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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艾未未是有人性的人
老愤 (发表日期:2011-04-08 08:26:36 阅读人次:2715 回复数:9)
艾青夫人数度哽咽:我儿子艾未未是有人性的人
信源:德国之声|编辑:2011-04-06| 网址:
http://www.popyard.org
4月5日傍晚时分,艾未未的母亲,中国已故著名诗人艾青的夫人高瑛,与女儿高阁一起发出一份"寻人启事",寻找4月3日在北京机场被边检人员拦截后,迄今为止毫无音讯的艾未未。
这是一份手写的"寻人启事",写道:"艾未未,男,53岁,于2011年4月3日上午八点半左右,在北京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登机前被两名男子带走,至今50多个小时下落不明。请知其下落者通知其家人。母亲高瑛,姐姐,高阁。2011年4月5日17点43分于北京。"这份"寻人启事"随即在网上迅速传播,在世界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艾未未之际,这位母亲的泣血呼唤更打动人心。
德国之声电话联系到艾未未的母亲高瑛,以下为记者与高瑛的专访内容:
记者:"请问您为什么想到要用发'寻人启事'的方式来找艾未未?"
高瑛:"我找不到我的儿子,他被抓走后,没有消息。我的儿子如果是被警方带走,也超过了法定时间,24个小时没消息,48个小时没有消息,50多个小时还没消息,没有人告诉我他在哪儿,没办法了,我必须要发'寻人启事'了,所以我就发出了这个启事,我想请大家帮忙找一找,我的儿子在哪儿?我能不着急吗,一个人说被带走就被带走了,可是带人总要和家里打个招呼吧,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也应该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母亲,我能不牵肠挂肚吗?"
记者:"您是否就艾未未失踪一事和北京警方直接沟通"
高瑛:"
我现在发出了寻人启事,警方肯定知道的,我们家现在整个被监视,包括我们通电话都有可能是录音的。这个寻人启事也是一种向他们询问的方式。"
记者:"艾未未以前写过文章,提到您非常担心他,您为什么总是那么担心他"
高瑛:"现在中国这么一种混乱的状态,我特别担心,因为我对我的儿子了解得很多,我太清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了。我觉得他就是为老百姓说话的,为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从不是为个人的利益,如果是为个人的利益,他就不会左一次右一次的被打,他上次在德国被查出脑溢血,如果不是治疗及时,说不定就死了,那次也是为了四川地震时和他一样调查豆腐渣工程的环保作家谭作人,为了给这位不认识的人去出庭,被四川警察打的。他就认为对地震中死去的那些孩子的生命得尽责任,他当时说'豆腐渣工程'不可能只是这一处有,应该说很多地方都是这些情况,如果有些地方再发生地震,不能象汶川地震一样,要汲取教训,所以他冲出来调查这件事,结果他走上了一条,现在还不能说是不归路;"
"我也认为他是一个最标准的人,他是一个很有人性的人,他考虑自己太少了,我以前和他讲,你休息休息吧,他说有好多事情我不得不去做。他也确实希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走在健康的路上,现在这么腐败,他看不过去。"
"我担心他的个性,他是不认输的,他要是觉得他做对了,让他低头是不可能的,否则他也不会这么勇敢的一次一次的抗争,我有时候真是替他捏把汗,他说'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啊,妈妈你应该知道啊,就是应该干点好事嘛,如果大家都不发出点东西来,象腐败就会越来越厉害,象上海的大楼,(指上海11.15大火事件中的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如果你不做,还会出现,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看见了却不说,明哲保身,那么这个国家和社会还怎么向前走'"
"但是警察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要么怎么能这么大动干戈兴师动众的抄他家,而且是以这种方式抓人。"
记者:"您是否知道世界各国都在发出声音声援艾未未?"
高瑛:"他们不是在为一个坏人说话,是在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有德性的人,有正义感的人的一种支持;我也知道现在国内的网只有'艾'字也会扫掉,不让发出一点声音,包括'艾青'两个字也该往下扫了,有一位网友告诉我,有些人在网上写'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的儿子找不到了',他们用很多隐喻的方式来支持艾未未,可见人还是有人心的,今天一早就有人打来电话,说他是湖南的,说虽然艾未未并不认识我,但我太佩服艾未未了,我会永远的支持他。也有从台湾打来的电话,得知我的电话被监控,他们也不便多说什么。"
"昨天也有亲戚来我家,说在中国没有多少支持艾未未的声音,你看未未的朋友,他说的是一位在文艺界比较有名的一些人,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为未未呼吁呐喊?我说你们不能这样要求别人,中国社会是特别的,他们要明哲保身,他们要在这里生存,我们要对别人理解和体谅,狼来了,不能要求别人有冲出去的勇气,因为一旦冲出去,有可能被吃掉。但我也很欣慰我的一位亲属的孩子,他说,我不能不说话,因为这件事我不参与,我不作出一个表率,我怎么教育我的孩子,我要在我的身上传承艾未未身上的品质。"
记者:"您知道他当时想在德国开工作室的打算吗?"
高瑛:"他在上海盖工作室的事情,当时莫名奇妙的请他盖,然后又毫无理由的让他拆,他们想把他逼出去,他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来搞艺术创作,他当时和我说过、德国是最适合我的',他说当我在这个国家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工作的时候,才动了换一个地方工作的想法,没想到他们连让他出去的机会都没有,他如果去德国开工作室可不是叛逃,任何人都可以移居到其他任何的国家,这是人的权利,中国当局也可能是因为这个限制他离开,这也是有可能的;可现在他们抄走了艾未未的公司里所有的东西,这个公司是一个空壳了,把水电也停了,电话也停了。"
记者:"您和家人是否在做法律及其他方面的打算"
高瑛:"路青(指艾未未的夫人)和我说'妈妈我们分头准备',包括请律师这些,我们都做了准备。我还有一个四合院呢,为了我的儿子我可以卖掉,可现在我就是不知道他在哪,他们要怎么整他,我和朋友们说过,鸡蛋里是可以找到骨头的,以前警察把他打成那个样子,到现在也没承认,全世界都知道警察在撒谎,他们还恬不知耻的说'没有打人',他们耍流氓有什么办法,为了我儿子我赴刑场都不怕,只要我做的是对的,我都不怕,我豁出来了,我就站在他的背后,我做一个合格的母亲。"
"我现在不怕被他们监听,他们如果有监听更好,我每天说的这些话是可以坐在天安门前去说的,我们是爱这个国家的,这没错,当一个国家发生一些大事情,我们参与意见有什么不对吗?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几个国家领导人的事情,这是全民的事情,人人都有责任。我们说出一些意见来,也许这些意见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肯定有参考价值,何况我们认为发出的声音都是很正确的,这些意见是从全民利益出发的,看着这个国家走到这一步着急、心疼、对不起祖宗。"
整个交流过程中,高瑛数次哽咽落泪,她告诉德国之声,她曾对儿子说:"你得哭我,别让我为你哭,我很担心你,你是不安全的,你如果出事,我就没法活了。"
她说目前的自己只无法停止运转的轮子,不能停息的担忧和想念儿子。
回复[1]:
解滨 (2011-04-08 14:46:03)
解决艾未未,共产党终于学到了国民党的高招
解滨
今天早上看到了中国政府关于“调查艾未未经济问题”的一则消息,脑瓜子里一下子就想到了《毛泽东选集》中提到的“李闻惨案”,真是太像了。李,就是李公仆,闻,就是闻一多。 这两人当年都是中共在敌占区的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知名艺术家、学者。 他们在世时在中国知识分子和贫民百姓中的魅力和影响,和今天的艾未未能有一比。 当年国民党对李公仆恨之入骨,却拿他没辙,碍着他的名气和影响,没法整他,就跟今天共产党拿艾未未没辙是同样一种尴尬局面。最后国民党耍了个小聪明,用流氓手段解决了李公仆。 60多年后,当年国民党的死敌共产党效仿当年的国民党的做法,解决了艾未未,共产党干得很漂亮哈。
1945年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公仆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1946年初,他主编《民主教育》月刊(民运老前辈了,不是吗)。 他参加发起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被选为理事。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旧政协胜利闭幕大会,他担任总指挥。会上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李公朴和郭沫若等人被特务殴伤(艾未未也被殴伤好几次吧),送医院治疗。周恩来曾前往探望。同年5月,李公朴从重庆返回昆明,开始编写《世界教育史》。此时他遭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但他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愈加坚定。他说:"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果然,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李公仆遇难后,国民党政要人员轻描淡写,以“桃色事件”为由,将此案掩盖过去。李公仆生就男子汉模样,一脸大胡子,胡须浓度跟艾未未有得一比,出镜率很高,说他有几个女性粉丝甚至红颜绝对有人信。说他深陷三角恋,被情敌所杀,在当时确实是个好借口。 别管广大的知识分子和贫苦市民会不会信这个谎言,至少上海滩的阔太太、千金小姐们会信,张爱玲也会信。
李公仆
艾青,一位曾经横眉冷对国民党,赤胆忠心追求共产党的艺术家,左翼文人,也许从未想到,有一天他的儿子艾未未也会步李公仆后尘,被自己追求一辈子的共产党当局随便找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暗算。
如今要跟当年国民党那样诬陷艾未未涉嫌“桃色事件”,恐怕会有太高的技术难度,至少会有300万共产党干部站出来为他鸣不平:俺哪天不玩十个八个妞啊,他那要算是犯法,那俺怎么办?
所以,“艾未未有经济问题”就成了绝好的借口。 与时俱进哈。(不过这样做的风险也不低。 可能会有3000万党员站出来说:我们比他经济问题严重多了,他那也能叫经济犯罪? 那天下人都是经济罪犯了)当然,中国的那些被压榨的民工,被强迁的弱势群体,在四川大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还有千千万万的网民是不会相信这个谎言的。这并不妨碍各大国企的老总还有那些大款们坚信艾未未确实有经济问题。
李公朴牺牲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唁电:"李公仆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今天,我们假如能给被关押在共产党监狱里的艾未未发个短信,那该怎么写呢? 我看干脆照抄当年毛泽东、朱德的电文好了:“艾未未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
共产党,当代大流氓啊!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各界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另一位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民盟云南负责人闻一多“拍案而起”(毛泽东原话),慷慨陈词,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痛斥国民党当局的残忍、流氓和狠毒。当天下午,闻一多先生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闻一多
李、闻相继被暗杀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掀起了抗议国民党暴政的浪潮。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压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开始调查。
根据沈醉所著《军统内幕》记载:蒋介石在“李闻惨案”发生后,暴跳如雷,下令缉拿凶手,调查真相。“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很快案子就有了头绪:乃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希望让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而擅自派手下特务行凶。唐纵日记中说:“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蒋介石得知案情后气急败坏,当下撤了霍揆彰的职,下令枪毙直接行凶者——在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
这么看来,当年制造“李闻惨案”至少还不是国民党高层的决定。
嗯,要是“艾未未因经济问题被逮捕”这件事传到胡锦涛那里,他会暴跳如雷吗? 恐怕会哈哈大笑吧。
“李闻惨案”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如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认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时的知识分子们也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大公报》用“闻一多之死,各方震动”来总结知识界对于这一暴行的震惊和愤怒,等等等等.....
举国上下、舆论界以及社会无不同情闻一多氏之不幸遇害。连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的教授也联名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指出“美国学术界莫不为之震撼”,要求“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其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
囚禁艺术家艾未未这件事,共产党会不会在乎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西方各国的知识界,还有中国共产党本身内部的开明派的呼声呢?
也许这不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的演讲》中有这么一段话: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面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回复[2]:
多层次 (2011-04-08 17:34:33)
转得好。
回复[3]:
读不懂~~
三国天下 (2011-04-08 18:07:46)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enhf81_sI1M
回复[4]:
冯正虎 (2011-04-08 18:53:21)
冯正虎如何应对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
——-民生观察维权工作室刘飞跃专访冯正虎
民生观察工作室按:在目前的中国,“不稳定分子”们经常受到各种监控而失去人身自由,这些监控包括被跟踪、被监视、被窃听、被旅游、被失踪、被关押等等。可能我们暂时改变不了这一切,但我们可以将它们曝光在阳光下,曝光也是一种抗争。
冯正虎先生是国内知名维权人士,常年因受到各种监控、关押而失去人身自由,其中最近一次发生在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2011年3月24日,本工作室刘飞跃专访了冯正虎先生,分享了他反监控、不屈服,应对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心路历程,下面是访谈全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首先请您讲一下您是哪一天被带走的?当时的情况如何?
冯正虎(以下简称冯):2011年3月3日上午8:30左右我在家吃早餐时,上海市国保局警察张某某(每次率队来我家抄走电脑,但是连姓名都不敢告知。)、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警察陆巍峰率领五、六名警察、社保人员闯入我家,出具五角场派出所的传唤证,其传唤案由是“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社会秩序”,实际上我从未做过任何涉嫌违法的事。我被传唤已不计其数,其理由一律是“涉嫌以其它方式故意扰乱社会秩序”。什么是“其它方式”就是什么方式也没有,是国保警察非法抓人报复的一个借口。当日又一次遭受抄家,抄走一台电脑、一部手机,这是我一年内被抄走的第十台电脑。
当日约9:00我乘警车抵达杨浦区五角场派出所,被关押在询问室里,没有一位警察来做询问笔录,也没有任何人告知我究竟有什么涉嫌违法的行为,一直被关押至下午1:30许。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与三位从上海保安公司雇佣来的保安人员将我从讯问室押到停在派出所外边的一辆普通桑塔纳小车上,与其他两辆小车一同驶向上海市崇明县的长兴岛。当日下午我被非法拘禁在偏远海滩边的一个“黑监狱”(鹿鸣农庄),每日24小时由7名便衣警察及保安人员贴身看守,直至3月21日被释放,整整非法拘禁19天。
刘:您当时对这个行动有进行抗议吗?
冯:我当场谴责这次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行为,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抵抗。一年期间内,我已经历5次被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事件,在“黑监狱”里我也曾用绝食或冲撞的行动方式反抗,但这次我极其平静地忍受非法拘禁的迫害。我清楚:向这些直接看守我的警察抗议是多余的,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而为了养家糊口的工作不敢抗拒上级的命令。实际上,这些底层的警察及保安人员与我一样都被上级领导的权力绑架在‘黑监狱’里,也没有人身自由,仅比我多一个可以对外联系的手机而已,也是这个违法体制的牺牲品。
刘:您被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冯:我被非法拘禁的“黑监狱”,位于上海市崇明县长兴岛东部海滩边,在一个橘子园内的一家无人知晓的小农庄(长兴鹿鸣农庄,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丰村永丰果园 电话:021-33801779),离上海市区很遥远。这个偏僻的农庄周围没有公交路线,晚上漆黑一片,除了周末有一些关系客人来聚餐,平时只有我们这些特殊客人。
我与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江浦派出所的社保人员老常及三位由国保警察雇佣的保安人员(退役军人)同住一间单独大套间。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局国保处警察沈国良、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居住另一间客房。
没有执法凭证的三名警察与没有执法资格的四名保安人员在一个非法的关押场所拘禁一个合法公民。房间的窗户外加一层铁栅,门也是两道的,囚犯插翅难逃。没有电话,又在看守们寸步不离的监控下,受害者要向警方110、督察队或检察院报案求救是绝对不可能的。
刘:那里面的监控状况如何?您有点自由吗?看守们对您有不利或粗暴的行为吗?
冯:我被强迫失踪的一刻起,手机就被没收了,中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没有人身自由,不可以单独一人行事,一切都在看守人员的严密监控下行事,如同在监狱里生活一样,也可以看电视、看书、放风散步。白天我在农庄院子内散步,在房间里看电视,看守人员都贴身陪同。晚上睡觉,看守人员陪同,他们还要轮流通宵值班,用长沙发椅子顶住房间门,预防我逃跑。
看守们对我没有粗暴行为。我与他们相处很久,彼此比较熟悉,常有机会与他们谈谈法治的道理及社会趋势,他们虽然在做违法的事,但其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明事理的,不会死心塌地作恶。而且,他们明白:我若遭粗暴行为,肯定会拼命反抗,不惜同归于尽,这样反而不利于他们自己。他们也清楚:在这个非法拘禁的处境里,他们的粗暴行为会激怒被拘禁者自卫反抗,如果被拘禁者致伤或致死,就会追究看守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如果绑架者或看守者致伤或致死,就是罪有应得、责任自负,指使违法行为的上级领导都会赖得一清二楚、推却责任。
我已曾经沧海,心平如镜,或许还有点国际知名度,所以在非法拘禁的处境中还能与看守人员关系相处得平平常常、不亢不卑,平安度过这个预先不知期限的非常时期。
刘:在那里他们让您做了些什么呢?在里面的生活情况还行吧?
冯:他们执行上级指令,把我关在农庄里与外界隔绝,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除此以外不要求做什么。他们对改造我这块石头已失去热情。我主张的“护宪维权”理念是处于正统、正道、正义的地位,而我的维权行动都是公开的、合法的,他们还能让我做一些什么呢?我一直公开主张:爱中国、坚守宪法法律、支持中共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治国”的政治路线。国保警察总不会公开要求我反中国、反法律、反党中央吧。所以,他们也避开与我谈这些严肃的话题,免得双方不和谐,影响上级任务的顺利执行。
这次我也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随便他们关押我多久,非法拘禁的事实一旦成立,追究责任是迟早的事,没有必要与这些基层警察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安心,看守们也放心。我告诉他们:“我不会逃跑,也不会与你们作斗争。你们应该吃好、睡好、玩好,好好旅游一番。国家这么多维稳费,你们不用,也让其他人浪费了。”其实,这个偏僻地方也没有什么好玩,他们天天打牌、看DVD影视片、打康乐球来打发时间。
我早上起床后在农庄的院子里慢跑2-3圈,白天看电视或DVD影视片,与看守们一起看完九十五集电视连续剧《新版三国演义》,3月11日起天天观看中央电视13台播放日本地震新闻,为在日本的亲友及遇灾民众祈福。天气晴朗时,就在农庄院子里闭目养神晒太阳,或散步思考。每天的时间也过得很快,吃了中餐,又是晚餐,天天与看守们一起聚餐,四菜一汤。
3月2日也就是我被强迫失踪的前一天,我似乎预感到自己又会被非法拘禁,在当日的推特(
http://twitter.com/fzhenghu
)上写道:他们要把我作为假想的敌人,我也无可奈何,软禁也好,传唤拘禁也好,只好顺其自然,我暂时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唯有先改变自己的心态,以平常心看待不平常的生活。
刘:您是哪一天获释的?获释的过程如何?
冯:3月21日下午我被释放回家。
当日上午上海市国保警察张某某与另一位国保警察从上海市区驱车抵达鹿鸣农庄,他们在杨浦区国保警察沈国良的陪同下进入我的房间,找我谈话。张某某说:“你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他:“在这个偏僻的农庄,一切很安静,我平静的连一点想法都没有。”他说:“你过去曾经被关过41天,这次还只有十几天。我们不能把你一直关下去。你想回家吗?”我告诉他:“你们有权力,想抓我来,我就来了,想让我回家,我就回家了。你们想关我多久,我就住多久。”他希望我谈谈想法,似乎要有一个释放我的台阶,但我已没有兴趣与他们玩这个把戏。我告诉他:“我们之间没有必要交流看法,你认为你们的做法是对的,我认为你们是错的,这种非法拘禁的行为要让第三人评论,而且不久的将来自有公论。”最后他自言自语一番,我就敷衍了事地只听不辩,谈话也就匆匆走过场。
中餐以后,上海杨浦区国保警察沈国良、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来告知我,下午可以回家了,并请求我回家后当晚不要出门,避免与我家门口的看守们发生冲突,明天可以自由出门。
下午1:30许,我被三名社保人员押入一辆普通桑塔纳车,由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驾驶,前面还有一辆普通桑塔纳车带路,我们一行八人离开鹿鸣农庄直驱上海市区。我不明不白地被关押,又不明不白地被释放回家。
人回家了,但抄走的电脑、手机却如同没收一样,有去无回。在没有法治的中国,做一名国保警察是无限自豪的,可以随意抓人,也可以任意剥夺他人私人物品,没有法律可以制约其违法行为。我只好又一次破财消灾,回家后当即购买一台电脑,这是我的第十一台电脑。
刘:我知道您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被失去自由很多次了。对这些行为您主张进行非暴力抗争,这也是我的主张,能让我们分享下您在这方面的体会吗?
冯:是的,我从2010年2月12日回国起,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家门口每天24小时由十几人轮番站岗放哨,以传唤的方式被带入五角场派出所内限制人身自由的遭遇已不计其数,五次强迫失踪及关押在“黑监狱”,加上2009年2月15日从北京被绑架回上海非法关押在封闭式的旅馆房间里长达41天的这一次,我已经历了六次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事件。
我一直主张非暴力抗争,尤其在社会改革的这个层面,改革者绝不使用武装暴力,应当和平依法推进社会改革。但是,在具体的人权个案中,我不反对受害者的自卫反抗,甚至不惜用生命来捍卫自由权利与做人的尊严。
以被旅游或传唤名义绑架一些官员认定的麻烦公民,并将其长期拘禁在一个非法的关押场所,这种法律外的维稳办法现在很盛行,类似于2003年孙志刚致死事件前的收容遣送制度。更糟的是,这些警察实施的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举措,连一个政府部门文件的公开支持都没有,而是现行法律严加禁止的。
非法拘禁中遭受暴行,还是善待,其实是个次要问题,这仅仅关系到看守人员与受害者的个性及心理素质,因人而异。“黑监狱”不同于受法律监管下的监狱或看守所,囚犯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关押期限与处境都是无法预期的,时时处于被绑匪撕票而无救援的恐惧之中,其精神受到极度伤害,而难以忍受的心理恐惧又会导致身体伤害,自杀或在暴力反抗中致伤致死。受害人突然失踪,而派出所又不立案查办,其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事件对受害人的家属及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人身安全的威胁与恐惧。所以,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危害性对每一个受害者及其家属、周围的民众都是同样的。
警察不遵守法律,不走合法的司法途径去办案,而是滥用职权,利用非法拘禁的犯罪方式去监控公民,并授与没有执法资格的普通保安人员去行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这表明社会管理的极度混乱,使国家处于危险境地。当然,在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已庄严宣告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的大好形势下,国保警察也只好偷偷摸摸、东藏西躲地实施这些违法手段,还要提心吊胆地担心玩火自焚的情况出现。对于看守们及指使者来说,这些被非法拘禁的麻烦公民,既是恐吓他人的人质,又是炸死自己的炸弹,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在关押中逃跑中致伤致死或与看守们同归于尽的悲剧事故。如果在非法拘禁中出现一个孙志刚、钱云会或杨佳,只要其中一件事故的发生,互联网上就会怒火燃烧,震撼朝野,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做法就如同当年的收容遣送制度招致数亿民众的谴责,一夜间顷刻废除,作恶的看守人员最后成了替罪羊。
我不喜欢不死不活、苟且偷生,要么壮烈的死,要么快乐的活。我应对非法拘禁的迫害有二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自卫反抗、以身殉法。我第四次被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时,曾试图这种方式。10月25日至31日是上海世博会闭幕期的指定参观日,我却又一次莫名其妙地被绑架到上海市的横沙岛,在海滩边的度假村里被非法拘禁一周。我被强行失踪的当日早上,妻子为了我的人身自由在我家小区门口与看守人员的搏斗中血染手指。为了抗议警察的违法行为,我连续三日(10月26日至28日)绝食,并写下遗言:“人无尊严,鸡犬同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一位国保警察小头目喝酒后威胁我,命令一位民警:“把冯正虎扔到河里去!”我当即冲上去,要求他们扔。若他们敢做,我就要与这位敢作恶的小头目同归于尽,成全自己做烈士当英雄的心愿,这是求仁得仁吧。但是,警察不敢,仅是酒醉气话。其他看守人员劝架,并自诉不得己违法的苦衷,使我同情这些底层警察的难处,放弃了与他们的直接对抗。他们不做凶神恶鬼,我也成不了烈士英雄。
第二种方式就是不抵抗、不屈服。受害者个人是很难改变这个普遍的违法现状,而且这些底层的警察也是无法抗拒上级的违法命令,法律已到了死亡的边缘,我与看守们及指使者都是这个违法体制的牺牲品。我暂时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唯有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实施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权力是强大的,受害者即使抵抗,也无法改变其被非法拘禁的期限与处境,除非以身殉道。但是,我可以把苦难变为修炼,做到身体不抵抗,心理不屈服。难得糊涂,快乐坐牢;修身养性,来日方长。达不到心理恐惧的目的,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手段就失去作用。我失去自由时就休息学习,有自由时就继续战斗,揭露罪恶,护宪维权。最近一次我安心快乐地与看守们共度“黑监狱”的生活,因为我已清晰地看到中国的未来,光明即将到来。
这两种方法孰是孰非,因人而异,因时而变。非法拘禁中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变因,我也无法保证自己是否会成为孙志刚、钱云会或杨佳,非要“我以我血荐轩辕”,但我希望我是冯正虎。中国绝大部分政府部门与民众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法治国家,中国政府应当制止警察滥用职权非法拘禁公民的违法行为,即使一个公民成为国家的敌人,也应当通过合法的司法手段立案处罚。
最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各级政府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国保警察也应该听党的话,依法办案,终止使用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手段,保障公民的法定权利与人身财产安全。
2011年3月30日完稿
回复[5]:
想起了当年的邵飘萍和林白水~~~
阿蓓 (2011-04-10 00:55:34)
“吾等虽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相聚时久堪称莫逆,顾影相怜情投意合,遂结金兰之盟,患难相扶快乐共享,誓难异志。”
---焚薰香,烫酒酿,鼓敲响,送远航,泪水成行,路上互体谅!艾胖蜀黍,盼归盼归!!
回复[6]:
网络疯传韩寒被和谐的文章:再见!艾未未
深层次 (2011-04-14 13:37:45)
现在艾未未不能说话了,我们谁来为艾未未说话呢?
昨天听说艾未未被捕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十分揪心。我很难想象一个像艾未未这样的人也会被逮捕。但是想一下自己是在中国,再想一下被囚禁在家中的陈光诚和即将面临起诉的冉云飞,也就想通了。这里是一个连法律都不能做挡箭牌的国家。
艾未未,胖子,有大胡子。和我们一样爱捣鼓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也爱翻墙出去看新闻。从不计较送朋友东西,也爱拍真实的故事。追求真实,反对虚假。遵从邓小平爷爷“求真务实”的号召。也为国家奥运会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先前被限制出行过,被警察殴打过。但是被拘留超过24小时这还是第一次。以我有限的社会常识也可以猜到这次与以往不一样。或许,再过几天张思之大律师就会多出一个客户。从此,再也看不到绝伦的艺术品,再也看不到推特上狂野的回复。我抽屉里的几颗陶瓷葵瓜子也许会寂寞,但是我身上印着板砖的文化衫依旧会坚挺出现在街上。
我已经不想呼吁什么,我也无力号召什么。从一九四九年本朝开国算起:反右、文革、严打、学潮、维稳,每一个时期都有无数揣着自己良心走进监狱的人,也有无数揣着自己良心被割下头颅的人。五星红旗为什么是红的?是无数还有良知的人鲜血染红的。
艾未未曾经为上访者说话,为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说话,为汶川地震遇难的小学生说话。现在艾未未不能说话了,我们谁来为艾未未说话呢?如果连凭着良知说一句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了,那么我真相信历朝历代“吾皇万万岁”的口号都实现了。最后,我想用李志的一首歌来作为结尾:“人民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好的年代”。
回复[7]:
据不可靠的消息来源,韩寒被喝茶了
科长 (2011-04-14 14:02:48)
回复[8]:
趙然 (2011-04-14 14:41:14)
这个社会太和谐了
。。。。。。。。。。。。。
回复[9]:
6楼的文章肯定不是韩寒的
四海为家 (2011-04-14 17:48:09)
想山寨也得像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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