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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卫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科长 (发表日期:2010-05-20 17:43:56 阅读人次:2543 回复数:13)
卫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章诒和
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有个大汉奸,叫汪精卫。中日战争期间,全国人民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唯独他投靠日本,出卖国家。蒋介石也是假抗战,真反共。那时的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宣传的。回到家中讲给父亲听,他哈哈大笑,说:“课本上写错了,老师也讲错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老师和书本怎么都错了?”我颇为惊异。
“错了。”父亲点点头,语气颇为肯定:“蒋介石反共,但他是抗日的,还是领导抗日的领袖。”
我说:“领导抗日的,不是毛主席吗?”
“那时没有毛主席,只有蒋委员长。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呢。这不是造谣,我在场。”
父亲的话,我听得发怵又发呆。
提及汪精卫,父亲是一讲再讲,尽管每次说的很零星。他称汪精卫为汪兆铭,说这才是他的姓名。对他的看法,父亲归纳为三点:漂亮,才情,人品。首先,汪兆铭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带着侠气的一双眼睛。男人看着也动情,不是连胡适都说自己若是男人就一定要嫁他吗?
其次,是汪精卫的才情,写得一手好诗文。
“好到什么程度?”我问。
父亲说:“汪兆铭诗文可以选入教科书!台上是领袖,提笔是文人。”父亲多次向我背诵他狱中所作《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决定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澧前,曾写有一封《致南洋同志书》。书中慨然道:“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人都门也。”父亲说:“那时的汪兆铭和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相比,毫不逊色,一样的壮怀激烈。”父亲又告诉我,那篇人人熟读的孙中山《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实则由汪兆铭代笔,孙中山未写一字。
说汪精卫有人品,我有些不解:“汉奸有什么人品?”
父亲说:“政治上从慷慨赴死,到涕泪登场,到客死异国,汪兆铭是一路下坡。但人品上,可以说他一辈子无可挑剔。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蒋、老毛相比,是个没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
后来,我还知道了“人心思汉”的典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向全国派遣接收人员,大家管他们叫“劫收”大员,个个“五子登科”。所谓“五子”就是指他们所“劫收”的房子、票子、金子、车子和女子。国民党的接收,弄得民怨沸腾,当时的报纸就有载有“人心思汉”之说,成语本意是想念家国,但这裹的“人心思汉”,是暗指人心思念汉奸汪精卫,思念他的人品。
我再次发呆又发怵。
父亲从书房里,拿出一本可能是香港刊印的《双照楼诗词稿》,翻到《金缕曲》一页。说:“这是汪兆铭在狱中写给陈璧君的情诗,你读读。和你学的那些散曲相比,我看也是不差的。”
汪精卫入狱后,陈璧君直奔京城设法营救,并以密函向汪示爱,原以终身相托。汪精卫看后万分感动,遂改清初顾梁汾寄吴兆骞之《金缕曲》“季子平安否”旧作而成。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
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
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
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偎俄。愧戴却头颅如旧。
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
肠已断,歌难又。
《金缕曲》中有报国之志,亦有男女之情,都写得至纯至性,令人感动。我才明白所谓的汉奸,绝非我们印象中的白鼻梁小丑。在《金缕曲》后面,汪精卫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叫陈璧君赶快离京。几天后,汪收到陈璧君的一封信,信中再次向汪示好,建议“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汪精卫被陈璧君的真情打动:自己被判无期徒刑,毫无出狱的希望。即使有相见之日,彼此已为垂暮之人,遂咬破手指,用血写下一个“诺”字。陈璧君接到汪的血字,痛哭了三日。
汪精卫从政一生,诗词也伴随了一生。据说,他病重时曾表示:不要留存文章,可留的只有诗词稿。他的诗篇咏山河,哀民生,痛名节,弥漫着悲苦凄凉,萦绕着忧国情思。词学大家龙榆生称汪诗为哀国之音。学者叶嘉莹认为,汪诗中蕴涵着一个“精卫情结”,所谓“情结”,即指一个人的内心始终存有一个追求和执着的理念。汪精卫的名字缘自《山海经》“精卫填海”的典故。
他有“卫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的诗句。“卫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卫鸟。一个小鸟,想衔着小石子去填那破败中国的沧海,填得了吗?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份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为达到这个理想,他跟日本谈判。日本人把条件说得很好,一旦迈出脚步,条件马上变了。加上老蒋的打击排挤,上了船的汪兆铭无可奈何了,也永难回头了。叶嘉莹说,精卫填海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有这种理念又是一回事。汪精卫所做,正是这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于是才有一生的“卫石成痴绝”,才有一世的“沧波万里愁”。纵观汪诗,从壮怀激烈到一腔愁苦,这个“精卫情结”贯穿了始终。
二○○四年,汪氏幼子文悌内弟根据旧日“民信”“泽存”“永泰”诸本细加审定并附补遣重行刊印,成为目前最完善的版本。二○○五年九月,在美国工作的高伐林先生,受汪氏长女文惺之夫何文杰老人之托,携若干新本酌量赠予国内历史、文艺部门以供研究。高先生拿了两册,一册给我,一册赠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
当夜捧读新本,边读边落泪。负罪人带着他的心魂走了,不知他进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一往凄清,同诉飘零。无论灵魂停留于何处,我想,在夜的清幽裹,他也会显示出属于自己的魅力来。
“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这是钱锺书的诗句。显然,他很感叹汪精卫——一个政坛人物有那么多的诗人的感情与才华!
选自《四手联弹》(牛津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回复[1]:
邓星
(2010-05-20 19:39:41)
这样的文章第一次读到。
回复[2]:
大s (2010-05-21 01:40:02)
回复[3]:
不知道~~~~
阿蓓 (2010-05-21 09:00:43)
章奶奶写过没写过潘汉年?对这个人我心中一直充斥着巨大的好感~~~~~
有些事儿真是说不清楚,看了这片儿东西想起了当年章士钊被鲁迅写作落水狗穷追猛打的,hehe,虽不是和汪精卫一样当成投日的叛徒,但也够老先生隐忍的了;多一句嘴:灰常不稀饭鲁迅,个人喜好,当成偏见也木有意见哈~~~稀饭鲁迅的对我要包容些哈,这跟我讨厌吃猪教是一样儿一样一样儿的性质哒~~~~~
回复[4]:
这句是笔误吧?
四海为家 (2010-05-21 11:13:28)
》不是连胡适都说自己若是男人就一定要嫁他吗
适之先生本来就是男人嘛。。。
回复[5]:
》》:不是连胡适都说自己若是男人就一定要嫁他吗?
老唤
(2010-05-21 11:21:38)
回复[6]:
阿铭的著作
水双
(2010-05-23 09:04:50)
阿铭是个好诗人,可是他斗不过阿石这个流氓,也斗不过阿东这个恶棍,还有就是错看了日本的一些痞子。他出生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失误。
胡适跟阿铭是很要好的,有人把他们和林语堂三个人的随笔编成过一本集子呢。下面是阿铭的论文,被翻成了日文。封面的照片有点苦相,是阿铭的人生写照。
回复[7]:
我也听过一个汪陈的故事
向宣
(2010-05-28 09:40:04)
听说汪妻陈璧君被关在上海地蓝桥监狱,共产党让她在一纸文书上签名,称只要她承认丈夫是汉奸,就让她出狱,并保证她出狱后的生活,但陈就是不签,她就是在地蓝桥坐牢到死,也不向丈夫泼脏水,还说她最明丈夫心和一腔热血,丈夫绝不是汉奸。
当时有人说:这个女人死不悔改,顽抗到底。但不知为什么,很小很小的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很感动。
回复[8]:
星期六下午章在早稻田演讲
向宣
(2010-05-28 09:32:39)
星期六下午章在早稻田演讲。有人去吗?????
回复[9]:
供阿蓓姑娘参考
赵家铭 (2010-05-28 11:58:40)
对潘汉年毛泽东亲批: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1955年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1982年才得到平反。这桩冤案长达27载4个月零20天。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为什么突然被捕了呢?而被捕后当时很多人并不知情,他到底是怎样被捕的?被捕后又被关在哪里?他的“罪证”是什么?这个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运和他本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会议期间神秘“失踪”
1955年3月15日晚,潘汉年乘上北去的列车,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上海市委代表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
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所拟定的主要议程有一项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讨论会上,一些代表先后表态,并对自己与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毛泽东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这引起了潘汉年深深的思考。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杨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杨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均鹤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于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应该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过失。4月1日,潘汉年找到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
就在罗瑞卿向高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获准的同一天,4月3日,着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看望潘汉年和夏衍,并一起吃饭。饭后,潘汉年回到了房间。晚上8时许,潘汉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一趟。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找他的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当潘汉年来到客厅后,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然后由几名便衣干警“陪着”,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乘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小车。转眼间,小车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由于此事的高度秘密,潘汉年周围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最焦虑的是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他马上到陈丕显、夏衍那里去打听,大家都说没有见到过他。
被捕消息对外保密
正当相其珍、夏衍等四处打听潘汉年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为了防止张扬,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将潘汉年已经被捕的消息直接通知夏衍,并嘱他一定要严守秘密。
潘汉年被捕之时,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对代表们说: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中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汉年是由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事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显然,陈毅的话是留有余地的,他对潘的所谓“内奸”问题表示了怀疑,也希望与潘汉年有来往的各代表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除上述的小范围内知道外,对外一律严加保密。上海代表团定了一个统一口径:有人问起潘汉年,就说他出国去了。相其珍则被“隔离”起来,直到7月17日中央广播电台公开发布潘汉年被捕的消息后,相其珍才被放回上海。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潘汉年被捕的那天,1955年4月3日,押送他的小车将他带到了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潘汉年在这一直呆到1960年3月,度过了将近五年。1960年3月,隶属于公安部的另一座监狱——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汉年就被移送到那里。
1963年2月,在秦城过了两个秋冬后,潘汉年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案的判决通告。事情的经过大抵是这样的:1962年,在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那篇着名的“宽松性讲话”中,再一次公开提到了潘汉年。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根据这些精神,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根据宽大处理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下达了《执行书》、《刑事裁定书》,宣布了潘汉年的刑期及开释的具体时间;鉴于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服法、确有悔改之表现,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将潘汉年予以假释,交公安机关管制。
和爱妻相聚在团河农场
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了秦城监狱。在公安部的安排下,转移到了劳改农场——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在农场他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爱妻——董慧。
董慧在潘汉年被捕后第46天,即5月19日也被逮捕,也被关进了功德林,只是狱方让他们绝对隔离,所以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半点音讯。在潘汉年移至秦城监狱后,1962年6月,董慧也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罪而被结案处理,并获得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宽大处理,被安排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宿舍里,至此,两人才知道了对方的下落。待到潘汉年走出秦城,到了团河农场后,董慧也来到了他的身边。
在团河农场,潘汉年虽说仍然是一个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假释犯,但他的境遇却得到了很大改善。有每月200元的生活费,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当年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不仅对团河农场上下都有所关照,还亲自与另外两个副部长到团河农场去看望过潘汉年。徐子荣还要潘汉年写些回忆资料,并指示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为潘汉年的写作提供必要的帮助。
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情绪也相当稳定,对党和政府这样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满意甚至感激。
“文革”中再次入狱
潘汉年夫妇重新被投入监狱,是在“文革”爆发将近一年后。本来,潘汉年一案早已了结,但“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央文革小组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又把潘汉年一案重新端了出来。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本意是想借“死老虎”为打倒“活老虎”寻找“罪证”。于是,一场更大的劫难又降临到了潘汉年、董慧的头上。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向原潘汉年专案组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搜集潘案的主要负责人罗瑞卿、徐子荣等人“包庇”潘汉年的“罪行”,与此同时,又给公安部下达了一纸书面命令:“请谢富治同志把杨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与董慧被带到了秦城监狱。直接受江青指挥的新的专案组,站在“最最革命的立场”上,对潘汉年采取了“最最革命”的行动,他们不仅将潘汉年的生活标准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且对他进行不停顿的审讯和无休止的折腾,给潘汉年造成了雪上加霜的苦痛。他病倒了。但当时公安部的主管领导居然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汉年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这份充满“革命思想”的请示报告后来经过谢富治、戚本禹等批示,最后由江青拍板认可。
对于江青的“指示”,专案小组不折不扣地执行了。1968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内,潘汉年被突击审讯了40多次。
经过近3年“最最革命”的审查以及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专案组将上述报告呈送江青,经江青转呈毛泽东、林彪、黄永胜、谢富治、叶群、李作鹏等圈阅同意。
然而,真正执行这一刑事意见报告却是1975年3月之后的事。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案的专案组在报请批准,决定对他维持1970年7月上述判刑意见的基础上,会同湖南省、公安部及秦城监狱,联合派人将潘汉年送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临行前,潘汉年还被告之,董慧将与他同去洣江。
以萧叔安之名告别尘世
在洣江茶场内,有一间坐落于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的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它就是伴随着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住房。
潘汉年的肝功能本来就有毛病,虽然后来被排除癌症,但由于得不到治疗,身体一直不太好。到茶场后,他的生活尚能自理,还坚持每天打打太极拳,做些轻微的家务劳动,到木工房买些碎木块引火,有时甚至亲自动手用泥和煤拌和着做藕煤。
与潘汉年相比,董慧的身体就更差了。初到茶场时,董慧的身体很弱。加之腿残疾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茶场领导为照顾他们,特地派了一个名叫王芝兰的职工家属,每天去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治疗,董慧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说话也有了力气,精神也比较正常了。后来,她弟弟给她送来了一把轮椅,她经常由潘汉年推着,在场部范围内转转,有时去看看电影。对此,董慧还诙谐地说:“他(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1976年冬天,潘汉年的肝病迅速恶化,加之这期间又患了类风湿症,手脚麻木,浮肿,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了。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已到了卧床不起的病危状况,经湖南省公安厅报请省委批准,把潘汉年改名换姓后,转长沙治疗。这一天,他被抬上救护车,临走前,他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到长沙后,由湖南省公安厅同志陪同,潘汉年被送进了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住院登记本上用的是“萧叔安”的名字。
潘汉年被确诊为“多肿肝”,同时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关节炎、贫血、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种病症。虽然医院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进行了输血和用冻干血浆抢救,但一切都为时已晚。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都哭了,情绪也很激动。董慧安慰潘汉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董慧又重复了上述这些话。
当天19时45分,潘汉年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的遗体告别。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经过向董慧作了交代。为了研究病因,经董慧同意,医院对潘汉年的遗体进行解剖,结果发现他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瘀血,而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
潘汉年的遗体于4月17日在长沙市火葬场火化,他的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墓地西侧半山腰。因为不能用真名,潘汉年的墓碑上只能这样写道: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 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将强加于潘汉年头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翻了。这时,距离潘汉年被捕为27载4个月零20天,距离潘汉年逝世为5周年4个月零9天。
选自《史海钩沉》
回复[10]:
谢谢赵桑~~~~
阿蓓 (2010-05-28 23:47:07)
读了,认真地读了,之前耳闻一些,见过潘先生照片,别人怎样我不知道,至少我,始终固执的认为,一个人的品性是可以体现在容貌和气质上的,所以总是认为潘先生是个好人,被冤枉了的好人~~~~现实中到底怎样现在怕是只能从档案中追寻线索或是从一些身临其境的人口中得到些片断,至于百分之百的事实到底如何只有上帝知道,但,人还是需要有信心的,于我,潘先生很是令人崇敬的;即便之后知道瑕疵,也会不顾一切的去尊敬他身上理当得到尊敬的地方。
希望潘先生安息~
回复[11]:
吴卫建
(2010-05-29 00:49:32)
潘汉年不仅容貌和气质出众,而且也很睿智,由于外表风度翩翩,在当年上海地下党素有“小开”之戏称。其妻董慧也是大家闺秀。
“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毛这样的公开话似乎偏激了些。
潘案乃时代之悲剧。
潘汉年夫妇
回复[12]:
关于人心思汉的汉
张三 (2010-05-29 02:28:28)
应该不是汉奸的汉,而是武汉的汉,宁汉合流的汉。北伐时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并立,主席汪精卫。
回复[13]:
海边星空 (2010-06-05 12:40:59)
"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毛泽东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
潘汉年深深感到应该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过失。4月1日,潘汉年找到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原来引蛇出洞,在1955年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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