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历史研究报告（2）│judongyi│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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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历史研究报告（2）
judongyi (发表日期:2012-10-30 22:02:40 阅读人次:1669 回复数:1)
黎蜗藤　新浪博客　　　　钓鱼岛历史研究报告（1）　http://www.dongyangjing.com/bbs_disp.cgi?zno=80403&&kno=001&&no=1414 　　　　　　（二）清朝时期的钓鱼岛（1895年之前）　　　　1683年，清朝吞并了台湾，台湾成为中国的领土。这也清除了大陆和钓鱼岛之间阻隔，使得钓鱼岛在清朝属于中国的证据比明朝更为坚实和可靠。　　　　钓鱼岛是否在中国界内？　　　　中国论证钓鱼岛在清朝为中国领土主要有四类证据。　　　　第一类是清朝的琉球出使记录。　　　　在清朝一些文献中记载着类似“中外之界”的字眼。这种证据有两个。第一条出现在1683年汪辑的《使琉球杂录》上：　　薄暮过郊，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粥，焚纸船，鸣钲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舷作御敌状，久之始息。问“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界”于何辨？曰：“悬揣耳“。然顷者恰当其处，非臆度也。　　　　　　　　书中记载，汪辑出使琉球，在船只经过赤尾屿后，路过一个叫“郊”（沟）的界限，他询问船工“郊”是什么意思，船工答道：“中外之界也”。据中国学者考证，这个沟是指冲绳海沟。中国和琉球之间有一条东北到西南走向的深达2000米的冲绳海沟。在海沟的西北面一侧水浅所以水为绿色（沧），在东南面一侧水深所以水为黑色（黑）。所以这条水沟又称为黑水沟。黑水沟在明朝的一些记录中已经提及，但都没有提及黑水沟是“中外之界”。　　作为一个出使琉球的使者，汪辑并不清楚这条“中外之界”，需要询问船工。然而当他再问船工如何辨别这条界线的时候，船工回答，仅仅是靠猜。可见，当时的这条界线，尽管开始成为一条习惯的分界线，但是却并不明确。　　第二条可能和边界有关的字句出现在其后的周煌的《琉球国志略》（1756）《卷五山川·海》：　　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福建开洋，至琉球，必经沧水过黑水，古称沧溟，溟与冥通，幽元之义。　　　　　　　　这说明黑水沟是琉球海面与福建海面的交界。这条证据说来含金量不足。一般而言，某某海或者某某洋只是表明一种和某某地相关联的海面，而没有领土或者属地的含义。比如日本海不是日本的领海，印度洋也不是印度的领海，印度洋上的岛屿，也不一定都是属于印度的领土。所以其实这个记录并不如上一条记录有力，因为它没有明确写出黑水沟是中国和琉球的交界。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妨认为这段话包含了福建海面以内的岛屿也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这个意思。　　这两条证据显示清朝以后，黑水沟成为了中国与琉球之间的分界，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位于黑水沟靠近中国一侧的钓鱼岛也是中国的领土。　　在此之后，清朝出使琉球的使者的报告都没有再出现任何关于中外之界的字句。我相信，这条界线曾经存在过，但是到19世纪后，至少在官方，这种意识已经开始淡薄了。　　比如在1808出使琉球的册封使齐鲲的《东瀛百詠》中，指鸡笼山为中华界。1866年，清朝最后一个前往琉球的册封使赵新所著的《续琉球国志略》中对黄尾屿和赤尾屿的称呼均为日本名：黄尾屿称为久米岛，赤尾屿称为久米赤岛。这种证据说明清朝的使者已经对那条“中外之界“和钓鱼岛的认知相当淡薄了。　　　　第二，清代地理方志的记载。　　在清代的一些著作中提到了钓鱼岛在海防中的地位。这类著作有1723年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在其《武备志》一篇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从北到南介绍台湾各个地区的驻军情况之后，当介绍完最南部的凤山之后，作者加上一句：　　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舢板。　　　　　　　　《台海使槎录》中出现这个钓鱼台仅仅一次。在以后一些台湾的地方志中，也在武备篇中以附考的形式引用过《台海使槎录》，其中包括这段话。事实上，所有中国台湾方志中提到“钓鱼台”，都是直接抄《台海使槎录》的，而且就都是只有这一句话，或者是这句话的异体。这句话在各本书中一抄再抄。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居然没有任何一句其他和钓鱼岛相关的描述。　　中国专家一般认为这里的钓鱼台就是指钓鱼岛，但是却很少加以论证。事实上，这个观点不是没有疑问的。由于钓鱼台出现在台湾方志系统仅仅有一处，缺乏其他材料的支持，所以仅仅想当然并不可靠。　　比如，有人质疑钓鱼台并不是指钓鱼岛，因为这个“山”到底指什么并不清晰。根据中国方面的解释，这个“山”是指台湾。中国古代确实有把小岛叫做山的习惯，但是对于台湾这么大的一个岛屿，称之为山却很罕见。因此，有人认为这个“山”其实就是指前文刚刚出现过的凤山。凤山在台湾东南，如果这里的山指的是凤山的话，那么钓鱼台就不一定是钓鱼岛了。另外一点就是，这里描述的各个位置，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在介绍完最南的凤山之后，突然跳回北面说钓鱼岛，逻辑上也有点奇怪。　　另外，在中国古籍上，钓鱼台的名字也并非为钓鱼屿独有。比如中国学者向达指出，在中国与越南相交的北部湾海面上也有一个钓鱼台，而现在在何方并不可考。　　为了搞清楚这里的钓鱼台的地点，我们可以从薛坡兰入手，因为即便在原著和绝大多数其他书籍的引用中，这两个地方总是一起出现的，这证明作者和其他引用者认为这两个地方是相关的。　　一些中国的专家（比如鞠德源）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这里的“钓鱼台”就是指钓鱼岛，就必须对薛坡兰进行解释。于是他们把“薛坡兰”牵强地解释为钓鱼岛附近的橄榄山，也就是南小岛和北小岛，把这里的“崇爻”解释为“高大、交错”，“薛”解释成“姓薛的大户”，“坡兰”解释为“独樯舶”云云。说什么南北小岛形状像大船之类故得名。这些牵强附会的解释是既没有逻辑也没有根据，亦是完全错误的，只能留下笑料，对确定钓鱼台的位置毫无帮助。　　其实，薛坡兰真有其地，就是指台湾东岸中部的秀姑兰溪入海口的小岛，原住民阿美族称为“芝波兰”，意思是“在河口”。后来一系列的书籍中记载为“泗波兰”，“薛波兰”和“秀孤鸞”等。崇爻也真有其地，它是薛坡兰则是附近的山名。这个秀姑兰溪在台湾东岸的中部，离钓鱼岛可是距离甚远。　　　　　　　　1768年余文仪的《续修台湾府志》中的《卷一封域·山川》的凤县篇中就有记载崇爻山。这本书的凤县地图也有崇爻山。　　　　　　　　　　　　1852年《噶玛兰厅志》中在县界外的地理进行描述时，对“崇爻山”和“薛坡澜”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并写明属于凤山县界：“泗波兰有十八番社，与奇莱连界。《府志》作薛波澜，属凤山县界，亦在崇爻山后文”。因此薛坡兰的地点是非常确定的。　　　　　　　　《噶玛兰厅志》中对宜兰界外是这样描述的，台湾东岸，宜兰位于最北，其南面是奇莱（今天的花莲），再南面是薛坡兰，再南面是卑南觅（卑南是台湾一原住民，分布在台湾东南部现在的台东县），最后是极南端的沙马矶头。后面三个地点都属于凤山县。　　在同一本书中还有“山后”这个方位的描述：“则山后诸地，自泖鼻至瑯峤，大略与山前千余里等尔”。泖鼻是宜兰县的鼻头山，瑯峤就是屏东最南的恒春半岛。所以山后，并不是指台湾岛的后面，而是一个特定名词，指台湾中央山脉以东，也就是台湾东岸。　　该书接着还引用了《台湾县志》而提到了钓鱼台：　　《台湾县志》谓：舟从沙马矶头盘转而入卑南觅诸社，山后大洋之北，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崇爻山下薛波兰可进三板船，则竟有至其地，可知也。　　这里提到了钓鱼台，乃是和卑南诸社以及和薛坡兰一并提及（也是引用《台海使槎录》）。可见在《台湾县志》和《噶玛兰厅志》的作者中，钓鱼台和台湾南部的凤山县可能相距并不会太远。　　据此考据，我们仍然难以确定钓鱼台的实际位置。这里的钓鱼台确实有可能是钓鱼岛，因为山后指整个台东，所以这里的“山”应该不会指凤山。那么山后大洋自然也可以指太平洋。所以钓鱼台的位置确实可以和钓鱼岛吻合。但是，薛坡兰是台湾东岸中部偏南的地方，和钓鱼岛相距甚远。为何《台海使槎录》以及其他所有方志都把这两个地方相提并论，不免令人疑惑，至今也没有看到合理的解释。　　关于这些记载，我们下面在讨论“钓鱼岛是否台湾附属岛屿”的时候还会继续讨论。　　前面我们说过，在中国古代，列入海防区域的并不一定是中国的领土，但是既然我们在上一类证据中已经确认了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假如这个钓鱼台就是钓鱼岛的话，这个证据也可以起到一种支持性的作用。　　　　（未完待续）　　　　*钓鱼岛历史研究报告（1）　http://www.dongyangjing.com/bbs_disp.cgi?zno=80403&&kno=001&&no=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