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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我为什么是一个“亲美派”？ 黑白子 (2008-03-28 12:01 阅读人次:1505) |
我为什么是一个“亲美派”？
余杰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最重要的力量当然是内在生长出来的民众的民主诉求。但是，中国的民主化也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即全球民主化的潮流。在国际环境的因素之中，美国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力量。中共当局和中国老百姓都清楚，美国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对中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近年来，中共随着经济实力渐渐坐大，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对欧盟、日本等越来越倨傲，但对美国始终心存顾忌，不敢公开与美国叫板。一是中国尚缺乏对抗美国的实力，无论就军事力量还是整体经济水平而言，中国离美国至少有三十年以上的差距，按实际购买力来说，中国人的平均国民收入不足美国人的十分之一；二是在道义上中国更非美国的对手，当今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独裁国家日渐孤立，中共焉能以独裁政治凌驾于民主制度之上？中共自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说“独裁就是好”，也要装模作样地作民主秀和人权秀。
可以说，与松散的欧盟与势利的日本相比，美国是当今惟一能让中共当局退避三舍的国家，也是惟一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发挥“推手”作用的国家。二零零六年五月，我与王怡、李柏光一起赴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时，当面向布什总统提出吁求：“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布什总统没有直接回应此吁求——在这样的外交场合，他不可能作出某种直率的回应。但我相信，他乐于听到此种建议。因为布什总统的诸位顾问曾经多次向他提出过类似的战略建议，他本人也是里根总统的热情的崇拜者。二零零四年春，里根去世时，布什发布了热情洋溢的唁电，称之为“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的世纪伟人”。里根的著作和传记，都被布什放置于床头阅读。昔日里根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今天的美国总统当然也不会对中共的恶行熟视无睹。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我从未掩饰过我是一个“亲美派”。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心里承认自己是“亲美派”，却不敢公开承认，因为这样做会招致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和辱骂。我不怕“网络义和团”的砖头和唾沫，我言说的都是常识问题：比如，美国是推动中国民主化最大的外在力量，亲美政策也能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利益。我呼吁美国总统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遭到了网络愤青和中共网特的大肆辱骂。我一直被爱国愤青们视为“汉奸”，此次更是千夫所指、三人成虎。有人攻击说，如此卖国言论，堪与刘晓波当年“三百年殖民地”之说相媲美。我乐于接受此种“殊荣”。即便受到诸多批评和辱骂，我仍坚持此种观点。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早已在二战中被日本法西斯亡国了，今天哪里还有国可爱？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的经济很难从文革的崩溃中迅速恢复过来，哪里有“改革开放”的奇迹？
亲美的立场，符合中国的利益，亲美不仅不与爱国矛盾，相反正是爱国的直接结果。中国需要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呢？在健康的爱国主义心态下，对美国该作何种评估呢？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一直深陷于某种民族主义的悲情之中。中共建政以来，更是以“爱国”作为诱饵，以“爱国”作为对民众进行洗脑的灵丹妙药。于是，一提及“爱国”这个词语，差不多人人都血气翻涌，丧失理智。有两个有趣的例子：一位曾参与哈维尔著作翻译的大陆学者，激愤地批评我与布什总统的对话，将我称为“臭名昭著的卖国贼”；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博士亦公开表示，“我的民族感情，使我不能原谅这句话”，并断然下了如此结论：“证诸近代与当代历史，经美国‘协助’而拆毁与建立的国家，几乎都只有悲剧下场。”由此可见，即便是某些学富五车的教授和博士，一旦陷入民族主义的魔咒之中，其思维能力便与三岁小儿毫无差别。
我从来没有说过请求美军来占领中国，我只是希望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中国的民主力量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所期望的是，国内外所有倾向于民主和自由的力量，共同埋葬这个戕害了数千万人生命的专制制度。长期以来，中共一直以中国的“代表”自居，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久而久之，许多爱国心切的华人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此思维方式。其实，中共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中共恰恰就是那个使得中国长期处于野蛮与不义状态的罪魁祸首。中共亡，则中国兴。因此，“爱国”不必“忠党”，“爱国”尤其需要“反党”。
对于以上两种批评，我皆有不同意见。我想回应那位大陆学者的是：我不是“卖国贼”——我哪有资格和能力“卖国”呢？我仅仅是自食其力的一介书生，无权无钱，手头并没有一寸可以供“出卖”的国土，连自己购买的一套房屋，也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将中国的某片土地“割让”给美国，当然更没有任何操作能力。实际上，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当中，对中国从来没有过领土野心的，恰恰是美国。多次列强瓜分中国的设想，都为美国所阻止。
中国确实也有卖国贼，真正参与卖国行径的，是中共的历届统治者。从毛到胡，与苏俄当局签订过多份边界划分的密约，割让大片领土。据海外媒体报道，这些国土的面积超过九个台湾的大小。那么，那位开口哈维尔闭口哈维尔的教授，为什么不敢斥责此种实实在在的卖国行为呢？显然，对于“过于聪明”的学者来说，辱骂武装到牙齿的中共卖国是有风险的，而辱骂手无寸铁的余某人“卖国”则毫无风险。所以，捏“软柿子”的举动，何乐而不为呢？骂别人“卖国”，是一种绝对“政治正确”的行为，是一个可以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姿态。
我想回应梁家麟博士的是：你不必拿出“民族感情”的杀手锏来——一提起“民族感情”，仿佛任何中国人都会被吓得趴下。但是，让我最为迷惑不解的是，既然梁博士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感情”，在九七之前为何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生活了大半辈子？为何不偷渡回祖国大陆，实现“为人民服务”的雄心壮志呢？伤害梁院长的“民族感情”的，不是我几句话，而是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
也许梁院长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神学家和基督徒，在中共治下的大陆根本没有其用武之地，反倒必定会被划入“反革命”及“封建会道门”的行列，被送进劳改营中劳动改造。堂堂院长大人，哪里会冒这样的风险呢？而梁博士忍辱负重地留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心里完全知道香港拥有最基本的学术自由、信仰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可以发表神学著作、开办神学院和在教堂中公开讲道，更可以过上安全、有序和有尊严的生活。这一切，在富于“民族感情”的大陆却荡然无存。因此，梁院长宁愿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做“二等公民”，也不愿回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大陆，“民族感情”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在需要攻击那些与之不同观点的人的时候，“民族感情”便立即被找回来，当作翻天印来使用。
看来，如何爱国是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健康的、理性的爱国主义。“爱国”乃是爱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其上的多灾多难的同胞：“爱国”绝对不是爱某个政权、某个政党及其党魁。爱国就是要努力让每一个同胞过上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而这样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将中国的真相告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要、媒体和大众，以获得他们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不敢说我比那位研究哈维尔的“专家”更爱国，也不敢说我比巧舌如簧的梁院长更爱国，但我拒绝接受他们强加给我的“卖国”的帽子。亲美与爱国不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和谐统一”。
日本和德国是美国“民主改造”的样板
回顾晚近以来的中国历史，亲美派大都是真正的爱国者，如胡适、张东荪、吴国桢、赵紫阳、刘晓波、马立诚等知识分子或政治家。我从不接受那种虚幻的、自欺欺人的“民族感情”，我更不接受那种将“爱国”与“忠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路。如果硬要说批评共产党就是卖国，我宁愿戴上“卖国贼”的帽子走进监狱。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是一名“亲美派”，我赞同英美式的民主制度和变革之路。虽然此立场在许多国家都是“政治不正确”，但我确实仍然坚持此一立场。我看到了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推广民主自由的累累硕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将肆虐全球，人类将陷入何等黑暗的未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如果没有美国充当中流砥柱，共产主义将席卷欧亚，数以亿计的人民将成为古拉格群岛中的囚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的“第三波”中，如果没有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民主国家的数量焉能成倍增长，民主焉能成为压倒性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
梁家麟博士的专业是历史，其随意的论断却违背了连中学历史教科书都有记载的事实。梁博士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经由美国的帮助实现了民主制度，那些国家个个是“悲惨的下场”。我想反问梁博士的是：日本和德国难道不正是经过美国的拆毁与建立，而迅速成为民主而富裕的现代化强国的？大概没有几个德国人和日本会认为自己的国家经过美国的“去法西斯化”改造和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乃是“悲剧”。如今的日本和德国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强国，其民主制度也稳定有序，堪称亚洲和欧洲的典范。我去过日本和德国访问，接触过许多日本人和德国人，发现稍有良知者，无不对美国充满感恩之心。没有战后美国的占领与改造，谁能想像这两个曾经陷入疯狂之中的法西斯国家，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战后的日本，当时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下令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使其非军事化，发展民主制度，建立一种能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美国占领军剥夺了日本天皇身上的神性，使日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国家。一九四七年，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颁布了一部将天皇的统治权转交给人民、保障个人权利、允许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民主主义宪法。在经济领域，美国当局最重要的举措是帮助日本政府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扶植私人企业。由此，日本完成了战后政治的重组和经济的起飞。
在美国的影响力占主导地位的西德，非法西斯化政策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盛行的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理论早已声名狼藉，民主和自由的观念迅速深入人心。德国新宪法将保障人权当作重中之重，既是对纳粹时代的反思，又是对美国制度的效仿。美国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深切地吸引了西德人。凭借着德国人的聪明与勤奋，以及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德国迅速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了活力，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便从战争废墟中崛起，成为欧洲经济最发达、政治也最稳定的国家。
美国也是德国统一的重要推手。当时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回忆说：“在政府中，布什总统是第一个毫不含糊地支持德国统一的，这在西方领导人中也是第一位。……他的领导和他个人的外交态度，成为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老布什认为，人们已经不必担心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死灰复燃了：“当然我深知德国的侵略历史，但我也知道这个国家已做了大量的努力来洗刷其纳粹的丑恶历史，来补偿给犹太人和欧洲其他人民带来的可怕的灾难。我觉得德国已经脱胎换骨，而且他们就如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痛恨自己历史上的残暴岁月。我不认为所有现代德国人必须世代来偿还他们的同胞在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与斡旋，德国的统一不会如此迅速和顺利地完成。
日本和德国经美国之手“变废为宝”、“点石成金”，最关键的原因便是由美国移植而去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当然，日本和德国两国具体的宪政制度，并没有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而是结合各自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日本和德国也不是美国的附庸国，他们在很多国际问题都与美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是主权完整的国家。在这两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内部，既存在“亲美派”，也存在“反美派”，但这两派都不会忘恩负义地否定美国战后帮助他们的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巨大功劳。
二战之后，美国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心态，承担了民主世界领头羊的使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在昔日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过程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外力；今日中国的变革，同样需要美国的援助和榜样。东欧异议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哈维尔，从来不掩饰对美国的亲近，多次在公开场合对美国长期的、或明或暗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确实，如果没有美国创建的自由欧洲电台，苏联东欧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不会被广大民众所知晓；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经费和经验，波兰的团结工会不会迅速成长为一支能与当局抗衡的力量；如果没有美国对苏联施加足够的压力，一九八九年东欧的民主运动很可能再次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美国所作的这一切，难道不应该给予肯定吗？美国所作的这一切，难道都是为了维护其“霸权”吗？
“亲美”的核心乃是亲民主自由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法西斯国家的浴血奋战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在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格局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具备了对抗苏联共产集团的实力。没有美国，人类早已陷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的统治之下，人类的未来将是何等的黑暗与悲惨！
在苏联东欧剧变前夕，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了该地区，他的访问堪称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里根时代播下的种子在八十年代末期终于破土而出。东欧之行带给老布什许多刺激性的体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欧人民世代相求、甚至屡次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它就是自由。我觉得我们有节制的、主张渐进的立场取得了成功。”在访问波兰的时候，老布什与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一起前往莱宁造船厂，在团结工会的劳动者纪念碑前，向广场上黑压压的朝气蓬勃的人们发表演说。
后来，老布什回忆当时的场面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是难以言状。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大街两旁一直排到城里，而在广场上的人群，估计有二十五万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处是成年男女的欢呼声。所有的标语旗帜都表达着对美国的喜爱：旗帜上写着欢迎我的标语，显示了美国和波兰的友好关系。”在演说中，他叙述了波兰在二战中的奋战历史，鼓励波兰人民继续为自由而战：“你们的时刻来到了！这是展现波兰未来的时刻，也是决定波兰命运的时刻，这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他承诺，当波兰人发现一个新大陆，一个他们自己创造的新世界——强大和自豪的波兰时，美国将与他们站在一起。那是老布什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一场演讲：“我在演说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不已的激情中：我想起波兰过去的惨痛历史，想到瓦文萨的勇气和波兰的骄傲。”
正如斯考克罗夫特所描述的那样：当时，苏联、东欧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美国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美国因素”即使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至少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不同的人民将走着不同的改革道路，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我开始坚信这些变革将不可阻挡。今天的改革不再是迟疑的，而是深思熟虑的，并且不再有报复的苦难，而这种报复，有可能引发新的压迫。”美国的这一外交政策被学者称为“自由派国际主义”，它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强劲的支持。里根政府干预萨尔瓦多、菲律宾、格林纳达、智利和其他地方事务，都反映了这一方向。当然，这样做也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越是积极地倡导人权和民主，民主国家的数量越多，对美国的威胁也就越小。
昔日东欧诸国的异议人士们都不是过河拆桥之徒，他们牢记着美国在关键时刻提供的帮助。在卸下总统重任之后，哈维尔首先选择赴美国国会图书馆担任访问学者，在反恐、伊拉克战争等重大问题上，亦不顾欧美主流知识界“政治正确”的压力，明确支持美国的决策。哈维尔对欧洲根深蒂固的绥靖主义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尖锐批评欧洲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中共以及古巴、北韩等极权主义政权的暧昧立场。他高扬“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建议民主国家建立一个比联合国更有效的、维护和捍卫民主自由的国际组织。为什么哈维尔的这些言论在中国却成了空谷回音？
中国异见知识分子群体中需要出现一批像哈维尔这样的“亲美派”。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美国免费（甚至自己掏钱）充当世界警察，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却遭到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国家的非议。美国当然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不是每一个国际争端都完美地处理好了，但人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将比一个有美国的世界要混乱和危险得多；由美国担任家长的世界，比由其他任何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德国、中国等——担任家长的世界，要安全和公正得多。
曾经担任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和欧盟外交事务专员的彭定康，在谈到美国促进全球民主自由的作用时触及到了本质。他放下了英国贵族的傲慢指出：“本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实力和领导层在拯救自由方面比多数其他国家更负责任。美国随时准备慷慨地、强有力地和坚定地支持形成了自身自由主义和繁荣的价值观。有时，美国的做法显得笨拙了一些，但是，它毕竟付出了努力，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职之是故，我个人认为，吁请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关注、参与和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是一个热爱中国、关怀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权利和选项，这不是“卖国贼”的行径，也与“民族感情”无关。只要让同胞都过上符合人性的生活，只要让黑窑的奴隶童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房产的市民以及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胞都恢复人的尊严和权利，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美国的帮助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否定美国的经验呢？
美国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敌人，美国只是专制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敌人。我想提醒那些学识渊博、心高气傲的反美学者：不要因为持“反美”立场便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要因为持“反美”立场而违背正常的逻辑思维。停留在“网络愤青”层面上的“反美”，对美国毫无伤害，对中国却危害甚大。中共当局最喜欢老百姓的“反美”情绪了。回顾中美之间百年的交往历史，美国的“敌人”形象，是中共当局一手塑造出来的，是违背历史与现实真相的。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没有美国源源不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中国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我们直面事实而不是激昂于民族情感的话，应当承认：当时中国依靠自身孱弱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后来的中苏冲突中，如果没有美国对头脑发热的苏联领导人发出严正警告，苏联的原子弹很可能就扔到了中国的土地上，中国很可能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惨遭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尽管美国“挺中抗苏”有其国家利益的考量，但毕竟使得中国免于生灵涂炭的绝境，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对美国表达感激之情。
所以，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毫不掩饰地宣称，我是一个“亲美派”。我所标榜的“亲美”，实际上是亲近那些在美国已经成功实践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而非亲近某个美国的政治人物或党派。当然，美国政府也会犯错误，甚至犯严重的错误，当美国有违背民主自由价值的政策时候，我一定会不加掩饰地批评之。比如，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维和部队在索马里的匆匆撤退，使得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未能解决；比如，在近期的反恐战争中，出现了美军虐囚的丑闻；比如，在全球阻止温室效应问题上，美国政府未能作出更大的努力等等。我没有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我深知，美国存在着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美国人也各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作为一个坚持独立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从未美化和理想化美国，也从未将美国看作是一处人间的天堂。
百年来，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却万变不离其宗：美国是中共政权的敌人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因为民主与独裁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确实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我相信，一个实现了民主化的中国，必将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亲密盟友；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也就是中美之间真正进入“蜜月期”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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