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才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金枪鱼│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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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才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
金枪鱼 (发表日期:2016-02-25 11:25:52 阅读人次:1014 回复数:1)
http://115.182.48.79/gsapp/wap/wzy.php?articleid=5738 　　文革中有多少非正常死亡的人，现在没有一个准确数字，也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估摸算起来也有几百万人。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人包含武斗中战死的、被枪毙的政治犯、被迫害致死的黑五类分子和犯了所谓政治错误的人，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堪忍受折磨选择结束生命的自杀者。提到文革中的自杀者，人们往往记住的是投湖的老舍、自缢的傅雷夫妇、跳楼的上官云珠等等各界名人，而那些用各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普通人则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中，实际上，这些人的命运更可悲，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更是无人能记起，他们才成为这场浩劫的真正牺牲品。　　这些自杀的普通人各有各的原因，但大多数是因对运动的方式和手段的恐惧而自杀。笔者搜集到的江西省波阳县（现为鄱阳县）东溪乡四份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档案中，有三份是自杀的档案，在三份档案中的主人公，都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审讯和批判，他们清楚如果不接受这些罪名，他们会面临严刑拷打，而一旦承认，他们又会无休止的参加各种批斗会，站在台上接受打骂和各种凌辱，因此，他们选择自杀，用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来保护自己。而另一份档案的主人公，正是在这样的批斗会上被打死的。　　　　用凿子凿死自己的地主　　1967年10月的一天早上，江西省波阳县（现鄱阳县）东溪乡金方村的地主分子方兴田，与村里的其他地富分子和往常一样被押到村里的老祠堂中，在监督人员的监督下开始做今天游村和批斗会上要戴的高帽。自从文革开始后，他们就被抓起来，时常要接受批斗和游街，这种被批斗的生活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常态。但这一天，恰好在老祠堂中除了他们还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是为生产大队的碾房做些工具的木匠们，方兴田望着这些木匠手中的工具，感到自己有机会脱离苦海了。　　早上九点这个时间，是监督他们的人要交接班的时间，但接班的人没有来，看守他们的这组人觉得他们一直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就没有等接班的人来就去吃饭去了。方兴田感到机会来了，就走向了木匠，趁木匠不注意从地上拾起了一个凿子，走进了祠堂内屋，把凿子的后部抵在内屋的柱子上，把咽喉顶在凿子的锋利的口上，脚用劲一蹬，凿子插入了喉咙，方兴田痛苦地倒在地上。　　此时，外面的人才听到声音，冲了进来，抢下来凿子，但凿子已经刺破了喉管，人虽还未死，但也已经气息奄奄了。人们把他抬回了家，方兴田抱着必死之心拒绝治疗，一周后去世，享年五十六岁。　　以上的场景是根据中共东溪乡委员会在1986年对方兴田的“非正常”死亡的几份调查材料而还原的，调查材料中没有提到他为什么会用如此的残忍手段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对他儿子的调查访谈中，他儿子提到了他父亲被关押期间所受到的严刑：　　询问方家兵（方兴田之子）　　问：你是方兴田的什么人？　　答：我是他的儿子，现在唯一的一个儿子。　　问：你父亲死的事你知道吗？　　答：我知道，当时是在67年下半年，我有二十九岁了。　　问：请你把你父亲当时的情况谈谈。　　答：当时是搞造反有理期间，有人说我家有金银，就把我父亲抓了去，把我关在家里。我父亲被抓去后被人用开水浇背，硬逼交出金银，我关在家里也受罚。　　问：你父亲被用开水浇你看见了吗？　　答：我没看见，是听见祝富等人讲的，当时他也是被关在那里。他还说用开水浇后再用冷水浇，袄（？）子脱下来就带下一层肉来。　　问：你父亲是为什么事死的。　　答：我父亲是受不住那些刑罚，而自杀的。　　问：他是怎样死的？　　答：是用凿子刺喉管而死的，当时刺的时候没有死，是过了一个星期后才死的。　　问：你父亲死前对你说了什么？　　答：没有说什么？　　问：你还知道些什么？　　答：其他我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也是被人管控着的。　　问：以上属实吗？　　答：是实事。　　问：祝富现在在世吗？　　答：已死了。　　笔录中方兴田的儿子所说的他父亲所受严刑拷打的事情也是听说的，并且说这话的人也已经去世，无从证实。而调查人也对当时的负责看守关押“五类分子”的民兵营长也进行了调查，自然，为减少责任民兵营长也否认这种说法：　　询问方庆升　　问：关于方兴田在文革中死的原因你知道吗？　　答：知道，当时我是民兵营长。　　问：你谈谈方兴田死掉情况。　　答：他是自己由凿子刺伤的，后一个星期左右才死的。　　问：他为什么事而死。　　答：据他说是受不了批斗挨打。　　问：对他进行过什么惩罚？　　答：也没有进行过特殊手段，都是与其他地富一样批斗、游村、带高帽子等。　　问：是不是对他进行过浇开水惩罚？　　答：没有，因他是穷地主，对一些富地主还进行过浇冷水的惩罚。　　问：发生的事是在什么时间？　　答：是在67年10月份。　　根据目前的调查资料，我们确实不能肯定方兴田受到过用开水浇背的酷刑，但民兵营长的话的可信度还是可以质疑的，一方面他想摆脱罪责，故意掩盖了许多事实；另一方面既然已经承认了对富地主浇过冷水，说明浇水的这种刑罚当时确实存在，只不过水分冷热，地主分穷富而已，但在狂热的迫害潮之下，水的冷热和地主的穷富，他们还管吗？　　人能够采取如此痛苦的手段自杀，大多是因为忍受不住更大的痛苦，在这个结果上看我真不愿相信方兴田所受的是这种用开水浇背的酷刑。　　附中共东溪乡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关于方兴田在“文革”中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死者方兴田，现年75岁（死时56岁），文化程度：高小，家庭成分：地主，本人成份：种田。家住东溪乡金方村委会杨家恒村。　　解放前，方兴田担任本村保长职务，解放后土改期间被划为富农，复查时定位地主，1967年全国都在搞造反有理、破四旧运动，因他家成份是地主，所以他和其他地富一样被抓起来进行游村批斗、带高帽子，逼迫他交出金银。67年10月份的一天，早晨九点钟左右，方兴田和其他地富一道被关在金方老祠堂的戏台上，在红卫兵们的监督下在各自扎高帽子，准备到各村带高帽子游行、批斗，当时正好木匠方文联在戏台上为本村碾屋做木工，九点钟左右是看守交接班的时候，方兴田在被人未注意时，拿走方文联请来帮忙的木匠徐以主动徒弟的凿子，到戏台里面的柱子旁，把凿子抵在柱子上，自己的颈脖子顶着凿子口上自杀，等被人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凿子已刺破了喉管，人们才把他的凿子抢走，当时并没有死，立即就把他抬回家中，因他不肯治疗，过来一个星期才死的。　　根据上述调查情况，我们认为方兴田属于自己有一般历史问题自杀，不属逼供讯所致死，无追究他人责任问题。特此报告。　　调查人：徐显明徐金彬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九日　　经党委审核，统一调查人意见 86.4.16 　　两位因恐惧而自杀的老人　　第一位死者叫官用民，于1966年4月投水自尽，死时年龄为55岁。（严格的来说官用民自杀的时间是在文革爆发前夕，这时农村还处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以下是他死了二十年后即1986年3月中共东溪乡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关于官用民在“文革”中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死者，官用民，男性，现年75岁（死时55岁），文化程度高小，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家住东溪乡章刘村委会都里村。　　解放前官用民在十九岁的时候因与家里赌气跑到波阳去当了国民党的兵，在部队里有18年，曾担任过付连长职务，后退伍回来在皇岗伪乡政府担任过付大队长一年多时间，后在（现农机站）遇到国民党十几名当兵的，他把这些兵带到了皇岗，并缴获了十来支步枪交给了解放军，解放军认为他做了好事，就吸收他参加了解放军约三年左右，后就回家参加生产，还到东溪石板桥看守过山，据被调查人反映在解放以后基本上没做过坏事，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份的一天晚上，原河东公社付社长胡长春、工作员刘增生、大队刘梓贵等五人到都里村把官用民捆绑带到公社，关在油坊房内，据官用炳（官用民胞弟），带走官用民的第二天，他的爱人送被子到公社去给官用民（因官用民是单身汉），官用民对我爱人讲：“他当过国民党的兵，历史问题是没有办法讲，现在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还讲他到郭公山开过黑会（因他到东溪石板桥看过山），他确实没有做过此事。”据当时担任值勤任务的河东大队民兵营长张兆林讲：主持审讯的是原河东公社武装部长程有清、河东油坊厂长邹坤龙两个人，一共审讯了二、三次，但是没有动过任何刑具。但是由于值勤人员思想麻痹，认为官用民没有什么大问题，关他的房门也是未上锁的，官用民由于思想过于紧张，又怕回去丢面子，烈古（？），不如一死了之，于是他趁值勤人员吃夜餐之机，偷出去了，跑到河东油坊背后坑里投水被淹死，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尸体。　　根据以上调查情况，因当时担任审讯的程有清、邹坤龙二同志均已死亡，具体情况是无法再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官用民因历史问题自己投水被淹死，我们意见不予追究责任。特此报告。　　调查人：陈贵主、张春玄　　经党委审核同意调查人意见中共波阳县东溪乡委员会 86.4.16 　　第二位死者叫刘锡灯，于1970年农历二月初九在家自缢身亡。以下是1986年3月中共东溪乡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关于刘锡灯在“文革”中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死者刘锡灯，男性，现年81岁（死时65岁），家庭出身：中农，解放前一贯种田，家住本乡新屋下村委会山家村。　　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根据当时进驻新屋下大队的工作组意见，放在山家村召开了一个群众批斗大会，由工作组员伍金生同志主持会议，批斗对象是刘锡灯。在批斗会上主要是要他交待在解放前当“股房老板”和参加“兄弟会”的历史问题，当时只对他挂了一个黑牌，发动群众进行检举揭发，并没有对他实行任何刑具和逼供行为。会后由于他自己思想过分紧张，一怕自己脱不了身，又怕连累子孙，于是，就在第二天一九七零年农历二月初九日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在自己家房中上吊而死。　　根据上述调查情况，我们认为因追查刘锡灯的历史问题，进行了一般的批斗，没有用刑，所以不予追究他人责任。　　调查人陈贵主张春玄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五日　　经党委审核同意调查人意见中共波阳县东溪乡委员会 86.3.26 　　一个投水而死，一个自缢而亡，两个老人用这种方式结束了人生。根据调查报告所讲述的内容，他们本都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大事，也没有多大的罪状，在审讯和批斗中也没有使用刑具和发生逼供行为，其结论是他们都是因为“思想过于紧张”而自杀。“思想过于紧张”一说，实际上是将他们的死归罪于他们自己，别人没有责任，时代没有责任，政府更没有责任。　　是什么让他们“思想过于紧张”？以他们的年龄，他们已经见识过“专政”的铁拳有多狠，他们肯定见过土改运动时痛打“恶霸地主”的场面，听过镇反运动时枪毙“反革命分子”的枪声，他们可能不止一次去参加公审大会，以他们的出身（一个是贫农，一个是中农）也还有可能上台去控诉过或打过“四类分子”，他们生前经历了1949年以来的各次政治运动，有这样的一种阅历，他们“思想”能不“过于紧张”吗？　　“不予追究他人责任”，再盖上一个大红的官印，官用民和刘锡灯的两条命就这样白白的丢掉了！　　　　批斗会上被打死的地主　　徐宗镜，江西省波阳县东溪乡人，家庭出身地主。在文革开始后，徐宗镜被卷入了一起反革命集团案，受到审查，被定罪名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因此，他经常和其他的五类分子一起被拉到批斗会上批斗。1970年3月的一天，他再次被民兵押送回他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东溪乡石板桥村接受批斗，这是他人生中经历的无数次的批斗会中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次批斗会上他被“愤怒的革命群众”，也是乡里乡亲几十年的同村人痛打，三天后死去，当时徐宗镜五十六岁。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文革的清算过程中，东溪乡政府对徐宗镜的死亡进行了调查，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并做了笔录，通过这些笔录，我们知道了批斗会当天的一些具体情况。　　笔录一：询问程景贵。（这份笔录记录了当时批斗会徐宗镜被打的情况）　　问：在斗争会上你看到有什么人打了徐宗镜？　　答：石板桥徐宗林老婆张×荣（注：根据其他笔录，张×荣为徐宗镜堂弟的妻子）打了徐宗镜的头一下，当时就流血了，因我在台下没有看清楚用什么打的。　　问：其他还有什么人打了吗？　　答：一些人还拳打脚踢，具体是什么人记不清楚。　　问：徐宗镜被斗回家后的情况你知道吗？　　答：他回家后没有上床睡，他儿子用几把稻草把他睡在锅头边，第二天我到他家去看，稻草都因为痛苦而搞的乱七八糟，当时我问他是什么地方痛，他说是肚子痛，不能上床睡。　　问：第三天死的情况你知道吗？　　答：他是第三天清早死的，死后他儿子向队讨了几块钱，随便钉了一个匣子，草草掩埋。　　问：你还听说什么吗？　　答：其他没有什么。　　笔录二：询问徐念付（这份笔录记录了徐被打后的情况）　　问：你认识徐宗镜吗？　　答：认识，我和他是老邻居，在三查当中是经常在一起挨斗的。　　问：你知道徐宗镜是怎样死的吗？　　答：知道，我是在皇岗回家走到上炉村关山口遇见徐宗镜的，他是被批斗回家（因那次我没有参加批斗），他对我说：老弟，我喊叫你坐一下，我现在与你见面，以后怕是不能见面了，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今天的斗争大会被人打伤，并叫我帮他包一下伤口。我一看他的头一个洞，正往外流花脓，可能是脑浆，我给他包了一下，然后我就回了家，三天后他儿子到石板桥搞松树回去割棺材，告诉我，说他父亲死了。　　问：他告诉你是谁打了他吗？　　答：他只是这样说，是刘正明叫他们打我的，他并踢了我一脚，打破头的人他没有告诉我，只是说不知道被什么人打了一下，就昏了过去。　　笔录三：询问徐良根（徐宗镜的儿子）　　时间：1986.3.20 　　地点：东溪村委会　　询问人：徐显华　　被询问人：徐良根　　记录：程元默　　问：你知道徐宗镜的死因吗？　　答：知道。　　问：你与死者是什么关系？当时多大年纪？　　答：我与死者是父子关系，当时22岁。　　问：你谈谈死因的详细情况。　　答：我父亲是一九七零年4月在家死亡，我记得我父亲是在参加东溪大队斗争后，回家三天后死亡，当时的斗争会放在东溪大队石板桥村召开，我父亲是被斗争者，其罪名被说成是在一九六八年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从那以后就经常被批斗。　　问：在最后的一次批斗会上，你记不记得你父亲当时被斗争的情况？　　答：因当时我不能参加大会，事后听他人说：我父亲在被斗争时，被张×荣（石板村，徐宗林老婆）用秤砣打破了头，还有不少人用拳打脚踢，回家后三天就死亡。　　问：你父亲被批斗回家后与你说过什么，或请医师看过吗？　　答：父亲没说什么。在当时情况下，请不到医师，伤又十分严重，头顶被打开一个洞，肚子被人踢后呈现肿胀，我当时很着急，只好眼看着父亲慢慢离去。　　问：你还知道什么吗？还有什么要说吗？　　答：不知道。我只是要求政府调查处理。　　被询问人签名：徐良根　　以上三段笔录记录了徐宗镜的死亡当天具体情况，根据调查笔录，调查人员写出了《关于徐宗镜在“文革”中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死者徐宗镜，男性，享年56岁，家庭出身地主，家住东溪乡东溪村委会会石板桥村，1970年3月死亡。　　一九七零年三月间，东溪大队假石板桥村村背后晒场上召开斗争大会，徐宗镜因现反问题，由下炉村程景文、高发盛（民兵排长）二人从下炉村带到石板桥参加斗争会接受斗争。会上石板桥村徐宗林老婆张×荣诉说徐宗镜解放前霸占了其夫前妻，诉苦后用拳头打了徐宗镜的头上，当时流了血。据张×荣本人讲是手指上戴了戒指，所以打破皮流血，不一会徐宗镜昏倒，在场大会主持人，当时东溪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正明（已死亡）说他装死不老实，把他从台上拎起，（）其小腹部踢了一脚，人就不行了，会就散了。以后徐宗镜慢慢走回家（下炉村），走到上炉村不能走，其子用土车推其回家。回家后说腹中痛，不能上床睡，用几把稻草睡在锅头边，第三天即死亡。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徐宗镜属于非正常死亡，其死因主要是头部和腹部受伤致死，但因刘正明已死，无追究责任必要，特此报告。　　调查人：徐显华、程元默　　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三日　　经党委审查，同意调查人意见　　86.4.16 　　在这份最后定案的《调查报告》中，对徐宗镜的死亡原因的叙述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第一个动手的张×荣到底是用什么殴打徐宗镜的头部，报告也只是说“据张×荣本人讲是手指上戴了戒指”，但根据其他人的笔录记录张×荣手上是拿了东西打徐宗镜的头部，并且打出了一个洞，而用戒指是绝对不能打出一个洞的，再说，在1970年代，一个上台控诉地主罪恶的人绝没有理由也不敢戴上戒指的，戴戒指在那个年代意味着封建思想或者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因此，最大可能正如徐宗镜儿子听说的那样是用类似秤砣的东西打的。《调查报告》故意忽略了群殴的过程，而把主要责任推到当时是大队书记并已去世的刘正明身上，让徐宗镜之死无责可究。　　回到四十五年前徐宗镜死亡前的那个批斗会，年近六旬的老人，低着头被批斗，然后被堂弟的妻子用疑似“秤砣”的东西把头上打出了一个洞，血流如注，可能脑浆都被打出来了，昏倒在台上，大队书记高喊他不老实装死，又狠狠地踢了他腹部一脚，接下来很多人，这些人都是同村人，对他拳打脚踢进行围殴，他又倒下了，批斗会也无法进行下去了。当参加批斗会的人散去，没有人敢去扶这位受了重伤的老人，他一步一步地往家里挪，中途遇见了老邻居给他做了简单的包扎，闻讯而来的儿子用车子把他拉回了家。此时的徐宗镜已命悬一线，但当时的情况，没有人敢救他，他的儿子眼看着他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他死了，唯一的赔偿是“他儿子向队讨了几块钱”，用这几块钱钉了一个“匣子”把他装进去草草掩埋。　　【后记】其实，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与反思虽然比文革发生后到现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彻底，这些非正常死亡档案也是在那一个时期整理出来的，但是在这四份死亡档案中我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凶手，结论都是“无追究他人责任”或“无追究责任必要”，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清算中，在根子上，当局还是以寻找替罪羊为手段，并没有也不会去查真凶，这样的批判和反思的不彻底性，也是为“文革”死灰复燃埋下了隐患。　　文革，不仅仅只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普通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文革的历史也不仅仅是那些高层的权力斗争和造反派的历史，普通人在运动中的经历才是真正反映文革真实情况的历史。　　责编：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