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 以不团结的方式团结在一起│骏骏│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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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 以不团结的方式团结在一起
骏骏 (发表日期:2020-04-02 07:48:47 阅读人次:1180 回复数:0)
小引 \| 以不团结的方式团结在一起　　　　我在武汉。今天是武汉封城第七十天。　　昨天下午，独立纪录片导演兰波来寻我，说想做一个专访，谈谈武汉疫情中的个人感受，我请余则成把他和他的团队接进了小区，就在楼下凉亭中，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这几天，各种报道一律向好，武汉疫情已经完全进入了复工准备阶段。3月25号公交开通，3月28号地铁开通，隧道开通，一切都是为了4月8号做准备。我跟兰波说，你看，如果我们完全信任某些数据，其实许多难题就迎刃而解。兰波问，如果不相信呢？怎么办？我沉吟了许久说，信任的前提是看见真相，比如，无症状患者的数据，应该及时公开，否则将成为一个黑洞……摄像机一直在录，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眼睛在盯着自己。　　聊天的间隙，我们坐在凉亭中抽烟，翻看朋友圈，发现刚刚说到无症状患者时，《人民日报》也恰好发布了一个微信公号，上面说，对“无症状患者”需要进行精准管控，快速处理……千万不能为追求零报告而瞒报谎报，不能让“无症状患者”成为防控漏洞，乃至黑洞。关于这个话题，许多人早就谈论过了许多次，但这一次由《人民日报》来谈，似乎又有了别样的意味。的确，武汉疫情已经接近尾声，但各方却更加担心二次反弹，某些潜在的巨大威胁，引起了各方高度重视。　　我相信，这种重视马上就会付诸实施，这是科学的推进，也是防疫的必然，而我却关心另外的事情——引发各方面高度重视的原因，是因为河南卫健委通报称，新增确诊病例曾与无症状感染者一起午餐。我反向去查询了河南的通报，其中记录了患者近期所有的活动轨迹以及接触人群，记录了时间、地点、姓名以及人际关系，极其详尽且精准。患者最后甚至对红星记者说，“我可惭愧，也可丢人了……” 　　我不知道河南的那位确诊患者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或许，仅仅是因为她觉得给家人、同事、朋友带来了麻烦（所有密切接触的人全部被隔离），也或许，是她从内心深处就感觉，自己已经迥异于正常人群，成为了另类。这正是我担心在“后疫情”时期出现的某种心态——这种想法并非仅仅来自患者，它更多的来自社会以及舆论宣传中隐隐约约暗示出来的情绪，如果“被病毒感染”了，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神秘莫测，的确让医学界感觉棘手。但我以为，这并不能成为让病患感到惭愧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整个社会排斥和抗拒病患的情感基础，尽管它的神秘并由此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困境，依旧不能成为道德上的指责和评判。当一个已经康复的新冠病毒患者走入小区，我们是否真的会再一次认同他重新进入社会？我们是否会用指认其曾是病患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健康？没有人知道。为此，我曾经多次呼吁对灾区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和康复性治疗，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见政府有效的，全方位的，有针对性的动作。　　我一直认为，其实我们自己和病患并无二致，健康和患病只是一个人的两面，无法分割开，这不仅仅指身体，其实也指向我们的思想。和病患打交道，并非过错，也不是在和恶灵魔鬼交往，我们其实就是在和自己相处，病毒的神秘性造就了它暂时的权威性继而唤起某种古老的恐惧瞬间占领了世界。当我们发现有组织的人在有组织的回避你，而你已不再能够坦然走出家门，不再可以对人倾吐心声，不再有行动和言论自由时，就是病毒般的恐惧已经侵蚀到了你的生活和世界。　　正如此刻，在武汉，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恐惧本身就在撒谎，它不断为我们制造幻灭感，并且逼着我们也撒谎。所有这些都证明我们此时此刻是多么艰难地存活于人世——灾难中，我们从来不敢正视自己，正视别人，正视这个给我们施加恐惧的庞大大物般的新冠病毒，甚至时而还天真地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某种考验而非灾难。我们由此顺从，臣服，一切行动听指挥，在病毒的无差别攻击下，我们仰人鼻息，躲在死难者的骨灰盒后苟延残喘，指望着一个弹坑中不会落入第二颗炮弹。我相信，这正是我们在抗击病毒的过程中依旧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例来自湖北荆门的类似报告。3月28日一例确诊病患，引起“我市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安、疾控及磷矿镇开展流调工作”同样的，我看见的调查报告中显示，病患从1月15号开始的所有生活轨迹，接触人群，具体到姓名、地点、事件和乘车座位，全部被汇集成册。我一方面认为，在疫情中，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的监控人群，对遏制疫情蔓延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同时需要警惕的是，体制的单方面情报扫描和有可能发生的滥用监控搜集个人信息，是否会导致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担忧。　　这是当代人类社会遭遇到的一个两难选择。我们一方面要应对迫在眉睫的病毒威胁，一方面又要考量灾难过后，这些“临时”的应急机制，是否会继续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意想不到的威胁。可以假设一下未来的场景——新冠病毒在六月忽然消失，健康码之类的监控手段是否就会取消？又或者，我们依然用“防范病毒卷土重来”的借口，继续推行下去，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红黄绿三种颜色，是否将永远伴随着我们走过余生？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3月20日在《金融时报》的文章中说：“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现在的这种流行病可能将是人类监控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不仅因为它可以使迄今为止拒绝使用大规模监视工具的国家，出现监控正常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表明监控从‘皮肤上’急剧转变为‘皮肤下’。”而我担忧的是，因为新冠病毒产生的新的监视系统一旦成为墙，它将彻底改变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也将颠覆人类社会赖以前进和茁壮的某些文明底线。　　所以，有必要尽快由法律界人士会同医疗组织、政府相关机构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对有可能发生的滥用监控现象进行预防性干预。同时，更有必要的是，积极与民众进行沟通，而不是利用“病毒的恐惧”顺水推舟式地推行某项应急机制，任何一项牵涉到个体隐私、自由、思想的公权力行为，首先在制度设计上要使人“信任”，培养信任，建设信任，维护信任，才是唯一个根本的出路。　　甚至我们还应该追问，假如科技飞速发展，远程可以就诊，可以测量体温，心跳，血液，那么同时也可能会检测到你的痛感、情绪等心理波动，当人工智能突破意识与物质的界限，甚至可以监测到你的思想（这并非不可能的科幻）——我们将拥有透明的身体，尽管它可能给个人、社会和统治带来某些好处，但也存在技术被滥用或误用的巨大风险。任何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利用高科技进行搜集、储存、使用、删除、更改数据的行为都是犯罪，都将对人类的个体自由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　　“每当人们谈论监视时，请记住，相同的监视技术通常不仅可以由政府用于监视个人，而且可以由个人用于监视政府。”新冠病毒之后，人类是否已经准备好了面对这样的景观？是否准备好了面对病毒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改变？是否已经有了面对新时代对个人自由带来的巨大冲击的心理准备？或者，我们是否已经在考虑改写相关的人权法律，甚至催生出新的法律条文？我也不知道。我曾经以为未来很长，一切难讲。但我现在认为，这或许是伟大的康德、海德格尔无法预料的存在——将来时已经变成了现在进行时。　　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2020年的灾难之后，这个世界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是说，我们既往思考的那些所谓重要的问题，将变得不值一提，我们可能再也不会流连头顶的星空和眼前的大海，支撑人类活下去的理由会变得越来越现实，当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候会发现，对于未来可能的全新的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当下的生存是多么初级，偶然，有限。　　相对新冠病毒而言，我们的过去已经拥有了足够长的时间和分量，却依然只是未来的一个转角，一个台阶，一个数据链中的节点。我当然相信人类会继续在宇宙中存在，但这种存在在当下即将失去我们曾经坚守的伦理和哲学背景。我们已经不再团结了，但是我们又必须以不团结的方式团结在一起——我似乎已经看到了这趟列车的终点站。一部分人将在那里换乘另一辆列车，朝着茫茫宇宙狂奔而去。　　202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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