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泽东开辟的“个人电视频道”│科长│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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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泽东开辟的“个人电视频道”
科长 (发表日期:2011-11-24 13:57:14 阅读人次:1561 回复数:6)
为毛泽东开辟的“个人电视频道”播什么　　(2011-11-22 12:33:29) 　　毛泽东的性格豪放、浪漫，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一生最讨厌规矩、节制，做事总追求尽兴、极致。这一特点在他的娱乐生活中体现得十分充分：不喜欢的节目，绝不勉强看下去；喜欢的，反复看，而且是马上就看第二遍。　　1974年10月底，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调集一批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组成一个摄制组，携带一整套直播设备，南下长沙，为病中的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开始一段时间，毛泽东想看什么，就通过湖南电视台的频道现场直播到主席的电视机上。这一点严格保密，湖南观众是不知道的。毛泽东最初点的大部分是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　　当时节目的传送方式是通过湖南电视台发射，毛泽东在电视中收看。因为节目内容都很“革命”，所以一般观众很难察觉出什么异常。不过也有例外，据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回忆，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毛泽东打电话要求马上重播一遍。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连续播出两次，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就在节目重新播出的过程中，电视台接到了许多观众的反映电话，工作人员只好向观众解释是“安排失误”。　　1974年底的一天，为毛泽东录制节目的中电视台工作人员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也就是“文革”中被打成四旧、毒草的旧戏。　　这一变动给工作人员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且不说排练这些戏调集演员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不能让普通观众看到这些“反动”的节目。于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专门为毛主席开辟了一个“第五频道”。　　然而，当时的技术还不能保证这个信号只被主席的一台电视收到。一试播，马上有接收到的观众打电话来质问为什么播旧戏。工作人员开始向观众说是误收到了香港信号，观众却不上当：“明明是湖南那个播音员的声音嘛！” 　　后来，技术人员决定，搞有线电视。于是摄制组在与主席卧室只有一墙之隔的地方架好设备，请演员来这里现场演出，主席在墙里面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　　越到晚年，毛泽东在生活习惯上越是大气豪放，随心所欲。1975年初，毛泽东的精力还比较充沛，他几乎每天晚上看电视，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节目要连续看四遍。据当时录制节目的电视台工作人员回忆，“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边穿衣服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只几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演出就开始了。”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沙，返回北京。为毛泽东录制节目的摄制组的工作人员也随后返京，并马上投入到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录制一批各种艺术形式的短小精品节目，例如侯宝林的相声、闵惠芬的二胡、刘德海的琵琶、蔡瑶铣等人的南昆、北昆。　　1976年初，先前曾为毛泽东录制节目的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工作人员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　　这次工作人员以录制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京剧。剧团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有些已经退休甚至于已经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一展当年风姿。其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硅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　　开始一个阶段，工作人员以录制完整的全本大戏为主，如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等等。大约从5月份开始，北京方面对剧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这是因为当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看大作品，也经不住悲剧氛围的艺术感染，只能用轻松活泼、带有喜剧色彩的小戏来调剂精神，缓解病情。这一阶段工作人员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之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为毛泽东录制电视节目的摄制组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

回复[1]: 科长 (2011-11-24 13:58:48)

　　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

　　作者：口述：张宝昌整理：张事贤来源：新华月报 2011-9-13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中央领导人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了一个规模适度，以奶制品、鲜蛋、蔬菜等为主的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这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毛泽东指示：先搞“土”的,以后再搞“洋”的

　　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中南海多了两位苏联客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警卫和卫生专家，主要搞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香山农场初建时，一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此外，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等。

　　洋专家的设想蓝图，是地地道道的苏联规范化模式，非常现代，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过对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而言，实在是太超前了。中央决不会在自己吃的问题上花大钱，也不会轻易搞一个设施齐全、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农场。

　　1974年10月，原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回忆当年参与筹办香山农场：“那时大家刚从小农经济环境里过来，对办什么新式农场毫无经验。最大的愿望就是养猪炖肉、种粮吃饭。对苏联专家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

　　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主席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

　　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以荒地、土墩为主体，近600亩的农场就这样迅速上马了。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和房舍、道路、深井及粪场的方位。如：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燕麦、大麦、冬小麦50亩；苜蓿（重要牧草）80亩、苏丹草10亩，蔬菜40余亩等。

　　农场食品专供副总理以上领导

　　时间不长，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这种包括领导、生产、购销为一体的三级管理体制，是十分安全和顺畅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国家花钱少，又要东西质量好，成了农场一项非常突出的硬任务。

　　在供给制年代，首长没有工资，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领导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并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到多产多销。

　　在较长时期里，首长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浓醇飘香的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油菜、青笋、尖椒、萝卜之类的蔬菜，由于合理种植，农家肥足，不愁浇水，故而虫害少，长势好。加上职工早起、早摘、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赶上哪家首长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烧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黄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如果遇上按季熟透、刚从枝杈上摘下的西红柿，其亦酸亦甜，原汁饱满的天然美味，则更是令人叫好了。不久，香山农场东西好、价钱便宜的赞扬声逐渐传开，有的首长（如董必武等）开始前往视察参观。他们得知农场是靠土法上马、开荒深耕、精心管理来降低成本、保证质量，不由叹道：“人的智慧与勤劳是最重要的条件。你们心里有我们，我们心里也有你们呀！”

　　很快，朱德的秘书通知警卫局：总司令说，农场的同志工作时间长，文娱活动少，建议由局服务科，每月1-2次去农场放映专场电影，影片租费由首长开支。周恩来也派他的护士，到农场一边参加劳动生产，一边传授外伤处理常识。还有的首长夫人，更乐意一有机会就带着孩子去空气新鲜的农场散步踏青。

　　中央机关干部每年须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赶上农忙时候，香山农场单凭40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这种做法非常管用，没有影响机关正常工作，也解决了生产中劳动力的紧急需要，还能拉近同单位不同部门，特别是机关干部与农场工人之间的距离。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大家的感情更好了。

　　一次，颐年堂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少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变成了公职人员而且是终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警卫局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倒是个好办法，要坚持下去，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在延安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成绩很大。全国胜利后，当官的多了，官气也来了，这就搓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克服官气，才能平息群众的怨气！现在应当从中央机关做起，凡是‘三门干部’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下去，在劳动生产第一线补上这一课。”

　　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及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公室名义，印刷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20天时间，到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我印象最深的是收集各种动物粪便，运至露天粪场，然后掺土封堆、自然发酵、高温杀菌，再经掺拌晾晒，最后成为优质家肥，“只有自己亲历又脏又臭的积肥实践之后，才会真正懂得‘没有大粪臭，哪有禾苗壮’的道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坐办公室的优越感没有了，相反，则是对劳动的尊重与热爱。”

　　为毛泽东特供反季节蔬菜瓜果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向南，与巨山农场果园相连；向东，水稻田几乎发展到玉泉山疗养区的大门口。生猪也养多了，还盖了一些搞试验田用的半地下菜房。至1956年后，国内安全形式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有一批精干的专业队伍“供应归口”，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20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同志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新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种栽“甜心白薯”，一年下来也能获得三至五千斤。其中一部分窖藏起来，这白薯是周恩来总理最爱吃的杂粮之一。

　　玉泉山管理处的同志，利用绿化改造机会，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

　　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主席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主席火了，驳斥道：“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毛主席自然很不高兴。

　　此事提醒我们：人老了，有时候说话任性，是很难免的。但对领袖人物，工作人员不敢多嘴或顶撞，只能想尽法子，尽量满足要求。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为：“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张宝昌为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历任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

　　（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

回复[2]: 毛吃用军谍报船从香港运进的奥洲麦片 judongyi (2011-11-25 14:01:45)

　　

　　摘自原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将军的回忆录：

　　我们广州的领导同志对毛泽东是绝对的忠实，忠诚！比如说冬天，北京没有蔬菜，由我们广州军区供应。

　　毛泽东当时喜欢吃什么呢？蔬菜嘛，我们这里是空心菜，玉米，我们在海南岛种些玉米，很嫩很嫩的玉米，还有其它的青菜。

　　饭，毛泽东喜欢吃麦片，麦片是澳大利亚的，我们从香港专门买的澳大利亚的麦片给毛泽东，送到北京去！从香港买麦片都不能过海关，通过海关他要检查，要打开来，那就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情报部有船，在香港买的麦片，装在船上开回来，开回来以后，直接交给管理局。这件事，只有几个人知道，我知道，负责保管的小胡知道，他看守着仓库。那么多麦片，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包，尝也没有尝过，我们也不知道那麦片怎么吃。

　　

　　

　　

回复[3]: 这不算什么 自带板凳 (2011-11-25 17:31:32)

回复[4]: 还是板凳有觉悟 开明乡绅 (2011-11-25 22:54:54)

　　这个科长啊,看到屁大一点事,就大肆宣扬,没见过大世面嘛!人家主席江山也打下来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吃点用点玩点,有什么大惊小怪呢?!还是板凳有觉悟,主席真是没看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