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骗我,姚文元肯定出来了! 志村犬 (2008-04-22 17:24 阅读人次:1489) |
[转贴]《北京晚报》,姚文元果然去你们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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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骗我,姚文元肯定出来了!
我在俄罗斯一位研究中国文化的朋友那里看到了很多“×革”时期的中国报纸,一种企图摆脱但仍摆脱不掉的愚蠢的批判的喧嚣仿佛又扑面将我活埋;那种噪音挥之不去。我希望尽快从耳边将这种喧嚣赶走。我知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回到“革命”以前,回到“改革”以前,复辟“义和团”和“×革”的话语,只能让我为自己的民族在世界面前深感丢人。
无法逃脱“丢人”,是我们的宿命吗?无法逃脱重复耻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吗?在那些报纸面前,我深感无地自容;为什么我们的父辈要那样说话?我们对中国历史的那点杰出“贡献”,又集中在这个“边缘年”里折腾起来了。新一代人,全世界的人,又目瞪口呆地观看了远东“现代化的古典演出”:新义和团运动,新整风运动,新拜上帝会,新×革大批判运动.....新一代人有福了;全世界的人有福了。我为我的民族感到难过。这一切我们太熟悉了,唯一我们不熟悉的是如此众多的荒诞浓缩到了一起,这是精神极度惊慌和紧张的杰作。丑恶已经达到边缘,达到极点。巴金先生倡议修建×革博物馆以铭记历史,警惕后人;巴金先生看来是过虑了:我们用不着怀旧,因为我们仍在“陈旧”之中。
姚文元天才地创造了一种语言脱衣技巧,这种技巧再一次雄辩地驳斥了任何关于象形文字枯燥无味的诬蔑:我敢打赌,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骂人方面,其无耻,其机智,其语言之丰富,其平常心,都比不上国人,无论是市井泼妇,还是学术无赖。如此丰富的骂人技艺,如此蛮不讲理的理直气壮,充分展示了一种历史性和民族性的语言贫困、精神缺陷和道德沦丧。姚氏语言是人类语言文明的边缘状态或最后的低级形式,它可能同时汲取了大上海小街道小市民不依不饶的恶毒与刻薄。他不仅骂人,并依靠国家强权逼迫人自己骂自己。世间暴×有甚于是乎?
姚氏语言的核心语词基本上有这样一些;这些词不可能用来讲道理,只能用来呼喊口号或骂人:
“一小撮人有计划有预谋地……”“一小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做事“有计划”不是好事吗?任何集团都可能是少数人哪。“一小撮”是道德判断,是“出身论”,是有罪推定。但绝不是法律判断。
“别有用心,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就是不明白,既然他“不可告人”,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有政治野心,有政治目的”。这种批判是否意味着只有“我们”或批判者才有权有政治目的或政治野心?宪法不是明明赋予了所有公民可以有政治目的和“政治野心”的权利吗?甚叫“野心”?
“他们就是要……”全称肯定判断,不容置疑。“人民公社就是好”,“刘少奇就是内奸工贼……”蛮不讲理,莫此为甚。“深揭猛批”。接下来是各种变相的“X你老母”。“揭批”,“揭批”,多少罪恶假汝之道而行?……
姚氏话语首先是国家话语,即它必需依靠国家暴力才能讲下去;它本身就是国家暴力的一部分。首先,它要依靠国家的铁拳胶封住被批判的可怜虫的嘴巴;然后它要与这个可怜的家伙“平等”地“辩论”,仍然雄辩,仍然慷慨激昂;最后它要用国家的铁拳将部分被批判的人捏成它喜欢的各种形状,特别是“翻然悔悟痛改前非”的形状,以资批判的效果。从“整风”经“×革”的反复“练习”,这种“反省”已经有了一种公式。中国人的自尊大部分在这个公式里被绞碎了。不取消这个公式就不可能维护“民族自尊”和“国家尊严”。人先自辱而后人辱之。这时我们可能会想起鄧小平先生,他铲除权力主导的大批判的努力,在中国现代史上对建立一种理性主义的语言环境是有杰出贡献的。
在俄罗斯我听到一个笑话:张春桥强烈要求出狱,理由是姚文元都出去了,为什么我还要关在这里?看守劝他别听信谣言;他就把报纸举到看守的面前喊到:你不要骗我,这样的文章只有姚文元才能写出来,他肯定出来了!
这个笑话令人酸楚,令人恐惧。我的同胞啊,我们为什么就不长点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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