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王小波│科长│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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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兄弟王小波
科长 (发表日期:2012-05-16 16:54:43 阅读人次:1124 回复数:1)
南都记者独家专访王小平，追述王小波童年、写作、美国及晚期生活　　作者:王晶　　摘要：王小平说，他本想把书取名为《兄弟》。“里面其实不只写了王小波，更大的篇幅是在写我、我们的共同经历，以及兄弟间的理解。”这本《我的兄弟王小波》将于今年6月出版。王小平写了与王小波兄弟二人的童年、成长、青春，也记下了弟弟的死亡。　　　　王小平说，他本想把书取名为《兄弟》。“里面其实不只写了王小波，更大的篇幅是在写我、我们的共同经历，以及兄弟间的理解。”这本《我的兄弟王小波》将于今年6月出版。王小平写了与王小波兄弟二人的童年、成长、青春，也记下了弟弟的死亡。　　年长王小波三岁的王小平，在北京京西煤矿下井十年后，于1978年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1981年毕业。1991年于美国图兰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居美国。他延续了这个知识家庭的命运。　　王小平的文字与王小波惊人的相似：“如果命运没有选择他成为一个作家，他也许会是一个体格孱弱的农民，一个心不在焉、缺乏效率、在幻想中生活的街道厂工人。他也许会穷困潦倒，在被埋没的痛苦中度过一生。” 　　但即使写作也没有带给王小波生前的荣誉。1988年回国以后，除了《联合报》的小说奖以外，他被文坛排斥、拒绝，靠写专栏与《联合报》发给他的近1万美元奖金生活。　　欣赏他的编辑很多，但他被毙掉的稿子更多。《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写道：“我自己感觉中，王小波最后死于心力交瘁，因为生活压力，因为写作，也因为其他种种不自如不愉快，以及他给我交稿时说写不出稿来的那种痛苦不堪。” 　　曾任《北京文艺》编辑的李静是王小波生前好友。“80年代文学热潮里的东西还是有种中国传统文人劲儿，但王小波对性的描写，对愚蠢、怪诞、荒谬的表现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政治性的反应。人们会说这是居心叵测”，李静说，“他给我看过他的货车驾驶执照，说如果有一天彻底发表不了作品的话，大不了就去当个货车司机。” 　　小说删也删了，改也改了，仍然不能发。　　在朱伟看来，王小波死于写作带来的巨大压力。按照李静的看法，王小波几乎是贫病交加。而在李银河看来，货车驾照之说只是个玩笑而已。　　“他考了个驾照，结果办下来就是那一型的。何况就算他当时没有收入，我还在工作。”她说：“小波只是开个玩笑。问题还是出在心脏上。” 　　《我的兄弟王小波》中有多幅从未公开的图片。在一张常见的中式全家福（图1）里，五个孩子依身高大小排列起来，身后站着他们的母亲、父亲。王小波比弟弟高，比哥哥矮，皱着眉头、半张开嘴，头向前伸着站在画面边缘。书越往后翻，王小波的面容渐老，身边的人也越少，最后只剩下李银河。书末最后一张照片记录的是一场家常小聚（图3）。李银河坐在狭窄但摆满菜肴的饭桌旁，笑着举起一根黄瓜作势扔向拿着相机的人，王小波也在桌边。他头发长了点，坐在桌旁举起大拇指，脸上同时出现了幸福与疲惫。　　无论如何，在经过回国几年中的写作高潮后，王小波死在自己家中。在他生前遗稿《漫漫黑夜漫游》中，他说自己已经干什么都不成，而在年轻时他“觉得一切人类的事业都是我的事业，我要拥有一切……”没有人在他身边。他的兄弟在美国，妻子在英国，母亲在她自己家中。在最后的时刻里，只有住在楼上的居民听到了他的呼号。　　童年　　“小波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经常闭目塞听，露出一副呆呆的表情，站在同龄儿童中间，十足是个异类。我经常注意观察他，发现在他发呆的时候，两眼会固定地凝视一个地方。问他刚才想了些什么，他总是语焉不详，或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他这部分心理活动从不向他人公开。我猜他是像和尚打坐一样陷入了冥想，但我没敢告诉别人，怕人家把我也当成神经病。”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当你想起王小波的时候，你最经常想起你们两兄弟之间发生过的事情是什么？　　王小平：也许是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时候。小波穿着背带裤，头发像猪鬃一样立着。或者小波和我一块跟人打架。在《我的兄弟王小波》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描写我们共同的童年。　　南都：这些共同的童年包括什么？　　王小平：书里有句话说“小波是个大智若愚的孩子”。他确实是这样的。小时候在别人看起来，他呆呆傻傻的，经常盯着什么东西出神。但是我知道，他是被一些神秘的东西吸引住了。　　书中记录了我们一起在钟楼探险、捅马蜂窝、去探寻大炼钢铁后拆掉的土高炉。以后在清醒时或梦中，我常常回忆起这个情景，那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好像充塞了整个世界。我能感觉到，小波和我一样体会到了书中描写这些共同经历中的神秘、美的气息。而别人是不能像我们两兄弟这样感受的。　　南都：确实，人们在儿童时代的冒险很多，但是否有书中描述的这种感受，以及这种感受的能力就很难说了。　　王小平：对，我觉得有这种感觉的人应该不是很多，实际上正是因为有这种感觉能力，他从现实中摄取印象，沉入冥想，使得内心的感觉细腻化，使它变得丰富起来。而这样的精神现象在一般人的心里是较难碰到的。我仔细想过这个事情，觉得这是一种个人的特别素质，好像与生俱来。他从小就是这么一个人，长大了以后也会走一条独特的道路。　　他原来见到生人是不大说话的，可是全家人吃饭的时候，大家一块聊天，东一句西一句，他经常在坎节上插入一些逗趣的话，笑得大家前仰后合的，甚至把饭都吐出来了。所以给人一个印象，他长大了应该去说相声。　　南都：从童年到少年，王小波的生活可以说是平顺的。当他非要去云南当知青时，家人是什么意见？　　王小平：差不多每个人都反对，没人赞成，我的父母不愿意让他走，我的姐姐也都劝他别去。　　南都：他为什么一定要走？　　王小平：这就像个谜团一样，大家都在猜测，有人说他迷上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要上云南，所以他要跟着去，总之有各种说法。　　我曾经劝过他，但是他做出了决定以后不容易更改。但是没想到这事情比他想的要复杂得多。小波(从云南)回来以后户口成了很大的问题，拖了好几年才解决。他回来后，我母亲埋怨他，让你不要去云南，你为什么非要去？你看你现在弄成这样了，不知道将来怎么收场。我母亲嘟囔小波特别多，但是心里最着急的也是她，总是想着如何给小波作个好的安置。小波面对母亲的嘟囔，无话可说，默默地听着。　　南都：后来怎么办？　　王小平：小波从云南建设兵团病退回来，在北京落不下户口。在家呆了好几年，家里人都挺着急的。我的母亲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他送到山东老家青虎山插队。小波在那儿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等得到机会再回北京。回来后把户口落上了，随后就进入街道厂工作。一开始是在牛街教学仪器厂，生产圆规之类的东西。后来又转到离我们家比较近的另一个街道厂，在锦市坊街，是生产半导体器件的。后来在这个厂等到考大学的机会，终于考上了大学。　　小波1977年考大学，因为政审被刷。1978年又考一回，总算侥幸过关。这期间还考了一回(中央)戏剧学院，初试通过，复试铩羽而归，要不然也就端上演艺界的金饭碗了。那时候是身不由己，能捞点什么都比没有强，不敢对以后的生活做什么长远规划。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已经快三十了。如果“文化革命”再拖上十年、二十年，我也就快退休了，再去考学岂不成了笑话。如果1978年再上不了大学，到1979年就没戏了，全是应届生了。　　写作　　“在云南的山林里，他初次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对着月光，他把内心中涌现的词句用钢笔写在镜面上。……可是写完了一看，不禁大失所望。这些句子平淡无奇，与内心中奇妙的感觉相去甚远。……事实上，当一个人初次接触琴键的时候，即使是贝多芬那样的天才，也不能一下子就弹奏出美丽的乐曲。但当时的他还不懂这一点。”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王小波在上大学前开始写作了吗？　　王小平：他从云南回来就开始写了，刚回来的时候，他在家里赋闲，无班可上，这样有好几年，所以他有大量的时间写东西。最初写的几篇东西也被收进了他的文集，像《刘三姐》，还有《战福》。　　南都：王小波经常强调他在插队时的苦难给他带来的荒谬感，比如把粪土不断地堆到山上去。在那种生活情况下，他为什么会寻找精神家园？对王小波来说，精神世界的分量重到什么地步呢？　　王小平：那是他的根，他借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像一个动物寓身的山洞一样。　　70年代，我在京西煤矿，小波已经从云南回来了。有一天，我坐着煤矿的卡车在山路上颠簸，一边晃荡一边想着人类的价值取向这件事。我想到：人类的追求，除了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和感官的愉悦外还剩下什么？好像只剩下两个东西。一个是美，另一个是力。美代表无穷的梦幻和细腻的情绪，像大海一样抚慰着心灵。力代表对世界的理解和控制，是古往今来的君王、科学家、豪商巨贾、战士终生追求的对象。两个东西都是那么丰富和深邃，值得穷其一生去追求。那么，在两者之间，我当如何取舍呢？考虑的结果是：如果必须两者择一的话，我选择力，因为这更符合我的性格。而我觉得小波是追求美的人。　　后来我把这个想法跟他说了，他若有所思，但是没有明确地说出他的取向。我猜他当时在两条路上徘徊不定，一方面他很喜欢科学、哲理一类代表力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沉溺于幻想，对于美的东西有很多追求。　　这时他已经二十多岁了。后来我越看越清楚，他基本上是选择了美，这就是他的天性。　　南都：他和你交流过关于写作的问题吗？　　王小平：我通常是他的第一读者。他拿来给我看，问我写得行不行。我对他持鼓励的态度。不过在那个时代，说老实话，我看不出写这样的东西对改善他的处境能有任何帮助，因为那个时代思想控制太严了。这种东西要是被捅出去，不但没人夸奖，还会惹来挺大的灾祸。　　那是“文化革命”时代，写这种东西不说是反动吧，至少是思想极端落后的表现。我说你写的这些东西想要发表很困难，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也许等到你老了都没有机会发表，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但是该写的东西还是要写，不然岂不是像顽石槁木一样度过一生。　　南都：这就像一语成谶。到80年代，他的写作当时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王小平：他那时候好像已经不写了，上大学以后就没写过东西，在大学里功课繁忙，确实也没功夫写。除此之外，当时曾有过这么一本书，吓退了他写小说的一片雄心。这本书叫做《少女与死亡》，是图尼埃尔的作品。有一天我在社科院哲学所的图书馆里期刊架子上乱翻，翻到了一本《外国文学》，随手把书打开，正好翻到《少女与死亡》。我草草读了一遍，印象很深。后来我就借了一本，把它带回家细细参透。看完之后，我把书拿给小波，以俾共享之，顺便也镇一镇他。没想到这一镇就镇得他搁笔十年(笑)。　　小波看了以后受到很大冲击。过去我们看过很多古典作家的东西，但还没有看到多少现代的东西。他看过以后觉得文体极端精美，到了可以吓死人的程度。这就撼动了他从事写作的信心，所以他有十年时间搁笔没写过什么。到了美国以后，他的眼界拓宽了，过去的雄心再度浮起，所以重新提笔写起来。　　南都：当90年代末王小波突然开始流行的时候，读者们非常震惊地在他的小说中看到了一种先知性的东西。　　王小平：我想跟他看的东西有关系，首先他接受西方的东西挺多的。我们当时读的书如果堆起来能摞满屋子。　　你想知道他的敏锐性来自什么地方，而这个问题，如果不想敷衍过去的话，其实很难回答。譬如说，为什么只有老子写出了《道德经》？从老子的时代特点、生活环境上找答案都是徒劳的。根本的原因在于精神素质和智能水平。对于小波来说，这个问题也应这样回答。他在这方面有可能显著超越了一般作家的水准。　　一般的作家入世太深，而小波在骨子里是个遗世独立的人。我父亲曾写过两句诗“昂藏七尺身，特立独行人”挂在家中。小波每天走来走去，要看好多遍。我父亲借以自况的诗，但用在小波身上也不算离谱。何况在80年代文学热潮的时候，小波到美国留学。他完全没经历过那个热潮，那时他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他跟国内一些作家的思想应该有很大的区别。　　美国　　“记得小波夫妇俩有一辆白色的八缸大车，当年曾携我同游佛罗里达。他媳妇李银河和他是同一路人，开车的本事还不如他。所以他们两个人像连体人一样，一个专管看灯和路上车辆，同时气急败坏地发布指令，另一个只管转方向盘。几个月后，这辆车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撞毁在电线杆子上，就此为他们的开车生涯画下休止符。”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你最后一次见到王小波是什么时候？　　王小平：我在1988年最后一次见到他。当时我到匹兹堡，到他和银河家里接他们。我开着车，银河、两个弟弟都坐在我的车里面。小弟从肯塔基州转到新泽西的大学读书。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然后到波士顿去，在一个岛上逛来逛去。我们还在李银河的朋友林春家借宿，和她的丈夫讨论哲学和逻辑，并到一个花园去听露天音乐会。后来我们就没再相见，都是靠家人回国带话。　　南都：王小波在美国这样一个现实、物质化的社会里怎么会继续写作？按照一般留学生的心态，既然已经十年不写了，不如好好念个博士，找份工作。　　王小平：当时有不少夫妻一方先过来，然后给配偶办陪读过来。小波跟着李银河去的美国，他也打过工。但是后来好像是李银河跟他说，“你是一个有特殊才能的人，不要在琐事上浪费了你的才能，打工的事我来干。”所以她平时读PH D (学术研究型博士)、周末去打工，确实扮演了一个贤内助的角色。她让小波在家好好地组织自己的思想，写他应该写的东西，所以后来小波打工的情况就不太多了。　　1986年年初，小波夫妇两个人曾经到过新奥尔良，接了我到佛罗里达玩了一圈。据我看来，他们在经济上虽然过得节省，但是有点余钱的。因为在几年内他们还有财力把美国差不多的地方都逛过。有一年还利用假期的时间逛遍了欧洲。　　后来小波在匹兹堡读书，列入许倬云先生门下。许倬云跟小波说，你是中国作家级别的人物，中文修养和其他学生根本不能比，无论读本科或者研究生的课对你来说都没什么意义。所以许先生为他专门设立了名曰“独立研究”的课程，每周几次在许先生办公室里，两个人天南海北地谈一谈，谈谈文学、历史以及中国大陆的一些情况、包括“文化革命”的情形。那个时候小波已经在着笔写《黄金时代》了。　　南都：王小波曾在后来的文章里写，他一位特别聪明的朋友给人做软件打包工作，每年4万美元。他接着说：“要有一年4万美元，我也给人干打包去。”但他最后始终没有去追求美国梦。　　王小平：我想有时候也难免这么想吧。因为这正是美国的时尚，即所谓美国梦(笑)。如果人人都这么想的话，他很可能受到一点影响。但他又说过我这个人别的不擅长，最擅长的事情还是写东西。而要想写东西就不能留在美国，一定要回中国，这一点他看得也蛮清楚的。　　南都：王小波如何面对对他人的责任、世俗的生活？　　王小平：他不大想这种事情，在生活上是得过且过，能混就混，可是内心有一种特别的追求。《我的兄弟王小波》中也写了，他与李银河的生活之简单朴素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的生活过得马虎无比，对物质层面简直是不屑一顾。在这一点上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我说小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因为他从来就有一种奇异力量在内部指引。你所说的世俗的枷锁不能束缚他，因为一般的功利对他很少有吸引力。他之所以能在滚滚红尘中特立独行，是因为基本价值观已经和常人不同了。　　南都：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生活方式呢？　　王小平：我在心里暗暗地佩服，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过的这种生活，虽然我无法企及，真的是一种蛮高尚的生活。我不能像他那样，虽然我自己也有很强的冥想倾向，也会在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处理了以后，抽时间来做思考。但是我不能像小波那样把90%的时间都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死亡　　“小波对自己的心脏毛病心里有数，我猜他早就感觉到自己寿命不会很长，所以他一向散布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人生只有四十岁以前才值得活，过了四十岁，就是一个缓慢的受捶过程(注：云南骟牛的方法)。……他还和一个北京的朋友说：他觉得他要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他的心肌炎肯定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但大家都没把他的话当真。”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当王小波最初说要写作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反应？是否忧虑他的生活？　　王小平：我是一向支持的，姐姐们也觉得写得挺好的。我们当时就感叹他生不逢时，如果赶上好时候或许能扬名于世。我的母亲在文学上没什么修养，看不出个好坏。直到小波出名后，别人跟她说她儿子的书写得好，她也还是看不出来小波写的东西好在哪里。　　我父亲也看过小波的早期作品，好像没有表达过什么意见，也许觉得写这种东西将来不一定有前途。他有两句诗挂在墙上：“乍暖还寒春欲分，新雷未响小虫惊”，也许他是被政治斗争吓坏了，在小波的作品上只看到灾祸的影子。而且他和小波毕竟是两代人。我父亲读过私塾，旧学底子很深，小波写的东西未必能在他心中产生共鸣。我父亲在1985年9月份去世，小波的主要作品他没看到过。　　南都：在他生前，作品常常几经修改也无法发表。在这个状态下他有没有跟你抱怨过什么？　　王小平：如果说小波对自己的笔墨耕耘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完全不在意，这大概不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在踏上这条道路之前，他对于遭受冷遇的可能，早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走上这条路也不是为了成名或者是过上富足的生活，完全是一种内心动力的驱使。人在世界上不能白活，应该做一些事情。他给自己提出了个问题：他最适合做的事情是什么？考虑了不同的回答，最后他确定最适合他的事情就是写作。(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确实有过灰暗的情绪，他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w orm(蠕虫)，什么都做不好。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离他去世已经没有多少天了，我想这是由他衰弱的心脏引发出来的一种病态和沮丧的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抱怨这个世界对他不公，他只是归罪于他自己的无能。总而言之，他很少抱怨。　　南都：80年代文学热潮是国内文学的一个重要节点。王小波也是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但他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遇到80年代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机遇，以及其后的好处。　　王小平：文章千古事，得失自心知。小波重视的，不是衣紫腰金。实际上他在写作中得到的收入应该是不怎么多的，特别是在国内。我猜他最大的一笔由文字而来的收入是他的《黄金时代》在《联合报》得奖，奖金大概是九千九百九十几美元，这在那个时候是相当大的数字。正因为得到这么一笔奖金，他才动了一个念头，辞职专业写作。　　他最想做的事情不是朝九晚五地上班，不是在课堂里讲课，是能够沉思默想，把自己想出的好东西写下来。如果不在学校里教书，他的注意力可能会更加集中，可以过艺术家式的昼夜颠倒的生活。何况那时候大学的教师收入也相当低，想挣到接近1万美元不知道要多少年。过了几年，大学教师的收入成倍地向上翻，但那时候他已经辞职了。　　他刚回国的时候曾跟李银河两个人商量，把在美国攒下的美金买一辆出租车，靠开出租车生活。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并不十分认真。但生活的压力我想是有的。　　南都：在很多读者看来都会觉得很不可想象，王小波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会落到想要用驾照挣生活的地步？(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王小平：假如说一个作家写出的东西，一送出去发表就被人把稿件枪毙，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有一个编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是送死刑犯的囚车，来一个毙一个。书出了以后，将来会不会惹出祸来都很难说。那个时代和今天不一样。现在是比较自由和宽松，那个时候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当然，如果顺应潮流，写一些温顺无害的东西，如果他放弃植根于灵魂深处的思想探求，改为追求商业利益的话，他会过得舒服得多，却会失去读者的尊敬。甘蔗没有两头甜，在利益和追求中，他只能选一个。　　南都：1997年去世之前的时候，他和家里人的联系是什么样的？　　王小平：在1997年小波去世前一段时间，银河到英国去了，好像是去进修，要去半年还是一年时间。我当时已经在美国。我父亲已去世，姐姐弟弟都在国外，妈妈身边没有人。他出于孝心，搬回来照顾我妈妈。　　可是我妈妈看到他去了，反而嘟囔他很多，嫌他生活过得邋里邋遢的，没有条理，半夜不睡觉，抽烟、喝咖啡。当时他跟李银河买了一套房子，在北京远郊。有一天他要回去看看那套房子，晚上就睡在那边。就在当天的晚上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我听人说，当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还在外面走。他说觉得挺不舒服的，在外面走一走。他住在二楼。到了半夜，住三楼的人听到他发出痛苦的呻吟，但是她的胆子小，没敢下来看一看。第二天报告了公安。公安的人过来查看，发现大门根本就没锁好，一推就开了。进去一看，小波已经去世了。1997、1998两年里我的两个弟弟相继去世。小弟去世的事情我们没敢告诉母亲，怕她受不了，结果全教育部就她一个人不知道。　　南都：一个人可能在幻想的世界里很强大，而在现实世界不尽如人意。从《我的兄弟王小波》以及他去世前文字里，读者看到的并不是顺利、富足的一生。他有许多追随者，在面对这样的事实时应该怎样生活？　　王小平：说小波在生活上几乎是一个失败者，好像措辞太强烈了。因为在那个时代，他过的是一种知识分子里中等的生活，虽然比不上在演艺界挣大钱的人，基本的温饱还是有的。如果说要大家都像小波一样安贫乐道，那就像让大家都成为颜回那样的贤人，一箪食，一瓢饮，自得其乐，是一种过分的苛求。　　对小波的追随者，我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建议。我觉得“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是一定之规，这儿的顺序是不应该违反的。其次，不要把小波作为人生的样板。他之所以成为他那个样子，是由造化提供的难以追溯的无穷契机促成，是极难复制的。　　但我觉得至少可以建立这样一个信念，就是人生中除了名利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可追求的东西。也许应该记住朱熹老夫子这首诗：“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南都：我读到一种评论，说王小波是用自己的生活、用他自身来实现这种思想、来实现这种精神的自由，你认同吗？　　王小平：可以这么说。他想获得的是脱离尘俗世界、追求自由思想的可能性，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　　B16- 17版采写：南都记者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