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李莉│xiaoying│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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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李莉
xiaoying (发表日期:2011-06-14 00:33:53 阅读人次:996 回复数:0)
邱会作将军去世９年后，他的回忆录终于在今年１月底在香港问世。这部书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上下册，共９９８页，约８０万字，包含前言、正文、照片、附录、生平简历等（下文引用时仅注释页码）。这是自２００６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之后，被毛泽东与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集团”中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发表的回忆录，有重要的代表性，更具史料之价值。它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读该书，感慨良多，现将读后之感想随笔如下。　　　　一、史料珍贵　　　　《邱会作回忆录》之史料珍贵表现在很多地方。举例来说，该书上册的第十五章，题目为“林彪对我军建设的贡献”。以往官方出版的书籍或文章，在谈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林彪在中共政坛上的作用时，都简单地将林彪提倡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作为一个重点，意在说明林彪投毛泽东之所好，将个人崇拜等一系列极左的思想灌输进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中，对中国军队的建设起了负面的作用。读了邱会作的回忆，我们知悉，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只是其建军思想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真正下功夫花心思在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上面。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间，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林彪代表军委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针对中国国防的现实状况，林彪提出了“南顶北放”的战略方针，即“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对南方来犯之敌，可以考虑放进来打，因为南方来犯之敌是从海上来，敌人没有后方，放进来切断退路，围而歼之。”关于部队的建设，林彪提出“作战方针是部队建设的总纲，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是部队建设的中心。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指挥灵敏、保障能力是部队战斗力的四大要素。我们还必须建设能干的统帅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是战略指挥部，管战略是重要任务。”针对国防工程，林彪提出“要立即着手搞国防工程，部队自己要担负起这项繁重的任务。要在全国实行坑道化、要塞化、地下化。”与此同时，“要根据作战计划在全国建立战略、战役供应基地，后勤保障实行基地化，像‘开旅馆’一样建立基地。基地工程要上山、靠山、分散，多打洞子，能够经得起敌人空袭。”关于边防的问题，林彪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不逞英雄，二是不打第一枪，三是建立边防“真空”。（页２５１－２５３）林彪在讲话中明确了中国国防战略的方针和基本政策，解决了中国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形成了日后中国国防战略的整体思维和体系，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针对中国军队的编制，林彪深入部队基层，从４２军调来一个整编连队，作为研究军队编制的对象，邱会作回忆说：“现场会议在广州军区的广场举行，林总、罗瑞卿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同连队指战员一起，席地而坐，展开了细致认真的研究。”“经反复座谈，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对连队的编制就定下来了。连队新的编制是：恢复以连为单位组织伙食的传统，按每十二个人编一个炊事员，除司务长、上士外，每个连队编一个理发员、一个司号员。对连队的编制花了上下午各三小时，最后定下来了，大家对这个新编制十分满意，在元帅们离场的时候，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鼓掌声。林总这么鞠躬尽瘁，令大家十分感动，散会的时候，罗总长亲自去扶他起来。据我所知，元帅们和各级干部、战士一起讨论、决定编制问题，在我军的历史上是没有的。”（页２６２）连队编制问题解决后，又开始研究军、师、团三级的编制。林彪决定，军长、师长、团长、政委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等都参加会议。林彪特别指出“师是重点，军和团的机关都要力求精干，师则要充实一点”（页２６３）正是因为用了上下结合的工作方式，军委拟定的编制草案才较为符合实际，野战部队三级机关的编制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不仅如此，林彪也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装备。在编制装备会议期间解放军后勤学院专门办了一个后勤装备展览，林彪亲赴展览，就后勤装备拍板定案，如战士用品，包括日用品和衣服、鞋袜、被子等；炊事用品，如行军锅、水桶、大小菜盆子等；连队公用品，如马灯、手电筒、担架、理发用具等，还有后勤装备工程车等。林彪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邱会作说：“林总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是经常下部队的，而且常常下到最基层，调查研究，组织连长、指导员开座谈会，取得第一手的材料，指导全军工作。现在不少部队的老同志都公认，从林总一九五九年上台领导军委日常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是我军的鼎盛时期。只要我们看一看林总的工作作风，他呕心沥血地扑在部队的工作上，就很容易找到答案。”（页２６６－２６７）　　　　林彪在大讲“突出政治”的同时更强调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训练，在林彪眼里，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并不对立。邱会作深有体会地说：“林总历来是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的，林总多次讲过（大意）：我强调政治挂帅，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不要以为讲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也是不对的。部队建设要全面考虑，缺了一样就不行的。现在我们应该这样想，军事和政治比较哪个重要？没有话说，政治第一。可是讲时间安排，那个应该多占一点，那个应该少占一点？政治应该少占一点，学文化也应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我看时间比例，军事应该占６０％、７０％以至８０％。但政治还是主要的，这是我们的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政治挂帅。”（页２７１）　　　　林彪如此关注军队的工作，且亲历亲为地参与、指导，这在官史的记载中是看不到的。官史的记载只能得出一个林彪只搞了“个人崇拜”一件事，对军队事业的发展起了障碍作用。读了邱会作回忆这段珍贵的史料，我们对林彪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二、揭示罗瑞卿、“杨余傅”事件的真相　　　　读《邱会作回忆录》最大的感受就是，该回忆秉笔直书，揭示了许多仍被当今大陆官方掩盖了的事实真相。军队涉及文革运动的几件大事，一个是文革初起时的罗瑞卿事件，一个是文革当中的“杨余傅事件”。邱会作回忆对此都作了较为具体而详实的揭示。读来令人感慨。　　　　１、罗瑞卿事件　　　　以往的官史和许多文革史的著述，都将罗瑞卿归结于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和迫害，毛泽东当年主导的批判罗瑞卿也是受到林彪影响，偏听偏信，错整了罗瑞卿。这个众口一词的说法却掩盖了一个重要史实，即倒罗事件本身就是军队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而这场斗争恰恰被毛泽东所利用，成为文革运动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前哨战，而真正发挥倒罗作用的人恰恰是那些身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等人。　　　　自１９５９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管军队工作后，林彪推荐已经远离军队工作的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代表林彪主持军队日常工作。林彪在１９６３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脱离工作，休养为主，毛泽东遂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这以后，罗瑞卿对林彪的态度逐渐开始有了变化，军委内部两个阵营逐渐形成。这里贺龙、罗瑞卿为一派，背后有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另一派则是林彪、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军委内部的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是支持林彪的。贺龙成为军委内部的孤家寡人。（页３７０）　　　　由于罗瑞卿与其他元帅之间的紧张关系，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人成为倒罗的核心人物。据邱会作回忆：“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１９６５年６月叶剑英还专门把邱会作找去家中谈话说：“对长子的问题，我告诉林总，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以免他们陷进去，有的会越陷越深。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个打招呼的名单。第一步有你一个，然后视情况的变化，打招呼的人还要扩大。要尽量多争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长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贺龙）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页３７７－３７９）显而易见，叶剑英才是倒罗事件中最积极的人物之一。　　　　邱会作说：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召开的上海会议前，“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邱还说，上海会议期间“叶帅当着我们这些去看他的干部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他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页３９３－３９５）１９６６年３月军委在北京继续开会，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以及总政的一帮人，如李曼村、唐平铸等人。”会议结束时，叶剑英代表军委作了长篇发言痛批罗瑞卿。罗跳楼自杀未遂，叶剑英在总结中说：“‘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页４０９－４１０）　　　　林彪对倒罗时什么态度呢？邱会作说：“毛对罗究竟是什么打算，当时林并不知底。林只知道罗给他丢了人，他提名的总长有那么多人不感冒，因此，林也有尴尬之处。上海会议，林彪没出面，回到北京开会，林既无参加，也无指示，更无主持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的任何指示，林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页３９９）　　　　罗瑞卿事件的实质何在？邱会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五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再说，老帅的”状“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罗等于他自己也支持纵容了罗，这样会得罪一大批老资格，毛主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页３８０）　　　　以上这些真实而具体的内容，我们从官史中是看不到的，因而罗瑞卿事件也就成为官方的一家之言，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就这样被掩盖起来，一切罪责都归结到林彪一个人身上。　　　　２、“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事件”是文革中期军队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身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突然下台，出乎所有人们的意料之外。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将杨成武倒台归结到林彪身上，声称毛本人偏听误信了林彪的馋言云云。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也将他的倒台归于林彪的迫害。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邱会作的会议让我们再一次看清了个中之原委。其大致过程如下（页５４９－５６６）：　　　　（１）杨成武自做主张，提出由吴法宪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杨主持军委工作，而吴的空军司令一职由空军政委余立金接任。　　　　（２）杨成武的主张并未事先征得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同意，而杨却一意孤行。　　　　（３）杨成武、吴法宪就杨的女儿婚姻问题产生了矛盾。　　　　（４）林彪为了息事宁人，要求军委办事组的其他同仁看望病中的杨成武，并设法做好思想工作。但杨成武却不领情，甚至要求将他的主张交由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去讨论，以此作为要挟。　　　　（５）杨成武此时与江青关系甚为密切，杨成武提出将空军的问题交由中央碰头会讨论，实际上就是要把军队的事务交予江青干预。林彪对此很反感也十分警惕。　　　　（６）杨成武是军队中仅次于林彪的重量级人物，杨当时不仅曾是毛泽东身边的红人，也一直是林彪锐意提拔重用之人。然而，林彪与杨成武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林彪却说服不了杨成武，林只好亲自向毛泽东报告。　　　　（７）毛曾就杨成武“大树特树”一文表示了不满，尤其不满杨喜好突出其个人，但碍于林彪对杨的宠爱而未有所表示。此时毛适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与会的人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他们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８）余立金的所谓“叛徒”问题是南京军区从国民党旧档案之中找出来的，由司令员许世友派人送到北京。毛泽东亲自批准对余立金实行逮捕。　　　　（９）傅崇碧因所谓“冲击钓鱼台”事件得罪了江青，江青坚决要求就此机会打倒傅崇碧。傅崇碧由此无辜受到牵连。　　　　（１０）杨成武临行前林彪特意见了杨，林对杨说：“你现在到外地去住一个时期，对自己的错误，要认真反省；还保留你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你现在就走，可以带家属孩子一起走，同你住在一起。”林彪还送杨到门口，与杨握手道别。杨被安置在洛阳附近原蒋介石的一处行宫隐居。杨以后的生活安排均由邱会作负责从优安排。　　　　（１１）杨成武虽然下台了，但林彪也不是如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专案组那样把杨成武往死里整，而是让杨在外地闲居，坚持给杨副总参谋长的待遇，并不许专案组搞杨的专案，江青三番五次提出要整杨均被林彪拒绝。所以，杨成武可以安居洛阳，这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是极为少有的特例。　　　　杨成武自己说：“整个关押期间，始终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没有核查过一次问题……”（《杨成武将军自述》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　页３４９）。杨成武自己的回忆与邱回忆相吻合。　　　　事实上，林彪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将杨保护起来，不被江青等人抓去手中。杨成武实际上是因祸得福，否则“９１３事件”后被打倒的就不是黄吴李邱，而是杨吴李邱了。　　　　那么林彪为何会“弃杨留吴”呢？邱会作以自己亲身的观察认为，是“杨成武自己把自己搬倒了”。此说何解？　　　　（１）杨成武在文革初期跟随毛泽东巡视南方各省，耳闻目睹毛对江青的信任和纵容，看出毛在政治上刻意扶植江青，杨对江青的态度有了重大变化，杨江关系甚为密切，江青的很多事，尤其是私事或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交代杨成武去办。　　　　（２）杨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与林彪关系极为密切，杨认为林彪绝不会改变对杨的信任态度。但是杨出于多种考虑又与江青过从甚密，杨以为可以用江青来影响林彪对军队重大的事务的决策，犯了林的大忌。林彪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言人，所以只好忍痛让杨靠边站了。　　　　（３）杨成武与吴法宪在林彪与江青的关系当中都扮演了“政治红娘”的角色，但是吴法宪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林彪的授意与江青打交道，而杨成武则想自做主张，两边牵线。杨明知林彪厌恶江青，却想借用江青来影响林彪，脚踩两只船。这样一来，杨就无法继续成为林彪的副手了。邱说：“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弃杨留吴’也不是简单不要杨的问题，而是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作法。”（页５６５）　　　　邱会作最后说：“可是‘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杨余傅’ 搞错了，是林彪搞的。实事求是地说，‘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高级干部，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陶铸后又一次联手搞掉自己阵营的重要高级干部。”（页５６５－５６６）　　　　邱会作的回忆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对“杨余傅事件”最详尽、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非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回答了为什么杨成武这位曾经是毛泽东、林彪身边的红人倒台的前因后果。绝非是杨成武自己所言是林彪拉他上船他拒绝才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更非目前国内党史教材所言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恶意陷害、打倒杨成武。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这一事件应有较为明确、清晰的了解。　　　　三、还原林彪文革中的真实面目　　　　邱会作回忆重点谈论了军队与文革，这就无法绕开林彪。邱会作以其亲身的经历，为世人还原了文革中一个更加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林彪。　　　　（１）林彪对于军队的文革运动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　　　　邱会作回忆说：“六六年五月间，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总提出的军队文化革命总方针是：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从元帅到军委常委及参加会议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负责人，都完全拥护这条方针。”（页４５１）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上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上面三点就是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页４５２－４５３）当时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心里也很紧张，担心受到冲击。但是林彪一句话点明了关键之处：“不介入就不紧张”，可见林彪如何对待突然而至的运动的高明之处。邱会作说：“六六年六月以前，机关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七月到十月开始，在内部出大字报和小字报，机关的业务工作照常进行。”（页４５４）这说明林彪针对文革运动的对策是有效的、成功的。　　　　（２）从“不介入”到“军委八条命令” 　　　　林彪的“不介入”方针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初被打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告御状，声称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军委总后领导人的打压。林彪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于１０月５日发布了“军委紧急指示”，开放了军队的“四大”。由此军队院校的造反势力蓬勃发展，一发不可收拾。邱说：“这道命令改变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化革命的总方针，允许院校搞”四大“，成了军队大乱的突破口。这样一来，原来按中央军委的方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得很厉害，军队的工作全面陷入被动，大家怨声载道。叶帅、聂帅、林总很生气又很无奈。”（页４５５）面对混乱的局面，林彪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亲自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而《军委八条命令》的核心思想就是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许随意冲击、武斗军队干部，军队实行正面教育，而非造反夺权。３月份又召开全军高干会议。这对军队的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邱说：“虽然《军委八条命令》是毛主席同意签发的，但《军委八条命令》执行后，中央文革又是不满的，生怕压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也说过说：仗着八条，抓人太多。叶帅听到后气得不能自己。听叶群说，有一次在毛家湾，叶帅坐在会客室不说话也不走，林总一直陪叶帅坐着，谁也不说话。《军委八条命令》出台以后，军队各级党委、各级领导的确当成了法宝，打击了‘造反派’，有的甚至开了枪，如赵永夫。因为元帅们有气，《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又使他们发火有了本钱，这样‘二月逆流’的发生势在必然，《军委八条命令》本身对毛主席的路线就是最大的‘逆流’。”（页４５６）　　　　（３）林彪对军队干部的保护　　　　为了保护军队的干部不受冲击，林彪发明了“躲反”。邱回忆说：“在动乱中，林总、叶帅对军队干部是爱护的。军委通知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到北京京西宾馆来‘躲反’、‘避难’，宣布京西宾馆不许冲击，并由卫戍区严加把守，在形势稳定下来才陆续回去。这和地方干部相比是天壤之别了。”（页４５９）经林彪、叶剑英批准到军委西山“躲反”的就有赵尔陆、李天焕、王秉璋、杜义德、邱会作等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经不住压力回到原单位“经受群众运动的洗礼”，结果丧命，如赵尔陆。邱回忆说：叶群曾对邱说“很多事我都不敢给首长讲，一讲他就发火。前几年，首长知道赵尔陆死了，气得他不吃饭，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边走一边骂。叫我把郭子瑞（赵尔陆的夫人）接来好几次。他知道王秉璋经常遭武斗，他骂造反派是法西斯，他非要见王秉璋。我说王秉璋在七机部，是国务院管，你见他不好，他说为什么见不好？你懂个屁，我们是战友，是战友！我负伤从马上掉下来，是他和苏静把我搞回去的。”（页５９３）邱会作的遭遇也颇有典型性，邱当时奉林彪、叶剑英命令住在西山，实是“躲反”，但是却被时任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直接下令回总后参加群众运动（实则接受群众批判、批斗），惨遭造反派武斗毒打，几乎死在武斗场上。林彪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怒，甚至提出要立即出面救回邱会作，后在叶剑英、叶群的劝阻下，找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林彪对陈伯达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后来叶群持林彪、陈伯达手令救出邱会作。（页５０８－５０９）　　　　（４）搞垮军内造反派的“五一三事件” 　　　　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为了庆祝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想联合在京各部队文工团联合演出。此事得到毛的首肯，并嘱咐刘素媛找叶群谈谈。此时的林彪抓住了这一机会，通过支持军队中的“革命派”（保皇派）演出，打压了军队中的造反派。（此事吴法宪回忆录也有较为详尽的描述）。通过“五一三事件”，军内造反派从此一蹶不振，军内的造反势力被清除出军队和北京，从此军队进入较为稳定的时期。邱说：“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率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页５２７）　　　　（５）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抵制　　　　邱说：“在林总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是坚决反对江青的，也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这是保卫人民解放军决定性的斗争，在文革中保卫解放军不被江青插手就是保卫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林彪在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５日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谈话时明确表态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页５７７）军委办事组在林彪的领导下，实则起到了文革初期叶剑英、聂荣臻所起的作用，延续了林彪和老帅们稳定军队的方针和政策，功不可没。邱回忆说：“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是亡党亡国的开始。’九大之后，防止上海帮插手军队真如同防止盗贼一样的严格。军队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也同总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总理，由他转送主席之后，再在政治局传阅。看起来这是小事情，其实是大事，这样可以减少江青一伙的干扰。”（页６１０）中共九大之后，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们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更成为军队抵制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坚实力量。事实上，江青等希望渗透进军队并掌握军权一直不甚成功，这与林彪在一开始就予以防范和抵制有直接的关系，军队更成为日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力量。　　　　（６）林彪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　　　　一件小事反映出林彪对文革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邱会作长子邱路光与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的女儿是大学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但是由于张霖之是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干部，并死于造反派的毒刑拷打之下，两个人的恋情此时也遇到险阻。邱会作请自己的夫人胡敏出面找周恩来求情，周恩来说：“你去找叶群，叶群同意了，我就批准他们结婚。这是好事情。”（页５９３）周恩来明说叶群同意即可，实是暗喻叶群背后的林彪。在叶群的支持下，周恩来在国务院给张霖之作了内部结论，并批准了两个人的婚姻。林彪还在家里接待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说“张霖之是好同志，他为什么被打死了？他被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林彪向在场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说“军队的干部能解放的尽快解放，能解脱的尽快解脱。”当时已经解放的和解脱的干部有张震、王必成、林维先、谢胜坤、江文、张宗逊……已经安排走上日程的有杨勇、梁必业、吴克华、张贤约、李雪三等人。更令人叫绝的是，林彪与李蕴华合影时，坚持请李坐在中间，林彪和黄永胜坐在两边。（页５９４－５９６）林彪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竟然与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走资派张霖之的夫人合影，并称张霖之为“好同志”，林彪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出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和对张霖之一家的关怀和支持。　　　　四、披露文革中老干部医疗待遇问题的真相　　　　文革期间，一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医疗待遇问题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引发了众怒。文革之后官方将这些责任统统归结到林彪和江青的头上。那么事实到底如何？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事实的真相。　　　　关于老帅们的医疗问题，邱说：“老帅的治病问题，都是由总理专管，我没管，我也没资格、没权力管。在贺龙、罗瑞卿等人治病的问题上都是中央专案组报总理直接管，总后是不能管的，甚至是不能打听的。三○一的领导也不向我汇报，这是党的工作纪律。”（页８７７）１９６７年５月，周恩来召集邱会作、汪东兴、吴阶平等人开会，规定了几条。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对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书记记处书记、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干部，正在受审查的人员，涉外事项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律归周总理批准，由三○一总医院，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公安医院，按照总理批示执行任务。对上述人员的医疗保健．没有总理的批示各医院不得自行办理。”（页８７８）三Ｏ一医院上至院领导，下至普通工作人员都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行事，对送进医院的病人全心全意地予以治疗。邱会作说：“贺老总的治病问题，及罗瑞卿，陈老总，陶铸的治病问题，三○一医院都尽了全力，他们的不幸是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政治情况造成的，不是三○一的医疗造成的。”（页８７９）　　　　关于罗瑞卿的腿伤问题，邱说：“ 罗瑞卿自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做截肢手术。同时三○一医院非常负责地组织专家会诊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周总理看了三○一医院的报告，看了Ｘ光片和特别画的手术示意图，周总理批准了这个手术报告。六九年初，给罗瑞卿做了手术，手术前三○一医院又给周总理打了报告，总理批示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和安全。主管医疗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长主持手术，由骨科副主任党广博和主治医生王一德主刀，主治医生宋运琴负责麻醉，著名专家外科主任陆惟善在手术室指导，虽然罗瑞卿患有心脏病，由于组织周密，认真负责，手术很成功。若干年后他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德去做手术，却死在那里。”（页８８０－８８１）　　　　关于贺龙的抢救问题，邱回忆说：“ 贺老总的专案问题我是一点不知道的，中央专案组是极其严格和保密的。在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只听到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总理叫把胡子放到象鼻子沟去了’。象鼻子沟和西山是一个山坡之隔，是国务院系统的战时指挥部所在地。在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也只听到黄永胜说过一句‘彭德怀和贺龙的案子杨成武的时候就基本定下来了’。六九年六月九日凌晨，三○一医院副院长曹根慧接到中央二办打来的电话说：‘贺龙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卫戍区的医院，这次黄总长因你们条件好，技术力量强，指示你们立即派医生出诊治疗’。曹副院长立即进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给贺老总看过病的主治医生黄秀琴和南楼（高干病房）护士姜辉永带着抢救器械和药品赶到了贺龙的住处。黄秀琴诊病时，薛明和专案人员都在场。黄医生经过诊断立即向曹副院长汇报，因为曹副院长根本不知道贺老总的住处，他说：‘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医院抢救；如路途远，道路颠簸就增派医护人员去现场抢救。’黄医生认为贺老总的住处不具备抢救条件，这里去三○一的路途不远路况又好，请示送三○一抢救，曹副院长立即决定‘把病人接回来，路上不间断地抢救治疗，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长又立即向靳来川院长汇报，靳说：‘关键是确诊，然后进行抢救！’贺老总到三○一时，楼里楼外已经是戒备森严，显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进行抢救，确诊贺老总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长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光机也由肖志达医生推来给贺老总拍片，发现贺老总肺部感染。再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输液的药剂是５％的葡萄糖和胰岛素，胰岛素适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并发症的病人；对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剂量葡萄糖，直到醒过来为止。这个用药方案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三○一从领导到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贺老总没有抢救过来，于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去世。”（页８８５－８８６）　　　　关于傅连璋问题，邱回忆说：“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璋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璋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生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璋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璋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璋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页５８０）”过了几天（那时我不在碰头会，不是天天见总理）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璋就死在秦城。“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璋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页８８８－８８９）　　　　从以上几件事情来看，中央专案直接掌握在周恩来的手上，具体的医疗事务也都由周恩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可以说，解放军三○一医院对于罗瑞卿、贺龙的治疗是认真负责的，不存在人为的故意疏忽和官方所称的”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这个问题，当时的三○一医院从上至下都尽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至于傅连璋惨死于秦城监狱也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关系。　　　　五、深刻反思“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迄今为止仍被官方定位于”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但是官方却列不出林彪”阴谋政变“的证据。邱会作直接了当地写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象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　　　　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象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也是搞武装政变吗？　　　　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那么，为什么都说林彪是搞武装政变失败而外逃的？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来处理‘林彪问题’的手段，只有把林彪先定为反革命集团搞政变的头目，才有处理的根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说‘九一三’是林彪搞政变，对毛主席是饮鸩止渴，并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准备了炮弹。”（页７８７－７８８）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邱会作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审视这个所谓的“林彪政变”事宜，邱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事实证明，官方版本的“林彪阴谋政变”一说不过就是一个天方夜潭、欲加之罪而已。　　　　六、披露“两案审判”的内幕　　　　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长期以来一直是官方津津乐道的内容，声称这是中国走向法制的开始，身为两案审理知道委员会主任的彭真甚至说，要把两案办成铁案，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一些御用文人们也不遗余力地为这场审判涂脂抹粉，如图们、肖思科的《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王文正、沈国凡《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等。那么事实真相如何？邱会作回忆为人们重新认识这场审判提供了新的视角。　　　　１、官方利用当年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　　　　１９８０年９月官方成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在秦城监狱开始对两案相关人员进行了连续十多天的预审。负责邱会作的预审组组长竟然是原来总后的造反派王瀑声。邱会作回忆说：“预审组由三个组员、一个记录，共四个人组成。我一见到组长王瀑声，即大吃一惊。王瀑声原是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几易其主的人，文革开始的时候曾经多次表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远学林副主席，近学邱部长，坚决跟着邱部长一起闹革命。但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成立之后，他又投降了造反派，当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派叶群把我从武斗场上抢救出去之后，王瀑声又痛哭流涕地要求回到革命派中来。‘九一三’之后，王瀑声又转回造反派一边去了，这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组长王瀑声的本来面目。”（页９０１）总后当年的造反派在江青的支持下一度非常得势，把总后搅得天下大乱，他们在总后机关大抓“保皇派”，一共抓了四百多人，将总后的办公楼变成了临时监狱。（页４９２）后来又对邱会作实行惨无人道的武斗，几乎置邱于死地。邱会作在林彪、周恩来的支持下重回总后工作后，曾经处理过一批这样的造反派。现在官方为了搞好审理工作，竟然起用这些当年被打压下去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如此审理毫无公正、客观可言。　　　　２、背离历史事实，强加罪名　　　　两案预审小组先定罪名，然后再寻找证据。在预审之时，先将邱会作划入林彪反革命集团。将邱定位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其理由是“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还有什么疑问吗？”“亲信就是结帮、重用、安插位置。林彪不正是这样对你的吗！”“你是政治局委员就决定了你的问题的性质！这点你总不能否定吧！”（页９０２）预审组对此却提不出任何像样的“证据”，他们罗织出来的罪行主要又三条：一是指责黄吴李邱等人与林彪搞了政变，二是在党的会议上攻击了老帅，主要是指邱会作对徐向前的批评，还有用医疗手段整老帅的问题，三是邱在台上时总后迫害了一些干部群众，乃至一些人不幸死亡。第一个问题，不仅黄吴李邱没有涉入所谓的“政变”事宜，连林彪本人的涉入的证据都没有，唯一的一个叶群、吴法宪、邱会作于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在毛家湾策划过政变的证据也被当事人吴法宪所否认。第二个问题则是邱等人在党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的部署批评一些老帅，如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徐向前。如果这可以当成罪行的话，那么首先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至于涉及老帅们的医疗治病问题，都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专案组一手操办，根本不经过总后，与邱本人无关。第三个问题较为复杂，文革运动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自上而下，全国人民都被卷入，无数的人受到迫害，而作为发动运动的首要人物的毛泽东却不在两案审查小组的追究之列，而将罪责推给几个被打倒的人身上，毫无公正可言。邱会作说：“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一直是在左的思想下进行的。全党、全国都乱了，幸亏军队相对保持了稳定，为了部队的稳定，必须清理整治反对党委，搞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和后来清理三种人是一样的。当然，在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整过的、整错的肯定会有的，如果我们仍在工作，我们也会在运动后期进行甄别。在这里我也坦率地说，我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这个帐记在我头上，我承担责任，我向整错的人道歉。”（页９０８）　　　　３、邱会作的自我辩护和对“两案”审判的认识　　　　关于林彪与江青的关系，邱会作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林彪反党集团”。邱说：“根据历史事实，林彪、江青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维护毛主席，有过工作的关系，但主要是斗争。这里，我不讲林彪同江青斗争的全部问题，只简要说四点。　　　　第一点，不准造反派夺权。林彪对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是没有表过态的。正是因为如此，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还有人指责林彪是后台，这点你们可能不清楚。　　　　第二点，不准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林彪防止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是像防贼一样的。不准他们进来；也不准军队有中央文革的代理人。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就是为了挡住中央文革的张春桥进军队的。　　　　第三点，不准军队搞四大。六六年五月间，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之后，中央军委立即决定，军队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三月间，中央军委又召开了全军军级干部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对稳定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点，不准江青一伙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没有夺去军队更多的权力和军队没有乱，林彪是有功的，军委办事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九一三’之后，江青一伙大发横财的主要‘资本’就是他们抓住了‘林彪反党集团’反江青一伙的事实。”（页９０２）　　　　邱会作总结说：“在将近十年时间里，我经过了江青一伙在位时的中央专案组的审查，中纪委审查小组的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这三种审查，出现了两种鲜明的对照。中纪委审查小组（包括侦察预审）的审查基本上是执行党的政策的，真正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了。江青一伙在位时期的中央专案组和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要把我审成反革命。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手段，搞的是讹诈，并且是挂着中央牌子和穿着法律外衣的讹诈。”“对邓小平来说，反对他们的人是‘三种人’，的确也是‘三种人’。可邓小平却借着公审的牌子，利用反对我们的‘三种人’为自己服务。他们为了打击我们，说我们跟着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了打击毛主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说我们跟着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页９０８－９０９）邱会作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将“两案”审判的实质一语道破。　　　　七、回忆录存在的部分瑕疵　　　　书中说：“陈伯达到毛家湾后，林对陈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陈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林彪下命令的样子，有些紧张，马上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即放出邱会作，陈伯达。’叶群拿着陈伯达的手令，火速赶往总后大院的武斗现场。”（页５０９）下命令救邱会作的是林彪还是陈伯达？根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晚上九点前后，叶群来到秘书办公室，一进门就拿出一张白纸条放在办公桌子上。‘首长决心要保邱会作。’叶群情绪激昂地说。她指了指那张纸条：“这是首长和老夫子亲笔写的。老夫子今晚来见首长，我把他也抓住了。你们都来看看。几个秘书都上前看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几个鸡蛋般大的草体字：‘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　陈伯达’。前面几个字都是林彪的字体，在林彪签字后面，是陈伯达的亲笔签名。”（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北京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页６９）笔者认为，陈伯达本人并非强势之人，以其性格恐怕不会写如此直接了当的“命令”，林彪对军队的干部尤其是自己的老部下极有感情，为邱的遭难而愤怒，由此而写下这样一道命令，事实上也只有林彪有此魄力敢下这个命令。　　　　书中说：“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文化革命的大风浪之后召开的，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想要独霸对大会的领导。为此以林彪、周恩来为首，以军委办事组为骨干，以及当时在前台工作的同志们和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斗争的中心问题，就转为在九大为保卫党的领导权和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了。”（页６１３）此一说法似有不确。笔者认为，中共九大的召开，实为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集团后，要在理论上予以论证并在组织上予以完成必要的手续，也就是要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合理化、理论化。那个时候军队与文人两派都在毛泽东的大旗下行动，都要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双方还谈不上“保卫”或“夺取”党的领导权的问题，双方的权力都来自毛泽东。可以说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对江青极左派有抵制，如“二月逆流”，但在毛的强势压力下一触即溃，江青势力如日中天。但是九大前，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刘少奇已被打倒，毛泽东另有考虑如何将剩余的老干部势力与造反派势力结合起来，即将九大开成“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所以，无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在毛的旨意下活动，党的领导权就在毛泽东的手中，毛想让谁上台谁就上台，毛想让谁下台谁就下台，林、江都处于从属地位，说林彪保卫了党的领导权实在拔高了林的作用，林最多也就是保存了军队干部的实力，在党内有一席之地，是制约江青的一支力量。　　　　书中说：“在九大，林总同江青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林总胜利了，江青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页６５８）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似乎并不成立。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理论上，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毛泽东极左路线占了上风，九大通过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通篇论述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林彪支持的陈伯达撰写的稿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被毛泽东所否定，因为陈伯达要讲的是发展生产力，搞好生产等，不符毛泽东的口味。毛对陈伯达起草报告的否定说明林彪主张的政治路线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林彪居于下风。然而在组织上，江青等人并未得到实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进入了政治局，但是中央文革却寿终正寝，对于江青来说这不啻是一个重大损失。但是不让中央文革继续存在还是出自毛泽东的政治盘算，难以说明就是林彪抵制的结果。毛泽东如果让中央文革继续存在，无论是林彪还是周恩来都只有恭敬从命，不敢稍有违逆。毛泽东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让江青等人发挥新的作用，它并不代表毛打算改弦更张。所以不宜说林彪在九大上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只能说林彪为首的老干部在政治局内保存了相当的实力，是当初军队代表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继续。　　　　笔者还认为《回忆录》的第三篇的题目似有不妥，该题目是“ 人民军队忠于党”。笔者认为这个题目的含义应该是说解放军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从党中央的命令，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听毛泽东的命令。可是，这一篇的主要内容都是林彪、叶剑英、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造反派，遏制军内造反派的行为，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不喜的。毛泽东要求军队支左，支持造反派夺权，军队内部虽然也有一些极左分子积极响应，但是后来都被林彪打压了下去，特别是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各地军人镇压造反派，如“青海二二三事件”等，大开杀戒。林彪还利用“五一三事件”打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武汉发生的“７２０事件”也是军人起来反毛的倒行逆施，等等。这显然不能说军队完完全全听了毛泽东的。换句话说，解放军的行为在文革之中并非“忠于党、忠于毛”，而是根据各地的情况而有所不同，有些干脆就是抵制造反派，乃至毛一度认为军队７５％不支持造反派，毛甚至提出要武装左派，发枪给他们等等。连林彪本人都厌恶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在庐山上出手打击张春桥，最后林彪还以出走的方式与毛泽东和平分手。这怎么都不能说“人民军队忠于党”。事实上，正是军队的主导力量在毛泽东死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充分证明军队并非忠于毛泽东，而是与毛泽东分道扬镳，最终唾弃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笔者相信如果林彪学会邓小平那般隐忍，也许就不会发生“九一三事件”，那么在毛泽东死后也一定能够采取措施搞掉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从而改弦更张，至少不会再走毛泽东的文革老路。　　　　总而言之，《邱会作回忆录》的出版是当前中共党史研究、军史研究和文革史研究的一件大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重新认识文革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全书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些问题的看法现在看来虽然未必正确，但是仍能启迪人们的思考。笔者认为，邱会作回忆录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了官方掩盖了历史，秉笔直书，还原了那段峥嵘岁月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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