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这位中共党史上的特殊人物，因其人生经历传奇、曲折复杂而始终吸引着史学家和公众的眼球。他曾被称为“西北王”、“东北王”，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总后勤官”、新中国开国之初的六位国家副主席之一；他也是党内第一个以“反党联盟”罪名被开除出党，最终自杀身亡的国家领导人。
多年来学者们对高岗及“高饶事件”的研究在逐渐深入。但是，由于相关资料的收集难度很大，更由于高岗及“高饶事件”如何评价极其复杂，所以虽经学者们的努力，在高岗及“高饶事件”的研究中有了一些论文及著述，但是，研究的成果大多是局部的、个案的、片段的，甚至有些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系统研究、客观阐述高岗及高饶问题的专著在此之前仍是空白。
近日，由戴茂林、赵晓光撰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岗传》填补了研究空白。这部书既是国内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高岗传》，同时也是党史人物研究领域中一部开辟草莱的成功之作。
这部传记洋洋50余万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扎实丰富的资料为基础，运用现代史学研究的方法，系统客观地记述了高岗的传奇人生。作者将高岗49年的人生历程分三个时期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崛起于西北、闪烁在东北、骤然陨落在红墙内。
高岗与刘少奇的分歧
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赴苏联访问。
7月27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高岗表现得十分兴奋，高岗建议把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苏联当时有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高岗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基地......高岗发言结束后，与会者的苏联人报以掌声，但是刘少奇显然对此非常生气。
这时，斯大林站了起来，对坐在第一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大会随即一阵骚动。斯大林所说的“张作霖”就是土匪出身的“东北王”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
会后，科瓦廖夫与刘少奇、高岗坐一辆汽车回中国代表团的下榻地。在车上，刘少奇批评了高岗的背叛，高岗为自己辩护。回到住地，高岗用俄语困难地对科瓦廖夫说，他想在一个秘密场合向科瓦廖夫报告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他还提到，他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关于某些中国领导人对待中苏关系虚伪和反苏行为的问题。 刘 少 奇
科瓦廖夫作为斯大林的特使，于1948年6月来到中国。当年12月，他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1949年1月，科瓦廖夫陪米高扬重新回到中国，在西柏坡与中共高级领导进行了十分重要的秘密谈话。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科瓦廖夫又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
科瓦廖夫听了高岗的话，立即走到二楼，通过秘密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切。斯大林承认他对高岗的批评是过于严重了，但他说他必须这样做，否则中国领导可能会误解形势。斯大林禁止科瓦廖夫去听高岗的情报，说他还要去中国工作，不要卷入中国领导层的争吵中去。但是，斯大林另外派了一个同志去听取高岗的陈述，并将谈话内容报告了斯大林。
三天后，斯大林在孔策沃乡村别墅为高岗举行了一个送别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斯大林竭力调解高岗和刘少奇的矛盾，甚至建议他们俩为友谊干杯。刘少奇为了不使主人扫兴，显然很勉强地干了这杯酒。
第二天早上，高岗搭机回国，他的情绪很低，中国代表团没有一个人来送行。那天晚些时候，在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说：“我那天对高岗批评得太重了，你也是，我们都没有什么根据，请把我的意见转告给毛泽东同志。”
刘少奇大概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委托，因为不久高岗即被任命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很重要的职位副主席。
1949年9月，一个香港代表团访问了毛泽东，要求允许他们到东北去看看。毛泽东同意了。这个代表团回到北京，又见到毛泽东并谈了他们对东北的印象。
他们说，东北的秩序很好，但感觉不到是中国在那里进行统治，倒好像是有点来自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的照片，而斯大林的照片在东北却到处都是。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后很生气，当天就把高岗召到北京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议程只有一个，即讨论“照片问题”。
香港资本家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事情是这样的：1948年底一个苏联新闻电影制片工作者小组来中国访问，他们感到在共产党解放沈阳后，却看不到斯大林的照片，感到失望。高岗听了这种意见，就命令沈阳和东北其他城市赶制斯大林画像，并把画像挂起来，当然也有可能以此来表示他对毛泽东的不满。
政治局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大约清晨四时左右，高岗气势汹汹地跑来告诉科瓦廖夫开会的情况，刘少奇第一个发言严厉批评高岗。他把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改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的事与东北不挂毛泽东画像的问题联系起来；周恩来接着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企图把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开除出政治局，甚至是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发言，只是在投票时，支持谴责“高岗路线”的决议，并同意把斯大林的照片从全中国摘除。
高岗走后，科瓦廖夫立即向莫斯科作了报告。
第二天，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向科瓦廖夫解释了关于照片的事。中国领导人说，这些照片的质量太差了，必须拿掉。最后，科瓦廖夫就照片的事与毛泽东谈了一次话，双方同意在苏联军事部门（那时苏军还占领着我国旅顺等军事要地）、中苏合营工厂企业以及共产党、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里，斯大林的画像不拿下来。
第二天，斯大林拍来一个电报，支持毛泽东、刘少奇谴责高岗。科瓦廖夫把电报念给毛泽东听，但他只念了前面的一部分，谴责高岗的那一段没有念。有人发现他漏念了一段，并将此事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科瓦廖夫收到一份很严厉的批评他的电报，他只好再去见毛泽东，并把电报的内容全部念给毛泽东听，毛泽东对他作的补充很高兴。
1949年底，毛泽东开始了第一次访问苏联，并祝贺斯大林70寿辰。在欢迎毛泽东的宴会上，斯大林表现得非常好客。宴会和席间谈话都是在轻松自如的气氛中进行的。
不过在那次宴会之后，斯大林有好些天不与毛泽东会面，也没有委托别人去见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开始流露出不满，说他被关在为他安排的住所里，什么也不给他看，没有人跟他会面；因此他声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回国。于是，他们再一次与毛泽东会面了，是在斯大林的别墅举行的午宴上。斯大林这时竭尽全力来满足毛泽东的请求，同中国搞好关系，并显示自己完全站在毛的一边。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泽东对他们的好感，因此拿苏联驻中国代表寄来的附有他与高岗谈话纪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泽东了。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斯大林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他认为，我们收到的那些秘密情报正是高岗所传递的这一事实，毛泽东迟早会知道。那样一来斯大林就会陷入微妙的处境：仿佛是他挑动人们反对北京政府。因此斯大林便借此机会表明他完全信赖毛泽东，不愿意从一个反对中国领导的人那里获取情报。
赫鲁晓夫记得，有一次他们有几位在中国的人报告了某一城市举行青年联欢晚会的情况。参加晚会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开始对他们说了些含有敌意和挑衅的话：“把你们那个姓高的弄到你们那儿去吧，他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这件事还是发生在高岗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高岗违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政策的行动，那边都知道了。赫鲁晓夫认为：或许斯大林在出卖高岗的时候认为他反正已经被揭露了。他对斯大林的这种做法感到愤慨。
高岗的革命生涯
1905年，原名崇德的高岗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后入榆林师范学校就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后，高岗来到甘南西北地方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并参加了多次武装起义，成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1932年1月，高岗就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吉泰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11月，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将部队改编为红26军42师，师长王吉泰，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1934年1月，高岗因犯错误被撤去了师政委的职务。
1935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此后不久，随着红军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陕北和陕甘边区连成一片，西北革命根据地最后形成。
高 岗
同年九月间，徐海东、程子华率红25军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师。为统一红军的领导，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
红15军团成立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北恶性发展。九月下旬，肃反开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一批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被扣押，一些同志被无辜杀害。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的危机。
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郑重宣布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人无罪释放。会后，中央立即派高岗去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为此，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多次表示，他这条命是毛主席给他的，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毛主席救命之恩。
1936年4月，刘志丹在战斗中中弹牺牲。刘志丹牺牲后，中央又将高山从内蒙古调回，让他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成为陕北红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成为几乎无可争议的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毛泽东的器重，同时也开始了他以陕北正确路线代表自居的心理历程。
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后，国共再次合作。八年抗战期间，高岗的工作职务是相对稳定的。这不仅在于他的才能，在于他的陕北根据地“老人”资历，毛泽东对他的看重，也是一个因素。毛泽东把高岗看作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
高岗当时主要的职务是主特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1938年5月，高岗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41年初，高岗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五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岗任书记。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为刘少奇；西北局，书记为高岗。
1939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隆重开幕，会上高岗当选为参议会议长，以后连选连任，直到1946年4月。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高岗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跻身于中央决策圈。
据说在延安，高岗只害怕两个人，一个自然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贺龙——当时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就连朱德总司令，他都不买账。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为了抢占东北，下了大本钱，一下子向东北派去了10万军队,3万干部,中央委员就有20个,其中包括高岗。
高岗是1945年9月19日被中央派往东北的。和他一起去的有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先他一天去的有彭真、陈云。高岗于1945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不久即改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1947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在辽沈战役中，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前方，高岗主特后方工作。当时东北支前很有本钱，弹药、粮食、汽油相当充足，前方要多少就可以提供多少。所以，高岗这个后方“首脑”做得是很有面子的。
1949年，林彪率四野入关后，高岗相继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难怪有人称其为“东北王”。
当时全国6个中央局,6个大军区，除开东北，都是党政分开的，至少是两人搭档。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员是彭德怀，政委是习仲勋。华北局，一度第一书记是刘少奇兼，第二书记是薄一波，华北军区司令员是聂荣臻，政委是薄一波。华东局，第一书记是饶漱石，华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政委是饶漱石。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中南军区司令员是林彪，政委是罗荣桓。西北局，第一书记是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政委是邓小平。唯有东北例外，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政委三副担子，由高岗一肩挑。
高岗作为东北局书记，在领导东北局工作时也确有独到之处，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高岗也一直以为自己在陕北是有功的，在东北是有成绩的。渐渐，功劳和荣誉在高岗心目中发生了异化，他对自己只当了一名位居最后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心中愤愤不平。于是，攫取更高职务、更大功利的欲望使他难以自己。
西北局高干会议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西北局在延安所举行的高干会议，体现了党、政、军最高层的整风过程。这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会议所制定的群众路线，先是在陕甘宁辖区实施，后又在全国范围推广。
会议的头三个月，来自各单位的267名主要领导干部集中学习文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检查党的纲领在边区实施的情况。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两篇很长的报告。第一篇是分析斯大林的“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第二篇是讨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刘少奇和任弼时各作了三天报告，林伯渠、贺龙、朱德、康生、陈云和叶剑英也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实际上除了留苏派外，所有主要领导干部都发表了重要讲话。不过在会议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除了毛泽东便要数高岗。高岗过去和当前在发展边区方面所推行的政策都受到赞扬，他在党中央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也明显上升。
西北局在1942年间在边区各地大兴实地调查，这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具有典型意义。在全会之后安排分组讨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认清工作中的种种问题。批评有时也在大会上进行，至少有70名干部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与会者都要写日记或笔记，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在小组会上进一步讨论。
会议解决了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边区党史问题，统一领导问题和边区当前的任务。
会议对边区早期的党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一些主要问题。先是由陈正人在关于整党的报告中提出了党史中的问题，接着是围绕对党的忠诚和正确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几周的讨论，然后由高岗作了两场带有总结性的报告。边区党“最老资格、最忠诚的干部”要求犯有错误的干部作检讨并改正错误。“忠诚分子”指的是1935年前团结在刘志丹周围从事游击战争的核心领导层，包括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邦英、王世泰和刘景范。
1934年7月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是谢子长同志，郭洪涛同志担任政委，贺晋年同志任参谋长。在此期间，谢子长与郭洪涛及陕北特委同志一道创建并领导了陕北根据地、陕北红军。中央代表团的成员是朱治理、聂洪钧等人。
会议肯定高岗等本地干部的领导与战略。受到攻击的是高岗报告中严厉指责的党中央的代表朱理治和聂洪钧的左倾错误。1935年曾发生逮捕当地干部的事件，虽然毛泽东等人到了陕北之后就迅速对在1935年被捕的本地干部进行了平反，但朱治理等人仍身居高位。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高岗等人才得到完全肯定，原来他们的那些领导人受到了批判。不过，这两个被批判的领导人当时都没有被免去职务。
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提高了高岗的地位，使他成为地方问题方面公认的权威。
阎红彦提出：“高岗品质恶劣，不可信赖”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际，高岗成为各中央局书记中唯一同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人，尽管是六位副主席中的最末一位，究其一生，可谓是其政治生命中的“辉煌”顶点，同时也是“终点”。
虽然高岗的职务一路攀升，但对于他的“品质恶劣，不可信赖”，早就有人提出来了。
1942年的一天，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找阎红彦，要求阎红彦证明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负责人之一。阎红彦说：“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支队成立时，你只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负责者。” 阎 红 彦
当年高岗在临镇战斗中，离开了部队，后来又回到部队。任游击队总指挥的阎红彦和组织上都认为高岗是临阵逃脱，决定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
1945年阎红彦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会上高山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阎红彦认为不妥，直接向刘少奇、任弼时同志反映，遭到误解和批评。高岗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阎红彦仍不屈服，上书中央陈情：“高岗品质恶劣，不可信赖，请中央记录在案备查。”事后还主动向高岗本人说明此事。
直到1955年，高岗反党事件发生后，中央调阅了阎红彦1945年反映高岗的几条意见的书面材料，并调他进京参加高岗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的发言得到了主持会议的彭德怀的肯定和表扬。1958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
1943年10月26日,华中局组织的整风会议在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举行。参加会议的成员有华中局委员、新四军各师负责人。会议开始后,饶漱石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带着挑衅的口气说：“陈毅,你虽是一军之长,可今日你是普通党员,态度要端正,对自己的错误要交代清楚,不准蒙混过关。”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的陈毅,认为这只是党内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没有朝坏处去想。他稍稍冷静了一下后,开始发言。陈毅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并作了深刻的检讨。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大家都在凝神静气地听着陈毅发言。晚饭后,会议继续举行。这时候,饶漱石觉得一整天的会议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目的,不得不亲自上阵,公开发难了。他一口气列举了几个月来挖空心思罗列的陈毅“十大罪状”：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地反对毛主席；第二,陈毅一贯地对抗中央；第三,陈毅一贯地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第四,工作不负责,办事拖拖拉拉；第五,轻视工农干部,偏袒知识分子干部；第六,对新四军七个师亲一部、疏一部；第七,陈毅封建主义思想严重,嗜好下棋、作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第八,主观主义严重,说话办事,不调查研究,凭印象瞎表态；第九,官僚作风严重,不愿意深入炮火连天的部队去指导工作,只愿作水上浮萍,在离军部较近的部队走马观花；第十,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饶漱石说完后,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会场一片静默。
陈军长这个人大家都是了解的,还是大家多谈谈,而且,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开了,就解决了第二天,整风会议继续进行。经过一整夜的思考,陈毅已经成竹在胸。他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会议室,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坐在指定的位置上。他不紧不慢地打开发言稿纸,用高昂的语调说道：“为驳斥饶漱石对我的诽谤和打击,在此我要作申辩性发言。”陈毅一语既出,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令饶漱石措手不及,惊慌不安。接着陈毅用他那特有的富有感染性的川味语调,详细阐述了1929年红四军的那件事情的经过,并对饶漱石列举的其他“罪状”,逐条予以驳斥,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听得参加会议的华中局和新四军高级干部们频频点头。饶漱石一看情形不对,急忙打断陈毅的发言,气急败坏地说：“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我是政治委
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又是华中局书记,有权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向中央揭发你的问题,有权建议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说完,饶漱石没等陈毅反驳,便强令所有参会者对陈毅展开批判。陈毅依然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同志们的发言。当听到大家的批评有道理时,便点头表示赞同,并不时地用笔在本子上记下来。当听到一些不实之词或人身诬陷攻击的话语时,便气得满脸涨红,充满怒气。
为了置陈毅于更加不利之绝境,会后饶漱石竟然利用华中局和军部的名义,捏造不实之词,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罗列了陈毅的“十大罪状”,直接报给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并要求“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除此之外,饶漱石又在暗中捣鬼,煽动华中局的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反映陈毅的错误,要求撤换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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