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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陈寅恪
金枪鱼 (发表日期:2014-10-30 18:28:51 阅读人次:961 回复数:0)
陈寅恪(1890年6月16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之学,《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其代表作。
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8年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夫妻情深
陈寅恪摔断股骨之后,长年卧床,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陈寅恪所有的“声明”、“抗议书”,乃至“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筼的手笔,陈寅恪内心的痛苦、忧愤,应该说唐筼感受得最深切,也最剜心透骨,尽管如此,她却总是努力用女性的全部柔情为丈夫带去心灵的慰藉。1955年,在两人的结婚纪念日,陈寅恪题诗曰:“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步原韵和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同年为陈寅恪祝寿,唐筼赋诗道:“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郊外肴蔬无异味,斋中脂墨助高才。考评陈范文新就,笺释钱杨体别裁。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尾联满怀深情地回首27年前二人在京华初识的情形,也表明自己虽然历尽磨难,依然无悔当初的选择。陈寅恪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凄惨离世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早就双目失明、一条腿伤残,行走不便的陈寅恪从肉体到心灵,饱受摧残;尽管他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但无济于事,一浪高过一浪“触及灵魂”的“斗争”大潮,一次次地侵凌其身心。伴随“文革”的愈演愈烈,陈寅恪由原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扣上“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类的高帽子,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当原中南第一书记、后调往中央的陶铸被打倒以后,一度颇受陶铸关怀的陈寅恪,自然受到株连,遭受更残酷的批判。当接连得知当年劝自己北上却吃了闭门羹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自杀,许多好友、同仁惨遭不幸的消息后,陈寅恪痛心疾首,心力交瘁;助手黄萱被赶走,护士被撤离,工资停发,存款冻结后,其处境更趋凄惨;由于连其住宅之门脸、衣柜、床头,甚至衣服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使其夫妇终日惶惶不安;而造反派们却以此为乐,继而对其抄家,查封书籍,劫掠手稿和几经劫难得以保存的极少珍藏。一有风吹草动,夫人唐筼总是挺身而出保护他,以至屡屡被殴打。1967年夏天,唐筼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卞僧慧,卞学洛:《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
这就是现在社会上盛传的所谓《挽晓莹》。唐筼又名“晓莹”。(在此不得不顺便指出:如果说报告文学《陈寅恪的最后20年》,大概为了渲染悲剧气氛,将《挽晓莹》放到1969年陈寅恪先生临终前,似无可厚非的话,那么,作为传记作品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也这样做,则就有失严谨了!由于这个问题影响颇广,故有澄清之必要,所以特在此比较详细地加以介绍。)
造反派见陈寅恪被整得惊魂丧魄,又故意把几只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后,以至使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他,一听见喇叭声就吓得尿裤子,造反派却还不甘心,进而将高音喇叭干脆绑到其床头……
1969年春节后,生命垂危的陈寅恪一家被勒令迁至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他病体衰弱得只能每天进一点儿“流食”,偶有亲友偷来看望,唯见其眼角滴泪而不能语;5月5日下午,病势沉重的陈寅恪再次被迫作口头交代,“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呻吟哀鸣,以至泣血而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时多,终衔冤负屈而去。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艰难归葬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直到199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镌刻陈先生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画家黄永玉题)。从此,一代国学大师在去世二十四年后终于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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