编委的支持。于是，我同思想教育部的马丽珍、马笑冬一起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这可以说是“潘晓讨论”最初的工作班子。
以后三四个月时间，我们在机关、学校、商店、工厂等处，在干部、学生、教师、工人、科技人员…中间进行了各种层次的、多方面的座谈、探讨，同时还访问和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我参加了所有访问和大多数的调查会。在我和马笑冬、马丽珍一起参加的一次工厂、学校和商店的青年座谈会上，我感到马笑冬请来参加座谈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有相当的代表性。在交谈中，她对自己的观点无所隐瞒，愿意发表出来供青年共同探讨。她提供给编辑部的原稿7000多字，4个小标题∶“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文稿详细叙述了自己“文革”前后的不幸经历、信念破灭，自己当时处境的困难，自己的迷惘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索等等。我认为，可以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作为基础，同时吸收马丽珍联系的大学生潘镶来稿中一些较有理论特色的语言和观点，再加上我们这一段时间调查的情况，综合整理一个当代青年探索人生意义的思想典型，以此引发讨论。我即请马笑冬按此要求起草初稿，我修改后签发。关志豪终审后同意发表，做了一些删改；王江云也同意。于是，征得黄晓菊和潘镶的同意，以“潘晓”署名给编辑部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加上《编者的话》，作为这场讨论的发端。
通过潘晓的信提出讨论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看法——“人都是自私的。”潘晓说。这是当时一部分青年的看法。潘晓曾经相信组织、求助友谊、寻找爱情，可生活向地展示了丑恶的面目。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她“深刻的启示”∶“在利害攸关的时候，谁都是按人的本能进行选择的。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因此，她的结论是∶“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
其二，对“个人价值”的呼唤——十年浩劫，青年目睹了人的基本权利丧失殆尽，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人的存在连同人本身都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于是，重新评价“自我”、“实现自我”就成了那个时代许多青年人重建人生信念的强烈要求。潘晓说∶“我想写东西，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证明我的存在。”
其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种失落感在当时青年中最为普遍。潘晓说∶“我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过去，我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幻想。相信‘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可“文革”中，她目睹了抄家、武斗、草菅人命，“文革”后，又备尝了人际关系的虚伪和社会的冷漠，“为什么眼睛看到的事实总和头脑里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这也是当时许多青年的提问。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定，潘晓，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历史大转折初期阶段迷惘和追索中的青年的典型，“彷徨、苦闷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每一次大转折的开始，差不多都伴随着一场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例如曾经发生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民主与人生观的讨论。对这场讨论如何开展，作为主持人，从一开始我就明确提出几条∶一要面对现实，讲真话；二要平等探讨，群众参与；三要实事求是，科学、辩证地分析和回答问题，不搞“两个极端”。“探讨人生，必须从讲真话开始。”这是青年的呼声。他们说∶“真实，有时是丑恶的，但较之虚伪和粉饰要有力一百倍。”我很清楚，这次讨论与以往历次讨论有一个根本不同∶以往提出讨论时，编辑部大都有了答案，该怎样引导，最后如何结论，都心中有数。这次却事先没有答案，不知最后如何结论，而是编者和读者共同来寻求。但我相信，在一场人生意义的坦诚的、平等的、科学的探讨之中，潘晓和类似潘晓这样迷惘中的青年，是会受到启迪，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自己前进的路标的。我把这些想法写进了《编者的话》，表明了我们对潘晓的困惑的同情和对她坦诚发问的鼓励，点明了讨论的意义和我们的方针、原则，确定了讨论的基调。王江云审阅后批字∶“我看可以了。”关志豪也同意这样发表。
就这样，在1980年的第5期《中国青年》上，我们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通栏标题下，把“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连同《编者的话》一起发表出来，把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提给了80年代的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
两个没有想到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潘晓”的信和编者的话发表后，会引起如此空前巨大的反响。仅仅25天时间编辑部就收到各地青年寄来的信、稿18000多件，很多青年还寄来了钱和物，没有留下姓名、地址，只留下了对潘晓的期望…
他们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别人那里听到自己心中的歌。虽然这歌声里充满了泪水和火焰，但它实实在在是我们心中最真实的歌。”
他们说∶“由于这真实、这坦诚和它所蕴含着的理解与信任，《中国青年》为我们原本冷漠了的心房，投进一束温暖的光。”
6月18日下午，胡乔木同志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这也是我未能想到的。胡乔木同志说∶“这个讨论引起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胡乔木同志还希望，这个讨论再放开一些，不要急于收场。
对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如何继续进行，关志豪和编委会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扩大篇幅，继续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以推动讨论进一步开展；二，增加人力，强化编辑力量以保证及时、认真地处理每天涌入编辑部的大量稿件，使讨论的群众性得以更充分的体现。
于是，除了原来参与的马丽珍和马笑冬，在全社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又抽出各部门的编辑、增加了陈汉涛、陈群、杜文勇、王燕生、王彦君、崔维德、方延曦、邓捷、孙宏林、陈四长等，大都是各编辑部门的骨干编辑。仍由我负责主持讨论，领导扩大的工作班子。我又写了编者按语《写给参加讨论的青年朋友》，表明扩大和深入讨论的意图。文艺部副主任陈汉涛负责(崔维德和马丽珍协助)从数量巨大的信稿中选编出10600字的《信稿摘登》，把有代表性的各种不同观点提供给读者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人生意义讨论的篇幅由每期8页增加到16页、20页。发表了武汉赵林同志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等有相当思想分量的史章。
“人生意义的思考”唤起了万千青年的热情，群众性的讨论一直延续到年底。7个多月的时间编辑部到到全国各地各个方面不同身份、层次的人寄来的稿件达6万多件，其中不少还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大学生(其中不少是研究生)来稿的数量相当多，成为这次讨论的一大特色。
对于潘晓和她的观点，多数青年的回答是∶有同感，但不能完全同意；同情，但希望她奋起。
从第5期到第12期，我们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近20万字。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上升到390多万份，每一期《中国青年》在人们手中传阅，被“翻卷了边，留下了那么多的汗渍手印”。
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风波
讨论开展不久，即有越来越多的读者打电话或直接到编辑部要见“潘晓”；许多新闻单位也相继提出要求直接采访“潘晓”；社会上还出现了被人指为“潘晓”和自己冒充“潘晓”的事件等。尽管我们从一开始就向各方面说明了“潘晓”只是一个思想典型，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但挡不住那么多想见“潘晓”的愿望。因此，当中央电视台向我们提出采访“潘晓”时，编委会商量决定∶由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来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说明情况，消除误解，以止息求见“潘晓”之风。当时我虽然觉得这有违“潘晓只是思想典型”的原意，但也没有其他对策。这个决定征得了黄晓菊、潘镶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编委会决定由我负责带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尽管黄晓菊按照我的嘱咐如实地讲了那封信问世的真实情况，说明她本人并不就是“潘晓”，以及开展讨论以来自已受到的鼓励和重新投入生活的信心等，但毕竟，原本是一个思想典型的“潘晓”，同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在公众面前直棱联系在一起了，由此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是编委会，尤其是我本人考虑不周的一个失误，在外界形势的冲击下没能始终坚持把思想典型与生活中的真人严格区别的原则。（这有一张照片1980年2—3月抓”人生意义”讨论的最初三人，郭楠柠(中)、马笑冬(右)、马丽珍）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这个访谈以后，9月23日工人日报社内刊《情况参考》即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第一封信《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指责报刊、电视台等各类媒体对潘晓“夸了又夸”、“吹了又吹”、“捧了又捧”、“抬了又抬”，要求“尽快刹住这股风”。第二封信《邻居眼里的潘晓》，把黄晓菊本人说成潘晓，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和不当言行。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同志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许多单位传开了。紧接着，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情况》，把潘晓的信说成是“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一些地方更据此将“潘晓讨论”说成是《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
为了回答《工人日报》的两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以澄清事实，辩明是非，我受编委会委托，带领几个同志对有关情况做了进一步详细了解，并起草了《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就“关于潘晓的信问世的情况”、“关于舆论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晓的问题”、“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问题”、“关于‘邻居眼里的潘晓’问题”，进行了答辩。《调查报告》6000多字，在充分摆明事实的基础上，据理说明∶（1）刊物上以潘晓名义发表的那封信主要经历和观点都是黄晓菊的原稿和谈话中有的，编辑部只是做了必要的整理和删节、补充，这是属于编辑的正常工作范围，说这封信就是编辑部“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2)各新闻单位对人生观问题讨论的报道，都是从肯定鼓励青年人严肃探讨人生、支持宣传工作青年工作进行改革的角度来谈的，没有一篇宣传过潘晓本人，也没有对潘晓的信做过不恰当的评价，舆论界并没有对潘晓“大肆吹捧”。(3)黄晓菊是以一个有苦闷、有弱点而敢于说心里话的问题提出者的身份上电视的。那种认为一上电视就是“树”、就得是先进青年的看法是一种误解。(4)经过编辑部再次调查，黄晓菊的具体情况与邻居讲的有较大出入。编委会审定并同意了这个《调查报告》，关志豪在报告的最后加了这样几句∶“我们给胡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耀邦同志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做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l0月30日《调查报告》上送胡耀邦和王任重、朱穆之等领导及中宣部，同时还送给了各家新闻单位。
这就是1980年秋天，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风波，《中国青年》给予社会的一个实事求是的、公开的回答。
一直以来，都听到一种说法∶是因为“潘晓”上电视才给讨论带来了厄运。其实，这场讨论的遭遇和命运，归根到底，是由这场讨论的内容和讨论的方式决定的。在当时“真理标准讨论”等思想解放形势的鼓舞下，青年思考和追索人生意义所质疑的，不只是“文革”十年的非常时期，而是由“十年”追溯到“十七年”，触及到了多年来坚持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思想，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更深层的根源；加之讨论明确提出的“讲真话”“群众参与”“平等探讨”的方针，要求冲破思想禁锢，在科学的基础上来重新检验这一切，这就不是能为所有人欢迎的。
1983年12月．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后，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有的大学党委等还状告“潘晓讨论”，说“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精神污染”，“至今未予澄清”，要求“认真进行清理”。对此，胡耀邦同志批示∶“青年报刊一些好心肠同志，为了教育青年，喜欢把一些错误的思想行为汇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化，然后加以评论。结果，反而产生了副作用，欲益反损。但我们一些同志不注意接受历史教训。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批示虽然批评《中国青年》不接受教训，但肯定了是“好心肠”、“欲益”，同时指明“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这个批示，减轻了当时对于“潘晓讨论”和《中国青年》的压力。
关于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
历时7个月的群众性讨论结束了，编辑部对于讨论中提出的诸多问题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按照以往的做法，我们请思想理论界的专家来写这篇总结文章。我拜访了一些同志，但他们大都认为，由于这场讨论涉及问题的广泛和各种思想观点的丰富复杂，没有亲身参加过这个讨论的全过程，难于掌握青年心态及讨论中涉及到的种种思想矛盾，很难写这个总结。当时的大形势有所变化，“风向”开始转了。胡乔木在1980年12月l3日的讲话中，一改几个月前的表态，转而严厉批评“潘晓讨论”的做法。要求批判“错误思潮”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可能也是无法请到专家来写总结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我们回过头来求诸自己，由原来工作班子中的六七位同志一起研究。由于人太多，各人的想法差异很大，无法进一步讨论总结文章抓什么主要问题，基本观点是什么。于是，改为由两位同志按各自的想法分头写作。但写出的稿子，大家看后认为，主要问题不清楚也缺乏分析，没有讨论和修改的基础。最后，关志豪同志提出，我有责任使这个讨论善始善终，由我来写总结，陈汉涛参加；但他对总结该如何写没说什么意见。
我们花了一个月，完成了文稿。题目定为“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必然(后改为“需要”)；二，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三，科学地看待“公”和“私”；四，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
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这场讨论的发起由来、历史背景、必然性和必要性等做出解释。
20世纪80年代初之所以有这样一场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是缘于当时的社会矛盾、时代需要和青年思想。我们把内在的深刻原因主要归纳为三条∶一是一代青年对十年动乱的深刻反思，要求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清理过去的人生信条，重建新的人生信念。二是面对当时社会的不正之风、诸多弊端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难题，青年们感到原有的简单的、水晶般的人生观解答不了复杂问题，因而要求找到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支柱和可供遵循的、正确的行为准则。三是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新观念及其同旧有做法和观念的冲突，要求人们在科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评判旧有的种种价值观念(包括人生观)——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修改，或者做新的理解…重建科学的、可信可行的人生观，是一代青年成长的需要，也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中国青年》经过大量调查、深入研究，决心开展这场讨论，是基于深厚的历史必然和需要。
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是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回答讨论中集中争论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关于正确认识“人的价值”。我们充分肯定青年们在讨论中提出的观点∶“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人道主义”、“人性”和“人的价值”等与“人”沾边的东西，都当成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的。
再一个是关于“公”与“私”的关系。这是人生观的一个中心问题。首先，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其次，“公”与“私”又存在着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分裂的甚至对立的。正由于“公”与“私”既统一又矛盾，所以“主观为自我”与“客观为别人(社会)”之间也是既统一又矛盾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社会)”这个命题具有正确和错误的两重性，关键在于“一定条件”。
第四部分主要回答怎样认识和对待现实社会的问题。须要明确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我们的社会还有弊病，但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我们的社会还有黑暗，但光明面毕竟占主导地位。经历过祖国沧桑的人，会公正地看到，我们的时代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祖国已经从十年浩劫的巨大创伤中站起来了。我们确信，历史的灾难必将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而科学地认识社会，是为了找到前进的路标；对人生意义的真切理解，还须要投身于创造与改革的社会实践——人生的真谛，不在“自我归宿”中；“自我”的实现．应该在振兴祖国的神圣事业里。
编辑部考虑到这个讨论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决定把文稿送请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同志审阅。王任重同志很快批复说∶稿件阅过，基本可以，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同志、理论局局长洪禹同志约请了邢贲思、汝信、顾锦屏、王贵秀和严家其五位专家，与我和陈汉涛共同讨论。王意德同志和专家们都明确说，专家的意见仅供参考，接受什么、如何修改，还是你们作者酌定。从2月23号至25号。讨论三天。我们先介绍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基本情况，陈述了我们写作总结的思路和思考。专家们对此十分感兴趣，因此介绍和陈述占了很多时间。然后大家对文稿各抒己见。专家们对文稿的基本观点和论述方式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只是有的专家提了一些具体表述问题，如对于社会不正之风的批判措词应缓和一些，又如对于认识上存在争议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是否不宜多引和展开阐述。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专家们的看法并不一致，进行了一些争论。我和陈汉涛也谈了对这些意见的看法。26号，我俩认真修改并打印，花了一天时间，主要是删去一些关于不正之风的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有争议的语句。27号上午把修改稿送交王惠德同志。28号下午，王惠德同志即阅毕退回。
随后，团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高占样同志肯定了稿子，但提出要加上共青团十届二中生会号召青年投身四化建设要有“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勇于献身的气概”，要当“身体力行、兢兢业业的‘实干家’”等话语。我们按此意思在文稿第四部分增加了一段话。至此，总结文章最后定稿。
1981年3月，第6期《中国青年》以10页篇幅，登载了《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署名为“本刊编辑部”。
总结文章登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读者纷纷致函编辑部。他们说∶《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是对‘人生意义’问题讨论的一篇公正的答卷”；“受到很大震动，泪水夺眶而出”；“真是雪中送炭，忍不住成段地摘抄下来”；“我决不让‘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心灵创伤继续‘留’下去，要同亿万青年一道开拓人生的道路”....
《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总结文章，《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摘要。
从1980年5月开始的这场有历史意义的“人生意义”大讨论，以1981年3月第6期《中国青年》刊出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为标志，宣告结束。以后，《中国青年》上还发表过什么有关“潘晓讨论”的文章，那已经不属于这个讨论本身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我因主持这个讨论而受到严厉批评，要我作检查，说“潘晓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宣扬个人主义。我不能认同这种说法，拒绝检查。随后，就调离了中国青年杂志社。嗣后，《中国青年》刊登了对“潘晓讨论”的批判和检讨。
尽管我遭受不公正的批评和很大的压力，可我对于主持“潘晓讨论”从不后悔，我毕竟做了一件我很想做的有意义的事，我自己也从中受到启迪，获得很多教益。
(作者是中国妇女杂志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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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1]: 这个讨论当时很有影响 陈某 (2008-12-27 20:18) | 我接下来要写
我的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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