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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尼默勒对大家说:你该不该站出来说话?
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网络信息被屏蔽、博文和帖子被网管随意删除;习惯了新闻出版、出书要呈报审批、报道突发事件要请示上级;习惯了某部电影或书在港澳和海外可以上演、出版,但在大陆却遭禁;习惯了在敏感期间听到某人被“国保”秘密拉到某地“休闲”或“请喝茶”;最近又开始了习惯海外媒体的电视转播画面的突然被遮断,全世界的热门话题唯有中国不能播放的怪现象……等等,不一而足。这就是我们现行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下言论不能自由表达的真实的常态和进行时。尽管CCTV总在标榜自己“公正、客观、及时、准确”,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不乏冠冕堂皇的高调表态,但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尽管在经济上和国家总体实力上取得了令世界注目的成就,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化进程、在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方面却仍举步不前,最近给人的感觉似乎更糟。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CNN电视采访时曾明确表示:“我认为言论自由对每一个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我经常说，不但要让人们享有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我愿意相信温总理说的都是他的真心话,至少“要让人们享有言论自由”、“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应该是他的心目中的愿景。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愿景和现实相差得实在遥远。
众所周知,我们所有国内新闻都不是国民舆论的“公器”,而被冠以“党的喉舌”(而非“人民的喉舌”)之名,受中宣部直接或间接地指导和监控。言论和出版有重重限制,只要不合“上面”的精神和口味就将遭到封杀,而且没有人会告诉你一个真实和正当的“理由”。网络警察和管理员更是随意地删除博文和帖子,同样也是毫无理由可讲。相反,借助权威的话语权来操控舆论,以“五毛党”的大量跟帖来强奸民意的现象不胜枚举。以长篇报告文学《大迁徙》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腐败的记者谢朝平竟被地方警察跨省抓捕、非法关押;在日本成田机场海关露宿数月抗议上海公安禁止入境的维权人士冯正虎回国后多次被国保“请吃茶”;北京律师高智晟为维权官司身遭迫害,至今下落不明;积极参与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维护艾滋病患者人权运动的胡佳则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三年半监禁;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竟为发一篇讨论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事件的评价的论文而被解职;还有众多的民间“维权人士”被围堵、打压、监控、跟踪、逮捕……,失去工作和人身自由;最典型的应该算起草《○八宪章》,呼吁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宪政的刘晓波被“以言治罪”判了十一年徒刑。刘晓波的很多文章我都读过,比较喜欢的还是早期那几篇文学欣赏之作和晚些时候的诗,不是结论而是透着才气的很感性化的句子。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竟然被几次关押、判刑、劳改,这次又成了“杀鸡给猴看”的祭品。
我很喜欢德国牧师马丁·尼默勒(Friedrich Gustav Emil Martin Niemoller)的那首曾被全世界翻译和无数次引用的诗作《我没有说话》。每次读到它,我的心都有一种莫名的颤动。我总要悄悄地抬起头来,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在注视着我。
在德国,起先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再后来,他们又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来了,
就再也没有人能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我承认我曾经是(现在依旧)一个自私而懦弱的读书人,我时常在“他们”还没有“奔我来了”的时候,就预想了那可怕的结局而选择自我保护。所以,每次在我读这首诗时,我都觉得那个老家伙似乎在说我,而且暗含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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