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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欲型开放的瓶颈危机 赵然 (2008-05-27 19:11 阅读人次:1529) |
邓小平物欲型开放的瓶颈危机
作者：李劼
由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在实施到十年之际的1989年，曾经遭遇过一次危机。如今，在其大获成功的将近三十年之际的 2008年，又再度陷入了历史性的危机。这一次危机，表面上是因为似乎谁也不曾注意、谁也没想到的西藏问题所引起的，实际上却是邓式开放的一个必然结果。 (博讯 boxun.com)
邓式开放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在于，只开放人的欲望，不开放诉诸内心的追求和精神上的自由。也即是说，邓式开放实质上乃是物欲型的开放。相对于毛泽东时代对人欲的压抑，邓氏物欲型开放具有明显的解放意味。毛泽东时代所营造的社会氛围，提倡信仰、追求精神、鄙视物质、压抑人欲。其所谓信仰，在那个时代的实际内容，乃是被诉诸改造思想、斗私批修之类的精神奴役。这个时代一旦结束，几乎人人痛恨以奴役为实质的精神至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邓小平的开放人欲，确实顺应了把民众从毛式精神专制下解放出来的人心所向。人们需要吃得好一点，更好一点；需要穿得漂亮些，更漂亮些；需要住得舒适些，更舒适些。在毛时代所有这一切被假装不齿的物质追求，到了邓时代越来越变得理直气壮。贫穷不再是一种荣耀，富裕也不再被视为可耻。在毛时代被迫过穷日子、苦日子的中国民众，因此对邓式开放心存感激。
然而，邓氏物欲型开放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致命伤，难以面对具有精神内容的历史课题。而这样的历史课题，又是不可回避的。一旦物欲获得解放，精神的追求会自然而然产生。吃穿住行是人的本能，精神需求也同样是人的本性所在。1989年的危机，表面上是政治改革和权力斗争，实际上却是精神上的自由，需要获得像人欲解放一样的历史合理性。1989年的种种时代诉求，不管如何的抽象，如何的不切实际，但没有一条是指向物欲解放的。无论是言论自由，还是政治改革，其潜在的内容，全都是由于精神追求得不到伸展导致的历史空缺。
遗憾的是，在物欲开放上极其坚定的邓小平，面对具有精神意味的诉求，却陷入了盲人瞎马的困境，从而以毛泽东都不敢轻易动用的强横，硬梆梆地挺过那场危机。事过之后，保住了权力的当事者，人人庆幸。这样的庆幸，演化到后来，即便是当初的反对武力解决者，也因为经济上的成功而改变立场。为邓小平所推崇的所谓新加坡模式，一时传为佳话。该模式创立者李光耀，成了邓式权贵的知音，成了昔日在意识形态上对立方的座上宾。
然而，不要说邓小平，就连李光耀都不会想到，物欲型开放，新加坡模式，会突然遭到让中国当政者瞠目结舌的危机。这场危机表面上事涉国家版图，实际上却是物欲型开放的时代马车，突然掉进了一个精神意味十足的历史泥潭。从来不被邓小平以降的执政者当回事情的精神、信仰、文化、内心诉求等等非物欲内容，一下子变成了难解、甚至可能无解的历史课题，好比一群考生突然面对了一道从来没有准备过的试题。这个试题要说复杂很复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为什么给了西藏那么多经济上的改进，藏人依然会信奉达赖喇嘛？一个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为什么会获得一个从来不承认另有上帝存在的基督教世界的普遍热爱和强力支持？
邓氏物欲型开放的成功，使执政者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通过物质手段解决的，可以通过满足对方物欲来摆平的。应该承认，这个错觉不是没有现实合理性的。因为事实上，以满足物欲的方式，确实可以摆平许多事情。比如，西方的商人，西方国家的政要，都不会拒绝物质上的引诱。再如，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会因为物质待遇的提高，而从过去的纸老虎变成如今的真猫咪。因为中国当今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没有信仰的，不管他们声称研究如何精神的学说。即便少数号称皈依了基督教的知识人，骨子里依然难舍对名利的热衷，只是追逐得更加巧妙。在一个唯物主义的国家，物质手段，无论是硬性的暴力弹压，还是软性的利益诱惑，一般都能奏效。但面对一个有信仰的世界，不管人家如何信奉不同的神明，凡事使用物质手段，却并不能暢通无阻。
面对信奉喇嘛教的藏人，面对达赖喇嘛，从地方官到最高执政者，从最高执政者到狂热的爱国者，无一例外的陷入了空前的失语状态。这种状态又不约而同地表现为：情不自禁地使用文革话语。使用文革话语，是一种无话可说而说的发声，一如使用暴力手段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改革开放三十年，若要说在文化上一点变化都没有，显然不符合事实。不仅有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进入，不仅有年年岁岁潮水般涌出的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还有渗透到整个社会的以电子信息时代为特征的现代文明。中国的历史场景似乎早已焕然一新。不要说吃穿住行，就连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语，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换。但偏偏在这个2008年，从上到下，从国内到海外，所有的爱国者们，全部使用同一种中国人久违了的语言，文革语言。一个留学生讲出来的爱国话语，竟然跟主管西藏事务的党委书记一模一样。这样的高度一致，在当事者也许不知不觉，但在旁观者看来，会吃惊不已。神智依然清醒的中国人，不仅会联想到文革的情景，而且还会联想到当年的义和团，联想到当年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先合作后弹压的悲喜剧。历史，就这样不顾一切地惊人重复。
面对一个有信仰的兄弟民族，使用汉语的爱国华人，在不同的阶层，在不同的地方共同说出毫无精神色彩的暴力话语，看上去仿佛一大奇观，实际上不过是重演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在物欲型开放底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愤青，一下子在全世界面前原形毕露。尤其是他们当中的留学生，让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议，弄不清是他们的学校出了问题，还是去留学的中国学生，真的是为了国家的荣耀而伤心过度。中国愤青的这种疯狂，不会吓倒达赖喇嘛及其西藏信众，也不会吓倒西方政要西方媒体西方民众，更不会吓倒从教皇到教众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却会让中国当今的执政者感到芒剌在背。今天是在反对西方世界，明天会不会引发中国股民因为股市不断大幅跌落而积压的不满，后天会不会转向中国民众的利益诉求，从而基于贫富空前悬殊的现实，提出均贫富的口号？中国式的群众运动，从来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就连最擅长运动群众的 毛泽东都差点控制不了，更不用说现今的执政者。盲人瞎马，夜半，再临深池。
眼下，2008年的这场危机，与1989年相比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爱国学生并不以官府的对立者形象出现，而是以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形象惊现于世。但对于中国当今执政者来说，其险象之险，却远甚于邓小平的1989年。因为邓小平面对的学生，再具对抗性，也因为其诉求和其宗旨上的精神性取向，始终只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但如今跟国家站在一起的爱国学生，由于其立场的非理性和语言的非精神性和非和平性，一不小心，就会演化成广大中国民众指向政府的暴力对抗。因为这样的爱国，不仅是爱国者与不表示爱国者之间的对立，也不仅是更爱国者与一般爱国者之间谁比谁更爱国的竞赛，而且也是学生爱国、民众爱国和政府爱国之间的对照和比赛。一旦学生或者民众认为，政府没有他们爱国，从而具有了他们更爱国的道德优越感，那么，指向西方的矛头就会自然而然地转向政府，要求政府像他们一样的爱国，一样的激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也是官府以鼓励爱国来摆脱困境所必然导致的下一个困境。当年慈禧太后与义和团之间的爱国比赛，最后是义和团胜出。而结果则是，慈禧太后不得不镇压了义和团。
且不说2008年的这场危机能否安然度过，就算勉强度过之后，会不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一切，都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场危机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到了三十年的时候爆发，却早在邓氏物欲型开放启动之初，就已经潜伏在其中了。改革开放不以经济和文化两个轮子同时转动，而只推经济独轮车，不把文化当回事，早晚会受到因为文化空间的阙如而导致精神荒芜的惩罚。经济的高度繁荣和文化的空前萎顿，形成的对比实在太刺目。面对一个在全世界受到广泛认同的宗教领袖，不仅官方不知所措，而且到西方学习了三十年的中国学生，也暴露出了精神上的惊人愚昧和文化上的无知无畏。这样的无知，已经无知到了连补课都可能来不及的地步。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在2008年突然发现，他们在精神上是如此的贫乏。面对一个宗教领袖，理所当然需要精神上的沟通和交流，而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又必须以文化上的对话为前提。但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太唯物了，太以物欲为导引了，中国人似乎除了动脑筋如何满足欲望，不知道还有其它追求存在。在欲望中挣扎的人们，难以理解以精神追求为生活方式的存在，难以懂得不以物欲为然的他者。假如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这样的不理解可能会被诉诸彻底消灭对方的强暴。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强暴。很不幸的是，如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人的眼皮底下被关注，被监视。物质的暴力，受到舆论的制约。而比舆论更大的制约，又恰好来自中国人死活要举办象征着和平的奥运会。
以邓小平所奠定的物欲型开放，可以尽情纵欲，同时鼓励他人也一起纵欲，比如对外鼓励西方政要，对内鼓励知识分子；但操办像奥运会这样具有高度精神意味的象征性项目，却会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因为操办这样的项目，除了资金和国力的雄厚，应有的文化底气是必备的前提。虽然当今中国的执政党最初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的，但经过文革之后，其文化资源已经丧失殆尽。从历史的逻辑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解放人欲的同时，必须重建人文精神，从而获得应有的文化资源，使文化和经济这两个轮子一起转动。但邓小平及其后任者，都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们宁可吃力地背着前任留下的沉重的历史包袱，也不愿面对文化贫困和精神荒芜。他们误以为，只要满足民众的物欲，所有的问题全都可以迎刃而解。还美其名曰：摸着石子过河。
这三十年来，中国人还真的是这么摸过来的。只是到了这2008年，谁也没有想到，会摸起一块叫做达赖的石子，致使过河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中国人很骄傲地说，我们三十年的腾飞，超过了欧洲五百年的进化。为此，还专门拍了一部叫做《大国崛起》的电视片，以自己的崛起对照他人的进化。这部电视片最致命的，是没有说对大国是如何崛起的。大国的崛起固然跟哥伦布式的航海有关，跟瓦特发明蒸汽机有关，跟牛顿力学有关，但更有关的却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却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贝多芬、莫扎特、肖邦们的出现和存在。这部电视片的致命伤在于，以邓氏物欲型的开放为基调，从而无视、或者说不敢正视让精神的自由如何成为可能，让思想插上应有的翅膀。这部电视片没有告诉政府及其执政党：思想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文化空间的有无，是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当一个执政者把自由思想者列为头号敌人的时候，意味着改革开放已经被推进了历史的泥潭。一个从五四思想解放起步的执政党，怎么可以与思想为敌？
2008年的这场危机，是只开放物欲的危机，是没有思想自由的危机，是没有文化空间的危机，是没有精神标高的危机。虽然这场危机是执政者在文化上的盲然所致，但解除危机的主动权，依然还在执政者手里。民间的无知无畏，是可以被疏导的；但执政者的无知无畏，却是灾难性的。在邓氏物欲型开放面临瓶颈的时刻，唯一的出路，应该在于打开应有的文化空间，开通对话渠道，使奥运会的象征意味，获得现实的内容。危机的出现，会无形之中强化执政者的责任。这种责任不能诉诸权力，只能求助于智慧。一旦执政者将责任诉诸权力的强横，非但于事无补，还将加重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人接下去将面临的，不是需要不需要替罪羊，而是由谁来做替罪羊？由谁来为邓氏物欲型开放的先天不足，做替罪羊？
2008年4月25日写于纽约寓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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