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谈林彪（高瑜）」│夏雨│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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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谈林彪（高瑜）」
夏雨 (发表日期:2013-03-27 20:41:05 阅读人次:3629 回复数:3)
「鲍彤谈林彪（高瑜）」2013-03-27 03:22:01 [点击:23] 　　　　鲍彤谈林彪（高瑜）　　　　导言：听鲍彤谈林彪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做了新南巡和1月5日中央党校研讨班上两个重要讲话，提出他的历史观，引发朝野巨大争议。在这个大背景下，鲍彤也谈了他的历史观。　　　　鲍彤谈林彪　　高瑜　　　　1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正式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观。与他“新南巡讲话”中总结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强烈批评“历史虚无主义”紧密呼应。　　201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过“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因此，如何研究中共历史，什么才是搞“历史虚无主义”，这不仅关系着习近平主政之后新闻出版，历史研究的自由度，而且关系着当前朝野，关系着社会新思潮各派的巨大分歧和争议。　　　　鲍彤发表他的历史观　　　　春节前，张清林为身兼美国有机化学博士和中共党史研究者双重身份，年轻的司马清扬先生组织了一场与国内文革史专家、“9.13事件”研究者、亲历者的学术座谈，特别邀请了鲍彤先生参加。鲍彤聆听后也发言，发表了一连串对“文革”、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将座谈会带入高潮，鲍彤言谈隽永，令人耳目一新，赢得热烈的掌声和赞许。　　鲍彤说：“历史新的角色可以用望远镜观察历史，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每个人只能看到一部分。研究者呢，刚才小夏（司马清扬本名夏继波）提到陈寅恪教授，陈寅恪教授是用显微镜来研究，看得很细，小夏继承的就是这种科学的方法。对待每一件事，有没有这件事？每件事站得住站不住？和其他事情有没有矛盾？怎么来判断这些问题？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这是一种好的研究精神。刚才刘（家驹）先生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知道有多少个问题，恐怕不是20个，也不是40个，现在看起来是一笔糊涂账。将来弄清楚了，是多少，就是多少，” 　　鲍彤认为：“现在已经‘说清楚的问题’，也都是糊涂的问题。现在只说清楚了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伟大的’。‘毛泽东是伟大的’这个问题，我看被毛泽东自己说清楚了：毛泽东是渺小的。毛泽东所处理的一切问题，都证明他是渺小的，小人一个。林彪比他伟大，刘少奇比他伟大，说不定闹了半天江青也比他伟大。我是冒说的，因为不清楚的事情太多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我对刘少奇很有敬意，但是我知道刘少奇所做的错误那也是罄竹难书。林彪元帅肯定也是犯了许多错误的，但是在毛泽东控诉林彪这一点上，肯定毛泽东是错的，林彪没有错。如果毛泽东要制造林彪这样一个冤案，那就证明毛泽东一定是个小人。是伟大的人物，为什么要制造一个错案呢？” 　　　　“五七一工程”的价值　　　　鲍彤告诉大家：他知道‘五七一工程’是后来的事情。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二天，他就是以‘走资派’身份，与外界完全隔绝。“9.13事件”没有让他听传达，他不知道。他听到的第一个正式传达是粉碎“四人帮”的传达，已经1977年了。在这中间对他是空白。　　鲍彤讲了文革中的一件事：“在“9.13”很久以后，我这个（拍右胸）口袋里放着《毛主席语录》，这个（拍左胸）口袋里放着《林副主席语录》。有一次我拿出来这两本语录，要放在桌子上，有一个人跑过来，也是个老红军，原来新四军八师的副政委，他说：‘你现在手里怎么还有这本！’他拿起林彪语录‘啪！’往地上一甩。我心里想他告诉我什么信息？大概是林彪出了问题了。”（众笑。）　　座谈中，小夏认为“五七一工程”到底是谁写的，不清楚。刘家驹和王鲁光（王飞长子）都证明，经王飞辨认，确实是于新野的笔迹。小夏认为，不管是谁写的，其中有些思想是从林彪或者林彪周围人那里得到的。　　鲍彤说：“我加一句话，‘五七一工程’恐怕是许多中国人的感觉，对毛泽东当时采取的许多政策的反感。‘五七一工程’反映了一些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那么也就证明‘五七一工程’有它的历史价值。” 　　　　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 　　　　鲍彤对林彪做了这样的结论：“林彪最后结论是叛党、叛国，现在党史上也是这么写的。如果林彪是叛党、叛国，我以为是很光荣的叛党叛国，因为意味着他是叛毛，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座谈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林彪与毛泽东在九大报告就发生了分歧，由陈伯达最初起草的九大报告，提出“主要发展生产力”，引发毛泽东的不满，遭到“四人帮”的攻击和嘲弄。　　鲍彤说：“在九大报告起草中，如果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不管他采取什么语言，很可能他采取‘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应该转到生产力上来了’，因此有人就批判他‘唯生产力论’。那就证明后来改革开放第一号人物是林彪。抓生产力啦，‘发展是硬道理’呀，发展什么呀？我对邓小平这个话，我也有保留。什么叫‘发展是硬道理“？我请问，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发展别的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张清林：发展贪污腐败。众笑。）那也是硬道理，那发展镇压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呀？如果‘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如果在某个历史时期，说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第一个提出的应该是林彪，是九大。” 　　“从九大第一个报告被毛泽东否定，就意味着毛泽东本身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林彪到了这个时候本来想变成一个转折点，没有转成，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邓小平后来好像是转成功，有人说他是“总设计师”，这个人很不好，要批评。”（鲍彤摇着手，笑了。）（高瑜：这是鲍先生的杰作，“总设计师”是他的版权。）　　鲍彤：“这个人讲错了，中国改革开放没有设计师，邓小平不是设计师，耀邦不是设计师，紫阳不是设计师，没有一个人是设计师。如果说有设计师，那是历史唯心主义，当然唯心主义也不一定错。但是即使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错的。总而言之是这么个意思，如果当时林彪有一个主张，不管他当时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在一定时期，采取一定的语境说话，都是要受限制的。” 　　　　林彪起了承上启后的作用　　　　鲍彤说：“如果林彪在九大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应该转到经济建设，应该结束文化大革命，那林彪继承的是八大路线，林彪开启的是后来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是承上启后这样一个作用。” 　　“即使说林彪是叛国，我想要离开也是可以的，要离开的多了，孙中山就是离开的，美国也去过，日本也去过，英国也去过。（张清林：还有马克思、列宁。）马克思自己离开的德国。为什么？他认为德国不自由，到英国去比较自由，那么他离开德国好像也没有说他是德奸。到是有人说列宁是俄奸。林彪的问题，如果他反对毛主席，如果他反对的是对的，有什么错？如果他反对以后不得已被迫出走，也是应该的。如果他根本没想出去，根本没有想到要跑到苏联去，反过来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要陷害他。反过来又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要陷害他？” 　　“刚才姚监复说邓小平说驾驶员是好人，我就盯住，邓小平怎么知道？邓小平他那个时候又不在北京，他自己也在软禁之中，他怎么知道？由此可见，两者必居其一。第一，有非常权威的人告诉他的。第二，他查了档案，他知道这件事。如果有档案可查，邓小平能够看到，将来总要见天日。如果当时权威在场，权威也不是一个人，将来总是要水落石出。” 　　　　怀疑、挖掘历史功在千秋　　　　鲍彤说：“现在的问题给了我们一种希望，就是大家看穿了这个里面有猫腻，这是个骗局，这是个骗人的东西，要深究，是个好事情。对现在历史的怀疑，是现在的人在维护它，是过去的人编造出来的。为什么过去的人要编造？为什么现在的人要维护？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挖掘？要抢救这些资料？我想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人，既然面对着一些疑团，总是要想办法要弄清楚的。有些细节也可能弄不清楚，很可能弄不清楚。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的事情现在闹清楚没有？焚的第一个人是谁？第二个人是谁？有没有人打抱不平？有没有人反抗？有没有人说公道话？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了，这件事铁定了。我们也知道第二件事情，有一个人姓毛，叫毛泽东，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好！我们也都知道了。除此以外还知道别的吗？细节也许我们将来越弄越清楚，也许弄不清楚，大的轮廓，大的是非，已经清楚了，叫大白于天下，不是小白于天下。细节弄清楚了更扎实，更是有说服力。” 　　“所以无论大的问题的研究，小的问题的研究，对我们这些糊涂人，对未来将会长大的人，知道有一段时间是不准讲真理的，这段时间真相是被掩盖的，真话是被歪曲的，是需要冒着风险，冒着压力来研究的，来探讨的。如果有这个认识，对今后的后人，今天也许还没有生出来，也可能今天已经生出来了，也许今天他是30岁，也许30年以后他才30岁，这不重要。但是我想，对我们太重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的历史并不是像权威所说的那样，黑是黑，白是白，黑的倒反是白的，白的反倒是黑的。” 　　“前人做了很多的事情，刚才讲十个元帅，我不相信十个元帅都是一样的意见，很可能十个元帅十个意见。我也不相信是十个元帅当中有哪一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有哪一位在所有问题上都是错误的。但是我相信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残酷的内外斗争中，人都变了形。变了形之后，在各种场合之下，说出来的话，都很难反应映他本人的真实的状况。我们可以理解他，我们可以说明他，我们需要了解他，但是我们要分析他。其中有某些东西还是不一样的，政治主张不一样，人品人格不一样，在某些问题上都有保存自己的一种可能，某些问题提出，对后人有启发，那是很宝贵的。” 　　　　(发表《前哨》杂志2013年4月号) 　　　　【附录】　　高瑜：北京“9.13”研讨会为林彪翻案　　“9.13”事件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它对中国的震动，相当于美国的911。这只是后果的比较。林彪座机从山海关机场星夜强行起飞，并没有危害到中国的普通百姓。但是毛泽东锁定这是林彪另立中央未遂，是林立果谋杀他未遂，是恶性反革命事件，是叛国。定性是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结果不但牵连了对“9.13”毫不知情的黄、吴、李、邱四名高级将领，还惩罚了军内十几万人，连带他们的家属，使“9.13”变成株连几十万人的大灾难。　　　　　　两个克格勃中将割走林彪、叶群头颅　　首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有当时驻蒙古使馆的二秘孙一先和翻译沈庆沂等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调查的是谁，看到惨不忍睹的现场，一具具烧焦的穿军装的尸体，只知道“我们的同志牺牲了。”他们拍了十几个胶卷，三、四百张现场照片，大小每一片残骸都照下来了。他们不懂英文，蒙古人也不认识是什么飞机，是这几个中国外交人员埋葬了遇难者，坟墓选在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坠落地方是背阴处。并且立了墓碑。当时驻蒙使馆人员连黑匣子的常识都没有，也就忽略。回到乌兰巴托，查字典，才知道是架三叉戟。他们根据外交部的指令，坚持是民航机，蒙古外交部认定是军用飞机。　　很快苏联克格勃来了两个中将，掘墓，割走林彪、叶群的头颅，而且就在蒙古的苏联大使馆里处理，用开水煮，剥掉肉，只取走头骨。11月，又来取林彪胸部，看有没有钙化点。除了克格勃，苏联也只有四个人知道，两个专家和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多年之前，三叉戟遇难者的坟墓在温都尔汗就荡然无存了。据说飞机的黑匣子2008年已经送还中国，一位重要当事人的后人当面听万里长子万伯翱讲，可以听到林彪说：“回去。”后来又有知情人纠正，林彪说的是：“回家。”林豆豆听说后去问万伯翱，万予以否认。但是听万亲口讲的人仍旧说是他讲的。还有说，黑匣子回国更早，是于　2001年5月底，卸任两年的叶利钦接受江泽民的邀请，前来中国，在大连接受12天中医治疗时的见面礼，不过叶利钦交还中国的黑匣子只是复制品。　　四十年了，中国军人的遗骨国家却不要。这是国耻，军耻，是国家的悲剧，军人的悲剧。　　李德生在地下指挥所为什么骂脏话　　三叉戟的空难是怎样发生的？　　飞机翅膀下外卷的大洞是微型炸弹炸的？是炮弹洞穿的？还是迫降后翅膀插地，油箱中的余油冲开输油孔，爆炸成的？　　很多蒙古人看到三叉戟在空中起火，孙一先和沈庆沂也问过一位蒙古老大娘，她证实是亲眼所见。林彪座机为什么会在空中起火？除了像克什米尔号一样安装微型定时炸弹引爆发动机，是地对空打的？还是空对空打的？　　四十年了，上述一切至今仍是谜团。　　空军情报部9.13晚上对三叉戟航迹线进行了准确的追踪，在地下指挥所坐镇的李德生不禁破口大骂了一句脏话：“空军情报一条条往上递，总参情报上不来！”三叉戟飞过蒙古边境，空军的情报中断了，但是空军情报部仍旧截获三条苏联情报：“大型目标不清”；“大型目标着火”；“大型目标坠毁”。空军监测到坠毁地点。第一条情报被王飞压下。第二条李德生不相信，问在场的人：“飞机在空中能着火吗？”第三条来了，李没有说话。　　第二天蒙古情报也到了：“发动机起火，坠毁。”坠毁地点与空军监测到的一样。李德生才高兴起来，表扬空军情报部：“你们这次做得不错。”毛泽东则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一个星期之后，空军司令部，包括9月13日夜里获得李德生表扬的情报部，空军政治部，空军后勤部都垮了。抓的抓，关的关。各地飞行师都被陆军接管。　　李作鹏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9.13晚上周恩来给李作鹏打了四次电话，都是工作上的事，让李作鹏感到只是普通的查询，周要他处理那架三叉戟飞机不能夜航。山海关机场属于海军航空兵，最高管辖权在李作鹏手里，空军管不着。当晚空军司令吴法宪去了34师100团，周办杨德中也一起去了。　　李作鹏说：“按理说周恩来应该知道很多事，但是他丝毫没有提醒我，哪怕他只有一点暗示，我都不会轻易叫林彪的飞机跑。”当晚时间非常充裕，林彪北戴河别墅在山上，下山的路非常窄，两辆车会车，都要轧到两边的土地，如果横一辆大卡车，林彪的车根本跑不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路上采取任何堵截措施，堵一百回都能堵上。第三，李作鹏就说，你哪怕给我一点提示，我在山海关机场上横点东西，飞机就起不来。而且李作鹏还说，我不是一点措施没采取呀，那晚起码山海关塔台，没人指挥吧，没打灯吧，山海关还是采取措施了。　　李冰天说：“我父亲想十年才想清楚，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情报工作出身的李作鹏，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林彪到底是怎样的人　　毛家湾，平时就是一人一碗饭，清水煮菜，和切成段的煮老玉米。去过林家的一个亲戚说：“我是客人，给我单切了几片肠，叶群看我没吃饱，就把自己的饭菜都拨给我。” 　　张清林1971年8月8日进入毛家湾，以一个主治医生的眼光观察林彪，卡路里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一个月不解一次大便，这是一个正常人难以生存的生理状况。更令张清林惊异的是林彪的保健医生进入毛家湾十年，没有给林彪看过病，林彪也没有找过他。张清林说，林彪物欲、权欲都远低于一般人。　　张清林进入毛家湾之后，吴法宪亲自对他说：“立国学开飞机，林副主席就这么一个男孩，万一出了事，我怎么交代？”张清林还听豆豆说：“林立果还搞一个国家安全的科研项目，父母都不知道，说走就走。”看来林豆豆也也没有把她知道的林立果在空军的事告诉林彪和叶群。　　1971 年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关系成为热点，林彪说：“好端端的一个大好的外交形势，被耽搁了20年。”林豆豆问林彪：“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赢了，中国说中国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回答：“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和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并且说：“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他自从从苏联回来以后，没有说过苏联半个好字。　　9．13晚上林豆豆和张清林被当众宣布：“中央指示，命令你们上飞机。”这是张清林一字不差的记忆。　　9.13 之后，10月4日林豆豆和张清林被8341从北戴河带到北京玉泉山审查。原来是汪东兴和朱德住的院子，被腾空了，就关他们两个人。8341的一个副团长管理他们的生活，也很少说得上话。接触他们的是独人单线的谢静宜。林豆豆面对谢静宜的审问，回答：“如果林彪下了飞机，一看是苏联，非当场气死在悬梯上不可。” 　　谢静宜向林豆豆和张清林重点追查的问题之一，是9.13晚上11点，周恩来给叶群打来的电话。为什么打？内容是什么？他们交代：“不知道。”谢非常恼火，到了1972年，谢静宜说：“现在已经不是‘林彪反党集团’，而是‘林周反党集团’。”他俩非常惊讶。谢静宜还逼问林彪和老帅们的关系和来往。　　林豆豆和张清林交代了林彪对毛不满的一些议论，如：“只关心个人名利权威，不顾国计民生。” 对彭德怀，林彪说过：“谁说老实话谁就完蛋。”后来这就变成谢静宜他们搞的三本罪行里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所谓林彪最欣赏的那幅条幅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恰恰不是林彪选的，而是周恩来选的。　　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 　　现在，林立果给人的印象是个手提手枪的法西斯。但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发小，他的同事，都说他是一个朴实、低调、有些腼腆的年轻人，说到哪里去调查，他和党办副主任周宇驰两个人骑上摩托就走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在空军露面，总是站在后边。林立果参加了空军党办的一个调查小组，一共四个人，周宇驰50年代末是刘亚楼的秘书，《红旗》的社论有的就出于他之手。刘沛丰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于新野7、8岁就是上海共产党的交通员，写档案都没法写，只能写12岁参加革命。这几个人能文能武，都属于军队精英中的精英。“小舰队”本来是党办人员开玩笑，吹牛的话，后来就成了罪证。“571工程纪要”也是他们在调查、讨论中逐渐得出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结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动毛泽东不行，作为军人选择了那样的路。笔迹都是于新野的。　　中央下发的林彪三本罪行，在当事人、亲历者看来都是胡说八道。　　选妃，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叶群赶快托人，这样在全国闹大了，主要是怕毛给安排人。当年给林豆豆也提过很多人，也有人提过毛远新，结果遭到林家全家反对，首先林彪就说：“我们要给她找个工农子弟，这些人都不要。”直到1971年，选择了军医张清林。　　空军中的老英雄王飞　　林彪不知道“571工程纪要”，没有谋杀毛泽东的打算，是至今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人分析叶群知道“571工程纪要”，张清林证明叶群也不知道这个纪要。　　原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机关党委书记、空军党办主任王飞，还有一项任务，管好林立果，是叶群交代的。林立果当时从北京大学直接到空军入伍，王认为他不适合给哪个首长当秘书，在党办成立这个调查组，让他参加。王飞在党办有十几个秘书，其中周宇驰、于新野后来提升为党办副主任，其余人也不知道调查组的事。党办调查组到全国各地稿军内调查，每个人调查回来都向王飞直接汇报。有时调查组开会，刘沛丰守门，王飞参加。　　9.13之后，王飞进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以脾气暴躁，抗拒虐待，要求政治犯待遇而出名，经常大骂以“反革命”对待他的小战士。　　1981年，他成为全国唯一“取保候审”的林彪死党。他的待遇也是最恶劣的，不给住房，只给300元生活费，只能依靠儿子们生活。他老年中风，有朋友去看他，他坐在沙发上，说着说着话，就把裤子尿湿了，朋友要帮他换，他说：“不要紧，一会就干了。” 　　90 年代，王飞老年了，他敢于公开承认当年自己的政治抱负，他说：“我们就是要杀毛主席。”当年就连军队里也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有“571工程纪要”，刘家驹采访过王飞多次，王飞对他说于新野从上海回来，从怀里掏出一大摞文稿给他看，王飞改了几个字，交代：“你收好，不能泄密。”刘家驹说：“听王飞讲，我才相信确有‘571工程纪要’。”这一点王飞儿子王鲁宁讲的不一样，他说他父亲进了秦城，才看到“571工程纪要”的复印件，认出于新野的笔迹。　　现在，近九秩的老人四次脑出血，已经全瘫在床，不能讲话了，经多年要求，生活费才涨到1000元。我最近向他的长子王鲁宁求证，老人是不是讲过那句直言不讳的话，王鲁宁笑笑，回答：“我父亲说过，‘我们要做的事，五年之后华国锋他们做到了。‘” 　　当事人后人与专家学者共议“9.13” 　　以上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真相，是9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9.13”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上揭示出来的。“9.13”事件当事人亲属和学界的文革研究者、外交人员、教授、记者共50多人，共济一堂，座谈了40年前发生的这个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9.13” 北戴河当夜的亲历者，林豆豆后来的丈夫张清林，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儿子贺铁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闫仲川儿子闫明，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儿子王鲁宁，最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原驻蒙古使馆翻译沈庆沂和二秘孙一先之子孙戈先后发言，引起与会学者们的浓厚兴趣。　　原空军副参谋长兼 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胡幼萍、吴法宪女儿吴巴璀、江腾蛟女儿江新文、江新德、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子女鲁岩、鲁莹参加了会议。还有一批“三叉戟”死难者的子女，飞行员潘景寅的女儿潘鸶和潘鹭、女婿杨亚文、林彪小车司机杨振纲的女儿杨军玲、机械师邰起良女儿李蔚，当年还都是幼童和少年，他们到会引起了大家的感慨。　　学者李延明、姚监复、丁凯文、卜卫华、徐海亮、王海光、徐友渔、陈子明、丁东先后做了专题发言。因为会场气氛热烈，原本准备召开一个上午的会议，一直延续到下午4点才结束。　　当事人亲属和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9.13”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至今当属国内首创。从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经济诸多方面进行历史真相的揭示和学术探讨，是这次研讨会取得的显著成果。大型歷史雜誌《新史記》將刊登是次會議的整理稿。

回复[1]: 夏雨 (2013-03-27 21:14:26)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

　　刘家驹

　　2013年第3期炎黄春秋杂志

　　

　　接受撰写林彪传任务，初见“监护”中的林豆豆

　　

　　1986年春，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约我撰写林彪传。虽说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要写一个已定性为“叛党叛国、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元凶”，我笔触的尺度怎么把握？编辑部主任王长龙给我消除疑虑，说他们编辑部准备为元帅立传，不能没有林彪，林彪是个特殊人物，写他的书，目前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出版计划已得到总政宣传部的批准，请我出山，考虑到我是《解放军报》的老编辑，会把握好政治是非的关口。王拍胸脯：“你放宽心地上马，要有事，先打我王长龙的屁股。”

　　我和王长龙是老相识，他热情举荐，又有官方的支持，政治上似乎已开始解冻，写作也有了自由度，可要表现一个真实而又敏感的人物，仍旧会触动我党我军宣传口的阶级斗争导火索，在受领任务时，我不无顾忌地向王表示：“我绝不会给您惹是生非，遇到麻烦我就甩手。”

　　我早知道林彪女儿林立衡（豆豆）被“发配”在河南郑州。此前数年，一位河南作家对我说过，他的一位亲戚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工作，和豆豆在一个办公室，还桌对桌。有了这一难得的关系，我先去了郑州。

　　汽车厂是纪登奎抓的点，造反派当家，豆豆在汽车厂虽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但因是个特殊人物，一直受到公安部门的监控。我想起有个战友在郑州市当公安局副局长，就上门找他，正巧，他分管监控全市的“地富反坏右”，豆豆就是他掌控的重点人物。他告诉我，豆豆属中央监控对象，到郑州落户后，省公安厅对她的“安全”有严格的约束，她的日常行动，由汽车厂革委会指派得力的专人给予“保护”，不经允许不得离厂，经批准外出必须有人随从。

　　当初，市局严控豆豆，还建有专为监控豆豆的日志，记录汽车厂天天报上来的豆豆活动内容，如：

　　×日×时，到传达室取报即回，无异常发现。

　　×日×时，一女工进林豆豆家，一小时后出来，待查。

　　×日×时，有人夜间送一盒点心，置放在林豆豆家的窗台上……

　　这都是些浪费精力的无效劳动。后来省局也嫌烦，也不干了。

　　这位局长战友还给我讲述了两个政治笑话：

　　豆豆刚进厂，正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郑州市在体育场召开群众性的批判大会，指名要豆豆参加。那天，主持会议者宣布省市革委会领导人名单之后，大概是为了加大讨伐邓小平的声势，提高了嗓门又宣布说：“到会的还有林彪女儿林豆豆！”这下像炸了窝，引起一片骚动，都伸头四望，发现观众席中有个女军人，误认是豆豆，纷纷围过去看稀罕，会场乱成了一锅粥……从此，汽车厂成了风景线，每天都有一大群人守候在厂门口，等着一睹豆豆的尊容。

　　还有一件是豆豆刚安家时，搬运工人抬的一只木箱很沉，就传言说是一箱黄金，林彪留下的遗产。市公安局派人查实，是豆豆的一箱书。

　　近些年，省市公安厅局对豆豆监护已有很大的松动，豆豆仍然深居简出，除了上班下班，偶尔到食堂打打饭菜，很少与外人接触。这位局长对我很通情，保障我的采访顺利，要我以总政名义向厂方提出是来向豆豆访谈“九一三”事件的，让厂方向他作出请示报告，他当然会高抬贵手。

　　我依照局长公事公办的组织程序见到了豆豆。她患皮肤过敏症住在省中医院，初见她，真像是林彪基因的遗传，体形纤小瘦弱，身着一件天蓝间白花的对襟短衫，俨如一家庭主妇，憔悴的脸庞，仿佛刻记了她15年的悲情岁月。

　　豆豆做过编辑、记者，现在换了位，她懂得如何应对我。最初几天的交谈，我提示，她叙说。

　　经验告诉我，只追求律师一样的效应，为林彪去做无罪辩护，访谈只能走进死胡同。我决定让她走出医院，逛大街，见她结识的新老朋友，松动她封闭的精神。像老朋友一样，开襟见怀地谈起她的家事、境遇和她不幸的沦落……

　　

　　在三年磨难中的豆豆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10月4日被召回北京玉泉山（这里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规格的秘密问讯。审问人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的口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们家分两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0月6日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代的清单，内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告诉豆豆：“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代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线，再立新功。

　　谢是毛泽东身边了解外界的一只眼，文革中，“六厂二校”是毛泽东狠抓阶级斗争的试点，谢敬宜是联系人。谢更熟悉空军内部的派系争斗。她的丈夫苏延勋，原是空军的机要局长，因反对老司令刘亚楼已“靠边站”。毛请他吃饭安抚他，要他继续留在空军：“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办？”苏把搜集“小舰队”的异常活动都通过自己夫人报给了毛，这些信息在毛林之争中（特别是毛南巡前后），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坚持不改自己的说法，谢静宜口含天宪也难以应对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惩治的，就是下令撤销她俩六菜一汤的优待，一日三餐送来战士食堂的大锅饭菜。

　　豆豆也写出不少交代，在谢静宜看来都是在避重就轻，不是毛泽东所要的。其中，有毛林关系对毛不利的言词，谢静宜看了，大为光火：“这是放毒，要是把这些告诉群众，你们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钦命，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谢看到久拖难有成果，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她俩分开，各住一座楼。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为党立功，交代出了成绩，毛主席高兴了，会接见你的。”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豆豆。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备局局长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主席要我和你们俩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

　　接着，周批评豆豆：“听说你们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们做得不对嘛。”

　　周又询问豆豆9月12日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还见过嘛……”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纪登奎也跟着指责：“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周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对豆豆继续管束。李说：“我要出国。”

　　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地“帮助”。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豆豆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把她交回空军报隔离审查。

　　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

　　为防止她再自杀，把她关进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房间内昼夜开着灯，不准挂蚊帐，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屋内空气污浊，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豆豆掉了6颗牙，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死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由空军政委高厚良来向监禁中的豆豆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把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瘙痒。后改为牵牛种地，牛不听她使唤，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一天忙活8小时。

　　空降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豆豆说：“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1975年10月5日，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的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

　　

　　走访知情林彪的近百人

　　

　　一个月的访谈，我想要得到的林彪参与一些上层斗争的事甚少，多年来，社会对林的晚节褒贬不一，生发出许多的小道传闻，豆豆虽有个人刻骨铭心的沉痛记忆，却无法作出一些关键史实的确切说明。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她虽生活在优渥的帅府，但处处都是政治藩篱，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事斗争，和残酷又阴暗的政治博弈。

　　我决定扩展访谈范围，回到北京，拉网式地采访林彪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战争年代，他们和林彪朝夕相处，都退休在家，如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总参作战部部长苏静、某国防工程负责人蒲锡文、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等。林彪的老秘书中，我拜访了潜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建国后林办的工作人员。我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知情人。更高层的有林的老部下萧克、耿飚、任思忠（广州军区政委），专案领导人李德生。

　　我还想走访“九一三”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可他们都不在北京，是军事法院把他们交给了军区看管，黄永胜在青岛，吴法宪在济南，李作鹏在太原，邱会作在西安。我决定先去见李作鹏。李在东野是林身边的作战处长，东北战场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鹏可能是急于要摆脱自己背负的沉重枷锁，得知我要见他，就给公安部写了封揭发信，说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历史，是筹谋为林彪翻案。此信转到了总政，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责令我停止对林彪有关的一切采访活动，要我保持晚节，并写出书面检讨。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闷棍！我向找我谈话的领导人表明：我师出有名，是解放军出版社聘请的，组织出版这部书，有你们宣传部的批示，我没有过错，更不承担任何责任，绝不会给总政写出一个字的检讨。

　　最终，由《星火燎原》编辑部担当了责任，写出了书面检讨。

　　我的一支秃笔却给封了，采访笔记也锁进了箱底。很快，就给我下达了退休命令。

　　

　　还原真实的林彪，路漫漫其修远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走进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被聘为副主编。在编委会中，有不少是从旧意识形态营垒中冲杀出来的老革命，他们谆谆地教化我，要我摒除党文化，远离“立场观点”的偏见，用刘知己的“不掩恶”、“不虚美”的理念重新审视林彪。

　　老革命们解放了的历史观，又燃起了我重写林彪的热情。我的一位邻居曾是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材料组成员，是他把全军批判揭发林彪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十大捆，存入西山军委档案馆。这是难得的“宝藏”，我试图走进档案馆查阅，那里已高挂禁牌：林彪一案的材料不得解密。

　　我不甘心碰壁，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见耳闻，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证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执笔写众望所属又关卡森严的大部头，首先得把推进粪坑里的“死魂灵”扒拉出来冲刷，还原林彪真人的模样。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要去翻越历史穷山恶水的艰巨工程。

　　我有自知之明，没有能力去作为，我只能把走访萧克、耿飚、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层领导人的言论，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也原汁原味录下林彪身边的参谋、秘书工作人员对林的记忆。这些可贵的资料，我都没有公开，仍旧在做缜密的研究，考证它的原由，琢磨它的真实性。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我，若要把历史真相全盘托出，很可能会被兴师问罪，所述史实要是稍有偏差，读者更不会饶恕你。

　　我还看到，要使“九一三”事件回归真相，最大的困难，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定性林彪“叛党叛国”的1971年57号文件，和印发全党数落林种种“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续数年之久的“批林批孔”，掀起亿万军民的大批判运动已“深入人心”，要转变被颠倒了的舆论，非我单枪匹马所能做到，唯一的办法是鼓动有识之士参与拾柴，只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些年来，研究林彪的人越来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门，我都诚心地接待，告知他们我的所得，提供资料，安排对当事人的采访。他们中大多是国内外读者十分信赖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孙万国，他的《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较真实地反映了“九一三”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学者丁凯文，经他多年搜集汇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集纳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对林彪事件提出的质疑和评述，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还有一位是美籍华人司马清扬，他是化学博士，用业余时间从大量史料中研读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凯文合作写出《找寻真实的林彪》，又独立著述了《周恩来与林彪的终极对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独到真实地把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众多记叙林彪的著述中，我认为他的书令人折服。

　　再一个是中新社老记者高瑜。她是最早向国内外介绍“九一三”事件和林豆豆落难的。2011年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变故，以及今天的认识。我请高瑜来主持会议，并写了报道。

　　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会的消息后，国内的批林即刻销声。

　　与这些真诚的、有责任感的学者相比，舒云走的是一条邪路。署名“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出版后，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张清林打电话给我，指责舒云在书中弄虚作假，编造史实，未经他和豆豆的允许就贸然出书。张清林很是愤然，表示准备对舒云提出侵权诉讼。我问豆豆是怎么回事？豆豆说，舒云没对她说过出书的事，更不知书的内容。正好此时，我的一位朋友弄来这部书，她看了，说是一部大杂烩。我赶紧借来一读，内容确实杂乱，大都是用旧文组装。全书不过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26年前我就读过，有1980年豆豆给中央的申诉信，1982年她来北京就“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实况向中央领导做的陈述，还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旧作，另两篇分别摘自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为她的境遇鸣不平。唯有说理不清的《为林彪元帅辩护》和添枝加叶的《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两篇算得上口述，却是出自舒云之口。

　　为了“丰富”书的内容，舒云对旧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掺杂当今词语，虚拟情节细节，随心所欲地演绎。其中《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就是舒云“深加工”“整理”出来的，其内容的混乱，让人难以卒读。我在1986年采访林豆豆时，就见过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决定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后，豆豆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诉人有条有理地用事实在为林彪一案的冤情做出辩护，没有谴责批判的用语。舒云为出书，篡改了原信说理的主旨,变成了一篇声讨特别法庭的檄文。

　　舒云走近林彪，是半路出家的，不具有史家的严谨，最初出现的错误，我是谅解的。她本应接受教训，敬畏历史，在自己前进的路上做出更为艰苦的探索，花大气力从大量的口述中获取真实而有价值的史料，舒云却求利心切，在书中大胆妄为地编造情节，又窃走我写成的资料加以滥用，失去了学者应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污了史学研究真诚的风气。

　　

　　编后语：

　　本文原为作者质疑舒云的《林豆豆口述》一书所写的文章，题为《从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说起》。因读者不太熟悉书中内容，经作者同意，从中截取了作者写林彪传的艰辛历程的部分。——编者

　　

　　

回复[2]: 东京博士 (2013-03-27 21:21:23)

　　你得先介绍一下人物啊。

　　鲍彤（1932年11月－）

　　祖籍浙江省海宁市，在上海长大，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生平

　　鲍彤1949年就读于南洋中学期间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进入中共中央华东局，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干部处干事，后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干部二处干事，1964年升任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冲击，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鲍彤被重新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后又调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开始，鲍担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1]，后又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2]、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1989年六四事件中，鲍彤被撤职，并于5月28日在北京被捕。1992年3月，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7月，因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6年5月，鲍刑满释放。此后，鲍彤一直生活在软禁中。

　　近况

　　2008年12月12日发表《零八宪章何罪？不得不说的话》文章，支持《零八宪章》，抗议当局逮捕刘晓波。

　　2011年4月30日，《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电台，就中美人权对华美国特使波斯纳（Michael Posner）批评中国人权在走下坡路，采访鲍彤。鲍彤表示："我想美国代表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绝对是倒退。中国最近一年来的情况，从刘晓波到谭作人，到艾未未，都可以看出来，中国公民现在所处的情况，侵犯中国公民人权的，不是别人，是中国的党和政府。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赞同美国代表对中国人权的判断。"

　　

回复[3]: 夏雨 (2013-03-27 23:53:06)

　　对！谢谢！

　　这就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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