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往事│夏雨│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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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往事
夏雨 (发表日期:2017-02-01 14:08:26 阅读人次:1819 回复数:4)
两种不同聪明才智的兄弟（东京往事） 2017-01-25 06:45:37 　　　　　　在东京时有不少朋友，其中有一对哥俩可算是较有个性或特色的。说起来这哥俩与我还不是一般的朋友，他们的父亲与家父是从前的老同学，所以算得上是世交。而且我去日本留学还是仰仗他们父亲的大力帮助才得以成行的。　　这哥俩大的叫大L，小的叫小L，听着同大S小S差不多，不过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这哥俩是男的，那姐俩是女的。大L 小L哥俩去日本时都不满二十，大L十九，小L十七。但大L那时已从上海F大学物理系毕业，小L也已高中毕业。　　先说说哥哥大L吧。大L是少年大学生，十四岁考进F大学，十八岁毕业。属于时人所谓“神童”一族。我在去日本之前挺早的时候听父亲的某个老同学说起过这个“神童”，以为是个小不点，但我见到他时，面前的“神童”是个壮硕的汉子，嘴上留了两撇软软的胡子，并没有零星半点“童”的残迹。　　大L很健谈，说话时眉飞色舞，意气风发，措辞用语很生动。他把人分成两类：不是“模子”，就是“草种”。“模子”“草种”是上海话说法。前者表示可以让人心怀敬意的人，后者表示不值一提的人。他自称是江南某老大。号称自己平生志向有二：一是要学贯中西东（“东”指东瀛日本），二是要骑天下美女于胯下。　　大L与我前后相差若干年毕业于同一个中学，他读书时的女班主任也是我从前的化学课老师。说到共同的熟人他显得兴味盎然。他说他当初读中学时是住读生，讨厌出操，常躲在寝室里睡懒觉，有一次那女老师去寝室捉“逃兵”，到了他的床前，一把掀掉了他的被子，却面红耳赤难掩尴尬神情，原来他小裤衩的中央地带正昂首挺立怒发冲冠，大有一飞冲天的气象。他读中学那会儿才十来岁，我听他说时，眼前浮现出那女老师的面容，猜想她当时一阵难堪之后，一定会更加明了什么叫做“自古英雄出少年”。　　大L是学物理的，但他读过不少文史书。他父亲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教授，家里有很多古书。他很早就读过当初的禁书《金瓶梅》，对我发表评论说：感觉《金瓶梅》并不怎么黄，至少不如想象的黄。　　大L对其祖母感情深厚，似乎他祖母在他儿时带过他（？），他说他祖母直到年纪颇高时候依然精力旺盛，经常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一个人在家里拖床移柜，折腾着重新布置房间。他不无遗憾地说自己曾想过长大要多养几个子女让他祖母看着高兴高兴，但可惜恐怕来不及了，因为他祖母那时已经住在养老院里，好像患了老年痴呆，而他却还没有交过女朋友。他稍顿片刻，叹口气，感慨道：想我堂堂江南某老大，至今还是形单影只，宝刀未试愧对父母啊！　　大L对中国武术的实战性仿佛抱有颇高信念或期许。我曾同他说起自己从前的一个武术老师，那老师曾经出演过几部武打电影，大L看过那些电影，对那个老师印象深刻，觉得他身手敏捷，功夫了得。我说其实中国武术里花拳绣腿不少，并非多么实用。又告诉他我曾问过那个老师是否打得过“瓦尔特”（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主角），那老师说未必打得过，因为体格相差太大。大L听了，眼珠差点掉出眼眶，一边大摇其头，一边连声说：不可能，不可能。他后来碰到我时还数次旧话重提，说实在难以置信那么厉害的武术老师居然没有信心摆平一个“瓦尔特”。　　大L 是日中学院的三期生，他那时虽然学习日语不久，但是他那一期学生里成绩最好的。他参加日中学院举办的日语演讲比赛，得了优胜。演讲稿被老师当做范文，到了我们第四期时，老师还将他那篇作文拿到各班级朗读。日中学院毕业后，他考上了京都大学读信息管理（似乎是这个专业），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一样，是日本最好的大学，考取十分不易。他离开东京去京都前来与我告别，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花一份气力，可以在日中学院“扳龙头”（上海话独占鳌头意思）；花三分气力，可以考进京都大学；全力以赴，则诺贝尔奖非我莫属。　　他去京都后，我们少有机会见面，但时或会收到他的明信片，依然自称江南某老大，依然要骑天下美女于胯下。　　京都大学毕业后，他在东京某家大公司（好像是东芝）找到工作，又返回东京。他骑一辆小摩托从京都骑到东京，那种小摩托最高时速60公里，合法时速30公里，他告诉我说，他一路沿路边骑行，虽然飙到最高时速，身后的汽车仍“嗖嗖”地贴着他身边超越而去，使他颇觉胆战心惊。　　他工作后，时或仍会去我家里吃饺子。我问他工作感觉如何，他说有时有些沉闷，同事里一帮“草种”，话不投机。他说他工作之余不喜欢与同事去喝酒应酬，因为觉得很无聊。科长说一句毫无趣味的笑话，一帮“草种”同僚假装笑得前仰后合，使他十分不耐，有时按捺不住，脸上露出不以为然，便渐渐有些索然孤立的感觉。他那时似乎常在网上写文章，有时还将文章拿来给我看，写的多是政论文，笔锋锐利雄辩，非一般同年龄人所及。　　大约工作了两三年后，有一次他来我家时对我说，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准备最近回国去北京，到中央戏剧学院或北京电影学院去跑一跑。我听了觉得意外和好奇，问他原因。他说他越来越觉得张艺谋陈凯歌之流的所谓第五代导演江郎才尽，除了弄些中国的破烂去迎合老外的口味外，完全导不出中国人想看的东西来。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去做电影导演，制作一些能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好电影出来。我觉得他有点忽发奇想，问他是不是心血来潮。他说不是，说他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现在到了该尝试实行的时候了。那之后有小半年没他的音讯。小半年后，他又来我家，我问他电影导演事情的后续情况，他告诉我他果然去了电影学院，并且受到了有关人士的接待和鼓励。接待他的人肯定了他的一些想法，劝说他对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批评时要怀有包容的心态。最后又建议他是否可以尝试先写点剧本，因为国内影视界缺的不是导演，而是好剧本。那之后他回上海请他父亲帮助收集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则打算写一点剧本看看。但后来我未再听他提起导演或剧本的事情。　　我移民加拿大数年之后，大L小L都曾来加拿大我家里一聚。那时他们都已娶了太太，还有了子女。大L娶的是日本人太太，有了一个中日友好结晶的女儿，小L娶的是北京姑娘，给他生了一个大头娃娃的胖儿子。（待续）

回复[1]: 东京往事（续） 夏雨 (2017-02-02 12:29:04)

　　两种不同聪明才智的兄弟。（续）

　　小L比大L小两岁，个头略高于其兄，但身体不似其兄壮硕。他那时才十七岁，或许为了显得老成些时或在鼻梁上架一副黑框大眼镜。小L从性格兴趣到说话方式及行事风格都与大L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兄弟俩在自信这一点上颇为相似，此外，两人个性和自尊心都很强。

　　他们兄弟二人彼此不以为然，大L时或当面嘲笑小L，小L说不过他，但心里并不服气，不止一次对我说：那家伙“戆莱西咯”（上海话“傻”的意思），有啥了不起，我又不买他帐（不佩服意思）。小L当面或背后都不称呼其兄为“哥”。他们初到日本时为节约房租住在一起，房间的墙壁上横贴着一张书法是他们父亲写的，勉励他们兄弟俩同舟共济和睦相处，但他们在一起很短时间后，小L便自己另找房子搬出去住了。

　　小L在家里呆不住，总往外面跑，他的行踪飘忽不定，有点神出鬼没。有朋友给他起个外号叫“飞虎队”，说他像铁道游击队：来无影，去无踪。他说话做事有点神神秘秘，我到日本后偶尔与他一同坐电车，在电车里他要我不要说中文，说日文；说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外国人。但我刚去日本时日语根本无法会话，他比我早到日本两三个月，那时日语也是半斤八两，所以两人只好各自沉默无语。

　　刚去日本那会儿，他有时会一阵风似地去我住的地方找我。有一次，晚上九十点钟光景，他忽然来到菊富士莊我住的房间，说他在一家电器店门口看到店里丢弃的一台大彩电不错，要我帮忙运回他屋里去。我与他带了一只折叠式小行李车一同去后，他却不立刻拿走，在那附近溜达转悠着。我问他磨蹭什么，他说一旁街道上还有行人，再等等。我说那电视上不是贴着字条说“自由”嘛（可以随意取走意），又不是偷，行人有什么关系。他说：给人家看到拾垃圾太戆（傻），没面子。我说谁认识你啊，还面子不面子的。于是他瞅个行人稀少的空挡，赶紧与我将那电视放上小行李车运回他家去。到他家里一看，小小的四贴半房间里堆放着好几个彩电冰箱还有电风扇之类的，那景象让人想起老古玩店。我问他不是已经有彩电了嘛，干嘛又弄一个来，他神秘兮兮地说：我有用处，有用处。

　　还有一次他突然去我那里说有事想同我商量，我要他说。他挺神秘地说他隔壁房间里新搬进了一个女的中国人，他觉得有点喜欢那女的，想去搭讪，但没头绪，问我如何才好。我说你才十七岁，那女的肯定比你大不少，恐怕没戏。他说：她又不知道我多大。而且她也是一个人，肯定很寂寞；女的想男的，男的想女的，我去就同她说‘大嘎适宜，大嘎适宜（大家都舒服意）’嘛。我听了不禁哈哈笑了出来，他有点不好意思，也跟着一起笑。但后来“大嘎适宜”计划的后续发展情况未再听他提起，或许是胎死腹中了。

　　小L觉得这世界上机会到处都是，关键要肯跑肯试。他认为像大L那样除了打工上学便呆在屋里不出去是“懒得要死”，完全不足为取。他说他从小与大L反其道而行之，从不喜欢懒在家里。小L在小学里也是跳级生（但不似大L“三级跳”），读中学时是班里年纪最小的，他那时是班里的地理课代表，喜欢海洋学（？），有一回他独自一个人跑到一个海洋学（？）领域的权威教授家里去请教问题，据说那教授与之交谈之后，对这个从未谋过面的小不速之客很是欣赏和喜欢，结果后来他就成了一个什么上海市青少年海洋协会（？）之类的组织里的会长，那个头衔使得他在同学里很出了点风头，也让不少老师对他刮目相看。

　　去日本后他依然对各种“头衔”情有独钟，印了些名片，在名片上按上些自封的子虚乌有的诸如“东京留学生联合会会长”之类的头衔。他的名片经常换，名片上的头衔跟着变，越变越大，由“东京”这样的地方性头衔，变成“日本”这样的国家性头衔，进大学后好像还有过类似“世界大学生联合会”之类的世界性头衔。那些个头衔开始一看便知都是他“架空”（杜撰）出来的，但后来渐渐就有些真假难辨，并非都是自封的了。比如，他还在读大学期间便搞到了一张国内某外地大学的特聘名誉教授的聘书，那聘书就如北大颁发给金庸大侠的名誉教授证书一样据说是有案可查难以作假的。小L的父亲是名教授，有很多著作，他从前常劝勉小L，说他精力充沛，而且勤勉，这些是优点；但不够脚踏实地，虽然有很多个“零”，但“零”的前面没有个“1”，再多的“零”也还是“零”。小L成了“名誉教授”后，回去对他父亲说：你做了一辈子学问，也不过是个教授；我什么学问都不做，不也照样成了教授。

　　小L与大L行事风格不同，这一点从下述事例也可以看出。他们俩当初在日本的保证人是他们父亲的日本友人，一个创价大学的教授。那个保证人希望他们兄弟二人加入“创价学会”，并参加学会活动。“创价学会”是日本的一个带宗教性质的组织，大L对加入宗教组织十分抵抗，说：我一生清白，忽然参加个“不二不三”（“不三不四”的上海话说法）的创价学会，算什么名堂。于是一口回绝了保证人。但那以后他看到保证人便多少有些别扭。小L不同，他很干脆地接受邀请，成了创价学会的学员，那自然使得保证人十分高兴。但小L只在刚入会时参加过很少几次活动，后来就神隐找不到人了。但他只推说太忙，没有时间参加活动，如此几次，保证人似乎死了心，并不没完没了地纠缠。而小L偶尔见到保证人时，是也并不尴尬的。

　　小L到日本后的初期目标之一是要解决身份问题，就是要拿日本的永久居住权。日本不似欧美国家，当时对外国人的永久居住资格控制很严格。大L考上京都大学的同一年，小L考进了东京的一个不算太好的私立大学。读大学期间，有一次他去我家告诉我他已经解决了身份问题，而且变成了日本人。他取出一本日本护照在我面前晃晃，我拿了翻开看看果然是他的，但他名字已改成日本名，叫某某某太郎。我问他如何搞的身份，他闪烁其词说是“内绪”（秘密）。后来从大L那里知道，原来他找了一个大他许多的日本女子结婚了，婚后改性日本太太家的姓氏，取名为某太郎。那个“太郎”使得大L感觉颇不自在，因为日本人只有长子才能取名“太郎”的。

　　小L变成“太郎”君后，有一次我有事回日中学院（那时我已离开日中学院两三年了），在学校休息厅墙上的告示板上看到一张某日本会社的“募集”（招募）女办事员的广告，几个女学生在广告前边看边议论工资待遇之类的事情。我凑前看看那广告，赫然看到电话联系人后面的名字是代表取缔役社长某某某太郎。那个某某某太郎不是别人，正是“太郎”君小L。

　　“太郎”君后来越来越忙，越来越神秘，我们很少再有机会见面，但每次见到他，发现他总有些新的“花样”和发展。

　　到我移民去加拿大时，东京的一些朋友给我送行，在新宿的一家饭店一起吃饭，有中国人朋友，也有日本人朋友。大L小L兄弟俩也都去了。小L那时已离婚，恢复“王老五”身份。他基本只说日语，他那时的日语已经说得与日本人并无二致。他拿出一些相片给大家看，大家看了都难掩惊奇表情，那是他与一些日本名人的单独合影，其中有几张是他与刚下台不久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的握手照。小L的长相与羽田孜很有几分相像，我们之前就曾经开玩笑说他可以冒充羽田孜的儿子，看到那几张相片，我开玩笑说他终于“父子相见”。席上的日本朋友不认识小L，信以为真，瞅个空子悄悄对我说：你真有脸面啊，连二代羽田桑都来给你送行了。

　　我去加拿大数年之后，有一次大L和小L去加拿大，到我家里做客。那时他们都已经成家，并各有一个小孩。小L是第二次结婚，太太是北京姑娘，给他生了个大头娃娃的儿子。他那时已经三十出头，有些发福，肚子腆起，身体比原来放大一圈，他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环顾一下房间，对我说：你可以把这个客厅隔成八到十间，然后租出去，收房租。我笑他异想天开，他很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这不是什么异想天开，而是很好的赚钱方法。他说他在日本就是这样做的。接着他告诉我他在日本的做法。他说他从银行收买了一些拍卖的不动产，有些是原来的仓库，有些是住宅，都是因为原来的拥有者破产还不起贷款而被银行没收的抵押品，那些抵押品拍卖价格低于市场价，但一般日本人害怕法律上有麻烦，不敢买。他将那些不动产买来稍事改造，并隔成许多小间，然后出租给在日本非法滞留的打黑工的外国人。那些外国人因为非法滞留，在日本很难租到房屋，所以不愁客源。他收的租金去除贷款仍有不少多余，于是他用余款做首付，用已买下的不动产作抵押又不断收买新的不动产。以此方法重复翻滚在短短数年里他在东京收买的不动产数翻了好几倍。我问他万一收不到房租怎么办，他说那些租客都是“黑户口”，短处捏在他手里，而且他下面雇有道上的小混混，收租金时毫无障碍。我正听他神侃时，家里电话铃响，接起听时，电话那头说的是日本话，竟是东京打来的国际长途，说麻烦请叫某某社长听电话。那个某某是日本姓，我稍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找小L的，原来他与前妻离婚后，依然沿用着前妻家里的日本姓。小L在电话里叽里咕噜说一通后，挂了电话对我说：日本人就是“戆”，脑子不转弯，什么小事情都要请示汇报。

　　2000年前后，我从加拿大回上海探亲时，去看望大L小L的父母。他们那时在苏州河畔的一栋高层公寓里刚买了房子不久。那房子很好，装修的也很漂亮。他们父母很满意那新住宅。说话之间，他们父母说起小L在上海北京都买了不止一处房产，其中一处就在附近，他们父亲领我到窗边指着不很远处的一栋高层建筑说就是那里。那时的房产大概市价六七十万元，时过境迁，上海北京房价如脱缰野马狂奔乱跑了十几年，现在都已上千万。成为“金持”（有钱人）是小L当初的一大人生目标，这个目标他现在应该已经实现了吧。（待续）

　　

　　

回复[2]: 夏雨 (2017-04-04 13:34:44)

　　丰岛社长和他的情人及朋友（下）（东京往事） 2017-04-03 12:13:25

　　丰岛社长还有一件事是我记忆犹新的。有一次他说有事同我商谈，我看他神情严峻，欲言又止，不似平日里嘻嘻哈哈，以为他要“位卑未敢忘忧国”同我这个中国小民说道说道类似日本首相是否应该参拜靖国神社或者那个中日都想据为己有的小岛究竟是日本的尖阁列岛还是中国的钓鱼岛之类的国家大事。未料他字斟句酌一开口，说的却是Y桑的事情（就是介绍我与他认识的那个朋友）。他说Y桑委托他做一件事，可是他觉得那事不该做，所以拒绝了Y桑，而且也劝Y桑不做。但他觉得Y桑有些不高兴，不再去他那里，心里有些介意，所以同我商谈，想让我替他解释一下，并也劝劝Y桑。我问他Y桑所托何事，他说Y桑想让他打电话去法务省告发某个中国留学生，原因是Y桑与那个留学生起冲突，似乎吃了亏，想要报复对方，而Y桑知道对方在日签证早已过期，是非法滞留的所谓“黑户口”，所以托他帮忙举报那个留学生。我一听是那事，就劝丰岛社长不必介意，说Y桑不会因为被拒绝而与他“绝交”的。我没有告诉丰岛社长其实我知道Y桑那件事，而且知道那冲突是为了一个女的。Y桑在找丰岛社长之前，曾先找过我，对我说了他那事情的原委之后说他日语口语不好，要我帮他打电话去法务省检举那个“黑户口”。我说那做法太小人，叫他别那样做，他听后表示算了的，没想到结果又去找了丰岛社长。可是丰岛社长认为报复应该堂堂正正，“密告”太不正派，所以也拒绝了Y桑，并劝Y桑打消那个念头。我觉得在是否可以或应该充当“朝阳群众”去密告这个问题上，丰岛社长与我看法做法都不谋而合，因而印象深刻。Y桑后来如我所说，并没有因为丰岛社长拒绝他而与之断绝来往，他后来找到了其他女朋友，结婚生孩子后还居住在蕨市的。

　　

　　丰岛社长的事务所里常有他的朋友去找他聊天。几个人相对坐在沙发里边喝咖啡边闲聊。最常见到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在隔壁二楼开诊所的牙医麻生先生，另一个是蕨市的社会党议员小林先生。我在丰岛社长那里碰到他们多次，后来彼此也有些熟悉。麻生先生个子不高，身材粗壮，头大脸大，留着齐耳长发。他的鼻子有点红，上面毛孔很大。麻生医生的名片上除了印着牙医身份外，还印着是作曲家，而且是日本什么作曲家协会的理事之类的。我不知道他做过什么有名的曲子没有，但丰岛社长似乎认为他很了不起，总是称呼他“先生，先生”的，说他很“矮辣已”（了不起意）。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要将作曲家或医生的印象与那个粗壮的红鼻子麻生先生统一在一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麻生先生总喜欢说日本人“阿达吗意义”（脑子好，聪明），但我听着总觉得他是在说他自己“阿达吗意义”。麻生医生那时候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女生，正在努力搭讪，想要追到手。那个女生我认识，她其实是我一个朋友的太太，他们夫妇那时候住在与蕨市相隔一站路的西川口市，太太在蕨市的一家咖啡店里打工时遇到前去喝咖啡的麻生医生，麻生医生自称对那女生一见钟情，之后每日去那咖啡店喝两三小时的咖啡，继之就开始约女生出去吃饭。那女生对这类事似乎应付自如，约会只限于喝咖啡或吃饭。丰岛社长曾与麻生医生一起去咖啡店见过那女生，回来赞不绝口说那女生是“斯高邑美人”（非常漂亮的美人），后来听说我与那女生认识，便向我打听那女生的情况。我告诉他那是我朋友的太太，孩子都有了。丰岛社长连说看不出，看不出，之后就劝麻生医生知难而退。但麻生医生不惧困难，满怀信心地表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于是继续挑战不可能的任务，依然频繁向女生发出吃饭邀请。但后来那女生的丈夫考上九州某大学，夫妇搬去了九州，麻生医生到底没有再追到九州去请客吃饭了。

　　

　　小林先生是蕨市的社会党议员，那时大概六十来岁。丰岛社长是他的后援会会长，逢选举时事务所门口竖着小林先生的竞选广告牌。听丰岛社长说小林先生那时在蕨市已连任了好几届议员。小林先生身板笔直，看着很精神。他的眉毛与曾任过日本首相的那个村山富市桑一样，眉梢处的毛长而多而密，桀骜不驯地向四处叉开。每到选举的时候，会看到小林先生坐在选举车里在蕨市的各条马路上来来往往造势拉票。车上彩旗迎风招展，喇叭里不停地重复小林先生请大家多多关照。选举期间，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小林先生总是西服笔挺地站立在车站入口处，身后竖着几面他的竞选旗帜，对着进出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不住地点头哈腰，嘴里说：大家辛苦了，请多多关照，谢谢大家。他的肩膀上斜挎着一条宽阔的红色缎带，上面写着候选人小林XX的名字，手上戴着白手套。有时会有人向他点点头，打个招呼，他便不失时机地趋前，伸出双手与人握手，但大多数来往的人群只是匆匆忙忙地进出车站，无视他的存在。

　　小林先生的事务所在市役所（市政府）的二楼，门框上方一角有写着社会党议员小林XX的招牌，他的对门是自民党议员的事务所。我去市役所办事时，曾经顺道去他事务所看过，他的事务所很宽阔，墙上有一张当时社会党党魁土井女士的大相片。我指指那张相片说：这不是土井桑吗？他说是，然后说：土井先生（日本人管议员都叫先生，无论男女）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说时脸露由衷钦佩神情。间或有楼下办公的科长之类的来找他签名或请示事宜之类的，态度都很恭敬。小林先生尽管显得很和蔼，仍然有一种上司的威严，与他竞选时在车站点头哈腰与人握手时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蕨市是一个小市，人口只有五万多。它与北京下属的某地是姐妹城市。在蕨市的市民公园里有一口大钟高高挂在一个铁架上，就是那个姐妹城市送的。有一回在丰岛社长的事务所里聊天，说到姐妹城市的事，小林先生说蕨市与上海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何不也找个上海的什么区搞个什么姐妹城市之类的？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介绍一下，我想起太太妹夫的母亲在杨浦区委里任职，说可以帮他问问。后来与国内联系，国内响应积极，数日之内寄来了杨浦区的情况介绍的有关资料，图文并茂，且有英日文翻译文字。我将那些资料送给小林先生，他似乎没有想到中国人办事效率如此之高，边翻看资料里的相片边连连说：“斯高一哪”（了不起意）。他说他将那些资料带去市役所，市政府讨论后给回音，然而之后就泥牛入海不见动静了。大约过了个把月，有一天傍晚我沿铁路边散步时，巧遇小林先生从对面骑自行车过来，他见到我后下车对我说，正有事要找我，问我何时在家，他去我家里详谈。我与他约了时间，他果然如约来谈。谈的就是上述姐妹城市的事情。他说他把那资料拿回去给市政府看了后，大家都被对方城市的规模吓到了，杨浦区人口一百多万，是蕨市人口的二十倍，两者差距如同大象与蚂蚁。简而言之，蕨市政府的结论是蚂蚁无法与大象攀亲，所以上述事情只好作罢。他说完，似乎觉得对我很过意不去似的，我让他完全不必介意。其实见他拿走资料后便没有了下文，我早就猜到是那么回事了。

　　小林先生去我家之后过了没有几天，有一天有人按门铃，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的青年人，身上背着照相包，他递上一张名片，自我介绍说他是蕨市市报的记者，想来采访我，我觉得蹊跷，说我是一个留学生，有什么可以采访的。而且他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里。他向我解释说，小林议员对他们报社说蕨市现在有不少留学生，日本正在搞国际化，地方报社也应该有国际视野，关心报道一些蕨市的留学生在日的生活学习情况。然后就给他提供了我的信息。我让他进屋，东扯西拉了一会儿，他又叫我到门口照了两张相片，“采访”即告结束。之后一两天，有天上街，刚出门，街对面一家肉店的女老板兴冲冲地跑过来，笑嘻嘻地对我说：啊呀，我在报上看到你了，还有照片。原来你是上海来的呀云云。

　　我知道那小记者来“采访”我，是小林先生的一番好意。他似乎对那件没有结果的缔结姐妹城市的事情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日本人不善拒绝别人，生怕会使对方难堪尴尬。因而常为如何说“NO”费踌躇。小林先生当初拿了资料之后没有下文，我就知道那事不成，可是他却迟迟不明确告知。他仿佛是要找个合适机会和方式郑重其事地做一“了断”，其实按我们中国人的秉性或风格，这点小事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无需吞吞吐吐拖泥带水的。他又仿佛觉得欠了我的情，而日本人的文化习惯是欠情必还的，这大概就是那个小记者来“采访”我的缘由。其实我与杨浦区那个亲戚联系一下不过是一个电话或一封信的举手之劳，成了是件好事，不成于我也毫无损失，我是完全不觉得自己对他施加了什么需要回报的“情”的。然而这件事也使我看到了日本人做事的不同风格，体会到了日本人情感的细腻之处。

　　2009年，我时隔多年之后回东京时，重回蕨市想去看望丰岛社长和他的朋友，然而他的不动产事务所已经没有了。楼上麻生牙医的诊所也一并消失。丰岛社长事务所旧址变成了一个小商社，我去那里打听丰岛社长和小林议员的下落，那商社里的社员一脸莫名其妙的神色问我：丰岛社长是谁啊？我又去从前住过的蕨市旧居和从前时常光顾的蕨市市民公园看了看，在那里盘桓良久，之后回到车站，坐电车离开了蕨市。（待续）

　　

回复[3]: “上帝”帮他找老婆（上） 夏雨 (2017-07-19 21:07:01)

　　

　　“上帝”帮他找老婆（上）（东京往事）

　　(2017-06-12

　　98年某日深夜，我于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懵懂之中起身去客厅接电话，一边禁不住在心里骂：深更半夜往人家里打电话，真TM会挑时间。

　　“CY吗？是我啊，我结婚啦。”电话那头儿喊道，声音里充满兴奋。

　　我的瞌睡瞬间烟消云散。那是小B，我在东京的一个朋友，从日本打来的国际长途。是来报喜的。

　　“是吗？啥时候结的？”我问。

　　“今天去区役所登的记。是日本老婆。”电话里说。

　　“是吗？恭喜，恭喜啊！这下大问题解决了。”我说。

　　我听到小B在电话那头儿呵呵地笑，黑夜中隔空仿佛见到他笑时脸上的皱褶。真替他高兴！放下电话，睡意消失。脑子里尽是当初在东京时小B的事儿。

　　

　　小B是我在东京时的朋友。我去日本之前就知道他，他是我一个中学要好同学的铁哥们儿，那同学从前经常对我提起他。我去日本前几天见过他一次，当时情形还记得：那天一块儿玩耍的一帮中学同学聚餐为我送行，席间小B也来了，从口袋里掏出半包中华牌香烟，绕着圆桌转一圈给大伙儿发烟，发完掌心一握，捏瘪了红色烟壳，将嘴上的半截香烟狠吸两口，复又将手心里捏瘪了的烟壳舒展开，从里面取出最后一支烟来用烟屁股对着点上接着吸。-------

　　

　　我去东京后大约过了一两年，小B也去了东京。我的那个老同学捎信要我多关照他。在东京小B常去我那里，与我很快也成了哥们儿。小B与我一样，祖籍山东，那使我对他从开始便有种亲切感。那小子与我其他朋友不太一样，有点痞，但很讲义气。他的身世有点坎坷，他妈生下他后打青霉素打死了，他和他哥从小跟他爸过。他爸是军人，好像是团级干部，后来再婚，又有了第三个儿子。小B和他哥与后妈关系紧张，时常争吵，他爸偏后妈和小儿子，后来与小B哥闹翻了。他哥在外地工作，他爸部队调防，从东北调到上海，住在五角场空军大院，小B说有一回他哥去上海探家时差点和他爸打起来，他哥掀翻了饭桌，跳着脚儿骂他爸。自那以后他哥不再去上海探家。小B随他爸到了上海，当时还在读中学，读完高中后在某水泥厂工作。他虽然与他爸和后妈及弟弟住在一起，但关系冷漠，只与他外地的哥哥情感笃厚。小B不爱读书，从小抽烟喝酒，朋友多是小混混，他后妈是大学老师，横竖看不惯他；他爸也不管他，所以小B当初在上海时回家只是睡觉而已，饭都不愿回家吃。工作后他在上海最好的朋友就是与他同在水泥厂工作的我的上述那位中学同学。

　　小B说他去日本前，他后妈对他说日本比国内好，要他好好混，最好别再回国了。小B说他听了禁不住想骂娘：明明是想将他扫地出门，还假惺惺地仿佛为他着想。他说他后妈就是个虚伪自私的老娘们。但他自己其实也不想回国，笑说死在日本算了。小B说他不想看见他后妈，也不想见他爸，但92年我从东京回上海时，他特地给他爸买了把菲利普电动剃须刀，又给他后妈和异母弟弟买了礼物托我带回上海捎回家去。

　　小B去日本后很快就成了黑户口，他当初就没打算续交学费。他胡乱打些工，但没存下钱，挣的那点钱都输在“怕亲靠”（日本式赌场，类似于CASINO）里了。他去“怕亲靠”上瘾，打工路上稍有空余时间，也要进去碰碰运气。有时赢了钱，带些赢来的“景品”（赌场赢来的礼品）去我那里，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他已经找到了打开“怕亲靠”的诀窍，绝对可以稳赚不赔。然而再碰到他时问其结果，不仅之前赢来的钱又输了回去，有时连刚取的工资都统统赔了进去。

　　小B小时在东北生活，他能说一口地道沈阳话和山东话，但他上海话不行，却又时常喜欢冒两句，他的夹带着山东口音和东北口音的上海话颇具喜剧效果，常把我们逗乐。C君的大舅子刘君也是黑户口，在上海时读过电大，比较自以为是，嘲笑小B没有文化。小B便管他叫“刘先生”（日语管老师叫“先生”），大家在一起时一说到不知道的事情，小B便一本正经地说：问刘先生嘛，刘先生有文化，一问他不就都知道了嘛。

　　小B饺子做得又快又好吃。他和完面搓成长条后，不用刀切，而是用手很快且很均匀地揪下一小节一小节，撒上些许干面粉，便开始擀饺子皮。他一人擀皮，我们三四个人包馅儿仍然跟不上他，不一会儿桌上的饺子皮儿就摞起一小堆，于是他停止擀皮，放下擀面杖，与我们一块儿包馅儿。小B包饺子都是韭菜馅儿，他从超市买回韭菜打开包装不洗直接切碎做馅儿，我们问他怎么洗都不洗，他说不洗原汁原味，洗了就不好吃了。他的韭菜饺子果然很好吃，但各位朋友的老婆都不怎么吃，她们认为小B不讲卫生，还在背地里嘀咕说：“腻心涩了”（恶心死了）。

　　刚到东京那会儿，小B对我们说他以前在上海时经常“敲煤饼”，说五角场一带“煤饼”到处都是。我听不明白，问他家里不是烧煤气吗，要煤饼干嘛用？他解释说“煤饼”就是干那行儿的女人，“敲煤饼”就是找那种女人。几个朋友撺掇他演示一下如何搭讪，他用生硬奇怪的上海话说：是空档还是等凝（人）啦？我们都哈哈大笑。去东京后他时或也要去新宿一带敲敲“煤饼”，解解饥渴，然而有一次去了之后回来告诉我说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都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待续）

　　

回复[4]: 上帝”帮他找老婆（下） 夏雨 (2017-07-20 09:24:54)

　　

　　上帝”帮他找老婆（下）（东京往事）

　　(2017-06-15 07:36:24)

　　小B时或去新宿等地敲敲“煤饼”，他曾经嬉皮笑脸地说自己“活儿好的一塌糊涂”，对自己的雄性荷尔蒙满怀自信。可是有一次他对我说自己的自信心遭受严重挫折，自尊心也受到了伤害。他告诉我事情的缘由：原来数日前，他和他的另一位黑户口朋友去新宿“敲煤饼”，他的朋友找了一个日本女孩，而小B心血来潮想“开洋荤”，叫了一个人高马大的金发洋妞，小B本人体格瘦弱，一米七三七四的身高，体重只有五十公斤稍出头，两人一照面，从精神到体格小B先就被“洋荤”榨出了一个“小”来。后来的事情无需赘述，总而言之是小B完全不在状态，不得要领稀里糊涂地到了时点，只好草草收兵退出战场。不料，临走那个“洋荤”洋腔洋调甩出一句日语说：“阿娜达哇打迈戴斯乃”，中文意思是：你不行啊。小B说那话让他吃不香睡不着，窝心好久，差点患上忧郁症。

　　小B生活胡乱对付，饥一顿饱一顿。他经常不吃早饭，睁开眼睛先拿起边上的酒瓶仰脖咕嘟咕嘟灌上两口，再点上一支烟抽上大半截。他有胃病，常常胃痛，我们说都是他不吃早饭起来就喝酒抽烟导致的，他说：不对呀，我每次胃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喝两口酒抽几口烟马上就不疼了呀。我们说他需要赶快找个女朋友照顾生活，他说看来是有这个必要了啊。有一次他顺手拿起边上的一面圆镜子举到面前照照，自言自语地说道：小B还是很秀气很讨女人喜欢滴。我们在边上笑，他也笑，又问我们：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很秀气的嘛。

　　他后来果真看上一个女的，想让她做女朋友。那女的同他一起打工，是广州人。那个广州女的知道小B是黑户口，想要小B从前的日语教科书，那些教科书价钱不菲，那女的说反正小B又不读书，摆着也是浪费，要小B送给她。小B一口应承，但每次都借口说忘记带了，要那女的跟他回家去拿，那女的大概觉得小B不怀好意，也总是借故不肯去小B那儿。但她有时打完工后跟小B一起去喝咖啡，买单自然是小B。

　　在小B与那女的周旋的那段时间，有一次，小B去我那里时若无其事地问了我几个日语词汇，都是些关于“性”或“性欲”的词语。我以为他是好奇并未怎么在意。可是后来他再去我那里时告诉我他与上述广州女子的一段趣事，我方才恍然悟到他之前问我那些词汇是有备而来。原来小B见那女的光白喝咖啡，却不肯跟小B回家看看，心生不耐，就想去买春药掺进咖啡给她催催情。他问我那些词汇就是为了买药。他说他去成人商店买春药时，里面店员取出一瓶最贵的药来跟他说效果无与伦比，保证女的吃了之后五分钟之内火烧火燎迫不及待投入他的怀抱。小B说他花了五万（？）日圆买了那瓶特效药。第二天打完工就请那女的去喝咖啡，席间趁隙将药融入对方咖啡中，眼看那女的喝了咖啡，便满心期待五分钟后那女的投怀送抱，不料五分钟过去那女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又五分钟过去依然坐怀不乱完全没有火烧火燎的气象，小B于是改守株待兔为主动出击，他认定那女的是故作矜持，开始动手动脚，不料那女的将椅子挪向一边，还一本正经地要他放尊重些，说公共场合举止请文明一点。至此小B才悟到可能是药的问题。后悔花钱买了那瓶无与伦比的春药。

　　我行将离开日本移民去加拿大之前一年左右，小B身体状况不好，脚痛，无法去打工，又没有多少存款，处境颇为糟糕。后来脚疼到落不了地，必须去医院。他那时住在吉祥寺那里，附近不很远处有家颇大的医院，我叫他用我的国民保险（黑户口没有医保）陪他去那家医院就诊，诊断结果是类风湿关节炎。我怀疑他在日本“红旗能打多久”，但他告诉我他有两三个黑户口朋友回国后都很后悔，还羡慕他在日本不回去。

　　96年我移民去加拿大时，一帮朋友在新宿吃饭为我送行，小B也去了。我去加拿大后他有时还与我通国际电话，他在日本的状况依然如故没有什么起色。后来，在我接到他结婚报喜电话之前的大约两三个月前，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来告诉我他决定去加入一个教会，是专门给人寻找配偶组织家庭的，教主是韩国人。我之前在日本时依稀知道仿佛是有这样的教会，还曾经在杂志上读到过某前著名女演员和艺术体操女王参加类似教会的八卦文章。但我觉得那样的教会似乎与小B的世界没有什么交集。可是小B在电话那头充满信心，他说他的一个北京来的黑户口哥们已经找到了日本老婆，对那哥们儿好得难以置信，打都打不走。还说那哥们儿就在他身旁，要他跟我聊几句。那个北京人果然换过电话跟我说了几句。那次电话我没怎么在意，总觉得有点天方夜谭。不料不出两三个月果然小B就做了日本人民的女婿。

　　

　　小B在电话里报喜之后告诉我说会寄明信片给我。一两周后果然接到了他由东京寄来的明信片，正面是他和他的日本新娘的合影，反面有他新娘用日语写的问候。之后又与他通过几次电话，还和他的日本新娘说了话，很客气地谢我从前对小B的关照等等。

　　在后几次与小B的通话中，小B陆续告诉了我他去教会找老婆的过程和他新娘的一些情况。他说去教会后第一次给他介绍的是一个中国姑娘，他拒绝了，教会的牧师问他理由，他实话相告说自己是黑户口，除非配偶是日本人，连去区役所结婚登记都办不到。牧师认为理由正当，安慰他不必担心，说教主和“神样”，也就是上帝会给他做主。“神样”是无所不能的，不要说黑户口问题，就是再大的事儿也不在话下。果然第二次就给他配了个日本老婆。可是他老婆开始有些不乐意，他老婆是电脑工程师，年薪八百多万日圆，觉得小B条件与他不很匹配。但牧师教育他老婆嫌贫爱富要不得，说“神样”洞察世间万事万物，给她找的郎君错不了。他老婆便很虔诚地接受了“神样”的教诲。可是他老婆的家里又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拒绝承认小B，所以他老婆回老家时，小B一人留在东京，不肯去见老丈人。不料他老婆回东京时，老丈人一块儿跟来了，进门“扑通”跪在小B面前磕一头，说：我女儿以后就拜托你了。之后就转身走了。

　　小B后来的婚姻生活很幸福。他先有了一个儿子，他老婆怀孕期间反应厉害，还患了高血压，后来住院，小B天天做饭送饭，家务全包。月子期间无微不至。夜里婴儿哭闹全是小B照顾。小B说他老婆后来有一次突然扑到他怀里一把抱住他泪流满面地说：感谢“神样”，赐予她如此温馨体贴的好丈夫。过了几年小B又有了一个女儿，儿女成双，他的黑户口问题如同那个牧师所预言的早在结婚当初就解决了，先给三年配偶签证，后来转成了永久居民。小B有了女儿后又曾经给我电话报喜，有趣的是他那时竟然满口日语，开口闭口都是“啊脑乃”“诶到乃”（日语语气词，无意思）。他的日语也带着明显的山东和东北口音，但比他的上海话强很多。他说他的儿子女儿有时会戏谑他的日语，但他老婆会说：不许嘲笑“熬到桑”（爸爸）。（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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