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魅：话题2012│科长│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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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魅：话题2012
科长 (发表日期:2012-12-10 15:23:48 阅读人次:1108 回复数:2)
去魅：话题2012 　　中国学者杨早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编者按：自2006年起，中国学者杨早每年都主编一本年度评论集《话题20**》，从《话题2005》到《话题2012》，已有八本。这一书系重在观察与记录当年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变化，强调“播新知，列谱系，破虚妄”。每年杨早都会为《话题》、同时也为整个年度写一篇综述，以梳理这一年的精神脉络。《话题2012》给今年定的关键词是：去魅。2012，从诺奖、爱国到韩寒、雷锋，甚至后宫与食品，一切都在褪去光环，露出本实。）　　什么样的话题会进入《话题》，其实是一个随机事件。历史没有真相，新闻也无所谓重要。至于我这样一个没有江南style的欧巴，在年末继续猥琐地关注各类政治娱乐身边八卦之余，突然一身正气地坐下来写综述，我其实是在记录一些情绪。在我看来，情绪是有史以来最易消散的东西，但又是有史以来流传最恒久的物事。　　挑一件事代表2012的情绪，我会投一票给“诺贝尔文学奖开奖”。诺贝尔奖的拧巴，在于它像娱乐奖项一样拼命玩神秘，甚至更进一步，连提名名单都没有，逼得媒体与博彩公司在全球的各界高手里面海底捞。因此，奖前的预测与盘口，“得与不得”的计算，开奖后一窝蜂式的报道，“配与不配”的争议，这个奖说明什么的分歧，展望未来的评断，都构成了一幕一幕的人间喜剧。尤其当2012的诺贝尔文学奖花落我们这样一个吵架大国，声浪几乎掀翻了房顶，有人漏夜把他的书上架，有人毅然将他的书下架，有人赶着偷萝卜，有人忙着种高粱，有人高歌牛掰，有人逼问软弱。是大国造就了莫言，还是莫言提升了大国？这是最让我兴奋的话题：多元，价值观，精神生活，莫衷一是。　　因此我选择用几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成名作，作为这篇综述的小标题，顺便提醒你们：深入阅读，独立思考。　　耻　　我不是很能确定2012的哪件事更让一个中国人感到深深的羞耻。是为被轮奸的女儿请命的唐慧被劳教，还是T恤上印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被劳教？是暴雨北京无助地结束于车里、河里、地下室里的生命，还是寒冬毕节垃圾桶里被废气闷死的五个小孩？是自命智识阶层的男女在朝阳公园门口挥出的上拳下脚，副教授赏给八十老人的耳光响亮？还是西安街头90后打工者狠狠砸向日系车主的那把U型锁？　　这些事件之所以让人感到羞愤，只有一个理由：我们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一个号称文明的社会里。而更令人羞愤的，是恶行的受害者无法得到应有的同情、洗刷与补偿。“抓应该，放也应该”，“没抓住时机逃生是他自己的责任”，“五毛就是该打，自负其责不就行了”，“国家大义面前，日系车主就不能少开一天车吗”？这些评论可能比受难事实更让人心寒。　　这些言论混淆了“行”与“义”的区别。一个成年人，在明了并自愿承担行为后果的前提下，选择什么样的行为，与这种行为是否获得价值上的肯定，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觉得某人可恶就“可以”出手殴打，从殴打到杀戮也没有绝对的界限。而谁“可恶”是否又归于自由心证呢？无论“国家大义”还是“民主自由”，都不应是使用暴力的借口。而公权力的失误，包括积极失误的抓捕与消极失误的忽视，如果没有任何公开透明的反省与制度性的弥补，我们如何指望这种失误不会重演，不会愈演愈烈？　　伦敦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则提供了另外一些令中国赧颜的事迹。中国羽毛球女双队员消极比赛，或许从总教练到运动员，都真心相信“拿到金牌就是好战略”。而不将家人病重或逝世的消息告知正在备赛的运动员，更是工具理性全面压倒了价值理性。因为任何比赛都没有具有超越日常伦理的重要性。　　这些耻辱，不会仅仅停留在2012。　　我的名字叫红　　《中国好声音》拯救了日渐式微的选秀。它提供了新的形式，新的卖点，新的话题，但没有改变选秀的内在逻辑。“盲选”设置的入选悬念与激发的观看热情，在后期与“2005超级女声”全然无殊的赛程与投票中，已被消耗殆尽。　　清宫戏和“屌丝”，这两个热点被诡异地接合到了一起。关于屌丝的叙事中，“逆袭”自然成了永恒的主题。一旦结局是逆袭成功，前面一切关于“弱势”的描写，都会加重观者代入、释放的快感。较之传统的“小人物成功”叙事模式，“屌丝逆袭”模式的最大变异，或许在于主人公不再寄身于“坚守美德+顿悟人生+时来运转”的寓教于乐故事，而是直接贴上了“腹黑”的标签，通过对自我的否定，全盘接受了高富帅白富美们制定的游戏规则，再通过对规则的运用克服先天的弱势，取得最后逆袭的成功。　　在《甄嬛传》里，甄嬛的内心挣扎几乎可以忽略，她的成功在于选择一种低调的符合其身份的存在姿态，等待权力象征物皇帝的一次一次的垂青。她很少气苦，更无短见，不需要修炼，就将自己定位成了宫中打不死的小强。一切的危机与困境都是外来的，无关内心，而这位后宫女屌丝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成为古今“屌丝”的偶像。这部电视剧中人物的精神固化与价值虚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　　所以《中国好声音》也好，《甄嬛传》也罢，都可以集结到“屌丝的逆袭”这面大旗之下。导师椅激情转身与甄嬛成功夺权的幻象背后，是中国社会对于资源分配日益固化的焦虑与失望。不知何时，公众愤怒与仇恨的焦点已经从“官”、“富”悄然向“官二代”、“富二代”转移。这种概念化的恨怒，与食品卫生问题及特供食品的存在、幼儿园入园难与虐童、“逃离北上广”与“拼爹”等现象遥相呼应，提示着中国社会的敏感痛区。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2012年末回顾一年前激起波澜的“韩三篇”，不禁感慨于题目的准确：《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当时有人问：为什么这三篇的题目不对称，按照谈、说的模式，第三篇不该是《论自由》吗？此后的事实告诉我们，革命可以谈，民主可以说，而自由，只能去“要”。　　乌坎、什邡、启东、镇海……每个地方的事件内情不一，地方当局的处理也方式各异，但这些地域能引发全国性的关注，只有一个理由：它们都是公众索要自由表达与自由选择的象征。事件中具体的是非（比如PX项目究竟有多大危害）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市民以群体行动来与政府决策博弈的模式。在“论自由”没有足够的空间与形式时，“要”就成了唯一的途径。当然，这种自发的行为也会挟带着各种私心与过火，但是有什么别的法子吗？　　　　也许在这一点上大陆人可以学学香港。香港今年爆发了一连串的抗议，准不准自己人拍照，让不让大陆人来港生孩子，能不能在地铁上吃东西，要不要标准化的国情教育，都构成了抗议的原因，上街的理由。不过有抗议经验的香港人，抗议行为与日常民生互不相妨，香港没有动用邻市特警，抗议者也没有砸车扔花盆，有些事情解决了，有些事情还悬置着，不管怎样政府与民众间有可见的互动，事件有相对透明的进程。　　“韩三篇”没能等到这更大更深入的讨论，就淹没在“代笔门”的口水战里。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对革命、民主、自由这些大词的不同认知，正是歧路亡羊的中国社会亟需通过激辩与争议走向共识或索性分裂的关键点。即使韩寒曾因“韩三篇”成为某些人眼中的“背叛者”，能将不同阶层的公众引向同一讨论空间的客观效果，也是一桩知识建设的功德。而纠缠于“代笔门”的成篇累牍，或许可以满足许多人的道德义愤，释放许多人的偶像批判或保卫教主的热情，从社会知识推进角度而言，所得其少，反而制造出许多不必要的分裂。　　“代笔门”当然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提供的正能量大概在于“去魅”，不仅是对韩寒，对方舟子的去魅，一大批热衷其中激情昂扬的发言者，都在此战中再次向公众展现了“只看立场，不问是非”的中国论战特色。在2012，意见领袖与时事评论员们，迎来了又一次集体的意外死亡。这或许倒自然形成了言论江湖的门户清洗。　　生死疲劳　　如果一个人在2012年走完从生至死的历程，会遭遇到什么？　　假设你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女婴。首先，你可能不知道该在哪儿出生。2012年北京的月嫂最高价格破万，同时的新闻，是香港人对“双非”孕妇的反感与排斥。但不管多贵，不管多难，你的父母总是会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起跑线往前挪一点点。　　上幼儿园了，虐童事件各地频发，父母天天犯愁：该把你送到什么样的所在，才能避免被拎双耳被胶带封嘴被打耳光被倒放进垃圾桶呢？　　上小学了！你正式步入了危机重重的漫漫人生路。万一你遭遇了坏人的引诱，万一你遭遇到强奸，会不会被法院定性为“嫖宿幼女罪”？如果你妈妈为此事上访，会不会面临劳教的处罚？　　提心吊胆地熬到了中学，更糟糕，你的男同学开始成年，如果交友不慎，搞不好一瓶硫酸就会泼在你青春的容颜上。　　高考季节，全家族总动员，为你毒青蛙，为你拦路人，所有这些行为，都转化为压力，放在你那稚嫩的肩膀上。　　谢天谢地，你平安地考上了大学。可是孩子，每一次去洗手间，你都要万分小心。你可能会被高年级男生偷窥进而强奸、杀害；你也可能晚上被叫出来陪老师喝酒，高空坠亡。　　阿弥陀佛，你大学毕业了，也找到了还算体面的工作。可是，为什么你郁郁寡欢，又总是劳累不堪？也许有一天，你会猝死在一次加班之后，也许，你会因忧郁症自杀，微博上做最后一次直播。　　幸好一切平安无事。宝贝，被人叫剩女没关系，当不了白富美也没关系，千万要身体健康，不要去吃路边摊的地沟油，不要去喝某某牌的牛奶，旅游时不要轻易上当地的游艇，如果你摇到了号，不要买日系车，不要在别人演爱国戏的时候出门，不要在下雨下雪时开车上路，国庆长假别出门，除非你真的喜欢高速公路七日游，或智取华山。　　如果你能嫁一个好人，就一起好好过日子。不要因为挺方或挺韩而吵架分手，也不要参加微博约架，给下一代树个好榜样——这比全民学雷锋靠谱得多。如果你所在的城市，邻居因为什么事情集体散步，请和平关注，也请他们注意表达的策略。　　如果你们有幸能活到老，没被舌尖上的中国击垮，请保持阅读，锻炼思维，争取不得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抑郁症和老年痴呆是中国人的大敌，不只因为情况普遍，还因为政府与社会对此少有作为。　　上述这些全是个案，幸运如你，一定都能避开。可是为什么一年下来，你的心里还是沉甸甸地装满疲惫？中国人似乎都活在阴影下，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会不会淋湿自己的头。这种忧患感不是坏事，比起“八十年代”动辄担心开除球籍问题，切身的忧患，更能帮助我们坐言起行。　　诺贝尔奖开出了盘口，这是会让八十年代的文青吓跌眼镜的消息。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都褪去了魅力，这就意味着：重建的时候到了。我们用掌声送走了莫言代表的八十年代，莫言代表的乡土传统，或许还有“莫言”的家国分离的权力体制；我们能否合力构筑一个有着“规则下的平等”，一个真实、有序、恰如其分的社会？一个能感知生死疲劳的社会，就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社会。

回复[1]: 科长 (2012-12-10 15:26:00)

　　一百年前，那场没约的架

　　中国学者杨早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编者按】2012年7月6日，北京朝阳公园南门附近发生了一起文化人因政治观点不同而通过微博约定的打架事件（其中一方称，他是前去“普法”而被“群殴”的），此事被网民称为“微博约架事件”。而在整整100年前，北京的文化人之间也有过一场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发生的无约之殴。中国学者杨早为FT中文网撰写此文，记述并分析了百年前那场文人斗殴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两起文人斗殴事件的联系也许仅仅限于时间上的巧合，作者或许无意对两者进行任何实质意义上的类比。

　　历史有的时候巧得令人发噱。1912年，就在7月6日，还是在北京，文化人打了一场大架，或者说，大打了一些人。

　　打架全过程

　　这场架没约，直接上门。这天傍晚六点，一伙人，大概二十来个，跑到《国民公报》馆门口，一开始彬彬有礼，递个名片给门房，说是新闻界同行，想来拜会贵报经理人徐佛苏。

　　来的人，领头的是《国风日报》白逾桓（同盟会干事）、《民主报》仇亮（同盟会员）、《国光新闻》田桐（同盟会干事），包括了《民主报》、《国光报》、《民意报》、《女学报》、《亚东新报》等七家报纸的工作人员。

　　门房将他们请了进去，并入内室请徐佛苏出来相见。谁知道甫一相见，来人即“蜂聚痛殴”徐佛苏，紧跟着有人冲进内室，殴打主笔蓝公武（对，就是这位先生首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有位议员李国珍（他曾在参议院严厉质问总理唐绍仪比利时借款用途，让唐愣了一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正好也来报馆聊天。一块儿打！

　　这一顿打得不轻！据说徐佛苏、蓝公武被打得“口鼻流血，面青气喘，两足跟筋露血出”、“内外受伤，咯血不支”。报馆一切机器什物，捣毁一空，直接经济损失达3600余元。《国民公报》从次日起停刊不说，该馆代印的《新纪元报》等几家报纸也一并停印。

　　打完怎么办

　　他们打完，并不走散。而是二十几个人簇拥着徐佛苏，前往巡警厅自首。徐佛苏后来说，他们不准徐换外衣，而且“沿途殴打”。

　　说实话，巡警厅也不太敢惹这帮同盟会的太岁，而且国会未开，法律未订，巡警厅使用的还是前清的法令，未免不太硬气，本来颇想息事宁人。不料同盟会这几位“硬求关押”。于是送医的送医，关押的关押，但当晚两边的人都放了。

　　打人的原因

　　原因很简单，7月6日《国民公报》所刊时评，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同盟会方面认为，进步党系的这份报纸，不承认清帝逊位前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只承认民国政府自南北统一始建立。

　　《国民公报》则辩称“此系主笔沿用东人（日本）名词，作假定政府解，即临时政府意也”。

　　同盟会七报出发前曾商定，不以同盟会的名义去打《国民公报》，而是“报馆对报馆”。

　　打人的反响

　　第二天，双方都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同盟会方面是告《国民公报》“叛逆”，《国民公报》社则告同盟会系“破坏共和”。

　　7月7日，北京《新纪元报》、《亚细亚日报》、《新中华报》、《京津时报》等20余家非同盟会系统报纸，在城南广和居举行集会，决定联合向大总统提出申诉。

　　消息通过路透社等外媒传到了伦敦、巴黎，这么大规模的新闻界斗殴，外国同行也十分惊诧。

　　章太炎直斥打人者为“暴徒”。

　　副总统黎元洪急电袁世凯，请他严惩田桐等打人者，“使暴任性，俾知儆戒”。

　　《申报》报道说：“积恨触发，致出此野蛮手段，无法无天，万众悲愤，京师各界无不切齿”。

　　很多老同盟会员刘揆一、胡瑛等都对这种暴力行为表示不满。

　　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保持沉默。他后来曾经表示：言论自由不是谁都可以享有的，“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

　　据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很高兴。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刻吩咐秘书处，将每天的报纸分党派进呈，让他可以掌握不同党派之间的斗争状况。

　　打人之余波

　　打人事件后，“京中党争骤激，解救甚难”。

　　天津的同盟会系报纸《国风日报》时常批评袁世凯。《国民公报》事件发生后，北方各军队继起发难，开会集议，对《国风日报》“宜照日前打国民公报例打之”。

　　《申报》报道：某某声言将以手枪毙亚细亚报总理薛大可。

　　7月10日，《申报》发表评论称：“曩者政府将行报律，论者犹以为非，今以私人而干涉报界之言论，并以野蛮行为而毁损言论者之身体财产，此真环球万国之所罕闻者也。而不意于吾国首善之地见之，不意于吾国堂堂同盟会干事及新闻记者辈见之。”

　　再往前，再往后……

　　打人是同盟会员惯用的伎俩。当年在东京，文字之争是章太炎主持的《民报》VS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线下，只要梁启超等人在什么地方开讲座，同盟会骨干如张继等常常冲去砸场子，一人一根手杖，打得梁门作鸟兽散。

　　《亚细亚日报》一向被称为政府的御用报纸（跟现在的《环球时报》差不多），在传出北方军人要打《国风日报》的消息后，该报发表评论说：

　　“国风日报对于大总统种种诬蔑，罪有应得，北方军队义愤勃发，实行保障共和，亦为可嘉。但对于此事，如不满意，可请愿控诉于司法机关，或该管官厅，令其更正，若欲野蛮手段对待，则违背法律甚，非本报所期望于爱国之军人之本意也。”

　　民国元年，同盟会在舆论记载上，给人留下的就是“骄横跋扈，枉顾法纪”的印象。当时北方学生界的代表如李大钊，也愤愤地指责同盟会自许民国元勋，骄纵之极。他选择支持袁世凯。

　　九个月后，宋教仁被刺。同盟会不顾全国舆论将宋案依法处理的呼吁，悍然发动“二次革命”。

　　这次，不少一年多前的同盟者，章太炎、张謇、蔡锷……这些大V都不再站在同盟会一边。没有了上海商会的支持，不可一世的陈其美连上海制造局都打不下来。

　　二次革命迅速失败。此后，胜败双方都走上了“控制舆论”的不归路。

　　暴力迷恋之反思

　　很多人喜欢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其实中国社会有“大传统”、“小传统”之别。“君子动口不动手”，前提得是“君子”。而小传统中对暴力的迷恋，源远流长，尤其是转型时代，更为凸显。

　　清末的立宪、革命两条道路，也不妨视为大小传统的分野。主张立宪、赴京请愿、官绅（商）合作，这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之途；联结会党、购买武器、发动起义，这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之路。前者定归主张斗智，后者则天然沾染上暴力的色彩。

　　武昌首义，同盟会参与不多，真正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光复。陈其美从收买军官、抢夺都督、诛杀陶骏保、刺杀李燮和、暗杀陶成章、抓捕宋汉章，每一行动，无一不充斥着暴力。与之相应的，是北方革命党人的一系列暗杀行动。

　　自然，不是说非同盟会的人，就一团和气，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山阳的周实、阮式，都是同盟会员而死于当地士绅之手（详情参见我的新书《民国了》）。更往后的还有张振武、王金发。但总的来说，民国肇立，尤其南北统一之后，以共和—进步党为代表的立宪派，基本放弃了暴力手段。

　　因为清末立宪运动的主旨，就是要建立一种现代政治规则，为了这种政治规则的建立与巩固，对清廷与皇族，他们都可以妥协，何况是一个表面上拥护共和的袁世凯？

　　民初的“党争”，共和—进步党一系占了上风，因为他们是当时中国唯一经历过议会政治实践的一批人。同盟会员这方面能力比较欠缺，说理说不过，就会油然而起动手的念头。

　　在以“排满”为号召的革命过程中，暴力被赋予了合法性，因为没有无量鲜血，不可能换得河山易色。但是，如果已经承认了统一政府与议会政治，再动辄使用暴力，就很难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了。

　　1912年6月30日，同盟会在万牲园开会，欢迎南方九省来的代表。席间有人放言，“袁大总统为第二拿破仑，袁所最惧者炸弹，吾辈当以炸弹从事”云云。武昌首义元勋邓玉麟其时也在座，他的随员黄祯祥站起来驳斥发言者，大意是吾辈既经公认袁为总统，则对于总统应各尽其拥护之职，若反对总统，即为反对共和，若诸君以一党私见，置大局于不顾，实为民国罪人。

　　黄这种意见是当时的舆论主流观点。起义虽由革命党人发动，但立宪党人花了很大气力，出资、奔走、游说、让步，才使南北双方在刀兵未动的情形下，共同缔造民国，现在许多同盟会员自恃功高，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别说政治对手不干，不少自己人听着都皱眉。

　　黄祯祥还提到一个话题，他说“武汉起义时同盟会党人潜伏海外，当时血战者鄂中志士居多，今共和告成，乃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实属无耻”。黄的看法很具代表性，尤其是代表武汉一系的观点。从革命功业，从治国经验，从外交基础，各方面而论，同盟会都未能让人口服心服，我们凭什么要听你们的啊？

　　总的来说，虽然宋教仁一手改组的国民党在首次大选中获胜，但同盟会的革命暴力气质，与议会政治颇有些格格不入。宋教仁之被刺，究竟是谁指使，史学界尚有很大争议。而孙中山坚持发动二次革命，则可视为“革命的纯粹主义”，失败后跟吴佩孚等人同调，寻求“武力统一”，其实是要将暴力进行到底，重造一个理想的全新民国。

　　国民党在1927年终于卷土重来，次年以武力方式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在此时，民初辛苦培育的宪政资源已经全然耗尽，北洋政府是同样的暴力崇拜者。北伐的胜利，只是暴力对暴力的胜利。得于斯者失于斯，二十一年后，国民政府同样输掉了暴力战争。

　　如今的海峡两岸政权，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是1912年创立的那个中华民国的继承者。

　　

回复[2]: 志村犬 (2012-12-13 06:17:37)

　　套用猫眼里的一句名言：“当你觉得有些事情不可思议的时候，只要你想到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你的一切疑问都解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