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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后英雄 看客 (2007-06-04 11:59 阅读人次:0) |
陳達鉦﹕六四黄雀行動有中共黨政軍参与
盡管人們一再提及行動的重大意義﹐六哥認為黃雀行動也是為自己而做的﹐是為自己的良知﹑為正義﹑為民族和國家而做。至於目前寫作這個題目﹐六哥說﹕“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寫的﹐因為講假話沒有意義﹐講真話還不到時候﹐因為在行動中﹐有很多人幫助我們﹐他們身處黨政軍各部門﹐真實地寫他們﹐會給他們帶來災難。”
5月29日中午﹐嚴家祺在紐約布魯克林家門口迎接和擁抱了六哥﹐夫人高皋在樓上准備了一桌佳餚﹐拿出了珍藏的XO﹐為人稱六哥的黃雀行動總指揮陳達鉦舉辦家庭團圓午餐會﹐席上﹐不抽煙的嚴家祺還陪煙癮很重的六哥抽了他這一輩子的第二十支香煙。
近來因病很少露面的陳一咨陪同六哥到嚴家祺家﹐住在外州的的蘇曉康則透過電話向六哥問候致意。18年前﹐陳一咨嚴家祺和蘇曉康都是中國名人﹐陳一咨和嚴家祺是原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陳一咨是原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嚴家祺是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蘇曉康是80年代末風靡中國的電視政論片《河殤》的總撰稿人。
此刻在六哥面前﹐他們昔日的這一光環被另一個身份替代﹕六四事件後被中國政府通緝﹐因香港黃雀行動獲救而流亡海外。在飯桌上﹐他們頻頻向六哥舉杯﹐在紐約如夢的相聚中感謝六哥在危難時的救命之恩。嚴家祺在把自己的新著《霸權論》送給六哥時感慨﹐如果沒有黃雀行動﹐自己恐怕會在中國坐牢﹐至今還在受難﹐何談在海外繼續寫作。嚴家祺說﹕“在那種情況下﹐救一個人都不易﹐何況救出133人。有朝一日﹐如果可以出陳達鉦傳﹐其傳奇故事必將風靡中國。”陳一咨認為﹕“六哥救出了一批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上功不可沒。”身處為眾人窺視的黃雀行動真相的核心﹐六哥平靜地告訴多維﹕“現在說出真相﹐為時過早。”
本周五出版的《多維時報》和7月號《多維月刊》將用大篇幅刊出多維對陳達鉦的專訪。多維社現摘錄其中片斷。
六哥其人
27日午夜﹐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陳一咨﹑嚴家祺﹑項小吉等被六哥營救出來的人打出了歡迎“香港英雄﹑著名黃雀行動總指揮陳達鉦先生”的橫幅﹐告知在美華人一位傳奇人物的到來。
江湖上人稱六哥的陳達鉦是香港唯勝企業有限公司﹑義德洋行有限公司和華美門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在家中﹐陳達鉦在十三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故稱六哥﹐與他共同參與了黃雀行動的弟弟陳達鉗則被稱為老七。這個大家庭的眾多成員分布在美國﹑加拿大﹑德國﹑香港和中國大陸。盡管是大名鼎鼎的黃雀行動總指揮﹐因為行事低調﹐即使在香港﹐六哥走在街上也並不為人熟悉。
為在香港謀生﹐他干過多種職業﹐如小學教師﹑電器廠的工人﹐後來在一家大的電器公司做電器高級技工﹐再後來又被聘請到非洲做電器工程師。在六哥的日子越來越紅火的時候﹐大陸也開始改革開放了。他說﹕“祖國開放了﹐我也可以回去了﹐真心感覺中國有希望。”
不久後發生的89年學生運動在香港引起很大的反響﹐人們甚至從政府在運動初期表現出來的對學生的容忍中繼續看到希望﹐六哥也抱有這種想法﹕“我覺得政府比過去開明﹐絕沒想到後來會開槍鎮壓。六四之後我激動得昏了過去﹐進了醫院。為了表現心中的憤怒﹐我把七歲的兒子剔了個光頭。”
六四事件發生時﹐六哥擁有很多生意﹐有自己的酒店和娛樂公司﹐事業蒸蒸日上。十八年後的今天﹐六哥這樣形容自己的生意﹕“差的一塌糊涂﹐在生意上﹐我不知道怎樣發財﹐也不知道怎麼倒霉。借給朋友幾千萬﹐都要不回來﹐造成了我目前經濟上的困難。這種困難使我在生活之外﹐無法有更大的作為。”
六四事件十八年後﹐六哥對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六四時我確實不解﹐現在想起來﹐政府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使出這一下策。萬幸的是﹐六四以後﹐國家沒有退步反而進步。我覺得六四首先挽救了共產黨﹐共產黨比過去更聰明了﹐它從一個革命黨到一個執政黨﹐一步步在進步。通過六四﹐共產黨知道了人民需要什麼﹐於是後來有三個代表﹐現在又有和諧社會一說。這些進步﹐都說明了六四的意義。”
自以為深受共產黨正統教育的六哥﹐很高興看到18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堅信自己黃雀行動的意義﹐每年六四他都會去香港的紀念活動現場﹐靜靜地在一旁坐下﹐絲毫不引人矚目。“我對中國政府的希望就是他們早日理解六四運動的意義﹐早日為六四平反。”
六哥一再強調自己為人的低調﹕“事情是大家做的﹐我不願意一個人發言﹐讓人覺得是我一個人在出風頭。我的行為沒有什麼了不起﹐凡是具備條件的中國人都會這麼做。我的條件比別人好一點﹐我就做了﹐所謂好就是﹐第一我對六四有不同的看法﹐第二我認識很多走私的朋友﹐了解海上通道﹐否則無法成事。”
香港影人曾以六哥為原型拍攝電影《秘密通道》﹐其中倆兄弟一個被殺﹐一個被抓。六哥笑著對多維說﹕“實際情況沒那麼慘﹐我和我弟弟都挺好的﹐老七還在香港做生意。”
盡管人們一再提及行動的重大意義﹐六哥認為黃雀行動也是為自己而做的﹐是為自己的良知﹑為正義﹑為民族和國家而做。至於目前寫作這個題目﹐六哥說﹕“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寫的﹐因為講假話沒有意義﹐講真話還不到時候﹐因為在行動中﹐有很多人幫助我們﹐他們身處黨政軍各部門﹐真實地寫他們﹐會給他們帶來災難。”
六哥是個重情之人﹐他一直保存著黃雀行動的十八張計劃紙﹐甚至還把蘇曉康等四人逃離中國時使用的拖拉機廠的假證明保留在香港。感情與原則孰輕孰重﹐他對多維說了一個故事﹕“91年在與北京高層會晤時﹐我問了一個問題﹐是原則重要還是感情重要﹐他們回答說原則。我說錯了﹐感情在最高層次上一定高於原則。我舉了兩個例子﹐關雲長與諸葛亮立下軍令狀﹐卻義釋了曹操﹐關雲長沒有受到懲罰﹐就是感情重於原則﹔另一個是林彪外逃﹐毛澤東?是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並沒有把他打下來。這一切都證明﹐感情在最高層面上﹐戰勝了原則。”
由於重義氣﹐六哥十分看重自己在香港的江湖地位﹐他告訴多維﹕“就是在現在的香港﹐我也是人強馬壯。但我很低調﹐我明白六哥的時代正在過去﹐我?是想把往後的日子一步步平平安安過下去﹐不想有大的作為。”
這種平安無為的心態﹐也讓六哥首次在美國的曝光之旅平淡無奇﹐5月27日午夜抵達之後﹐他?有一些私下聚會﹐和在哈佛的一場公開活動。在紐約他和朋友們一起去參觀自由女神﹐嚴家祺甚至建議他徒步在百老匯和時代廣場行走﹐一如一名最普通的觀光客。6月6日凌晨﹐六哥將離開美國。
黃雀行動的開始和終結
嚴家祺對多維記者形容自己過了兩世﹐一世是在中國受限制的人生﹐一世是在美國心靈自由的人生。而這兩世的分隔點﹐就是六四之後的逃亡。他在06年出版的《生命樹的分叉》第一章中﹐這樣描述了這場當時並不知名的救援行動﹕“我無法從開車的司機﹑快艇駕駛員那裡解到什麼情況﹐一路上﹐他們完全不理睬我們﹐並不關心運送的人是誰。在我逃出中國後﹐我仍想弄清楚逃亡過程。”
當時的救援行動並沒有名稱﹐後來傳遍世界的“黃雀行動”一詞來自91年香港電影演員岑建勛接受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為時半個小時的一次訪問。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被六哥形容為“營救行動第一功臣”的岑建勛“靈機一動”﹐引用了中國的成語“螳螂捕禪﹐黃雀在後”來形容兩年前的那次緊急行動。六哥認為有名字?是好聽而已﹐關鍵是做事情。說到岑建勛和自己工作的區別﹐六哥告訴多維﹕“他是背後的策劃者﹐我是前面的行動者﹐直接面對危急中的逃亡者。”
嚴家祺當時也身處危急之中﹐他對多維回憶說﹕“從89年6月4日早上開始﹐5日和6日那幾天﹐中國情況混亂﹐政府抓到和民主運動有關的人就要殺掉。政府狂捕濫殺﹐有人當時被就地處決。我們都怕被抓﹐不逃不行。二十天之後﹐胡來的情況稍微好轉﹐但是還繼續抓人﹐這種胡來﹐就像在伊拉克的情形一樣。”
說起如何發起這次行動﹐六哥說有朋友找他商量﹕“大陸政府正在大肆搜捕﹐我們應該怎麼辦﹖”這位朋友問六哥是否願意站出來幫幫忙﹐六哥回答“無所謂”﹐在這一聲無所謂之後﹐六哥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站出來﹐接受了朋友的邀請。
六哥說﹕“我們從支聯會得到了需要救援人員的名單﹐聯絡的地址和電話﹐我們的手法就是用快艇把他們帶到香港。”六哥得到了一些擁有快艇的朋友支持﹐這些人原來就擁有俗稱“大飛”的大功率快艇﹐用於走私一些大陸緊缺的商品﹐除此之外﹐他們還熟悉在南中國海中如何避開警方的搜索。
六哥說﹕“整個救援過程是得道多助﹐其中涉及他人的方方面面﹐因時機未到﹐不便講出來。我當時負責從支聯會獲取資料﹐每天在辦公室指揮調動﹐分派任務給我下面的小兄弟﹐我的親弟弟陳達鉗也在最前線。我當時有一個本子﹐上面記載著逃亡者的名單﹐每寫下一個“正”字﹐就表明有五個人成功出逃。那時我們的努力延伸到了全國﹐從華南到華中華北﹐一直到西北﹐最遠派人去到了蘭州。”
陳一咨也是被六哥救出﹐他在嚴家祺家＿?^憶說﹕“我7月5日離開海口﹐9日到香港。六哥把我救走之後﹐從7月10日開始﹐僅海口就在三天內抓了4千外地人﹐政府想從中抓到我。因為李鵬在全國派了四百名特工人員抓我﹐李鵬親自下命令是活的死的都要﹐務必將陳一咨緝拿歸案。盡管我當時不想出來﹐但不出來﹐根本沒有別的出路。”
對於六哥投身於其中的黃雀行動﹐六嫂毫不知情﹐還以為他每天忙碌於生意之中﹐直到91年BBC電話採訪岑建勛使行動首次曝光之後﹐她才知道六哥也是其中成員。“這種事情怎麼可以讓女人知道﹐一來讓她操心﹐二來如果她們嘴巴不嚴﹐我們還能做什麼。干這種事情嘴一定要密﹐一保護自己﹐二保護朋友。”
救援行動具體參與者不但要駕駛飛艇在海上飛馳﹐有時還要幫逃亡者化妝。盡管他們海上經驗豐富﹐但在行動中﹐六哥還是有四名兄弟死於撞船事故之中﹐而每一次六哥都自掏腰包為死者撫恤。
據六哥回憶﹐這項救援行動開始於89年6月中旬之後﹐中止於當年年底救援王軍濤和陳子明的行動。在那次行動中﹐六哥的兩位小兄弟黎沛成和李龍慶在湛江中了中國警方設下的圈套﹐使黃雀行動嘎然停止。
六哥告訴多維﹕“在行動前後﹐港英當局沒有聯系過我﹐有外國的敏感部門向我招手﹐問我是否有必要離開香港﹐我說沒有必要。”
外界盛傳為了營救黎李二人﹐六哥曾單刀赴會﹐?身前往北京與高層談判﹐最終導致二人獲釋。對此﹐六哥告訴多維﹕“單刀附會之說太傳奇了﹐沒有這麼回事。實際情況是﹐黎李二人為了我坐牢﹐不救他們出來﹐我如何在江湖上做老大。於是我通過各種關系﹐打通了北京高層﹐實際上我做了一個妥協﹐我答應中國政府以後再也不做這樣的事情了﹐我的妥協沒有傷害任何人﹐只是給事件做了一個了斷。可能有人說﹐六哥向共產黨投降了﹐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支聯會想法營救黎李二人﹐半年沒有結果﹐我妥協後﹐他們獲救了。”
但六哥告訴多維﹐自己的妥協得到了支聯會和岑建勛的理解和同意。隨後的北京會晤﹐六哥說大概發生在91年左右﹐至於他見到了哪位官員﹐是否當時的公安部長陶駟駒﹐六哥只對多維表示“見到了公安部的高層﹐具體是誰我不想說”。但六哥透露這次北京之行有過不止一次會晤﹐有的在酒店﹐有的是公安部安排的聚會。
六哥告訴多維﹕“我不了解中方答應與我會晤的背景﹐但我當時提了三點﹐一是讓我回來可以﹐必須保證既往不咎來去自由﹔二是不附帶任何條件﹔三是請釋放我的兩位小兄弟。中方對我很開明﹐他們說?要是愛國的﹐有共同語言﹐就可以坐下來好好談。”
會晤之後不久﹐六哥被通知進京﹐得知事情正在辦理之中。半年後﹐六哥赴廣東的監獄迎接獲得無條件釋放的黎李二人。兩位小兄弟的獲釋讓六哥感到安慰﹐他告訴多維﹕“此事在世間少有﹐一位主犯去監獄迎接兩位從犯﹐並且受到禮遇。”黎李二人獲釋後﹐六哥給每人十萬元壓驚﹐他們目前一個在香港打工﹐另一人做了小老板。
在會晤之後﹐無論是回大陸做買賣還是探親訪友﹐六哥都說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最初回大陸時我還有點害怕﹐但我想﹐共產黨不會搞陰謀﹐我相信他們讓我回去﹐就不會把我抓起來。因為他們要搞陰謀﹐在香港就可以把我干掉。”
至於有媒體報導說在2000年﹐六哥曾受到中國軍方人員的恐嚇﹐六哥向多維澄清並非如此﹕“事情是一位朋友有事﹐我去幫朋友處理商業糾紛﹐對方說自己是軍方的﹐我說軍方我也不怕。應該說是一個誤會﹐這事與黃雀行動沒有任何關系。”
在六四事件18周年之際﹐六哥在回顧歷史時告訴多維﹕“盡管89學生運動以政府武力鎮壓告終﹐但六四事件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株連最少的一次運動﹐以前歷次運動受株連的情況都比六四嚴重。”
盡管六哥認為六四事件株連甚少﹐但為了一些人的安全起見﹐他至今不願意透露行動的真相和細節。在與多維記者訪談20分鐘後﹐六哥突然打住了話題﹕“你是我十八年來交談最多的記者﹐我不想再講下去了﹐再講下去就是整個的計劃﹐我說過我不願意寫歷史﹐你不要把我推上斷頭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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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1]: 向六哥致敬！ 刘大卫 (2007-06-04 12:0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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