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的角度论赵紫阳│骏骏│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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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历史的角度论赵紫阳
骏骏 (发表日期:2016-05-21 15:38:42 阅读人次:1179 回复数:0)
2016-05-21萧三匝　　胡耀邦去世后，家属与中央为悼词内容发生了争执。家属要求写上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邓小平不同意，他的理由是“我们这些人都不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于是此事只能作罢。2016年出版的《胡耀邦》弥补了胡家的这一遗憾，书中强调胡耀邦是马克思主义者，据说此书获得了胡家的高度认可。由此可见，胡耀邦家属很在意胡耀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定位。有理由相信，胡耀邦本人也在乎这一定位。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可以想见的原因是，胡耀邦是因为“反自由化不力”下台的，胡家不希望胡耀邦被官方定义为一个自由派。在我看来，胡耀邦可以算是一个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胡耀邦还是总书记的时候，邓小平对他的不满已经与日俱增，因此他会在1986年把推动政改的任务安排给赵紫阳。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又被任命为代理总书记。可以肯定地说，从那时开始，邓小平属意的下一任总书记就是赵紫阳。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十三大上，赵紫阳当选了总书记。　　邓小平之所以看中赵紫阳，一是因为他在多年总理任期内，成功推动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这一改革的方向，完全符合邓的预期；二是因为赵紫阳此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不感兴趣，因此客观上避免了遭受党内左派势力的冲击；三是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赵紫阳。邓力群曾属意这一位子，陈云、李先念、王震也曾向邓小平鼎力推荐，但显然，邓力群的左倾面目完全不对邓小平的胃口。后来邓力群对赵紫阳的进攻已经达到有恃无恐的地步，赵紫阳实在无法容忍，专门建议邓小平免掉邓力群作为意识形态大总管的职务时，邓小平没有迟疑。李锐的一封揭发邓力群当年在延安时期私生活不检点的信成了邓小平拿下邓力群的最好的借口。把道德瑕疵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我们这里司空见惯。　　邓小平之所以会在1986年急切地下达必须马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命令，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要求，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已经无法继续改革了。他希望改变党政不分的现状，希望经济更有效率，社会更有活力。但他的政改思路有明确的底线，那就是，改革是为了加强党的执政地位，而不是推进民主。官方对邓小平理论的解释繁文缛节，但归结到一句话，邓小平理论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而坚持党的领导又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这一点，早在1979年3月就已经确立。这一理论后来被赵紫阳的幕僚通俗地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也很欣赏这一概括。　　既然中国在经济上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政治上必然导向民主化。邓小平或许没有深入思考过他的“两个基本点”之间存在的深刻悖论，所以他既坚持经济的市场化，又强调政治的集权化。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但他没有区分新旧权威主义者有何根本的不同。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存在巨大分歧，这是导致赵紫阳后来下台的根源。　　赵紫阳接过了邓小平的令箭。一开始，他也认可邓小平给他划定的框框，他也认为稳定是政治改革的前提条件。但是，他理解的稳定和邓小平理解的稳定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应该在动态发展中求得稳定，而邓的稳定观则是绝对的稳定。如果说赵紫阳在接受政治体制改革的令箭时还是一个与胡耀邦类似的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在他组织研讨、起草、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他下台后，经过多年反复思索，他最后完成了从社会民主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变。这一点，只要读读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就能一目了然。　　吴伟先生参与了中共十三大前后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起草、制定和实施全过程，1987年1月至1989年5月他还兼任了赵紫阳核心幕僚长鲍彤的秘书。吴先生所著《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史论结合，呈现出了那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内在的丰富性和悲剧的成因。细读《台前幕后》，笔者不禁感慨万千。最大的感触是，近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讨论的政改命题，30年前的党内改革派不仅都讨论到了，而且已经制定了具体的改革方案！比如，党政应该分开；党只做政治上的领导，而不参与国家具体事务的管理；党内应该民主，并以此带动人民民主；应该改革人大、政协制度，让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正常的行使；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让宪法所载的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证……赵紫阳明确提出，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民主化。　　赵紫阳为什么能完成思想上的巨变？这当然与他的性格有关（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想把自己塑造成新权威的人）；也与像鲍彤这样的幕僚班子对他的影响有关。这个群体堪称体制内的另类，他们曾经是坚定的、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让他们醒悟了。经过痛苦地反思，他们接受了现代政治价值观。但从赵紫阳的个性和幕僚对他的影响这两个角度并不能完全解释他的思想转变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他担任了多年总理，亲自领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切身体会到了到底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能和市场经济若合符节。他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政治老人相比，他出访的国家多得多，知道世界潮流到底趋向何方；与幕僚们相比，他接触的人和站的高度更高。　　赵紫阳的政改注定要遭到惨败，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赵紫阳一定会失去邓小平的支持。　　不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他们的权力事实上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邓小平的认可和支持之上。即便在十三大上赵紫阳当上了总书记，他也不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表决案：今后，邓小平仍然是中央的最高决策人。这就是当时中国政治最大的政治。　　邓小平所倡导的政治改革实质上不过是一场行政体制改革，它并不牵涉任何政体变动，但赵紫阳的改革本质上却是一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是明白这一点的，他选择了在原则上高举邓小平的教谕，实质上突破邓小平的框框的做法，这就是所谓“跪着造反”。一方面，在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他突出了邓小平的指示，“坚决不搞自由化，坚决不搞三权分立”；另一方面，他说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期目标就是高度民主化，而且近期就要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化。这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苦心，他如果完全听从邓的指示，不越雷池一步，他可以当两届总书记（邓曾通过李鹏带给赵这句话），但他没有这样做。　　但邓小平是毛所谓的“钢铁公司”，他是不能容忍任何人违反他定下的方针的，任何人试图这样做，就只能下台。聪明如邓小平，也不可能看不出赵紫阳的意图。事实上，在看了赵紫阳主持起草的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草案后，他就委婉而明确地指出过，“我们不能照搬三权分立，你们也没有写要三权分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点”？这其实是一种警告，赵紫阳不得不赶紧按邓的指示修改报告和《设想》，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下台以后，他还认为邓对他的不满完全产生于后来他应对学潮的态度。不得不说，他对邓小平的认识是不足的。邓为了坚持自己的政纲，在做决定时是不会考虑任何感情因素的，他拿下胡耀邦是如此，拿下赵紫阳是如此，后来拿下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也是如此。据吴伟先生考证，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邓对赵的态度就已经开始变化了。　　其次，赵紫阳也没有得到高层大多数人的支持。通读《台前幕后》和陈一咨（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所著回忆录，我没有发现太多在政改方案研讨、起草、修改、制定过程中高层人士明确支持的记录。在十二届七中全会上，本来是要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提交全会“原则通过”的，但由于预备会上对《总体设想》有不同意见的人较多，赵紫阳担心正式表决时出岔子，又考虑到这个文件会不准备公开，实施进程也由中央掌握，择机出台，因此没将其付诸全会表决，所以后来在公报中使用了“原则同意”而不是“原则通过”的说法。　　在十三大后落实政改方案时，随处可以看到抵制和反对政改的人。赵紫阳是总书记，但中组部部长宋平和中宣部部长王忍之都不听他的，他也无权撤掉他们。当时的高层中，最支持赵紫阳的应该就是万里了，但在十三届政治局中，万里并不是常委。当时的五个常委，李鹏和姚依林是坚决反对赵紫阳的，乔石态度中立，态度鲜明地支持赵紫阳的只有胡启立，而胡的资历和权力基础在五大常委中又是最弱的。除了常委一级，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两级，支持赵紫阳的人也不多。可以说，到1988年下半年，赵紫阳在体制内已经相当孤立了，就是没有后来的学潮，他在中央的权威也已经与当总理时不可日而语了。　　再次，赵紫阳没有实现与民间的有效沟通。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民间思想高度活跃，民主化运动起此彼伏。赵紫阳的主张和民间社会虽然有所不同（比如他坚持在保证秩序稳定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民主，但民间社会偏于急躁，总是等不及），但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是有共识的，甚至可以说是共识多于分歧的。在当政高层普遍保守的情况下，赵紫阳如果能实现与民间社会，尤其是与知识界的有效沟通，传达自己的隐衷，是很容易取得民间社会的谅解和支持的。赵紫阳是主张和民间对话的，这也是他下台的直接原因，但毕竟这种对话没有真正实现过。　　如果说到后期这种对话意愿总是会受到保守派阻止而不能实现的话，在改革前期，是存在这种对话的可能性的。政改方案研讨、起草、修改、制定过程中，为了不引起社会思潮的混乱，保密是必要的，但进入实施阶段，取得社会共识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民间会认为高层都是保守僵化的。学潮初期，学生们是对邓、李、赵一起反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当然，赵不选择提前与民间对话，是怕引起保守派的反对，激化本已明显的矛盾，但是，对话未必需要赵紫阳亲自进行，他本可以通过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渠道与民间沟通。　　最后，赵紫阳与他的幕僚都不是权谋中人。赵紫阳为人具有政治家的坦诚性格，不屑于用权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他的幕僚团队也都是理想主义者，甚至带有浓烈的书生气，给他出的主意多是“应该如何”，而不是“如何才能”。　　政治是平衡的艺术，是团结多数人的艺术，在一个前现代体制中，要推进政改，尤其应该重视如何才能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如何才能团结大多数人为我所用。在保守势力牢固的体制中，当保守派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改革派为什么不充分运用权谋呢？权谋是工具，它本身无所谓是非。遗憾的是，我们没看到赵紫阳在这方面做出多少努力，他唯一努力的方向是赢得邓小平的信任，他以为只要邓支持他，他的地位就稳固了，这不能不说是不智。他的幕僚团队中几乎也没有纵横家，这就更让人感到遗憾了。　　关于权谋方面，有几个故事值得一提：　　学潮爆发后，有人建议赵紫阳，在此敏感时期，应该取消访问朝鲜的计划。赵紫阳不认为学潮是一件大事，没有听从建议，以至于后来发表与他意见相左的4.26社论时，他不在国内，首先就丧失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性。整个学潮期间，他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　　陈一咨也是赵紫阳的幕僚之一，据陈一咨回忆，有一次李鹏的妻子拉拢他，他没有买账。当然，这体现了他的风骨，但风骨无助于成事，反而可能坏事。　　有一次，胡启立要到长春视察，其中部分内容与政改有关。胡找到中办副主任周杰，希望后者给他安排两个相关研究人员随行，周杰建议胡带上政研室的人，胡立马回答，政研室的人他不带。胡启立是常委中支持赵紫阳的人，学潮以后被降级使用，胡这句回答，深可玩味。　　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是一场仓促启动、提前上马的改革，即便他在细节上做得更好一些，也避免不了惨败的命运。中国历史上几次著名的改革最终都走向了失败，这是改革者的宿命。可能跳出宿命的必要条件是，改革者必须是真正的、具有极大权威的国家元首，同时他必须掌握官僚体系和暴力机器。而赵紫阳并不是当时的最高决策人，没有自己的班底，又不掌握军权，可能不失败吗？　　对于赵紫阳来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尽量听命邓小平，即便有所突破，也应该控制在邓能容忍的范围内，让时间来解决问题。邓小平本希望赵紫阳做十年总书记，这对赵紫阳来说本是个最有利的条件。十年时间可以让老人逐渐失去作用，十年时间可以让社会更加成熟，十年时间赵紫阳的权力基础也可以得到极大的巩固，在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后，再完全施展抱负有何不可？从十三大召开，赵紫阳当上总书记，到邓小平去世，其间恰好十年。事实上，1992年后，邓小平也很少再管事了，如果那时还是赵紫阳当政，中国今天又是什么局面？　　当然，在赵紫阳眼里，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已经到了非政改不可的时候了。但是，抛开具体的价值判断不谈，今天仍然没有开始政改，中国不也还没有崩溃吗？就是1997年以后才开始政改，我相信也不会太晚。必须提请注意的是，我在这里探讨的仅仅是时机问题，我认为1997年开始政改不晚，并不意味着我对当下时机的判断。　　一个人的个性和价值观是极难改变的，对邓小平这样身居极峰的政治强人而言更是如此。那么，为什么要急着试图改变他呢？最能改变世界的，是时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多少事，从来不需急。　　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中国这样一个存在悠久著史传统的国度，总会有人记录下真实的历史。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我们就不仅不能为未来找到方向和路径，而且容易陷入张狂和颓丧两级。历史未必能告诉我们能做什么，但它可以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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