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为什么要置王良恩于死地呢？---李莉│xiaoying│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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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为什么要置王良恩于死地呢？---李莉
xiaoying (发表日期:2011-07-01 21:51:17 阅读人次:1716 回复数:1)
文革中,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几位主要领导，有主任汪东兴,第一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王良恩,副主任张耀祠,副主任杨德中等人。　　口述：邬吉成，（1927~2006）曾担任毛泽东随身警卫、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及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司令部副顾问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　　1966年8月，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少将军衔)调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思，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打倒了一大批高级干部，他从各大军区选调一批德才兼备，又无政治背景的军级干部充实中央要害部门，包括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公安部部长李震等。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汪东兴（他也上任不久，顶替杨尚昆），副主任有张耀祠，主要为毛泽东服务。“外来户”王良恩和杨德中主要负责周恩来交办的事情。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的政治斗争，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内引起了涟漪，特别是在“九一三”林彪出逃坠机事件后，涟漪荡起层层波涛，以致发生了让我大为吃惊的事，这就是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王良恩的忽然自杀。　　1969年4月，王良恩任中共九大主席团副秘书长，负责会务和文件。　　1969年11月15日，王良恩再次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仍然负责大会秘书处。之后成立陈伯达专案组，王良恩出任组长。　　我任职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自杀，这在我参加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碰到。此事发生在林彪出逃坠机1年零4个月后的1973年1月，就我知道的情况，根由与庐山会议期间及此前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有关。但王良恩究竟为什么作出这种极真个选择，不光是卧冬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他有过接触的很多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这是当时中央办公厅内发生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在“9.13事件”中经历的一件极不平常的事。特别是王良恩之死一直被称为是个“谜”，所以这里多表露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给对此有爱好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线索和材料。　　在庐山会议上出的华北组六号简报，毛主席曾称之为“反革命的简报”。这样一定性，主管会议日常工作特别是会议记录和简报编辑的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王良恩，就处于十分不利的状态。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中央办公厅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王良恩似乎与林彪团体有扯不清干系的一些疑点被提了出来，对他进行的“批评帮助”也逐步升级。1973年1月3日至8日，相继开了四天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主要围绕王良恩与六号简报的联系，与林彪团体的关系及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批评和进一步的揭发。会议地点有时在中南海，有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常委会会议室。　　我在追忆庐山会议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汪东兴受蒙蔽发了一通言，这个发言就登在六号简报上。毛主席看了简报，批评了汪东兴。汪因此做了几次检讨，但他始终说，这个六号简报登了他的发言，却没有在印发前经他本人看，而且把一些不是他说的话，安在了他的头上。　　中央开会出简报，历来是中央办公厅的事，庐山会议期间的简报印发自然也不例外，具体负责人是王良恩。但王良恩还有一个直接上级，即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会议前王良恩曾在周总理那里和汪东兴一起商量过出简报的事，王提议出综合简报，但周总理和汪东兴都主张分组出。　　在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印发流程登记上，有组长李雪峰，副组长解学恭、吴德的签名，也有王良恩履行的手续。　　据王良恩的子女说：“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总理主持的预备会议上规定，各组讨论后，只要组长、副组长签字，大会秘书处就可以出简报……”但不知他们的这种说法有无档案依据，是否源自真正的知情者。　　　　汪东兴：“主要是对良恩同道进行批评” 　　在1973年1月3日的会议上，主持人汪东兴首先对办公厅的揭批运动做了一番布置。他说：批林整风，各单位重新学习了。临时党委批林整风还要继续进行。这次又发现良恩同道犯了错误，做了两次检查，也是路线方向错误。对良恩同道还是按毛主席指示，犯了错误就改正。中央指示：中央办公厅就是批林结合实际，因此在我们这里就是批林整风，主要是批林。要反复读毛主席在外地巡视等讲话。　　他针对中央办公厅内部的情况说：林贼的流毒在我们办公厅有，如中央警卫团战士中毒很深。阶级斗争不仅可以反映到我们队伍内部，也可以反映到我们在座的同道中。想开几次会，主要是对良恩同道进行批评，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单位，如中央警卫处，还有秘书处等单位个别人的题目，也要开点会进行一下帮助。要成立一个运动的简报组。　　汪东兴说完，紧接着，王良恩就做起了检讨。他说：“我列席参加了九届二中全会，九届二中全会后，我在批陈整风汇报会时做过一些检讨。”他以为他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五点（以下是王良恩的发言）：　　一、我没有识破林彪、陈伯达的阴谋，听信了他们的谣言狡辩。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就随着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支持林彪当副主席，但当时表明了最后要听毛主席的。　　二、陈、李（李雪峰）反革命六号简报，毛主席及时察觉了，纠正了会议的方向。我是负责会议简报工作的。因会议不长，我建议出综合简报。总理决定分组出简报。　　反革命六号简报如何出笼的？当时我参加东北组会议，晚11时到秘书组，我看了简报。当时就听到有些组气氛较紧张，特别是中南组，叶群还发了言，引了语录。处理时应该谨慎，有汪东兴、陈伯达的发言，没有送审。为反革命六号简报的印发开了绿灯，是阶级觉悟低的表现。　　三、九届二中全会时，政治局常委带什么人由他们自己定，陈伯达带了政治研究室的某某某等人。29日陈秘书打了个电话说某某某他们没有事了，要先走。我就同意他们下了山。　　四、我的两个小孩子当兵的事。叶群有一次忽然来了个电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她说有小孩当兵的没有，我说有几个。她说可以放到部队锻炼。　　五、12月6日，我看到几个同道给毛主席写的批林彪的信（记录原文如此，大概是没听清楚，记录有误，似应为支持林彪的信——作者注），不知怎么弄到林彪那里往了。看后进行了查问。总理曾问我给他们转过信没有，我总觉得这是个事。　　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存在两个题目，第一不应该看批件；第二不应该查问洪雪竹同道。我们没有给林转过信。我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过往不熟悉，就是调到中央后，工作上有些接触，但没有私人关系。　　　　汪东兴显然对王良恩的检讨不大满足，随即接过话头说：良恩同道说的这五个题目，都是我讲话时提出来的。言下之意，是检讨没有触及深层的题目。因此，汪东兴又点了很多具体题目（以下是汪东兴的发言）：　　第一，王良恩同道编到东北组，做了发言。25日下午你的发言基调是拥护林彪的。周总理没有听到你发言，所以说你没有发言，我说你是发了言的。良恩同道在庐山这个发言是错误的，但总是躲躲闪闪的。你的发言某某是看了的，可当时良恩同道的思想一直没有带起来。　　关于简报，先说看过几页，后来听说是反革命的，就说没有看过。发简报前没有向我说，连个电话也没有打。发简报的人，关键是王良恩同道，而你却一不承认看过简报，第二说是12点后，已经睡觉了。现在你承认了看过，为什么不请示，为什么不打清样，为什么送得这么快？5点还打电话催过有关的同道，叫快印发，为什么唯独这份简报送这么快？据说有人给你打过电话，这个题目良恩同道要交代。　　第二，陈伯达带人上山你批准，要下山你不报中央就私自批准他们下山。　　第三，你的孩子当兵，我们很多同道的孩子也当兵，都检讨过，可你连句话都没有。你是嫡系，林彪要叶群直接给你打电话。　　第四，你对山东表态的材料怎么那样敏感？没有让你谈话，你为什么找某某某同道谈？为什么压了那么长时间？根据现在的材料，某某某带回来的材料就是交给你的。安徽的信就是你转到林彪家的。信封上都写着汪东兴转毛主席，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看到。某某某交给你后，你交给谁了？三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录音，是如何转到林彪那里的？　　简报先说没有看，没有看为什么发了？今天我们当着面讲清楚，知情的同道可以想想。但还是治病救人。周总理批示送毛主席及其他常委同道的材料，你为什么不送毛主席? 　　庐山会议后回到北京，陈伯达曾给王良恩打过电话，说我是常委为什么没有文件了？陈当时还谈了什么？　　六号简报流程登记本一度找不到，说丢了，这里边有阴谋。　　1973年1月9日，江青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在中办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说：“我要控诉，王良恩迫害我！”“王良恩是野心家、阴谋家、大反革命、定时炸弹！”“你们（中央专案组）必须在三天内写出揭发王良恩的材料，否则按党纪国法论处！”《揭发王良恩反革命罪行》的材料很快整理出来了。周恩来指示王良恩，边检查边工作。王良恩先后写了四次检查，都过不了关。在最后一次批判会前，王良恩又写了一篇检查。　　　　在王良恩检查交代期间，中央曾几次同他谈话，交代政策，指明出路，要他正确对待。他也向我们表示过，同道们对他的帮助是热情的、诚恳的。我们对他有可能交代题目、改正错误的一面，考虑得多一些，对他罪行严重，可能发生题目的一面估计不足。固然也作了些安排，布置了工作，但措施不力，落实不够，警惕性不高，思想上麻痹…… 　　关于王良恩的自杀，与其由我来转述，还不如将当时原始的《中共中央关于王良恩畏罪自杀的报告》摘录如下，作为史料保存：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点五十五分，中办政治部接到王良恩的家属王英同道的电话，说王良恩在宿舍卫生间内上吊自杀。中办政治部接到电话后，五位同道立即赶到现场，对王进行人工呼吸。十二点零五分，我们接到中办政治部的报告，张耀祠同道和三零五医院的医务职员先后于十二点十五分和十二点二十分到达现场。经医务职员积极的抢救，终因自缢时间过长，心脏停搏，而抢救无效。随后，公安部派法医到达现场进行鉴定，经医生的检查和法医的鉴定，确认王良恩为自缢身死。　　汪东兴同道于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一点四十分看了现场，并同王英同道谈了话，问了情况，讲了党的政策，给她做了思想工作。在谈话中，王英同道说，王良恩自己感到题目严重，前几天他曾说过，庐山会议后已经两年多了，自己犯了错误，没有作检讨。王英说，一月二十二日晚八时，中央打电话找王良恩谈话前，他临走时对我说，假如我坐牢了，他们来清文件时，你把这个钥匙交给他们，你们可搬到东厢房往住…… 　　　　可见，王良恩至死都不承认他与林彪团体有什么深层的关系。在“***”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经查证，确实没有王良恩和林彪团体勾结、参与阴谋活动的证据。显然，无力辩白以死叫冤是他的主要自杀动机。　　在检查现场时，从王良恩上衣口袋的小本子里，发现留有向党申明的一页纸，承认他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否认与林彪反党集团有串通。在他办公桌抽屉里，还发现写给家属王英同志类同上述内容的一封信。　　在王良恩检查交代期间，我们曾几次同他谈话，交代政策，指明出路，要他正确对待。他也向我们表示过，同志们对他的帮助是热情的、诚恳的。我们对他有可能交代问题、改正错误的一面，考虑得多一些，对他罪行严重，可能发生问题的一面估计不足。虽然也作了些安排，布置了工作，但措施不力，落实不够，警惕性不高，思想上麻痹…… 　　汪东兴、张耀祠写成这份报告的当天，即送报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印送主席、政治局有关同志。”这份报告附有三个附件，其中附件一是王良恩的遗书，共有两份，一份是通过汪东兴给毛主席、党中央的：　　东兴同志并报　　毛主席、党中央：　　我负责地向党申明，九届二中全会我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对党对人民有罪。但属于受骗上当范围，绝没有和他们死党有串通。　　王良恩一月二十六日　　一份是王良恩写给妻子王英的，写在了一张纸的两面：　　王英同志：　　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我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对党对人民是犯罪的。但与林彪死党绝无串通，请教育孩子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到底。　　王良恩一月二十六日（正面）　　有实际困难，可找政治部转请东兴、耀祠同志帮助解决，我相信他们是会按党的政策办事的。（背面）　　可见，王良恩至死都不承认他与林彪集团有什么深层的关系。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经查证，确实没有王良恩和林彪集团勾结、参与阴谋活动的证据。显然，无力辩白以死鸣冤是他的主要自杀动机。　　附件二是在得知王良恩自杀后，赶往他在兵马司胡同21号住所进行抢救的解放军三五医院的大夫写的现场抢救情况报告，报告中说：“我们进一步检查见其颜面、口唇、手指甲均呈明显紫绀，两眼球轻度突出，球结膜血管淤血，两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颈部可见一条被绳绞勒的伤痕。在甲状软骨上方有皮肤擦伤，此外头部及躯干未发现其他伤痕……根据当时体检所见符合为由于自缢而死亡……” 　　附件三是公安部法医做的死亡检验报告。在报告和附件的后面，还附上了法医检验记录和照片说明。　　一旦自杀，问题的性质就变了　　尽管中央办公厅针对王良恩的批林整风会，越到后来批评和批判的言辞越激烈，中央办公厅几位负责人的讲话都将王的错误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但他们始终在王良恩的名字后面缀有“同志”二字。“同志”在当时是非常关键的字眼，这等于说他的问题再严重，也只是属于当时所说的“上了贼船”。毛主席固然说过有些人“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但毕竟还可以下，下来了，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从会上揭发批判者的言辞和王良恩的几次检讨对比看，确实存在较大的差距，究竟谁是谁非，我是难以判断的。但会上呈一边倒的局势，罗列了那么多问题，可以想象王良恩会承受多大的压力。置身那种氛围的我们，大多也会产生王良恩确实有不少疑点的感觉。　　有一点需要交代的背景，就是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几位主要领导，可以说在庐山会议和与林彪集团成员的关系等问题上，多少都有点“短儿”。汪东兴的表态上了六号简报，挨了主席的严厉批评；送子女参军的问题、和林彪集团成员有接触的问题，则几乎人人有份…… 　　“九一三”事件后，张耀祠在给毛主席的书面检讨中，也讲自己和杨德中到毛家湾办事时，被叶群拉去见林彪；在子女当兵和学习上叶群主动提出帮忙时，曾领了她的情等。他们都主动检讨，并都得到了谅解。　　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处是为中央最高领导核心服务的，与作为最高领导核心第二号成员的林彪打交道是免不了的，特别是地位比你高得多的人主动与你接触，这能由你掌控吗？关键在于如何说清自己和林彪集团没有深层关系。王良恩说不清楚的事情，好像并不太多，也不是那么严重，特别是在矛盾真正转变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更没有他参与阴谋的证据。我想，这也就是我们在得知他作出极端选择后，为什么感到大吃一惊的原因吧。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旦自杀，问题的性质马上就变了，按当时的定式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样一定性，所有说不清的事，就都一律从反面做推定了。别人对此事的态度也就只能选择划清界限。　　我在此后看到的情景正是这样。1973年1月29日，中央办公厅召开了临时党委扩大会议，议题就是关于王良恩自杀的问题。办公厅领导人在讲话中用的，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定式。于是，有人在会上说：“王良恩在庐山上的阴谋活动是死跟林彪的。没有问题为什么自杀呢？我们中办扩大会议开了六次，一次集体谈话，都是对他进行帮助。自杀充分证明他是林彪一伙的，这个人至死不回头。” 　　对自绝于党的人，要把他清除出去，这也是例行的程式，所以马上就有人代表王良恩所在的支部提出：“政治部支部同意清除王良恩出党。”王后来真的被“永远开除”出党。　　当时的公安部部长李震，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王良恩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对他等待了两年之久，他一直捂盖子。”“上了贼船，抱得很紧，就不下来，最后殉葬。”他的话越说越重：“他自杀是向党示威……他自杀灭口，是怕暴露他的同党，这是恶毒的，也是妄想的。” 　　这天的会议上，作出了立即向中央办公厅各单位传达王良恩自杀一事，并做好善后工作的决定。我们警卫处和中央警卫团是由政委杨德中布置的，当时要求注意动向，注意安全。从那以后，中央办公厅下面的各个部门，包括在江西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都开展了对王良恩的揭发批判，中央办公厅还出了专门的简报，这些简报按惯例都送给了中央领导同志。　　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对王良恩的问题很关心，2月9日，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专门召开了扩大会议。汪东兴在会上说：王良恩的检讨此前都原原本本地报告过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这次写报告要写得精练些，不应给中央领导同志增加负担。汪又讲了一些王的问题。　　他自杀是因江青等人硬要将他归为林彪集团成员，他感到问题严重……江青等人将王良恩列入林彪集团的直接证据是什么?江青为什么要置王良恩于死地呢？　　已经死去的王良恩无从辩解，许多原本打问号的事情，都以句号结论，结果自然是越揭批问题越严重，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大。以致有了“王良恩上贼船是‘九大’期间，他到中央办公厅说是林彪调来的，‘九大’期间他就和那些人非常密切的”、“王良恩是林彪集团埋在中办的一颗定时炸弹”等说法。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还没有王良恩什么事，他还到毛家湾向“林办”工作人员传达关于林彪的中央57号文件。据张宁回忆：王良恩握着她的手，说:我认识你，你年纪还轻，还有前途，不要背思想包袱。王良恩念中央57号文件时，开始有一个较长的“过门”，他盯着文件，沉默着，没有读出声音。张宁看出来他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绪。全场都在静静等待。终于王良恩慢慢念出57号文件，又停顿下来，再次清清嗓子，才又慢慢念下去：野心家、阴谋家、叛徒…… 　　而到了1972年，王良恩也开始“倒霉”了。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给他扣上几顶大帽子：一、庐山会议上追随林彪搞阴谋、给林彪传阅效忠信、私自批准，抢先印发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二、对汪东兴落井下石，干扰破坏毛主席党中央安全服务工作、妄图篡夺中办领导权。三、恶毒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首长等。一直到1973年1月，王良恩临死前，江青、康生等指使中办临时党委仍在连续批判揭发，不让王良恩的检查过关。甚至江青等亲自到会，逼迫王良恩交代罪行和后台（周恩来）。　　试想，如果不是如此残酷，王良恩，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怎么可能以死抗争？　　也幸亏王良恩不是四野出身，否则，他也难以平反。　　但是，因为他得罪了汪东兴（因为庐山会议后中央令汪东兴靠边一段，由王良恩全面负责中央办公厅工作），他的平反之路更艰难曲折。　　王良恩戴着上述罪名，直到1979年底中共中央重新甄别后作出为他平反的决定。　　1979年11月1日，王良恩冤案经中央办公厅党委复查，报请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1981年5月5日，中共中央在办公厅为王良恩举行了追悼大会。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回复[1]: 餃王 (2011-07-02 10:04:06)

　　xiaoying锲而不舍地转锅贴，能否写明資料来源？一次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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