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读《环球时报》文章有感│骏骏│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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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读《环球时报》文章有感
骏骏 (发表日期:2016-02-25 12:44:07 阅读人次:1989 回复数:7)
杨继绳：读《环球时报》文章有感（附《环球时报》原文）　　　　2月17日，《环球时报》发表了单仁平的文章，题目是《对西方奖项多一些心眼不过分》，话题从我退休前的单位“不允许”我前往美国领奖引起。应该说，这篇文章语调总体是平和的，文章的题目我不仅同意，而且一直是这样做的。对来自国外的奖项，能不能接受，我一直是多了“一些心眼”的。不管授奖机构出于什么目的，出于中国人的礼貌，我必须以诚相待。但是，有个几个奖项我还是婉拒了，因为授奖者和中国现政府关系有点紧张，如果接受他们的奖项，可能会危及我的安全，会影响我的正常生活。我毕竟是一个普通人，要食人间烟火。　　单仁平是《环球时报》评论员的常用笔名，其言论代表这家报纸的立场。我不习惯对虚拟名字说话，还是直对《环球时报》更好些。感谢《环球时报》的提醒，但我有话要说。　　一，《环球时报》说，“西方主流媒体近日把《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作为谈论中国的新焦点之一。” 　　这未免夸大其辞！当前世界媒体的焦点是朝鲜问题、叙利亚问题，有关中国的是南海问题，我一个76岁的文弱老翁，怎能是“焦点”？！《环球时报》将几家外国报纸夸大为“西方主流媒体”；将“不允许”我到美国领奖的些许报道，夸张成对我个人是“谈论焦点”！为什么要如此夸张？是不是通过渲染，企图把我变为权力打压的焦点？　　二，《环球时报》说，杨继绳“是一位广受争议的人士。” 　　周围的人对我是友好的。我的朋友很多，不论从小学同学到大学的同学，还是我一生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同事，都和我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同《环球时报》评论员素不相识，他这个结论是哪里来的？我不否认我的某一学术观点存在争议。由此把我说成是“广受争议的人士”，有伤我的人格。对《环球时报》评论员的措词，我表示遗憾。　　三，《环球时报》说，“该书认为，从1958年至1962年中国一共饿死3600万人，这一数字是对那场天灾人祸究竟饿死多少人各种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 　　错了。我在《墓碑》第23章中认为，要精准地查清到底饿死多少人，是不可能的。只能由人口学家用人口学的方法加以推算。我列举了中外学者对这个数据的推算结果，从1700万（蒋正华）、2200万（李成瑞）、3500万（王维志）、4000万（廖盖隆）、4300-4600万（陈一咨），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那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还有人说5000万、6000万的。我采取的数字，既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　　四，《环球时报》说， “如果他说死了3000万甚至4000万就是右的，如果他说没死人或死得很少，就是‘左’的。”司马南紧跟环评之后说：不能不佩服杨先生，偌大年纪不断创新，解放思想，已经达到研究到最高境界。用世俗语言概述他的研究成果：“想要饿死多少人便会饿死多少人”；换言之：“应该饿死多少人，自会饿死多少人”；再换言之：“饿死多少人能满足特定看客心愿，那一定会饿死多少人”…… 　　《环球时报》认为饿死人的数字是由政治立场决定的，不是历史上确实发生的。司马南认为饿死人的数字是随心所欲编造的。对他们的看法我不评论，我在《墓碑》第23章中展示了我的研究态度、方法和逻辑。他们不妨也看一看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长的李成瑞先生、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先生的研究成果，看一看曹树基教授和李若建教授的研究成果。也看一看外国人口学家的推算方法。看看这些学者提出的数字是不是随心所欲地编造，是不是与左派还是右派的立场相联系。　　五，《环球时报》说，“《墓碑》谈论的并非‘历史’，它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情绪，因而一问世就在网上激起‘政治争论’。” 　　不是“一问世就在网上激起‘政治争论’。”《墓碑》是2008年5月出版的。它问世后学界舆论如何呢？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当时说：“好评如潮”。　　《墓碑》获2008年度香港书奖；是凤凰周刊“年度盘点2008：值得记忆的10本人文书籍之一”；是亚洲周刊2008年中文十大好书之一。这些都是具有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的人士评选的。　　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第13期（2009年3月）刊载学术信息四则：其中第三则信息介绍《墓碑》时说：“虽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种有关大饥荒的书籍，但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这本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迄今为止关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的最有价值、最有份量的著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专家内部论坛评《墓碑》时写道：“这本书篇幅宏大，材料丰富，许多史料乃为首次披露，内容震撼，触目惊心，有令人不忍卒读之感。现在还活着的五十多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场大饥荒应还记忆犹新，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亦是为那三千六百多万受难者所立下的纪念「墓碑」之墓志铭。” 　　一大批严肃的学者发表近百篇肯定性评论。全国人大代表、著名香港左派人士吴康民发表文章说：“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是一位治学严肃、搜集资料丰富，而又思想开放、大胆敢言的作家。……最近完成近百万字的，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的实录专着《墓碑》，可说是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一大贡献。”（2008年7月6日《文汇报》）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文中对《墓碑》作出高度评价后写道：“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金融时报》 2008-09-28）　　国内著名学者丁东、李大同、卢耀刚、刘放等都著文对《墓碑》作出了高度评价。　　我还收到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的支持和鼓励信件、诗词（信件没有数字化，诗词见附件）。曹树基教授说的“好评如潮”并不过分。　　《墓碑》出版后的头两年，“乌有之乡”发表了鹤龄、齐劲松等几位作者的批评文章。但是，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几篇批评文章都不能与“好评如潮”抗衡，构不成“政治争论”。争论是2012年孙经先的文章发表之后。但这是《墓碑》出版四五年以后的事。《环球时报》把乌有之乡的几篇漫骂文章说成是“政治争论”。是高抬了“乌有之乡”。　　六，《环球时报》说，《墓碑》“被指出所用史料不实，逻辑也有问题。2014年孙经先教授曾与他在一个会上直接对话，提出其‘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据都是虚假的’”。　　《环球时报》在这里重复和传播孙经先对《墓碑》的不实指摘。　　乌有之乡对《墓碑》的攻击我没有理睬，因为除了漫骂以外，没有学术含量，我只回应了一篇《为恶骂者感到可怜》（网上可以搜到）。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他的学术性的题目吸引了我。我细读了孙经先的两篇文章，发现孙的所谓数学方法是吓唬不懂数学的读者的。我用他的“严密的数学方法”驳倒了他的“死亡漏报不影响人口统计误差”的结论。他承认大饥荒三年人口减少数千万，但不是饿死的，是因为没有上户口和重复上户口所造成的人口统计差错。他的这个说法当然上站不住的，因为从1958年1月 9日起，城乡居民迁入迁出都有严格的户籍手续。粮食和一切生活用品都有户籍所在地供应。不报户口吃什么？穿什么？这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说法被众多的人驳倒后，他又从《墓碑》中挑毛病，他说：“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 他们“反复阅读”“逐一查证”的结论，就是《环球时报》引用的这个说法：“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据都是虚假的”。他们从我的书中挑出十个“问题”证明这一结论。这十个“问题”中有九个没有问题，只有一处是我的疏忽，我将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文章《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中的涪陵专区死了200万人，误写成350万人。对孙经先能指出这个错误我曾表示感谢，并在书稿中作了改正。在这之后他又五六次再提这个错误，可见我的错误对他是多么珍贵啊！“反复阅读”“逐一查证”，在上千个数据中只查出一处错误，可见《墓碑》经得起对立面的挑剔。对孙经先的多次攻击，我有几篇文章作了回应：《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 ——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2012年）《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2013年）《关于大饥荒年代人口损失的讨论》（2014年）这几篇文章共有四五万字，在网上都可搜到，这里不再介绍。　　孙经先向我挑战以后，我收到了大量驳斥孙的来信，网上也有大量驳斥孙的文章。几袋来信没有数字化，现将部分网上驳孙的文章作为附件。请阅读。（附件：《下载的部分驳孙经先的文章》）　　《环球时报》提到我和孙的“直接对话”，这是来自孙经先虚构的报道《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直接对话》。2014年7月5日的武汉会议，是毛泽东左派主导的会议。上午我发言系统驳斥了孙经先对我的多次攻击，没有人反驳我的发言。下午轮到孙发言了，他说血压220，让一位年轻学者代他宣读文稿，这位年轻学者在宣读后表示，不同意孙的观点。由于会议的中心是讨论农村问题，只有几个人对我和孙两人的发言表态，其中有支持我的，也有支持孙的。会上没有得出支持谁的倾向性结论。但是，孙不顾刚刚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下发生的事实，作出了这个歪曲报道。7月11日我发表了《关于武汉会议的声明》。“声明”说：“鉴于孙经先对会议情况如此歪曲，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尊重事实的品格，这篇文章是我对孙经先最后一次驳斥，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睬。” 　　七，“杨继绳不是历史学家，他给人的印象并非对历史感兴趣，他后期的几乎全部作品都展示了强烈的政治倾向。西方社会喜欢他，用各种奖项推崇他，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当中的逻辑关系几乎用不着论述了，属于‘地球人都知道’的那种。” 　　我和《环球时报》素昧平生，不知道他用什么遥感技术得知我“给人的印象并非对历史感兴趣”。《墓碑》是学术著作，这是国内外学术界承认的。把学术问题置换为政治问题，再从政治上加以打压，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迫害知识分子的常用手法。我在《墓碑》中分析了产生大饥荒经济原因、制度原因和意识形态原因，难免涉及到政治因素。政治因素能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讨论对象？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呀！对大饥荒产生的原因进行经济分析、制度分析触犯了什么禁区？《环球时报》将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在他这篇文章里，“西方”似乎是敌对势力。还是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在意识形态上划分敌我，“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西方”奖励的书当然是“毒草”。我们都知道，“东方”和 “西方”是冷战时的划分，当时我党对时代的估计是“革命和战争的年代”，邓小平以后，我党对时代的估计是“和平与发展的年代”，《环球时报》说的逻辑关系是“革命和战争的年代” 的逻辑关系。现今中国和世界在经济上已连成一体，中国和世界利害相关。还沿几十年前的思维逻辑判断国内外的事情，会产行什么样的后果，只要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会一清二楚。我就不多说了。　　八，“杨大慨为他获得那么多奖项挺骄傲的，他用不着想西方这样捧他时，是不是在用这一招来跟我们国家较量。” 　　“杨大慨为他获得那么多奖项挺骄傲的”，这是《环球时报》评论员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出于安全的考虑，每来一次奖项，我都疑虑重重，思虑再三。我也深知“毁誉相随”的传统，来一次荣誉必然跟随相应或更强的诋毁。我怎骄傲得起来？我的份量何轻，国家的份量何重？“西方”怎么会把我这一介小民作为较量一个大国的筹码？《环球时报》有很强的“敌情观念”，他们提醒我不要被敌对势力利用。但我觉得他们这种“东方”、“西方”的划分，与中国政府的外交布局、经贸关系是不符的。他们也是多虑：瑞典史迪格-拉森奖授奖者是一个学术团体，据说对中国很友好。他们是敌对势力吗？哈佛大学是国际知名大学，是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习对象之一，中国在那里学习交流的学生、学者源源不断，把哈佛大学算作敌对势力也很荒唐。说这些学术团体给我授奖是为了“跟我们国家较量”更是荒诞不经。一些国外媒体关注“不允许”我去哈佛大学领奖的事，这些媒体也是敌对势力吗？如果认为自己周围都是敌对势力，那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怎能履行习近平总书记交给舆论工作者的“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使命？　　九，《环球时报》说“其实中国官方对三年大饥荒早有正式说法”“官方对‘人祸’因素并不回避。”“史学意义的研究和探讨都不是禁忌”。　　那场大饥荒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之痛，也是全人类刻骨铭心之痛。让更多的人知道其中的教训，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由于多年的掩盖，今天的年轻人都不相信当年发生的惨剧。“中国官方有正式说法”，民间就不能再研究、再讨论吗？如果真是“官方对‘人祸’因素并不回避”，为什么《墓碑》、《人祸》、《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实》等历史著作不能在大陆出版？为什么这些书在香港出版后被列为禁书？为什么写这类书的作者受到攻击和打压？真的是“史学意义的研究和探讨都不是禁忌”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地球人都知道”。　　十，《环球时报》说，西方的奖项这几年雨点般落到中国“异见人士”身上。　　什么是异见人士？百度说：“主要指反对所在国家政权的政策、法律。相当于在野派或反对派，持不同政见者这一术语通常指他们的意见是当时政权不能容忍或主流观念不能容忍的，因而人身可能会受到威胁和作为政治犯遭到迫害。” 　　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会记得，“异见人士”是苏联时代的说法。那时，如果苏联某人成为“异见人士”，不是坐牢，就是流放，至少会失去自由。《环球时报》没有明确说我是“异见人士”，但却把“西方奖项”“雨点”所砸到的中国人，都当成了“异见人士”。“雨点”能砸多少人？《环球时报》可能心中有数，这应当不是少数！　　我单位不让我去领奖，我当即同意不去。事后给关心我的众多朋友发出信息：“这把年纪了，对荣誉已看得淡了，不让去就不去，无所谓”。这事本应就此了结。《环球时报》又发出这篇评论，将已经了结的事又重新提起，是不是想挑起外媒更多的谈论？　　《环球时报》是党报《人民日报》的子报。当今社会思潮分裂，乌有之乡（包括孙经先）是社会思潮左的极端。我们承认这一客观存在。作为党报，应当站在公正的立场，澄清谬误，促进共识，协调社会思潮，促进社会和谐。遗憾的是，《环球时报》却坚定地站在极端的乌有之乡和孙经先一边。这是不是有失党报的身份、损害党的形象？　　　　　　附录：单仁平：对西方奖项多一些心眼不过分　　时间: 2016-02-17 11:42 来源: 环球网　　西方主流媒体近日把《墓碑》一书作者杨继绳作为谈论中国的新焦点之一。报道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决定将2016年路易斯·里昂奖授予杨，而杨退休前供职的中国官方媒体“不允许”他前往美国领奖。路易斯·里昂奖在西方并不出名，美欧媒体把这件事突出出来，耐人寻味。　　杨继绳《墓碑》一书2008年在香港出版，是关于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大饥荒”所造成人员死亡的“调查性报道”。该书认为从1958年至1962年中国一共饿死约3600万人，这一数字是对那场天灾人祸中究竟饿死多少人各种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该书出版后，杨继绳获得西方组织和机构颁发的多个奖项，比如2013年美国曼哈顿研究所的海耶克图书奖和2015年的瑞典史迪格·拉森奖都颁给了他。　　杨退休前供职于新华社，后做过《炎黄春秋》副社长，是一位广受争议的人士。在受到西方奖项 “包围”的同时，《墓碑》也受到国内部分研究者的批评，被指出所用史料不实，逻辑也有问题。2014年孙经先教授曾与他在一个有关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的研讨会上直接对话，提出其“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那场大饥荒成为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舆论场的热题。一些人批评官方只提当年的“天灾”，不说 “人祸”，他们支持“3000万”或者更多人饿死的推测。有人并非很严肃地总结道，看一个人在网上说那几年饿死多少人，常常可以判定他在网上的角色“左” 还是“右”。如果他说死了3000甚至4000多万，大概就是“右”的。如果他说没死人或者死得很少，就是“左”的。　　其实中国官方对三年大饥荒早有正式说法，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写的：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不难看出，官方对“人祸”因素并不回避。　　中国这些年不断有人研究那场大饥荒，他们对死亡人数的推测公众能够听到，应当说史学意义的研究和探讨都不是禁忌。然而《墓碑》谈论的并非“历史”，它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情绪，因而一问世就在网上激起“政治争论”。该书前言中公开称中国政治制度是“极权制度”，“奴役人类的制度”，大概是因为这些不寻常之处，西方组织颁给杨奖项时都称赞他的“勇气”。　　不扯什么“政治勇气”就事论事，中国政府承认大饥荒中饿死了人，中国地方上有的博物馆和史料中保存着具体的记载。在模范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村史展中，就有那几年该村饿死人的数字。然而学者们大多相信，获得一个精确的饿死人总数字是困难的，即使一个庞大的国家工程也未必能搞清楚。　　杨继绳不是史学家，他给人的印象是并非对历史感兴趣，他后期的几乎全部作品都展示了强烈的政治倾向。西方社会喜欢他，用各种奖项推崇他，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当中的逻辑关系几乎用不着论述了，属于“地球人都知道”的那种。　　杨大概为他获得那么多奖项挺骄傲的，他用不着去想西方这样捧他时，是不是在用这一招来跟我们的国家较量。新中国坎坷走到今天极其不易，我们的过去有不少伤疤和辫子，国家并不否认它们，但却要带着全社会往前走。西方最关心的是如何阻止中国往前走，尽管受它们利用的一些中国人未必也希望祖国绊倒。　　西方的奖项这几年雨点般落到中国“异见人士”身上。我们对此多一些心眼，大概不过分。（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回复[1]: 习总书记指着《环球时报》说：我那也有这个报 三国天下 (2016-02-25 13:31:40)

　　2016年02月20日 13:29 来源：环球时报

　　

　　2月19日一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人民日报社调研。在听取人民日报领导的相关工作汇报时，他指着展台内的环球时报说：“我那儿也有这个报。”

　　这一细节出现在当晚央视新闻联播的相关报道中，并被细心的环球时报编辑和一些朋友发现。这一消息迅速在环球时报全体员工和朋友们之间传开，大家倍感振奋，很多朋友发来祝贺。

　　环球时报官方微博20日晨发布消息，称：昨晚看新闻联播，习大大在人民日报展厅指着环球时报说：我那儿也有这个报!这一细节是环球时报全体同事的意外惊喜，大家倍感振奋。感谢习大大百忙中关注我们的工作，我们万万没想到，但今后更亚历山大了。谢谢央视小编留下了这个珍贵细节，给你加个鸡腿!

回复[2]: 金枪鱼 (2016-02-25 18:05:12)

　　　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杨继绳　著

　　2007年8月

　　永久的墓碑

　　（代前言）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觜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１９５０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１４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１９５１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１９５４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２０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１０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１０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７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１９５９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 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５０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的尊敬。

　　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１９５０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回复[3]: 金枪鱼 (2016-02-25 18:06:14)

　　我１９５４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２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２０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３０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１９５８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回复[4]: 金枪鱼 (2016-02-25 18:07:11)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和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万人。中国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１９２０处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２０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回复[5]: 金枪鱼 (2016-02-25 18:08:04)

　　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饥荒而著称、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毛泽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１９５６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１９５６年农村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周恩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毛泽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措施，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周恩来差一点丢了官。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思想狂热，其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回复[6]: 金枪鱼 (2016-02-25 18:08:40)

　　刘少奇这里讲的是实话，这段实话表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压根儿就不让农民吃饱。农民卖完“余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中国官方文件称为“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家吃菜而已，１９５８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１９５８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１９５８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回复[7]: 金枪鱼 (2016-02-25 18:09:22)

　　目录

　　上篇（地区篇）　

　　前言　（17000字）

　　第一章　祸起中原（61618字）

　　一、信阳事件

　　1，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

　　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

　　3，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4，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5，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6，各级党委都极力掩盖死人直相

　　7，死人事件暴露后还极力捂盖子

　　8，中共中央对信阳事件的调查和决策

　　9，基层干部承担了饿死人的责任

　　二、“潘、杨、王”事件

　　1，潘、杨、王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2，潘复生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3，“潘、杨、王”的“八大罪状”

　　4，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三、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旗帜

　　1，水利建设不讲科学劳民伤财

　　2，大放“卫星”　农民遭殃

　　3，“大跃进”花样翻新

　　四、至少饿死三百万

　　第二章　甘肃不甘（39370字）

　　一，用政治高压制造假话

　　二，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三，“共产风”一波高一波

　　四，荒唐的引洮工程

　　五，全省普遍大饥荒

　　六，通渭问题

　　1，通渭饿死人的比例最大

　　2，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

　　3，“完不成征购任务，提头来见！”

　　4，省委工作组继续反右倾

　　5，揭盖刨根运动

　　七对甘肃问题的处理和余波

　　第三章　天府饥魂（49893字）

　　一，皇恩浩荡　幸福无边

　　二，“三面红旗”鼓狂飙

　　三，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四，四川饥饿的时间最长

　　五，只能讲“疫情”，不准讲饥饿

　　六，“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七，吃青　刑罚　扣饭

　　八，一股救命的潜流

　　九，反右倾加剧了饥荒

　　十，四川饿死多少人？

　　第四章　安徽不安（57814字）

　　一，说凤阳，道凤阳

　　1，凤阳的大跃进

　　2，三年饿死九万人

　　3，饿死农民，撑死干部

　　4，政治高压，鱼肉百姓

　　5，在水利工地上

　　6，分田到户　渡过难关

　　二，无为的风波

　　1，大步奔向共产主义

　　2，父母官从农民嘴里夺粮

　　3，农民的苦难

　　4，谁讲真话镇压谁

　　5，张凯帆“大闹无为”

　　三．亳县的惨剧

　　1，放“卫星”，高征购

　　2，亳县的公共食堂

　　3，全县饿死20万人

　　4，饥饿之外再加摧残

　　5，人吃人的惨状

　　三，跳出三县看安徽

　　1，“五风”是怎样摧残农民的？

　　2，捂盖子和揭盖子

　　3，欺骗肚皮

　　四，“救命田”救了农民

　　五，安徽饿死多少人？

　　第五章　粮仓里的饿号（15995字）

　　一，沉重的征购任务

　　二，“五风”也渡山海关

　　三，守着粮库饿死人

　　四，吴德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第六章　富饶的饥馑（25888字）

　　一，江渭清奉命行事

　　二，这里“五风”也成灾

　　三，干部横行乡里

　　四，粮食短缺　物资匮乏

　　五，江苏也有人吃人

　　六，政策放宽，形势好转

　　第七章　岭南风云（22467字）

　　一，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经验

　　二，罗定事件

　　三，高要闹剧

　　四，南雄之灾

　　五，宋庆龄故乡的饥荒

　　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七，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八，宝安无宝

　　九，顺德不顺

　　十，来自合浦的报告

　　十一，逃港狂潮

　　第八章　齐鲁之难（18585字）

　　一，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三，山东的“五风”有特色

　　四，山东的粮食产量和征购

　　五，馆陶事件

　　六，济宁事件

　　七，全省大饥荒

　　八，舒同丢官

　　第九章　浙江之折（15736字）

　　一，从农民口中夺粮

　　二，江华紧跟毛泽东

　　三，鱼米之乡的饿殍

　　四，炉头大队：从丰足到饥饿

　　五，富裕桥头镇的昔日

　　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26703字）

　　一，从刀耕火种跃进到共产主义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三，农业工业齐跃进

　　四，陆良事件――大跃进最早暴露的死人事件

　　五，“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六，边民外逃

　　七，骚乱和暴动

　　八，退回去就有生路

　　第十一章　燕赵悲歌（23461字）

　　一，徐水闹剧

　　1，闹剧从农田水利开始

　　2，“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革命

　　3，毛主席到了徐水

　　4，共产主义试点

　　5，幻梦的破灭

　　6，目光转向安国县

　　二，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三，大跃进　大跃退　大破坏

　　四，河北创造了开“吃饭大会”的经验

　　五，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六，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第十二章　黑色的贵州（10817）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

　　第十三章　各省饥荒纵览（27078字）

　　十二省以外情况

　　山西寿阳事件

　　广西环江事件

　　中宁事件

　　福建的灾难

　　二，各省饥荒程度轻重不同

　　三，饥荒轻重不同的原因

　　第十四章　大饥荒期间的城市生活（18132字）

　　一，城镇的粮食供应

　　二，城市和农村有一个时差

　　三，靠国家粮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四，高级干部特需供应

　　五，几类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

　　六，关于“毛主席不吃肉”

　　

　　下篇（综合篇）　

　　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14236字）

　　一，天灾年年有　三年是常年

　　1，用官方的数据分析

　　2，用３６０个站点的气象资料分析

　　3，用１２０个水文站点的资料分析

　　二，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三，偿还苏联债务也不会产生大饥荒

　　第十六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22240字）

　　一，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二，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四，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

　　五，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刍形

　　六，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极权制度的基本单位（23198字）

　　一，毛泽东发动农业集体化高潮

　　二，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三，“人民公社好”

　　四，从共产主义退回到社会主义

　　五，城市人民公社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20770字）

　　一，消灭家庭

　　二，大办食堂使农民家徒四壁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四，把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第十九章　“五风”肆虐　（25556字）

　　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风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七，“五风”屡禁不止

　　第二十章　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27224字）

　　一，纠偏只有八个月　庐山会议一风吹

　　二，毛泽东独自唱低调　别人还得唱高调

　　三，所有制上退让，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四，搞退赔，仅是纸上文章

　　五，扩大农民自由，执行中遇到意识形态障碍

　　六，搞责任田，仅是暂时措施

　　七，下放城镇职工，减轻粮食压力

　　八，整风整社，把责任推向基层干部

　　九，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变（46794字）

　　神仙会暗藏杀机

　　彭德怀为民请命

　　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31920字）

　　一，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四，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五，残酷的高征购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七，压农村　保城市

　　八，大饥荒年代的代食品运动

　　九，农民的热量平衡

　　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20562字）

　　一，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的结果

　　二，用各省官方数据的计算的结果

　　三，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五，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19192字）

　　一，农业跃进，粮食减产

　　二，以钢为纲，搞乱全局

　　三，工业跃进　盲目建厂

　　四，全面跃进，全面紧张

　　五，被迫调整，一波三折

　　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14173字）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状况

　　1，骚乱和暴动

　　2，边民外逃

　　3，哄抢粮食

　　4，刑事案件增多

　　二，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

　　1，大规模的镇反肃反，在城乡形成了有利于控制的社会基础

　　2，利用专政工具严厉的打击，形成了强大的镇慑作用

　　3，每个人都生活在严密的组织之中，户籍制度和食品供应控制了人们的一切活动

　　4，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消减了人们的反抗情绪

　　5，现代社会的饥民不可能啸聚山林，揭竿而起

　　6，惩罚农村基层干部，消减农民的不满情绪

　　第二十六章　大饥荒的制度背景（17919字）

　　一，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

　　二，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四，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五，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

　　六，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七，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八，约束人的无形制度

　　九，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十，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第二十七章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13950字）

　　一，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二，共产主义探源

　　三，中国为什么选择了极权主义

　　第二十八章　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29939字）

　　一，七千人大会显现高层分歧

　　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三，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四，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五，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有关大饥荒的大事记（14659字）

　　参考文献（约2000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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