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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也谈中美之間的冲动与误判

夏雨 (发表日期:2013-02-26 22:01:52 阅读人次:4480 回复数:23)

  也谈中美之間的冲动与误判

  
——与冯胜平先生商榷

  


  
芦笛

  
近读冯胜平先生大作《中美关系的错误:冲动与误判》,感触殊深。如果我理解无误,该文的主旨似乎是:

  
1)70年前,中共已经显示了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人的种种迹象。相对于重庆,延安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美国式的乐园。所谓的“中国老手”(Old China hand)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认为美国政府押错了宝,支持了扶不起来的蒋介石政权,却从不支持本应支持的中共,如此必然导致战后出现一个反美的中国。可惜美国政府却充耳不闻这些基于远见卓识的忠告,于是战后果然出现了一个疯狂反美的中国,而他们却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时被抛出来当了替罪羊。

  
2)如今美国又在重犯类似的错误,把中国的异议人士那些扶不起的刘阿斗当成未来中国的执政者,却认识不到将来出现的只可能是一个“中华军国”,历史留给美国政府的机遇,就是在“反美的中华军国”与“亲美的中华军国”中作出选择。很明显,前者对后者不利,所以,美国政府必须纠正错误,把宝押在中共当权派一边。新近出现的中日领土争端,就是对美国政府的判断力的严峻考验。

  
3)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可能严重低估日本人的勇气与决心,误以为日本人也如国人一样,是被共党从小吓唬大的,也严重低估了美国政府忠于盟约的信义,是以想用《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之计,靠边缘政策吓倒日本人与老美,兵不血刃地夺取钓鱼岛。双方的误判再与领袖的冲动纠结在一起,就很可能导致擦枪走火,使得一场本来双方都不想打的大战爆发。

  
老芦不敏,对以上各点均不敢苟同,因作此文,就教于冯先生。

  


  
一、七十年前的错误:谁的冲动与误判?

  


  
本来,戴维斯与谢伟思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老手”,看看他们笔下的延安就够了。冯先生自己就引用了谢伟思给国务院的报告:

  
“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无论官员还是平民,都坦诚相待,非常友善,没有任何的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延安没有警察,士兵也很少见到,没有乞丐,没有极端的贫困,这里祥和宁静。然而在重庆,警卫森严,人们如临大敌,场面异常紧张,奴颜婢膝的丑态到处可见。” “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日军)是如此雷同;而我们从不予支持的中共却又与我们美国人自己这般相象。真是不可思议!”

  
在延安整风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今天,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这些屁话荒唐到了什么地步,而谢萎私(withered private part?)的洞察力又是何等可笑。

  
其实也不用知道延安整风真情,任何在大陆长大的人都该知道我党是何等善于做戏的戏子兼骗子。只有在他们统治下,欺骗性表演才达到了人民战争的宏大规模,真正成了全民生活方式。犹记“乒乓外交”之后,陆续有些西方访客光临了敝乡。那时我是工厂车间“理论小组”成员,负责向工人们宣讲上面发下来的教义问答,其中穷尽了一切外宾可能提到的问题,提供了标准答案,所有的人都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通过考试。我党造假可以到这种地步:70年代西哈努克访问成都前夕,一夜之间,车队要经过的街道的两侧的平房统统成了二层楼,那高出来的一层只有当街那面墙,统统是用纤维板搭起来的舞台美工杰作。当然,和只有个空壳毫无瓤子便庄严下水的“万吨轮”,这点舞美艺术还真算不了什么。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在外宾面前,我党控制人民从来是搞“外松内紧”那一套。重庆“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恰是因为国民党没本事控制住人民,所以不得不采用那种无效手段。可叹的是,“中国老手”们对阿共控制人民的伎俩一无所知。早在30年代,亲共记者斯诺就曾歌颂毛泽东的窑洞前只有一个卫兵,而蒋介石光临西安时全城如临大敌,由此可见民心向背,云​​云。谢伟思身为国务院官员,在40年代还重复那滥调就实在不该了。只要善于观察,共党那套也不是不能识破,人林培瑞在70年代访华就不曾乖乖入彀。

  
当然,似乎也不能责备那个私处萎缩了的人(《聊斋·仙人岛》上“前阴尽缩”的王勉?),不是老美太傻,而是共军太狡猾。只有长期在近距离观察的苏联特务弗拉基米洛夫,才有可能窥见铁幕后的肮脏一角。据他披露,1944年4月,因为外国记者团要访问延安,中共紧急动员了359旅和第一旅,去把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道路两旁几百公顷的罂粟铲了。

  
这不是说中共不曾一心想抱老美的粗腿。其时苏联陷在对德战争中,自顾不暇,又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不敢也无力支援中共,中共暂时失去了靠山。毛泽东深知“自力更生”是忽悠人的屁话,确实想骗到美援,不仅他本人向美国官员表示过访美意愿,而且还在中央统一了口径,不仅在《新华日报》上连篇累牍歌颂美国的民主(请参看笑蜀着《历史的先声》),还对访问延安的美国人满口谎言,把自己的真实政纲隐瞒得严严实实,千方百计撇清与莫斯科的上下级关系,把自己装扮为只对“土地改革”有兴趣的“农业社会主义者”。

  
当时与中共有接触的老美无不着了道儿,上当者绝不光是那萎私先生。 “狄克西代表团”访问延安后,其团员纷纷大放厥词,竞相暴露他们对中国尤其是中共的一无所知。记得有位先生曾言之凿凿地断言,中共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毫无兴趣,不过是一群“土地革命党人”而已。他接触过的党魁中,只有周恩来一人曾表示过他们将最终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可就连这位周先生,也曾无限肉麻地对史迪威(屎滴萎,shit dripping onto withered private part?)献谄,无耻地说如果史将军夺取了蒋介石的指挥权,他愿在将军麾下作一名冲锋陷阵的小兵!

  
所以,七十年前,老美确实作出了误判,但犯下这历史性错误的罪人不是别人,正是史迪威、谢伟思、戴维斯等半瓶醋烂仔。他们向美国总统歌颂中共、狂进蒋介石的谗言,致使杜鲁门那感情用事的软耳朵白痴听信了那些疯话,极度鄙视憎恶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在马歇尔搅屎失败后,竟然在苏联倾全力援助中共的同时,悍然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致使神州迅速陆沉,直至今日还看不见一隙之明。七十年后回顾历史,不能不承认共和党人对力薄儒民主党“丢掉中国”的指控是基本符合事实的,而谢伟思、戴维斯等烂仔受到审查完全是咎由自取,只可惜放过了史迪威那老匹夫(他1946年就因多行不义必自毙而死翘翘了,可惜!可惜!)。

  


  
二、“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是谢伟思那狗屁报告的主旨,似乎也得到了冯先生的认同。在他们看来,中共夺得天下,似乎就是因为获得了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拥戴。这误识似乎颇普遍,但我已经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中批驳过了:

  
“抗战胜利后,中共已经壮大为握有百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统治着上亿人口、拥有庞大地盘的强大力量,获得了与国民党争天下的雄厚本钱。依愚见,到此地步,即使苏联人不出兵,国府顺利接收了东北,蒋介石也未必能消灭共产党,大概只能限制起来,但彻底肃清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若苏联不出兵,则我党也绝无可能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夺取天下。

  
前文反复指出,国共相争,共党最大的主观优势,是拥有列宁革命工艺学那个伟大法宝,包括邪教提供的'精神原子弹'以及组织、发动、操控人民群众的强大手段。它使得我党能最大限度地榨取根据地的全部人力物力资源,将之用于战争。而国民党作为标榜实行了宪政的执政党,根本就不可能也不敢这么做。交战一方实行的是现代的'总体战',亦即治下每个百姓都在直接间接地为战争服务,而另一方实行的则是由军队包办的传统平叛战争,双方战争组织方式与动员能力的优劣判若云泥。如果国共相争发生在古代,用的是冷兵器,则共党在拥有百万大军,上亿人口之后,即可轻易打败国府,就跟秦国靠'举国体制'最终扫灭了六国一样。

  
但国共交战发生在西式武器发明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没有苏联人提供的重武器,土八路绝无可能靠老套筒红缨枪席卷全国。在飞机坦克大炮面前,百万土八路不过是一堆体积比较壮观的肉。这本是人类常识范围内的事,早在1900年就由拳匪为咱们演示​​过了。

  
要言之,在苏联入侵满洲前,中共拥有的只是邪教软实力优势,但硬实力即所控制的疆域、资源特别是武备远不及国民党,就综合实力而言,断无推翻国民党的希望。苏军入侵满洲后,为中共提供了大片根据地、大批轻重武器以及强大军工生产能力,为我党注入了打败国府的硬实力,使得国共实力对比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倾斜,国民党的败局便于此注定。一般人的误区,是以为我党光凭软实力便能打败国军的硬实力,此乃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用来破坏全民大脑的致愚剂。而右愤又彻底否认我党的邪教优势与列宁革命工艺学的强大威力,把中共征服全国完全看成了单纯的军事胜利。 ”

  
如果美国政府不听信谢伟思等烂仔的谗言,而是如苏联一般倾全力援助国府,或至少施加压力,吓阻苏联对中共的支援,防止当时中国最发达的满洲沦为中共的战争基地,则鹿死谁手正未可知。

  
(未完待续)

  




 回复[1]: 呵呵勇气可嘉,与老芦对擂的葡萄皮 夏雨 (2013-02-27 12:18:51)  
 
  也谈中美之间的冲动与误判 ——解读芦笛与冯胜平先生间的商榷 2013-2-23 周六, 下午9:58

  


  
作者:葡萄皮

  


  
芦笛对冯胜平先生大作《中美关系的错误:冲动与误判》理解为3主旨。就是:

  
1)70年前美国政府押错了宝(押中国政府当权派国府)。

  
2)如今美国又把宝押在中国政府当权派中共一边。新近出现的中日领土争端,就是对美国政府的判断力的严峻考验(是否又押宝在中国政府当权派中共这边?)。

  
3)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中共当权派)也可能严重低估日本人的勇气与决心,误以为日本人也如国人一样,是被共党从小吓唬大的,也严重低估了美国政府忠于盟约的信义,是以想用《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之计,靠边缘政策吓倒日本人与老美,兵不血刃地夺取钓鱼岛。双方的误判再与领袖的冲动纠结在一起,就很可能导致擦枪走火,使得一场本来双方都不想打的大战爆发。

  
老芦3主旨有不同的看法,就教于老冯。

  


  
一、七十年前的错误:谁的冲动与误判?

  


  
七十年前,老美确实作出了误判,但犯下这历史性错误的罪人不是别人,正是史迪威、谢伟思、戴维斯等半瓶醋烂仔。他们向美国总统歌颂中共、狂进蒋介石的谗言,致使杜鲁门那感情用事的软耳朵白痴听信了那些疯话(害得美国总统押错宝),极度鄙视憎恶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在马歇尔搅屎失败后,竟然在苏联倾全力援助中共的同时,悍然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致使神州迅速陆沉,直至今日还看不见一隙之明。七十年后回顾历史,不能不承认共和党人对力薄儒民主党“丢掉中国”的指控是基本符合事实的,而谢伟思、戴维斯等烂仔受到审查完全是咎由自取,只可惜放过了史迪威那老匹夫(他1946年就因多行不义必自毙而死翘翘了,可惜!可惜!)。

  


  
二、“得民心者得天下”?

  


  
如果美国政府不听信谢伟思等烂仔的谗言,而是如苏联一般倾全力援助国府,或至少施加压力,吓阻苏联对中共的支持,防止当时中国最发达的满洲沦为中共的战争基地,则鹿死谁手正未可知,则得民心者可不一定得天下也。

  
后辈老葡不聪,数点看法遗笑于老芦。

  


  
壹、交战双方,押宝能押在敌方么?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二战后各国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迅速获取势力范围就开始了以美苏集团为首的冷战。也是民主集团对共产集团的斗争。要说美国应该把宝押在中国共产党身上,那干脆说斯大林应该把宝押在丘吉尔身上能更让人发笑。--------针对老冯3主旨发论

  


  
贰、中共骗了中国民心,中国民心又进一步骗了美国谋士,美国谋士又骗了美国总统,这才造成了国府退守台澎,这实在是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未完待老芦续作后不定期再评)

  

 回复[2]:  夏雨 (2013-02-27 12:53:28)  
 
  

  
有个身在日本的网友叫 妖刀的 跟贴 说:

  
看不懂呀看不懂 ---

  
葡萄皮答:

  
这你都看不懂,我再解释1遍给你听 (105 reads) 时间: 2013-2-24 周日, 上午1:25

  


  
1个治国白痴骗了中共,中共又骗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又骗了美国谋士,美国谋士又骗了美国总统,而美国是当时也是现今的世界超强。

  
结论:被骗不可耻,被骗到最厉害的人,他有可能就能 当美国总统。

  


  

 回复[3]: 呵呵,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看老芦驳葡萄青皮 夏雨 (2013-02-27 12:58:37)  
 
   也谈中美之間的冲动与误判——与冯胜平先生商榷(二)

  
作者:芦笛

  
三、答网友质疑

  
前文贴出后,葡萄青皮发扬“愚而好自用”的台湾特色,跟帖说国府丢掉东北,是力有所不逮,与共党欺骗无关。我念在他是老网友的份上,良言相劝他不要如唐好色一般,奢谈自己一窍不通的事儿,底气还特别粗,先去看两本书再说。不意湾仔多属“不可教育好的子女”一类,他竟然跟帖答道,他看了什么大陆摄制的电视片,是以幸亏没受我的骗,令我哭笑不得。

  
我说青皮老弟,这世上有谁能让你上当受骗?上当受骗的前提,是要明白对方的意思,可你有那智能么?光是眼下这篇拙作您就根本看不懂,怎么还可能听信我的谎言呢?人能被听不懂的谎言误导么?你能欺骗一个听不懂你的话的白痴么?

  
任何一个识字的非白痴都能看懂我上文的意思,我说,国民党输给共产党的根本原因,是其综合实力不如中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联倾力相助,为共军注入了能于国府争天下的硬实力,这硬实力再与中共享有的软实力优势结合在一起,国府便不是对手了。这么简单的意思,足下都看不懂,还硬要把白痴话语塞到我嘴里来,说国府丢掉满洲是因为实力不足,与中共欺骗无关,我什么时候说过中共是靠欺骗夺得满洲的?你在哪儿看见这话?怎么连幻视幻听都出来了?莫非台湾食品中的塑化剂不但能“谢萎私”,让睾丸萎缩,也能破坏大脑?要么,half-witted是宝岛的土特产?

  
学徒妹妹的跟帖则让我意识到,前文可能因为强调了中共的硬实力在夺取天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使得读者忽略中共当时享有的软实力优势,以为我与不顾事实美化国府的右愤一般,彻底否认国府当时确实失去了民心,把中共的胜利完全看成是武力征服。

  
这从来不是我的观点。相反,我曾引用柏杨的回忆录,告诉读者国民党当时已经溃烂到无从收拾的地步。柏杨在辽沈战役后从沈阳逃回关内。据他说,对被俘的几十万国军普通官兵,中共一律开路条放行。于是进关的大道上就有两只长龙在并行不悖,一支是星夜入关去打平津的共军,一支是缴械了急于返乡的国军。柏杨惊奇地注意到,拉载他们的大车的车老板非但不怕共军,在共军长龙阻断了车道时还不耐烦地对着他们大声吆喝,要他们让路,而共军也就乖乖让路。这景象与他所熟悉的国军的军民关系可完全是两回事。他虽未详细介绍国军与老百姓的关系,但读者只需看看蒋纬国的回忆录就够了,哪怕在狼狈万状逃到台湾那白痴岛上去后,国民党的烂兵痞们还在那儿称王称霸,欺压百姓,甚至欺负到二皇子蒋纬国头上去,在大陆如何就更不必说了。不幸的是,这些负面事实,从来不在那些无限美化国府的右愤的眼中。

  
全面来说,我的观点是:

  
1)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都是中国特有的官僚集团,腐败是其必然的特点,所谓“党性”是也。

  
2)However,国共之间仍然有着实质上的区别:A,国民党的指导意识形态不是邪恶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尽管狗屁不通,但仍然不敢公开否认普世价值的所谓“三民主义”,因此不至于制造出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灾难。 B,国民党虽然也是为枪杆子支持的权力集团,但其组织方式、集权程度、对资源的霸占范围与程度,以及对人民的控制程度等等,都远远不及中共。 C、由此导致一系列不同的后果:甲,国民党腐败乃至溃烂的速率、规模、深度与范围都远远不及中共。乙,国民党的组织方式与其政纲为和平演变留下了足够空间,因而具有可改良性,其控制下的社会有可能实现和平的民主转型;而中共治下则基本上看不到这种希望。

  
3)40年代后期国共相争时,国民党业已充分腐败(虽然比起如今的中共来仍然是迷你[mini]巫见江波[jumbo]巫),更由于经济崩溃而彻底失去了民心。国府不但在军事上是兵败如山倒,在党心、民心、军心、士气上同样是兵败如山倒,无论是党官、是军官、还是特工头子,都具有一种末世心态(请参看文强回忆录。此文强非彼文强,而是在淮海战役被俘的国府特工头子)。最致命的是,党内庞杂的派系纷纷易帜转向,竞相抛弃老蒋那艘行将沉没的船。在很大程度上,蒋介石主要是被傅作义、李宗仁、白崇禧、程潜、李济深等烂仔打败的。

  
Nonetheless,国民党并不是为此丢掉天下的。在这方面,一个很普遍的误识是,“失民心者失天下,所以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这在冷兵器时代或许是真理,但在统治者垄断了暴力的现代就不再成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除非遇到另一个武力集团的挑战,掌握了枪杆子的官僚集团无论再怎么腐败,再怎么四分五裂,都不会自动垮掉。国共相争的实质,是一个趋于衰朽的、暮气沉沉的、腐败了的官僚集团与一个新兴的、野心勃勃的(也可以说是生机勃勃吧)、尚未全面腐败的官僚集团的生死大搏斗。

  
4)我已经在回答学徒妹妹时指出,所谓“腐败”,就是“使用由暴力支持的权力分配资源”,而这正是共产革命的基本教义,是共产党人的最根本的特征,把这条拿掉,天下也就没有共产党和共产革命了。因此,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在本质上就是腐败的。但其腐败程度则取决于其掌握的真实权力的多少,及其官僚机器的磨耗程度。

  
早期的共党内颇多真诚的志士(或曰理想主义者),又尚未掌握全国权力,因此其腐败只限于最高层。因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还能由八名身强力壮的警卫员抬着走,需要迅速逃命时则有健骡代步(都是林副统帅精心安排的,请参见邱会作回忆录),在普通战士吃草根皮带的同时,他却能每天享受一只鸡。到了延安后,党靠卖大烟以及与日寇秘密通商,搞活了经济,高干们的物质享受就极大地改善了,以致周恩来能身穿价值百元的缎子狐皮袍,请来全汉口厨艺最高的银行公会的大师傅,做了最昂贵的酒席宴请故旧,席间上的是陈年上好的花雕,使得来宾吃得十分惬意。经济活起来后,物质享受便随权力梯度向下扩散,这就是王实味抱怨“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由来。但尽管如此,终毛共之治,中共的腐败主要还控制在上层,基层党干还是比较艰苦朴素的。后毛共与毛共的区别,在于“腐败程度随权力梯度递减”的规矩被商品经济打破了,如今的基层官僚的贪污程度可以高于上级。就连山西的一个区区警察,也能拥有上亿的身家,这是在毛时代根本无法想像的。不过,这到底是堕落还是进步,老芦无识,还真是说不好。

  
5)我从不否认后期国府是一个腐败政权,从不否认民国如同此前的传统社会一般,仍然是烂污社会。但这是与西方比较(亦即从普世价值观出发)而言。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则“旧社会”再烂污,也要好过“新社会”亿万倍,此所以我要认为共党取代国党成为统治中国的官僚集团,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遇到的最大灾难。我这么认为,不是误以为国党是好东西,而是因为取代的共党实在太邪恶、太反动、太愚昧、太野蛮、太血腥、太黑暗了。早在上网之初写的《代华莱士答愚夫》中,我就曾借华莱士之口代美国政府和人民认了错,并向无知的老美讲了这个道理:

  
“我承认,美国人民和政府犯了错误。他们不懂东方人的心理和历史,对共党的邪恶没有足够的认识。因为讨厌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他们在国共内战中没有给国府足够的支持。当时美国派往中国的官员如史迪威、谢伟思等人无一不被中共的'廉洁'、'民主'的假面具欺骗。就是这些人的声音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使宋美龄在内战紧急关头到美国求援却碰了一鼻子灰。是中国大陆沦陷后出现的那地狱场景,才让我们认识到不能搞'民主浪漫主义',当一个国家面临赤祸威胁时,​​哪怕是独裁政府我们也要支持,这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事实证明这是对的,例如你刚才说的蒋介石,就是他的政府实现了台湾奇迹,他的继任人采取措施逐步实行了民主,使台湾成为大陆人民艳羡的对象。又如你刚才说的李承晚,如果我们不支持他,让金日成统一了朝鲜,今天朝鲜人民又会怎样?我们在印度支那失败了,结果全世界有目共睹:无数越南难民投奔怒海,几乎半数柬埔寨人民被屠杀!为了向世界输出革命,你们不但残杀同胞,还把灾难波及到邻国去。由于你们的行为死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而且除了你们自己,谁也没法​​知道,不过我猜加上贵国同胞恐怕不会少于五千万!”

  

 回复[4]: 读得心痛--——老芦与冯胜平先生商榷(三) 夏雨 (2013-02-27 13:04:37)  
 
   也谈中美之間的冲动与误判——与冯胜平先生商榷(三) 时间: 2013-2-26 周二, 下午1:34

  


  
作者:芦笛

  
四、美国支持国府?

  


  
一九四九年,神州陆沉之际,共和党人开始严厉抨击民主党政府“丢掉了中国”。为答覆这些批评,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争辩说并不是美国政府没有尽力,而是蒋介石政权是扶不起的刘阿斗。为论证这一点,白皮书据说列举了美国给国府的大量援助。哪怕在毛泽东借白皮书发动了反美仇美宣传后,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仍然在公开演说中一口咬死国民党是被人民抛弃的,政权是自动崩解的,为此诱导斯大林最终下定决心批准金日成入侵南韩。

  
白皮书发表前,毛泽东业已无视党外人士的劝告,悍然决定“一边倒”。白皮书的发表,为毛泽东送去了绝佳的反美宣传弹药。他一口气为新华社写了几篇文章,声称“美国人出钱出枪,让蒋介石杀中国人”,为日后长达数十年的仇美国策定下了基调。

  
这弥天大谎就此牢牢地刻在大陆人的脑膜上,至今还有许多人误认为那是“历史的真实”。冯先生大作的主旨,似乎也就是沿袭那调调,以为是美国援助国府惹恼了中共,致使毛中国成了世界上最狂热反美的国家。

  
其实真实的历史恰好与此相反,不是美国人出钱出枪让蒋介石打中国人,而是苏联人出钱出枪帮助中共杀中国人。在国共相争中,美国人根本就没有积极支持国府,却处处帮助中共,千方百计拆当时唯一能撑住危局的蒋介石的台,唯恐其不早日垮台。对此我早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中专节论述过了,下面全文引用该节,参考书目则略去了。若有人怀疑是本人造谣,请掏钱购买该书查看所引材料的来源:

  


  
万恶美帝(对中共胜出所作)的贡献

  


  
在内战的酝酿阶段,每逢关键时刻,美帝便要出手帮助中共。真想不通老毛为何要翻脸骂恩公。看来这是他固有的心理毛病,所以后来才会对赫鲁晓夫恩将仇报。

  
老美帮的第一个大忙,是帮助共军将领一从窑洞里钻出来,立即就能率领大军,抢在国军之前去摘桃子。

  
如前所述,华北共军自把残余“顽军”逼成皇协军之后,便再未集中打过仗,基本处于分散状态。自整风开始后,主要将领们一直在延安被斗或斗人(取决于与毛的关系)。苏联人出兵后,毛泽东虽然下令全军投入反攻,但将领们仍在延安。直至1945年8月25日,美军飞机才把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波、膝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高干从延安运到晋东南的黎城县。 9月9日,美军又把中共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罗瑞卿和刘澜涛、某主力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等另—批军头从延安空运到晋东北的灵丘。

  
有了这批将领的指挥,共军才能在日本投降后迅速疯狂扩张,占据了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并接收了部份日伪军的武器,扩大了地盘,极大地加强了实力。

  
老美帮的第二个大忙,就是在客观上帮助共军准备全面内战。前文说过,中共最终战胜中共的决定性因素,是苏联人给了中共必要的硬实力。但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要交到关内共军手上,土八路要学会有效地使用它们,转变为正规军,都需要时间。因此,若老蒋抗战结束后接着剿共,则我党就来不及武装到牙齿了。于是考虑周密的美国佬又特地制造了为期将近一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让我党得以不但装备训练关外共军,而且从关外运来大量武器,装备训练了关内共军。

  
战后美国先派赫尔利来华,敦促国共双方和谈解决分歧,共同和平建国,后又派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争端。但他如史迪威、谢伟思等烂人一样,嫌国府“独裁”、腐败、无能,却被中共的“民主”、“廉洁”、奋发有为打动,因此难免在内心深处偏袒共军。

  
马歇尔认为:“从武器装备和训练上说,政府军也许稍胜一筹”,但“如果人与人比,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要比国军强。中共每名士兵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与之相反,国军的部队,少校军官以下的都不知道”。因此,“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府军不可能摧毁中共军队” 。而且,如果内战爆发,美国向国府提供大量援助,就有可能引起美苏在中国的直接对抗。刚结束了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雅不愿为中国再卷入战火。那阵子核武器刚发明不久,军人们还来不及意识到它改变了传统的战争观念,导致了“有限战争”的问世。因此,马歇尔有这种担忧也是很自然的。

  
既然不能打仗,那就只能国共合作,“和平建国”。可是他根本不懂共产党人的战争与和平观。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阶级敌人”。因此,“和平”不过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说白了,“和平”是巧取,“战争”是豪夺。毛泽东所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都是为了尽可能壮大自己,消灭敌人。他们根本不相信西式“双赢”观念,更没有起码的契约精神与信义感,信奉的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试图与中共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完全是与虎谋皮。 “调处”只可能以失败告终,而且还只可能两面不是人。

  
然而马帅却傻傻地试图完成不可能的事。 46年1月的停战协定是在他调解下签署的。此后他一度离开中国。就在他于4月18日重返中国的那天,共军攻入长春,歼灭国军1.8万人,国府委任的长春市长作了俘虏。连美国政府都不得不宣称这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 。然而马身为美国政府特使,不去谴责并制止共军违反协定的行为,却与中共和民盟共同提出解决方案:“东北民主联军”退出长春,国民党只派行政人员和平接收长春,不得派军队进入;同时依据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谈判解决东北问题。可待到国军反击、收复了四平和长春后,他又猛捏软柿子,逼迫蒋介石停火。前已述及,东北长达约半年的停火,使得共军获得喘息时间,巩固了其南满根据地,使得国军失去了各个击破,“南攻北守”,消灭南满共军,切断东北与关内共军的海陆交通线的最佳时机。

  
因为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却被共军显示出来的新气象打动,作为调解人,他专为中共说话。前文说过,国共双方在1946年1月签订的停战协定规定不许破坏交通,而共军却在东北吃了败仗后,为了报复而践踏协议,在关内大肆破路。共党声称,他们破坏铁路是“自卫”,是为了制止国军去打他们。当徐永昌在1946年5月27日与马歇尔谈到恢复交通之事时,马歇尔竟然重复中共的遁词,“以为共党在防政府运军队”。徐永昌乃驳斥道:马歇尔本人是军人,应该知道破坏很容易。如果政府真是为了军事目的去修复铁路,其实并不能对中共造成什么危害(因为修好后他们随时都可以再破坏)。政府若是真想运兵去打中共,还不如且战且修更容易(因为此时共军已被打跑,修复的铁路不会再被破坏)。 “所以,今日共党破坏交通,久久不使修复,目的在于困我政府及社会人民之经济而已。”

  
马歇尔甚至天真到对徐永昌说:“拟为共军划定驻地。果能按期入驻,彼此既有确定界限,互不相犯,不但和平且可达于和好,如此交通岂不自恢复耶?” 他不知道,早在所谓“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府就试过这办法了,中共却怀疑国府想先将他们驱入死地,再与日军南北夹击消灭他们,毛泽东因此计划用重兵袭击国府大后方。对一个将“轻信”、“麻痹大意”、“放松警惕”谴责为大罪的疑神疑鬼的邪恶政党来说,任何中性甚至善意的举措都会被他们视为包藏祸心,合作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迟早要破裂。

  
正因为马歇尔不明是非,专拉偏架,毛泽东才会把抢占地盘的希望押在他身上,作出死守四平的决定,其基本考虑就是坚持下去,等马歇尔回来压国府接受既成事实。虽然马歇尔没能帮到那个地步,但他还是充分利用了手中的法宝——美援,以此压迫蒋介石让步。当时美国国务院认为,美援将鼓励蒋介石“通过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主张将美援作为迫使蒋介石做出合理让步的“杠杆” 。据此,马歇尔于6月20日警告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如果中国爆发全面内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可能撤离,第7舰队将驶离现驻地,包括租借物资、剩余物资、借款等项在内的美援将被掐断。 7月23日,马歇尔下令禁运国府以前根据租借法购买的一批军火。 7月29日,马歇尔正式宣布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8月18日,杜鲁门发布了军火禁运的行政命令,宣布停止向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与内战有关的部分货品,不再给中国政府发放出口作战物资的出口许可证。直到1947年5月26日,因为禁运造成了国军的严重危机,美国才解除禁令。

  
禁运乃是美式“上屋抽梯之计”,国军精锐部队基本都是美式装备,“装备自若干部份损坏而有置换之必要时,禁运令便阻止中国向美国市场购取其所必需” 。美式武器弹药消耗量又特别大。因此,如国内学者胡美与任东来所说,禁运使得美式装备反而成了劣势。美国人的考虑还特别周密,在发布禁令时还通知英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等国,要求它们采取同步行动。因此,中国政府向这些国家的采购要求也被拒绝。

  
禁运严重打击了国军的战斗力与士气。即使在禁令撤销后,其延迟效应还在发挥出来。禁令撤销后两个月,魏德迈来华调查,发现禁运所带来的军火短缺问题尚未得到缓解。他在东北发现,由于枪械弹药补充严重不足,原来由美国在印度装备和训练的新六军已不再是当年的新六军。廖耀湘告诉魏,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补充,完全被拖垮了”;“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汽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1/3,官兵素质减低,士气战志都低。”

  
对此情形,共军将领心知肚明,1947年2月1日,彭德怀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蒋介石要继续作战,“不仅兵力发生困难,军火也已发生很大困难。” 官修军史也披露:

  
“据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报告,1946年,全国各兵工厂除生产少量步兵重武器外,对轻武器的生产能力为:'月产量步骑枪为五千支;轻重机枪三百挺;步机子弹七百万粒;手榴弹二十三万颗','生产量固属有限,而品质亦远不如舶来品'。而全面内战爆发仅半年,国民党军损失的武器已达总数的1/7。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的军工生产能力已远远不足补偿作战损耗。于是,部队的装备日趋匮缺。1946年底,国防部对61个整编师各种火炮配置情况的调查表明,各类火炮编制数为26460门,实有数仅12584门,缺额达52%。”

  
与此同时,东北兵工厂日夜加班,共军武备不断增强:“因炮兵增多,各纵队攻坚能力都大大增强,既可轻而易举消灭国民党的整个军,整个师,也能攻克中等设防城市,所以不论在胶东、鲁西南、黄泛区、鲁南、苏北、徐州陆总都全居被动,从大别山作战会议后,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徐州陆总结束,'剿总'成立,到处都打败仗。”

  
老美帮中共的最大的忙,还是他们根本不懂东方的事,却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塞给中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逼迫国府推行民主宪政。其实当时中国需要的是独裁而非民主,国家必须进入紧急状态,全面动员,才有可能打败实行极权体制的中共。可老美不懂这点还不说,竟然想在中国扶植第三势力,成立反对党。马歇尔在“调处”后期向蒋介石建议:“第三方面的出现是目前局势中的唯一的希望”。一面督促蒋介石促成小党派联合成一个自由派政党,要蒋介石实行“真正的两党制”,一面亲自鼓励小党派团结起来,组成一个自由派集团,以充当国共两党间的平衡势力。

  
这结果便是人为制造混乱,为中共提供可乘之机,使得中共可以利用合法手段颠覆国府,在国统区开辟了第二战场,使得“蒋介石政府陷入全民的包围中”。美国人中意的那些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其实既不懂自由主义为何物,奉行的也是传统的集体主义而非西式个人主义价值观,而且其组织早被中共渗透,到最后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成了中共的别动队。连美国人垂青的地方实力人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淮海战役后期,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竟然建议蒋介石交出军政大权以作和谈准备,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任总司令负责军事,李宗仁代理总统负责政治。在其鼓励下,李宗仁在共军过江前悍然出来逼宫,但他当上代总统后,老美却又始乱终弃,拒绝援助(详后),使得国府的半壁江山垮得比南明还快,蔚为奇观。

  
待到美国人捣乱的恶果开始显示出来后,他们便决定从中国“脱身”。 1948年初,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乔治·凯南建议:“尽快解除我们在中国所承担的不健康的义务,设法恢复我们对那里局势的超脱和行动自由。” 6月1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指出现时美国所进行的最好策略是“忠告和敦促”,而不是像蒋介石希望的那样,深入卷进去。从1948年7月起,美国政府内部讨论了中国问题,认为如果继续对华援助“会把美国直接牵入中国内战中”,“会连累美国政府”,“其代价是无法低估的” 。 1948年9月17日,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制定了《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认为“全力以赴地援助国民政府是一条规模巨大的没有尽头和十分冒险的行动路线,美国政府不能这样拿美国的声誉和财力去赌博”。因此,“当我们卷入的事情已经明显是输局时,必须心甘情愿采取减少我们损失的措施” 。 1949年1月11日,它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并由杜鲁门总统于2月4日批准执行。

  
据此,美国开始撤回已给国府的援助,并拒绝提供进一步援助。美国联合顾问团在成立了仅仅两个月后,即被召回国。 1949年1月26日,美国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次日又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美国也拒绝了蒋介石一系列增加美援的请求,就连宋美龄亲自到美国去秦廷哭师也无济于事。在平津易手之际,美国不顾蒋介石的恳求,下令撤回在平津的美国侨民800多人,为士气民心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不但美国政府决定坐视中国陷落,就连军人也如是主张。美国驻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认为:“唯有一项无限制的美援政策,包括直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以阻止共产党南进,才能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在华南保待立足点,以对抗共产党的挺进,然而这样的政策我是决不主张的。” 就连原来力主援华的魏德迈将军到后期也认为,继续对华军援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深获司徒雷登好感的李宗仁上台,也未能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他要求美国贷款10亿美元或至少5亿美元,帮助他抵抗共军渡江。司徒雷登却拒绝了 。 1949年3月,刚组阁的行政院长何应钦请求美国给予二至三亿美元的援助,以维持其贷币稳定,否则政府不能巩固,也无法和共产党谈判。美国国务院回电告之:财政赤字乃内部问题,不能靠外援解决。

  
就连在口头上表示一下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政府都不愿干。李宗仁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其政府,都被美国人断然拒绝。 1949年1月23日,李宗仁派甘介侯去见司徒雷登,要求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美国务院回电指示司徒雷登拒绝。 2月9日,美国驻广州公使请示国务院,他是否可以与广州的各团体作非正式会晤,并发表公开讲活,国务院回覆道:“相信美国政府的一个公开声明或即使由你发表的声明能获得有益的效果,似乎是不现实的。抵抗共产党的前进只有在中国人自己的努力的基础上才有效果,而不能依靠来自中国之外的声明”。美国驻天津领事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对一个已经完蛋了的政府作进一步的援助,将是没有用处的,目前的局势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我们应该采取旁观的政策”。就连司徒雷登也反对发表此类声明 。

  
1949年4月17日复活节,李宗仁建议司徒雷登邀请英、法、澳等国驻华大使为他举行茶会。在茶会上,李宗仁表示他并不要求各国给予物质上的援助,只要求各国“表明态度”,予以“道义上的支持”,这样“既可给与共产党谈判的政府代表相当大的鼓励,也可警告国际共产主义分子不要插手中国”。李宗仁还拿出中共提出的和谈草案,表示国府不能接受这些条件,但如果盟国连“道义上的支持”也没有的话,他就准备接受共产党的和谈草案了。但司徒雷登事前已与其他三国大使商定,由他发表了简单谨慎的讲话,除对李宗仁的处境表示“同情”外,竟将李宗仁的要求“完全搁在一边,显然回避一切问题”,使得李宗仁终于意识到“西方已决定袖手旁观,眼看中国政府的垮台了”。

  
1949年5月,李宗仁又派秘书甘介侯赴美,最后一次争取美援。甘带去李宗仁致杜鲁门的信,信中对美国过去对华政策极尽颂扬,并承认国府目前所处的窘境应归咎于当时政府的失误,说明对于他将进行的改革和抵抗共产党进攻的行动,美援仍是“不可或缺的”。只要美国提供援助,美国提出什么条件他都可以接受,美国以任何方式进行监督,他都不会认为是干涉内政。与此同时,李宗仁又通过司徒雷登,请求美国发表支持他的政府的声明。但杜鲁门以傲慢无礼和冷漠的态度接见了甘介侯,非但不理会李宗仁的请求,还说自己是密苏里人,只重视认真干实事。谈话未完他起身就走,使在场之人极度难堪。

  
神州陆沉后,美国又准备抛弃台湾,不但由杜鲁门总统宣布不介入中国内战,国务卿艾奇逊还在公开演说中未把韩国与台湾列入美国的防御圈,诱使斯大林批准金日成发动韩战。至此,美国才被迫再次卷入国共冲突,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制止了共军对台湾的进犯。从头到尾,美国人显示的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麦卡锡辈后来追究民主党政府“丢失中国”的责任,我个人觉得确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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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补充的是,2009年C-Span Cable Network请64位美国的顶级历史学家根据公众说服力、危机领导、经济管理、道德权威、国际关系、行政才干、与国会的关系、眼光、人权以及总的表现等指标;为42位美国总统排座次。那个丢掉中国的白痴总统杜鲁门竟然被他们排为美国第五位最伟大的总统,仅位于林肯、华盛顿、弗兰克林·罗斯福与西奥多·罗斯福之后!气死老稀的是,那位据说是搞垮了美国经济的克林顿总统也被排为第15名。克林顿排第几,我倒毫不give a damn,但丢失中国的历史罪人杜鲁门竟然排为第五,不能不令我怒发上指冠。

  
不仅如此,人们只知道谴责麦卡锡主义,却忘记了若不是右派大肆鼓噪,杜鲁门、艾奇逊等人也就不会毅然决定出兵北韩,令斯大林跌碎了眼镜,因此,虽然中国因为出兵北韩而对朝鲜人民负了沉重的道德债务,咱们还是毕竟通过自己的牺牲换来了美国右派的鼓噪,从而间接地拯救了南韩人民和台湾人民。而参议员麦卡锡、尼克森等人的这一功绩,起码不应该为南韩和台湾人民忘记。

  

 回复[5]: 呵呵格丘山的建议很好 夏雨 (2013-02-27 13:12:31)  
 
   俺非历史专家,读芦文只是学习 (103 reads) 时间: 2013-2-27 周三,

  
作者:格丘山

  
芦文去掉他加的很多与主题无关的胡椒面,(这是读芦文不得不忍受的(:)), 似乎

  
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天下,或国民党为什么会失天下,这两个提

  
法看起来同,实际内涵不同。

  
从芦文看, 原因如下(按重要次序排列)

  
1。邪教提供的'精神原子弹'以及组织、发动、操控人民群众的强大手段。它使得我

  
党能最大限度地榨取根据地的全部人力物力资源,将之用于战争。

  
2。苏联人提供的重武器。

  
3。美国政府听信谢伟思等烂仔的谗言,没有如苏联一般倾全力援助国府,或至少施

  
加压力,吓阻苏联对中共的支援,防止当时中国最发达的满洲沦为中共的战争基地,

  
否则鹿死谁手未可知。

  
4。 国民党业已充分腐败,更由于经济崩溃而彻底失去了民心。国府不但在军事上

  
是兵败如山倒,在党心、民心、军心、士气上同样是兵败如山倒,无论是党官、是

  
军官、还是特工头子,都具有一种末世心态。最致命的是,党内庞杂的派系纷纷易

  
帜转向,竞相抛弃老蒋那艘行将沉没的船。在很大程度上,蒋介石主要是被傅作义、

  
李宗仁、白崇禧、程潜、李济深等烂仔打败的。

  
5。 国共相争的实质,是一个趋于衰朽的、暮气沉沉的、腐败了的官僚集团与一个

  
新兴的、野心勃勃的(也可以说是生机勃勃吧)、尚未全面腐败的官僚集团的生死

  
大搏斗。

  
6。美国人没有出钱出枪让蒋介石打中国人,而苏联人出钱出枪帮助中共杀

  
中国人。在国共相争中,美国人根本就没有积极支持国府,却处处帮助中共,千方

  
百计拆当时唯一能撑住危局的蒋介石的台,唯恐其不早日垮台。

  


  
当然其中有些原因是重复的可以合并。另外不知为什么芦兄没有提到日本侵略,好像没有日本侵略,共产党得不到这个机会壮大,国民党也未必会如此失去人心。我总结得不对,请芦兄纠正。

  


  
我觉得这样重大的题目,一定要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才能深化,有很多精辟的见解,

  
是在争论中引申出来的,感到遗憾的本坛似乎没有可以跟芦兄争论的对手。 否则会

  
更精彩。

  
我想给马兄(打打气,不知能不能再鼓劲与芦兄抬一下扛(:)

  
当然,马兄如果上场,网友应该鼓励, 否则更是一边倒。

  

 回复[6]: 呵呵葡萄青皮委实有趣,只是委屈了山大王老芦 夏雨 (2013-02-27 14:11:58)  
 
  也谈中美之间的冲动与误判 ——解读芦笛与冯胜平先生间的商榷---(二)观点 (126 reads) 时间: 2013-2-27 周三, 上午12:30

  


  
作者:葡萄皮

  
那天闲来无事,晃者晃者就来到了驴鸣镇,就看到一群人望着远处的江山指指点点的,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瞧者甚么。

  
本来嘛,也没甚兴趣。

  
再一看,阿!本镇乡绅大老老芦也位列其中,就见他一手仿若”蛇拳”的指头在空中那么比划着,另一手捻着他那胡揪揪在那儿哼哼着:「那3点,嗯,这2点…」。

  
旁边是精壮但精神稍嫌委靡的老加和着声:「老芦说的就是好阿….」

  
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几伙人(里面有冯胜平及中国委员会等人)到底在看着甚么,但是听到老芦声若红中有理有据的评论,也经不住在他背后也哟暍2声。不意竟遭老芦斥道:「卿皮网友,你又没看到我看的是甚么,嚷嚷个甚?尤其注意,想知道我看到甚么的话一定要看2本书才能知道…」

  
老葡自忖:「小学1年级时就已经超过2本了…」,于是视线就往他们看的方向望去,喔,原来是钓鱼岛。

  


  
--------不定期待续---------

  

 回复[7]:  海边星空 (2013-02-27 22:16:45)  
 
  閻語,你怎麽看?

 回复[8]: 且看葡萄皮 夏雨 (2013-02-28 11:14:54)  
 
  也谈中美之间的冲动与误判 ——解读芦笛与冯胜平先生间的商榷---(三)观点 (63 reads) 时间: 2013-2-28 周四, 上午3:52

  


  
作者:葡萄皮

  
话说冯胜平(冯胜平目前从事房地产业务,是老民运一代的人物,对历史、政治有研究。)有1天去华盛顿与中国委员会的人及包道格讨论钓鱼岛问题,会中冯胜平获知了中国委员会与包道格的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摘要如下(【明镜专稿:中美关系的错误:冲动与误判】附于文后方便读者参阅):

  
包道格的判断:”中国绝对得不到钓鱼岛,正如日本得不到独岛,菲律宾得不到黄岩岛一样。”

  
中国委员会的人说:他们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异议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

  


  
针对以上意见,冯胜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我不同意他(包道格)的判断,因为他显然低估了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决心。

  
2.”笔者见过几乎所有中国政治反对派领袖,他们中有书生,有枭雄,也 有骗子,但无一人是合格的民主政治家。”(冯胜平的判断)

  


  
冯认为”.美国希望中国变成一个自由并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中国(以下简称民国),不喜欢一个共产党控制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中国(以下简称军国)”,但是呢,美国不了解美国希望的是甚么,不喜欢的是甚么,因此造成”误判”并举出”尘封的历史——戴维斯和谢伟思的悲剧”的例子证明美国曾经误判。

  
冯又说“世界上无疑有普世价值,否则地球村不会存在。很可能美国不太了解甚么是普世价值,所以”美国再次面临十字路口”并且很可能再次误判。

  


  
冯对中国梦的解析

  
she一做中国梦就会产生1种梦游的冲动,还会梦中驾船开飞机跑到钓鱼岛附近晃荡,此举也很可能造成美国的误判。

  


  
-------不定期待续--------

  


  


  

 回复[9]: 葡萄皮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见解--有趣 夏雨 (2013-02-28 11:20:24)  
 
  也谈中美之间的冲动与误判 ——解读芦笛与冯胜平先生间的商榷---(四)观点 (31 reads) 时间: 2013-2-28 周四, 上午8:27

  


  
作者:葡萄皮

  
简易解读冯文标题「中美关系的错误:冲动与误判」

  
冯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因为

  
1.美国曾经发生过误判,列如所谓:戴维斯和谢伟思的悲剧事件。

  
2.当下又再度发生类似容易误判的环境,如当时的国府与中共及现在的中国反对派与中国政府。

  
3.中国梦所产生中国的冲动。

  
将会造成中美关系的错误

  


  
概要解读芦文「也谈中美之间的冲动与误判 ——与冯胜平先生商榷」对冯文的理解如下

  
在钓鱼岛问题上,第1点与第2点与我的解读是相似的,从略。

  
3. 中国梦所产生中国的冲动,再加上中共对美国忠于盟约的信义及对日本人勇气与决心的2误判。

  


  
老葡插话:钓鱼岛问题到底是甚么问题?解读到此,尚未看出。

  
没有问题自然就没有解答。

  
没有解答当然就没有所谓的分析与评断。

  
可老芦及老冯又对问题做出肯定的论断。

  


  
一伙人在一处,大家望着空无ㄧ物的空中,比划着,争吵着…我也在其中,瞧不下去了…

  


  
--------------完结篇------------

  

 回复[10]: 附冯文,看看葡萄皮说得有没有道理 夏雨 (2013-02-28 11:27:00)  
 
  2013年1月31日星期四

  
明镜专稿:中美关系的错误:冲动与误判

  


  
冯胜平专稿

  


  
笔者不久前去华盛顿开会,见到老朋友包道格(Douglas H. Paal)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主任普拉狄克(Paul B.Protic)。当时正值国内反日游行示威蔓延、钓鱼岛冲突激化之际,话题自然是中日中美关系。对钓鱼岛前途,包道格表示充分自信,他说:“中国绝对得不到钓鱼岛,正如日本得不到独岛,菲律宾得不到黄岩岛一样。”前布什总统首席中国顾问,包道格与林倍瑞、黎安友同为费正清的学生。我不同意他的判断,因为他显然低估了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决心。

  


  
中国委员会的偏好

  
中国委员会是一个由9个参议员9个众议员组成的两党联合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10月,专门研究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每年向国会和总统就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提交年度报告。也许是由于职业偏好,会谈开始前,普拉狄克指着会议室墙上的照片,问我们是否与他们熟悉。那是一些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的照片,其中有刘晓波,魏京生和徐文立。我告诉他,这些人我都认识。他们也许是中国的良心,但决不代表中国未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中国发生什么变化---改革,革命,甚至崩溃---都不会有他们执政的可能。当徐文立宣布民主党当前的任务是参政、议政、准备执政的时候,他的对象不是他的党员干部,而是支持他的美国政府。如果足够诚实,他应该告诉他的支持人,我没有可能回国执政,但我会尽其所能,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魏京生知道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并不知道民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有太多的霸气,太少的宽容。相比之下,刘晓波身上似乎有更多的民主素质。问题在于,在一个大多数国民都沉溺于强国梦的国家里,人民有可能选一个主张中国民主必须先当三百年殖民地的人做领袖吗?事实是,民主在中国是一个太遥远的未来。不仅人民没有准备,领袖人物更没有准备。去国三十年,笔者见过几乎所有中国政治反对派领袖,他们中有书生,有枭雄,也 有骗子,但无一人是合格的民主政治家。

  
普拉狄克和他的同事们显然不喜欢我的评论。他们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异议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坚信他们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对他们的善意我不怀疑,但对他们的一厢情愿感到惊讶。可以理解,美国希望中国变成一个自由并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中国(以下简称民国),不喜欢一个共产党控制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中国(以下简称军国)。但个人好恶不是衡量历史走向的标准,价值判断不应该成为事实判断的基础。

  
美国不喜欢一个在军事上崛起的中国,它本能地会支持与中国有边境冲突的东南亚国家。美国也不喜欢一个不按美国方式生活的中国,它天然地站在中国自由派人士一边。前者是因为地缘政治,后者则是由于意识形态。当菲律宾、印度、日本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时,美国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当刘晓波在9-11后宣布“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继而又与张祖桦等人发起“08宪章”宣扬普世价值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好感。

  


  
尘封的历史——戴维斯和谢伟思的悲剧

  
深感中国委员会专家们的天真和偏执,我讲了一个老中国通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场 “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 的辩论,将“失去中国”归罪于一批老“中国通”——二战时期在中国工作和国务院内负责对华事务的外交官们。一个不甚严肃却颇为准确的结论是,四个约翰应为美国失去中国负责。他们分别是范宣德(John Vincent),谢伟思(John Service),戴维斯(John Davies),和蒋介石(Jiang Jieshi)。

  


  
谢伟思(John Service,右)在延安。

  
其中两人——戴维斯和谢伟思——是真正的中国通。戴维斯于1908年4月6日出生在中国四川省。其父母是美国传教人员。谢伟思1909年 8月 3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1944—1945年,他们随美国军事观察小组抵达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过50多次谈话。在1944年11月7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戴维斯写道:“中共正在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拒绝接受他们和支持毫无建树的蒋,他们就会将我们视为敌人。但他们宁愿做我们 的朋友,不仅为了我们所能提供的援助,同时也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致力于造就一个强大、独立和民主的中国符合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中共将在中国存在下去。 中国的未来不属于蒋,而属于他们。”“如果我们继续抛弃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而支持扶不起来的蒋介石,他们就会把我们视为敌人。”与此同时,谢伟思在呈给国务院的报告里也写道:“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 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无论官员还是平民,都坦诚相待,非常友善,没有任何的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延安没有警察, 士兵也很少见到,没有乞丐,没有极端的贫困,这里祥和宁静。然而在重庆,警卫森严,人们如临大敌,场面异常紧张,奴颜婢膝的丑态到处可见。” 鲜明的反差让 谢伟思大发感慨:“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日军)是如此雷同;而我们从不予支持的中共却又与我们美国人自己这般 相象。真是不可思议!”

  
生长在中国,谢伟思和戴维斯的母语是四川话。熟悉重庆又了解延安,见过毛泽东也认识蒋介石,他们深知共产党已在中国扎根,确信美国在战后中国属于谁的问题上已经没有选择:中国未来注定属于共产党。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他们预言战后国民党必定垮台,共产党一定成功。针对蒋写的《中国之命运》,戴讽刺地说:“这命运可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的。”

  
但是,美国并非毫无选择。谢伟思和戴维斯相信,如果对中共表达足够的善意和支持,美国仍然可以在一个亲苏的共产党和一个亲美的共产党之间作出选择。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和谢伟思进行了6个小时的正式谈话。毛泽东说: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在8月29日和9月3日的报告中,谢伟思指出中共及其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建议美国政府把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共军队,并充分说明这样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好处。他们分析说,毛泽东不喜欢斯大林,而自苏德战争爆发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对中共也没有实质的控制。拒包瑞德回忆,在与美军观察团谈话时,毛甚至表达了想访问美国的愿望。

  
放弃意识形态偏见,改善与中共的关系,是谢伟思/戴维斯报告的主旨。1945年2月28日,谢伟思在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的电报中写道:“依靠这样一种我们认为是现实地承认中国现状的政策,我们可望在战争中获得中国所有力 量的合作;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否则是不可能避免的,假如俄国参与对日战争的话),说服国民党,它目前明显为一场内战而 进行的计划是不可取的;实现某种统一,这种统一即使不能立即完成,也能够为未来朝着充分民主和平发展提供基础。”

  
谢伟思/戴维斯的延安报告准确地预见了中国未来。这些报告及时到达了华盛顿,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束之高阁,尘封长达24年之久。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反而对他们展开了“忠诚调查。”1945年6月6日,谢伟思与贾菲等六人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逮捕。联邦调查局搜查了谢伟思在国务院的办公室,没收了他的全部文件。8月10日,他被大陪审团宣布无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谢伟思戴维斯再次遭受政治迫害,他们被赶出国务院,成为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

  


  
美国再次面临十字路口

  
同七十年前一样,美国今天再次面临十字路口:到底是支持一个以自由主义为宗旨的民国呢,还是支持一个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军国?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中国正不可避免地从党国转变为军国。美国不喜欢军国,因为它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但中国似乎却别无选择。它付不起美式民主的高昂代价。军国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社会转型必须的秩序。民国的支持者主张宪政,军国的支持者强调富强。为争夺党国遗产,他们形成两大对立阵营——宪政派和富强派:前者的思想基础是对自由的崇拜,后者是对力量的崇拜。

  
近期发生的南方周末事件凸现了宪政派和富强派的对立:冲突的一方主张自由梦、民主梦、宪政梦;另一方强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没有人挑战习近平,但双方无疑都想影响他,引导他,并垄断对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的解释权。宪政派相信他们代表民意,站在历史正确一方,掌握中国的未来。富强派认为中华民族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它的梦想,冒然推行宪政派的主张只会中断梦的进程,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宪政派的大旗上写着“普世价值,” 富强派的大旗上则直书“中国特色。”

  
世界上无疑有普世价值,否则地球村不会存在。但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否则也就没有中国。尽管普世派和特色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平心而论,普世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特色更接近于中国的现实。没有普世,中国就没有梦;没有特色,中国则没有根。

  
同七十年前一样,美国在中国走向民国和走向军国之间没有选择。除非中共崩溃,党国之后,兴起的必然是军国。它的初级形式是警察国家,最后阶段则可能是军人独裁。近年来中国的军费和维稳经费以几何级数增长,体现了中国社会从党国到军国的演变。与党国不同,军国注重实力,不讲主义;它摸着石头过河,以金钱和暴力控制社会。作为中国社会最有组织的力量,军队注定了要成为党国遗产的继承人。军国不符合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也不同于东欧—苏联共产党国家解体的先验模式。但它是中国从党国走向民国的必经阶段。

  
同七十年前一样,美国并非毫无选择;它仍然可以在一个亲美的军国和一个反美的军国之间作出选择。明智的政策是放弃意识形态偏见,接受中国未来不是民主国家的现实,对转型中的中共表达足够的善意和支持,促其变为一个亲美的、逐渐接受普世价值的军国,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式的、反美的军国。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强大并不一定是对世界的威胁。相反,中国的动乱则肯定是世界的灾难。毕竟,中国今天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不再输出革命。象其它国家一样,它有富强的权利。

  


  
钓鱼岛冲突——中国梦的冲动

  
中日钓鱼岛冲突的实质是中美之间的一场较量。它的直接原因不是国内危机,而是梦的冲动。不久前中国完成东风41导弹部署,拥有了可以覆盖美国全部领土的核能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不想再韬光养晦,它渴望强大,实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

  
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但中美、中日必有一战的说法却是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

  
中国不想与美国为敌。它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咄咄逼人,既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迫日本让步,以拯国内民心士气,更是习近平实现强国梦的初步尝试。毛泽东带领中国站起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富起来;习近平无疑希望能在自己的任期内带领中国强起来;这是他的历史使命。不应忘记,以习为代表的红卫兵一代是在“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语境中长大的。强国是他们童年的梦,“解放全人类”是他们曾经的理想。尽管岁月流逝理想的火焰已经熄灭,梦却没有破灭。圆梦,尤其是圆童年之梦,是一切成功人士最难以抑制的本能冲动。

  
冲动是魔鬼。毫无疑问,无论中国、日本、还是美国都不想钓鱼岛冲突演变为一场中日美之间的战争。但是,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冲动和误判引起的战争不胜枚举,其数量很可能超过蓄意策划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愚蠢的确比邪恶更可怕。

  
为了圆梦,以太子党为核心的中国军方选择了历史上有争议的钓鱼岛作为突破点。自去年9月以来,军方先是利用民间施压,发动全国反日大游行,继而由一批鹰派将军在媒体上发表战争言论,宣称中日必有一战,中国必胜。他们以核武相威胁,频频对日本发出战争警告,俨然一副不收回钓鱼岛决不罢休的姿态。私下——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却让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李先念之女)赴日交涉,告知日方中国的底线无非是双方共同巡航,希望日方接受。这种三国演义式的权谋在痞子哲学盛行的中国虽然有效,在现代国家关系中则为人所不耻。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中国价值和西方价值的错位和冲突。

  


  
一厢情愿的计划

  
中国军方的钓鱼岛战略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上:1日本会在压力下让步;2即使日本不让步,擦枪走火,美国也不会干预。所以,中国有双保险。

  
日本会在压力下让步吗?不会。专制制度下的臣民是被吓大的。天朝政府发威,臣民会让步。因为他们知道“领导不高兴,后果(会)很严重。” 所以“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会)躲起来。”但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不是吓大的。他们习惯了自由,不喜欢被威胁。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大陆军方以飞弹威胁。朱熔基声色俱厉地宣称:“选举陈水扁就是选举战争。”结果是替陈水扁助选,促其高票当选。这种心理战对台湾尚且不灵,对日本势必更难奏效。对华强硬使安倍在日本国内的人气骤升。非常可能,象13年前的陈水扁,他正在内心深处感激中国军方对他的支持。

  
中日开战,美国会卷入吗?肯定会。CCTV军事评论家张召忠说,中日开战,中国可以在30分钟内制服日本,而美国不会介入。就是介入也至少需要六个月。这是典型的以己度人。且不论中国海空军有无能力30分钟搞定日军。就算有此能力,期待美国不履行日美安保条约也是毫无根据的臆测。的确,为东海一无人小岛与中国开战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是,不履行国家承诺更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两房实际上已经破产。当时中日等国持有大量的两房债卷,如两房宣布破产,经济上对美国绝对有利;它可以乘机摆脱数以万亿计的债务。美国没有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两房债卷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美国承受不起失信的政治后果。相比之下,中国人对信用就不那么重视。缺乏契约精神/不守信用是中国文化的通病。自己不守约,也期待别人不守约,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常态。反映到国际关系的处理上,这种心态常常造成一种幻觉:认为美国和我们一样,也不会履行那些明显对自己没有利益的承诺。

  
明年——2014——又是一个甲午年。希望中美日掌国者警之,戒之,不要冲动误判,重蹈历史覆辙。

  
大清北洋舰队的幽灵在东海徘徊。

  


  

 回复[11]: 真难为那老家伙1234的评论 独屏 (2013-03-02 19:48:27)  
 
  当年支国多腐败呀,吃空饷、抓壮丁,一派末日景象。

  
很多人因为厌恶支共就给支国贴金,笨!

  
那都是支那文化的产物,根本就是半斤八两。

  
不过当时支共的宣传更有号召力,获得了民众绝大的支持。

  
(我以前一说支共是人民选择的,就有一帮家伙跟我急。现在老卢也终于给出典故来了!)

  
说句题外话,相比起来,那刘晓波算个啥?主张温和的比不上支共一半的锐气,

  
就这样还居然被支共扔进大牢里去了!11年!支共,真邪恶、真该天诛地灭!!

  
(有没有和支那大使馆经常沟通的?请去转达一下我说的这些话。谢谢!)

  


  


  
下面举几个例子:

  


  
——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过去有些同志以为党领导政府就是在形式上直接指挥政府,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董必武1940年8月20日在陕甘宁边区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党的专政只能说是党的政治主张透过政府而达到实现,并不是用党来代替政府执行政权。倘若认为“党”是在群众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会走到强迫群众和命令群众的路上去,而使一个国家形成两重政府形态。如果党的命令和政府命令是一致的,则成为屋上架屋;如果党的命令与政府的命令是岐异的,则群众无所适从。故此政党必须集中精神于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而决定正确的政纲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执行一切政务。——徐特立《政党与政府》(1938年3月8日)。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还是国家民主化。——毛泽东答英国记者(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

  


  
——和平建国方案是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现在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划清。——周恩来在重庆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话。(1946年1月18日)

  


  


  
我想,当年和老蒋的党国比起来,连骗子都分不清的笨蛋美国佬,肯定更加倾心支持“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派”老毛。

  
支那的历史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和无奈。那些把责任往日本身上推的支那精英,本质上就是一群怨天尤人的废物祥林嫂。

 回复[12]:  与禅寺 (2013-03-02 17:00:20)  
 
  “我以前一说支共是人民选择的,就有一帮家伙跟我急。”

  
独屏,我发现原来有些和你不一样的想法,或者说我并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难以接受你的说法的,过了几年发现跟你站一块儿去了……你现在说的这个,可能是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也许还是进行时……

 回复[13]: 承诺与选择 小学予科 (2013-03-02 20:52:54)  
 
  http://www.youtube.com/embed/WNh4l5KkAno

  
(再贴)90年历史的回顾。档的承诺与人民的选择 1/2。 Cantonese, Mandarin

  
02:01 人民享受神圣权利,实行民主选举。

  
02:50 档首承诺民主政制的生声 ......

  
http://www.youtube.com/embed/n0LDW3yztgY

  
2/2

 回复[14]:  东京博士 (2013-03-02 22:18:15)  
 
  ——2013年2月6日习近平在中南海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时讲话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http://msn.huanqiu.com/world/regions/2013-02/3630487.html

  

 回复[15]:  海边星空 (2013-03-02 23:20:33)  
 
  那劉云山等人爲什麽還拼命捂別人的嘴。

 回复[16]: 独屏11楼的回复非常有价值。 深层次 (2013-03-03 07:20:59)  
 
  现在还总有人指摘土共说过的只言片语,其实这都是土共欺骗的系统工程之一。当年土共出身于农民,怎么就能弄出这么一套完整的欺骗体系?现在这么多的精英都看不明白。仅仅是马列造成的么?还是土共真的是魔鬼么?

 回复[17]:  金枪鱼 (2013-03-03 11:08:58)  
 
  历史的先声

  
【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

 回复[18]:  金枪鱼 (2013-03-03 11:11:36)  
 
  历史的先声

  
【主页】->【历史的先声】->【论选举权】

  
论选举权

  


  
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本来,人民只享有一个选举权,还不能够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象中山先生所说:“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要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能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但是,假使人民连选举权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谈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几千万里了。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只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除却“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外,一达到成年,都应享有选举权,不能加以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条件,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民也只应享有一个选举权,不能依据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及至居住条件等优越条件,而取得一个以上的选举权。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而“实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选制”。固然,在过去,甚至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并不是普选制,而是限制选举制。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潮流所趋,很明显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选制了。特别在我们中国,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张普选制。在理论上,一切人民都将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问题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事实上。如果,事实上人民不能够享有同等的选举权:有的人有选举权,有的人没有选举权;少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多,多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少,则普选制虽在理论上被承认、在法律上被规定,结果,还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要问的,是人民现在是不是已经都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将来,是不是真都能享有这种选举权,如果现在还没有、将来也未必能,那我们就必须努力促使它有、争取它能。

 回复[19]:  夏雨 (2013-03-03 14:07:03)  
 
  和小与一样,对独屏的发言有相同的感受也有不同的认识。

  
以前,日本朋友不理解中共在冲突时的干出种种举动时,我总是告诉他们内骨子里的原因,中共领导人的思维方法,中共历史上的例子等等。他们吃惊,有的日本人会在震惊之余不由自住地漏出来:

  
中国人坏るい。

  
当然他指的是中共坏るい。

  
我知道,谈这种话题是两刃剑,让日本了解中共的本性,不再受骗上当,虽然符合我们在日华人的利益,但是也波及到老百姓对中国人的评价好感度总体下降。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谁叫我们是从狼国里出来的,也喝了狼奶呢。。。。。(无限悲哀中)

  
怀着这种情绪,我常常会在最后对日本人说,中国人不好,还是要怪你们日本人,因为你们二战时侵略中国,使中共从奄奄一息到咸鱼翻生,一党坐大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致使13亿中国人变成今天这个模样。如果没有日本侵略,我们未尝不会是今天的台湾人,新加坡人。

  
呵呵,提起他们的软肋,日本人无法作答。。。

  


  
但是现在读芦笛的文章,感觉到真的不能把这事全推到日本身上,中国当时处在国际势力反弄之中。老蒋失败,苏俄,老美都有责任。老蒋的软实力也比中共差得多。

  
而且,重要的是多找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毛病。

  
至于中共的政权,那哪是人民能选择的呀?是中共骗来的!抢来的!

  
枪杆子里出政权!----不是他们的大实话吗!

  
在“解放区”,把人数少的富裕阶层的财产枪过来分给人数多的贫困阶层,先讨好欺骗,后利用胁迫他们去杀人去抢全国政权。

  
听我的父母说,他们是从宁波乡下到上海的,当学徒 ,做摊贩,属城市平民。49年前夕,物价飞涨,蒋经国“打老虎”,他们非常支持。老蒋小蒋失败,中共进城,出来举旗唱歌跳秧歌舞的都是地下党的人,老百姓只有默默看的权利。

  
中国人自身确实有毛病,中国文化当然也有毛病,但与中国人民主动选择中共政权是两回事。

  
那还是他们的欺骗之言。

  
没有民主选举过怎么可以说人民主动选择呢?

 回复[20]: 我说的“支共是人民选择的” 独屏 (2013-03-03 14:39:50)  
 
  也不是意指“通过选举进行选择”。

  
不过你去查一下早期共产党的宣传,例如头目们的发言,还有当年共党的新华日报等就能看出来,即使现在国内外的所有民主派加起来(包括关在大牢里的刘晓波),都赶不上共党当年先进。共党当年可是明确地有组织地提出要进行“民主选举”,要“轮流坐庄”的(←这难道没有可能成为美国佬转而支持他们的关键因素?)

  


  
当年蒋政府兵败如山倒,就是民众聚集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下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支共是人民选择的”。

  


  
夏雨说的“中共进城出来举旗唱歌跳秧歌舞的都是地下党的人,老百姓只有默默看的权利。”我认为不是这样,老百姓相当踊跃。我外婆家和国民党大人物有亲戚关系,但是我妈都是那个时候加入共军的,因为那时共军的口号非常深入人心。很多当时在国外的精英纷纷回国(最后被整死)也不是被强迫而是自愿的。我想,老卢文章里的事例也能证明共党当时很受欢迎。

  


  
老共一旦坐稳了江山,就彻底“忘记”了自己的宣言。夏雨说的“老百姓只有默默看的权利”,就是从那以后开始的。

  


  
为什么这样,现在是各种说法都有,这里面我比较赞成启明的“文化论”(或说“汉字论”?)中国完全不具备形成民主政治的土壤。注意到启明最近有新作: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251956 这里面有一些部分我也是赞成的。

  


  


  
中国的事真是很无解,本独不是人文科学专业,对很多事的认识可能非常皮毛。不过我总觉得刘晓波氏当初提出“殖民300年”的说法,是不是也因为和我有同感?

  

 回复[21]:  夏雨 (2013-03-03 15:16:12)  
 
  拜读,与独屏没有多大分歧了。

  
这个问题在数年前一直有争论,直到现在总算有了初步定论。刚才去别的论坛看到恰恰也在说这个事,转两篇过来。先来篇短的。

  
博讯螺杆 「中共说的话要反着理解,比如“得人心得天下”“小米加步枪”」2013-03-02 21:21:09 [点击:29]

  


  
越是起劲宣传的东西事实上越相反。

  
1949年是全国城市人口大逃难的时期,沦陷区逃往国统区,北方人逃往南方,最后是上海人逃往香港,能逃的都逃了,没钱没路费无亲朋可投靠没法逃的,就只好听天由命。所以这个“人心”要看是否绝大多数,但任何族群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被动的随波逐流,只有少数活跃分子起着推动社会的作用,少数人有了枪杆子就能胁迫多数人,正如土匪能胁持平民一样。

  
中国沦陷于共产党之手,完全是美苏角逐的结果,美国左派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而美国右派为了与苏联争夺欧洲也急于丢掉亚洲这个包袱,最终抛弃了国民党政权,这才让中共捡了个大便宜。至于所谓“小米加步枪”就更是扯蛋了,被陈诚遣散的原满洲国关东军几十万军队全部被中共收编,加上苏联移交的日军俘虏和武器装备军工企业等,武装了整个四野,使之成为共军最有战斗力的军队,这都是解密档案公开的事实。

  
最后编辑时间: 2013-03-02 21:44:44

  

 回复[22]:  夏雨 (2013-03-03 15:19:46)  
 
  萧峰 「中共何以赢得内战?」2013-03-02 08:57:49 [点击:187]

  


  
中共何以赢得内战?

  
以中共的话说当然是它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嘛。但秦晖教授问了这么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得人心者才是肯定能够得天下的?”只要用心想一想,唯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得人心者是肯定能够得天下的,如果没有民主的前提,得天下者,特别是武力抢得天下的人,即使不能说完全跟民心的向背无关,得除了得人心外,必然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原因很简单,在民主的前提下,支持任意一方,只需用选票表达出来即可达成支持的效果,而武力争夺的前提下,只表达支持,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需参与到武力争夺之中,充当武力的一份子,才能够让自己支持的一方能够在武力上有所增强,这样一来,内心的支持就显然不足以使支持者成为武力的一部份的,因为成为武力的一部份,本身就是风险巨大,即使自己支持的一方是最终的胜利者,自己也很可能在见到胜利之前就成为了祭坛上的牺牲,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在中国人民中已经不知道流传了多少百年了,要他们成为武力武力的一份子,远不是得到他们支持那么简单。

  
中共之所以能够得到天下,主要的原因就是成功地使得支持它的人民成为它的武力的一份子,其中的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土改。我素来自许能够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但听到秦晖教授的讲演之前,我决想不到,中共就是通过土改将中国人民绑上它的战车,成为它的炮灰。

  
一直以来,我只想到中共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所谓土改,收买中国人民的人心,但绝对没有想到除了收买人心这个浅显的目的外 ,中共还通过土改将人民赶上了它的贼船,成为它武力的一份子,而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挑动农民之间的杀戮。我原以为所谓的土改是抢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可是秦晖教授的演讲告诉人们,事情并非如此,至少在共管区,也就是中共自称的解放区并非如此。

  
应该说,共管区经过中共多年的经营,在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抑富利贫的政策作用下,那里的贫富差距已经不大了,表现在地权上也同样是地权分散,占有大量土地的所谓地主和毫无土地的赤贫即使还有,也只占总人口的极少数,从这一点看,中共宣称它得到大多数人民支持也大体上是符合当时的事实的。这样看来,如果站在平均地权的立场上,土改即使不能说毫无必要,至少也是意义不大的,而对身陷内战的中共,比平均地权更急迫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为平均地权而土改显然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要在内战之初就实行于平均地权意义不大的土改,中共的目的就不可能是它宣称的要还土地给农民。

  
在我小的时候听《水浒传》就知道了头名状是怎么一回事,头名状中的被害人并非罪人,大多与纳头名状者无冤无仇,纳头名状者之所以要杀死头名状,无非是要向人表明,自己除了跟着意图加入的团伙走到底外,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了,听过秦晖教授的演讲后才明白,中共就是将土改当作头名状,所以共管区,的土改血腥程度,远高于后来的所谓新区。

  
经过血雨腥风的土改后,共管区的农民就相当于向中共缴纳的头名状,只有中共赢得内战,他们才有平安的日子,不被清算罪行的日子过,如果中共没能赢得内战,他们在土改中犯下的罪恶就将被清算,所以这个时候,中共让他们交粮他们就只能乖乖交粮,让他们当兵也只能乖乖当兵,于是中共在内战中便表现出要人有人,要粮有粮的惊人的动员能力。而国军,就无法,也许不是无法,只是他们还有人性的制约,让国统区的人民也缴纳头名状,所以他们的动员能力便与比中共有着天差地别。也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输掉战争,流落孤岛。可是历史却让当年的失败者的后人庆幸他们的父辈当年不没在胜利者的行列之中。而胜利者的后人。

  
在中国,其实胜利者往往都是个更阴暗、更无赖的角色,失败者反而才是更值得尊敬的。只是非常不幸的是历史要由胜利者来书写。所以能够理解,并且敢于表达这一点的除了太史公司马迁外,少有能承其衣钵的史家,无怪乎有人将《史记》叹为史笔之绝唱,也无怪乎中国人对罪恶之宽容。也无怪乎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事件此彼伏此起,屡屡发生。

  


  

 回复[23]: 夏雨推荐 夏雨 (2013-03-04 14:15:12)  
 
  对于制度(政府)决定人民还是人民决定制度(政府),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记得在镜子里,大佬二子,东博都是持后者的观点,尽管其他方面两人的立场观念几乎对立。

  
我是持前者的观点,但只是以素朴的直觉,感觉到人民从本质上来说都不是坏的,是后来种种原因使他们变化的。但是我的直感上升不到理论的高度,写不出长篇大论。

  
后来又见老唤的文章,居然也是坏人决定坏政府论,几至绝望。

  
但是我坚信,虽然我说不清道不明,将来一定会有别人来弄清这个观点的时候。

  


  
今见有一篇短文,写得很好。我觉得这场争论即将澄清的时机到来了,我相信不久有人会对此写出更有力更有理论高度的文章来。

  


  
作者h 「是恶民造成恶政府,还是恶政府造成恶民?」2013-03-03 07:17:01 [点击:148]

  


  
这个问题在网上吵得喋喋不休,有人说中国人弄到今天这个样子是共产党造成的,

  
有的说是这个民族的劣根性造成的。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当一个社会中的恶棍战胜正义去统治好人的时候,全社会都会慢

  
慢成了恶棍。君子一开始还会抵抗,但是在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终究放弃。

  
恶棍统治时间愈长,社会的堕落愈彻底。当全社会都变成恶棍的时候,整个社会再

  
也受不到正义的牵制,因此整个民族向二倍,三倍于他们雏型恶棍的恶棍程度发展。

  
反之亦然,如果社会中的君子去统治恶棍时,全社会都会慢慢成了君子。

  
用这个理论解释中国社会:

  
共产党统治前,假定中国有百分之二十的恶度为五成的恶棍,有百分之五十的中性

  
老百姓,有百分之三十的君子,那么毛泽东的统治使恶棍上升为百分之七十,中性

  
老百姓变为百分之二十五,君子剩了百分之五, 邓小平的改革使全社会变成了恶度

  
为五成的恶棍,江的统治使这个民族变成了恶度为十成的恶棍, 胡温的统治使这个

  
民族成了恶度为二十成的恶棍。

  
中国民族继续会向恶的方向发展,如果社会的不公平愈来愈烈的话。

  
对中国民族将来的挑战是当共产党死亡后,社会中不存在道德和正人君子,谁来

  
建立和执行一个好的制度? 这是中国共产党统治后的中国与台湾,香港,甚至与苏

  
联和东欧都不同的地方。中国人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最后编辑时间: 2013-03-03 07: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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