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四大恶霸”的冤屈 │1513│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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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恶霸”的冤屈
1513 (发表日期:2010-04-02 13:12:52 阅读人次:1503 回复数:3)
刘晓　　　　近日，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家族千余人在大邑县家乡隆重举行宗族大聚会。聚会期间，有族人自然谈起祖辈了以及后代因株连遭受的不公待遇，并希望能还历史本来面目。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特别是1949年后出生的人，很少真正见识过地主的凶狠残暴和贪婪，但一提到地主，人们却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和南霸天。他们“罄竹难书的恶行”已经通过雕塑、小说、歌剧等艺术形式“深入人心”，地主更成为了“剥削阶级”的代名词，有时三十岁以上的人还会开玩笑地说 “自己的老板是周扒皮、黄世仁”。然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的是，他们所被灌输的并非是历史的真实。　　　　上述四大地主中，唯一真实的人物是刘文彩，其他都是为了配合政治的需要而进行的“艺术创作。”而这个真实存在的刘文彩，也并非是“喝人血、吃人奶、草菅人命”的大坏蛋，实际上是个大善人。　　　　让刘文彩“恶名”远播的是1965年初四川美院师生的大型泥塑《收租院》。这幅长达近100米的泥塑，共有人物114人，道具108 件，由“交租”、“验租”、“过斗”、“算帐”、“逼租”、“反抗”等26个情节组成。每一组泥塑都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的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剥削雇工------这幅泥塑不仅在1965年11月25日至1966年3月在北京展出，而且还在全国巡回展出，甚至最后还上了小学课本。 1949年去世的刘文彩就此成为了“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典型”，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凶狠残暴的“大地主”的代表人物，而其后人也遭到了非人的迫害。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不仅在镇上修街道，修铺面，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给无房住的乡邻；而且出资修建“文采中学”（安仁中学的前身），在修学校的过程中，他每天都要上工地监督，检查质量。学校建好后，他还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来任教，减免贫困生的学费，并绝不干涉学校的教学活动。据说，其教育规模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因为刘文彩为人公道，许多乡邻间的纠纷也都找他来调解。　　　　尽管刘文彩后人在文革结束后，奔走叫冤，刘文彩的形象得以获得部份纠正，但令人尴尬的是，如今刘文彩庄园内仍在展览着“揭露”刘文彩的物品，泥塑还被拿到国外去展览，而中国的绝大部份媒体仍在缄默着。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认为，“短期内平反刘文彩似乎没有指望”。　　　　同颠覆刘文彩的本来面目不同的是，周扒皮、黄世仁和南霸天都是中共御用文人们杜撰出来的地主形象。　　　　《半夜鸡叫》的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周扒皮，是一个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三更偷偷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的恶霸。正是这个形象，加深了人们对地主的痛恨。据说这个周扒皮的原型是作家高玉宝的同村农民周春富，但后来高玉宝也承认，根本没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完全是艺术上的创作。而周春富的同村人对他的评语是：“不是恶人，不霸道。”然而，在第一次土改中被划为富农的周春富则因为高玉宝的这本书，最终被划为恶霸而被彻底消灭。　　　　舞台剧《白毛女》中的地主黄世仁逼迫杨白劳和喜儿的恶行，也让人们恨得咬牙切齿，虽然从没有人见过他。而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杜撰的形象。据考证，“白毛女”的形象源自于晋察冀一带民间的“白毛仙姑”，据说她法力无边，惩恶扬善。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地主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为配合斗争，把村民们从庙里拉回来，就编了一个民间传奇，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这就是《白毛女》的雏形。不久，延安文人周扬凭藉着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组织人创作了主题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舞剧。从此，《白毛女》成为中共文宣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善良天真的人们对这出戏的所谓“真人真事”的背景深信不疑，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尽管他们身边没有黄世仁也没有喜儿，但他们却认为这不过是自己的孤陋寡闻罢了，在那“黑暗的旧中国”，这样的悲剧一定多如牛毛。然而，事实与他们所想像的完全相反。　　　　《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是另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援反动武装，与海南岛的中共游击队为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据说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而实际上这个地主也是个善人，不仅从没有欺压过百姓，而且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 　　　　然而，如今的中国人鲜有人知道上述真实的历史，脑中依旧记得的是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和南霸天欺压百姓的形象，由此可见，中共对百姓的洗脑达到了何种程度。　　　　其实，中国历史上地主阶层在农村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大多受过教育，因此不仅承担着教化百姓的作用，而且承担着灾年救济百姓、修建公共桥梁等设施、解决乡邻矛盾的责任。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常善良的。 1949年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双方互惠互利，基本不存在什么剥削的问题。当时“地主”的称谓蕴含的是尊敬、崇拜和羡慕，没有丝毫的贬义。　　　　但是随着中共建政后的农村土地改革的进行，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到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数十万地主和家人被杀，地主阶级被全部消灭。农村传统意义上的士绅阶层被彻底摧毁，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中国的农村逐渐消失，农民失去了精神上的“导师”和可以仿效之人。中共政权也达到了其对农村控制的目的。从此，“地主”成为一个贬义词，直至今日。　　　　是谁让无数个“刘文彩”沉冤海底、是谁让中国的农村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已不言自明，而那些被欺骗了数十年的中国老百姓们，是否还愿意继续被欺骗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