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镜论坛

首页 >> 论坛 >> 新闻

投稿格式注意事项 | 字体∶大中小 |

我要发新帖子！

老吴，这本书你会感兴趣 陈某 (2008-11-19 16:38 阅读人次:6161)

　　

　　《生逢其时》

　　作者陈冀德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8

　　

　　本书作者，以亲历亲为的事实出发，通过自身的遭遇，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革」时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来龙去脉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如实地反映了「阴谋文艺」遭遇阴谋封杀的《朝霞》事件的发生，其实与文艺无关，只不过是「文革」时期中共上海市委上层互相倾轧，争斗的牺牲。书中以撼人心弦的笔触，写出了作者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党内路线斗争中，作为基层的一名普通党员，徘徊在良心与党性之间的困惑、矛盾和痛苦。并由此对被普遍认为是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八十年代初特别法庭对「四人帮」在上海的部分馀党的审判，提出了一点不同的见解。可供读者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思考。

　　本书结构独特，人物形象生动，细节描述详实，既是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历史实录，也具有文学作品的可读性。

　　书後附谢泳先生《（朝霞）杂志研究》一文，仅供读者参考。

　　

　　

本网站为统一格式，过滤自然段首末空格，自动换行。
为满足个别用户特殊需要，提供UBB代码供用户使用。

[c]小标题居中[/c]
例:[c]这是我要显示的小标题[/c] 发表结果:| 这是我要显示的小标题 |

[r]日期右对齐[/r]
例:[r]写于2000年5月1日[/r] 发表结果:| 写于2000年5月1日|

[b]重点显示[/b]
例:[b]需要着重显示的文字[/b] 发表结果:需要着重显示的文字

[color=颜色名]彩色显示[/color] *颜色名参考HTML标准
例:[color=PINK]需要彩色显示的文字[/color] 发表结果:需要彩色显示的文字

[t]诗词格式[/t]
例:（略，每行起首自动插入10个空格）

[img]图像链接URL[/img]
例:[img]http://www.aaaa.com/a.gif[/img] 发表结果:（略）

回复[1]: 作者是罗思鼎的主要成员 科长 (2008-11-19 16:45)

　　罗思鼎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目录 [隐藏]

　　1 别名及组织

　　2 代表作及活动

　　3 成员及命运

　　4 研究文献

　　

　　[编辑] 别名及组织

　　另有丁学雷、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谐音“放眼量”）、金风、方耘、常峰等80多个笔名（各个写作小组又有自己常用的固定笔名，如文艺组的丁学雷、方泽生、石—歌、任犊）。最重头的文章也使用上海市委写作组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名义。因为开始办公地点在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私家欧式住宅的丁香花园（长宁区华山路），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后迁至徐汇区康平路89号。

　　正式组建于1971年7月，迄于1976年10月（据朱永嘉回忆，该写作组最初萌芽时间在1960年代中期中苏论战时，是复旦大学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是一个编入政府系列、形似松散庞大而结构紧密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分层控制、多方插手”方法运作，直属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代管）。两人给写作组的批示、书信、电话多至360次以上。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是该写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下分历史组、文学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又下辖有若干外围小组（如“石一歌”和各种教材编写组）；外围小组人员编制仍在原单位，经费由所在单位担负、筹措、拨付，分合自如，高度集中。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由于当时无宣传部的设置，写作组实际上兼有宣传部的管理职能。

　　

　　[编辑] 代表作及活动

　　撰有文章1000多篇。代表作有《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评<水浒>的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该写作组活动的历史最长，参与配合的运动最多；写作文体多样，有政论、史论、杂文、小说、教材等，产量最高；组织分工细致周密，作者队伍庞大，直接掌握的刊物最多，可以独立新形成协同作战、轮番冲击能力，声势上超过其他御用写作班子；形成“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另外还担任了搜集、编印中央、地方党政负责人材料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的工作，仅密报张春桥、姚文元的就有1000多分。以至于其成员私下议论他们“所干的事，说出去是要杀头的”（代替了文革初期“游雪涛”的功能）。有人据此论定它除了写作班子外，还兼有“情报班子、参谋班子”职能。

　　把持有《学习与批判》、《朝霞》、《自然辩证法》、《教育实践》等8个刊物和复旦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编辑] 成员及命运

　　其成员历史组以复旦大学教师为班底，别的小组另调有原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单位的人。计有陈冀德（文学组组长）、陈孝全（石一歌组长）、胡锡涛、郭绍虞、徐辑熙、章培恒、王绍玺、谭其骧、陈旭麓、王守稼、吴乾兑、刘修明、吴欢章、孙光萱、余秋雨、丁志伟、戴厚英、胡万春、段瑞夏等近50人（加上外围成员远远超过此数）。

　　1976年10月后，该写作组成员都受到审查，有些人长期受影响，著述出版不顺利，无法评上高级别教授职称；日后再不愿提及这一段伤心史。1977年9月7日国家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清除中小学教材中“四人帮”及其余党控制的写作班子包括罗思鼎（另有梁效、初澜、江天、池恒等）的言论、文章、形象。

　　

回复[2]: 网上真是什么都有，搜啊搜 科长 (2008-11-19 16:52)

　　搜到朱永嘉，当年上海滩的人物

　　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91504&joursid=90557

　　

　　寻迹游踪——常熟虞山游

　　朱永嘉

　　--------------------------------------------------------------------------------

　　08年11月15日

　　明天是惠娟的七七祭日，原想在今天找还想着老张的当年一起去海南岛的老朋友来一个老友会，结果事与愿违，肖木重感冒了，大家都是体弱的老人，不能成行了，只能改日再说。但是儿女们如约而来了，于是我们一起出门，去常熟虞山，寻找惠娟当年一起去那儿的足迹的旧踪了，六个人一路抵达虞山，进了山门，第一眼看到的是兴福寺，上了石板路，在路一侧的下方，是一大片茶园和饭店，女儿朱律韵第一个便叫起来，那儿是上次与妈一起来吃面的地方，午餐便是在那儿吃的，可省钱呢，每人吃了一碗阳春面就上路了，接着便进了兴福寺，在哪儿烧香祈福呢！这次走过兴福寺，摆在我们眼前的是索道的售票处，朱刚看到四十元一张票，便说让老爸一个人乘索道上山，我们徒步登山吧。朱立抢着去买了六张票，分乘三輌索道的吊车，一个车厢坐两个人，我们六人分乘三輌吊车，我与女婿徐天理同一輌吊车，车厢慢慢地上山，往下看是密密麻麻的松树林，郁郁葱葱，在深秋季节，林子依然一片翠绿。到山顶时，有两个服务员扶我们下吊车，朱律韵又讲那次与老妈一起来时，快到站时，老妈就哇哇地乱叫起来，是两个服务员抱着把她从吊车上搬下来的。惠娟你的叫声好像还在我的耳边回响着，而你走了，我老了，步履蹒跚了。

　　我们步入森林公园的入口处，还是朱立买的票，一人十元。进门以后，买了六柱香，想为你进一次香，大家慢慢地步入剑阁，那是一个绝壁，居高临下，可以远眺山下的尚湖，景色是那么的壮观，背面有一个剑阁亭，亭上有江渭清的题字，孩子们问我江渭清是谁，我说他原来是江苏省委书记，文革开始后消失了一段时期，林彪事件以后，又去江西做了省委书记。江西原来的省委书记叫程世清，那时邓小平在江西，他对邓优礼有加，照顾得不错。邓离开江西不久，我曾去江西看望知识青年，陪我上井冈山的人，是陪邓上井冈山的，她在我面前说了不少邓的好话。程世清在林彪事件以后便下台了，在那些特殊的年月，谁都做过一些好事，但也难免做过一些错事，这些恩恩怨怨的陈年老帐谁也说不清了。

　　我们再往前走，看到有瞿式耜墓的指路标石，孩子们问我瞿式耜是什么人，我说瞿式耜是南明小王朝的忠臣，他为南明殉难了，从清王朝讲他是一个顽固的失败者，不知顺应天命的人，到了清末民初，他又成了抗清的民族英雄，历史的是是非非，一时间很难说得清楚。

　　我们回头走出大门时，看到虞山森林公园的路线图，就大呼，这次我们花了冤枉钱了，因为如果从后山汽车道上山，根本就不用花这冤枉的索道钱了，连十元钱的门票也可以省了。从这张路线图上，我们又看到了钱谦益墓和柳如是墓的位置，就在尚湖边上，我说有一次我与你妈跟了学校退管会来游过一次尚湖，想找这两个墓，没有找到他们的位置，孩子们问我，为什么要找这两个人的墓，我说：我的老师是叫陈守实，陈在二十年代就学于清华研究院，那里有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陈寅恪是陈守实的导师，住在我们宿舍的蒋天枢也是陈寅恪的学生，你们小时候都见过他们，陈寅恪既是一个学者，也可以说是民国的遗老，四九年国民党退到台湾，他没有去，也没有去香港，留在广州，当时北京请他进京，就任历史研究所的所长，他拒绝了。他说要他去北京的条件是不读马列著作，不参加什么政治学习，当时还是容忍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和做研究了，没有强迫他做什么，文革期间虽然受到过冲击，但还是受到保护。并允许他依照自己的意愿去写作。他还写了一部叫作《柳如是别传》的书，柳如是是一个妓女，她很有文才，也有气节，她嫁给了钱谦益做小妾，《柳如是别传》讲的是钱柳之间的姻缘关系，钱谦益在南明福王政权官至吏部尚书，他是领衔代表南明小朝廷向满清王朝投降的人，从为人的气节上讲，他还不如他的小妾柳如是。然而尽管如此，钱谦益还是很有学问的人。他留下一部《钱牧斋初学集》，我们今天研究晚明史，了解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心态，这本书是必读的。他与吴伟业、侯朝宗这些人可都是明末清初有名的才子，所以了解一个人，特别是时代大变迁的时候，必须抱着非常宽容的心态来看待他们，不能仅仅从一时间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论定一个人。还有他如何为人，他的思想观念，他的文章和才能，从不同的视角上去观察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遗老’啊！说到底陈寅恪也是一个‘遗老’。他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决定了他在当今史学界可是一个泰斗式的人物啊！有人讲朱健在网上的那篇文章的跟帖上讲他‘家教不严’，是因为他说我是‘文革遗老’是一贬义词，如果是从历史长河看就未必如此了，‘遗老’词性应是中性，它只是说明一种情况。再说忠诚于自己的故旧，并不一定是恶的表现。《论语•学而》就有那么一个说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就不是从个人的成败得失而是从伦理的视角来评述一个人的行为，而且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不仅是放在嘴上的，而是要身体力行的啊！吾日三省，那就是现在通行的术语，叫作反思，这可是为人必备的修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反思的着眼点应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不能把个人的私利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对他人的忠诚与信守承诺放在第一位。孔夫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换一句话说，就是把群体的利益，社会的责任放在第一位，做人，决不能做仅仅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经济人，因为人不能离开特定的群体和社会孤立地存在啊！这里的“吾日三省吾身”，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思考自己个人在义与利的关系上，究竟把那一个放在第一位。孔子便说过要“见利思义”嚒。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说到底就是信用危机，失去了信用，所有的信贷便无法继续了。做人也是这样，不讲信用，谁还愿意与他交往呢？最终他会被人们所抛弃，这样的案例随处都有。最后我与孩子们说，今天我只能说到这里了，如果下次再来，我要先读一点书，才能说得细致一些。

　　我们离开那个路线图，乘索道下山了，下山时我与朱立坐同一輌吊车，从吊车上往前看，视野要开阔得多了，因为那是居高临下，与乘吊车上山的感觉不同，犹如常熟市区的一切，都在我们的足下，对天下事的观察，只有从高处往下看，才能看得透彻一些。

　　出了山门我们便一起乘车回家了，到家已六点多了，天已断黑，一面让阿姨准备晚饭，一面赶紧给惠娟上三柱香，默诉今日循她往日的足迹游览虞山的经过，这一天的每时每刻我们都在惦记着你，好似你就在我身边那样，诉说你往日的行踪。

　　吃完晚饭我与陈冀德通电话，诉说今天一天的行踪和感受，她说，老张和你有一群好儿女谁都倾羡你们有这样一个好家。儿女能那么孝敬你这个丧偶独处的老爸，老张在天之灵会为你们感到欣慰的。我自己心里也甜滋滋的。要有一个温馨的家，那就是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多为他人着想，都体谅对方，包括夫妻之间，父母之间、兄弟姊妹之间不能让经济至上的观念侵袭自己的思想，家庭的温馨只能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如利己主义占了上风，人人交相争利，那么再好的家庭也会解体，最终是亲情丧尽，亲人成仇人。所谓“体贴”这两个字，不是体贴自己，而是体贴他者啊！家庭可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细胞，这个局面今后千百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生育、养老都离不开它，家庭稳定了，社会才能稳定。家庭都解体了，还谈什么社会的稳定呢？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二种观念之间，我较多倾向于后者，也不是完全否定前者。

　　

回复[3]: 科长 (2008-11-19 17:07)

　　朱永嘉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朱永嘉，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明史研究專家。

　　文化大革命時擔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總負責人，曾為王洪文講解《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朱维铮认为：“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1]。文革結束後，被隔離審查5年，1982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1988年提前釋放。

　　

回复[4]: 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 科长 (2008-11-19 17:13)

　　王洪文终究没有读懂“刘盆子”。

　　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同时为召开党的十大作准备。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要找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二十四史”《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他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无非是提醒他：按照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依仗着刘氏宗室这一条，“摸彩”摸得一个皇帝的宝座。你王洪文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不长进，结果也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务正业，整天和一帮“牧童儿”嬉戏，最后将以失败告终。

　　当朱永嘉把《刘盆子传》看了一遍后，就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但他懂得：这种讯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朱永嘉打定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王洪文也是乖巧人，政治嗅觉很灵，他只消把翻译成白话文的《刘盆子传》听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泽东叫他读这篇文章的用意所在了。然而，王洪文终究没有读懂，最后变成了刘盆子。(《采风报》1995年9月)

　　

回复[5]: 朱永嘉发现余秋雨的才华 科长 (2008-11-19 17:19)

　　南方都市报：余秋雨调查

　　2008-6-13

　　访问日本

　　1976年9月，余秋雨从奉化返回上海，10月，随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访问日本。据说余秋雨在代表团中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团长朱永嘉。

　　蛰居奉化

　　1976年9月，蛰居浙江奉化大桥镇的余秋雨从两个山民口中得知毛泽东去世了。他立即收拾行李，返回上海。

　　他是1975年冬天查出“GBT偏高，可能有肝炎”的，生病后，先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以后领导想安排他到一个地方休养。按照胡锡涛的说法，余秋雨本想去北京养病，他当时也表示欢迎。不久，胡锡涛先后接到两位“老战友”的电话，对余秋雨都有一些负面的反映。于是，胡锡涛让王知常转告余秋雨，不同意他来北京。徐缉熙记得，此前，“当时有个传闻(‘四人帮’粉碎以前)，戏剧学院希望余秋雨回去当党委书记，当时朱永嘉不放”。而朱永嘉的证实是，“戏剧学院的军宣队曾来写作组要求调余秋雨回去任院的革委会副主任，我没有放人，搞行政工作非其长也”。

　　于是，他去了奉化。根据他自己的记忆，他离开上海的时候，“没有向写作组请假”。他在这里呆了足有大半年时间，读了很多线装古籍。

　　初露锋芒

　　从1972年加入《鲁迅传》编写组(笔名“石一歌”)开始，他就以“有才华，文笔好”而引人注意。一年后，他上调到康平路写作组文艺组，成为其中的正式成员。时隔30年之后，写作组当时的负责人朱永嘉这样回忆了他发现余秋雨才华的过程：

　　“从文风上讲，余秋雨在写作组时期的作品与后来的‘文化大散文’有一定的联系。当时上海安排几十万知青下乡插队。马天水曾问我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就是下放到各地的知青不安定。为此，上海专门派了慰问团下去慰问当时的知青，我和余秋雨都曾下去采访，跑了很多天。余秋雨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就是这时候在《朝霞》杂志发表的。写作组的吴文虎，去过云南，写过一篇《西双版纳来信》，后来又到过江西，他与曹溶写了一篇散文《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杂志连载了三期。这篇散文就是余秋雨负责修改的。他在修改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当地的地理、风光、传统和文化的元素，使这篇原本很一般的散文看起来面貌一新。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改别人的文章比写文章还难，我和王知常在这个修改的过程中比较欣赏余秋雨的才华。”

　　正是由于朱永嘉和王知常对余秋雨的欣赏，所以，当姚文元1975年春天回上海的时候，他与其他几十名写作组成员一起被姚文元集体接见。朱永嘉在谈到这次接见时说：“姚文元每年冬天都要回上海度假，以前他每次来，都是单独接见我和王知常，由我们汇报工作，讨论当年选题计划报告，姚文元审完后确定选题。这次接见是他要见见写作组的其他成员，故而召集了写作组成员几十人，其中有余秋雨。1975年春，姚文元在丁香花园中厅一个会议室里接见写作组成员。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一个分别介绍，叫什么名字，写过什么东西。当时余秋雨在写作组的地位不高，并没有受到姚文元的特殊关注。”

　　完成任务

　　回到上海不久，余秋雨又去了一趟日本。胡锡涛对于余秋雨的日本之行有过这样的记载：

　　“当时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中央指示由上海警备区临时主持全市局面，对上海写作组实行军管，却遇到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在‘四人帮’垮台之前的几个月，中日两国签订一个文化交流协议，由中方派出一个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于10月中旬前往日本进行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的朱永嘉担任。‘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几天内，上海写作组几个头头气急败坏，王知常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疯狂的反动口号，甚至妄图与王洪文的爪牙们一起搞武装叛乱。这些头头自然要被软禁起来。然而，访日代表团还必须按中日协议规定日期出访，对朱永嘉这个团长如何处理呢？如果换个团长，怎么向日方讲清楚？如果不换团长，仍然由朱永嘉率团去日本，中方很不放心，万一他乘机逃跑怎么办？上海军方最高领导层决定让余秋雨作为团员跟随团长朱永嘉出访。交给余秋雨的任务是：监视朱永嘉，防止他出逃，朱的发言稿由余秋雨拟订。这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变化，为逃避 ‘批邓’而躲到农村的余秋雨，此时已成防止朱永嘉出逃的监视人。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又受到重用。”

　　不过，作为当事人朱永嘉的解释与胡锡涛的说法略有出入，主要的不同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余秋雨就已经被确定为代表团成员：

　　“关于余秋雨去日本的问题，上海鲁迅公园原来有一个鲁迅展览馆，‘文革’开始后，停止对外开放了，那时要恢复对外开放，展区的内容是我去审定的，当时余秋雨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日本要办一个鲁迅展，以上海的展览为基础，因而日本邀请中国派一个代表团去日本参展，文物局建议由我组团去日本参展，在上海我就点名余秋雨随我一起去日本，这事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定的，粉碎‘四人帮’后还去不去呢？文物局打报告问了华国锋，华说还是让我去，这样我就带了余一起去了日本，并按时回国接受审查，至于让余秋雨监视我，那我肯定不知情，也许真有其事，但这与当初指派他去日本参加代表团是两回事。”

　　根据朱永嘉的确认，出访日本的时间是1976年10月中旬，他们在日本访问了两个星期。在回国的飞机上，朱永嘉和余秋雨分别处于不同的机舱，朱永嘉一下飞机，就被人带走，隔离审查。

　　

回复[6]: 朱永嘉78岁上网发帖 科长 (2008-11-19 17:2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bd23101008uhb.html

　　

　　附：朱永嘉先生的回复

　　申公无忌先生：

　　我那篇《也从万历皇帝说起》的短文，多有冒犯之处，望先生谅解，说实在的，我那篇短文并非因你的大作而发，只是因为幸子陵那本《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及李锐，谢韬的序而发的，对《炎黄春秋》的思想倾向不满而发的，我们千万不能如台湾民进党那样顺着他们去蒋化的道路滑向去毛化那条死胡同上去。

　　你说你的文章与他们无关，你没有借古喻今的意思，我能接受，讲历史，借古喻今是很自然的事，过去有一句老话，叫“殷鉴”，那就是以殷亡为戒，以殷所以亡来来提醒后来的统治者，记得李世民曾说过，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这个话不错，那时李世民君臣间经常探讨的就是隋何以亡的问题，如何避免前人的过失，以免重蹈覆辙。

　　一个皇朝兴起以后，总要忙着修前朝的历史，也就是为了吸取前朝兴亡的教训，主要不是为了去追究古人的责任，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也是以史为鉴呀。现在百家讲坛上兴起了一股讲史的浪潮，在我心目中这还是好事，它把历史通俗化大众化了，还趣味化娱乐化了，我喜欢这样讲史的形式，我自己只是偶尔听听，因为我兴趣不在这方面。但讲史为迎合听众的兴趣时也有一个度，必须忠实于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才能从历史的成败得失引申出一些如何为人的基本道理。

　　讲历史无非是讲人讲事，它还不能离开古人当时的环境，离不开古人的感情世界，还得分析人与事所以如此的因缘关系，从更深层次去认识它，甚至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它的来龙去脉，才能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在五十年代末，我在大学历史系上过元明清史的基础课，也曾写过少量明清之际历史的短文，所以徒有搞明史的虚名。从那以后，我放下明史已有四五十年了，远不如后来的同志们，我现在对明清史的熟悉，可能远远不如你申公先生了，我知道申公的意思是说你是上海本地人，无忌是表示你讲历史忠实于历史本身，无所忌讳。这个精神很好，讲历史要忠实于史实，无所畏忌才好，你讲历史故事的时候，听众的反响是各不相同的，这与受众的状况有关，正如读红楼梦那样，那是各取所需的，曹雪芹不可能对所有的读者负责。我读了你那篇文章，所以有那样的联想，发那样的议论，当然不能要你负责，文责自负，所以我再说一声望先生谅解。

　　你说我是那一个朱永嘉，这世上朱永嘉还仅此一家呢，我今年78岁了，高兴的话我们交个朋友吧，我又读了你的二篇笔记。就在下面说点感想，望你批评指正，在网上讨论问题，有一个好处，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交换思想和意见，活跃学术空气。

　　此致

　　敬礼

　　朱永嘉

　　

回复[7]: 吴卫建 (2008-11-19 19:47)

　　恩，倒是想看看滴。

　　这些都是御用文人，生不逢时阿，如现在鼓吹江的3个戴表，胡的科学发展观也可能是好手。

　　这劳动党也真是的，判了朱永嘉14年牢狱，人家只是一个教书匠，仅敬业一些，多写了些应景蚊帐而已。

　　-----------------------------------------------------------------------------、

　　〉......在网上讨论问题，有一个好处，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交换思想和意见，活跃学术空气。

　　嘿嘿，不敢苟同也，大概老先生上网还不够多。

回复[8]: 老吴请进，这书的电子版 陈某 (2008-12-22 09:07)

　　《生逢其时》

　　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陈冀德的回忆录

　　http://blog.people.com.cn/blog/s/280260

回复[9]: 吴卫建 (2008-12-22 11:01)

　　谢谢，这里面有些事可能偶岳父也参与之，好在他是军人，事后蒙混过了关。

回复[10]: 萧木悼徐景贤文 科长 (2008-12-26 09:56)

　　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

　　萧木

　　（一）

　　门外还有人三三两两从四面八方走来，仅约二十来平米的告别厅里已插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哀乐幽幽地、缓缓地荡漾着。我随着黑色的、人紧贴着人的、沉重而无声的队伍，半步半步地向前“移”走着，走向笼罩在玻璃器具里的你，我的“同年大哥”。

　　你向这个生活了74年的世界挥一挥手，走了，走得那样轻盈，轻盈得宛若一片白云。没有热闹喧嚣的媒体报道，没有花团锦簇的灵堂装饰。你走了，轻轻地、悄悄地走了，带着两袖清风。

　　你走了，走得那样轻盈，犹如一片乘风归去的白云。你一生俭朴，从未想到过要为子女留点什么遗产，甚至也没有留下一句话，连遗体也捐献给了国家。透过明净的玻璃，现在我已看到了你那张我熟悉了48个春秋的脸。纵然布满了岁月风霜、人世创伤，我也还能认出你的颈脖以下覆盖着洁白的床单。我知道，你也知道，那洁白之下己不复是你原来完整的躯体。记得那次当我对你捐献遗体的决定提出疑问时，你豁然微微一笑朗朗说道：萧木啊，如果有一天我比你先走了，那么你最后一次看到的我就不属于我了，那是属于国家的、医学单位用于科研的一个标本。你细细想想，那不是很有哲学意味吗？可是老徐啊，此刻，当我凝视这个你所说的“标本”时，却还是抑制不住泪水的涌流。我知道，那是你自愿作出的选择。遗体捐献申请表上有几个栏目须由捐献者在“是”或“否”下打个钩。 “要保留部分遗体吗？”你打了个“否”。“要保留骨灰吗？” 你打了个“否”。 “遗体捐献要保密吗？”你还是打了个“否”。最后一栏：“要保留遗发留作纪念吗？”你犹豫了一下，终于打出了一个“是”。

　　我一过五十就“尘满面，鬓如霜”；看到你满头乌发，自然不胜羡慕。你解释说，这大概是遗传因子的作用吧？我父亲要到七十过后，鬓角才初见微霜。其实头发的黑白并不代表年龄。我懂了。你在打最后那个钩时，一定想到了你一直深深怀念着的父亲、老教育家徐宗骏先生；想到了你还有一双女儿和两个小外孙，你要让他们能永远看到，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倘若不仔细看还称得上满头黑发的父亲和外公。

　　不过老徐，你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一个印象，远比现在要年轻得多，头发也要黑亮得多。那时你理着当时流行的“一边倒”的发型，那一绺前看发从额头覆盖下来，差点盖到眉尖，黑亮、黑亮。

　　

　　（二）

　　我与老友徐景贤的第一次见面，时间该是在1961年春夏。

　　那时老徐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我则供职于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为向他约一篇评论稿，我去市委办公机构所在地延安西路33号找他。门房一个电话，他从海格大楼电梯口走出来，硕长的身躯，白皙、清秀的面容，还有那一绺显眼的黑发。他远远就伸出手，笑盈盈地向我迎来：“你就是萧木同志吧？让你久等啦！”……

　　我说明来意，他一口答应。接着在电梯口的小房间里，连白开水也没有一杯，就我们共同爱好的文学问题，进行了如春风般的长时间畅谈。他那儒雅的气质，敏锐的观察力，温和斯文的谈吐，给了我极好的印象。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午他就把评沦稿写好了，而且是自己送到党刊所在地的康平路141号来的。他骑着自行车回头一挥手远去的背影，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当时我们都只有二十几岁。老徐是我那时结识的上海年轻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书卷气，同时又是最懂得政治，最富有革命激情的一个；只是他的激情是内在的，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那一种，只有相处久了才会感受到。他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就接触革命、后来又参加了革命，这使他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氛围中，可以游刃有余、从容自如。所以“轻盈宛若自云”这个意象我在当时就有。而我则生性拘谨，幼稚而又不善交游，因而非常钦佩老徐的成熟，尤其羡慕他的轻盈和从容。尽管后来知道他其实与我同年，但我一直把他视为“同年大哥”：也许在行事、为人都力求温文尔雅，不张扬、不夸饰这一点上与我有同好，他也与我特别投缘，总是像兄长那样关怀着我，且数十年如一日。

　　大约1962年夏秋，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题为《探索》的小说，起初颇得好评，后来听说在作协一个学习班上《探索》受到了集中批判，认为作者是在给大跃进抹黑，还说要公开发表批判会纪要。那时我实在是想歌颂大跃进的，并视之为一次伟大的“探索，只是需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想不到竟被认为“抹黑”，一时既感到委屈，又十分紧张，以至连作协通知我开会也不敢再去。过了一两个月，同是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评《探索》的长文，虽也指出了一些缺点，但它从总体上、特别是从政治上对《探索》作了热情的赞扬和肯定，使我激动不已。这篇评论的作者就是徐景贤。

　　当中苏有关国际共运的论战在内部逐级传达以后，为了急于跟上形势，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而且往往是生吞活剥地恶补此前很难引起兴趣的马列理论。而老徐则听说已参加了由石西民领导的设于华山路上丁香花园内的写作班，“躲进小楼成一统”，写他的“反修”文章。这段时间我们联系甚少，但《内刊》（内部未定稿》简称，中共华东局主办）上的文章我每篇必读，特别是署名“丁学雷”的，因为我知道那作者大多为老徐，或是经过他手的。此后便是《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和文革的兴起，老徐先是成了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继而又做了曹获秋市长写有关文革检讨的捉刀者。再后来，写作班以老徐为代表在1966年12月18日文化广场大会上喊出了“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的口号。秀才们也造起了反，成立了一个组织，“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号称司令部，羞羞答答地叫作“市委机关联络站”。

　　在这期间，我鼓起最大的勇气和热情主动接受文革洗礼，决心投入其中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后来由于编辑部主任、副主任相继被打倒，我这个编委成了“候补当权派”，而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做了当权派总是动辄得咎，难以应对，致使我一度不由自主地成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焦点。当一天晚上在余庆路机关食堂批斗当权派有可能动武时，我害怕了，改造自己的决心动摇了，伺机逃了出来。实在也没有想好要逃到哪里去，在街头仿徨了大半夜，稀里糊涂地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大的集中地静安公园。这里通宵灯火通明，进出人群如潮，气氛异常热烈。正是从这时起，我萌发了要写一部正面反映这场当时称之为“史无前例”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决心。闷头蜷缩在墙角枯叶堆里默默构思小说的大纲，令我如痴似醉，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大概也只这么熬了三两天吧，觉得这总不是长久之计，天又要下雪的样子，恰好在公园门口碰到了一个与我私交甚好的党刊造反派头头，就请他代我去找一下老徐，说我想到他那里去“避难”。得到回音后，当天夜里，我敲开了机关联络站所在地武康路2号那扇绿漆宽大老旧的大门，来到人来人往、又像正在争论着什么的大厅，见到了从人群中猛然回头、抽身、向我快速走来的老徐。就像多少年后他自已在《十年一梦》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从头上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皮帽子，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满头冒着热气，慷概激昂地发表一通演说……”只是这回他是对我一个人说的：萧木啊，你怎么到现在才造反，我一直在等你呢！不过革命不分先后，能够起来造反就好！

　　在这一瞬间我对面前的老徐既感到新奇，又有些陌生，赶紧小声说我是当了“候补当权派”来“避难”的。他这才反应过来，噢了一声，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拿来了热水瓶、搪瓷杯和十几个报夹，说你就放心地把自己“关”在这里吧，保证安全，管吃、管住，要看书也有的是！──这时的老徐又恢复了我印象中的“同年大哥”的模样。

　　当漫天飞舞的大雪将要送走1966年的时候，上海开始大乱。老徐风风火火、进进出出，日夜奔忙，我却一个人躲在小房间里悠闲地读书看报（几年后有人告诉我党刊某一派的人曾上门去捉过我，被老徐档掉了，但当时我一无所知）。我既为自己落后于形势而深感到惭愧和焦虑，也为老徐能引领革命新潮流而感到钦佩和欣喜。但有时对这位原先温文尔雅的老友如此快速地成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多少又有点不敢相信。

　　我的怀疑很快得到了证实。

　　原来老徐是在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的几次电话授意下才起来造反的，他也因此而一再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讥之为“奉命造反”。而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那篇后来在上海以至全国产生了不小影响的《造反声明》，则是写作班几个秀才嫌他初稿“造反精神不足”，轮番“炮轰”、多次修改的结果。

　　我无意为已经作古的老徐开脱，只想说出一段真实历史。要知道在当时“造反精神不足”是一种耻辱，周围秀才们对他的“炮轰”，则都是出于好心，用当时的话来说叫作“帮助战友”。

　　（三）

　　被称之为“一月革命”的风暴轰轰烈烈掀起，联络站搬到了淮海路段620号党校大楼，一时俨然成了各路造反派会聚中心。我向老徐提出随便分配我做点杂事，他知道我有写反映文革长篇的打算，就说你别的什么都不用干，就管管收集传单和各种小报吧，可能对你将来写小说有点用处。我喜出望外，索性把铺盖也搬了来，白天利用各种机会去收集，晚上整理、登录，不到两个月，就装满了三大柜子传单、小报。市革会、新市委相继成立，老徐又推荐我先后参加了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写作是我终生心仪的事，何况还有那么多书可以读，工作虽是常常没日没夜，内心却感到从未能有过的充实和快乐。此后的老徐，尽管依然可以看到他在多个群众集会上发表激情飞扬的演说，看到他振臂一呼台下万众齐应的场面，但在我印象中却似乎并不快乐。

　　从1968年下半年起，我的办公室兼寝室都在康办大院西侧那幢楼房的三楼。大院住宅区草坪周围，停着几辆老字辈马天水、小字辈徐景贤等三、五个市委、市革会头头专用的黑色轿车。我从窗口可以清楚看到他们钻进车门出去，钻出车门回来。我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在忙些什么。有时也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有关“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先后与老徐权力角逐的传闻，由于一向对此不感兴趣，也从不去问个究竟。只是有一点是我亲见目睹的：老徐越来越不像我心目中的那个轻盈从容的老徐了，以至他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体突然发胖，偏又常常裹着一件鼓鼓囊囊的那种供值夜班用的蓝布棉大衣，越发显得臃肿、拖沓，背也微微隆起。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受到的压力。一次他偶尔来我们办公室，我问他身体、工作怎么样，他回答了八个字：“如临深渊，似履薄冰”。这使我忽而想起了他送给我的那本他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其中有篇题为《洪泽湖突然冰封以后》的一个意象，恰好应验了他自己此时的心境。湖上冰的厚度还不能承受一个人直立行走的重量，岸上人为了给封冻于湖心的船民送食物，只好横挟一根竹竿，匍匐着一寸一尺向前爬行，那真是“如临深渊，似履薄冰”啊！我不由升起了几丝悲哀。

　　看着这种情况有时会产生一种幼稚的奢望，希望我的这位老友还能回到书生本色上来，问到文学岗位上来。我断断续续试写了一个反映文革的中篇《初春的早晨》，请他提提意见，趁这机会向他提了两个建议。一是能否由他向上面打个报告，上海办一个文学杂志。当时全国各地文学刊物都还没有恢复，我的建议可能于“冒险”，他只回答了一句“这要好好想想”就不再说什么。第二个建议是向他本人提的，我说有些政务你能否脱开一点，抽出时间写点文章。在一旁的嫂子蕴芳大姐竭力赞成，插话说就是嘛，老不写、老不写，笔头子会生锈疏的！这时老徐感叹一声说：胡适说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我也是，恐怕想要回去也回不去喽！

　　这声感叹里自然也含有几分得意，但更多的却是无奈和惆怅。

　　几天后他主动找了我，对我《初春》倒是提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并一再鼓励我要努力把那个反映文革的长篇写出来，他一定做第一个忠实读者。但对办文学杂志的事则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肯作正面回答。经我再三逼问，他显得有些窘，苦笑一声说，萧木啊，你政治上总是太天真，有些事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呀！当时我竟没有想到老徐毕竟已是一个不小的官，他说的是一句官场惯用语，他的不回答实际上就是回答：那意思是你们可以先斩后奏呀！后来我告诉朱永嘉，老朱一听就懂。在他的策划、组织下，文艺组陈冀德等同仁一起努力，自1973年初开始，相继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刊物。

　　记忆中，大概是在1970年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的中午，蕴芳大姐让她的女儿来叫我到她家去说爸爸有事商量，特别关照一句：中饭不要到食堂去吃。我自幼吃素，又有偏食的坏习惯，每回作客总给主人家带来不少麻烦，因而赶紧到食堂去买了只馒头边走边啃，以为这样便有了辞谢的理由：我早己吃过。但是推不掉了。一桌虽也只是普通作料、蕴芳大姐却有本事做得十分精细、可口的菜肴已经摆好，还有三只红得发亮的大闸蟹。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老徐带进来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熟悉是早已远远见过多次，陌生是面对面坐在一起还是第一回。他就是王洪文。

　　惯于字斟句酌的老徐是这样向王洪文介绍的：这是萧木同志，工人作家，曾做过铁路工人。

　　我听懂了老徐这样介绍的三层意思。第一，特意点出我曾做过工人，是为了使王洪文与我缩短距离，容易接受我。据此猜测，第二，很可能我将接受一项与王有关的不知什么任务。第三，这两位传闻中磨擦不断的市委、市革会头头，不知基于什么原因，双方似乎有了团结的愿望，而老徐首先伸出了和解的手。

　　最后一点使我高兴，前面两点却让我疑窦丛生，忐忑不安。

　　盛情难却，我只好再吃一顿中饭。不过那碗在当时颇为稀罕的赤豆晚米饭倒确是诱人，一嚼满口生香。老徐一边缓缓嚼着饭一边吹起了他的养身经：这吃米饭，就讲究个细嚼慢咽。嚼呀嚼，待到嚼出甜味来了，再慢慢咽下去，那样才容易吸收。王洪文点头称是，平时吃饭像救火的我更觉新奇。不料蕴芳大姐揭发说：你省省吧！早一顿、晏一顿，冷一顿、热一顿的，都弄出胃病来了，还好意思说细嚼慢咽呢！王洪文侧起头颇感意外地问：你有胃病？老徐有些窘，笑笑说：有一点，还好。

　　此刻当我回忆起这个细节，联想到几年后在提篮桥监狱看到老徐吃饭时那奇特的一幕，心头不由一阵阵酸楚。

　　吃过饭，老徐把王洪文和我领到内室，关上房门，两人表情严肃地向我大略传达了不久前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那场被说成“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斗争。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同时也明白了王、徐能暂时相互紧紧握起手来的原因。很明显，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指挥要揪的人，第一个便是张春桥，这不能不使王、徐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大敌当前”，于是二人便都有了捐弃前嫌、团结对外的意愿。接着老徐拿出文件，向我传达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大意，和闭幕会上向全党发出的“学一点马列”的号召，然后说，他们两人已商量好了，每天中午抽出两个小时来学马列，雷打不动：只是怕有些地方读不懂，所以要请我做他们辅导老师。我自然知道，老徐完全可以自学，用不着什么辅导老师：尽管他从未向我说过．但我却不难猜想到，他是想拉住王洪文一起学，才用心良苦地作了这样一个安排。不过我还是乐意接受这项任务，目的只有一个：逼着自己多读点书。

　　后来这个学习倒的确“雷打不动”，一直坚持。先只有徐、王二人，不久就扩大到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人。读的是据说经毛主席圈定的马恩列斯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共三十本。在当时，老徐和我都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因我当了这个业余性的辅导老师，导致三年后我奉命上调进京。先是参加筹备中的十大党章修改工作；十大闭幕，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据他说，毛主席交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读马列，他就以此为由将我留了下来。仍然是“雷打不动”每天两个小时辅导他，后来又增加了陈永贵、吴贵贤，继续读三十本书。其间也曾先后遵命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起草过一些简单的文件，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做一些他们交办的文字工作，又在《人民日报》兼了一点职。我不免陷入了苦恼。原因倒并非由于看出了王、张、江、姚有什么“篡党夺权”野心，而是“一仆多主”，很少再有时间自己写作。

　　同样，老徐也似乎并不怎么顺心，特别是发生于1974年春天的《朝霞》事件，让他愧疚了多年。我不想在这里细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性质，只想说一句：它是文革大浪潮中一朵小浪花。虽是小浪花却下连基层上及中央，折射出知识分子在那种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游戏中的无奈和尴尬。

　　工人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抓住《朝霞》上由两位青年作者创作的两篇小说中的个别字句，无限上纲，先选择若干基层单位大肆挞伐，再上报市委要求发动全市大批判。报告送到康办，王秀珍、马天水已批了同意，就等着看徐景贤如何表态。

　　没有人知道老徐经历了怎样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他终于还是画出了一个表示同意的圈。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知老徐是非常重友情的，这一点，从1968年秋专题写作组被迫撤销，他细心地为每个人作出尽可能有所照顾的安排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画下这个“O”，却使他与几个文友间多年相濡以沫的情谊沾了污点。因为照此办理，那么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便是他在1959年就结识的老友、《朝霞》具体负责人陈冀德，还有两位同样也与他相识并为他所热情支持的青年作者。

　　陈冀德和两位青年作者也果然陷入了四面楚歌，他们接连写信给我，诉说他们艰险的处境。

　　这一事件还牵涉到王洪文，因为很显然，他是支持王秀珍的。

　　我得公平地说，在北京钓鱼台那三年多时间里，王洪文对我不仅优遇有加，而且十分尊重，直到最后，他在秦城监狱弥留之际，还一再嘱咐去探视他的妻子向我转达他对我的问候，并希望我将来能实事求是地为他写点什么。但在《朝霞》事件中，我对他情绪激动得近乎失态。我说《朝霞》实际上是我负责的，那两篇小说发稿前我也看过的，要批就批我好了，怎么可以去批革命小将呢？他先一愣，继而笑笑说，那是大水冲倒龙王庙了。你千万别在意，我叫他们不要批了就是。

　　这个事件前后也只闹了半个来月，后因张春桥出面干涉、斡旋，很快平息。

　　但老徐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在局外人看来似乎很简单：不就是为了一顶乌纱帽吗？而身在其中的老徐看到和感到的，却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他只好一个人默默地舔他自己也不知怎么会划下的伤口。

　　同年五月间，我因事回上海，顺便去看望老徐。一见面，他就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萧木啊，我犯了个大错误，对不起老朱、对不起陈冀德，也对不起你。我说已经见过老朱、陈冀德了，他们都很理解你，谁也没有怪你呀！

　　他说：他们越是原谅我，我越感到愧疚。多少年后，当我们几个人（徐、朱、陈和我等）各自历尽人世沉浮、尝遍人生百味又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共剪西窗烛，同话巴山雨”，有时也会偶尔提到这个《朝霞》事件，于是相视一笑，清风朗月依旧。但那一日，我走出老徐家，走在康办大院花坛小路上，心情却十分沉重。说不清对老徐是感到窝囊还是同情。也许更多的还有惋惜。我总觉得象老徐这样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最好不要做官；一旦进入官场，尤其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的官场，十有八九要演一场悲剧。

　　那时候我竟没有意识到，尽管我谈不上有什么才华，却同样扮演了一个悲剧的角色！

　　（四）

　　文革一结束，我那部还只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春江潮》自然成了“篡党夺权”大毒草，难免要受到一场无情的革命大批判。我本人，则先后在炮兵、步兵隔离室和秦城监狱“游关”了一圈，时光已飞走了五年半，再回上海下放劳动八个月，突然升级，1982年11月逮捕法办，判刑9年，押解到提篮桥监狱服刑改造。监房门前有一条称之为“小阳台”的长而宽的过道，当年英国设计师可能出于通风的考虑，嵌了一方接一方的铁丝网，以至上下两层楼面可以透过铁丝网相互对望。一次“小放风”我走出监房偶尔往下望望，看到一个犯人伏着身子在吃饭的背影。奇怪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是放在盛有热水的面盆里的，每当调羹舀饭时，那饭碗就晃呀晃的，晃个不停。我忽而想起了什么。再看他戴的那顶哥萨克式的破皮帽又十分眼熟，立刻猜到那一定是老徐！我试着用力咳了一声，果然抬起了一张先一愣、随即惊喜莫名的脸。生离死别了多少年，猝然相逢又隔着一层纸。在这一瞬间这张纸被一下捅破了，他那种真挚、亲切的感情，让我终生难忘。只见他脸上布起夸张的表情，张得大大的嘴巴向我开合了两下。我立刻“听”懂了：他是在问我好不好。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也向他张合了两下嘴巴。他也朝我点了点头，又用调羹敲敲面盆，向我送来了轻松、天真又故意带点滑稽的笑脸。我知道他这是在宽慰我，叫我不要为他的胃病担心，但我却还是禁不住泪水的夺眶而出。

　　那年春节后，大队部出于为一些爱好美术的年轻罪犯出去多少有点“一技之长”便于谋生的考虑，让我和两个原为中学美术教师的老年罪犯一起办了个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从各个中队选拔。因除课堂讲授外还需个别辅导，我便获得了在各层楼面、各个监房自由活动的“特权”。以此为由，我与老徐就有了多次会面。记得第一次相见时，他在拆纱。拆纱是那时提篮桥普通在押犯都必须完成的一项劳役，每天有规定指标。对老徐则有所照顾，也可不拆。我说你怎么还拆纱呀？他说我多数时间是读书，拆纱只是调剂一下精神，好在也没有规定指标。我又问他胃病情况，他说不怎么严重，还可忍受。只是一顿饭得分几次吃，多吃就闷、胀。天热无所谓，天冷分几次吃就得用你看到过的那个土办法。分热水的劳役犯倒是对我“法外开恩”，每次多给一两勺热水让我温饭用，用这个办法吃饭就要舒服得多。又转而问我身体情况，说你好像有些精神不振嘛！我说这里可比秦城好多了，只是夜里仍然睡不好．他说我听中队里你的那几个学员在背后叫你“小老头”，说你总是愁眉苦脸的。萧木，你一定要放开！彻底放开！你看我现在，“无官一身轻”，不是很好吗？

　　的确，在我的印象中，在提篮桥的老徐，倒真的要比他当头头的时候轻盈得多。人自然老了好些，但清癯，轩朗，不再是臃肿、拖沓，一脸累乏的样子。

　　我即将刑满，与老徐又有过一次带有告别意思的见面。他刑期长达18年，当时还剩下一半多。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则仍是一副苦恼人的样子。我说我们曾一起热烈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却从未想到过实际生活的艰难。可笑的是，我出去将要面临的已不是什么理想问题，而是生存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一家几口要吃饭，子女要上学，我拿什么去供养他们呢？

　　老徐说最低工资总还是有的吧？那就艰苦朴素好了。艰苦朴素是革命传统，全社会都视为光荣！

　　我说你错了！贫穷光荣是特定时期的道德概念。当一个社会“向钱看”成为主流意识时，贫穷在多数人心目中就将成为可耻！

　　老徐沉默了一会说，我还是不能相信你的话。

　　出狱后我又被强留于劳改工厂。为着养家糊口，不得不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点滴业余时间，日夜忙碌。由于除了勉强会动动笔杆别无所长．而文稿和书稿尽管不断调换笔名，写的又都是些古代历史内容，还是屡屡遭禁，四处碰壁，直到老徐出狱，我依然没有走出困境。老徐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调整．先是读书，后来就陆续写了一点回忆的文章，同样是屡屡遭禁，四处碰壁。但他的应对要比我从容潇洒得多。有时我们见面畅谈，总还是围绕我们共同爱好的文学，他极少提到那些不愉快的遭遇。看得出来，他的达观，他的恬淡，是历经沉浮荣辱、世事沧桑后正在努力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一次我有意挑起在提篮桥讨论过的那个话题，我说如今媒体提倡的是“能赚会花，大款、大腕成了最时髦的称呼，连小学生都在争比谁家老爸最有钱，你难道还坚持“艰苦朴素”能被全社会视为光荣的观点吗？

　　老徐承认这的确出乎他的意料，继而轻松地笑笑说，那又怎么样呢？孔子有个得意门生叫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不是还可以学学这位被尊为“复圣”的颜回吗？不管别人如何评论，只顾自得其乐，自己给自己找快乐！

　　他这样说时，又让我看到了当年那个轻盈从容的老徐，纵然廉颇已老，却多了几分通透和练达。

　　不过老徐也有不通透、不练达的时候，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道歉，有两次还是在公众场合。因为在他看来，我的长达十七年的监禁半监禁生活，是由于我去联络站“避难”他收留了我，继而又推荐我进写作组及辅导王洪文学马列导致的。听得多了，我就没有好气地说你烦不烦呀，再说我捂耳朵啦！

　　其实在我内心一直是非常感激老徐的，尤其是现在。第一，他当时收留、推荐我都是出于好心，人非神仙，谁知未来！第二，即使我后来的曲折和坎坷，对我感悟人生、观察历史也大有裨益，并非一定就是不幸。更何况人生本多彩，我后半生的经历也许还是可遇不可求的呢！我的“放不开”不在这些。数十年来一以贯之地实际上剥夺了我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发表作品的权利，这才是我最感痛苦的。写作是我终生爱好，不能写作，我的残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1997年10月间，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两位制片人来找我商谈，想要把我的一部旧作长篇小说《堕民》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我马上想到了老徐。早在60年代，他就做过电影《年青的一代》的编剧，写电视剧本在他也该是驾轻就熟的事。跑去一商量，他果然一口答应。这使我非常高兴，马上与制片人签下了出让改编权的协议。小说所描写的“堕民”是江浙一带特有的被自由民视之为天生的“贱胎”，因而可以公然百般凌辱的一些单独聚集的群体。其来源众说纷纭，鲁迅先生则以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裔。从题材说，是从明代至民国的一段古老的历史，该不会有什么禁忌。但为着避免麻烦，我与老徐还是小心翼翼地都用了无人知晓的笔名。

　　连续剧于第二年春夏在浙江横店开拍，投资四百万已拍到四分之三，忽然飞下一纸禁拍令，原因是由于按我与两位制片人签下的协议，片头将出现“根据莫莠小说改编”字样，“莫莠”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笔名，后来已经无人知晓。但无所不能的有关部门却已查出，“莫莠”就是“萧木”！

　　数百万投资将付诸东流，而尚蒙在鼓里的剧组一两百个演职人员还在横店冒着高温日夜奋战。一旦宣布禁拍令后果很难预料。两位制片人星夜赶回上海，与永乐总经理一起向下禁令的有关部门苦苦恳求无效，两人又不得不来向我哀求，说无论如何要“救救”他们，而“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我“自愿”放弃署名权。我沉默久久，看着满头汗水、一脸惶恐的两位年轻人，只好说：对不起，是我害苦了你们！

　　据说这部名为《苦藤》的电视连续剧后来还是拍成的，但因我又签了一份“自愿”放弃署名权的新协议，所以它与我这个原作者已毫无关系。我不知道中国电视史上还有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案例！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徐，他起先也很吃惊，随后就作了一番自我调侃。他说在他们看来，我和你也都成了“堕民”，连次等公民也算不上。堕民就堕民吧。堕民不也还是“民”吗？有个“民”做做，照样可以活得很自在！

　　但再后来，老徐却实在已很难“自在”得起来。除了经济的窘迫，还有偏头痛、冠心病和老胃病等疾病的折磨。背也越来越佝偻，渐渐地，走路单用拐杖已不够，还得加上有人搀扶。前年秋、冬，内耳长了个胆脂瘤破坏了平衡功能，一站立就天旋地转，不得不先后开了两次刀。我因已搬到浦东居住，离他家颇远，只好在他每回手术前连夜用电话向他说上几句宽慰话。传来的总是他朗朗的回答声：放心吧！我在学做少先队员呢──时刻准备着；不过不是为共产主义，而是为自己健康，哈哈！

　　最难忘的是最后一次相聚，2007年10月27日江湾湿地公园之游。

　　这次游园是朱永嘉发起的，他说他要尽点地主之谊，因为他的家就在离江湾不远的复旦大学宿舍。那天云淡风轻，空气里还残留着桂子幽香。都是白发老人了，漫步在花木葱笼的小径里，少不得指东点西说些湿地陈年掌故。有人提议去看看吴淞口，于是一步步沿石阶而上。这时由蕴芳大姐搀扶着、加上一支塑料拐杖的老徐就显出了艰难，另一边亦需有人搀扶。我说你原来那根有四只底脚的拐杖呢？用那一根走起来要稳当得多。他苦笑一声说，让小偷给顺手牵羊喽！众人奇怪：难道那小偷也是老人？老徐喘着气说，因为那根拐杖的杆子是金属的，多少能卖几个钱，换到一两只烧饼吧？想想也真是作孽！一番话，说得大家都沉默起来。

　　待登上江堤一望，只见天水相连，碧波万倾，激浪溅雪，一股天广地阔的宏大气势便迎面扑来。老徐依凭在水泥护墙前，兴奋地用拐杖指画着远处。那烟波浩森、水光云影间，便是浦江、长江、东海“三水交汇的奇观。同行有位退休老船长，在一旁为我们逐个评点正在水面“百舸争流”的大小船只，那充满着爱的亲切的语调，使我不由想起了一句成语：如数家珍。

　　老徐望着远处起落不停的波涛，缓缓吟出了一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

　　我接口说：“除却巫山不是云。”

　　老徐忽而转过头来说，大概是1972年春夏吧？你同我一起去北京开会，回来路过南京，许世友请我们暂留一宿，游览长江。在江上我向他们介绍说，你在50年代写过一篇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吗？

　　我说印象己经很模糊。

　　老徐说萧木啊，我还是劝你放开些。你那篇小说的题目就出得好：“长江的主人”！当年你提出要做长江的主人，现在老了，做不得长江的主人，那就做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吧！

　　是夜，我在灯下填了一阕小词，准备赠给老徐，以记此游──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三水奔集，天作合，胥涛竞立。极目望，李仙白帝。苏哲赤璧。金粉六朝随波去，辞赋百代风流客。正清秋，桂子送幽香，云戏鹬。当年事，浑莫识；眼前酒，已斟溢。且散发弄棹，西斜红日。举杯酹江发浩歌，点评今古中流楫。唯休说。暮鸦绕乌台、伊人泣。

　　万万没有想到，词初成而人已去，公园之游竟成永别！

　　

　　（五）

　　我默默地向着安睡在玻璃器具里的你，深深地鞠了一躬，心里说着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一句话：永别了，我的“同年大哥”!

　　依旧随着黑色的沉重而无声的队伍，依旧是半步半步地向前“移”走着，走出了告别厅．我呆呆伫立着，听到自己的心还在胸口搏动，很微弱。它像是泡在冰水里，阴冷，又有点隐痛。闪光灯又刺目地亮了两下。听有人悄声在说，某个部门对这个告别仪式关心过分，拍照大概是为了立此存照、以备查究吧？我依旧伫立着，慢慢抬起头，透过稀疏、枯黄的梧桐叶，望到了一方蓝天，几片白云。两行排成“人”字的大雁，正悠悠地向南天飞去。

　　10月31日傍晚七时许，电话响了，是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走了！今天下午4时30分，可能是因劳累而心脏病突发。从发病到心脏停止跳动，不到半小时。

　　四天前，我们不是还一起游湿地公园吗？仅仅相隔96小时呀，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呵，叫我怎么能相信、又怎么肯相信呢？

　　这些天来，为着排遣伤痛，我随意翻读着《列子》，其中有篇《天瑞》，说古人把死人称之为“归人”──

　　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人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何人哉？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

　　真的，人都有一死，就像人都应该回家一样，正常得很。我们生为“行人”，怎么能一直漂游在外有家不归呢？那不成了“狂荡之人”了吗？老徐从“行人”转化为“归人”仅仅用了不到30分钟时间，这恰好说明他的从容和通达，对他自己，对家人，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我这样边读边想，以安慰自己。

　　西谚云：一棵树倒了方可测量。老徐如今倒了，他不仅自愿接受人们的测量，而且还有足够的勇气，自愿接受医学工作者用无情的手术刀按照严格的科学要求解剖、切片，放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检验。在生理肌体上，自然会检查出一些被病菌侵蚀的病变组织，但在心理功能上．我敢说他是绝对健康的！他是那样坦然，因为即使在显微镜下被放大千万倍，纵然也有过盲从，有过错失，但决不可能发现专横、贪婪、欺诈一类“心理因子”。对比时下的官场，我为我有这样一位老友感到骄傲！

　　其实在我看来，老徐不仅向国家捐献了他的有形的“生理遗体”，按照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定义，他同时还为后人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体”。如果不是用情绪化以至妖魔化的所谓革命大批判，而是用真正科学的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对他的“社会遗体”同样来作一番解剖、切片，分析、研究，那么我相信，一定会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它既是整部大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观察整部大历史的一个窗口。

　　不过所有这一切尘世俗事．对于你、我的“同年大哥”已毫不相干。你己乘风归去，进入了一个彻底自由的天国。因而如果你有兴致，那就不妨采一片白云，以蓝天为纸，尽可自由地谱写你所钟情的诗篇，歌唱“年青的一代”，礼赞“似火的生命”！

　　（全文完）

　　

回复[11]: 写的很感人！ 小林 (2008-12-26 10:18)

　　到底是老笔杆子！

回复[12]: 吴立昌回忆徐景贤 科长 (2008-12-26 10:19)

　　莫问浮沉叙友情 ——回忆徐景贤

　　吴立昌

　　--------------------------------------------------------------------------------

　　2007年10月31日上午，我收到徐景贤9点24分发来的一组照片, 主人公是已届92高龄的美国知名绘本作家塔莎老奶奶，正在莳花锄草、绘画写作、饲养家畜、含饴弄孙，她开心地说，“每天、每分、每秒，我都很享受着唷！”“对我而言，随着年岁增长，日子过得更充实”。为什么长我四岁的徐景贤此时发给我这组照片？因为我不久前生了一场大病，说话不便。他十分关心，不断用电子邮件与我联系。当他知道我已拔去导尿管，也觉得“心里放下一块石头”，并说，“我开刀时和你一样，麻醉后小便不通，真是‘憋死了’。此种痛苦，只有过来人才体会得到”。这次他是想以塔莎老奶奶的精神鼓起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病后感悟颇多，其一为：市场经济大潮中，唯亲情和友情才是无价物——这组照片自然也是无价的。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收到这组照片的那天晚上，又惊悉发照片劝慰我的徐景贤竟于下午遽然逝世。告知家人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打开电脑再一次凝视着这组照片，黙黙感受那尽在不言中的拳拳友情。除了哀斯人之远去，叹人生之无常，我又能说些什么！而今，逝者远离我们近三个月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地球仍在运转，人们照常生活。但痛定思痛，与故友四十余年交往的点点滴滴，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三年前我曾在一段回顾自己写作经历的文字中写道：“当年与我共事的合作者中，有的先扶摇直上后一落千丈，有的‘文革’后又从原来的青年才俊提升为学界文坛名流，也有的与我一样始终是‘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浮浮沉沉或不浮不沉，我仍一律视为朋友（除非他自以为‘非庸’而不屑与庸人的我为伍），因为他们命运的浮沉从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自己。”对于徐景贤，我的态度是莫问浮沉叙友情，当然也不乏因年长于我且有阅历有才干有诚信而产生的对他的尊敬。

　　初识徐景贤是在1964年春天，我从工作单位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被临时借调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务是编写一个剧目梗概类的资料，时间约两个月。与我具体联系的就是文艺处干事徐景贤，很年青，瘦瘦长长的，背有点点驼，挺和蔼可亲，周围的人都叫他小徐。我更年青，当然不会老三老四跟着叫小徐，叫老徐又觉有点突兀，于是就稳妥地尊称他一声徐景贤同志。任务完成回到所里已经入夏，为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和几位年青同事在副所长叶以群带领下，进驻丁香花园，“拿起笔做刀枪”，说是参加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没几天，徐景贤也带了电影局几位搞电影批判的同志来了。两支人马合并为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叶、徐二位分任正副组长，徐稍后又任整个写作班的支部书记。由于他比这儿多数人稍长几岁，又是领导，所以宣传部的“小徐”升格为“老徐”，而且此后，不管其地位怎么变，作为朋友的我们，一直仍以“老徐”相称。以群是老一辈理论家，平时不茍言笑，我们对他更多的是敬畏。老徐与我们可说是同辈，相处无拘无束，穿着也与我们一样，十分简朴随便。有一次他要去接待外宾，没有像样的衣服，见我前几天曾穿过一件浅灰色“的卡”（“的确凉”卡其）中山装，身材又与他相当，便借了去。那个年月，年青人穿毛料衣服，不仅奢侈，而且不合身份，“的卡”便宜又挺括，所以我也买了一件，没想到这时倒解了老徐燃眉之急。

　　写作班年青人，基本“全天候”在岗。以群多半上午来，老徐除了晚上回家或部里有其它事，大多时间都与我们在一起。叶、徐来了后，主要工作就是传达精神，讨论选题，明确分工，审阅文稿，提出修改意见。老徐既是领导，又是写手，具体修改，动笔撰稿，样样拿得起，勤奋又快捷。在一年多点时间里，我和他合作撰写过好多篇。那时写作班以二三人甚至更多人集体写作为主，发表时也大多署“丁”字当头的笔名，而我和老徐合作用真名发表的倒有两篇。当年刊登二文的报纸他早就没了，后来我将复印件送去，他便惊喜地当作史料保存起来。

　　1964年12月，正当人们沉痛纪念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牺牲的革命烈士殉难15周年时，空政文工团来沪演出歌剧《江姐》。我们看完演出，《解放日报》便火急约稿，老徐就叫我和他合写。随着小说《红岩》深入人心，江姐的形象也为万民所景仰。记得小说刚出版，洛阳纸贵一书难求。我那时正处大学毕业前夕，为了让大家都能很快读到，班里便将弄到的两本书拆散，一页页粘贴在宿舍走廊的墙壁上，几十个同学就是这样凑着昏黄灯光读完了全书。老徐写过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对《红岩》的理解自然更胜一筹。正基于此，当我们从舞台上观赏到江姐形象后，对英雄发自肺腑的热爱和崇敬，促使我们加班加点一口气写了六七千字赞《江姐》的评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解放日报》为了加大对歌剧的宣传力度，还将其刊于“学术阵地”专栏。走笔至此，忽然想起日前见到《扬子晚报》一篇文章，题为《江姐儿子成美国终身教授》。历史真是有趣，但也令人生畏。

　　第二篇写于1965年年初。1962年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提出要重视中间状态的人物，后来被江青概括为“写中间人物”论。1964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第二个文艺批示强大压力下，文化部及其所属各协会不得不再次整风，邵荃麟的主张自然是批判靶子之一。写作班闻风而上，决定由老徐和我以及从南京大学借调到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写反修文章的青年教师叶子铭三人合作。我记得讨论提纲是在老徐家里，那是常熟路延庆路拐角处的瑞华公寓楼上，房间挺大，西北朝向有点冷，屋内陈设同主人衣着一样，简朴而随便。讨论了一上午也未结束，老徐留我们便饭，还拿出一个扁平的小小沙丁鱼罐头以示款待。讨论了大半天，然后分工，各自回去写一段，再由老徐统稿，题为《“中间人物”是一个反对兴无灭资的概念》，署三人名字发表于《文汇报》，洋洋洒洒几乎占了整个一版。究竟写了点啥，今天看来实在荒唐。然而，当年我们确实很认真严肃。在讨论和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惑，但还是信多疑少，甚至不敢有疑，因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分派的政治任务，焉能有“自己”容身之地。其实，对批判对象的结论早就有了，我们做的就是怎么通过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无限上纲等手法，使那“结论”能够自圆其说罢了。对于这样一个批判套路，老徐能躲得过吗？凡奉命批判的每一个人能躲得过吗？

　　1965年冬，文艺组分两批下乡搞四清，我参加的是由叶以群带领的第一批，老徐负责第二批。不过等我们半年后回来时，“文革”锣鼓已经敲响，第二批轮换也就作罢。这段日子各个单位都忙着搞运动，最令人震惊的是叶以群被批斗得含冤离世，老徐和我们一样，心里非常难受，且无法理解。不像“全天候”的我们，他要常回原单位。有时也和我们聚在一起，互通情况，交流感受。此时写作任务相对减少，我们留守在武康路2号（写作班已从丁香花园迁于此），白天有时上街看大字报，晚上则去延安西路33号市委门口值班，应付北京红卫兵的冲击。大家一起议论时，皆对大字报揭发的内容半信半疑，对红卫兵的行动觉得幼稚可笑又可恶。老徐性格较为平和，虽与我们有同感，但言词并不像我们那么偏激。这年冬天，大约已是写作班造反以后，有个姓李的北京红卫兵打人致死，有关方面要老徐去处理。讯问肇事者时我也在场，那是嘉定一个公社礼堂的后台，气温很低，北风乱窜。讯问时，老徐始终态度冷静，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尽量想把事件来龙去脉弄清楚。只是听到肇事者竟然在将人打伤后还要用开水浇时，才被激怒，说了一句“真是惨无人道！”

　　造反后，老徐先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接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稍后又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便成了高层领导，而我只是在其所属某部门整天忙些杂事，同他接触越来越少。往后写作班几经变动，我仍只是一具体“写手”，而且是党外的，同他更隔了好几层，除了在台下听他做报告，连面也见不着。虽然我更赞赏他的才干，但私心觉得还是以前的老徐，并没有将他看得如同过去老市委书记那样神圣。1968年秋，妻子去外地工作，我便准备调离上海，所以回到编制所在的原单位作协。二三年后对方城市总算发来了调令，行前我给老徐写了一封告别信，不料他竟找我去话别，还问我，“你真的要离开上海吗？”又表示，如能找到合适的对调对象，他可助我一臂之力。随后分居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我又被调至市委写作组下属的《鲁迅传》写作组。老徐遗体告别仪式上，有挽联称他“用权不为私”，沙叶新回忆说，文革十年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详情不知，可我信。当初我一没求他，二非他家人，他却帮我解决困难，算不算为私？或上纲曰：这是为了多留一支“黑笔杆” 。某虽不才，他惜才之意也许有之，窃以为这扯不上“为私”。请问：与眼下那些“一人得道”之后还要包庇纵容配偶子女、至爱亲朋疯狂弄权敛财的大小贪官相比，究竟谁能律己，谁有品格，谁更像“人”？！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是得胜的政治家眼里的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局外人或是老百姓的价值观，他们更看重“王”“寇”作为人的品质，尤其是在一个人说了算的“口含天宪”年代。那时候，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老二开始，谁说了也不算，到头来都得听老大使唤，做他的“工具”。当然，位高权重者被上面当“工具”使唤的同时又能使唤其下面的众多“工具”。我曾在一篇杂感中说过：“‘一言堂’之所以形成，发言的固然难辞其咎，但是同时还有许多各个层次、直接间接聆听发言的‘听众’在，他们革命经验丰富，马列主义水平按理说应该很高，为什么也辨不明真假马列，分不清路线正误？为什么只知举手拥护、甚至明知有错也不敢表示任何异议？‘堂’内发言者的想法和意志不正是通过他们层层传达下去，并由他们带领‘堂’外的包括拿笔杆的文人在内的芸芸众生去付诸实践的吗？”当年老徐就是“一言堂”内的重要角色，一件大规格大尺寸的“工具”。这是卷入高层政治斗争漩涡的每个人必不可免的结果。根子在制度，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毋庸置疑，老徐属于后一种情况，而那些贪官才是利用当下制度之缺陷“任意横行”的坏人。

　　再次见到老徐已是二十余年后的1990年代中了，他饱尝铁窗风味十五年，保外就医三年，终于刑满，虽说政治权利还要被剥夺四年，但毕竟可与家人一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先是住在内环线西侧一处公房内，我曾和二三友人去看过他。当时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但看得出他的心情是高兴的，只是说话还较拘谨。不久，老徐搬到天平路和女儿同住，与我家相距只有一站路。一天，我邀请他和早期写作班一些同事来我家聚会。除了老徐简单介绍了他在狱中和释放后的情况，严肃话题不多，多的是对当年趣事的回忆。老徐发觉我们没有将沉沦人生谷底近二十年的老朋友忘记，那爽朗的谈笑声便显示出他内心的欣慰。此后我和他隔三差五总有着联系，有时去他家拜访，有时参与朋友聚会。

　　老徐在狱中写了无数检查和交代，同时也在对他所经历的十年不断进行反思，再加他的记忆力本来就强，这就使他的回忆录不仅写得顺利，而且可信。我清楚稿子写好托人携带出境时，还碰到不少麻烦。正在为他担心时，想不到《十年一梦》于2003年末在香港出版了，而且很快售罄，2004年2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一出，他就送我一本。“敝帚自珍”是谦词，亦人情之常。我就不止一次听他讲起：又是第几次印刷了；求书者众，书价又贵，有点不堪重负；书流入境内，倒未引起多少麻烦，某书店还置一内部书架供应，等等。在分享他喜悦的同时，我发觉他更在意读者尤其是一些代表性人士的具体评价。他说有关方面对该书总体印象是比较客观，公正，还有一些上面没有掌握的材料。不少退下来的、现职的高干甚至企业界老总都在找这本书看，因为他们想从中了解上海的“文革”史。说到这儿时，老徐高兴之余，又有一种因预期之写作目标实现而舒一口气的神态。他的写作原则是只写事实，不谈观点。回顾历史时免不了的为尊者讳、避重就轻、自我辩解甚至文过饰非一类通病，《十年一梦》里确实不易寻觅。看得出来，作者是在努力将他参与的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一一厘清，有时虽坦陈当时自己的一些想法，但又力避用今天的眼光进行批判，做“事后诸葛亮”。其实与尊重历史同步，观点亦在其中；上海“文革”十年期间，包括作者自己，什么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读者也就了然于心。在一次交谈时，老徐也曾为他披露的一件从无人道及的史料忧虑过：1975年，除毛远新，国务院某高层领导也向毛泽东汇报过“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促使毛下决心“批邓”。书出来后，他听说该领导在部队工作的儿子要找他。他说他有材料在，倒不怕当面对质，怕的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这事后来他再没提起，想已不了了之。

　　近几年老徐用了电脑后，我们多了个“伊妹儿”通道，交流文稿，共享资讯，联系更为频繁。他在境内以笔名发表的文章常常转发给我看，如记叙他的入党介绍人丁景唐晚年文化生活的《老丁半日谈》、指出王蒙自传史实错讹的《王蒙的“硬伤”》等。当后者被多家媒体转载以及王蒙为此检讨的情况，他便及时转告。一篇短文能产生如此效果，真为他高兴。在境外发表的他也不忘发来让我阅读，如张春桥病故后写的《张春桥片断》，就弥补了《十年一梦》未曾涉及的张氏另一侧面。又如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情况，颇受社会关注，而他在书中仅作为“文革”序曲写了一小节。他告诉我，为此他曾于2005年年末写了《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一篇长文，用笔名给了北京某刊，其中最后一段“解剖我到写作班时的心态”，有两千多字，但发表时删去。此文随后又被上海某报转载，后来他干脆将全文投给香港《明报月刊》用真名发表（2006年2月号）。他及时转给我后,我以为他对自己的极左世界观剖析得很真实，很到位，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显然触犯时忌，难怪要遭“斩尾”之厄运。

　　老徐思想的与时俱进，使我们之间的共识和交流也增多。从他转发给我的材料，如《顾准临终情况》、《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访谈》以及网上热传的小说《如焉》等，即可看出一个大概。我也不时发给他一些东西，一次给他我写的两篇杂感，他回信颇有感概：“文章两篇拜读，联系现实，文风犀利，但触及时弊，特别提到‘一把手’等，当然是敏感问题，编辑部是害怕的，但作者只管写，因为不痛不痒的东西，于我辈实在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去年春天《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反响巨大，有对它的“革命大批判”，更有热烈的共鸣。网上连续刊登一次支持并进一步阐术谢韬观点的研讨会记录，由于我的疏忽，我先给老徐发去记录“之二”，他次日回信：“昨天认真看了您发来的谢文专题研讨会发言，觉得是充分说理的。但您发来的是‘之二’，不知有没有‘之一’。如有，请一并发来一读。”迫切心态可掬。我马上将“之一”补上，后来又陆续发去“之三”至“之五”。

　　经历大浮大沉之后，徐景贤解剖自己时，“开始觉得原本不是长在自己脖子上的脑袋，终于逐步复位到自己的颈项上来了”；他说，“我们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却容不得言论自由，更容不得出版自由，而马克思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们真是愧对‘老祖宗’了！”于是他醒悟了：“我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作为一位曾经的政治家，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作为交往四十多年的朋友，我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的真诚反思，一定会赢得更多人的尊敬。

　　安息吧，老徐。我们也和你一样，“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

　　2008年1月26日初稿

　　3月1日改定

　　

回复[13]: 去年还转帖过一篇 科长 (2008-12-26 10:24)

　　连接

　　http://www.dongyangjing.com/bbsmain.cgi?mode=view&no=2134&p=2

回复[14]: 没认真看。 自带板凳 (2008-12-26 10:44)

　　莫非斑竹跟这些人有点什么瓜葛？或者有些不一般的感情？

　　

回复[15]: 对历史，历史人物感兴趣而已 科长 (2008-12-26 1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