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的政制定型│夏雨│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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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的政制定型
夏雨 (发表日期:2016-11-06 10:32:44 阅读人次:1003 回复数:1)
转载--张超　　科举化与民主化——兼论未来中国的政制定型　　　　科举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通行制度，民主是西方现代政治的通行制度，它们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在现代中国，人们对两者的评价却是厚彼薄此、判若云泥。五四时期的知识界一面把民主尊为“德先生”，与科学一起悬为中国人追求的神圣目标，一面把八股文与太监、小脚相提并论，对科举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今天的人们在论及科举时虽已纠正了全盘否定的极端论调，但总体上仍是贬多褒少，顶多勉强承认其在“封建社会”起到的历史作用，对其被废除的原因则强调是其自身弊病所至，因不适应社会发展故属历史之必然，因此也就丝毫谈不上现代意义与价值了。就连一位力主为科举正名的刘海峰先生也认为：“重新认识科举制，并不是主张在当代恢复科举制——实际上时过境迁之后科举制也不可能被恢复，而是要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还其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注一]。”他这一番话也许是要减少为科举正名的社会阻力，但也可能确实是他不相信科举能被恢复。对此我的看法却是：全面恢复科举制度，不仅在中国是可能的，可行的，而且也是一种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　　在目前的中国，如果要言及恢复科举，别的不说，那些以民主自由为神圣目标的右派人士首先就要跳起来，他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是要抵制中国的民主化！”想象力丰富的会更进一步：“这是要恢复帝制的前兆！”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下面就是本人所持的主要观点：　　科举与民主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文明环境，但在理念和程序上却是并行不悖且能相辅相成的；中国的民主化必然会导致科举化，科举化则必然会导致民主化，甚至只有科举化才能更好地推动民主化；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必然会定型于一个既民主又科举的全新模式。　　一、科举的本质及与民主之比较　　在讨论科举与民主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对科举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我们现在通行的理解往往都流于片面和浮泛。比如网络上比较知名的“百度百科”对“科举”词条有如下若干定义：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上面这三句话，除了“封建”一词犯了惯常的错用之外，别的基本上还算靠谱。我们再来看看刘海峰先生对科举的理解：　　“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是在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什么是科举？科举就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或方式。［注二］” 　　刘先生虽然能从文明的高度评价科举，但仍然只是侧重于它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所以就和上面的百度百科词条一样，显得不够深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只要拿奥运会来作一个比拟就好理解了。如果现在有人说“奥运会是主办方选拔各项冠、亚、季军的体育竞赛活动”，除此之外再无引申，你不觉得这种论述是在避重就轻么？人们向来所理解的奥运会的宗旨，并不只是产生前三名而已，而是重在所有选手的参与，是所有参赛者的自我超越。奥运会弘扬的是人类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它不仅仅是一项体育活动，而且体现了一种文化，代表着一种文明。那么，回过头来，用看奥运的眼光看中国的科举，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科举难道仅仅是选拔人才这么简单吗？不是，它也代表着一种文化与文明（两者都曾延续一千年以上，是最足以分庭抗礼的两座文明丰碑），它所弘扬的是一种“天下为公”的精神，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正如朱熹所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注三］，虽然传统中国从名义上讲是家天下，但通过科举制度，已经将政权开放给全社会，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科举社会的国家所有权是私有的，但其管理权（使用权）却是公用的。科举一方面体现的是统治者大公无私的胸怀与气魄，另一方面体现的是全体民众所拥有的人人可以参政的权利，也就是“民权”，这才是科举制的本质与宗旨，也就是第一义；至于政府由此选拔出人才，以及民众由此渠道进入政府，这只是其本质与宗旨的表现，已经是第二义了。　　科举和民主，严格地说并不是精确对应的，和科举精确对应的应该是竞选，它们都属于制度层面。而民主是竞选所要实现的宗旨，竞选则是民主实现的方式。科举的宗旨，我觉得可以“公权”一词概之，即涵括“天下为公”、“政权开放”与“民权”诸方面而言。所以科举制与竞选制的关系，就是“公权”与“民主”的关系。　　科举的要义可以概括为：一、一国之国民均有参政之权利，此之谓平等；二、参政者以品德才能为标准择优选任，此之谓公正；三、因品德不适合以外在标准衡量，故以可外在衡量之才能竞争为主，此之谓公开。民主（竞选）的要义可以概括为：一、一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此之谓平等（倘属某个人或某类人即不得谓人人平等）；二、政府应由全体国民授权产生，此之谓公正；三、授权方式为竞选人公示政治纲领，由国民投票决定人选，此之谓公开。如果把科举与民主的各自要义进行对比，我们不难看出，两者只是侧重点不同，一侧重参政资格，即由什么样的人参政，一侧重参政机会，即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参政。参政的资格与机会并不是一回事，中国唐朝的科举就是将两者分开，中了进士只表示获得做官资格，但要想有做官的机会，还必须参加吏部的选试。也就是说，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科举与民主并未构成必然的对立关系。　　二、民主化必然导致科举化　　中国人现在对民主普遍抱有一种隔河观景的向往，但对于中国实现民主后会怎么样这个话题却很少见到认真的探讨。我估计绝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就象美国那样好了！也就是政坛主要有两大党，一个为左翼，面向中下层选民，主张更平等，政策以增加福利为主；一个为右翼，面向中上层选民，主张更有效率，政策以减税为主，然后大家投票，由他们轮流做庄。但是，这样的两党制被搬到中国，真的会如崇美人士所预期的那样顺利运行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因为届时他们会遇到一个北美大陆所不曾有过的、拥有两千年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的强大对手［注四］——主张科举的第三党。　　在现代中国，如果讲中国有“特别国情”，往往会引起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激烈反感，因为这帮人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有“特别国情”，凡是与西方不一样的，都应该抛弃。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他们一面鼓吹要在中国实行民主，一面又鼓吹剥夺民众的儒家信仰——“打倒孔家店”——也就是不允许民众自己为自己作主。这种自相矛盾的传统在知识界一直沿袭到当代，凡是民主必须由他们认可，他们不认可的，即便有强大的民意基础，那也不叫民主，而是叫“民粹”或诸如此类由他们派发的贬意词。所以我现在也无法预料，如果中国实现民主之后，舶来的左右派政党在遇到本土的科举党（不妨暂以此称之）的挑战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和对策。　　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只要大家都按牌理出牌，严格地或大体上遵守民主的原则让人民自由选择，那么科举党击败其所有对手赢得执政将是无庸置疑的。因为和恢复科举这一承诺相比较，左右派的政治纲领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对于中下层民众来说，还有什么样的福利能比科举——一个让自己的孩子可以凭考试成绩跻身上层社会、成为政府高级官员的政策——更为丰厚呢？而这样的福利又不仅仅是面向中下层，它是一视同仁面向全体社会的，所有重视教育的家庭、所有努力上进的青少年、中年甚至老年人都能从这一政策中受惠，在它面前，美国式的左翼政党所能提供的那些福利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左派首先就会在科举党面前败下阵来。至于右派，他们的许诺科举党一样可以提供啊，因为科举党本身就是由文化精英组成，在注重效率这一点上不会比任何人逊色。中上层的选民可以对经济福利不感兴趣，但不可能对科举这一政治福利无动于衷。所以左右翼的长处科举党都能具备，他们只代表特定阶层的利益而非社会全体利益的短处科举党又能避免，那么中国的民主选举将会导致科举党上台执政，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即便考虑科举制度在中国已废除了一百多年，社会对其能否有效地运行产生疑虑，那么科举党也可以给社会足够的时间来观察了解。在民主体制下，科举党并非一定要上台执政才能推行其政治纲领，它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在野党先在党内推行科举选拔制。西方式的政党都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只代表特定人群的利益，科举党则是面向社会完全开放的，因为它除了科举理念，不必再持更多的政见，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都可以凭科举考试成为党内的中坚甚至领袖，同时还可以保持他原先的政治立场不变。也就是说，科举党能帮助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知名度，也能帮助左右党派扩大其政治影响，它自己要做的只是力求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即可。随着一批批科举人才的涌现，科举党的社会影响力将会与日俱增，其相对于西式政党的优越性——理智、远见、包容、执中——也将会逐渐展现，那么公众由疑虑与观望转变为信任与欢迎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科举属于制度层面，其思想层面就是儒家，其文化层面就是文言诗文。儒家不是只会教人做官，更重要的是能教给人一种信仰与生活方式，这是西方的宗教团体才能做到的；儒家又能教人学习古代的经典，这是西方的教育、文艺和学术团体才能做到的。所以科举党远非西方式的单纯的政党可以比拟，它在固有的政治属性之外，又同时具备宗教属性、公益属性、文化、艺术以及学术属性，就象古代的儒士一面是政府官员，一面又是教育家、诗人、作家和学者一样。儒家的宗旨是要教化社会，提升社会，以实现各阶层共赢；相比之下，西方式的左右党派却只会挑拔阶层对立，制造社会撕裂，不是劫富济贫，就是劫贫济富，这种以贫富分阵营、以资产为价值的世界观根本就不符合中国人重义轻利的传统。谚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儒家仁义精神塑造出来的科举党，与西方权利观念塑造出来的左右派政党一同亮相时，民众单凭直觉都会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只要民主体制下的中国不再来一次反儒运动，不再次全面否定打倒自己的传统（这种事的概率应和外星人入侵地球差不多），那么儒家的复兴，文艺的复兴，科举制度的恢复，科举政府的建立，都将是不待智者而后决的历史大趋势。　　三、科举化必然导致民主化　　科举的宗旨是公权，与民主可谓貌异神同，因此不仅民主化可以导致科举化，科举化也可以导致民主化。　　在科举体制下，政府官员由公平竞争产生，那么其家庭出身、政治立场肯定不是整齐划一的，其内部有派别之异也就是必然的。比如北宋时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科举出身，但因为政见不同，所以就形成党争（按今天的标准，王就是左翼党，司马就是右翼党），始终分为得势与失势的两派，类似民主制下的执政党与反对党的格局。在君主时代，皇帝是党争的最大的仲裁者，但如果没有了皇帝，谁才是最大的仲裁者呢？当然就是政府之外的全体民众了。所以在不民主的前提下实行科举，最终必然会导致政府为加强自身的权威而产生对民主的需求。　　一个不民主的政府之所以抵制民主，最大的原因是担心政权会落入与之有本质对立的党派手中，但这种担心对于科举政府并不存在。因为即便选举导致执政团体下台，上台的还是科举政府，政权仍然保留在科举党内，只不过是另一个派别而已。在一个已经实行了科举的社会，任何党派想废除科举，都是在违背最大的民意，侵犯最大的民权，所以它根本就不可能有上台的机会。这样从正反两方面看，民主化对于科举政府是有利无弊，那么科举化导致民主化岂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科举能导致民主，为什么满清政府的立宪却没有成功呢？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满清并不曾真正实行科举，它不肯真正实行科举的原因，也就是它后来不肯真正实行宪政的原因，即一心只欲维护其部族特权。清政府的重要官职都是由非科举出身的满人把持，如果真正实行科举，不用百年，除了皇帝之外，满朝官员都将以汉人为主，那和把政权拱手让出有什么区别？正是出于同样的心理，所以晚清时的立宪只能是一个幌子，他们不可能实行真正的宪政民主，其不成功是必然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不愿实行真科举的，一定也不愿实行真民主；反过来也成立：凡是不愿实行真民主的，一定也不愿实行真科举。　　日本和英国，以及现代实行公务员制度的西方，本是受中国的科举影响，然而他们都不曾实行真正的科举。对此你可以说他们这样做是适合其国情的，但你不能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民主。日本引进过唐朝的科举制，但最终没有推行开，英国对科举制只是作了借鉴，一开始就没打算学全，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只要看看现在日本和英国的政坛仍被贵族门阀把持就知道原因所在了。他们的学不来，只学一半，与满清的有科举而不肯落实其实并无二致，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特权阶层不肯向社会公开政权。由英国最早实施的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只是用来产生事务官，仍然是社会的中下层，政务官你平民就无法考上，即便首相总统有平民出身，那也只是极个别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西方的所谓民主，很难称得上是真民主。　　今天的中国也有公务员制度，据说这是为了和西方的先进制度接轨。但倘若中国人都对科举制有了正确的认识，那么自然就会意识到这所谓的“先进”顶多只是相对于这几十年而言，如果放到中国的历史上作类比，则不过是照科举之虎所摹画之猫。一个人为地设置“阶层流动天花板”的选才制度是既谈不上公平，也谈不上公正的。它在西方可以有效运行（因为他们历史短浅，尚存封建余习），但在中国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其最终命运不外两种：一是主动朝科举制转化，进而推动民主化；二是维持不变，等着民主化之后通过竞选上台的科举政府将之废除。　　科举制度具有一种让社会均质化的功能，它一面可以限制豪强，一面又让中下层民众有上升渠道。虽说科举面前人人平等，但任何社会总是上层人数少而下层人数多，一视同仁的结果就是天然地有利于中下层社会，因此也就天然地倾向于民主。由科举推动产生的民主，甚至较竞选制更能体现民主的真精神，因为它更不易被势力集团幕后操纵。惟其如此，要在今日中国推行以平民阶层为最大受益者的科举化，其所受到的阻力如果不是更大于推行民主化，至少也要与之相当。　　四、怎样推动科举化？　　推动中国走向科举化，无论是在民主化之前还是之后，其步骤大体是一样的，概括起来就是：一、思想启蒙；二、文艺复兴；三、文化科举；四、政治科举和科举政府。　　所谓思想启蒙，就是全面肃清近百年来横加给科举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还其历史真面目，同时充分认识科举的公权本质与普适价值，以及恢复科举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意义。　　科举虽然产生于君主制社会，但并非只能存在于君主社会，民主社会一样有其存在的必要；就象民主制度最早产生于奴隶社会，但并非只能存在于奴隶社会一样。科举的被废除，并非是缘于其自身弊病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因为它总归是在公开考试、选才授官，难道还比废除后的不设公开标准、任意授官的制度弊病更大吗？　　科举被废除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满清部族政权出于“防汉第一”的考虑而对内对外采取一系列不作为政策的结果。废科举时的直接理由是培养西学人才，但西学之落后并非科举所致，而是满清统治者的历朝政策使然。因为西学一如科举，也是满人无法同汉人竞争的领域，况且西学所涉及的火器更是满人惟一所长的骑射的克星，所以科举尚能加以利用，西学则根本不可能在满清立足，这与明朝政府对西学欲先“翻译”、继“会通”、再“超胜”[注五]的开放进取政策形成强烈反差。康熙自己就研习过西学，而且也预料到“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注六］，但为保部族政权计，决不放松对西学的禁锢，坐等中国受西洋之累之日的到来。鸦片战争后清廷迭受列强挫辱，仍然固步自封，甲午战争时因为担心汉人生变，所以不肯迁都西安作持久战以拖垮日本（后来庚子时还是逃去了，倘若早五年成行，满清的寿命会大大延长也不一定），而宁愿以两亿两白银将日本喂成工业化强国，然后又欲借沙俄势力平衡牵制强大起来的日本。最后日俄战争于1904年2月在东北爆发，满清政府宣布“中立”，战争持续一年有余，次年9月5日日俄双方签订《朴茨茅斯和约》，而袁世凯等人即于此前三天（1905年9月2日）联名上奏《请废科举折》。折中谓“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数十年后，人才始盛。……强邻环伺，岂能我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在当时那种朝不保夕的国势背景下，废科举可谓实逼处此，别无选择，但这正如先自废右臂，等急需其用时不得不截左臂以续，我们能说因为那左臂的存在才导致右臂的偏枯，因此早就应该截掉，以及它最终被截是由于自身的弊病不适应历史的发展吗？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科举和学校完全可以并存，因为它们的侧重点不同，就象各种竞技性的运动会和学校的体育课可以并存一样。科举有许多学校教育所不具备的优点，如果现在被恢复，国人一样可能会重科举而轻学校，既然熟读有限的几部诗书就有中举做官的可能，那又何必费钱费时费力去上学校然后大学毕业还找不到工作？我估计上学人数马上就会因之下降，如果政府觉得这会降低国民的科学素质，完全可以作相应的矫正，比如规定应科举必须有高中以上学历等等，而不应该简单地以学校来抵制科举，否则又与借口有碍工作学习而不准适龄青年恋爱结婚有什么区别？中国的古人把“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并称为人生大喜，就是因为应科举在传统社会是所有国民的一项基本而重大的权利，今天的中国人失去了它，应该知道惋惜和反省，而不是盲目地轻信不可能和不应该重新拥有那种权利。如果中国不恢复科举，那么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阶层固化、社会割裂、国家动荡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代教育的成本高昂、资源稀缺，底层民众想借此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惟一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只有科举。毕竟科举考量的是人自身的聪明才智，与其所拥有的资源无关，如果聪明才智不够，即便再多的财富，再大的权势，再好的师资，也拼不出一篇出类拔萃的诗文来，这才是大城市里的子弟不得不和穷山沟里的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有力保证［注七］。　　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在为科举正名的基础上，进一步为文言文学正名，重新确立文言文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培养产生一批写作人才，续接被中断了一百多年的高雅文化的传统。　　文言文学在现代中国的销歇，其直接原因就是科举的废除，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只不过是在痛击已垂死的老虎。如果科举还在，大家要靠文言诗文改变命运，你让胡适在一旁大叫“文言文是死文学”，看有谁会搭理他？因为没有了科举，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也就失去了在文言文上花功夫的理由与必要，于是白话文想不风行也不可得了。这就象一个人原来是开车上班，后来手头紧，把车卖了，那么就只能步行，并非原来不会走路而卖车后才开始学会的。未有白话文运动时，中国已经有了白话经典小说，有了白话文运动后，中国反而出不了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相提并论的作品，那么白话文运动到底有什么用？文言文是白话文的根和源，没有了文言文，白话文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举废除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了新一代的文化人，近百年的文化成就主要是出自科举时代所培养的和其直接薰陶之下成长的那两代人之手，比他们更晚出生的，与文言传统基本隔绝，眼界与素质急剧下降，不再具备传承文化薪火的能力与资格，于是自然就导致了今日中国社会所整体呈现的粗鄙化与弱智化，追根究底，这原是百年前科举废除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统一是汉字的功劳，其实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科举的功劳，因为汉字不会自动钻进中国人的脑子里，也不会自动在偌大的国家保持高度统一而不随各地口语发生变异。正是由于历代中央政府推行科举，规定典范的教材，提供优渥的奖励，才使一千多年来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有了苦读“子曰诗云”的动力，也才使语言习俗之歧异不亚于欧洲的中国各地，拥有同一个考场塑造出来的高度同化的知识阶层，这才是中国保持文化和政治统一的充分必要条件。否则日本也有汉字，怎么我们认其字却不解其文？如果没有科举的强势主导，那么白话文早早就会风行，几百年下来，汉字在中国也会衍变成十几种互相看不懂的文字，就象现在大多数人看不懂苏白小说《海上花》一样，那样多元化之后的汉字可就不是有助于统一，而是有碍于统一了。现代中国人不象古人那样精通文言诗文，也不愿在上面花功夫，则是因为没有了科举的功利驱动，既不是我们没有古人风雅和勤奋，也不是文言诗文与现代社会差异太大而变得更难学了。说到难学，它还会难过英语吗？当代中国人学英语的干劲，其实就是古人学文言的翻版，不同的只是功利的指挥棒调转了方向而已。因此文言文根本不存在过时一说，我们既然要为科举正名，则当然也必须为其赖以运行的文言文正名。　　为什么科举考试必须要用文言呢？我们改成考白话文行不行？答案是当然不行。因为文言诗文是高技术含量的文体，有足够的难度供应试者施展才华，而白话文是低技术含量的文体，平庸者能够藏拙，优秀者无从因难见巧，而评卷者又没有规范的评分标准，于是褒贬抑扬只能一任其意（现在高考作文之弊病即如此），这样自然就难以保证科举选才的有效性了。这和太极拳、围棋能产生公认的大师，而广播操与五子棋就出不了大师是一个道理。另外理工科人士可能会对科举的内容只限于作文感到不平，这种心理应该算是五四以来的“科学崇拜”所导致的孤陋自大，因为文学是直指人心、紧扣现实的（科学则反是），它拥有理工科专业不可企及的时代话语权和历史话语权。一个人在围棋上是天才，但对人情世理未必就能明晓；一个科学家在专业上有重大成果，但让他评论政治却未必就能胜过常人；惟有文学的专业目标就是影响人心和引领社会，它与历史、哲学是一体的，只有对社会人生有着独到的感悟与见解，才能写得出一篇出色的文章，因此以文言写作作为科举内容是最公平也是最合理的。　　在正确认识文言诗文的科举功用与社会价值之后，接下来的努力方向就是提倡文言写作，培养作者群体。当然这会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但也是一个不可逆的、量变必然引发质变的过程。陈寅恪曾说：“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注八］。”当今中国正在推广的儿童读经活动，以及网络上自发出现的文言诗文写作尝试，虽然都不易引人注意，但放到文言复兴的历史大背景下，却不难看出其正为未来世局转移之滥觞。　　所谓文化科举，就是在不具备政治科举的前提下，重点发挥文言文学的文化功能，即先尽文学的本分，这种定位其实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曹丕曾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所以历来从事文学的也未必只是为了做官。科举被废除后，中国一样有数目庞大的作家与文学爱好者，他们从文学本身就能得到收益和乐趣，但是由于白话文学技术含量低，能达到的高度有限，专业作家未必就能强过业余作者，各种名目的奖项和赛事也难具权威性，所以今日的文学界对社会已谈不上什么影响力，更遑论“声名自传于后”了。而文言文学则不然，因为它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着极高的技术含量与公认的审美标准，不同作者的水平高下，同一作者的用功久暂，都可以在作品中得到精确的呈现，所以不仅适宜群体的较优选胜，也值得个人为之穷尽毕生心力。我们可以想象，当自小读经的一代人渐渐长大，届时文言作者与读者都将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如果举办一场文言诗文大赛，则不仅可以选出真正的文学人才，而且也会产生新闻价值和社会效应。那些优胜者只要用功不懈，其水平可以终生进境不已（白话文写作就做不到这一点），于是文言创作群体的质量也会水涨船高，社会影响力也就日益扩大。到了这个时候，文言作家不说执思想文化界之牛耳，至少也是当仁不让的急先锋，即便仍然无意于政治，其离政治科举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就象现在无法预料民主化之后的左右党派如何应对科举党一样，民主化之前的当政集团会怎样对待政治科举，也是一个未知数。如果他们认为现行的体制应该不变，也可以不变，那么肯定就会拒绝科举化，同时也拒绝民主化；如果觉得现状无法维持不变，那么在科举化与民主化之间，优先考虑前者也并非没有可能。　　现行的政治体制属于“秦制”，走向科举化就是转为“汉制”，历史上的汉唐两朝都有过成功的先例。汉武帝一朝推行尊儒和察举制的动因之一，是当时的中央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下降，所以想籍此把思想话语权和人才都收归中央，也就是加强社会对政府的认同；唐朝初期科举已有限地实行，中央对社会的控制没问题，但统治集团内部却发生了分裂，武则天为了打压军功集团，所以破格提拔科举人才，虽然汉唐的情势各异，但政权都是由此向社会完全公开，从而保证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当代中国可谓同时具备了汉唐两代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另一方面当政集团内部又生派别之异，这时如果启动科举化，则不仅可以增强民间对政府的向心力，而且也会培养出一批只对国家和政府而非对利益集团负责的知识阶层，于是官民隔阂能够得到有效缓解，派别分歧也会因此淡化。　　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化是一个和平的、有序的过程，从启动科举化到完成科举化，至少也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因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并非一蹴可就；而民主化是一个急变的、失序的过程，竞选党派可以在一夜之间拉出组建政府的全班人马，而其人选对于社会来说，多半又是非常陌生的，远不象科举人才那样有文章言行可按。如果把科举化比作中医的汤剂疗法，那么民主化就是西医的手术疗法，中医的药性可验，疗程可控，治愈的病例可稽；西医的手术治标不治本，有后遗症不说，还有发生医疗事故的可能，两者的优劣高下是一目了然的。既然民主化必然导致科举化，科举化必然导致民主化，那么孰先孰后其实并无多大区别，我们为什么不去挑选风险较小的那一条路走呢？当然每个时代的选择并不都遵循理性与逻辑，未来中国偏偏就是挑选风险最大、效率最低的那条路也不一定。但不管怎样，文化科举必然会走向政治科举，而政治科举也必然会实现科举政府，而推动科举化的世纪工程到此也就功德圆满了。　　五、未来中国的政制定型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政局从未实现过三十年以上无大变的稳定，未来中国的政治前景如何，是一路有惊无险，还是颠沛动荡在即，除了神仙，任何人都无法预言。但如果说有什么是可以预言的，则只能是有朝一日得到彻底安定后的状况，这正如一颗圆球被投入碗中，其跳荡不定时的路线不好确认，但其最终静止的位置我们却可以预知，就是一定在碗底的中心。　　未来中国得到彻底安定时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认为就是融合西方的民主与中国的科举为一体的“民主科举制”。投到碗中的圆球为什么会停留在底部的中心？因为地球引力会将它向下拉到碗中最低的位置，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会稳定在民主科举制？因为这是现代中国人在已有的思想和技术条件下能够实现的最平等的政治制度。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注九］”。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是不断地走向更平等，至于每个时代所能实现的程度，则要视思想与技术的进步限度而定。　　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是世袭制，秦和汉初是中央集权制，汉武帝以后是中央集权加察举制，除了一个世袭的皇室，再没有世袭的贵族阶层，政府由民间察举的士人组成，可谓是社会走向平等的一大进步。但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即便是皇室，也没有世袭的理由和必要，所以汉武帝之后，主张禅国让贤的理论十分盛行，盖宽饶、眭弘还因为劝皇室及早让贤而招受杀身之祸，但这种理论仍是不可遏阻，并最终导致王莽的新朝建立。王莽的上位是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的，但是新朝的短命无异于在宣告这一政治实验的失败，后来曹丕、司马炎、刘裕等以禅让之名行篡位之实，更是彻底败坏了这种理论的声誉。禅让制在远古时代也许确实成功实行过，但在大一统郡县时代，地域扩大，人口增多，社会复杂化之后，已经不具有客观上的可能性。所以钱穆说“中国传统的皇室世袭乃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不相信有万世一统的皇权（《尚书》中就说“天命不于常”），另一方面因为客观条件所限，无法以更好的制度替代，于是只得加以接受。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自西汉以后的政治制度确实是停滞的（明末黄宗羲的“非君”算是一种理论上的突破），但这种停滞是客观条件所限，正如钱穆所说：“若说这是中国政治的缺点，毛病是在中国国家规模太大，但我们究竟不能责备中国古人为何建立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呀！［注十］” 　　中国古人在君主世袭制的前提下，创造出了科举制，已经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平等，我们可以用“私有公用”来加以概括。现代的民主制可以说就是一种新型的“禅让制”，因为它们都是和平地交接权位，由于交通、信息技术的发达，昔日制约中国实行禅让制的因素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今日中国实行民主化至少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是西方式的竞选民主制虽然能够体现政权“公有”，却不能很好地体现政权“公用”，因为它无法让所有的民众都拥有直接参与政治的机会，也无法有效地防止门阀寡头对政治的操纵，所以事实上近于政权的“公有私用”。民主科举制把两者融为一体，既符合民主制的要求，也符合科举制的要求，可谓兼二者之长而去其短，真正实现了“公有公用”。　　中国不可能只是民主化而不科举化，也不可能只是科举化而不民主化，因为中国历史上已经实现过政权公用，所以未来不可能停留在西式民主的政权私用上，又因为现代世界已经普遍实行了政权公有，所以未来也不可能停留在传统科举的政权私有上，总之，只要一天不到达“公有公用”这个碗底的中心，中国政治的这颗圆球就会一天不停止来回游动，也就一天不会最终定型。　　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科举制，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的最高成就，也将是世界政治史上的最高成就。古希腊的柏拉图曾提出过“哲人王”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让哲学家治理国家，而中国的科举制所体现的“选贤与能”则与这一理论不谋而合，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曾这样评论被废除的科举制：“这些官员是经由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所选举出来的。这个方法柏拉图将会很感兴趣；虽然这个方法已经失败，今天已不再采用，但是柏拉图一定会因为中国有这套办法而喜爱中国。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法最能调和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作官的机会，但只有那些适合作官的人才有机会作官。［注十一］”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它没有那种可以推进自己的力量，进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这句话虽然听着有点刺耳，但至少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并非凭空诬蔑，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满意中国的现状，我只希望今日之中国人能够知耻而发愤，有勇气、有毅力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为未来的中国和世界开出政治文明的新天地来。　　----------------------------- 　　［注一、二］见刘海峰《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　　［注三］见朱熹《四书集注孟子万章章句上》。　　　［注四］基辛格在其《关于中国》的新著中说：“中国精英可以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寻找启发，而美国精英能参考的历史只有两百年多一点”。但如果中国人都对历史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那么中国的历史也就只有自五四算起的九十多年而已。　　［注五］徐光启为修撰《崇祯历书》给崇祯皇帝的奏折《历书总目表》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得到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但一入满清，原先的文化自信与远见就被“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杨光先语）的愚昧颟顸所取代。　　［注六］见吕思勉《中国通史》第五十章所引。　　［注七］文学的平等性与民主性在西方亦然，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绪论”中说：“被民主征服的领域，将随着文明和教育所征服的领域的扩大而扩大，而文学则成为对一切人开放的武库，弱者和穷人每天都可从中取用武器”。　　［注八］见陈寅恪《寒柳堂集》之《朱延丰突厥通考序》。　　［注九］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之“绪论”。　　［注十］见钱穆《国史新论》之《中国传统政治》。　　［注十一］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卷（4）《中国与远东》，转引自刘海峰《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