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文明的灰烬”│夏雨│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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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文明的灰烬”
夏雨 (发表日期:2016-08-29 21:47:18 阅读人次:1251 回复数:1)
“刘仲敬：文明的灰烬” 2016-08-28 14:15:43 　　1、还是结合您在新疆工作的经历，稍许对中国政局有些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近些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特别是维、藏这两个西部边陲民族同中国执政当局以及汉人的矛盾日趋激烈化，您能否结合自己在新疆工作那些年的感受，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这显然是伪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当我们开始说谎，我们编织了多么可怕的罗网。我们必须编造更多的谎言，遮蔽原先较小的谎言。在伪问题的框架内，没有正确或有效的答案。　　内亚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前者是中国整体的失败，后者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如果德国失去了柯尼斯堡，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你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如果你的脚肿起来，原因其实是心脏衰竭。在脚上贴膏药，基本上不起作用。　　内亚只有一项真正的地方性问题：跨国走私网络的发展成熟。没有地方强力部门的长期参与和分利，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地方政府是武断的、任人唯亲的、机会主义的，但中国全都是这样。　　2、对于当前民族问题的种种症结，有人将板子打在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今天很多问题都肇始于这一政策，您怎么看？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问题的激化，他们主要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根上就很难认同汉族（或者所谓的中华民族）及其政权的统治。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否存在，不会比九三学社是否存在更加重要。除了极少数依靠统一战线基金为生的人，谁都不在乎这些政策存在不存在。这一政策浪费了一点点统战经费，但在巨大的国库开支中只是沧海一栗。它制造不了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难道有人当真相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统治了新疆吗？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相信政协会议统治中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可能跟异教徒融合，但并非不能接受异教徒的统治。他们曾经愿意接受杨增新的统治，后者比共产党更有资格称为汉族政权。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不可能实施民族统治，除非你以为八千万党员自身构成独立共同体（民族）。照葛兰西的定义，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有机的。　　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无根的国际资本主义刺激下，地方主义发育为民族主义的速度骤然加快了。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进程，而是一个创造民族的世界性进程。创造民族会不会导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结构的包容性。魁北克在加拿大没有问题，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就有问题。　　3、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矛盾在哪里？难道我曾经打算造福人类么？我明显是在进行游士投机活动，逃离下沉的船。　　4、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感觉，现下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似乎是每况日下了，虽然执政当局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一时半会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还很关心，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鄙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鄙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百年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第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　　5、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 20世纪初期，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其实有很多，这从当时活跃的各种思潮及其实践也可窥得一二。但国人的选择，却日趋激进，及至最后选择了苏俄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乌托邦道路，您认为个中因由为何？　　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列宁主义是总体战在亚细亚社会的变形，严格说来不符合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标准。　　民国知识界的激进化是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在远东的投射，激进是指世俗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而言、不是指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一开始就是苏联卢布植入的结果，很难说是国人的选择。李大钊在自己的政治保护人垮台后，不得不依靠苏联的金钱，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原先鼓吹的理论。这种情况跟严复或梁启超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完全不同。难道严复或梁启超也是英国和日本情报机关的成员吗？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不仅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而且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这些选择都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一点都不乌托邦。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都是外来的，但组织才是重要的。思想起的作用，连点缀都算不上。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当中，中国人的地位还不如匈牙利。　　6、下一个问题，对于这种激进化的道路选择，彼时的知识分子有无责任？比如，他们在译介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总是不自然地会根据自己认为的需要，多有歪曲。　　某些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显然有责任，但责任显然不大。知识分子可能充当策士和间谍，但这是政治投机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没有他们，苏联不难另找代理人，例如瞿秋白这样“毕业就失业”的俄文学生。民国不缺游民知识分子和游民无产者，不愁招不到人或是培养不出人。　　自由主义的思想（或任何思想）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集团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思想引进的忠实性对政治路径影响甚微。反过来却不是这样，胜利者不难扶植和培养自己喜欢的思想。启蒙创造历史的学说符合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在真正的历史上却没有什么依据。自由主义思想的歪曲程度低于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后两者有机会获得政治集团的扶植。歪曲和迎合是资助的代价。　　7、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从历史上来讲，以休谟、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脉络为基础的一套宪政实践缘何没能在中国生根落地？据我们所知，其实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的。问这个问题，也是基于您正在进行的一项写作 ——《英格兰宪法溯源》，此书进展如何，我们甚是期待？　　这种机会不大可能存在。中国只存在另一种机会，某种拉美式的威权主义披上立宪主义外衣。经过长期和平发展，最终和平演化成功。欧洲由封建自由的各阶级分权演化为立宪君主制，这种可能性在秦政以后的中国已经消失，虽然在周政下或许曾经存在。你不可能在近代中国复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历史背景。欧洲思想家是事后的总结者，不是事前的设计师。英国宪法是贵族、新教徒等等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历史创造思想，思想创造不了历史。根据某种理论设计未来的发展，这种做法就很不自由主义。　　8、当然，国内也有不少思想流派对现下体制多有建言和批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毛左、新儒家、以及新权威主义，不知您有无关注，又是否能在这儿做简短点评？　　除了空洞的标签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谁还会根据他们的意见行事呢？他们是一群不大有希望的策士，早已被买主抛弃。　　毛本人不是左派，而是善于利用左派的机会主义者。他的真正才能类似朱元璋，比其他人更能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这种才能来自他的传统教育和个人经验，他的追随者复制不了。今天的毛左如果不是公安局的临时工，应该是不可能生存的。茅于轼在长沙遇见的那批人肯定是临时工，否则公安局不会允许他们上街。临时工可以为你做自己不方便做的事情，避免责任落到你自己头上。　　新儒家没有一点儒家的东西，甚至连南洋儒家的新康德主义都放弃了，很快就会变成导游和土风舞演员。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国教会的地位，同时又说不清国教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历史上的儒家不是教会，也很难改造为教会。　　新权威主义是冷战体系为朴正熙和蒋经国一流人物准备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复制的。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对称的。如果三民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傻瓜，如果共产主义是错的，那么所有共产党员都是罪犯。如果大陆执政的是蒋介石或者是普京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台北人对中国会像克里米亚人对俄罗斯一样，但是因为在大陆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所以国民党不会因为遇上台独就回大陆。共产主义只能绝对正确，因此把自己的退路锁住了。后方没有粮食，没有战壕，你要么就是死在原地，要么就是顶住，顶住了就好，否则留在原地是死，后撤也是死。后撤就变成拿坡仑那种情况，大军在茫茫雪原上撤退，肯定全都死在路上。与其这样，你还不如死在战壕里。　　9、对于政体出路的探索，现下的学者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在落实选举之前，推行党内民主或者发育公民社会等，对于这些建议，您怎么看？　　他们有必要证明自己还活着，仅此而已。对列宁主义政党而言，党内民主和自行解散是没有区别的。发育公民社会，就是说：让割草机驾驶员负责在草坪上种树苗。这样对树苗和割草机都不太公平。割草机也不是自己愿意当割草机的。　　10、从您的文章，我们看得出，您对“组织力量的强调”，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在中国建政这 60 多年的时间来，在这一点上却是破坏远多于建设。我们的问题是，这样一套敌视组织的施政逻辑是怎么构建起来的？组织力量的博弈对未来中国走向又会有哪些作用？　　当然是苏联有丝分裂出来的，苏联则是在内战时期发明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打不赢内战，他们只会组织巴黎公社，这样的自治社团联合起来顶多是一个联邦国家，不可能变成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实现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肯定要解体的。让马克思自己发言，他肯定会说俄罗斯就是该解体，东方帝国最好给英国殖民。否则让俄国人吞并，还不如交给英国人。　　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设计目的就是破坏所有社会组织，然后才能实行全面格式化。格式化如果彻底，就是红色高棉那种情况，社会完全解体。张闻天治理江西中央苏区，把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就等于中国的红色高棉。所以长征是必须的。有没有蒋介石都少不了。照张国焘的说法，叫做挤干橘子。当时还有其他橘子可以挤，等待全中国都挤干了，那就只有改革开放了。　　改革开放不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法权体系，原来的满洲国或者上海租界有这样的体系，现在没有。中国的企业按照中国以外任何国家的法院来看都应该叫做黑社会，企业老总就是党和黑社会的杂交品种。哪怕拿到非洲去，这套手段都会引起暴动。前殖民地国家看上去落后，但是他们的法律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制定的。中国模式依靠列宁主义控制劳动力，吸引低端产业。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个橘子。人口枯竭后，印度尼西亚或者缅甸的年轻人口就会取代我们。　　11、我们注意到，您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构建共识”努力不是很看好，比如您说“底线就是用来破坏的，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从各方面一起破坏的。”我们知道，一直以来，您以局外人自居，但前述评判是否太过轻飘？　　有共同体，然后才能达成共识（或达不成共识）。谁和谁达成共识？谁又能代表谁？流沙社会没有共同体，因为你没有确定的身份和利益。重复博弈塑造共同体，游士的实际作用是削弱重复博弈的可能性。游士不代表任何人，甚至不代表自己。他只能开出一系列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以明日之我反对今日之我。　　12、虽然您对时局发声不多，但从您以往的一些文章里边，我们还是能感觉到您对现下是比较悲观的。那么，在这儿能不能系统地分享下您对中国未来的预判，以及这种预判的理由？　　中国将要以挑战者的身份来破坏国际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被撕得粉碎，不管结果怎样，自己都要完全失败。俄罗斯是一个有核武器和出口原材料的国家，中国也是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当然出口的不是木材和石油，而是出口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用完了，就越过刘易斯拐点，是去年的事情，它就没有什么可以输出的，只剩下大批领不到福利的老人，空空荡荡的农村，黑手党横行的国家，少数精锐部队在骚乱中疲于奔命，就像二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的情况，但是还要更糟，因为当时俄罗斯人口充裕，乡村生产力很强，粮食足够。八十年代的西方会害怕中国难民四出流窜，现在不用了，因为人口已经老化了。他们现在会害怕穆斯林的流民或者黑人的流民，但是不用再害怕中国人。中国人已经老了，都会在原地饿死，如果你只剩下大量需要养老金的老人，你是没有什么力量造成威胁的。军事国家必须要有年轻人，人口老化以后，好战性就会迅速减弱，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的人口年轻，到 2020 年，美国人口就要比中国的更加年轻，中国还没有完成帝国主义的使命，就把自己的人口资源给耗干了。　　苏联解体的时候，开始掌权的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和跟他们接近的人，他们有一套西方的宪政理论，他们就像二月革命以后的克伦斯基政府一样，讲理论，讲思想，实际上它没有主攻能力，是一盘散沙的知识分子，除了会写书以外什么也不会，结果企业家他们号令不动，军队号令不动，警察号令不动，什么都号令不动，结果他们过不了几年就黯然下台了，最后上任是普京这样的人，普京凭什么上台，因为他能号令克格勃，一个所谓的强力部门，他又能够把石油或者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给收编了，他有这个权力核心来统治俄罗斯，他的统治像袁世凯一样，后者依靠前清留下来的军事力量。社会上一盘散沙的人很容易在动乱中灭亡，但是东正教、伊斯兰教这些有宗教派系保护的人有较大的机会。社会上谁的组织力量最强，谁就会接管。　　来源：水煮百年

回复[1]: 太悲观了！没时间看的，浏览这几段也可以了 夏雨 (2016-08-29 22:13:40)

　　主文摘录：

　　3、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矛盾在哪里？难道我曾经打算造福人类么？我明显是在进行游士投机活动，逃离下沉的船。

　　

　　8、当然，国内也有不少思想流派对现下体制多有建言和批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毛左、新儒家、以及新权威主义，不知您有无关注，又是否能在这儿做简短点评？

　　除了空洞的标签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谁还会根据他们的意见行事呢？他们是一群不大有希望的策士，早已被买主抛弃。

　　毛本人不是左派，而是善于利用左派的机会主义者。他的真正才能类似朱元璋，比其他人更能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这种才能来自他的传统教育和个人经验，他的追随者复制不了。今天的毛左如果不是公安局的临时工，应该是不可能生存的。茅于轼在长沙遇见的那批人肯定是临时工，否则公安局不会允许他们上街。临时工可以为你做自己不方便做的事情，避免责任落到你自己头上。

　　新儒家没有一点儒家的东西，甚至连南洋儒家的新康德主义都放弃了，很快就会变成导游和土风舞演员。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国教会的地位，同时又说不清国教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历史上的儒家不是教会，也很难改造为教会。

　　新权威主义是冷战体系为朴正熙和蒋经国一流人物准备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复制的。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对称的。如果三民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傻瓜，如果共产主义是错的，那么所有共产党员都是罪犯。如果大陆执政的是蒋介石或者是普京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台北人对中国会像克里米亚人对俄罗斯一样，但是因为在大陆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所以国民党不会因为遇上台独就回大陆。共产主义只能绝对正确，因此把自己的退路锁住了。后方没有粮食，没有战壕，你要么就是死在原地，要么就是顶住，顶住了就好，否则留在原地是死，后撤也是死。后撤就变成拿坡仑那种情况，大军在茫茫雪原上撤退，肯定全都死在路上。与其这样，你还不如死在战壕里。

　　

　　

　　9、对于政体出路的探索，现下的学者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在落实选举之前，推行党内民主或者发育公民社会等，对于这些建议，您怎么看？

　　他们有必要证明自己还活着，仅此而已。对列宁主义政党而言，党内民主和自行解散是没有区别的。发育公民社会，就是说：让割草机驾驶员负责在草坪上种树苗。这样对树苗和割草机都不太公平。割草机也不是自己愿意当割草机的。

　　

　　

　　10、从您的文章，我们看得出，您对“组织力量的强调”，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在中国建政这 60 多年的时间来，在这一点上却是破坏远多于建设。我们的问题是，这样一套敌视组织的施政逻辑是怎么构建起来的？组织力量的博弈对未来中国走向又会有哪些作用？

　　当然是苏联有丝分裂出来的，苏联则是在内战时期发明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打不赢内战，他们只会组织巴黎公社，这样的自治社团联合起来顶多是一个联邦国家，不可能变成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实现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肯定要解体的。让马克思自己发言，他肯定会说俄罗斯就是该解体，东方帝国最好给英国殖民。否则让俄国人吞并，还不如交给英国人。

　　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设计目的就是破坏所有社会组织，然后才能实行全面格式化。格式化如果彻底，就是红色高棉那种情况，社会完全解体。张闻天治理江西中央苏区，把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就等于中国的红色高棉。所以长征是必须的。有没有蒋介石都少不了。照张国焘的说法，叫做挤干橘子。当时还有其他橘子可以挤，等待全中国都挤干了，那就只有改革开放了。

　　改革开放不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法权体系，原来的满洲国或者上海租界有这样的体系，现在没有。中国的企业按照中国以外任何国家的法院来看都应该叫做黑社会，企业老总就是党和黑社会的杂交品种。哪怕拿到非洲去，这套手段都会引起暴动。前殖民地国家看上去落后，但是他们的法律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制定的。中国模式依靠列宁主义控制劳动力，吸引低端产业。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个橘子。人口枯竭后，印度尼西亚或者缅甸的年轻人口就会取代我们。

　　

　　

　　12、虽然您对时局发声不多，但从您以往的一些文章里边，我们还是能感觉到您对现下是比较悲观的。那么，在这儿能不能系统地分享下您对中国未来的预判，以及这种预判的理由？

　　中国将要以挑战者的身份来破坏国际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被撕得粉碎，不管结果怎样，自己都要完全失败。俄罗斯是一个有核武器和出口原材料的国家，中国也是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当然出口的不是木材和石油，而是出口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用完了，就越过刘易斯拐点，是去年的事情，它就没有什么可以输出的，只剩下大批领不到福利的老人，空空荡荡的农村，黑手党横行的国家，少数精锐部队在骚乱中疲于奔命，就像二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的情况，但是还要更糟，因为当时俄罗斯人口充裕，乡村生产力很强，粮食足够。八十年代的西方会害怕中国难民四出流窜，现在不用了，因为人口已经老化了。他们现在会害怕穆斯林的流民或者黑人的流民，但是不用再害怕中国人。中国人已经老了，都会在原地饿死，如果你只剩下大量需要养老金的老人，你是没有什么力量造成威胁的。军事国家必须要有年轻人，人口老化以后，好战性就会迅速减弱，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的人口年轻，到 2020 年，美国人口就要比中国的更加年轻，中国还没有完成帝国主义的使命，就把自己的人口资源给耗干了。

　　苏联解体的时候，开始掌权的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和跟他们接近的人，他们有一套西方的宪政理论，他们就像二月革命以后的克伦斯基政府一样，讲理论，讲思想，实际上它没有主攻能力，是一盘散沙的知识分子，除了会写书以外什么也不会，结果企业家他们号令不动，军队号令不动，警察号令不动，什么都号令不动，结果他们过不了几年就黯然下台了，最后上任是普京这样的人，普京凭什么上台，因为他能号令克格勃，一个所谓的强力部门，他又能够把石油或者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给收编了，他有这个权力核心来统治俄罗斯，他的统治像袁世凯一样，后者依靠前清留下来的军事力量。社会上一盘散沙的人很容易在动乱中灭亡，但是东正教、伊斯兰教这些有宗教派系保护的人有较大的机会。社会上谁的组织力量最强，谁就会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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