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在民主变革中的影响│夏雨│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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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在民主变革中的影响
夏雨 (发表日期:2012-01-07 21:56:10 阅读人次:1853 回复数:8)
「推荐新浪博文：伊璐卡卡：素质在民主变革中的影响」　　　　伊璐卡卡的自我介绍：　　断桥计算机博士主要关注社会网络，人与人之间的通信、交流、社会心理、组织等。极度热爱八卦事业。 2011目标：赚钱，有计划地写作，完善一个公益网站。态度：计划要严格执行，要多理解不同意见和做法的同路人。　　蝎评：　　此文是在推特上看到的。推特上的相片看上去是位80后美女。如果是作者本人，那么蝎子要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洋洋万言，还说是删减后的简要评论，作者功力不一般啊。　　---- 　　原文链接：评韩寒：素质在民主变革中的影响　　（注：觉得本文太长的，请直接到文末读三句话总结）　　前些日子韩寒发表了《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其中大量文字涉及中国人素质方面的探讨。本文由新浪@破破的桥撰写，对“民主素质论”一说略作拆解和讨论。由于内容很多，博客体裁篇幅无法容纳，本文多谈观点和结论，少做论证。　　一、韩寒的文章为何受到重视？　　首先，韩寒人气很高，以青年意见领袖的形象出现，谈论政治；其次，文章非韩寒个人看法，而是表达目前中产阶级的主流态度——对民主改良进程并不看好，对底层革命后果十分担忧；再次，这几年将是中国前途的十字路口，相关讨论会逐步升温。　　从文章内容来看，思想观念并不新奇。韩寒主要表述了目前左右翼保守端的态度，很多人对当今中国的左右分歧比较熟悉，但并不清楚保守和激进派系的分歧，也不了解南方系的右翼保守立场，所以会惊讶：啊，某些环球时报编辑和南方系主笔都赞成韩寒？意见和谐得能开新年派对了。韩寒文章遭遇的批评则主要来自于激进端。当然，因其影响力，各方也会有意对其误读来扩大己方基本盘，不冗述。　　二、韩寒的文章为何受到批评？　　1.文章本身有不少逻辑、内容和概念错误。考虑到韩寒是作家而非政治学者，提出问题和表达观感即可，不值得一一辨析。值得讨论的是这些看法的思想来源。　　2.网络平台是平等的，虽然话语权有区别，但谁也不能豁免批评，韩寒作为高帅富也一样。道理大家都明白，接受现实有点难。　　3.网民的平均智力水平在不断上网，观点碰撞的过程中提高了。　　4.韩寒文章是种对现实状况的描述和期盼，表达个人的保守观点。这种观点是否获得支持，与现状紧密相关。这篇文章如果发表在5，6年前，可能很多人，包括我，会很赞同。但这几年体制改革完全停滞甚至倒退，民间乐观情绪逐渐消退，悲观和暴戾情绪逐渐上扬，受到的批评大幅增多也就不足为怪。　　三、民主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韩寒的素质论和所谓“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不能民主”有所区别，他的论述集中在素质是否影响民主质量，文中主谈两类素质，第一类是“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的素质；第二类是“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的素质；我再补上韩寒没说，但是大家常讲的另外两类，第三类：民众代表和民主追求者的素质。第四类：民众在公共政策上的决策素质。　　1.需要“开车交会时关掉远光灯”的素质么？　　第一类素质指向道德领域，开车交会是否关掉远光灯（因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表明你能否尊重他人的私利，是否尊重他人。然而它对民主制度影响甚小。民主制度，是一套行使权力的模式，追求民主，则是权力模式变更的过程。即便大家都学会关远光灯，权力还是权力，不会因此而丧失一分一毫。其作用在民主制度运作中相当可疑。美国，球赛散场，往往一地的矿泉水瓶；公交地铁，常常见到烟蒂；开车交会那毫无疑问也有人不关远光灯。但它的民主运作，似乎并不比公共道德更好的欧洲日本要差。在美国的朋友都清楚，小城镇车让人，曼哈顿这类大城市则常有蛮横司机。但未见得纽约的民主就比小城镇差。而纳粹则恰恰在欧洲个人素质最高的德国发扬光大。　　民主是一套政治运作的制度，人们对这套制度的了解，和运作这套制度的行为，才需要作为“素质”关注。其它“素质”，与民主制度是否良好运作，关系并不明确。　　　　配图说明：与民主制度运作无关的素质再好，也无甚用处。　　2.民众具备“补足了钱就满意”的低素质怎么办？　　第二类素质指向价值观念。韩寒叹道：“很多人倒霉到自己头上才想起来上访，捡起民主自由这些词汇。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这话的意思是：中国人，在反对这个制度时，往往是利益驱动。当利益和价值相符，就会表现得认同民主自由公正这些价值观念。而当利益被满足以后，便不再追求价值。如果现行体制能满足其利益，则会反过来维护体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用革命获取民主是困难的，民主即便实现，其质量也是低劣的。　　中国很多名人表述过类似观点，如胡适说，追求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龙应台则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直批台湾人在维护价值理念时的懦弱自私。　　可很有趣的是，其它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民主化进程中也表达过非常类似的观点。华盛顿对国会抱怨说：独立战争我军休整时，因军费支出太高，刚发行的美元三年贬值了三倍，结果拿美元买不到粮食，各地农民都卖英军粮食。美利坚的公民们，难道除了钱就没有任何追求了么？个个都争当美奸。这素质实在太低了吧？至于探讨美国政治的最知名的民主理论家托克维尔对法国民众的评论，那根本不用摘录了，简直就是两百年前的韩寒。　　我们回到韩寒的问题上来。民主自由这套价值观念，对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不可或缺。只有对这套价值观念的追求，才能让权力来源由君主变为民众，让大众参与政治，才能找到让民众充分知情，平等投票，有效参与的制度模式。如果没有相应的价值观念，纯粹为利益斗争，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而只能导致朝代循环和军阀乱战。　　但是，在各国民主化之前与民主初期，大众对民主价值观念冷感，或不愿支付成本去追求的心态，非常普遍。《独立宣言》是美国建国最重要的文本，里头的名句人人皆知：“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上帝赋予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但当今的社会批评家若出生在那个时代，便可以好好嘲笑这段话：你看看，妇女、黑人、印第安人、奴隶，有的没有选举权，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即便在比例已经很小的公民里，也只有不到一半才有投票权，无产者还不能投票。连起草《独立宣言》的某些作者都蓄奴，这一切居然被美国公民们堂而皇之的接受。在这样的条件下居然妄想实现民主、人人平等，岂不是既虚伪又好笑么？　　诚然，没有这些社会意识作为根基，民主制度是虚浮而不稳定的。然而基本没有国家能在民主制度建立前就根基牢固，因为专制者并不会让这一切出现，民主意识的根深叶茂都是在民主化之后。民主化之前，往往仅有少量的国民具备基本的民主意识，其中更是只有很小比例愿意为此支付较大的成本。所幸的是，这并非无法逾越的障碍，只要路径正确，依然足以动摇专制的根本。在权力结构的变动中，大部分国民是搭车者——他们并不排斥甚至向往民主，只是不愿支付成本；甚至可能是被裹挟者——他们对民主自由并没有追求，但他们所依存的社会在旧制度下崩溃而不得不转向新制度。　　韩寒的说法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专制体制下的民主追求者而言，什么样的追求路径更容易达到目标？在追求民主过程中，我们可将旧制度下利益受损的人群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领头者，他们愿意为社会变革支付较大的成本，包括大量的财产损失或人身安全。我们可以假设其比例是千分之一。　　第二类是跟随者，他们内心接受和向往民主制度，但只愿意支付较小的成本，包括少量的财产损失或被骚扰。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人占百分之五。　　第三类是观望者，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损，或者意识到了，但却不愿意为改变社会状况而支付成本。我们可以假设这是百分之九十的大众。　　剩下的是旧制度的获利者或特权群体。　　合理的推断是，如果履行或追求某种民主权利，所需的成本，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能够被第二类的“跟随者”群体所负担，那么就更可能是一条合适的路径。相反，如果过度寄望于群体很小的“领头羊”，或者国民大众，那么往往事倍功半，难以推进。例如近期很热闹的独立参选，很多宣传者抱怨道：如果一部分在网上发空炮的人能够站出来参选，每个中国人都认真对待自己的选票，那么哪怕在这种完全不公平的选举制度下，也能一步步实现民主。毫无疑问，这失败原因，是大家没有选举意识，民主素质太低了。但此时你要问一句：这条路径，实现的前提存在么？　　根据三类人群的分析方法，你就可以知道，独立参选模式导向民主的路径是艰难甚至行不通的。它需要足够大的群体，也就是那“网上放空炮”的第二类人，来担负第一类人的职责——当候选人，支付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制作选举海报，挨家挨户宣传，顶着官僚机构的骚扰，冒着人身安全和前途的风险。它还需要一个比这更大的群体，“每个中国人”，也就是第三类人，来担负第二类人的职责——做有责任的选民，了解候选人信息，冒着被老板被领导骂的风险，来投这一票。这条路径成功所需的人数前提，是违背客观规律，永远无法保障的，因此三十年来独立参选运动原地踏步甚至后退也就不足为奇了。　　3.民众代表和民主派的素质？　　另一观念是，作为代议者，民众代表和民主派自己素质要高，如果民主派自己都相互责骂、攻击，一点“民主的态度”也没有，那上了台就会更专制，还不如目前的专制呢。注意最后那句很多类似论调的要点和共同点。　　此观点仅作如下拆解：　　无论民主派也好，民众代表也好，专制者也好，其整体平均素质是由本国人素质决定的。在同一国家，并不存在低素质民主与高素质专制的比较。被权力侵蚀的专制者与中、底层的官僚机构，只会比平均的国民素质更差。其好形象多半由宣传部门的谎言包装而成。若在低素质国家欲行高素质的专制，逻辑上逃不出从高素质国家”聘请国外的“高素质专制者”，先做“三百年殖民地”的必然结论。　　与民主过程相关的素质，是指代表者的代表性，与对民主议程的尊重，而非私德。马丁路德金爱好嫖妓，演讲剽窃，并不影响他做民意领袖。而这些代表的素质，在民主实行初期甚至民主前，也很难高起来。各国各地议会运行初期的斗殴是司空见惯，台湾议员打架打到住院央视年年播得风生水起，就不多提了。各国均不缺这一传统活动，18世纪，早期英国议会中决斗盛行，以至于要把反对政党的座席分开焊死，避免这群武林高手操起椅子互殴。1798年，美国国会中两州的代表Griswold和Lyon使用了手杖和火钳作为武器，在国会现场进行了对决。当然韩国更为夸张，一个多月前，韩国在野党议员向国会主席台投掷了催泪弹。日本人相对比较古板有礼一些，他们只是在东京都议会的议员选举投票中，让著名的爱情动作片女优，德艺双馨的后藤麻衣老师，获得了3600票而已。　　完美主义者会感叹：这些国家的民主派真虚伪阴狠，他们骨子里才是真独裁，掌权后只能更专制，连不同意见都容不下而要动手，迟早再来一次革命治乱循环，民主后杀全家。然而，最终你可以发现，这些“低素质行为”确实会降低民主的效率和质量，却并不会导向专制。会导向专制的可能性只会出在：(1).某个集团或某个人试图对权力进行垄断。(2).对民众自由和权利的剥夺。只要是做这两点的，哪怕执行者和鼓吹者是以高素质的救世主形象出现，结果都一样会通向奴役之路。　　　　配图：美国早期的国会新闻漫画，议员掐架，手杖和火钳的对决。　　4.民众需要什么素质？　　民主制度是套利益分配模式，其制度运转的基础，是假设每个正常的成年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基本利益所在。所以民主制度的底线素质要求是很低的，只要不是白痴的成年人就可以。当然，公民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和参与越深，则好处会更大。韩寒文中提到马化腾撒Q币就会有几亿张选票，只是比喻，不过这在较完备的制度设计下极少出现，因为即便当选，因权力受监督，大规模的贿选很难收回成本。倒很容易发生在行政权力依然运作于专制体制的情况下，若无法监督权力，仅靠一套选举程序无法达到民主，只能帮每个公民多要一堆Q币回来，当然，这也是初级民主相对于纯粹的专制体制的收益了。　　有人说，候选人个个说的天花乱坠，老实巴交的选民素质不够，很容易被骗，还不如专制呢。这种说法忽视了民主制度下最低档的好处，投票作为一个纠错程序而存在，就是能够把已知的，在台上的糟糕执政者选下来，而不是挑选出最好的人选选上去。专制制度下，哪怕一群贪官贪到全城皆知，群众给纪委和检察院的举报信堆得能烧一冬天炉子，高档饭店洗浴中心天上人间外头都是公车军车，还带病步步高升，你也拿他们没有一点办法。　　官员未执政时，议员未代议时，政策未实施时，好不好你需要知识和经验去判断。但官员上台后，议员履职后，政策实施后，结果好不好，是否代表你，是否损及你的利益，只要不是白痴，都一清二楚。所以你很容易将坏的官员踢下来。而要进一步选出你满意的官员和议员，争取有利于你的政策，其准确度与民众素质是相关的，必须在民主制度运转中逐步学习。　　四、革命、改良与争自由　　1.革命该来就会来　　革命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它不需要群众什么素质、勇气，在该来的时候他就会来。革命是权力结构的突发性变更和置换，在旧社会和旧制度崩溃的同时出现。所谓是否“需要革命”这个讨论是相当蛋疼的，判断革命好不好，对阻止革命发生也没有太大现实意义。在平常你可以考虑吃肉好还是吃菜好，但在快饿死的时候，就是被人踩过的窝头你也得吃。革命是否暴力和血腥，取决于多个方面，例如旧制度和专制者的顽抗精神，革命者自身的目标、组织结构和素质等。　　有个较流行的说法，叫改良和革命赛跑。其实改良只是在和社会现状赛跑。当支撑社会稳定的几个基点发生溃烂，比如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或生态危机时，旧体制就会崩溃，革命便会产生。中国当前体制的特点是存在一个自利型的官僚集团，它们不断抽取社会财富和资源用于自肥。随掠夺的时间增加，危机也就日深，这现状是不可持续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就是革命初期的原子状态，如果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增长，超过某个维稳能力的上限后，就会爆发式增长，出现失控状态，这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革命。　　我觉得韩寒对于“暴民革命”的恐惧是延续某些知识分子的看法，而它们的看法往往落实在解读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很多左右翼的保守派将49年的悲剧解读为：某个群体依靠土地革命给农民群体许诺利益，然后用底层的“均富”需求将这些农民改造为暴民，夺取了政权，造成了几十年的动荡和悲剧。然而这个解读并不能轻易接受，放到那个时代整个世界的大环境下看，苏联渗透了与之地缘相关的几十个国家建立了类似的组织，但它们夺取权力的模式并不相同，很多国家并没有任何土地革命，同样也夺取了政权，无一例外。而建政后，并没有组织红卫兵搞文革，却也发生了相似的悲剧。其夺取胜利的秘密，更像是苏联所创造的这套极权主义的组织模式的战斗力，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发生的悲剧，包括执政党内部清洗，民众普遍丧失自由等情况，其原因，也是这套极权主义的组织模式的本质所致。而不是什么“暴民政治”。　　革命是否会造成“恶性循环”？这关键是看革命者（革命团体）能否通过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将革命仅限于打碎原有的权力结构中限制自身自由的枷锁，而不将革命所获的权力去作为限制别人自由的枷锁。能做到这点的革命，就不会产生“继续革命”，而不能做到的，甚至革命本身目标就是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权利的，无论革命的过程是否暴力，都会“恶性循环”。　　判断革命团体成功以后，是否能带来更好的社会，这是个技术活，可参考拙作：《什么是好的政治承诺？》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fc0caa0100qh4v.html 　　2.维持现状和改良的成本　　很多人会嘲笑，你谈什么革命呢？你有枪么？但很少会对改良者嘲笑，你谈什么改良呢？连正厅级的官都不是，还谈改良？其实两者是一回事。谈论革命改良，首先将其作为求知范畴，而非社会运动来对待较好。这样你不会在讨论中产生焦虑感和无力感。　　维持现状往往不是因为民众有保持现状的意愿，很可能是无力变革时的等待。需要知道的是，维持一个不公的现状是需要成本的。很多人之所以承认现状，是期待“民主化”以后，大杀贪官，把被剥夺的财富“夺回来”。但实际上很多财富流失是不可逆的，在不公正的制度下，每年都有无数的财富流失、转移、被洗白，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你已经无法判断这些财富的来源是合法经营还是权力掠夺，也就无法找到公平补偿的模式。此时再用暴力做无差别的剥夺？那没有用，这时倒正应了韩寒的话了，最阴狠毒辣者，会在这个再分配过程中，获得最多。　　改良同样也有成本，如果说革命是突发的权力结构转移和置换的过程，那么改良就是个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缓慢调整的过程。后者会对民众的承受力进行考验。为了减少改良的阻力，将来有一天如果对贪污一千万以下的官员全部赦免，你能么？你往往会问，凭什么？我租小屋他住别墅，我啃馒头他吃大餐，我看AV他包二奶。用的还都是我的税款。它贪一千万，可是有人的父母因为交不起几千块钱的大学学费，愧对儿女，上吊死了。他们怎么原谅？嘿嘿，你死撑着不原谅，利益集团可还觉得他们要价太低呢。即便很顺当地“改良”了（目前看来是基本不可能），这个过程和抉择也远远比你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3.改良的路径　　如果我们将政治体制改革视为当前的改良目标，那么有如下几点你是需要了解的：　　(1).在改良者的宣传中，往往将政治体制改革视为一条“双赢”之路。民众获得了权力和自由，而原有的掌权集团获得了安全，并试图说服掌权者主动改良。但简单思考，如果并不存在革命的可能性，那么后者是谎言。掌权集团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结果，应该是维稳，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　　并不存在什么双赢格局。对有权者而言，民主体制下丧失腐败等非法利益那就不提了，还会丧失包括特供、公车、疗养院等当前的合法利益，哪怕合法利益他们也不在乎，那丧失前呼后拥，动辄封路的特权快感，谁能体会从别人点头哈腰孝敬自己，到上门拜票累到腰椎间盘突出的感受呢？光这个落差，就足以让整个群体无法主动迈出体制改革的步子，哪怕集团里某些个体有此意愿，也无能为力。　　而掌权者从体制改革所得到的好处，只不过是“坐牢”，“双规”这类无序的争斗减少而已，普通官员八辈子都轮不到一次。能吓唬谁？当前，只要遵守潜规则，贪的克制点，让所在的小团体利益均沾，风险是相当小的。　　(2).改良成功的可能性，对应的是抗争者付出的代价。　　很多人盼光荣革命，天鹅绒革命，台湾转型等“不流血”革命、改良，盼得脖子都长了。但很少去想，光荣革命的成果，国王的气焰，是贵族进攻伦敦，连绵内战打掉的，为了让国王逊位，议会请的新国王可是带了一万多兵来的。似乎不付代价的权力变更，那只是其中一个瞬间。天鹅绒革命也是如此，它是很平和，但革命之前呢？发生了什么？台湾转型就更要问了，蒋经国开党禁、报禁，为什么开？是因为他“伟大”么？　　(3).改良的关键词是主动。　　改良是怎么发生的？很多人以为，是不断地向掌权者和民众灌输民主制度的好处，然后上层主动改革，或者下层请愿，上层退让，形成良性互动，然后体制改革就开始了（二十多年前，这种策略的简化版被称为“自杀救国”，说服掌权的利益集团自杀，国家得救了）。这种情况有可能存在，但属于小概率事件，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凡是有概率发生的事，它总是符合墨菲定律，往最坏的情况走。所以建议不要对这种模式寄托过多的希望。没戏是意料之中，有戏是意外之喜。　　现实的改良是如何发生的？大家可以参考80年代的投机倒把罪，这个罪名是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本意是打非法投机，但实际上几乎所有正常的商业活动均可入罪，所谓十商九罪，最高刑罚是死刑。这个罪名是97年左右才废除的，但早已名存实亡。原因很简单，利益所趋，挡不住那么多人冒着杀头的危险一起无视它，蔑视它。权力的来源是服从，当足够数量的人不再服从，权力也就不复存在。　　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当年的台湾人，要取消万恶的国民党的报禁，要言论自由，应该怎么办？应该向蒋总统“进谏”么？不是的，而是要做到以下几点：　　a.如果你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先追求你个人的言论自由，有什么话，想办法说出来。　　b.权力一定会来阻止你，想办法绕过它，它禁你的报，你就自己印，禁你的书，你就在地摊卖，封你的网络帐号，你就上大街到人多处举牌。当然，控制好行为风险，在你自己能承受的范围。　　c.找到其它志同道合的人，和你一起践行a和b。　　当践行这三条准则的人足够多的时候，权力的言论控制成本就到了它所不能负担的地步。此时，由于大家的不服从，报禁开不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蒋总统来说，开了还有个好名声，不开也没法借信息垄断撒更多的谎了（反正也没人信了）。那么，报禁“自然”就开了。如果报禁还对他很有用，不管你怎么求，用处不大。台湾的党禁也是如此。　　以上是我对韩寒三篇文章的简要评论，考虑到网文特征，做了很多删减。

回复[1]: 夏雨 (2012-01-07 22:05:47)

　　推荐老唤板凳及对“素质论”感兴趣的网友看。我觉得本文是我读评论韩寒文章中最好的一篇。

　　不爱读长文章的同学，读文章最后三点即可。

回复[2]: 他抜き (2012-01-08 10:38:11)

　　很不错的普及版

　　认为中国人素质差不配民主的某某人和认为……的某某人以及认为……的某某人（欢迎对号入座）如果有足够的阅读能力以及足够的……能力的话，就不会有低水平的辩论定期不定期地上演了。

回复[3]: 我现在主要想研究宇宙问题。 自带板凳 (2012-01-08 21:12:57)

　　顺便思考一下世界经济格局问题。

　　对中国人民关心的民主自由啊素质啊什么的之类的，一点兴趣也没有。

　　

回复[4]: 夏雨 (2012-01-09 15:17:22)

　　嘻嘻

，又拧回去了！

　　>这问题很难（宇宙问题）自带板凳 (2012-01-05 15:15:10)

　　我正在琢磨，要不我还是回到老本行，跟中国人讨论民主自由去算球了……

　　

　　研究宇宙问题，好！超脱！心得体会发现殷切期待中。

　　世界经济格局问题，哈哈，还是离不开中国模式，一思考到中国模式，民主自由啊素质啊什么的，哈哈，你还是去研究德国吧，现在就数它经济搞得好。

　　

回复[5]: 夏雨 (2012-01-09 22:59:35)

　　他抜き桑，祝新年好啊！

回复[6]: 推荐好文，请大家来看啊 夏雨 (2012-01-10 21:41:46)

　　哈维尔与后极权社会中的潜台词

　　本文是@破破的桥（就是楼上的作者伊璐卡卡） 08年底的旧作，修改后用于纪念哈维尔。12/18/2011

　　哈维尔原先是捷克著名的剧作家，也是社会批评家。自从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被苏军坦克镇压之后，他的名字就上了黑名单，作品被禁，演出被禁。有次一个胆大的剧团排演了他的剧目，结果主事人很快就被抓走坐了牢。在此之后呢，很明显，没人敢再碰这根“高压线”了。他也被大家很快“遗忘”了。你看，这下完了，他就只能给国外写点作品简单混点吃的喝的，以前的地位啊、人气啊、资产啊，全部都没了。

　　他受了这些挫折，按理应该洗心革面，尽快和历史划清界限，比如政府有难处的时候，含泪劝告受害家长不要冲动，命苦不能怨政府。或者开奥运的时候淫一首坟前有屏幕，死人共欢呼的好湿。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地和另两个人搞了一个《七七宪章》。陆陆续续有两百四十一人在这个《宪章》上签了字。

　　这下砸了锅了，三个发起者中，有一个是原外交部长，另外两个除了教授、学者头衔以外一无所有，前者倒了小霉，后者则倒了大霉。七十岁的哲学教授巴多卡，在发起宪章后，死于警察们的长时间盘问之下。哈维尔比较年轻，挺过去了，断断续续坐了两年牢。

　　出狱以后，他的朋友们，同事们都不和他来往了，原来的读者们也看不起他了。虽然这些人都和他一样，对《宪章》上写的东西都赞同。

　　出去聚会，朋友们避开他，不和他说话，因为他是个愚蠢的，会带来麻烦的人。出去买菜，周围的大妈大叔笑话他，因为他是个有好生活不过，总喜欢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以前有很多理性青年纷纷表示，捷克的问题，关键在于没人肯为民主流血。那些民主领头人都是胆小鬼，看见苏军的坦克就作鸟兽散，出卖了学生市民，出卖了运动，真是太没有勇气了，难怪无人尊重，无人跟随。但是在他真的流血坐牢以后，这些理性青年并不是去“尊重”他，“跟随”他，而是突然翻脸，用各种脏词辱骂他，用各种谣言来打击他。

　　当局表示，宪章这批人是“颓废”的，被资产阶级思想污染的堕落者。

　　人们则纷纷表示，对宪章不感兴趣，压根是个幻想，它起到改良作用了么？一点成绩也没有。

　　很多聪明人认为，宪章的签署者是一批盲目自大的人，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一步步改良，捷克人素质那么低，一夜民主了怎么办？

　　还有民间和官方的五卢布，放出各种各样的谣言称，他和斯洛伐克分离运动有牵连，他坐个牢是为了拿法国绿卡，接英美的援助，诸如此类。

　　后来，哈维尔成为了捷克总统。他就把那段时间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无权者的权力》，他解释大家为什么有这种反应，说“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因为恐惧，因为会引起他们生活的不方便、麻烦，所以他们疏远了我。而且，他们不愿意承认这是内心的恐惧。”

　　这个时候，俄罗斯一个天才青年诗人，叫做布罗茨基，大家知道俄罗斯是出天才的地方。这个家伙很敏锐，他看了哈维尔这本书，哈哈大笑。他指着哈维尔说：“你这家伙，以前是个很实诚的人，做了总统以后，要拉选民，就不老实了。那些人哪里是你说的恐惧啊。”

　　他认为，恐惧只是一部分。其实，人们的心态在这个社会下变化了，他们有了新的生存策略，对于社会和谎言，他们早就麻木了。他们在这个社会下，弯着腰活着，欺骗着，钻营着。就像捷克牛奶市场一样，大家都掺水，卖得便宜，有点特胆大的还能掺三聚氰胺，而且还能搞掂管理人员，本领大的很，人人羡慕。不掺水的老实人很快就破产了，大家还要向他吐口口水，傻瓜，笨蛋，失败者……你就是这个社会的失败者，明明可以混得挺好，结果全玩完了。所以大家避开你，唾弃你，嘲笑你。这才是真实的人性。

　　这就是一个后极权社会，人人都很精明，都是成功者，但是最后整个社会全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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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后极权社会的特点和弱点在哪里呢？

　　哈维尔对后极权型态的洞察，是从一条标语开始的。捷克的水果店，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出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表达什么？是经理对无产者联合起来特别热衷？还是想过无产者联合起来怎么实现？都不是，标语是上头和洋葱胡萝卜一起发下来的。贴出这条标语，水果店经理只是要表达一个潜台词：“我是个本分的人，我对党很忠诚。绝不惹麻烦。”

　　大家都知道华人是个很奇怪的群体，他们聪慧吃苦耐劳，在世界各国，华人都是当地最富裕的群体——除了在他们自己国家。原因很多人明白，缺乏权利之故。权利不能当饭吃，但迁徙，工会，社会保障，教育，控制税收收支的权利受限甚至受剥夺，那么你的饭就会被别人吃，自己则陷入苦劳。而这些五花八门的权利又基于言论、结社、选举这几个基本权利。而这几个基本权利又根植于最基本的言论权利。没有言论自由，你就无法结社，没有结社自由，你就无法组党、选举。

　　哈维尔的观察要点就是，所谓后极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侵蚀你的言论权利，限制你在公共问题上的表达，并诱导你附和官方的表达。

　　你发言了，我没法和你来往，因为和你来往会惹上麻烦，官府会找我喝茶。——潜台词：言论有危险，请你不要说话。

　　你发言了，你是个愚蠢的人，有好生活不过，偏偏要发言。——潜台词：言论有利益损失，请你不要说话。

　　你发言了，但你面对苏军的坦克不敢流血牺牲，只敢忽悠人去死，你是个胆小鬼。——潜台词：你没有说话的资格，请你不要说话。

　　你发言了，我不感兴趣。你就是在幻想，不能脚踏实地。——潜台词：你的话无效，请你不要说话。

　　你发言了，你是拿法国钱的，你和斯洛伐克分离运动有牵连。——潜台词：你是个捷克奸，请你不要说话。

　　你发言了，其实民主国家也是限制发言的。——潜台词：天下乌鸦一般黑，请你不要说话。

　　后极权社会，所有的潜台词，都指向的是让你不要在公共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想法，要保持冷漠或者和官方的态度一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说法，为的就是限制你的发言。这种做法长久以后，会渗入到整个国家、所有国民的骨髓里面，成为国民性。这一切也就是整个后极权社会稳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大家也往往会观察到，后极权社会中会出现普遍的道德沦丧，就是这种冷漠侵蚀的结果。

　　处于后极权社会，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如何转型，怎么走出来。大家习惯性地去那些以往的抗争中找方法，比如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其实他们的经验都在有言论自由，有法治的民主社会或者半民主社会中。对于极权社会与后极权社会只有参考意义，而无法模仿。甘地曾对犹太人出主意说，你们可以搞集体自杀，感动希特勒。他还给希特勒写了信，劝他不要继续。实际上对于纳粹这样的极权社会，这些没用，只能用枪说话。而后极权社会呢？非暴力抗争遭遇维稳，甚至遭遇国民自身的冷漠对待。答案在哪里？其实已经呼之欲出。在言论自由和表达本身。

　　无论集体抗争也好，与政府良性互动也好。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存在与政府权力本身能够抗衡的压力集团，才有可能实现。而如果权力对结社进行强力压制，压力集团并不存在的时候，这些方法就往往流于幻想，在众人的冷漠中无疾而终，这也是典型的后极权社会现状。此时，必须退而求其次，从根本的言论自由开始。只有从基础而行，一步步踏实，表达顺畅了，成为一个共识了，才有可能结社并形成社会压力。而言论自由也是无法彻底剥夺的。

　　大家可以发现，后极权时代的政府，其统治模式并不是在某个理论基础上营造出来的，这些官员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也没啥理论。这套统治模式是靠着一种本能和统治经验摸索出来的。他们的本能告诉他们，言论才是这套体制的命门，所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均投入到如何压制言论，制造谎言之上，哈维尔对此非常精要的概括：

　　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

　　对于苏军的坦克和冷漠的国民，哈维尔的办法是：生活在真实中。我要把自己真实的看法表达出来。拒绝虚假的表达，拒绝潜台词，追求做一个真实的，完全意义上的人。当真实的表达形成规模，春天也就到来。在最小和最简单的地方与后极权的整个制度斗争。如果我的表达被限制，我就通过更婉转，更有技巧的方式说出来。如果说话被限制，我就通过各种五花八门的创造性活动表达出来，比如签名，比如举标语，比如行为艺术。当每个人（甚至不需要每个人，只需要比例不高的一部分人）能这么做，那么整个社会言论自由便自然实现，权力结构的这块最基础砖石也就烟消云散。

　　

　　以本文纪念哈维尔

　　12/18/2011

　　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459358890_0_1.html

　　

回复[7]: 开卷有益！再推荐评韩寒好文! 夏雨 (2012-01-12 14:12:41)

　　

　　南都周刊就韩寒专题采访破破的桥，未刊被毙稿。

　　

　　我现在觉得确实没什么理由会刊，现在修改一下网上发。

　　最后做个广告，嫌我上一篇长，又没空看的朋友，可看这篇。凡是标注“浪费时间”的部分就不要看了。我力争只谈要点。

　　----第一个问题大家基本就不要看了，纯属浪费时间----

　　1，首先，您提出了“民主是权力参与和运作模式，与其无关的素质并不重要“，并举了韩寒说的人们开车习惯打远光灯的例子。但这个例子是否能够做这样的解读：对于”在同一条路上开车“这一共同行动而言，打远光灯不仅仅是侵犯他人利益，而是不遵守游戏规则。韩寒所担忧的是，习惯性的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群，如果进入了民主这个新游戏，同样会漠视其规则，破坏其秩序。这种担忧有它的道理吗？如果素质这个词刺耳，托克维尔曾用民情来代替。

　　破破的桥：托克维尔谈民情，但并未论述民情是实现民主制度的前提与基石，他的用意恰恰是相反。作为法国贵族，目睹大变革中平等化的趋势，他认为等级制度的毁灭，民主的到来无可避免。虽然无可避免，但他本人对人民主权原则怀抱警惕，对民主多有批评，例如他认为民主造成了平庸化、相互隔绝等。之所以引入美国的“民情”，托克维尔想说明的是，美国的这些民情，例如宗教，对于民主的这些坏处有抑制作用。而对“民情”这词本身，托克维尔指的是对个人自由的坚持，政治上的平等参与，乡镇自治，与宗教文化等。

　　而韩寒对“素质”的描述，集中于民众以私利对抗规则，无视他人利益等，而这一点对应的应是托克维尔所专门讲述的“正确的利益原则”。托克维尔认为，旧时代里，贵族社会宣扬的是对义务的崇高思想。而民主的趋势到来以后，这种思想将无人理睬。人们会日益发现，将个人福祉与他人福祉结合起来，是实现个人福祉的最好途径。一种将两者相结合的学说将会流行。而联邦党人则一再讲，民主制度并不排斥个人的私利，而是从制度上实现把个人利益导向服务公众利益的目的。也就是说，如果出现韩寒或你提问中所说的那种现象，比如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私利，却丝毫不顾忌公共规则和他人利益，那么，从逻辑上来讲，托克维尔对此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其原因正是将个人利益导向公众利益的那套公共制度、公共生活本身出了问题。既然这些现象本身很大程度就是当前的制度所造成，那回避制度去谈素质还是道德就是舍本逐末，至于将其作为制度不能实施的原因，则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至于有人破坏规则，这无需过度担忧。即便成熟民主制度下，破坏规则之事依然屡见不鲜，如水门事件等，连总统也在破坏规则。这需要有权威、可执行的制度来纠正，并非寄望于社会文化或人的素质。

　　美国开国时期生活状况的细节可以参考布尔斯廷的《美国历程》三部曲。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描述多是概念性的，理想化的。

　　----以上是浪费时间，以下供大家参考，在原文上修改补充----

　　我并不想多谈素质论，就这么个简单问题，谈了三十年越谈越糊涂，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统统面壁。

　　“素质”是个很宽泛的词。为什么越谈越糊涂，因为民主本来就只用到了“素质”的很小一部分，你硬要把人的全部“素质”和民主扯上关系，自然就把大家绕糊涂了。所以，谈素质之前，要先把人的素质分类，大部分素质是生活素质，跟什么民主、改良、革命，压根一点关系也没有。剩下的那些素质，是与公共利益和规则相关的，它们确实与民主有关，但大多只对民主质量有些影响，缺了也不打紧，比如韩寒所列举的那些。只有极少数“底线素质”，是必须保证的。但这些底线素质，中国并不弱于多数民主国家初建时。

　　最基本的民主程序，如定时投票，制定公共政策等，公民仅需少许技能就能完成，这是所谓底线素质。民主这套程序是为大众平等有效地参与政治而制定的，对技能要求很低。古希腊把不能交流，不能参与公共生活，不能投票的人，叫做idiotes，这个词后来演变成英文词idiot，就是白痴的意思。这些技能从低到高包括：(1).知道自己的利益，会数钱，比如清楚10元和100元哪个大。(2).识字，能填选票，能把名字和候选人那张脸对上。(3).受家庭或学校一点社会教育，能了解局部社会政策（如所在的小村、小镇、小城的地方政策）对自己利益的影响。

　　以上三条基本要求，做到第一条，就入门了，做到第二条，就相当合格，做到第三条，那你得注意自己的精英化倾向，不要太脱离人民大众。如果除这三条以外，你居然还能对个人自由权利特别敏感，对投票程序非常尊重，能对具体的公共经济政治政策提出有效意见，愿意为公共事务付出时间和金钱代价，那你的素质足以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竞选议员和总统了。

　　有人说，韩寒说的是革命，不是民主。但革命只是社会崩溃时的一个现象，发生大规模残杀，往往和战争与极端意识形态有关，与人的素质无关。即便在社会有秩序时，通过极端意识形态鼓动，垄断权力和信息工具依然可以造就悲剧。就像纳粹时代，派出个把工作人员，每天规规矩矩上班，看着尼采的书，听着肖邦的曲，顺手拧一下毒气室的开关，严格遵守规则，不出错，不徇私，一丝不苟地就把几万人杀了。

　　

　　2，应该说韩寒并没有表达“反革命”“反民主”的意思，他想说的似乎更多是——与其寄希望于新制度的从天而降，不如每个人在自己可能的范畴内先作出小小的改良，在采访中他表示，写前两篇文章都是为最后一篇要自由做铺垫（在新的一年里，作为一个文化人，他要继续争取创作上的自由)。您觉得这种态度如何，算一种犬儒吗？在《要自由》中韩寒有一句话，他说相比关心“应该如何”，他还是关心“该怎么办”更多。所以他说自己要争取创作自由（不断夭折的杂志还在搞），也呼吁更多人争取自己领域内的自由。这应该就是他所认为的“改良”。而您指出，如果一个人还不是一个正厅级干部，改良根本无从谈起，仅有求知上的意义。那么回到前面的问题上，抛去“应该如何”的问题，您认为他所提出的“怎么办”是否有意义，还是还不够积极？

　　3，可否一两句话总结一下您认为韩寒这系列文章最大的问题（或漏洞）？

　　破破的桥：韩寒首先是作家，不要用民主领袖的标准去要求，这对他太沉重。他能指出问题，表达忧虑，就够了，是积极还是犬儒，没必要揣测。“要自由”的路径我非常赞同，但韩寒说前两篇文章是在为第三篇做铺垫，我完全不能同意。很容易看出前两篇文章和第三篇文章逻辑上是不一致的。

　　你想，前两篇是在描述现象，主要谈论的是中国人的素质问题：大家公共意识不足，不遵守规则，只要钱不要公义，不关心他人，别人死绝了不吭声，只有自己吃亏才嗷嗷叫。如果你认为群众素质与民主进程极其相关，因为素质低，所以革命会造成灾难，民主会降低质量。那么，革命需要素质，民主也需要素质，改良就不要啦？民众没有素质，官员就有啦？这不可能对不对？民掌权了就是官，官没权了就是民。所以毫无疑问，改良也需要素质。既然如此，符合逻辑的结论就应该是：无论沿什么路径追求民主，我们都需要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对不对？

　　也就是说，在前两篇文章里，韩寒完成现象的罗列和逻辑分析，顺利的得出了中国人素质与民主进程密切相关的结论。接下来的第三篇自然应该是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怎样让大家遵守规则，参与公共生活，关心他人。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解决之前提出的素质影响民主进程的问题。如果这么写，那么这三篇文章，逻辑上就是完备的。结果，韩寒第三篇写的居然是“要自由”，不管你要不要得到，是不是有更多人去要，你前两篇说的那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啊？该在的还在。既然大家素质那么低，影响了民主进程，革命会暴戾，改良和民主质量也很低劣，那你要自由，有啥用呢？没用。这个“要自由”的路径，成了无源之水，变成了一个毫无理由、不讲原因的行为。

　　那么“要自由”这个行为的正常逻辑应该是什么呢？为什么民主制度在目前的中国无法实现？大众为何无法有效地参与到公共权力的运作中？显然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低，所以我们“要自由”；而是因为，有人剥夺了大家的政治自由，侵害了大家的经济自由，阻碍了大家实现民主制度和公共参与。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要自由”，搬开这块绊脚石。这样，整个逻辑就通顺了嘛。

　　你看，韩寒在这里出现了非常奇怪的，完全不该在他身上发生的逻辑问题。他这三篇文章给我的感觉是，韩寒自身的知识和直觉出现了矛盾。他的知识告诉他，革命会暴戾，阻碍民主质量的问题，是群众的素质太低了。但是他的直觉又告诉他，民主的实现路径居然是和他那些知识，什么群众素质，八杆子打不着的“要自由”。这不是很滑稽么？

　　那么，到底是韩寒的知识正确，还是他的直觉正确？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有一天，大家遵守规则了，会关远光灯了，开始参与公共事务了，关心他人利益了，于是民主就如同韩寒所说的“国民素质到了那个份上，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真是这样么？不是的。这是一个谎言，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即便大家的素质都很高，我们还是无法实现民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被剥夺了、被侵害了啊！候选人都是上头指定的，代表我们利益的都被组织“酝酿”掉了，投票只能在安排好的，我们既不认识也不了解更不知道对方的政治立场的几个人里面画圈，代表选出后连电话号码、邮箱都不公开给选民，甚至名字都很快忘掉，他们怎么反映我们的诉求？请问，我们就算素质再高，不把这些被剥夺的自由和权利要回来，怎么实现民主啊？根本实现不了。所以还是得“要自由”。对不对？

　　所以问题很清晰，韩寒基于个人智力的直觉，是非常正确的，事情的关键在于“要自由”，其原因是我们的各项自由被剥夺了，被侵害了，阻碍了我们实现民主权利和公共参与。而所谓的“素质不好”，这是个借口，是个伪问题。在这个伪问题上，跟一个聪明人的借口进行辩论，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伪问题？和当前中国知识界有关。因为“我们的各项自由被剥夺、侵害了”这套话语模式，是无法出现在媒体上，和公共讨论上的。因为我们居住在一个非常和谐的国家，这句话是无法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说出口的，也就无法进行相应的讨论，澄清问题。

　　既然中国的知识界，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失语”症状。原因是不能直说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只好去强调别的原因，比如，国民素质对民主会造成影响，对不对？政治学理论上毫无疑问这是对的，那国民素质低不低，韩寒说的这些现象存不存在？毫无疑问存在。即便这个借口被驳倒了。理由还多得很——物质条件、教育程度、传统文化、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国家安全……等等等等，都对民主有影响啊。你能说没影响吗？当然不能。但问题是，这些影响都解决了，你还是没法民主。为什么？因为你的政治自由，政治权利被剥夺了啊。这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我们知识界，整天在那里讨论伪问题，产生了一堆伪知识。有用么？唯一的用处就是把人搞糊涂。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韩寒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不良影响。他的直觉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他在这个环境里接受到的错误信息，伪知识，影响了他的思维。

　　有人说，这种辨析纯粹是“键盘上的革命”。并非如此。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你一定要先把做事的原因搞清楚，这叫“名正”，然后才能用逻辑去说服别人，让大家一起参与进来，这叫“言顺”，这样做事，才有可能“事成”。如果你的思维是混淆的，做事的原因都说不清楚，那事情成败就只能托付给老天爷了，这样不行。

　　如何行动？作为民主的追求者。你要面对的问题就是：(1).如何要自由？筹码是什么？被打压怎办？(2).如何让更多的人来要自由？其它种种，什么国民素质高不高，上层改不改良，会不会发生革命，你压根影响不了，都是社会环境决定的，瞎操心这些干嘛？具体“该怎么办”，我认为无需言语评判，现实会给出答案，谁喜获自由，谁头破血流，大家一清二楚。不同的具体环境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只有做了才知道。我个人还是愿意多做些逻辑分析，帮大家把问题搞清楚。

　　提前祝大家春节愉快

　　本文鸣谢@bambi_lin 与@兔主席

　　

　　

回复[8]: 重点摘录： 夏雨 (2012-01-12 14:18:17)

　　》。。。。。事情的关键在于“要自由”，其原因是我们的各项自由被剥夺了，被侵害了，阻碍了我们实现民主权利和公共参与。而所谓的“素质不好”，这是个借口，是个伪问题。在这个伪问题上，跟一个聪明人的借口进行辩论，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伪问题？和当前中国知识界有关。因为“我们的各项自由被剥夺、侵害了”这套话语模式，是无法出现在媒体上，和公共讨论上的。因为我们居住在一个非常和谐的国家，这句话是无法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说出口的，也就无法进行相应的讨论，澄清问题。

　　既然中国的知识界，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失语”症状。原因是不能直说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只好去强调别的原因，比如，国民素质对民主会造成影响，对不对？政治学理论上毫无疑问这是对的，那国民素质低不低，韩寒说的这些现象存不存在？毫无疑问存在。即便这个借口被驳倒了。理由还多得很——物质条件、教育程度、传统文化、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国家安全……等等等等，都对民主有影响啊。你能说没影响吗？当然不能。但问题是，这些影响都解决了，你还是没法民主。为什么？因为你的政治自由，政治权利被剥夺了啊。这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我们知识界，整天在那里讨论伪问题，产生了一堆伪知识。有用么？唯一的用处就是把人搞糊涂。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韩寒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不良影响。他的直觉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他在这个环境里接受到的错误信息，伪知识，影响了他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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