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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来的歴史」関於抗战与銭的故事 高木国治 (2008-06-17 15:49 阅读人次:1058) |
「拾来的歴史」関於抗战的故事 高木国治抄
我有３本「宝書」
①陝甘寧革命根拠地銀行編年記事
②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
③華北解放区財政経済史資料選編
書是1995年某日打工時、在吉祥寺鉄道邊长城书店的垃圾堆里拾到的。
这次介绍一下抗战的故事，先介绍一个抗战的歌。
你，你，你，你是个坏东西，人家在前线拼战的抗战，你却在后方发起了国难财。
你，你，你，你是个坏东西，市面上柴米油盐一天天的贵，都是為了你。
你这个坏东西，真个该枪毙。
----------------引自《一江春水向东流》
本文「華北解放区財政経済史資料選編」本书书号，ISBN 7-5049-1146-1/F。736 定价：16元人民币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39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财字02805号代电称，旬邑县职田集上，特区发行光华代价券颇多，查有2角、1元至5元、10元多种，强行使用，转请查禁等情。
*3月1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复函陕西省政府，光华商店并无发行1元、5元、10元之代价券。该店为辅助法币之流通，与便利人民交易起见，始发行2分、5分、1角、2角、5角之代价券。至于发现1元、5元、10元之类代价券，显系传闻失实，或个别不良分子故意造谣，破坏团结。
*4月7日，林祖涵关于发行代价券等问题电孔院长，内称代价券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门强迫行使情事。遵座所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孔院长就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
*6月10日，边区政府发布取缔伪币条例，共13条，规定违者视情节轻重处死刑、徒刑或罚金。
*1940年9月12日，边区政府指令甘泉县政府：“查光华商店发行之分角代价券，系为市面流通所需，迭经延安市民商民所请求，始行发行。甘泉市面流通，谅不会例会，该徐县长违反人民要求，强迫禁止使用，殊为可惜。除为可惜。除该合作社尽量兑换外，并令财政厅注意及此”。
*11月12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的《关于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决议》规定银行增发钞票400万元，交财政厅作生产基金及经费之用。
*本年，边区银行决定修建办公大楼，由莫均涛设计，罗成军负责施工。
1941年
*1月30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决定从即日起在边区内停止法币出境。凡藏有法币的，须向边区银行或光华商店兑换边区票币。
本月光华商店缓德分店改为边区银行绥德分行，王慈任银长。
1941年
7月25日，朱理治行长认为战争时期，金融贸易问题基本上是抢购物资的问题，发出给贺、林、高的快邮代电（贺龙、林伯渠、高岗）。说明法币抢我们的东西，另一方面不许我们的东西进口。重申法令，不允许法币在市面上行使，用法币到外面买货。
7月27日，高岗、贺龙、林伯渠发出紧急通知，重申坚决不使法币在市面流通，并随时搜集境内法币，抢购友区物资。
8月2日，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守留兵团司令部联合发布布告，重申对拒用边币之不法行为必须予以严惩。
8月3日，边区银行行务会议确定，我们主要是抢货，两个办法，一是提高汇价，一是发行。同时打电报给各地，让他们抓人。严申法令，提高边币，并决定发票子。
8月6日，边区政府召开财经会议，会上王震说边币可以提高到1元顶1元（法币），高岗说边币可以提高到2元顶1元，或1元顶1元。
1942年
1月18-20日，一月间延安感到法币奇缺，18、19两日，出现严重的挤兑现象，在此情况下，银行请求财经办事处动员党、政、军筹集法币。稳定金融，贺司令（贺龙）立即命令各部集中法币，首由联防司令部换来65万，至20日即将挤兑风流打垮。
2月1日，高岗、肖劲光、林伯渠发出“快邮代电”，要求公安机关及保安系统与军队锄奸系统，密查有无暗中使用法币事情，并依法逮捕违法者。如该地区有拒用法币，使用法币事情，公安锄奸机关不加究办，首先应受到处分。
2月7日，边区保安处指示各级保安科，如发现拒用边币而继续使用法币之违法分子可即行逮捕并依照边区政府颁之惩处条例予以处理。
3月5日，富县贸易公司提出巩固边币意见书。包括（1）贸易局对于巩固边币之工作。（2）富县分局对统筹统支基本工作的意见，认为非有统筹统支的基本工作，边币不能巩固，有了食盐专卖，特货专卖，煤炭专卖，外汇所有四大武器灵活运用，一定可以战胜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的经济封锁政策。（我很想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顺序）
本月（5月），贺龙同志找朱理治行长谈话，说票子发的太多了。决定由晋西北给5万两特货，财政厅给5万两特货。朱理治想以10万两特货，把边币提高到1元顶1元法币。
7月25日，高岗、贺龙、林伯渠十万火急电报通知边区党政军县团级以上干部，针对顽固派对我经济进攻日益加剧，和法币充斥市场，侵占边币市场的情况，重申禁止法币流通令，提出对破坏金融人犯，必须给予逮捕，视其情节轻重，必要时得枪毙一二人。
8月11日，边区银行发出密字第2号令，为作到有利的展开边币对法币的攻势，各地金库库存边币可以用法币换出以应货币周转。
9月13日，朱理治、黄亚光写信给边区政府林主席（伯渠），财政经济办事处贺主任（龙），朱副主任（理治）、边区自7月以后由于特产食盐产量大增，运销甚多，整个经济基础大有改变，同时又由于沦陷区法币回流后方，不仅感受物资缺乏，法币数量亦大大增加。因是形成（1）边区物价稳定，友区物价飞涨；（2）土产源源外流，必须品输入口至断绝；（3）法币充斥市场，边币对外汇价不见上涨；（4）由边界至中心边币无力阻挡法币侵夺市场，自身遭到严重排挤。为战胜一切困难，要求允许银行发临时兑换券2000万元。
12月20日，朱理治、黄亚光写信给高书记、林主席、贺主任。鉴于最近3月，边区内部法币又有变化，汇报处理办法，敬请裁察。1、法币入多出少，供过于求，自己要跌价。2、为推行边币，法币非跌价不可。3、法币跌价应请准予采取下列办法；第一、交换所牌价徐徐下降，时时紧逼法币退出市场。第二、限制法币兑入，令商人自尝法币跌价之苦。第三、各地牌价尽量缩小距离，令边界地区与延安大体趋于同一水平。第四、令绥德法币牌价低于任何地区，藉以阻挡关中陇东无限量吸收法币运入边区。4、法币跌价之前本行请求上级进行下列三顶准备工作：（1）退请允许本年增发边币1000万元。（2）通令各地严格禁用法币。（3）通知公家各生产部门，如有法币应逐渐变为边币，免受损失。（这一段很希望对股票有兴趣的朋友们看看，特别是第三条）
附录1：（摘自百度百科）
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1935年11月4日，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之白银、银元统由中央银行收兑，同时规定法币汇价为1元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实行外汇统制政策，法币成为纸币本位制货币。限期收回其他纸币。并且规定一切公私款项必须以法币收付，将市面银圆收归国有，以一法币换银圆一元。法币初期与英镑挂勾，可在指定银行无限兑换。193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谈判后，由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换取美元作为法币发行的外汇储备，法币改为与英镑及美元挂钩。 1948年8月19日被金圆券替代。
附录2：（摘自百度百科）
在谈及法币改革的历史作用时，人们往往会想到国民党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但法币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却另有不容忽视的正效应。从当时的效果看，法币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具体来说，首先，它统一了全国的货币，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第二，由于法币与现银脱钩，中国的货币就完全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并且由于法币与英镑挂钩，可以到世界市场去流通——这有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第三，法币发行之初规定银元兑换法币一元，但实际兑换时，却是白银60％可兑100％的法币，这样，纸币的流通量就增加了，后来法币又逐次增发，这些都缓解了从前通货不足的局面，使物价开始回升，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变得有利可图进而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生产的发展。诸多现象表明，法币改革后，情况一直朝着对中国经济和其他国家在华利益大有好处的方向发展。从长远方向考虑，法币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是进步的，它是中国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发展过程中不可跳过的一环。相对于旧的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它能够更深、更广、更多层面的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这也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之一。同样基于长远考虑，法币改革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附录3：
根据《大众晚报》1947年7月30日的资料，在不同的年代100元法币能够买到：
1937年两头大牛，1938年一头大牛一头小牛，1939年一头大牛，1940年一头小牛，1941年一头猪，1942年一条火腿，1943年一只母鸡，1944年半只母鸡，1945年一条鱼，1946年一个蛋，1947年一只煤球或三分之一根油条，1948年４粒大米。
（引自《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第9—10页，及《通货膨胀简论》，参看《中国物价史》第４３２页。）
同时期 日中正面战场 战况：
随枣会战:1939年5月1日～20日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湖北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国民革命军消灭毙伤敌军1.3万人，第5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日军未能达到预定战略目标。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10月
日军动用10万兵力，却在第九战区第十五集团军等国民革命军的抵抗下损失惨重。日军承认“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在国民革命军反击下，日军伤亡达2万人，被迫撤退，国民革命军伤亡3万多人。
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3日～1940年10月30日
日军占领南宁和昆仑关后，国民政府从数百公里外急调10个国民革命军精锐师，对日军发动立体化进攻，取得昆仑关大捷，迫使日军改变对广东的作战计划，造成日军在战略上的部分被动。
枣宜会战:1940年5月1日～6月18日
国民革命军张自忠上将殉国于南瓜店，宜昌失陷。枣宜会战是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对正面战场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豫南会战:1941年1月25日～2月7日
豫南会战是武汉周围地区防御作战中的一次战役。日军一度攻占安徽界首和太和，但在伤亡9000人后，日军最终撤退。
上高会战:1941年3月15日～4月9日
为保证南昌及附近占领区的安全，日军发动试图消灭赣北国民革命军主力的上高会战。日军在三路围攻、其中两路受阻的情况下，形成一路孤军深入，被国民革命军包围而仓皇撤退，伤亡高达1.5万人。
晋南（中条山）会战:1941年5月
此次战役日军的目的是“在华北要歼灭山西南部的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国民革命军伤亡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伤亡仅为国民革命军的1/12，成为“抗战史上最大的耻辱”。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0月1日
国民革命军第六战区在正面战场主动发起1941年以来惟一一次主动进攻作战，歼灭日军7000人。日军一度攻占长沙，中国军队伤亡失踪7万人，日军伤亡2万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
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制定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成为“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
浙赣会战:1942年4月～7月28日
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国民革命军机场，打通浙赣铁路，最后基本实现预定目标，曾经占领衢州机场，但遭到严重损失，第15师团师团长阵亡，日军战史记载伤亡171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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