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叔钮惟新】│唐枫│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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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叔钮惟新】
唐枫 (发表日期:2024-03-09 11:38:58 阅读人次:22478 回复数:0)
钮惟新，他是我祖父的妹妹所生下的第四个男孩，按辈分，我称他为表叔。为生活而忙，为变故而伤，为新路而远走他乡，我与他只见过两回面，但我時常会想起他。　　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这一年他由我表姑陪伴着来上海，父亲在黄河路上功徳林素菜馆设席招待他们，首次见他，心里很惊讶。钮家五兄弟，我见过四位，个个都是高大英俊的形象，而他······唉！竟然完全的不同，骨瘦如柴，双眼深陷，面容枯萎，几乎不成人形了，见之令人难过之极。席间，他喃喃自语，感谢邓小平，感谢胡耀邦。其时，他刚获释不久。　　他成长于南京，这座美丽而悲壮之城。他曾是俊逸的少年，品学兼优的学生，早年加入了共青団。1957年8月，他从南京第一中学高中毕业，考进了江苏省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挚爱他的母亲也为之购置好了入学用品，但他放弃了，准备复习一年再高考，目标是大学的新闻系。这样的志向，家人也都支持。　　1958年，“大跃进”运动近乎狂热的发展，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普及农民文化教育，为消灭城乡差别奉献青春。那个时代，在所谓的革命大潮中，又有谁能置身于外，多少人因激情和冲动而从此改变了人生。钮惟新当时又做出了新的选择，自己是共青团员，要响应党的号召，决定放弃高考，离开城市，下乡落户，为祖国的新农村作贡献。最后去了苏北睢宁县凌南乡，当了一名乡村教师。　　在凌南乡，十九岁的钮惟新和同来的十几名青年一起，艰苦创业，一起参与开垦荒地，建造校舍，创办了凌城农业中学。他在一个班教语文，当班主任，一位也是南京来的知青蔡扶民教数学。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亦是命运的使然，把“惟新”和“扶民”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而成了患难兄弟。他们这些年青人的辛勤努力也换来了成果，学校被评为睢宁县先进中学，蔡扶民被评为省级模范教师，钮维新则升任为学校教导处主任兼团支部书记。　　上个世纪未是“大跃进”运动让人几乎失去理智的时代，从城市到乡村的全民“大炼钢”，鼓吹各地粮食亩产超万斤，兴办免费大食堂，进而宣告，实现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但任何违背科学规律，超脱现实条件求发展，最终必定付出痛苦的代价，而落后的农村中广大农民则首当其冲的吞下其苦果。　　钮惟新、蔡扶民在教学中，发觉前来上课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少，觉得很疑惑，商谈后，他们决定走家串户去家访，由此揭开了心酸的一幕。同学中，有的因家中因缺粮，乱吃野菜而中毒不起。有的因家中断粮，跟随大人外出讨饭。揭开各家的锅，很少见到米粒，大多是野菜、树叶、萝卜。还听到远近都有饿死人的事。这都是浮夸风造成的后果，社队有些干部为讨好上级领导争名利而虚报产量，不顾实际地按上层旨意大办免费食堂，超越发展规律而过快地实行集体化生产而造成了生产力的低下。等等。而上层，根据不可靠的数据而订下的过高征购指标，把口粮和种子粮也收购光了，这样就把广大农民推向了绝路。　　严酷的现实让钮惟新、蔡扶民心情无比的沉重，两人彻夜长谈，决定写信，向政府反映当地农村的真实情况。1959年4月，两人合议，钮惟新执笔写了内容相同的四封信，署上真名实姓，写上单位地址，分别寄给当时的党、团和相关部门的领导者毛泽东、胡耀邦、沙千里、江渭清。信发出很长时间，犹如石沉大海。　　农村的惨况层出不穷，但形势的评估，上层的宣传与农村的实情截然相反，简言之，“好的很！”与饿死人的巨差。这更激发起两位年轻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责任感。他们计划利用学校假期，分头去外地农村考查，准备为农民摇旗呐喊，为政府出谋献策。收入微薄，出行艰辛，他们带着干粮上路，或步行，或坐船，或乘车。每到一地，主动与农民交谈，用心记录当时的实情，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也找到了说理的论据。比如，句容县的农民，每天只有三两七钱的口粮。安徽许多地方连口粮都发不出，造成大批农民外逃和死亡。许多。他们共记录了五大本《农村调查纪实》和《农民谈话录》。他们在路过合肥、南京时，力争向所在省的负责人当面陈情，都被婉拒了。　　挫折无法使他们放弃目标，钮惟新为了坚定其信念，自行绝食三天，体验农民饥饿之痛苦，身体力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直至昏迷，此非意志薄弱者所能。他们铁了心，为民请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961年9月期间，两人每天夜晚，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反复修改，最终定稿为8000字的《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其内容有理，有据，亦有节。直言在农村过早实行合作化、公社化所带来的弊端，倡议结合实际，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其书稿的原件，1995年7月，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物收藏。他们成为“最早为包产到户奔走呼号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是思想的探索者，行动的实践者。而“要吃粮，找紫阳。要种地，找万里。”其中所叙述的家庭责联产承包制的风潮，则是发生在70年代末的事情了。试想一下，那时的当政者如能釆纳包括这两位年轻人在内的有识之士的进言，于国于民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少了多少弯路和坎坷。　　当年，他们带上《意见书》和新写的信，赴京直谏。在北京，分别去了中南海、国务院、人大和农工部，分别递上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子恢的信和《意见书》。他们在京的生活，得到了钮惟新的二嫂及家人的帮助和蔡扶民的舅父的资助。　　此次满怀期待的上访后，只收到了邓子恢一封认真而无奈的回信，不久邓也被免去了职务。一切仍没有改变的迹象，但他们仍没有绝望，继续行动，从微薄的收入中节省下钱，准备自费印刷和邮寄《意见书》700份，送至所有的中央委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及部分地、县委的负责人，希望得到有识之士的支持，进而影响上层，推行包产到户，挽救广大农民。但这样的努力，仍没有得到一点点的回应。　　上层下发有关农村的方针政策，都是在原本的基础上小修小改。对农村形势的根本改善，杯水车薪。其实，此时有些地方的农民已经冒险干起了各种变相的包产到户，生活很快有了好转。农民们尖锐而形象地回应道，“十二条”“六十条”不如包干到户这一条。这样的情况，促使钮惟新、蔡扶民在1962年5月，向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寄出了《给我国领导人的一封紧急信》，充满激情地呼吁“亲爱的同志：全国人民如饥似渴地期待着，挽救民族的希望全寄托在您的身上，请釆取有效措施吧！”他们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发出最后的呼号。走的越远，险恶也就更近了。　　长期的身心劳累，使他们的健康每况愈下，一次钮惟新在备课时晕倒在地，经医生诊断，需要静养一段时期。他利用休假专程去广州探亲，因他母亲已转住在那的姐姐家。1963年2月，在离穗返宁时，被等候着的警察带走拘留。其后蔡扶民也被拘留。不久，两人被正式逮捕。他们从此进入了“炼狱”的生涯。　　在那法制不健全的年代，两人在看守所被非法监禁了三年之久。相比监狱，看守所的生活更是残酷无情，监狱还有相对稳定的作息时间和规章制度。看守所几乎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程序，钮惟新作为重犯，代号371，被单独监禁在狭小昏暗的房间，几乎每天都受到不分昼夜的提审，其过程令人不寒而栗，文弱书生竟遭遇了如此的折磨。　　直至1966年3月27日，再对钮惟新、蔡扶民进行起诉判决。两人三年后又重逢，百感交集，此刻，钮惟新利用判决前一个短暂的机会，向他曾朝夕相处、并肩奋斗的难友蔡扶民表白，我都承认了，我是主谋，你把事情全往我身上推，留下你。对真理的执着，对挚友的情义，让钮惟新视死如归，如此节操，古今人不多。最后钮惟新和蔡扶民，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分别被判处十年和五年的徒刑。　　他们当初是怀着对祖国与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肩负着一个共青团员的使命感，在宪法范围内，以公民身份，向政府公开进言的。没贴标语，没撒传单，没有演讲，何罪之有。其实，他们的勇为，也受到了社会潮流的巨大影响。当时政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知无不言，鼓励人们向上级提建议。还有这样一首广为流传的青春之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要为真理而斗争。”如此的判决，就这样把两颗火热的心直接扔进了冰窖。　　1973年2月，钮惟新的刑期满了，但是没有释放，被转押至一个农场强制劳改，服刑有期，劳改无期，等待他的又是无尽的煎熬。人生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没有了。　　1976年10月，一场文革浩劫已经结束了，但钮惟新、蔡扶民的冤案一直拖延至1985年8月，才得以完全的平反。血和泪的一页结束了，但他们在危难之际为民请命的壮举，是永远值得被后人铭记的。他们是南京的光荣，民族的骄傲。　　　　落实政策，钮惟新也没能回到他向往的，他曾度过了整个学生时代的那座江南古城。每当问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和不公待遇，他总是不怒不怨、从容淡定，语气平和地述说。无欲则刚，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但冤案让家人受株连、遭伤害，令他愧疚不已，特别是对心爱的母亲，他无法抑制埋藏在心里的无限思念。　　他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了六个孩子，当年为响应政府的号召，她精心准备好行李，含泪送儿子去农村落户。做梦也不会想到，儿子在探望她后被关押，一别，竟是永别。　　起初，家人怕老人家难过，都想方设法瞒着她，三五天，三五月，三五年，七八年了，老人家不再问，心都碎了呀，孩儿遭难了。长期的思念，过度的忧虑，这样的心灵折磨让老人家的身体过早的支撑不住了，精神恍惚，虛弱不堪。弥留之际，望着围站身旁的家人，少一人，口不能言，泪流满面，她用干枯的右手紧紧地握着左手第四个指头，久久不肯松开，直至生命的尽头。十指连心，心连母子，人，都有这样的感情啊。　　在狱中，钮惟新何常不思念母亲，天天望着那一扇高高在上装着铁栅的小窗，流了无数泪，呼了无数的声。他三番五次地向监狱看管部门提出哀求，放他出去看望一次母亲，都被无情拒绝了。　　释放后，他已经40多岁了，容颜受损，形同槁木，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背有历史的重负，成家立业，谈何容易。他又经历了一种风雨波折，最终以其人格的魅力，迎来了一份来自名叫徐燕萍姑娘的爱情，此时他已经大龄45岁了。他用蘸满热泪的笔，杜鹃啼血的声，向他深爱的母亲泣诉：　　“天国里的妈妈　　微笑吧　　孩儿终于有了她　　一个和你一样善良纯朴的姑娘　　一朵中华文明的秀美之花　　天国里的妈妈　　微笑吧······” 　　我再见到惟新表叔，是个春天，我结婚旅行在南京时，特地去江浦看望他。当时通讯和交通还不便，我们比约定时间晚了许久，但他一直站在路边静静地等。他把我们引入到一排红砖平房中的一间屋，当时他们的经济肯定不宽裕，可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招待我们，临行还送上礼品。此时，他已渐渐恢复了健康，人直了，脸红润了，总之精神多了。而这一切，都是来之表婶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们相见甚欢，一起在午后的阳光下合了影。离别时，他一直陪伴至车站，挥手目送，直至视线外，他就是这样的待人。对人间的爱，对故乡的情，己溶入了他的整个身心，这样又写出了《海燕之歌》和《中国之美》，让你又感受到他少年时代的情怀。　　有一个传说，当你心中非常在乎一个人，那么你们两个人之间会有一种感应，惟新表叔，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应，远方有个人，时常惦念着你，默默地祝福你安康长久，再长久。如果有，那就是我哟，那就是一个深深敬重你的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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