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皇裕仁是否应对战事负责，曾被提出讨论。国际法庭之首席法官魏蒲（Sir William Webb，澳洲人）曾说纵使日皇被迫主战，不能辞其咎。事实上，裕仁于１９４５年美军登陆后不久访问麦克阿瑟时，曾表示：“我承担我们人民在（这次）战争之中所有政治与军事决策的全部责任，愿受将军所代表之权力的处份。”文载曼彻斯特（Williain Manchester） 所作《麦帅传》。日皇秉性和平，人所共知，他不可能曾批准对华全面作战。因为即在卢沟桥事变两方军事冲突之后，“北支”驻屯军尚曾命令所部停止于保定之线。但东条英机时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时为第五师团长（关东军有三个旅团增援，第五师团来自日本本土）忽视命令将战事扩大。事后二人均列作甲级战犯受刑。在上海方面日本参谋本部即在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之后，仍命令军事行动终止于苏州嘉兴之线。攻占南京之命令由松井石根擅发。
ＶＪＤａｙ〔Victory over Japan Day〕后国人只有极少数主张采取严厉态度对付日本，当中牵涉的理由非只一端。至今尚未为人普遍的注意：中国之对日抗战并未在势均力敌之条件下获胜，而系在万劫不复之环境内苦斗功成。战事开始时之三百余师，实际五花八门，无统一之编制装备战法，无统一之人事经理补给系统。即纠集此等部队于战场仍靠统帅向各省强人劝说，因之凡事仓皇凑合无从作合理之部署。作战方始半年，蒋介石所能亲自控制之德式装备三十个师即已损失殆尽。以后即无法补充。抗战后期仍称有兵力三百万，只有步枪约一百万枝，其火力不能与日军同日而语。一至国军被驱入内地，全国产钢量始终只有每年约一万吨（今日中国大陆产钢早已超过每年一亿吨）。即步机枪子弹之原料每月三百吨亦赖美机空运输入。制成之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四发（包括轻重机枪所用），一般各部队缺员自百分之三十至半。不仅缺乏炮兵及交通工具，而且缺乏医药绷带。当汪精卫出走投降之日即蒋之意志亦受损折，载在蒋日记。
英国小说家巴拉德（J.G. Balard）所作《日中的帝国》（Empire of the Sun）曾制为电影，一部份记当日中日两军在上海附近交锋，作者童年的遭遇，书中即盛称日军勇敢，华人怯懦。美国人白甘米尼（David Bergamini）所著《日本帝国之阴谋》 （Japanese Imperial Conspiracy）也称当日他希望日人得胜，因为日本人整洁勤奋，中国人肮脏懒惰。日本人制造机器，中国人只知将之拆烂。美国情报军官海军少将莱顿（Edwin T.Layton）所作回忆录题为《凡事都有我在场》（And I Was There）， 书中也提到１３７年中日军事冲突消息传来他正在东京候车，在车站内即侧耳听及：日人论说彼方毋庸派兵，只遣送一部分童子军已足对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