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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在伦敦逝世 陈某 (2008-08-04 09:48 阅读人次:1682)

　　环球时报郝平春风8月4日报道/ 8月3日晚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因中风在伦敦逝世，享年89岁。

　　索尔仁尼琴1918年出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等。

　　

　　

　　资料：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

　　

　　1945年2月，他在东普鲁士的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1963年，他加入苏联作协。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年，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

　　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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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 陈某 (2008-08-04 14:35)

　　苏联剧变后索尔仁尼琴的“忏悔”

　　作者：高国翠

　　

　　高国翠　

　　

　　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集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多种角色功能于一身，被俄罗斯人民誉为“民族的良心”和“文化的主教”，可我们翻开俄罗斯文学历史画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未曾谋面这位俄罗斯唯一活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最近几年的文学史当中开始出现这位作家、学者的名字，对他的评价无论是其本国作家、学者，还是国外的研究者却众说纷纭。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他处于何种地位？他多舛的命运对我们重新认识20世纪俄罗斯历史有着怎样的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澄清是一项艰难而有意义的工作。

　　一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前苏联俄罗斯作家，于1918年12月11日出生于北高加索的疗养胜地吉斯洛沃茨克市。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他的母亲和他家的亲戚大都是虔诚的教徒，东正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从9岁起索尔仁尼琴就对文学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身患重病的母亲，索尔仁尼琴中学毕业后考入了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为了圆自己的文学梦，1939年索尔仁尼琴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1941年索尔仁尼琴大学毕业，成为一名中学教师。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由于在给朋友的信中有对斯大林的不敬之词，在东普鲁士前线被捕，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0年的监狱生活彻底改变了索尔仁尼琴的政治观、哲学观、文学观。1962年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深受赫鲁晓夫的赏识，在赫鲁晓夫个人施加的政治压力下，在《新世界》上刊出。这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掀起了“集中营文学”的热潮。1963年3月10日《真理报》报道了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接见中热情赞扬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他说，这是“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还说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无可否认，是一位领导人和当时的历史条件造就了这位杰出的作家。1963年，作者加入苏联作协。同年，发表短篇小说《玛特廖娜的家》，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第一圈》、《癌病房》1968年在国外发表。其中，《第一圈》于2006年2月由作家亲自改编成一部10集电视连续剧开始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映，老作家还在片中担任画外音。

　　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9年11月，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十卷本巨著《红轮》（1971—1991）的第一部《1914年8月》，其中作者用大量的事实材料分析了二月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了各党派和团体的思想政治立场，论证了俄罗斯发展的历史抉择。1973年12月，他用“艺术研究”方法写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此书的暴露性极强。作者把苏联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遭到逮捕、关押和杀戮的黑暗帝国。同年他又在《民族生活范畴的懊悔与自我克制》、《不要撒谎活着》、《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三篇文章中“预言”社会主义必然垮台，攻击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经济贫穷，坚持其古典的宗教民族自由思想，这些文题都恰好迎合现代西方社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形势和心理，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1976年—1994年一直居住在美国佛蒙特。1990年恢复作家国籍。1994年回国。

　　回国前开始着手写“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建设俄罗斯》（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倾塌的俄罗斯》（1998），并在国内陆续出版。1997年5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并创立以他名字命名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学奖。2001年索尔仁尼琴出版了《同行二百年》，成为近年来俄罗斯文坛的一件大事。这部书囊括了从1772年第一批犹太居民被俄罗斯接纳到20世纪末200年间的俄罗斯和犹太民族的关系史，探讨了俄罗斯犹太人的命运，以及犹太民族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等敏感问题。

　　索尔仁尼琴回国后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以前一样，他既没有和共产党人达成合作，也不买当权者的账，继续保持政治批评家本色，对媒体公开指责叶利钦的改革措施，批评当前政府腐败无能，再次处于媒体的中心。回国后作家在致力于《谷粒落入两个磨盘间—驱逐出境特写》的写作，我们期待着这部作品的早日问世。

　　二

　　回顾作家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深刻解析作家的心路历程，进一步挖掘作家思想根源，不难洞察其文学创作、思想发展的轨迹：由笃信东正教到不接受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制度，长达10年的监狱、劳改营和流放生活而导致政治观、哲学观的彻底改变；为不公平的命运喊冤，再到痛视、痛恨、诅咒社会，直到它灭亡，他一步步地走进忏悔的深渊。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这个强有力的武器被他运用得可谓淋漓尽致，否则美国怎么会把“荣誉公民”的称号送给他呢？由于其作品独特的内容，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下被人为地夸大化，在最高领导人那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筹码；后因政治突变文学进而变成自己与悲惨的命运、社会的不公正待遇进行抗争和报复的手段和工具，他疯狂写作，疯狂揭露当时的黑暗面，其目标不只是批判斯大林，而且矛头直指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反对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被迫采取的镇压措施，宣扬反对一切革命的思想。作品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被国外敌对势力用来作为反苏反共的宣传品，产生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为西方制定反俄计划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为制造大厦的倒塌提供了间接帮助，他的文学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讲充当了捣毁苏联大厦的“帮凶”。创作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及整个民族的悲剧。根据俄罗斯批评家达维多夫分析，这是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里养成的一种为求得生存和进行报复而不顾一切、蛮不讲理的心理，已故批评家拉克申曾称他的行为是“劳改营里的狼的行为”；诗人叶夫图申科把《古拉格群岛》称为“反共宣言书”。如果从作品所产生的国际影响角度来说，这些说法都是不无道理的。因此，作品便丧失了艺术作品的品格，这种看法为俄罗斯文学界相当多的人所认同。如诗人叶夫图申科在考察了索尔仁尼琴的创作道路后指出，这位作家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主要是政治事件，而不是文学事件，他的“艺术潜力”曾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闪现”过，如《玛特廖娜的家》等作品叙事比较生动，塑造了比较丰满的人物形象，艺术性较强，但是后来“在走出文学的圈子后就没有能再回到文学中来”。

　　特定的时期、复杂矛盾的命运使作家完全把写作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作家用文学创作铺就了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2005年10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张建华采访《旗》杂志第一副主编娜塔丽亚•鲍利索夫娜•伊凡诺娃，她说：“……索尔仁尼琴自己就是一个神话。他给所有的人出点子——作家、农民、政府、杜马，还有俄罗斯大地。于是他便失去了他们。他其实应该在奥林匹斯山上呆着，别什么都干预；这是他应有的角色。可他却干预，于是毁了自己的一切，连同他的名誉。”她的这番话道出了索尔仁尼琴的性格和他最后的悲剧命运。流亡文人不可避免地属于那个时代的反对者；他们很难将过去的文化遗产与他们憎恶的社会现实截然分开；在冷战时代的那个特定时期，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作品从头至尾实际上都是在被利用。其实，文学本不应该承载那么多的责任、职责和功能。而强烈的民族心又使他一步步地走向忏悔的深渊。这是虔诚教徒宗教思想的回归，也是他心灵的最后归宿。

　　苏联解体这一根本事件，正是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的思想的核心。他在持不同政见者当中反共最为坚决，曾被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过去他连篇累牍地写书和发表文章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为搞垮苏联制造舆论方面出的力气最大，所以，他忏悔的心也最强烈。1989年苏联这座大厦倒塌了，历史就这样让强大的苏联与另一个超级大国擦肩而过，当“预言家”的“预言”、“先知”实现了的时候，久在异国他乡的作家面对四分五裂的祖国，他的心或许也无法平静，尽管曾因极权统治遭受迫害一度非常地痛视它，诅咒它，但当看到受苦受难的无辜老百姓，他的“俄罗斯民族良心”发现了！回国前就开始着手写“政论三部曲”。纵览这“三部曲”，不难揣摩出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民族意识的思考和对俄罗斯民族性格深刻的剖析，同时，作者认为西方蓄谋已久的反俄计划及其成功实施，也是俄罗斯步入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索尔仁尼琴想借助文学作品来提出一些有效措施而拯救整个俄罗斯的命运，追回因反动的政治宣传所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是他替自己寻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虽然他没有公开对自己的行为道歉，实际上他内心的忏悔比他公开道歉还深刻、还残酷。他的“三部曲”完全能够解读他那颗忏悔的心。

　　对于俄罗斯这个富有贵族情结的民族，作家的宝贵之处就在于首先他是当今唯一活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几乎一个世纪的腥风血雨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所受，他是这个民族最可宝贵的财富。回顾作家的心路历程他恨也应该，诅咒也应该，但忏悔更应该。著名作家邦达列夫说他应该到一个旧时的修道院里去，在石板上跪下来进行忏悔，乞求上帝宽恕他的罪过。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拖着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在远东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他要落叶归根，是的，他该回来了！看到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人民极度贫困的祖国悲剧般现状，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损大半，他逐渐沉于隐居状态，孤居在远离尘嚣的莫斯科郊外圣三一雷科沃村自己盖的住所里。他依旧孤独，除了陪伴他的妻子，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辗转反侧，他在更深刻地忏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他开始对目前的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些都说明他的内心在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充满着无尽的惋惜。这是一位历史人物，是东西方“冷战”的时代背景造就的特殊时期的产物，文学赋予他的使命、旧俄时代打下的深深烙印都决定他必然生活在无尽的忏悔之中。

　　他之所以忏悔，就是因为他还有对民族文化难以割舍的依恋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虽然西方社会对他个人有“恩”，但他始终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化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坚定反对者。2005年6月媒体采访时，他公开指责俄罗斯政治现状，同时，强烈批评了美国社会虚伪的民主，打着民主旗号，推行强权的做法。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索尔仁尼琴阐释了民族精神和文化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意义：“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于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他认为，如今能给俄罗斯人以力量、保证俄罗斯民族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许只有俄罗斯的文化。正因为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所折射的这些品质，他才被人们视为“民族的良心”和“文化的主教”。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面对媒体，他再次选择了与当局对立的生活方式，他无所顾忌，不以为然，还继续保持着政治批评本色，出面设计国家的“人民自治管理”体制，逐渐与新的当权者拉开距离，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叶利钦在他生日时授予他的俄罗斯国家最高奖圣安德列奖。他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对人民力量的信赖，就能让人们觉出他的满腔赤诚，一颗真诚忏悔的心，并因此而感动。索尔仁尼琴所体现出来的生活态度同世界观，远远超出了本书的价值和影响。近90岁高龄的他已不能再写那些批判社会现实的长篇巨著了，而是通过媒体直接抨击当政者。或许他认为直接提建议要比他写文学作品影射一些社会政治现象更直接，所以，2006年媒体再次采访他时，他一再提出强国富民的方略。

　　三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在现代苏俄文学史中占有着特殊的地位，其古典传统的创作风格与众不同。在打得头破血流、四分五裂的俄罗斯知识界、文化界，甚至没有他的一席之地，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所遭受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政治立场及思想价值观念的不同，因此，索尔仁尼琴很难被纳入任何一派，他的存在本身就已使俄罗斯文学力量的分野模糊化、复杂化了，同时他的存在也赋予了俄罗斯文学历史一定的特殊性。索尔仁尼琴将俄国的圣愚和新时代愤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塑造了自己独特的形象，中心思想仍然是苦难情结，这也是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文化永恒的主题。他在忏悔，在为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复兴祈祷！

　　（2006年第6期《辽宁大学学报》）

　　

　　

回复[2]: 陈某 (2008-08-04 14:38)

　　古拉格群岛在哪儿

　　“1937－1950年，在集中营死亡的人数有1200万人，加上被枪毙的富农，因集体化被镇压、被饿死的人数总共达2000万人。”

　　

　　

　　吴敏杰／文

　　

　　古拉格群岛在哪儿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这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三卷本历史巨著——《古拉格群岛》的开篇题辞。

　　

　　

　　1973年，《古拉格群岛》在西方秘密发表，它虽然让索尔仁尼琴失去了苏联国籍并遭驱逐出境，但却让“古拉格”一词成为苏联极权时代的象征而在世界上家喻户晓。

　　

　　古拉格（俄文ГУЛАГ，拉丁字母为ｇｕｌａｇ）是原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缩略语。

　　

　　至于古拉格群岛，在地图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索氏所谓的“群岛”，据说有两层象征含义：一方面是指古拉格下辖、散居苏联各地的劳改营；另一方面是指劳改制度已经扩大化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

　　

　　30年间上千万条人命

　　

　　古拉格劳改制度创立于1923年。苏联第一个特别劳改营当年在白海的索洛维茨基群岛（Solovetsky）建成。首批被关进去的是“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

　　

　　这些犯人逐渐被强制进行生产性劳动，从事木材采伐、建筑生产、打鱼捕猎和海产品加工，等等。索洛茨维基群岛从此成为古拉格劳改营的最初样板。

　　

　　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特别是从1930年代开始，劳改制度开始在苏联全面推广。1930年代后期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扩大化肃反运动，大量居民因各种莫须有的政治原因被关进古拉格下属的监狱、劳动感化营、劳改营，甚至被流放。古拉格由此就成为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集中营。

　　

　　据1988年苏联哲学副博士阿·恰利科娃提供的资料显示：“1937-1950年，在集中营死亡的人数有1200万人，加上被枪毙的富农，因集体化被镇压、被饿死的人数总共达2000万人。”

　　

　　真正的犯罪反而罕见

　　

　　古拉格通过刑讯制造出大量冤狱。据《古拉格群岛》一书介绍，肃反委员会想出了31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目的是逼迫“犯人”承认被强加的莫须有罪名。

　　

　　由于肃反人员往往数刑并用，在生理上耗尽犯人的体力，在精神上彻底摧垮其侥幸心理，其结果是需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

　　

　　在劳改营里，刑事犯一统天下，政治犯沦落最底层，他们的财物遭到抢劫，肉体备受摧残，人格受侮辱。少年犯们肆无忌惮，纵横逞凶，无人敢管。

　　

　　在古拉格，冤案比比皆是，真正因为犯罪而被判刑反倒十分稀罕。荒唐的司法案例屡见不鲜：一位厂长因为停止鼓掌被判十年劳改；一位裁缝因为把针插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而被判刑。

　　

　　超强度的死亡劳改

　　

　　在古拉格时代的苏联，夫妻互相出卖、父子反目、母女成仇司空见惯，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信任和亲情，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大义灭亲壮举”；人们对陌生人永远抱敌视态度——担心自己被连累。

　　

　　许多人全家都被送进劳改营，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高龄的老人也不放过。受害者上至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军队高级将领，下至普通百姓、工程师、技术员、医生、学生、教授、工人、农民，囊括了所有的阶层。还有被称为“强制迁移”的少数民族集体流放。

　　

　　超强度的死亡劳改是古拉格的“保留节目”。被投入劳改营的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内每天干12至16小时的体力劳动，工具极端简陋或者索性没有。在这种一天500克黑面包加一勺烂菜汤的伙食条件下，大批囚犯死于非命。

　　

　　看守人员对于大量的死亡现象熟视无睹，有些甚至逼迫被超强度劳动拖垮的人继续上工，否则就以怠工罪名就地枪决，杀人者往往还能得到嘉奖，于是一些毫无人性的监管人员便上演了一幕幕为获奖而杀害犯人的丑剧。

　　

回复[3]: 难道索氏应该为苏联倒台负责? 陈希我 (2008-08-05 15:18)

　　<苏联剧变后索尔仁尼琴的“忏悔”>,我怀疑这是一篇御用文章.

回复[4]: 不过，忏悔一说好像是真的 陈某 (2008-08-05 15:49)

　　郭松民：世界上有两个索尔仁尼琴

　　2008年08月05日深圳商报

　　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8月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在俄苏文学史上，索尔仁尼琴也许是影响最广(且不说是影响最深)的作家。自从1962年《新世界》杂志第11期刊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起，索尔仁尼琴就不断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实际上，索尔仁尼琴的影响，早就远远超出了文学界，而进入了思想、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

　　也许正因为如此，索尔仁尼琴很可能同时也是俄苏文学史上最受争议的作家。褒之者赞其为“伟大的挑战者”、“圣徒式的一生”；贬之者斥其为“文学界的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为原苏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降纳粹)、“劳改营的狼”；中性的则定其为“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本人则自称为一头不断顶橡树的“牛犊”，“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

　　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之所以如此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存在两个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这两个索氏纠缠在一起，很难被截然分开，而当人们赞扬作家索尔仁尼琴时，很可能说的是政治活动家索尔仁尼琴，而当人们抨击政治活动家索尔仁尼琴时，很可能又误击了作家索尔仁尼琴。

　　当然，这不能全怪读者和评论者，因为即便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未必能够很好地区分自己的两种身份。以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为例，索氏的这部长达140万字的鸿篇巨制有一个副标题“艺术研究的尝试”。根据他的自述，他本来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写一部劳改营历史，但是缺乏材料，只好用“艺术研究”的方法。他在一次谈话中讲了这个方法的“优于科学方法之处”，他说，科学研究需要有100个或200个事实，而我只有两三个，这事实的缺欠可以通过“艺术的跳跃”来解决，或通过猜测、讲一个故事和插入一句谚语来填补。这种“艺术研究”方法自然要比科学研究方法省事和便捷，可以在不掌握材料的情况下凭空虚构和编造，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古拉格群岛》，其可信程度可想而知。在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中国的“报告文学”，读者很难区分哪些是“报告”，哪些是“文学”。而索氏之所以这样“尝试”，目的当然是政治的。

　　这是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作家的悲剧，因为特定的时期、复杂的矛盾，迫使作家把写作作为政治活动的手段，并以此铺就了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2005年，俄罗斯《旗》杂志第一副主编伊凡诺娃说:“他其实应该在奥林匹斯山上呆着，别什么都干预；这是他应有的角色。可他却干预，于是毁了自己的一切，连同他的名誉。”她的这番话道出了索尔仁尼琴的性格和他最后的悲剧命运。在冷战时代，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作品从头至尾实际上都是在被利用，而强烈的民族心又使他一步步地走向忏悔，这是虔诚教徒宗教思想的回归，也是他心灵的最后归宿。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拖着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在海参崴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祖国物是人非、满目疮痍的现状，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损大半，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时代的看法。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的解体，充满了无尽的惋惜。

　　两个索尔仁尼琴的存在，使得“索尔仁尼琴现象”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文艺界最为复杂的现象，无论是研究还是阅读，注意区分两个索尔仁尼琴，都应该是有益的。

　　

回复[5]: 陈某 (2008-08-07 14:10)

　　安息吧，激动的舌头

　　【作者】张晓波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世界各大报纸头版的编辑在本周一上午无一例外地松了一口气，今天终于可以编出一个有分量的头条新闻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讣告说明：2008年8月3日晚，89岁高龄的索尔仁尼琴去世了。随之而来的，是俄罗斯与世界各国元首的唁电和世界文学界的哀悼，这位作家的葬礼所获得的礼遇与溢美之词，甚至高于一手推倒苏联的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去世。然而，仅仅20年前，不但索尔仁尼琴的祖国视之为“叛徒”，西方世界也将其看成“来自俄罗斯的腐朽古董”。现在，整个世界都与这个“麻烦制造者”和解了。

　　东西方的公敌

　　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恐怕没有人的经历再比索尔仁尼琴更为传奇了。40岁之前，索尔仁尼琴的身份是个默默无闻的教员、下级军官、劳改营囚犯。40岁之后，索尔仁尼琴的身份变幻莫测，被开除出苏联作协的小说家、未出席授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8年后，索尔仁尼琴便成诺贝尔文学获得者，西方世界将他看成“可与托尔斯泰比肩的伟大俄罗斯作家”。四年后年，因《古拉格群岛》在西方世界的巨大成功，索尔仁尼琴荣登《时代》杂志封面人物，成为整个西方世界最炫目的“流亡作家”、“苏联的掘墓人”。

　　对此，索尔仁尼琴的答复是什么呢？1978年，索尔仁尼琴受邀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索氏语出惊人，他称西方文化“虚弱而堕落”、欧美民主并不是“普世价值”。显然，冷战另一极误会了索尔仁尼琴的“投怀送抱”。此后的十余年间，索尔仁尼琴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公敌。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人甚至讽刺地认为，“索尔仁尼琴又一本新著静静地躺在书店的角落里，有谁还能想起这位作者曾经的赫赫名声”。

　　1994年，索尔仁尼琴应叶利钦邀请归国。事与愿违，索尔仁尼琴归国之后，发表了一连串抨击时政的言论，让当局异常难堪。这位以笔为旗的作家在20世纪后半页的历史中，始终鼓动他那激动的舌头，与整个时代为敌。除了去世前数年的平静，索尔仁尼琴始终与世界格格不入。

　　这位麻烦制造者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全拜20世纪俄罗斯命运沉浮所赐，而他的全部作品与言论的关键词，也仅只一个——“俄罗斯”。伟大爱国者的一生始终因“俄罗斯”的现实和理念间的天壤地别而紧张焦灼。

　　“俄罗斯理念”的捍卫者

　　翻看俄罗斯思想史名单，遭遇此种紧张的，绝非索尔仁尼琴一人，而自成一种俄罗斯现象。自拉吉舍夫以来整个俄罗斯思想界，始终沉浸在关于俄罗斯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中。普希金、莱蒙托夫一代诗人怀抱君主立宪之梦，却最终折戟沉沙于1825年12月彼得堡参政院广场沙皇的刺刀之下；果戈理在19世纪40年代的黑暗岁月之中苦苦冥想俄罗斯的命运；屠格涅夫客死他乡，临死前仍不忘故国的事业；而巴库宁在沙皇专制时代，则称“打碎旧世界，俄罗斯就像火凤凰一般将浴火重生”。这份名单，仍可无限扩展。两个世纪之中，俄罗斯始终在遭遇“东方—西方”之间的紧张，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的话来来说，这是“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的永恒辩论。俄罗斯的思想家们，最终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代表俄罗斯传统“耶路撒冷”一边。而索尔仁尼琴，恰恰亦是这俄罗斯传统中人。

　　索尔仁尼琴的俄罗斯，究竟何谓，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他抨击苏联，出于他认为苏联已经抛弃了俄罗斯的“耶路撒冷”道路，是受“雅典传统与理性主义”的洪水猛兽之祸；他在西方世界出言不逊，自是他看不起源于雅典的欧洲文明；归国后，他抱怨帝国的解体，抱怨统治者放弃权力，抱怨“俄罗斯人”处境大不如前，这纯粹是出于一种俄罗斯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俄罗斯主义”，更遑论他一生所醉心于弘扬的“正教”。思想的冲击力，或许正因为有对抗才更具魅力，索尔仁尼琴的“俄罗斯理念”，是耶非耶，都已经随其人而去，只能留待后人评说。

　　俄罗斯民谚说，一位长者的离世等于烧毁了一座图书馆。所幸，索尔仁尼琴的离世，为世界留下了一座图书馆。

　　安息吧，激动的舌头。安息吧，永远的异端索尔仁尼琴。

　　“他的笔受上帝指挥”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郭船发自北京索尔仁尼琴1918年出生在基斯洛沃茨克的一个教师家庭，自幼喜爱文学，10岁时已经通读《战争与和平》，立志成为一名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索尔仁尼琴参军。

　　他的人生转折点在1945年，因在私人信件中含有对斯大林的批评内容，被判处八年劳动改造。从此以后，索尔仁尼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苦难，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的生命，也拉开了帷幕。

　　“你是一颗原子弹”

　　八年的牢狱生活结束后，索尔仁尼琴并未重获自由，而是被流放，期间他患上癌症。1956年流放结束后，被送往莫斯科东面的一所村庄小学里担任数学教师，在此期间，他相继完成了《第一圈》和《癌症楼》两部作品。

　　1961年，苏联召开了第22届党大会，文化气氛回暖，索尔仁尼琴相信局势转变，于是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杂志上刊登。一年后，作品得以出版。这是第一部描写苏维埃制度下劳动集中营的鸿篇巨著，在苏联文化界产生了强烈的地震。

　　该书出版之时，有人这样对作者说：“世界上有三颗原子弹，肯尼迪有一个，赫鲁晓夫有一个，你有一个。”一夜之间，索尔仁尼琴成为风云人物，被迅速吸收进苏联作家协会，并获得赫鲁晓夫接见。那一年，他43岁。

　　这样美好的时光维持没多久，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索尔仁尼琴便遭到苏联当局的“围剿”。在1965年，索尔仁尼琴准备将小说《第一圈》付印之时，惨遭抄家，有关稿件都被充公。吸取了惨痛教训，索尔仁尼琴被迫将著作偷偷地、陆续运出国外出版。1969年。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

　　1970年10月，他因“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二十载流亡路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这是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题辞，这部长达140万字的巨著为他赢得了“伟大思想家”的荣誉。“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将它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苏联劳改制度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小说1973年在巴黎出版后轰动世界文坛，他也是唯一登上西方畅销排行榜的苏联作家。

　　《古拉格群岛》在全球的销量逾3000万本，对苏联政权造成了极大打击，也给索尔仁尼琴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1974年，他因叛国罪而遭拘捕，被驱逐出国，首先抵达瑞士，然后定居美国。

　　在20年的流亡生涯中，索尔仁尼琴有18年居住美国佛蒙特州乡下，他尽可能地保留了俄罗斯式的生活方式。他对美国社会不闻不问，拒绝学习英文。但是，对于自己的母语还是逐渐生疏，下笔艰辛。

　　“知识分子最担心的，就是被迫离开祖国，离开自己的语言。”身为一位爱国作家，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

　　当过去已成历史，索尔仁尼琴开始逐渐被遗忘。

　　不变的异议者本色

　　上世纪俄罗斯80年代末的一次民调显示，48%的俄罗斯人希望索尔仁尼琴回国担任总统。历经20年的深度缄默和隐居，1994年5月，索尔仁尼琴结束20年的流亡生涯，在纽约机场，他向来自全球的记者高举那本有镰刀斧头封面的苏维埃联邦国护照。

　　回国后，索尔仁尼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荣，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异议者”的本色，拒绝接受一切权力和公职，甚至拒绝领取叶利钦颁发的象征俄罗斯最高国家奖章的“圣安德烈勋章”，并对当时的俄罗斯经济改革政策提出了尖锐讽刺。

　　“你会用休克疗法治疗你的母亲吗？”索尔仁尼琴总是如此令当局尴尬，正如叶利钦的回忆录所言“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面对久违的祖国，面对依然是一边残破、贫困，另一边却是贪腐、奢华的俄罗斯，在晚年的回归之中，索尔仁尼琴依然故我，他并没有停止他那种不受欢迎的批判。

　　2007年俄罗斯国庆节那天，索尔仁尼琴获得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他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

　　2008年8月3日晚间，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

　　索尔仁尼琴语录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

　　●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

　　●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

　　

回复[6]: 索尔仁尼琴的照片 陈某 (2008-08-07 14:12)

　　1950年代，监狱中的索尔仁尼琴

　　

　　

　　1974年，索尔仁尼琴因叛国罪而被驱逐出苏联，此为他流亡西德期间的留影

　　

　　

　　1993，巴黎

　　

　　

　　1994，海参崴

　　

　　

　　2007，普金拜访

　　

　　

　　2008，8月6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索尔仁尼琴的葬礼上献花

　　

回复[7]: 张三 (2008-08-07 22:03)

　　他脸怎么这么长呀，很像《魔戒》第三集里面的树神

　　他流亡过西德吗？恐怕是旅游吧。看到的资料是说他被开除国籍后先到巴黎，然后去了美国。

回复[8]: 陈某 (2008-08-24 11:25)

　　陈小雅专访《古拉格群岛》中译者、出版者

　　诺贝尔奖获得者、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逝世之际，寓居北京的政治学者陈小雅，发表对《古拉格群岛》中译者之一田大畏（国歌作者田汉之子）、出版者于浩成（时任群众出版社社长）的访谈录。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篇访谈录所提供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转折大潮中的若干政治文化事件的浪花，昭示了这一大潮的某些源流。

　　

　　中译本《古拉格群岛》初版。

　　

　　人道主义的传续：《古拉格群岛》中译者、出版者访谈录

　　

　　陈小雅

　　2008年8月3日，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与世长辞。他的离去，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人感到失去了一位导师、楷模和朋友。为了纪念这位精神巨人，我将2006年1月和3月搜集到的《古拉格群岛》中文版翻译和出版经过的有关访问整理发表，既是对索尔仁尼琴的追念，也是对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年代的缅怀。

　　

　　我与《古拉格群岛》的中文译者之一田大畏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早年开始学习俄文，长期从事对外文化联络工作，翻译过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并多次出访苏联，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2006年1月，为搜集中国“解冻史”素材，并请教苏联五十年代“解冻”与中国八十年代“解冻”的关系，我访问了田大畏先生。

　　《古拉格群岛》中文版翻译经过

　　

　　陈小雅（以下简称“陈”）：1970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它在自己的祖国却没有获准出版。但据说，这本书的缩微胶片被带到了出去，1973年在法国出版。您是该书的译者，您是什么时候，怎么会想到要翻译这本书的？

　　

　　田大畏（以下简称“田”）：翻译《古拉格群岛》，是群众出版社主动找人翻译的。后来于浩成说是他的想法。我和他是华北大学的同学，而且是一起出来工作的。他那时候是群众出版社的社长。他们开始是想从英文翻译，找到北图。但他们找的那位懂英文的同志建议直接从俄文翻译，于是就找到我。

　　陈：《古拉格群岛》的中文版是1982年出版的。距它的俄文初版只有9年，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刚刚开始不久，全书53万余字，你们也译得够快的……

　　

　　田：实际上这个工作是1979年完成的。我和一个好友（陈汉章）共同翻译了上、中册，另一个同志（钱诚）翻译了下册。交稿后一度被搁置。后来胡耀邦批准每年出版一批西方社会科学的书，《古拉格群岛》被列入名单。到1982年才出来。作为“甲类”内部书发行，就是要登记购买者。其实后来也没控制住。作协四大，也就是被认为最“自由化”的那一次，群众出版社的人蹬了个三轮到会场卖，就没什么限制了。结果一版再版……

　　

　　西方文化取代苏联文化的影响和地位

　　

　　陈：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特征，就是西方文化逐步取代苏联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但在“解冻”的开始，还有一个以苏联五十年代“解冻”文学为前导的时期。当时的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模仿苏联“解冻”文学的作品。您能否谈谈当时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处境？以及人们期望从中汲取的思想资源？

　　

　　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研究和翻译苏联文学的工作开始活跃，成立了苏联文学研究会。对苏联文学，重新产生了好感。在我国文革浩劫之后，更感到人道主义之可贵。但有人（后来成为很受重用的人）反对，发生争论。1980年在哈尔滨开会，陈冰夷讲话肯定赫鲁晓夫的贡献，与会者对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都是一致称赞的，哈尔滨文学刊物（好像叫“文艺百花”？）大胆登了详细报道，结果被查封。

　　

　　在这以前译载苏联当代作品还有顾忌，如王金陵翻译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世界文学》上发表时，加了一个批判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的前言，说它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战争残酷，褒扬苏修忠实奴才等等。因此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说中国译载苏联作品是搞“曲线的反苏主义”。其实他们是被自己盲目的反华主义蒙蔽，看不到在中国出现的新的风向，不懂中国文学界翻译界的苦衷……

　　陈：您说的这个现象很有趣。由于种种原因，外界很容易把中国想象成“铁板一块”。如果这样，中国“解冻”时代的思想洪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实际上，中国不仅有自己的人道主义传统，而且在中苏交恶最严峻的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人道主义表达仍然很顽强。有一篇叫做《关连长》的短篇小说，写于1949年11月。它讲述的是解放上海时，一位连长率领战士摧毁国军据点的故事。不巧这个据点是一所学校，房间里挤满了孩子。敌人想利用这些孩子作掩护，关连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决然放弃了炮队的支援，亲自率领战士逼近围墙，炸哑了敌人的机枪，保护了楼上满屋的孩子，自己却献出了生命。作品歌颂的正是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

　　1957年，巴人、钱谷融、王淑明等人还在文艺理论界掀起过一场“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巴人呼吁文学艺术恢复人道主义传统。他指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这些呼声虽然遭到了批判，但它只不过是被压到了地下一遇机会，它又会从另外的地方冒出来。以后，又出现了象《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这类人道主义题材的作品。最有趣的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人道主义论战的两位旗帜性人物——周扬和王若水。1963年正式批判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和“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等囗号，王若水是被“分工”批判“人道主义”的。当时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曾联合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刘少奇建议，单写文章不够，还要写小册子，从理论上对修正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这个任务落到了日后另一位“起义”者——周扬的肩上。我想，正是这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收集古今中外的“人道主义”资料，并进行比较和研究，为日后的“起义”奠定了基础。

　　

　　“文革”前出版1041本“灰皮书”“黄皮书”

　　

　　为了进行这类批判，1966年以前，中共出版了大约1,041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即俗称为“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内部读物。其内容大多是社会主义思想阵营中“异端”的作品。文革的“破四旧”活动，使大量过去只限于高干阅读的书籍流散民间，成了知识青年思想解放的精神养料……对于这些不见于正式报刊的社会现象，外界无从了解，所以难免产生误会。

　　

　　田：苏联的解冻，除了总的形势，我觉得还有几方面的资源，一是前面说过的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这已渗入了普通俄国人的灵魂，始终未能改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苏联朋友谈反对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他们（即使是非常友好的朋友）是不能理解的，不能接受的。二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俄国领土大部在亚洲，但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欧洲的”与“文明的”是同义语，而“亚洲的”代表落后、愚昧与野蛮，如他们往往说“亚洲式的残忍”，“东方式的专制”。西方古典文化从来受崇敬，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西方（包括美国）现代文化涌入苏联势如潮水。三是被压制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家的“复活”。小说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城》），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皮利尼亚克，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大量的文学、戏剧、电影方面大师级的人物的恢复名誉，成为受人热爱的新的经典，我读过和翻译过其中人的几部作品，感到俄罗斯的文学长河是由他们延续的。在最严酷的年代里，这条长河变成了潜流，但从未中断。四是长期流寓国外的俄侨作家（作品）的“回归”。他们的水平和影响远非离开中国大陆的文艺家们所能比……

　　陈：看来，一方面是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一方面是中共“以俄为师”的传统，一方面是中苏弊症的同构性，这三重因素，造就了一种现象，中国现代思想解放运动必然要以苏联“解冻”时期的风格作为楷模……我的朋友中，以“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中国的麦德维杰夫”自任者，不乏其人，可见其示范效应。而您是这个过程最早的铺路者，却很低调……

　　

　　索尔仁尼琴逝世了，您对于他，对于他的《古拉格群岛》有什么评价？

　　

　　田：索尔仁尼琴的去世，使我忽然想起来鲁迅的《无题》中的两句话：“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他像历史上许多杰出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样，在似乎无望的绝境中思考着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的、历史的、人类的大问题，并且毫无顾忌地表述出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坚守他的良知、尊严和责任感，即使被本国驱逐而多年流亡国外，也绝不投人所好，这也是某些中国政治流亡者所不及的。索尔仁尼琴暗中写作《古拉格群岛》时，苏联是一个“无声”的社会，或者是被“主旋律”统治的社会，他的作品推动了苏联社会从“无声”到“有声”的转变，从“单声部”到“多声部”的转变。曾十分流行的“公开性”（英文音译为glasnost）这个词，俄文字根就是“声音”，转意为“发言”、“表决”、“宣告”、“公开”。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称为无声处的惊雷，也许不为过，仅此一点，他对俄国社会进步的贡献就是很大的了。

　　文革末期就开始组织翻译《古拉格群岛》

　　

　　2006年3月，经田先生介绍，我就同一个问题访问了归国不久的于浩成先生。

　　于先生1925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1942年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工作，17岁入党，建国后，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八十年代初期任公安部所属群众出版社社长。

　　陈：于先生，您是怎么想起要翻译出版《古拉格群岛》的？

　　于浩成（以下简称“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报告给我的震动很大，我开始研究苏联问题……

　　陈：当时是您个人研究还是工作条件许可？

　　于：合法地研究。文革前，党内就有斯大林问题研讨会，各个部都有人参加，我也参加了。当时，除了公开出书外，内部也在搞研究。有一本内部刊物，叫《政情研究》。文革结束前，我们就开始组织翻译《古拉格群岛》，文革结束后才出书。

　　陈：文革末期？在当时的中国翻译索尔仁尼琴的这本书，能被批准吗？

　　于：当时有一部分人支持，一部分人反对。胡乔木批示：“编号发行”。

　　陈：“编号发行”是什么意思？

　　于：就是每个买书的人，要登记姓名、单位、住址。

　　陈：听说在作协“四大”的时候，这本书引起了轰动？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于：我是作协“四大”的特邀代表。我们出版社把书拉到大会，作协会员可以凭证购买，立即抢购一空……巴金当时在上海没有来，给我们写信要，结果张辛欣去送给了他。巴老还来信表示感谢。

　　

　　问题不是“个人崇拜”，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

　　

　　陈：七十年代末期，出了一批“灰皮书”，像《新阶级》这些，对一代青年的启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您能不能谈谈当时出版这批书的背景？

　　于：群众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大字本的《新阶级》，是彭真让搞的。我写的序言。后来，领导说我的序言不能用。这篇文章后来在张显扬他们出的一本刊物上发表了。

　　陈：当时中共党内的“苏联问题研究”是一种什么状况？

　　于：关于斯大林问题研究，我们能看到各国党的讲话。我说，铁托的讲话讲得最好，问题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当时是党内一批，社会上民主墙一批。我当时讲，邓小平说：毛泽东讲，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法制，在英、美、法等法治国家是不会发生的。毛泽东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没有按自己的认识去做，所以才犯了文革的错误。我说，由此看出，邓小平并不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分权制衡”的原则。后来邓小平出来澄清，明确反对“三权鼎立”……

　　陈：是不是因为邓看了您的讲话以后，才发生有针对性的澄清的？

　　于：那倒不一定。因为后来引用他的这段话的人很多了……

　　陈：也可能这些引用是从您开始的，因为您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法治问题……

　　毛泽东讲：“要人治，不要法治”

　　

　　于：那倒有可能。我最早撰文区别“法制”和“法治”的概念。毛泽东曾经讲过：“要人治，不要法治”……

　　陈：是吗？还真讲过这样的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

　　于：这句话没有收入毛的公开出版的著作和语录，《人民日报》当年有传达，后来我看到有一个材料，说文革中广州有个小报也刊出了，知道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毛大概是1959年对上海梅林罐头厂的一个批示这么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陈：人道和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两块基石。现在有人说毛的主观动机如何如何好。但没有这两块基石，就不在人类文明——“先进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大道上。

　　

　　2008年2月，作者（右）与田大畏先生（左）一同看望于浩成先生（中）

回复[9]: 吴卫建 (2008-08-24 14:45)

　　索尔仁尼琴在我印象中是理性的不同政见者之代名词。

　　回复6中索尔仁尼琴语录颇有哲理。

　　记得田大畏与家人较熟，也曾来自家作过客。

　　

回复[10]: 吴桑记得有本杂志叫《摘译》？ 陈某 (2008-08-24 17:15)

　　70年代，四人帮时代，上海内部出版的。刊登翻译一些苏联文学什么，我也是从那时开始知道有一种人叫“持不同政见者”

回复[11]: 孔夫子旧书网找到的 陈某 (2008-08-24 17:23)

　　http://www.kongfz.com/bookstore/5896/book_30176395.html

　　

回复[12]: 顺便搜到的，保存一下 陈某 (2008-08-24 17:3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c0c8901000c66.html

　　《朝霞》杂志研究 (2007-09-16 12:13:27)

　　

　　《〈朝霞〉杂志研究》（《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谢泳

　　一、《朝霞》杂志研究状况

　　

　　一切发生过的历史，无论当时或后人如何评价，这些历史本身都具有研究价值。本文研究的是一本文革时期的文学杂志，重新研究这本杂志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对文革时期一本文学杂志的分析和评价，深入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他们在价值和现实处境中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清理这本文学杂志的历史时，从中发现它和中国1976年以后文学现状的关系，特别是在1976年后成名或者长期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主力作家中，许多人的文学生涯都开始于这本杂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1976年以后的文学源头，其实是从这本文学杂志开始的。这本文学杂志就是广为人知的《朝霞》杂志。

　　目前关于《朝霞》的系统研究还没有，在众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著作中，虽然在叙述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时，会偶然提到《朝霞》，但基本是否定性评价。[i]这对于全面了解文革时期文学和作家活动情况，显然是不够的。王尧认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自己当年阅读《朝霞》时的情景。我自己关于文学的许多观念就萌芽在这种阅读之中，虽然我此后不断校正和抛弃‘许多观念’中的种种，但其影响挥之不去。这常常提醒我：‘文革’和‘文革文学’曾经是我和我们成长的思想文化资源；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开了个玩笑，一个曾经是‘正面’的资源终于成了‘负面’。”[ii]文革时期阅读这本杂志的人相当广泛，朱学勤回忆说：“此时上海出版了四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四种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者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iii] 高华回忆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提到：“在70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学习与批判》、《朝霞》，我基本都看。”[iv]

　　近几年来，《朝霞》杂志常常被人提起，主要因为余秋雨的文革经历，在关于余秋雨文革经历的争论中，《朝霞》杂志依然是以负面出现的刊物。余秋雨自己都认为“《朝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的一本文艺杂志，由写作组的一位陈女士实际主管，倾向极左，质量不高。”[v]

　　另外一些早年曾是《朝霞》作者的作家如黄蓓佳、贾平凹、钱钢等人，也在回忆自己早年的文学经历中提到《朝霞》杂志，虽然不回避自己的文学经历，但没有正面评价这本文学杂志。许多研究者的评价，基本也是延续政治上对《朝霞》杂志的定性，很少从当时这本杂志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vi]

　　本文作者认为，对存在过的历史做完全简单的否定性评价，对于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并没有帮助，甚至可以误导人们对那一段历史产生先入为主的陈见，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清理《朝霞》杂志的基本历史。

　　

　　二、《朝霞》杂志始末

　　

　　本文所指的《朝霞》杂志，包括上海文艺丛刊、《朝霞》丛刊和《朝霞》杂志三部分，凡参预过这三项文学工作的人（包括编辑、作者以及美术设计者如陈逸飞等），都被视为《朝霞》作者群。

　　“上海文艺丛刊”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的一本丛刊。第一辑名为《朝霞》。这个名字来源于这本丛刊中史汉富一篇同名小说。

　　当时的体例是“丛刊名”取自丛刊中某一篇作品的篇名。从《朝霞》开始，加上随后出版的《金钟长鸣》、《珍泉》、《钢铁洪流》共四本，标明是“上海文艺丛刊”，32开本，当时印数极高。

　　随后出版的另外八本丛刊，虽然延续了“丛刊名”的编辑体例，但不再标名“上海文艺丛刊”，而是标明为“《朝霞》丛刊”。也就是说，后来人们所谓的“《朝霞》丛刊”，其实包括了四本“上海文艺丛刊”。《珍泉》一书的“征稿启事”中说：[vii]

　　

　　“本刊1973年已出《朝霞》、《金钟长鸣》、《钢铁洪流》、《珍泉》四辑。1974年开始，改名为《朝霞》丛刊，仍为不定期出版，主要发表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和长篇选载）以及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等。

　　从1974年起，还将同时出版《朝霞》月刊，每月廿日出版，是综合性文艺刊物，内容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发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

　　

　　《上海文艺丛刊》和《朝霞》丛刊，前后共出版了13本，按先后顺序分别是

　　

　　书名

　　出版时间

　　《朝霞》

　　1973年5月

　　《金钟长鸣》

　　1973年8月

　　《钢铁洪流》

　　1973年12月

　　《珍泉》

　　1973年12月

　　《青春颂》

　　1974年4月

　　《碧空万里》

　　1974年10月

　　《战地春秋》

　　1975年3月

　　《序曲》

　　1975年6月

　　《不灭的篝火》

　　1975年8月

　　《闪光的工号》

　　1975年12月

　　《千秋业》

　　1976年4月

　　《火，通红的火》

　　1976年6月

　　

　　

　　需要说明的是，从已有的材料判断，计划中的《朝霞》丛刊还有另外两本，分别是《无产者》和《铁肩谱》，据《朝霞》杂志1976年7月号任犊文章《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一文的注释，《无产者》将于当年九月出版（此文即是《无产者》一书的序言）。而《铁肩谱》一书，《全国总书目》中有记载，但很难见到实物。[viii]

　　《朝霞》杂志1974年1月20日出版，16开本。它的出版情况是1974、1975年完整出版，每年12期，年终编有总目。1976年第9期出版后，因为政治发生变化，以后就不再出版，本年的第9期杂志，可以视为停刊，所以完整的《朝霞》杂志共有33本。《朝霞》月刊出版后，《朝霞》丛刊还在出版，其中有些主要作品杂志和丛刊同时发表。

　　关于《朝霞》杂志的创办，本文作者认为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文艺工作的需要自然延伸出的一项工作，它的编辑方针和编辑实践完全服务和配合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时全国在此前后创办的各种文艺杂志，编辑思想和编辑体例基本相同。

　　从已知的历史文件和相关人士的回忆中，可以认为，《朝霞》的创办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有联系，但不能说它的出现是阴谋。从后来的历史判断，《朝霞》完全是以文艺形式配合和图解当时的政治，但杂志本身并不是阴谋集团，也不是阴谋的产物。徐景贤回忆文革经历，涉及他帮助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完成的几件事中，特别提到《朝霞》杂志创办的事，他说：“在出版方面，重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图书。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主编出版了《朝霞》杂志和《朝霞》丛书，还搞了《外国文艺摘译》等。”[ix]

　　当时负责参与创办《朝霞》的施燕平晚年回忆说：[x]

　　

　　1974年，上海市决定要出一本书，开头不是书，开头叫丛书，出丛书，就是专门找一些新的工、农、兵作者，反映当前的，出一本书。当时写作组的领导，陈冀德跟萧木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把作家协会还没有完全打倒或者已经打倒了以后解放出来的，把这一批人开了个座谈会，参加的人我记得有涵子、茹志娟、我，还有一个郭卓。

　　几个人召齐，召齐以后，当时市委写作组提出，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看现在是不是需要办一个刊物，是不是要重新议议，大家都不写了，是不是还应该写东西？我们都表示，办刊物都是很需要的，因为一个国家总要有一点刊物吧？读者也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这批人都不想搞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吃了苦头了，都不想搞了。结果呢，这个会散了以后呢，它就决定有两个人出来，要编书。一个是欧阳文彬，一个是我。两个人到出版社，不是属于出版社领导，属于市委写作组直接领导，就是编一本书，编一本丛刊。这个第一期的丛刊叫《朝霞》，每一期的名字不同的，总的叫《文艺丛刊》。第一期的名字叫《朝霞》，第二期换成其它一个名字了。它是这一期上哪篇文章写得比较好的，就用这个题目作为丛刊的书名。实际上是一个刊物。

　　《文艺丛刊》以后出了大概靠十本，十本左右。每一期的名字不同的。那个丛刊，当时只有两个人，就是我跟欧阳文彬两个人。

　　当时市委有个写作组，市委写作组下面有文艺组，这个文艺组大致相当于现在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文艺组的负责人叫陈冀德。

　　当时我们没有名义上说谁是主要负责，就是我和欧阳两个人共同负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过渡。到1975年开始正式办月刊，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了。月刊叫什么名字呢？大家想来想去，就叫《朝霞》。所以1975年开始，正式出了《朝霞》。出了《朝霞》以后，欧阳文彬跟我两个人，她是政治上负责，我是业务上负责。当时不叫主编，是编委。这个都是当时写作组决定的，这样子就办了《朝霞》了。

　　办了《朝霞》以后，到了1975年的10月份，北京呢要办《人民文学》，这就插到《人民文学》了。北京要办《人民文学》呢，他们提出希望上海办《朝霞》的，因为《朝霞》当时是‘四人帮’下面的一个直接的刊物，全国比较有影响，在这个里面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准备这个《人民文学》复刊。”

　　

　　施燕平的回忆，虽然个别时间不准确，但大体是当时的基本情况。

　　《朝霞》创刊时，编者在“致读者”中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革命和生产都有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同时，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也正在蓬勃兴起。为了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推动创作队伍的发展，我们决定出版不定期的《上海文艺丛刊》。

　　现在出版的《丛刊》第一辑，以小说为主，作品绝大多数是工农兵业余作者写的，其中近半数作者还是刚开始写作的新手。是火热的斗争生活激励他们拿起文艺武器，通过革命英雄形象的塑照，努力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风貌，热情歌颂毛主席路线的胜利。

　　《丛刊》将发表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除小说、散文、叙事诗外，还准备发表话剧、电影剧本和报告文学以及文艺评论等。以后也可能出某一种文艺形式的专辑。热切希望得到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的支持。让我们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共同努力学习和实践，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争取文艺革命的更大胜利！”[xi]

　　《朝霞》杂志受控于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它的工作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为当时的主流政治服务。《朝霞》创办前后，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还创办了几种杂志，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教育实践》《摘译》等。[xii]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几十年后再观察，创办这些杂志比不创办要有益于社会，我们可以否定杂志的内容，但不能否定杂志存在本身，如果完全以政治关系的转换评价历史，那是不客观的。就以《朝霞》杂志的出现来观察，因为有了这本杂志，文学活动提前得以恢复，虽然文学创作本身仍然受制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但作为文学活动本身，

　　《朝霞》的创办，使部分作家提前回到写作中，特别是随着大学的恢复和工农兵学员的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学活动和相应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使文学训练和学术研究工作，得以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变态的方式展开。特别是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偏重于从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中选拔文学和学术精英，客观上为知识精英的上升提供了条件。

　　

回复[13]: 继续搜，继续存 陈某 (2008-08-24 17:47)

　　“帮刊”——《学习与批判》

　　胡松涛

　　《学习与批判》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6开本，1973年9月创刊，国内外发行，1976年10月停刊，共出版三十八期。它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复旦大学名义主办的理论月刊，其自我定位是“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当时，西方报刊称它为“中国激进派的刊物”。打倒“四人帮”后，它被称为“四人帮帮刊”。

　　这本杂志在“文革”后期创刊，是“四人帮”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其中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在“四人帮”的直接授意下写作的。中共中央印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其中就有数处涉及《学习与批判》。所以说，这是一本最具“后文革”特色的杂志，极具史料和收藏价值。研究“文革”和收藏“文革”文物者，不可不注意这本短命的杂志。

　　《学习与批判》创刊于1973年9月15日。创刊号的卷首是毛主席语录五则，前面的近三分之一篇幅是中共十大文件，引人注目的是它开辟了关于儒法论争专栏，本期的重点文章是石仑的《论尊儒反法》、石一歌的《论鲁迅世界观的转变》等。

　　通观《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涉及工、农、商、学、兵等广泛领域。作者的署名也让人眼花缭乱：罗思鼎、丁学雷、方岩梁、石仑、石一歌、任犊、宫效闻、康立、梁凌益、齐永红、翟青、方海、戚承楼、金风、靳戈、史尚辉、史锋、曹思峰等，几乎把我的眼睛都看花了，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人——不，不，他们不是人，是一个写作班子——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不同笔名而已，据说有八十多个笔名。当然，也有一些用真名发表的文章，像人们熟悉的刘大杰、余秋雨、戴厚英等。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为当时上海市委列席常委朱永嘉。这个写作组下设经济组、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等若干小组，这些组又分别领导若干组，分工明确，据说总共有一百多人。

　　《学习与批判》上的主要栏目有：“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经济问题研究”、“学哲学，用哲学”、“文艺评论”、“教育革命经验总结”、“人物传记”、“杂文”等。

　　今天以我“思无邪”之心看其中的文章，有些还是有趣而生动的，但一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问题就大了。

　　“文革”后有人统计，《学习与批判》共发表文章七百一十篇，其中所谓批判修正主义的四十八篇，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一百二十四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六十一篇，评论《水浒》的四十篇，配合形势时事评述性的二百三十七篇，其他属于学术研究和文艺作品的二百篇。这些文章中，利用历史为“四人帮”效劳的文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如《论尊儒反法》、《汉代的一场儒法斗争——读盐铁论札记》、《评〈水浒〉的投降主义》、《孔子、儒家和礼》、《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Ｑ小Ｄ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个题目可能是“文革”期间最长的文章题目）等，都是为“四人帮”摇旗呐喊、影射老一代革命家的文章。

　　该刊曾有人说：《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其负责人当时曾说：“我们所干的事，现在说出去，现在杀头，将来说出去，将来杀头，每一期《学习与批判》，就是我们的一块墓砖。”上面的话，在一些文章中被反复引用，我没有查到最早出处。《学习与批判》上的文章还被分类汇编成小册子，名为“学习与批判”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过眼的有《论儒法斗争》、《〈水浒〉评论集》、《走出“彼得堡”》、《鲁迅传（上）》等。

　　现在一些人知道《学习与批判》杂志，可能与作家余秋雨有些关系。

　　余秋雨曾参加了上海市委写作组，除了用本名发表文章外，据说还和别人一起用过“石一歌”等笔名发表文章。数年前，余秋雨和余杰围绕“忏悔还是不忏悔”打笔仗，是因为小余抓住了老余“文革”中的那点事情。争论后来不了了之，倒是透露出余秋雨曾在《学习与批判》等杂志发表过文章。如今，手头有全套《学习与批判》杂志，在上面见到余秋雨的名字，自然要读读了——老刊物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它保存了作者无力收集出书的旧文或作者不收入文集不愿让人见到的旧文。

　　读《学习与批判》可知：

　　署“余秋雨”名字发表的文章有三篇：

　　1．《胡适传——五四前后》，载1974年第1期。这篇文章以批判的态度记叙了胡适在五四前后的经历，文章最后认为胡适“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真是走了一条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2．《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载1975年第八期。这篇论文的写作是因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出版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遗佚近五十年的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作者经过“初步研究”，认为“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这篇文章后来收入《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一书。这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书名采用余秋雨的文章名，封面上的署名为“余秋雨等著”，可见“余秋雨”的名字当时也是有些号召力的。

　　3．《评胡适的〈水浒〉考证》，载1975年第十期。文章开篇说道：“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胡适一生曾陆续写了七万字的《水浒》考证和评论文章。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作者认为，“《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拜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在文章最后，作者提出，“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评胡适的〈水浒〉考证》，有八千字左右。经过修改后，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学习与批判”丛书《〈水浒〉评论集》。

　　以“秋雨”为名发表的文章是《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载1973年第三期。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鲁迅对“买办文人”胡适的批判，痛斥“林彪、苏修用孔孟之道作为‘通内外’的工具”。不知道此“秋雨”是不是彼“秋雨”。

　　“石一歌”署名发表的文章有十多篇，如《鲁迅传》连载等。

　　据说，余秋雨还以任犊为笔名发表过《读〈朝霞〉一年》，刊登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一期。

　　时过境迁，不知道余先生将来出全集或选集时收不收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的文章。贾平凹说：“孙犁敢把一生中写过的所有文字都收入书中，这是别人所不能的。”文人们、知识分子们，有几个人谁敢把自己一生的文字都收入自己的书中呢？

　　《学习与批判》刊名字体先后换了三次，总第一至第四期，为一种；总第五期至总第七期，为一种；总第八期至停刊，为一种。不知道刊头的题字者是谁。

　　这本杂志每期九十六页、八十八页、八十页、七十二页不等。总第一期定价零点三三元，总第二至总第五期定价为零点二九元，从总第六期开始一直到停刊，定价为零点二五元。

　　《学习与批判》出刊三年。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任你笔下波澜、嘴上风雷，总是不成。说什么一只笔胜于三千毛瑟枪，说什么文房四宝打败了某某王朝，都是夸口与自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的这一声，打响了天地，打响了历史，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

　　“文革”后的1976、1977年，人们不再是学习而是批判《学习与批判》——《学习与批判》的命运就是被“学习”与被“批判”——批判文章见之于《历史研究》等报刊。不久，人们就忙着致富、奔小康，几乎把这本杂志遗忘了。因为它被定性为“帮刊”，当事人自然也不好意思忆往昔峥嵘岁月，所以有关《学习与批判》的史料很少见诸文字。

　　朱学勤的《“娘希匹”与“省军级”——“文革”读书记》是个例外。他说：“此时上海出版了四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四种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者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1〕

　　2003年底，我开始收集《学习与批判》。我有一个收藏旧书的捷径说与喜欢旧书者——我犹豫了许久不想说，怕大家都知道了捷足先登，一些我需要的书就可能轮不到我了，但我又不能太自私、太狭隘，所以我还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向雷锋同志学习”吧——那就是上网找书。有一个孔夫子旧书网（www.kongfz.com），专营旧书，全国好多人把自己的旧书贴到网上卖，我经常在上面找旧书，于是从四川、广西、浙江等地的书友那里一本一本地买进，在很短的时间里，竟然把《学习与批判》总第一至三十八期杂志凑齐了。

　　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而9月6日付印、9月14日出版的《学习与批判》第三十七期杂志没有发任何消息。这是因为这期杂志已经排版，来不及调整内容了，而印插页又显得不够严肃和庄重。果然，第三十八期杂志上刊登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及追悼文章，并且在9月30日破例提前半月发行。这期杂志可能还没有全部发出，“四人帮”就倒台了，杂志就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被禁止发行。所以，第三十八期期杂志算是停刊号，在世面上难得一见。

　　注释：

　　〔1〕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回复[14]: 吴卫建 (2008-08-24 18:14)

　　《摘译》，记得也，可能自家还找得出呢。

　　《摘译》是文革后期的内部刊物，当时我常看，记得某期中还有关于敦刻尔克战役的文章。那年头没书看，能看到这类书算不错了。还有《学习与批判》，《朝霞》等杂志当时也看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