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的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科长│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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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的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
科长 (发表日期:2010-04-02 10:34:35 阅读人次:3523 回复数:10)
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之一）　　　　吴亮　　　　人对他自己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于过去，不管他此刻看见了什么，那往事的锁链总跟着他。真是奇怪，曾经存在而又消逝的那些时刻，前后两渺茫的那一时刻，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扰此后的平静！　　尼采　　　　我的阅读究竟应该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一直让我迷惑。我经常会回想起我许多年前曾经看过的某本书，褪色的封面，扉页上的签名，作者肖像，某一句句子，甚至整整一个段落，它们历历在目……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开端，很多次，那些幽灵般的书，从黑暗尽头浮现，模糊，重叠，若有若无，由远而近，慢慢变清晰了，等回过神，它们又不见了踪影。　　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然后不断修改我的记忆，书的故事，那些书的主人，还有对来历不明的书的悬疑，对书的依赖，爱，贪婪，不屑，感激，厌烦，以及书对我的持久诱惑。每一次，我都赋予了它不同的解释，引申、曲解、错置，直至张冠李戴。我常常失忆，记不住书上的观点，我已把我的观点分别储存在不同的书里了。　　现在我将要在这里回忆的第一本书，肯定不是我有生以来接触的第一本书，不过，这个问题的确非常有趣：谁能记得起他识字以后所阅读的第一本书呢（反正我是记不起来了），识字课本不算。上世纪七十年代，智利总统阿连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小学识字课本。作为一位学医出身的民选总统，这个回答朴素极了，当然也许还别有意味：它似乎仅仅隐喻了教育普及、个人启蒙、机会均等，却提防了经由一个小小的即兴回答，而泄露出（或被记者解读成）一位兼受下层民众拥戴与金融寡头反对的社会主义总统的信仰、趣味及主义。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发动政变，阿连德在总统府自杀，他手持冲锋枪，枪托上镶嵌着黄金，那是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礼物。　　当年的《参考消息》刊登了这条新闻。《参考消息》，一份发行到县处级干部的内部小报（我的一位同学家里有，我可以看到过期的），共四版，国外消息的唯一来源，对另一个世界的窥孔，除了从中获知新华社从来不报道的重大国际新闻（比如波兰格但斯克船厂罢工、西德击败荷兰获得1974年世界杯冠军）及风云人物（比如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诺夫、拳王阿里或肯尼迪遗孀杰奎琳），不一样的新闻立场、修辞与价值观更是吸引了我，这些经过官方审慎删节与过滤的残篇断章，虽不过九牛一毛，照样对我影响至深，在我的少年时代就让我早早中了毒。　　幸好那个时候我已懂得如何避开危险，林彪事件之后，除毛泽东一人将永远正确，没有什么人可以保证不被打倒。面对现实，麻木不仁绝非我的选择，而是别无选择，它实属自然本能——夹紧尾巴、慎言、不出头，身体混居在群体里，惟有思想躲藏于身体内部，不招人注意，不与他人交流，顶多以日常牢骚的方式，适度地在某一私人场合，人云亦云，发表几句消极无望的感想。现实根本不容许人们自行讨论，何况人们在当时也根本不具备讨论现实的能力；而一旦居然有人自以为拥有这种能力，再加上过于天真和鲁莽，为了所谓真理妄图挑战现实，其结果无不被扼杀在襁褓之中。除非你可以忍受将思想与独立判断的能力深深地隐藏起来，永不公开示人。反之，你的结局必定是致命的。　　1971年我16岁，九月底，林彪坠机温都尔汗的传闻不胫而走，同时我被分配到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一家小厂（最早它叫“静安区饮食公司红旗机修厂”，与原上海美术馆毗邻）。珍宝岛事件过去虽已两年多，中苏边境局势依然紧张，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进厂干的第一份活是参加挖防空洞。这是不计成本、不讲质量也没法制定进度的全民战备任务（土法制作的砖坯一垛一垛垒得满街满巷）。厂里原有的生产基本停顿了，防空洞工地就在仅一墙之隔的美术馆花园里，草坪树木统统毫不怜惜地被掘开，中央赫然一只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的窟窿。挖掘进度缓慢，厂里以前没人干过这个，排水沟里的地下水源源不断地渗出，南北两台抽水机也扑扑扑永不停息。我们手持铁锹站在大窟窿周围，深秋的阳光有气无力，老工人们说笑话，抽烟，我也跟着磨洋工；一到下雨，大家就躲进美术馆的底层办公室避雨，我不太喜欢同我还不熟悉的工友闲聊（彼时上海的工人老师傅管这种被北京人称为“侃大山”的闲聊一律叫作“嘎三胡”，至今我不知它的出处），秋冬时节江南阴雨绵绵，歇工机会多，后来我就在工作棉衣里揣本易携带的小册子，每逢下雨便偷偷找个角落，拉把皮椅子掏出书（美术馆房间很多，民国时期遗留下的老家具随处可见），那时我常看的一本是——《共产党宣言》。　　看《共产党宣言》肯定不会有麻烦，却免不了招惹异样的目光，这先放一放以后再说。1971年，我们能公开阅读一些什么书？也许还有孤独的鲁迅，举国上下，肃穆而空荡的新华书店，红色烫字精装平装的毛泽东著作，素白封面的单行本《野草》、《呐喊》、《彷徨》和《华盖集》，加上橘黄色带侧面头像的马恩列斯全集，呈三足鼎立之势。我对鲁迅的看法有过多次反复，这是我的个人趣味问题，不关鲁迅的事。不过真实的情况是：1971年，我对鲁迅还没有太大感觉，尽管在这三足鼎立当中，他老人家排在马恩列斯之后（这个排序很符合他们在我心里的位置，马克思第一，依次类推，斯大林最差，我只读过他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论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的文字最无才华，干巴巴的），毛泽东则屈居三足之末（现在我可以说了，一个曾经多么狂妄的思想！），其中缘由，也容我以后有时间细谈。　　那时候我一度羡慕斯大林的胡子，两角上翘，还有他的大元帅服，真是神气十足，瞧他胸前的那一大堆闪烁的勋章！相反，马克思的浓密大胡子有点儿过份，没法看见他的嘴唇，恩格斯也是。回想起来，在我少年时代就让我对社会主义理论发生浓厚兴趣的，相当程度上居然源自这四位外国美男子，两个俄国人（后来知道里面有一个格鲁吉亚人），两个德国人（后来知道里面有一个犹太人），最初正是他们的巨幅图像诱惑了我。经历了震惊与迷雾笼罩的1971年之后，有关四位外国美男子的经历、论述、书信、传记和电影，陆陆续续，转移了我对眼前不可触及之问题的注意力，进而替换并洞穿了晦暗的中国现实与中国历史，许多年里，持续吸引我的不仅仅是马恩列斯各自的理论（我很快不愿再阅读斯大林的乏味著作，但仍难忘他在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攻克柏林》里不离手的烟斗与坚毅下巴），还包括他们迥异的性格、趣味、语言风格、家庭生活、思潮、其他人的理论线索（比如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密、李嘉图、欧文、傅立叶、普鲁东、巴枯宁、布朗基、拉萨尔、杜林、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腥风血雨的时代事件（比如鸦片战争、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莫斯科大审判……）。　　我的生活因深陷于书籍与幻想，而变得分裂了。对现实的危惧，对无所不在的教条统治和无休无止的思想清算，我视若罔闻。事实上，只要你能够做到永不开口，你的思想与怀疑是可以享有自由的（据梅林的回忆，马克思在他女儿玩的答卷游戏中“你最喜欢的座右铭”一则提问后面写道：怀疑一切！），但你同时应该明白，你不能将你怀疑的一切统统说出去，这一点，你绝不能有一丝半毫的怀疑。我做到了，我必须做到。我是一个行事谨慎，懂得惧怕的人，在严峻的专政绞杀机器前我知道我不过是只蝼蚁，根本不堪一击。　　当时我还没有读到过“悖论”这个词，但不知从何时起，刨根问底，抠字眼，喜欢找语言漏洞，已成为我私底下的读书习惯之一，我常会在某一句话，一段格言，甚至一条定义前停下来问自己，“相反的话，是否也成立？”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这句话可以怀疑吗？结论是，不管可以不可以怀疑这句话，给出任何一种回答，与这句话在逻辑上都要遇到矛盾。还有，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难道无产阶级是全人类之外的一个阶级吗？既然全人类已经被无产阶级解放，那么作为全人类一部分的无产阶级也必定“同时”被解放，说什么“最后解放自己”呢……语言逻辑的私下质疑，常常没有结果，因为周围找不到一个人去与他讨论，这种突然插入，读书读到中途的走神，最后都以不了了之收场。另一种质疑则有点惊心动魄，它一旦从脑子里没有预兆地闪现，特别是当它能以明白的句式来表示，甚至可以脱口而出，我都会浑身哆嗦。　　1971年底下了一场大雪，防空洞已进入浇灌混凝土的阶段，积雪把整个工地覆盖得严严实实，天寒地冻，抽水机也早不转了，美术馆花园里一片肃杀之气，远远望去，中间那个怪异的长方形白色深坑有点像废弃已久的游泳池。我们照例躲在四周的房间里，一边搓手取暖一边“嘎三胡”（其实美术馆的建筑如马蹄形，另一侧是围墙，花园在当中），不一会，隔着哈气成霜的窗玻璃，我看见一溜人影，从对面的一扇门里鱼贯而出，手里拿着铁铲……哦，他们是去清除步行道的积雪。　　他们是谁？　　三十八年过去了，我仍清楚地记得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让我试着回忆：孔罗荪、萧岱、芦芒、哈华、冯岗、卢坤、何振志、陈雁如、黄宗英、左泥……（他们或戴棉帽或以围巾包扎脸颊的样子，此刻在我眼前浮现了），他们是文联系统（彼时叫做文艺战线）的牛鬼蛇神（后来我经过观察，其中一些人尚且活跃，可能已解除监督，另一些则始终沉默，处境不明。他们彼此间还会发生一点摩擦，用十分标准甚至悦耳的普通话互相指责，不过几个回合就自动停战了），临时被美术馆工宣队头头召集到这里参加防空洞劳动的。需要注释的是，我父亲的大书柜里有数十本五十年代的《文艺报》、《萌芽》、《人民文学》之类的文学期刊，1967年学校停课，我就已经把它们翻了个遍。孔罗荪在《文艺报》上的官样文章我没兴趣看，却记住了他的名字“罗荪”（手写体）。芦芒这个名字我更熟，由哈琼文配水粉画，芦芒频繁在《萌芽》为年轻读者奉献他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祖国赞，想不到我竟然在这儿一睹他的灰白长发与难以遮盖的忧郁目光，他围一条棕色的格子围巾，让我想起孙道临扮演的落魄知识分子肖涧秋。《早春二月》放映时我还小，不过，我姐姐收藏的《大众电影》中有彩色剧照，我看过：一座江南小镇，春光明媚（后被指责为世外桃源），孙道临长衫，白色围巾，新潮的谢芳与哀婉的上官云珠…… 　　这些昔日官员昔日明星昔日作家，今日皆为丧魂落魄之人，同情以外，心中突然滋生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抚慰：所有的人皆可能是坏人，反之亦然。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此时，作为一个继续被审查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和他的走资派、三青团干部、逃亡地主、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同伙集中在崇明财政系统（彼时叫做财政战线）五七干校监督劳动，那里同样天寒地冻，我无法，也不愿去想象他此刻在干什么，他整整五十岁了，就如窗玻璃外的那一溜步履蹒跚的人影，渺小、卑微、虚弱……《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振聋发聩：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但是，无产阶级得到世界之后，谁将得到锁链？　　这问句如闪电般，让我哆嗦了，一个多么危险的问句啊。　　有无数往事其实并不储存在我的内心，而是隐藏于某些事物，甚至隐藏在某些事物的名称中。遗忘是我们生活在绝境中时的绝对之需，遗忘就是将那些发生过的屈辱、难堪与痛苦经历一古脑儿扔给了世界，以便继续活下去。所谓内心，它不过是被人们夸大了的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罢了。由于记忆和遗忘无非是人们通过无意识去进行删选的结果，我从不刻意去记住什么。不用担心的是，我的记忆常遇天赐良机：那些事物、那些事物的名称、那些事物后的事物以及那些事物名称所唤起的其它事物名称，在某一时刻因缘际会，它们相遇了。　　1968年9月中小学复课了。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斗批改”，原有的重点学校和民办学校一律撤销，不再需要入学考试，按照居住区域的划分，我进了向明中学初一第5班（初一共有15个班，可推算1954、55年是生育高峰，难怪马寅初1957年提出了“新人口论”）。开学那天向明中学的印象已模糊，惟记得新生如蚁，教室窗子没有玻璃，没有入学典礼，没有课本，也没有班主任。操场近旁的读报栏和篱笆墙糊满了层层叠叠的大字报，全校教师员工中间据称已揪出了六十多个牛鬼蛇神。两个月后，学校工宣队（代替班主任管我们班的叫梁师傅，一个让女生害怕的龌龊之人，整天披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分配给我们班一个牛鬼蛇神，“继续搞好斗批改”的活教材，供全班学生监督批判用，姓李，原先教生物课的。平时没事就让他扫厕所，闲着无聊想斗他了，则必须随叫随到。每天上午八点，规定李老师到我们教室报到，对着毛主席像鞠躬请罪，事毕，靠墙角罚站，脸必须低垂，稍一抬头，就会有学生将他的脑袋摁下去，既然不能抬头，李老师便只得从眼角朝两边看人，却又被警觉的学生说成“贼眉鼠眼”并来回抽他脸颊，他也不躲，任凭抽。　　对类似闹哄哄的批斗场面，我已麻木，轻度暴力，侮辱，戏弄，恶作剧，我早司空见惯。新学生们根本不认识这位李老师，他只是一个符号（用今天的说法），一个阶级斗争的反面角色。至于他后来怎样了，班上谁都没关心，我也是。不过，在我和这位李老师之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事当时没对他造成可被他意识到的伤害，因为他肯定浑然不觉。不过这事对于我，却称得上经历了一次刻骨的心理煎熬，它对我以后形成的“个人/群体”伦理观念产生创伤性影响。　　很奇怪，自小，老师便不怎么喜欢我（当然，那是1966年之前）。我不捣蛋，从未萌生胡作非为的念头。老师不喜欢我的原因，是我一向不认真听课，甚至根本就不听课。更可恶的还在于，每次考试，偏偏我的成绩又多半全班第一，这让老师尤为难堪（尤其语文老师）。小学两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教科书才教了几个汉字啊，我就在课桌底下偷看刘知侠厚厚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了，繁体，竖排本，不认识的字，跳过去；遇繁体字就猜，看看上下文，似懂非懂能蒙个大意，反正也不必念出来。这事被语文老师发现后，对她刺激很大，除了在学生家庭联系手册上给我父母写措辞激烈的批评信，还屡次登门家访，指我是班里影响其它同学学习的“害群之马”。父亲非常生气，至今我还保留着小学两年级时的那本学生手册，赫赫然白纸黑字，有我父亲亲笔给班主任（即语文老师）的道歉留言：已经教育了吴亮，吴亮保证坚决改正缺点。　　此外，“缺乏集体观念”是我的另一项重要缺点（这缺点，在我的学生手册里数次提到）。可能就因这两条，我没有被批准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公布新队员名单那天我十分沮丧，但这个打击没有给我留下持久的阴影，我惟一可以引以自慰的（说精神胜利法也没错），就是我的学习分数总是名列前茅，何况考试前从不复习。我总有比别的孩子更多时间阅览“课外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少年文艺》，两个姐姐的中学语文课本，初级物理，连母亲订阅的《支部生活》与《中国妇女》我亦好奇——我专看《支部生活》每期末页刊登的乐小英漫画，幅幅配有小品文，讽刺基层单位街道里弄的不良现象，一地鸡毛的，挺逗；偶尔还会有张乐平漫画加盟，通常每逢元旦国庆，笑眯眯的三毛胸前红领巾出场，苦孩子结束了流浪生涯，暴露旧社会的漫画家成了新中国的“歌德派”。　　时光如箭飞逝，那些依次闪回的往事碎片，似黑白照片般不邀自来，若将其一一写出，它的真实性如何？我不知道。此刻，令我自己疑惑不解的是：我的确随着我的文字到达了那一个个我想看就能看到的场景，它们清晰如斯，比我的文字更清晰，那么，在此之前，这些影像、容颜、句子、图片甚至更琐屑的小细节，究竟存放于何处？我永远搞不清人的大脑有多复杂——任何已经失去的东西都不再属于你了，但因你还能摇醒它，谈论它，那表明它依然归你所有，并牢攥于心，这种对个人历史死不放手的强健欲望，又究竟来自何处？　　卢坤是我最早的一位忘年交，他比我父亲还大一岁……卢坤文革前担任上海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七十年代初我就在那个防空洞工地上认识了他，小个子，嗜烟，不停咳嗽；还有一个叫陈雁如的（彼时只知道他在上海摄影家协会，不好问别的，后来他给我拍过照，用一台笨重的专业相机），印尼归侨，不沾烟，老和卢坤搭伴干活。歇工了，卢坤一摸出烟点燃，陈雁如即皱眉头，还挥手赶烟，卢坤摇摇头，咕哝一声：切……他俩关系不错，原籍均广东，体型扮相又接近，都架副玳瑁眼镜，都梳倒背头，都戴老爷表。性格呢，陈雁如谨慎，声音轻柔；卢坤爽快直言，影射江青不避人，嗓门又大，动辄骂娘。七十年代末卢坤的政策落实拖了很久，大概他说话不慎得罪了谁，言多必失，父亲屡屡敲我木鱼。　　第一次看俄文版列宾画册，何时，何地？时间模糊了……卢坤的黄陂北路办公室，楼梯拐角一个用木板隔出来且没有窗户的小屋。《伊凡雷帝杀子》与《伏尔加河纤夫》给我的记忆远不如那个翻阅画册的昏暗陋室，当初让我着迷的俄国画家既不是列宾也不是苏里科夫，不是……乃列维坦与希什金是也（他俩的画册，亦是卢坤分次从美协资料室里私拿我“借鉴”的）。可能，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九十年代后，首见罗兰巴特“文之悦”一词，即想起《猎人笔记》曾给予我的欣悦）对我的影响在整个七十年代具有一种难以替代的支配性，风景，特别是以无以伦比的文字描述的风景，对于不幸生活在那个无论现实或图像统统贫瘠得几乎无物可看的年代中的我，那几天里，列维坦的俄罗斯风景始终在眼前萦绕，以屠格涅夫的文字吟唱为背景，梦呓般遥远，安谧，辽阔，圣洁……一如虽相信其存在，又明知不可能抵达的乌有之乡。　　作为回赠，我将我父亲平反后归还我家的一些藏书借给了卢坤，多半是古籍，其中有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冯梦龙《喻世明言》和德龄公主《御香飘缈录》。不久，卢坤被诊断出肝癌。他照样去那间暗无天日的办公室上班，我有时途径黄陂北路顺道看望他，默默坐在他面前，却不知说什么。他仍抽烟，轻轻咳几声，两人默默无语……终于有一天，他说他不来上班了，医生强迫他在家卧床休息。还说，他会很无聊，想看看书。我说你想看什么，他想了想，说想看《野叟曝言》。我没听说过这本书，他就在一张废纸的反面写了“野叟曝言”四个字……黄昏了，我陪卢坤步行回家，他住绍兴路，我住长乐路，到了重庆南路长乐路口我要拐弯，他突然说：我请你到老松顺吃晚饭吧。不记得什么原因，我犹豫片刻，没同他去。我们在十字路口分手，我走了几步，遂回头望他，他步履迟缓，远远地消失在下班者人流中。　　1980年秋卢坤去世，享年六十岁。他生前送过我一只英格兰烟斗，褐色，黑牛角咬嘴镶嵌了一圈银箍，上刻有英文花式签名……1980年去世的还有其他人：一个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的著名遗言。另一个萨特，我从我订阅的《哲学译丛》里读到了他于当年四月在巴黎去世的短讯，“他人即地狱”，萨特的句式简洁有力。几年后，我一篇谈文学批评的文章题目双重地模仿了他——《批评即选择》。　　自1978年年底起，我从《哲学译丛》（同时我订阅过一本《哲学研究》，不久便退订了，水平还是太差）零星瞥见的西方现代哲学片断，令我亢奋不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块大布景），它们对我所产生的腐蚀性与破环力是不言而喻的，或者不如说，在这些学说和思潮背后，我意识到存在着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马克思说：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另一些我们所不清楚的历史，另一些我们很不了解的方向、价值与方法，它们的存在必然各有其理由（黑格尔说：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马恩列斯之外，之后，新思想依然在各自的新历史条件下发生，形成，发展，进而影响、推动、改变了历史与哲学思想史。因此我非常清醒：只看译文，决不看译者写的前言后记，我不相信刚刚从五七干校出来，学业荒废多年，只学习社论文件，才恢复工作的那些依然战战兢兢感恩戴德的“外语家”(我杜撰的名词)，居然有能力比被他们翻译介绍的西方哲学家更对我具有可信度，这可能吗？那种所谓“批判”或“批判地吸收”在当时的我看来，纯属不知天高地厚的笑话。我感谢翻译，但我永远不会相信李泽厚的哲学批判天赋会比康德高，《批判哲学的批判》根本就是狐假虎威，我断不会为这样轻薄的书浪费时间（借用斯大林的惯用语：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个时期对我影响至深的国内期刊，只有《外国文艺》有资格同《哲学译丛》比肩。不夸张地说，我真正的艺术启蒙起始于《外国文艺》创刊的1979年，一个堪称时代与眼睛的初醒之晨，多种历史遗留物和多种欲望、诉求与未来想象力的聚汇点：崩溃，翻案，清洗，搅拌，洞开，倒塌，异端，几乎不加选择，新即是好，欣然拥抱一切新事物、新观念和新形式，几乎每个明天都可能有新的事件发生，无论是好是坏！　　1979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何振志在上海美术馆二楼小会议室介绍“后期印象派”，她也曾是当年防空洞劳动的参加者（那时我没机会同她说话）。后来我常去黄陂北路找卢坤，凡走廊上遇何振志，她就笑吟吟问：又来找卢坤？何振志一口京片子悦耳动听，“又”字扬得高，末尾一个“坤”带鼻音……那个晚上我是唯一听她讲座的局外人（听众近二十来位，全是美术馆的行政干部和普通员工，其时美术馆没有别的专业研究人员），她介绍高更与塞尚，娓娓道来，没太多说艺术风格，也不涉及理论，至今不忘的一段塞尚逸事就是何振志在那个晚上说的：一位朋友的太太为塞尚做肖像模特儿，塞尚画得慢，朋友太太不耐烦了，老是扭来扭去，塞尚说，别动啊，你看我的苹果们就从来不动！大家笑了。何振志接着说：所以你们看，塞尚只好靠画苹果成名，画女人，他画不过雷诺阿与德加。　　何振志告诉我，她在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有个专栏，每期译介一位西方现代派画家，封三还有图片。我错过了邮局征订时间，平日还要上班，无奈只好恳求我父亲（他的历史问题1973年宣布“解脱”，1978年彻底平反，恢复工作了）每逢《外国文艺》将出的日子，天天傍晚下班途中去四川中路邮局去看一看，如出了，就买。　　我喜欢何振志的文章，每次从父亲手里接过新一期《外国文艺》赶紧翻最末一篇（压卷啊），忙看何振志这回写谁？她行文雅致，也许参考的原文就如此（这文体的秘密，我早就从《参考消息》中发现了，后来又经大量翻译作品的不断证实），但字里行间仍体会得出她修养好，善理解，不自诩真理在握，不简单指责他人腐朽没落，以知为先，从无编者按腔。她八十年代头两年就在《外国文艺》介绍当时连我都不忍卒看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恩斯特与戈尔基（那时我多无知啊，只晓得一个达利），太超前了！　　记不清是《哲学译丛》还是《国外社会科学动态》（我曾经订阅的又一本刊物），八十年代初断断续续介绍了（均为片断，长篇论文几乎没有，短讯、会议综述、论点摘要居多）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异化理论（马克思巴黎手稿）、匈牙利卢卡契、南斯拉夫德热拉斯、意大利葛兰西，当然还包括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所重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把我脑袋读晕了。我仍无人可以与之讨论，亦无写论文之必需，再则又向不作读书笔记，所有的阅读，不过“只求曾经看过，何必终生拥有”而已。一册在手众声喧哗，回想1973前后，只能从干部内部参考读物读到西方两位夹生的亲华反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勃兰特（法国人）和遥相呼应的斯威奇（美国人），惶惶已觉隔世。　　　　（待续）　　2009.11.14

回复[1]: 科长 (2010-04-02 10:35:02)

　　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之二）

　　

　　吴亮

　　

　　对陆续被回忆起来的往事，人们总免不了要为它追加若干意义，就像布鲁姆说的，它终将延时到来……1976年之前的匮乏生活，它在当初对我曾意味着什么？日子一天天流水般过去，我身外的世界并不属于我，它不是我要的，它强加给我，强加给所有的人。我每天筋疲力尽回家，仍然手不释卷，读书不是为求知的饥渴，而是为逃避的饥渴。我隔三岔五混病假，为此我熟练地学会了欺骗医生（发烧，心动过速，皆拿手好戏），病假条一到手，就是我给自己偷来的假期。我从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父亲生前一再说日记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它会招来杀身之祸，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脸颊颤抖。七十年代前期，日复一日的琐屑生活，当时感受已模糊，淡忘，恍恍惚惚，要复原它谈何容易。

　　读书为了逃避，并非是我此刻追加给当年的意义，逃避不是一个新词（我大姐因患有甲上腺亢进，根据所谓政策条文侥幸地逃避了上山下乡）。也许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逃避是不光彩的，但事实上未必。每次我拿着病假条从牯岭路地段医院（紧挨着南京西路，我所在工厂指定的劳保医院，毗邻的花鸟市场，又一个让我流连逃避的地方）凯旋般回到车间时，瞧瞧那些工友们羡妒的表情！

　　毫无疑问，由于获得书之不易，平日所读的书基本靠机会与碰巧，必须紧紧抓住。疾风暴雨式的“破四旧”已成过去，一般人，生活似乎归于平静。在我周围，在上海的诸多小圈子里，“封资修”死灰复燃了，劫后余生的各种旧书籍，在私底下，基本是年轻人之间，彼此传阅，用伪装的书皮僵李代桃，以防不测。那时候，拥有阶级斗争觉悟的“邻人”，猎犬型的沙威，压抑型的克洛德·弗罗洛，那些自告奋勇的义务警察随处存在，政治之外，爱情是另一个阅读禁区。

　　我父亲的藏书大部分于1968年那个严冬被抄走，不过还是遗漏下一些，其中居然有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父亲当时所在的黄浦区税务局“知识分子成堆”，莫非造反派知道列宁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周扬可名列“四条汉子”之首啊……上下册《安娜·卡列尼娜》，布面精装，浅蓝色，竖排繁体，扉页一幅列宾画的晚年托尔斯泰坐像，右手持书，目光如炬，胸前覆盖一大把白美髯。须知，这等品相的“爱情名著”在彼时足以忝列珍稀之物了，偏偏它又令我不安：要不要将它出借，竟成为一个渺小版的哈姆雷特问题——不借吧，不仅有愧于那些借书给我的朋友们，且要失去籍此机会交换更多别的书的机会；借呢，怕丢失（倒不至于担心被没收），即因为一连串的转借流通，借出的书最后很可能收不回来。那个年头，谁若手里持有一本“热书”（借今日媒体之习语），居然还持有三天，不消说，我们肯定就连夜“吞咽”了它（延迟的罗兰·巴特），在余下的两天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将它作为筹码，与另两个有书的朋友进行交换；而那两个朋友，也将如法炮制，即在他们各自持有的一天中，迅速读完，再与其又一轮朋友分享此书。一本书，尤其是一本异国的小说，作者已仙逝，它的翻译者则身陷囹圄（比如周扬）甚或罹难（比如傅雷），在一个荒漠的年代，竟有那么多饥渴的陌生年轻人在私底下等待它，传递它，实在是它未曾意料到的命运。

　　我们都是饥渴的速读者，速读的方法、要领、诀窍，我们无师自通！我一目十行，我会跳读，我知道哪些情节可以忽略；我还会正读、倒读、从中间任何一页读，我甚至先读下册，再读上册（因书源紧缺周转困难，这是常有的事），我读过缺页的书，没头没尾的书，中间被撕去插图或爱情段落的书……一本书流落在外，遭遇全不可知，页边磨损、封面污渍、因翻阅过度而变厚，偶尔会有有心人用整洁干净的画报纸（过期的《人民画报》之类）重新包了封皮；不过，书终归越翻越破（书一旦争相传阅，必加速灭亡），直至书脊断裂，崩溃为一沓散页……这就是我何故迟疑，踌躇，打小算盘，久久不肯出借《安娜·卡列尼娜》的原因。

　　我对火车站的想象，就是从《安娜·卡列尼娜》的安娜与渥伦斯基邂逅开始的，它成为我心目中的火车站原型。许多年后，阿城的“火车站乱得不能再乱”给我的强烈印象只是一幅由无数张亢奋疲惫的面孔组成的人海图，火车站在哪呢……文革前的1964年暑假，我第一次随母亲和两个姐姐坐火车去杭州，上海老北站什么样一点都记不得了，破旧的杭州城站却还记得。文学描写及语词对我具有魔力，它给我的想象比我的平日真实所见还要栩栩如生，“相信文字甚于相信影像”，至今我仍顽固地坚持这一信条，其基础就是我的多年经验。面对一张照片，你的空间想象完全被剥夺了，照片呈现是充盈的，照片所指的丰富性，必然使观看者最多处在“联想”与“感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在看了那么多照片以后，他的想象力反而极度萎缩的缘故。更致命的是，既然人人皆可毫不费力地看到大同小异的照片，他们之间也确实没剩下什么东西值得交流了。

　　《安娜·卡列尼娜》我读了许多遍，其中一个不太重要的情节迄今我印象犹深：安娜随渥伦斯基私奔了，他们好像去了意大利，渥伦斯基请了一位当地的艺术家为安娜画肖像。我记得，有一度我非常羡慕那个艺术家，理由是他的才华受到渥伦斯基的嫉妒——渥伦斯基也会画几笔油画，可是在这位艺术家面前，他意识到自己啥都不是。我十五岁就初读《安娜·卡列尼娜》，固然不解风情（风情一词，我后来从《水浒》潘金莲挑逗武松一章看来，才模糊知道指的是什么），我喜欢吉提和列文，却不怎么喜欢安娜和渥伦斯基（奇怪，我同情卡列宁，觉得他有风度，并且宽宏大量）。这本《安娜·卡列尼娜》的插图极为精湛，典型苏式写实油画（画家是谁已忘了），有一幅，吉提一身素白长裙，同安娜在客厅照面了，安娜一袭黑色，光彩逼人，吉提似乎对她怀有敌意……我得承认，画中的安娜把我迷住了，但那是一种难以接近之美……回首看我身边，那些书中人，与我周围的人，可谓天壤之别。

　　再之前，曾有一件小事发生：196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上山下乡” 尚未开始，昔日红卫兵已完成历史使命，赋闲在家做了逍遥派），懵懂的我听到大姐和二姐（她们分别是向明中学68届高中生和长乐中学67届初中生）躲在小房间私语，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中有两个名字反复出现：简爱，罗切斯特。后来我问她们是否在看外国小说，她们矢口否认，我的好奇心被激发了……终于，我等到一个她俩不在家的短暂空隙，搜到了那本封面已用深棕色牛皮纸糊起来的《简爱》……现在我必得坦白：首页的复杂长句，还有随处可见的大段心理活动描写（我有跳读的坏毛病），读来颇感吃力，费解如高中物理（学校停课，我没事就看大姐二姐留下的中学物理课本消遣，初中物理还明白，图示简单；高中物理就懵了，公式越来越复杂）；再则怕她们突然归家撞见，我在灯光黯淡的闷热小房间里顶多匆匆“速读”了十几分钟，赶紧将它塞回原处。一个十三岁的男孩，确要比分别大他六岁与四岁的姐姐晚熟许多，他当时看过的外国翻译小说，不过是同邻居小孩结伙翻越社会科学院的后墙（近在咫尺，就在我居住的长乐路上，上海市党校隔壁），从无人看管的图书库里偷出来的苏联反特故事而已（书名还清晰记得呢，《今夜就要爆炸》，《大铁箱》，《雪地追踪》之类）连父亲摆在书柜显要位置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都视若无睹……才十三岁，他懂什么？

　　作为报复——我不能容忍我的姐姐居然可以讨论一本我看不太懂的小说（她们还背着我，偷偷地讨论！），我必须让她们意识到我的存在——当晚吃过夜饭，我粗着嗓门脱口而出：“《简爱》是一本小资产阶级小说！”大姐愣了愣，旋即斜我一眼哼道：“侬懂伐？”……我泄气了。是的，我确实不懂，不懂就没资格说话。但我会懂的，我会超过你们，其实我现在就懂很多，可惜我不能对你们说，怕吓坏你们，怕你们告诉爸爸。

　　大姐平日和一些高中女同学走动，她们剪短发，棉布衣裤，看上去斯斯文文，文革前家境大多不错，现在全败落了。大姐有一位密友叫邵夏芬，住在淮海路永业大楼，只要过一条马路，穿越康绥公寓和渔阳里，三五分钟她就到我家后院门口了。1968年12月发起上山下乡运动后的最初几年，邵夏芬替代了我二姐的位置（二姐别无选择地去了崇明长征农场），差不多每个下午来我家找大姐，两个人悉悉索索一直说到天黑……我呢，虽是无意，但又对她们所谈的某些内容有兴趣：总是关于她们最近共同读的一本书，或一个已读完，正欲借予另一个，絮絮叨叨谈感受。天色向晚，邵夏芬起身回家，大姐送她至门口，两个人站在那儿还依依不舍说老半天，我猜想我那天偷看到的那本封面黑黝黝的《简爱》可能就是她借给我大姐的。1971年我读到了一本类似普希金评传加回忆录的文集（书名不再记得，不过第一章“在皇村的时候”我印象极深，其中提到十六岁的普希金在皇村中学读书时，与他的贵族同学玩一种为自己填写墓志铭的游戏，）为何独记得1971年？因那年我也十六岁，看到一百多年前一个俄国人十六岁的斑斓生活，难免发怔良久。还有德国音乐家舒曼与克拉拉的故事，缠绵恩怨，书名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一本欧洲音乐家传记的合集，通过它，我第一次知道了除了贝多芬，德国还有舒曼、巴赫、门德尔松与海顿，奥地利还有一个莫扎特（我知道贝多芬其人是1969年，在小学同学严守平家里看到一张贝多芬的胶木唱片“热情奏鸣曲”，封套上印有革命导师列宁的赞语）。这两本对我影响至深的文集，我思忖，也许都来自邵夏芬（她家四姐妹，她们又有各自的同学），这些书，其他书，以及我尚不知道的书，带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那个世界尽管遥远，但那个世界比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意思。大姐她们偷偷躲在这些书中，与世隔绝，没有工作也没有爱情，其中的无奈、绝望和甜蜜，只有多少年过去之后，才能显示这些早已灰飞烟灭了的经验之价值，那就是——逃避。

　　我前面说过，七十年代我家里仍存有不少五十年代的文学期刊，抄家漏网之鱼（隔行如隔山，父亲的专案组只晓得“托派托派”，对“文艺黑线”一无所知），在无书可读的无聊日子，我就以这堆陈芝麻烂谷子充饥。胡风冯雪峰丁玲邵荃麟秦兆阳王蒙刘宾雁刘绍棠这些名字，我虽有字面相识之缘，却无内心佩服之意；父亲说他们被历次运动“打下去了”，对我而言，不过是一些遥远而陌生的旧闻，我连同情都无从谈起。发表在1958年《收获》上的《论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倒是认真读过几遍，盖因作者乃姚文元之故（不过，这已是 1974年姚文元奉圣旨写出《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之后了），我从不认为姚文元文章写得好，不仅不好，还很拙劣。我从来看不起姚文元，我鄙视他，他的文笔和理论水平，不仅比不上广州的“李一哲”，连上海煤气公司的桑伟川都比他强（桑伟川这个名字还有谁记得？胆敢在七十年代初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投寄《文汇报》，公然为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翻案，奉上峰指示，《文汇报》先假惺惺将其发表，紧接着，监狱接纳了这位“想出名”的年轻技术员）。1974年父亲政治问题初步解脱，下放到南市城隍庙附近方浜中路上海照相机五厂木工车间劳动，辛苦一天回家，他就会喝上两杯。那阵子中南海政治云波诡谲，批林批孔批《水浒》，邓小平复出整顿工业和科技，关于江青即蓝蘋的传闻，随先后发生“红都女皇”事件、安东尼奥尼事件和风庆轮事件，不仅成为我们同学之间的半公开话题，也成了父亲的佐酒菜。父亲老和母亲说蓝蘋，我未知其详，也不问，我只不过得知，现在可以与父亲说一点“危险的思想”了。家毕竟是家，家里不会出现告密者，至少我们家不会。记得有一次趁父亲喝酒，我提到了姚文元，我说姚文元的才气与学识远不如戚本禹，父亲说，毛主席喜欢张春桥姚文元。我问为什么，父亲说，毛主席不会重用文章学识好的人。过会儿，父亲又叹口气道，伴君如伴虎，你看看刘少奇和林彪，死无葬身之地，不晓得迭个邓小平将来会哪能。母亲在一旁听到了，推推父亲说：侬老酒吃忒多了，侬嘴巴要用橡皮膏贴起来！唉，在七十年代前期，私底下一议政治，气氛顿时凝重，就是回忆七十年代，仍难以轻松，那年头谈论国家大事，政治流言四起，小道猜测不止，家里人关起门说话，声音放低，神情如地下党开会一般诡秘……“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可不是闹着玩，你们得准备“五不怕”，敢豁出去的人前仆后继，遇罗克张志新不怕杀头，毛远新江青同样不怕杀头……那堆五十年代的文学期刊，一半是赞歌，一半是杀伐，后来杀伐占了主流，到末了，连那一味唱赞歌的也沦为阶下囚。我当年虽还不谙世事，却已感觉那些赞歌的虚假，还在读小学的时候，班里那几个老受表扬的“小大人”班干部，那几个神气活现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去市少年宫载歌载舞欢迎外国友人的马屁精一直让我讨厌。赞歌让我拒斥是后来的事，但唱赞歌者必肉麻，必无自尊，这一偏见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已根深蒂固。

　　作为一种逃避，读书的姿势专注，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读书与世界无涉，安静而安全——这可是危险的假象！那些惹来牢狱之灾的，不就是些书呆子吗，他们相信真理在书里，真相在书里，真实在书里，他们大错特错！那堆五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对我也许是一个提前的真相泄漏，即文艺的危险性，它潜伏在赞歌与杀伐的双重主旋律中——尽管，我有一次在这堆已散发出轻度霉味的期刊里，意外看到一篇无比美好的短文，为纪念莫扎特诞辰200周年，作者傅雷……文字如歌如诉，像梦幻一样，洋溢着冬日的暖意，我沉醉其中，芬芳的莫扎特童年，一个天籁音乐家（第一次读到“天籁”这个词，为此我专门查了新华词典，始知“籁”即“箫”也），无与伦比的才华和短暂的生命，傅雷笔下，对莫扎特的融融温情、感伤与发自内心的仰慕，我至今不得忘怀。彼时我虽读过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许多本巴尔扎克小说，却不知道傅雷1966年已自杀弃世，他生前与我住在同一个城市，走过了同样的季节。傅雷说：莫扎特是独步的——这句话触动了我，独步，从此被我记下了。

　　挖掘历史需要等待，等待记忆复活，尤其那些如尘埃一般微小的记忆，既缺乏情节和意外，也没有带来教训与创伤，它们轻轻从我们的大脑皮层掠过就像微风从树林里无声地穿过……有多少看似平淡的小瞬间，它本属于我们自己，但由于受意识形态之蛊惑，我们迷信世界大事，对个人小瞬间，我们不屑于谈论它，亦不执意记住它；相反，我们更愿意去记住那些与我们无关的世界大事，在七十年代，我们私下谈论的政治还谈论得不够吗，传播小道消息，热衷谣言，我们以一种异样的、近乎变态的心理去关心政治，我们所思所想，无非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云亦云……其结果，我们依然被隔离在政治之外，除非我们因自己的单纯或鲁莽而不幸卷入其中，这时候，我们充其量作为一个陪葬品与牺牲品介入了政治而已。许多年过去，那些世界大事纷纷离我们远去，如烟的往事，究竟还剩多少值得我们用自己的心去回忆？作为我们自己的生命，那独特的、独步的、独一无二的个人小瞬间，它们存在过吗，它们曾经在哪里，此刻是否还在我心？

　　我在写到大姐同学邵夏芬时曾有犹豫（二十多年没有见到她了，她后来嫁给了一个画家），只好向大姐征求意见，我在电话里说了几件当年的小事，问她是否记得。大姐说：“《简爱》呀，记得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邵夏芬借给我格……迭个辰光，伊拉姐姐就讲阿拉两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天天见面，也不晓得哪里来介许多讲不完的闲话……”大姐有点儿兴奋，她的少女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往昔不可追，唯余零零散散的回忆。“伊最近还问起侬呢，侬还记得伊拉姐姐忒姐夫有一天来看侬，为一篇侬写格文章，啥个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我全无印象了，我还以为我有非凡的记忆力呢。大姐早不读文学作品，也早不再沉溺于幻想，不过这次，她帮我想起了“小瞬间”，在大姐提示下，一件几乎彻底遗忘的小事，似乎慢慢清晰了，得以重新“建构”——1974年前后，借“儒法斗争”之东风，老树发芽，杨国荣任继愈冯友兰哲学思想史新见迭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与刘大杰《中国文学史》比翼齐飞，全民性的政治生活里有点儿学术味儿了（这个背景我大姐当然搞不清楚）。据大姐说我当时写了篇文章，称“白马非马”不是辩证法，是诡辩论，还准备投寄给《文汇报》。这事情不知是引起家人的紧张呢还是怎么了，大姐把邵夏芬的姐姐邵漱芬及姐夫杨国强叫至家中，希望他们判断判断，并劝我不要去冒无谓的风险。大姐说，邵漱芬与杨国强分别是文革前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和华东理工大学的物理系学生，文字和逻辑比我懂，应该对我有说服力……我相信大姐对此事的记忆，可我还是想不起来，苦思冥想也没用——我指的是那次见面，他们夫妇的样子，彼此说了什么，怎就一点印象都不剩了呢？不过回头想，这事情肯定发生过，我虽不爱古文，但对公孙龙子却一度有过兴趣（我二十岁前胡乱读过一点庄子、墨子、列子与公孙龙子，这以后再细说）《白马非马》被彼时的“哲学争鸣”解释为辩证法，其主要症结（撇开可能有我们所不知的政治因素）在于：中国古文里的“非”字，今日既可作“不是”解，亦可作“不同于”解。“白马非马”，解为“白马不同于马”，成立；若解为“白马不是马”，则不成立。至于我当时那篇妄图拿出去参加争鸣的文章（它至少证明，一有机会，读了几本书的我辈就蠢蠢欲动，这叫“阶级敌人自己跳出来”。）究竟怎么写的，可惜，一个字没留下来，证据灭失了……不管怎样，这次“历史性见面”的成果是明摆的：我听从了邵漱芬夫妇的意见，放弃了投稿。

　　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一直没能看出来，当时倒记得哪个正统批评家说的：托尔斯泰同情沙皇农奴制，《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即他本人的自我写照，一位所谓开明地主，反动的说教者，简直是个余孽。假如说因为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造就了他成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那么巴尔扎克就是法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么说来，列宁的看法就没啥了不起（文学批评又不是他的专业）。再说了，列宁指的是哪次俄国革命，也语焉不详，既不可能是二月革命，更不会是十月革命……对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我的零碎知识全来自文学作品，杂乱纷呈，毫无次序。俄罗斯于我，即由一份长长的文学形象名单构成，至于一定要说到俄国革命，似乎更应该把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甚至屠格涅夫算进去。别林斯基的书我见到较晚（彼时的书友，基本为消遣而读书，不大有喜欢文学评论的），他的《文学的幻想》与《智慧的痛苦》以及那几篇“俄国文学一瞥”，我延迟到1976年之后才得以谋面。别、车、杜三巨头，我首次相遇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厚厚的《怎么办》（据说是在监狱中写就的），亦借自邵夏芬，我曾草草翻阅，依稀记得故事虽讲三角恋爱，仍枯燥得难以卒读，今日竭力搜索记忆角落，其印象已荡然无存……革命加爱情写得最最缠绵悱恻的，当属屠格涅夫（回忆屠格涅夫给我的七十年代匮乏生活所投射下的抚慰之光，他对我绵绵不尽的影响，我将另辟篇章）。

　　再次回到那个“渺小版哈姆雷特问题”吧——我的邻居，住在七号底楼的林晓东（夏天他家盛开的夹竹桃伸展到我家窗前，异香刺鼻）获知我有《安娜·卡列尼娜》，要借。我犹豫再三，拖延，最终还是答应了。林晓东，十二中学六六届初中生，热爱游泳与航模，1969年赴安徽黄山茶林场之前，多次带我到南京西路航模店买航模木料，连同胶水、铁丝、橡皮筋、竹片、小瓶油漆和一张简陋的图纸，回家后我一边看着他做飞机，一边翻阅他与他哥哥林晓白文革前订的《航空知识》……林晓东有一张街道图书馆借书卡（这应该是七十年代初了），他经常把他借来的书转借给我，其中两本至今还在眼前晃动：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与《海底两万里》……背着父亲，《安娜·卡列尼娜》借给他了，先借上册，一星期后又换下册。然而，下册没还，林晓东回黄山了。半年后，一本包得严严实实的书通过邮局寄至我家中，拆开，书皮上用圆珠笔写了五个字：联共（布）党史！

　　再翻里面——《安娜·卡列尼娜》。

　　

回复[2]: 科长 (2010-04-02 10:35:28)

　　没有地址的信

　　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之三

　　

　　吴亮

　　

　　

　　

　　七十年代初曾经流行这么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大地回春，读书又有用了，那是在毛泽东说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那番话之后。我进工厂先挖防空洞，虽不消极怠工，却也表现懒懒散散，不与时俱进，亦不擅世故，疏远支部书记和老师傅，混得不好嘛，防空洞竣工后被厂领导分配做了泥瓦工那是活该，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户外工种，风里来雨里去，酷夏寒冬，跟着我的第一个师傅许万林干了好几年。许师傅五十多岁，单身，独自蜗居在威海卫路靠近石门路一家弄堂老虎灶的阁楼上，他以工作之乐为乐，从无下班的概念，三餐吃食堂，全厂无可争议的劳动模范，公认的“铁人”，能中签做他的徒弟，我的境况可想而知。跟许师傅干一天活骨头要散架，几无偷懒之可能，我必须要设法逃避，时不时琢磨怎么混病假，一天半天也成，哪怕只是暂时的逃脱！我不可能成为劳模，也不想成为劳模，一想到我可能终身做一个泥瓦工就不寒而栗，我根本不敢想，未来简直如同深渊……母亲安慰我说，到底你在上海呀！是的，尽管听起来我比我那些在安徽插队的同学命好，他们的前途更是暗无天日，但他们至少一到农闲便可以溜回上海啊，天天睡懒觉，自由自在晃荡好几个月。我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我只顾眼前，没有长远规划，我不肯为将来牺牲眼前——比如为了混到一个好工种去拍支部书记和小组长的马屁，或埋头苦干假装积极，以期评上劳模入团入党最后混成脱产干部。何况，我也不是这块料，我读小学时连区区一个小队长都没做过，我鄙视那些班干部，直到走上社会我还坚持这么看，厂里的芝麻绿豆团支记班组长个个都那么巴结，我学不会，我是不可救药的啦。那么读数理化呢，也许能改变处境？自从“七二一”大学开办和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以来，推荐与选拔替代了考试，我知道我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还没解决，我的政治表现和劳动表现更不用说，基本就是一个落后分子……我自暴自弃，在那几年里我对我所生活的这个现实渐渐萌生了偏执的畏惧心与离异心，就我不合时宜的价值观而言（家人替我着急，多次劝我“靠拢组织”无果，说“侬有的苦头吃了”），当时所谓的大学和保送的工农兵学员在我眼里早已不值一提。

　　旋梁刺股，恶补数理化为时已晚，我所在的这家小厂只需要奉献体力与手艺。“工业学大庆”的七十年代，重在劳动表现，据说惟有埋头苦干才是咸鱼翻身的不二法门，不过我师傅许万林的活生生例子示范了我：如果你劳动表现好，你反而极可能一辈子永远驯服地这么劳动下去。当然，劳动也是有乐趣，或有成就感的，不过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劳动不仅辛苦、单调、繁重，而且会因数十年的漫长消耗而导致心身迟钝与麻木。我一进厂即开始公然抽烟喝酒，并非为完成一个做给自己看的成人仪式，其实理由很实在，就两条：一为缓解疲乏，二为自我麻醉。

　　我对工人阶级的崇敬，从“一月风暴”起就荡然无存，或许我从未崇敬过？上柴联司先与上柴东方红武斗直至被王洪文的工总司以藤帽加木棍血腥镇压，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解福喜血淋淋的街头照片至今萦绕不去。工宣队之粗鄙、暴戾、丑陋，我于欲向明中学期间就已领教，他们将犯有过错的学生吊在四楼窗口毒打，以恫吓胆小的学生为乐……高尔基在《在人间》里哀其不幸地描写工人的酗酒与野蛮基于高尔基的童年回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对工人阶级倾注的是同情而不是赞美则基于恩格斯的部分实地调查，都应该是可信的。我想马克思之所以使用“无产阶级”一词而不使用“工人阶级”一词肯定有所考虑，无产阶级是政治历史中一个象征性专用词，工人阶级却是社会调查报告或写实文学指涉工业社会兴起后产业工人群体的名词，后者根本没有什么先验的神圣性可言！马克思喜欢魏特林，是因为魏特林的思想才华而非魏特林的工人身份，就如恩格斯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的毕生挚友绝不可能因为恩格斯是一个有钱的工厂主。马克思泡在大英图书馆研究剩余价值理论和无产阶级命运的，他没有工人阶级朋友，到他家拜访的全是慕名而来的国际流亡者和无政府主义分子。难怪后来列宁说“工人阶级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思想来自图书馆，思想来自记载思想的书本，只要你不读书，你就不可能有思想。马克思推崇的斯巴达克思非但不是工人还是一个奴隶呢，反抗奴役，获得自由，才是马克思的核心思想，资本主义不过是马克思正巧遇到的一个历史阶段。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怎么办？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是一向你们共产党在领导学校吗？什么叫“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果真如此，大家就把书给扔掉，统统去实践好了，大家其实一直在实践，正如他们一直在生活，《实践论》问世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实践，可见“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这句话，只能从《实践论》中来，而《实践论》不过是一本小书，远不是实践本身，难道不是这样吗？话说回来，即便你讲的对，你也不是第一个，类似的意思，“三人行必有我师”，“格物致知”，古人早已讲过啦。反过来，错误的思想也只能从实践中来，错误的思想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难道是人脑子里固有的吗？当然也不是，那么好极了，“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只能都从实践中来”，那又谁对谁错呢？看起来都是没意义的废话……有一天我恍然大悟，答案现成摆着：从斗争中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部历史，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更是一部胜利者的历史，胜者正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不论“九大”还是“十大”，开幕闭幕必信誓旦旦“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哪怕会议刚开完又搞分裂，一会儿陈伯达一会儿林彪一会儿江青）还要“争取更大的胜利”，为什么老想着胜利连胜利？惟有永远胜利才永远正确嘛！

　　我也希望能喜欢一个具体的工人，现实中不易碰见，往往是书本里的人物——少年保尔·柯察金的布尔什维克大朋友朱赫来，出场寥寥，我却稀罕地随保尔的眼光仰慕这位身材魁梧的俄国男人：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是第二位，干过苦力，但他读书，尽管是为了赢得一个女人才疯狂读书；不记得《牛虻》中的亚瑟是否当过工人，不过他至少背叛了他的有产阶级神父。在那段时间我对有产阶级不抱好感，怜悯都谈不上，他们毕竟是享过福的人（我彼时相信“剩余价值论”，认为他们不劳而获），文革扫荡后，大家全变成无产阶级了，起码外表如此，一样的服饰一样的饮食，唯有在一些特殊场合，能够觉察到他们卑微的身影出没：那些显然在被监督劳动的人，那些一度保养得不错如今却营养不良的人，那些衣衫陈旧但依然透露出一丝没落气息的人，那些曾经养尊处优此刻又目光胆怯闪躲的人……他们和同样沦为贱民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非常不一样，他们的那种写在脸上的负罪感与可怜相，以及偶尔从无力的眼神里瞬间闪过的敌意和轻蔑（特别在他们面对某些来自底层阶级的人们时），会使我浑身不舒服。对不起，这一定是我当时的偏见，也许我太早读了马克思“资本来到世间就留着血和其它肮脏东西”读了《威尼斯商人》、《欧也妮·葛朗台》与《雾都孤儿》，偏见来自书本又强加到现实观察之中，几乎成为我日常生活里的下意识，这一要命的偏见长期尾随我，直到近几年陆续反省往事时，才开始受到我的重视。

　　弥尔顿长诗《失乐园》我是多年后读到的，设身处地替那些先被剥夺财产后被剥夺尊严的有产阶级分子想想，那种将怨恨深藏在心，不敢怒更不敢言，承受与屈就来自外界的一切侮辱，并用告诉自己剥削有罪的忏悔方式，想象自己前世欠了别人的债务，以便适应命运的突然向地狱坠落——被驱赶回原籍，“失乐园”，流放，无家可归，赤裸裸一无所有，得需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和煎熬？而我，我的家庭在1968年的变故对我的心灵打击，主要体现为恐惧，家庭被暴力侵犯，随之而来的家庭成份“敌我矛盾突变”，只因我年龄小，还没来得及深受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我没有乐园经历，也就谈不上“失乐园”，我的心智健全，与我的少年时代没有遭遇根本性创伤有关，尽管这绝不表明我有任何资格为此暗自庆幸。同学、亲戚和远邻近舍的相似命运，减轻了那种迫害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心理承受力，我不知道由一个庞大的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共同体一起被迫承担的灾难，是否因人人有份而不可思议地被大家轻易遗忘，或还是另有被遗忘的其他原因，比如禁止与抹去。

　　人是境遇的奴隶，在他自顾不暇、脆弱、疲惫不堪的时期，根本难以觉察到身边之美，阳光、风景还有他最钟爱的书，即便经典，在一个不合适的日子出现，因他感觉粗砺，匆匆一瞥，居然就轻易放过。1973年冬我第一次借到托尔斯泰的《复活》，白天劳动强度大，心境本就灰暗，沉闷压抑的叙述和拖泥带水的聂赫留朵夫性格令我顿生倦意，我翻了前面几章和结尾，心里一片虚无。之前我读过托尔斯泰晚年写的《克莱采朔拿大》（我父亲的藏书），一部以性欲为检讨主题的忏悔之作，唠唠叨叨，给我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沉重感。可能因为太年轻，我那时需要激情和遐想的点燃；指向灵魂，尖锐而冗长的剖析，对那个年龄的我为时尚早。可惜的是，由于初读《复活》留下的阴影久久不散，后来我对卢梭《忏悔录》、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都缺乏读完的勇气（更不要说粘粘乎乎的郁达夫了）。1973年，我没有经历，没有历史，既没有自我心理分析的必要更没有道德忏悔的必要，我看不懂他们，理解这类性格太累，我的生活里除了繁重的劳动，我的身体除了疲劳，一切已被抽空，我需要积极的精神，填充我，鼓动我，不然我会下坠；我已够胆怯，够羞涩，够无知；我需要强劲，需要想象与纵情……那年年底，我开始写读书笔记（以前只在书里划条条杠杠），但这不能让父亲发现（他最怕我写日记）。我的办法是：把自己的读书感想（或独立的看法）模仿成别人的语气，最后画一个破折号，署上“马克思”、“泰戈尔”、“狄德罗”之类的大名，与其它“书摘”相混合。我的读书笔记不涉及一点点现实，更不触及政治，即便可能会暗示到一些比较危险的思想，我尽量写得晦涩、刻板、严谨，非常黑格尔或非常亚当·斯密（1974年我在上海图书馆抄了小半本《原富论》，里面夹了一二十段“伪作”）。这时期毛泽东正号召全国学理论，在上图，我不仅借阅到了康德和费希特，列宁《哲学笔记》和普列汉诺夫，还借阅到了贺拉斯和达尔文，我抄他们的句子，仿写他们，假托他们的名，无心插柳地为我以后的论述性写作烙下了受惠于欧式风格的痕迹（当然笼统说“欧式风格”也是不确的，姑妄言之），无疑的，在那个险恶境况中，我从未敢想过自己将来会以写作为职业……现在，此刻，我突发奇想——倘若1976年以降形势依然政治依然，我会发展成为一个使用假名的写作者吗？不是捏造子虚乌有的假名，而是冒用一个已经作古的著名人物名姓——如果一旦得逞，又会怎样？

　　回忆的感觉如在岸上回首，与“子在川上曰”差不多，与贺拉斯“农夫站在那儿，等着河水流过”亦差不多。普列汉诺夫《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我也是在1973年意外发现的……一个严冬的下午我坐船去崇明岛，到红星农场寻访中学同窗戴宪棣，宿舍空空荡荡，人们全在开河工地，天黑收工了，人声嘈杂，呼啦啦的起了纠纷，由远而近好像险些酿为械斗，戴宪棣也卷入其中，他一身黑棉袄，稻草绳系腰，赤脚蹬一双胶鞋，骂骂咧咧进屋，完全不像原来那个斯文的样子。这么冷的天，饿着肚子，他们还这么脾气暴烈，我惊讶不已，懊悔来的不是时候。但事情很快风息浪止了，一帮人坐在电压不稳的电灯下喝酒，我奇怪他们为什么冬天还要挂蚊帐……那个晚上人多，我和戴宪棣没机会聊天，临睡，他把他的床铺让给了我，自己则去其它房间凑合一晚。我一夜没睡好，房外寒风呼号，那尖利的声音酷似人的呜咽。我是拂晓前迷迷糊糊睡着的，等醒来，宿舍空空荡荡只剩我一个人。我从被窝里坐起来，太阳很高了，这时候，我看见戴宪棣床边的窗台上摆着一本已经翻旧的书：《一封没有地址的信》。

　　苏联马列经典作家，生前都爱论说文艺，普列汉诺夫是一位，卢那察尔斯基不用说了，连“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也是文艺青年出身。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布尔什维克核心成员里，不但文艺青年多，而且犹太人多，卢那察尔斯基、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全是。文艺青年，对社会不满，由幻想家转变为革命家、暗杀家、密谋家，他们是一个世界性的二十世纪现象，甚至可以将葛兰西、季米特洛夫、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纳吉、陶里亚蒂、恩维尔·霍查、齐奥塞斯库、杜布切克、胡萨克、昂纳克等等全部列入这份名单，他们擅辞令，精辩驳，仪表翩翩，文章漂亮。1974年在上图，我从“九评资料汇编”里发现，似乎苏共中央的信比中共中央的信写得好，撇开是非不论，行文间，气质与底子两者差距太大。为什么这里的文艺青年撑死出了一个磕磕巴巴的姚文元，工人阶级撑死出一个土里土气的王洪文（跟王洪文一起混出来的王秀珍陈阿大之流更等而下之）却永远不会出现赫鲁晓夫或瓦文萨？说到这里又不得不重提《参考消息》——即使篇幅如此有限地转载《真理报》或《消息报》的新闻评论，即便色厉内荏，即便强词夺理，新沙皇的御用喉舌都远远比《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笔杆子写得有文采。文学也是，《青春之歌》与老大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比，太小儿科了。现在更是每况愈下，梁效罗思鼎石一歌一蟹不如一蟹，装腔作势瞎七搭八，迟早要变成笑话……1974年中央文件多，号称“绝密”，抬头“中发某某号，各大省军区云云”，转眼逐级传达，扩散至全国基层老百姓，有这种尽人皆知的绝密？看不懂啊。下班开会，支部书记陈庆裘逐字逐句朗读完“毛主席亲自圈阅”的中央文件，便声情并茂地传达“市里精神”，马老（即马天水）怎么说，王秀珍怎么插话，阿大（即陈阿大）又怎么布置落实，唉，那种语调，那种格式，至今我还耳熟哩！

　　我本无心学数理化，风水轮流转，转到学马列，总算有点意思了。但别高兴太早！你平时吊儿郎当的，上班不出力，捧一本马列是个什么意思？不过，至少我怀里老揣着《共产党宣言》你也拿我没法子。我本来就热衷马列哲学和马列政论，现在好，我可以悍然在厂里读马列了。这个事怎么看都有点喜剧化：我们厂五十多号人（我刚进厂时，食堂分给我一套搪瓷餐具，按顺序编号52，太巧了，沪语52与我名字谐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支部，有团委，有工会，有妇联，还有一个图书馆。学马列那会儿，《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工资、价格与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自然辩证法》、《国家、家庭与私有制的起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类单行本，凡已经出版的，图书馆里几乎全有，今天说起这事我仍觉得不可思议——图书馆里所有这些马列著作，我当年可说是它们的唯一读者，太奢侈了。厂里老师傅们觉得我怪，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热忱有点难以向他们解释，我非党非团，读了这些东西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啊。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没有收入《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和《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制度》，我专门去黄陂北路上图二楼阅览室抄深蓝硬皮精装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与第三卷……是什么吸引了我？我又在寻找什么？在一个严重曲解马克思却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度中，马克思的魔力与磁性从何而来，我至今迷惑不解……马克思主义被粗暴地垄断了，但马克思不可能被垄断，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身不由己了：马克思的遗产，马克思的门徒，马克思的教条，马克思的蓝图，马克思的诅咒，马克思的预言，马克思的逻辑，马克思的煽动，马克思的风暴，马克思的浪潮，马克思的胜利，马克思的幻灭，马克思的幽灵……这些时过境迁的解释依然不足以解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如此害怕政治和现实的年轻人，沉迷于马克思究竟所欲何为。

　　马克思不能被垄断，列宁能被垄断吗？列宁著述之行文路数对我后来的写作影响甚微，我业余研究过列宁和列宁的文体，我学不了列宁，我不是革命家，我不需要在一个重要的决定历史命运的会议上说服我的同事或批驳我的对手。列宁是一个论战家，一个演讲家，一个战略家，他的风格咄咄逼人，是压迫性的和围歼式的；他的修辞是堆积型的，连续的副词加强了他主词的力量，进而使他所说的事实及逻辑听起来似乎不容置疑；他还是善用动词和比喻的高手，这又赋予他的语言以行动感及图像感，令他的煽动性演讲直接促成了行动力——对，列宁的演讲、辩论、写作就是行动本身，就是塑造历史本身；列宁不是解释世界的人，列宁是改变世界的人。列宁不是一个像被他讥讽为“等待必然性”的普列汉诺夫那样的历史唯物论者，而是一个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改变历史方向的历史唯意志论者；列宁的一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论修正了马克思的观点，列宁必须在他活着的时候制造无产阶级革命并使它成功；列宁是灵活的策略家，为了新政权的生存他可以做出原则性的让步，《布列斯特条约》的签署与“新经济政策”的推行，都表明了列宁具有政治家生存优先的绝对原则以及为生存不择手段同时又能给出一套道德说辞的双面性。在危机关头，列宁是坦率的，他直截了当，语言简化、明白、绝不教条……所有这些慢慢积累起来的心得，最终使我不再读列宁，因为在他，全部写作都必须走向行动；在我，写作只是写作。甚至于，写作可以隐秘地发生，以看不见的方式发生，在阅读中和走神时发生。这个区别，是由我的历史处境及我的逃避型性格决定的，它在若干年之后，幽灵归来般地使我偶然开始的文学写作生涯总是受到一种相反方向的双重缠绕：行动与不行动，卷入与不卷入，及物与不及物。

　　列宁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说的不是若干年之后，萨特存在主义在我心里迅速产生回响的根源居然是行动者列宁，而是发生得更早的一件事——1971年，我曾用画素描的木炭笔在一张整开的纸上画了一幅列宁肖像（一个多事之秋，我在家等通知，当时分配去向是山东莱芜煤矿，漫长的等待。我做好了准备，棉衣棉裤棉胶鞋棉帽，还有一只装满油画颜料的小木箱），因木炭粉浮在画的表面很容易污损，不好卷，我就用四颗图钉将它钉到了墙壁上。那时候我仅仅在电影《列宁在十月》里见过他，小个子，秃顶，两只手的大拇指插在背心两侧，老是和瓦西里在厨房里一块儿煮牛奶……有两年光景，列宁就这么一直在墙上凝视我们。逢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探家，偶尔会说起列宁与斯大林，“斯大林是暴君”，“政治最肮脏”，父亲总是重复这两句话，他还老把“斯大林”念成“斯太林”。有一天，父亲兴致不错，说想在列宁像前拍一张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列宁的战士。当时，父亲很喜欢拍照，他说他没有财产留给子女，只有一些惹麻烦的书，看来你们也不需要了，就留几张照片吧，人最后都要成为照片的。为了拍照，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凑了六十元钱，在淮海路旧货商店买了一台蔡司相机——这天下午，阴沉沉的房间里光线很暗，那时候哪有什么闪光灯，我把光圈调至3.6，速度五十分之一秒，父亲摘去眼镜，庄严地昂头站在列宁像底下，嘴唇颤抖，似乎在默念誓词。

　　

回复[3]: 科长 (2010-04-02 10:35:52)

　　风中的手指

　　——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之四

　　

　　吴亮

　　

　　

　　回忆如同观剧，黑暗中，帷幕拉开，一个空间出现了，也许是一间屋子，也许是一条街，然后，一个人走了进来……这个人就是我，彼时的我，另一个我，陌生而似曾熟悉的我，并非镜子中的我；此刻的我在看他，他因我召唤而来，却不知道我在看他，他看不见我，我是隐身人，对他而言，我是未来的目光；我在暗中辨认他，想象他，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他不再存在了，时光流逝，他已归无形，他延伸到我的意识深处，潜入我记忆和我日趋衰退的躯体之中。这一切真是奇异，奇异得难以置信——比翻看儿时的旧照片还要吃惊，影像只是影像，影像已经定格，过于确定；回忆不同，回忆若有若无，刻骨，却又飘忽，回忆比照片更勾魂，回忆总欲突破真实，未达成的愿望、幻想、误置、错觉纷纷试图干扰回忆的客观性，正是这种重塑往事的诱惑，使我对回忆永远满怀热情……现在就开始吧，时间，距离，视角逐一清晰起来：1971年夏天，他刚学会骑自行车，摇摇晃晃，穿过浓荫蔽日的思南路，南昌路，皋兰路，宋庆龄故居人去楼空，沿途小洋房门窗封条依旧，围墙上新标语叠盖了旧标语。他对复兴中路一带印象美好，两边的梧桐树冠在头顶合拢，沿街的拱形门洞，阳台，百叶窗，铁栅栏，坡形屋顶，乱世中仍然残留着旧日的风致，突然响彻又突然停息的蝉鸣，从树叶缝隙直投到柏油马路上的日光斑点（许多年后，他得以在画册里见到马奈和雷诺阿的油画，从此就用那种明度的色彩去观看阳光下的树荫了）和兀地从街角旋起的热风，常会令他短暂地走神。他的路线尽头，卢湾区少年宫，一幢走廊与楼梯十分宽敞的老洋房，他去找母亲，在那里他可以一个人玩“勇敢者的道路”，铁索桥已锈迹斑斑，或骑自行车沿花园小径绕圈子，花园正面是一尊刘胡兰塑像，基座刻有毛泽东的题字：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比这再早的1968年，太平洋彼岸的博尔赫斯有一次对采访他的丽塔说，他回避描写布宜诺斯艾利斯任何一条人人皆知的街道，因为太近了，人们全以为自己有权来纠正你，说你写下的与他们看见的那条街不一样，不得已，他只好写那些不太有名的街，或一条想象中的街，至少也是一条已经消逝了的街，如果它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话。当时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位叫博尔赫斯的阿根廷人，这个人要到1982年以后才进入我的视线，进而影响到我对我过去生活的重新认识，甚至不妨说，他让我对自己过去了的那部分生活产生了新感受——当然，是通过回忆，以及写作。为避免有心人的对照，我就不继续用巴尔扎克式的文字去描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复兴中路或卢湾区少年宫的外貌了，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都健在呢，至今我还与他们中的几位保持着断断续续的往来，但愿他们不会看到我写在这儿的回忆。不过，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那些生活无法同外人分享，但人们的生活又经常联系、纠缠、交叉、混淆在一起，特别是那个年代。而我们，哪怕最最私人的生活，至少也得与世界上的“另一个人”发生关联，鲁宾逊还需要一个“星期五”呢！

　　

　　我母亲原在离家不远的巨鹿路第一小学担任保健老师兼美术老师，1966年五月（正是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的大历史时刻）调至卢湾区少年宫做出纳（我一直奇怪母亲怎会什么工作都能应付，她读完了高小，外祖父就不让她继续读书了。外祖父履历复杂，不过，幸亏1949年之后，他和他的全家统统成了“无名无姓的人”，置身历史之外了），文革初期中小学校相继停课，少年宫搞了几年“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全班人马一股脑儿赶到奉贤“五七干校”了事。1971年夏天母亲怎么会从奉贤干校回到少年宫，那会儿我也不可能关心。我只记得，整个少年宫没几个人，空空荡荡的，一楼二楼三楼，许多房间早晚大门敞开，似乎从不上锁（它们的前身一定是各种兴趣小组的活动室吧）。花园墙角荒草丛生，整幢楼如被废弃的营地，看不到一个年轻人。午后，西照阳光穿过灰蒙蒙的竖窗漫进楼道，柚木地板上的投影越拉越长；偶有闷热的傍晚，光线忽地变暗，雷声隆隆大雨滂沱，俄顷雨停，楼里楼外又复归平静。那一刻，陡生与世隔绝之幻觉，运动和斗争似乎已经结束，恍惚中，大脑空空，惟念及自己的未卜前途，分配通知得等到九、十月间发出，原定我去山东莱芜煤矿一事据说有变数，何去何从，心里虽忐忑，却不惊惶，无非上山下乡，全由不得自己，七想八想都多余，统一分配国家需要，动荡世界晦暗乾坤，等待吧，迟早要翻牌，迟早会知道此生将要去往何方，随波逐流，遑论立足安生。

　　一边等待，一边生活还在继续，在少年宫我一样感到无聊，白天时光缓慢，除了从这个房间荡到那个房间，次第从不同的窗口朝外眺望，以想入非非为消遣，舍此没有其他事情可干。一次，母亲介绍我认识了少年宫的勤杂工赵炳夫，她说赵炳夫聪明手巧多才多艺，本来是少年宫的专职美工，因犯生活错误受到处分，现在就变为一个人人可以使唤的人了。母亲还说，要不是赵炳夫能干，三脚猫（上海话，“三脚猫”即多面手），少年宫里里外外需要他，恐怕他只好扫厕所。赵炳夫对我母亲很尊重，很谦卑，当然，他的谦卑也是对少年宫其他人的，那可不是我喜欢的神情，低头哈腰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他发生了兴趣。赵炳夫果然无所不能——他兼任水电工、木匠、油漆匠外加负责疏通下水道，他不但自己修理自行车，自己做衣服自己熨衣服（很少见到一个生活在七十年代初因“犯生活错误”而被贬黜的人，谦卑归谦卑，依旧每天把头发梳得晶亮，依旧将他的裤子熨出两条笔直的裤缝），而且，在那个年代，他居然还在家里以一把铝制咖啡壶煮咖啡喝——这是后话。

　　

　　我自小喜欢画画，却从未遇见一个能教我画画的老师。三岁起我就擅拿母亲裁剪衣料的粉笔在墙上乱画乱写，无非太阳星星房子烟囱飞机小人之类。那是一种扁平的硬粉笔，呈三角形，蓝灰色，价钱比普通粉笔贵。母亲见我爱画画，偷偷把学校里用剩的粉笔头带回家，她不在乎我将家里的墙壁涂得一塌糊涂，只是心疼我糟蹋她的裁缝粉笔。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一周还有一节图画课，到了三年级便取消了。图画老师姓李，说话轻，又不太说话，大家都不怕他，图画课是纪律最差、男生最捣乱的时候。在我们班图画课一点不受欢迎，音乐课也是，音乐老师见到我们班的男生们在合唱时故意发出怪声简直怒不可遏。现实如此，我的绘画兴趣与可能具有的绘画潜力就无从满足和获得表现，幸亏阅读课和作文课（我的小学将语文课分为两门课）给了我得以自我表现的补偿，三年级图画课取消，我并不感到难受。

　　

　　结识赵炳夫前，我没有尝试过油画，想都没敢想，亚麻布、颜料、油画笔、三脚画架、调色板，样样昂贵，癞蛤蟆吃天鹅肉对我太遥远了。开“九大”前后全国流行“早请示晚汇报”，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大街小巷，凡有较大的墙面，必搭起脚手架，请来当地最会画画的（无论专业或业余），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彩色照用油画颜料放大到这粗糙的墙面上（也有只画毛主席一个人挥手的），要花费多少颜料啊！我也画过毛主席，画了好多张，用铅笔，对着照片临摹，那是1967年（为画画，我特地买了一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一套中华绘图铅笔，从1B到6B），天真啊，完全不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

　　

　　当初我家的书杂乱无序，品类亦不全，关于绘画技法的极少，现在记得起来的只有这么几本：《怎样画铅笔画》（哈定）、《芥子园图谱》、《李咏森水彩画》、《怎样画山水画》（作者忘了）和《契斯恰柯夫素描教程》——对，那本《契斯恰柯夫素描教程》倒又让我想起一个人。1971年春节刚过，我们全班到上海电焊条厂“学工”，那厂坐落天目西路，与原“火车东站”毗邻……又是火车站（我喜欢那个地方，火车站令我遐想）。我去电焊条厂上班，天天穿越铁路闸道口和扳道房，平时那些值日员与扳道工要么拿一把尖头锤在道轨旁走来走去，要么手托一只椭圆形的饭盒蹲在闸道口悠闲地吃饭……这一年开春批判陈伯达70年庐山会议“天才论”，“早请示晚汇报”和“红海洋”随之降温，但热爱毛主席歌颂毛主席谁敢反对？我们进电焊条厂没过两月，一日上中班，厂门口已耸立起一块将近两层楼高的广告牌，有个胖胖的穿背带工装裤的男人蹲在脚手架下，手托一只椭圆形的饭盒正大口吃饭，周围一堆大号管装的油画颜料，看阵势，他肯定就是那个被请来画毛主席的人了……第二天我假看他画画为由同他搭讪，他叫卜恒龙，三十岁出头的模样，一脸福相，原在部队搞“政工”，复员了，转业到电焊条厂搞“政宣”，彼时都是令人羡慕的肥缺。卜恒龙应属我认识的第一个在我“眼门前”画画的人，画的挥手毛泽东，一个有可能堪称有史以来肖像被画得最多的在世领袖。现在回想，我好像没法判断他的绘画技能，打格子放大，按部就班地填颜色，千人一面，谁晓得真本事？许多年后，王广义在毛泽东的肖像上干脆覆盖了格子经纬线，其实这画你说又有什么技法可言，当年人人这么画，有屁用，生不逢时啊。

　　

　　红光满面的毛主席画了大半个月，五一劳动节前夕完成了。卜恒龙性子急，忘性大，稀里马哈的，但画画很慢，改来改去似乎心很细，我暗忖他是故意磨洋工。全厂只有他一个人会画画，谁能给他定指标定进度，赶上他还是复员军人，还不是由他说了算？卜恒龙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桌上椅下，墙前门后，全乱七八糟的“政宣下脚料”，他自己不整理，谁又帮他打扫？那本《契斯恰柯夫素描教程》，便是我无心在他的杂物堆里发现的，我先是看，然后借，他竟然再没有对我问起此事，直到六月份“学工”终结，我们全班男女同学胜利大逃亡，看来他果真大大咧咧……《契斯恰柯夫素描教程》就这样不名誉地归我所有，没事的时候，我临摹里面的各种素描习作，石膏，肖像、静物、速写以及人体。通过每一幅图解，还有练习，我慢慢知道了素描的方法，只是速写似乎没办法教，因为敏锐和发现是速写的关键，经验不过建立在多画勤画之上，个人风格与习气，则极容易出现在速写之中……我呢，我在色彩面前止步了，家里拮据，玩不起，也没心情玩。我的绘画史开始于稚幼的涂鸦，终结于幼稚的素描，从今往后，我阅读艺术比自己从事艺术更起劲，别了，契斯恰柯夫！

　　

　　该回过去说说那个身处逆境依然不忘享受生活的赵炳夫了，他对我的重要性在于他无意地、炫耀性地、乃至有点儿低俗地使我豁然开朗：画画是一件生活里的事，而不是一件政治上的事。自然，这是今天的我赋予昨天的意义，当初这个意义远远没有呈现，不过一个小小的开端说不定正从那里产生。现在，我要用两件我还记得的小物件来证明：有时候，我们的思想与价值观的隐秘变化，居然由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或一件渺不足道的小事所促成。

　　一次赵炳夫邀请我母亲与我星期天去他家做客，南市老城厢密密匝匝的旧街巷，一个堆满杂物的天井，在狭窄幽暗的甬道深处，推开门，那剧场后台般的小厢房向我展示了惊讶，我从未见过如此妖娆的小空间，何况那个年代，他又那样的身份——所有被他用来装饰房间的图片与物品，显然由他平时悉心收集、拼贴与改造而来：样板戏剧照、丢弃的罐头、揭下的商标、年历片、各类药瓶、塑料盒、食品包装纸，糖纸和邮票、旧钟表或钥匙扣，画报彩页与廉价假花，以及他自己临摹的多幅油画小风景，把这个单身男人的秘密居室装点得五彩斑斓……赵炳夫爱显摆，见我母亲连连“啧啧”惊叹，颇为得意，指着镜框内的照片说“宋老师侬没想到我年轻辰光介克勒吧”（上海话“介克勒”，即“这么时髦”），照片里的赵炳夫梳了个奶油包头，我一点不觉得有啥可炫耀的，但桌上有样小东西吸引了我：一幅画在瓷盘里的欧式油画风景，前景一辆马车，道路两旁古树参天，远处阴云密布，地平线那儿仿佛是一座城堡！我迷离中听到赵炳夫在我耳边轻轻说话：好看吧，我画的，交关年数了（上海话，许多年前了）……太不协调了，眼前所有的一切，四十年了，我还记得那个下午，房间里的电炉煮咖啡的氤氲恍如昨日，瓷盘中梦般的马车与城堡清晰如斯，而其他细节全部淹没到一片纷乱色彩背后，那把在电炉上吱吱作响的咖啡壶现在如今哪儿——赵炳夫不愿意在公用厨房煮咖啡——他如今又在哪儿？一个谦卑好学的人，一个犯了所谓生活错误的人，一个没有脱离低级趣味也没有脱离高级趣味的人，一个骄傲自满的人，一个并不脱离劳动也不脱离别人的人，一个容易让周围人指指点点又能给走近他的人带来快乐与惊奇的人，一个被政治贬抑又被政治无耻地当作驯服工具加以役使的人，一个尽管遭歧视却仍然爱出风头的人，一个对庸俗生活满怀热忱在废弃垃圾里都能发现美的人！

　　

　　绘画本是一件生活里的事，它描绘生活。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美即生活”是许多年以后了，其实就是没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绘画的性质还是老样子，它不仅描绘生活，而且也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我倒不是为了追求“美”才看画，才自己画画，一幅画给我的感觉是多重性的，“美”却是一个非常空泛的词，如同我们赞美某一食物“好吃”，但“好吃”究竟何意？理屈词穷嘛。一幅画给了我什么感觉与思考，我必须具体地一样一样说出来，当然这是此刻的问题讨论，平时我们何尝愿意想这么多，想得这么概念。四十多年前，政治是一切，画画不过是宣传工具，凡能画画的，谁不削尖脑袋混进形形色色的基层宣传科效力，这是美差，也是为了生活。那时我十来岁，求知欲和好奇心均旺盛，但我和我的同代伙伴又能看到些什么画呢？

　　小学二年级三年级起，我不断寻找各种借口向母亲讨零花钱，最过硬的理由是购买文具用品，通常总能要到几分钱，若给个一毛甚至两毛，则接近于一笔巨款了。学校集体看儿童场电影（电影以后得专门说，《南征北战》、《冰山上的来客》、《野火春风斗古城》、《羊城暗哨》、《小兵张嘎》、《秘密图纸》……嗨！）或组织郊游，钱可以另外向母亲要，但这个花费实报实销，我攒不下零头。唯一可钻空子私下节余的，就是购文具用品的钱，平日我向来买两分钱一支的单色铅笔，从不买那种带橡皮头的彩色铅笔，那得花一毛，太靡费了。克扣下来的几分钱，基本用来放学后租借看连环画消遣，长乐路成都路拐角，米店隔壁有一个露天的连环画租借摊，距离我家最近，远一点的，金陵路，南昌路，淡水路，还有许多家，有点类似今天租影碟的小店，区别只在当时我们必须坐在书摊旁边把那本连环画看完，一分钱看一本，你可慢慢看，但不可带回家。

　　

　　那个情景召之即来，像停格的记忆：长乐路米店门口，街沿晾晒着横七竖八的面粉袋，露天书摊的挡雨油布蓬上头停息了几头麻雀，酒糟鼻子疑似瞌睡了吗（这精明的老头是个将一本连环画拆为两本出租牟取暴利的高手），形状各异的小竹椅板凳，我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看书，少年时期的幸福一刻，彼时大动荡还没有降临，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一座安净朴素的城，一座马路上极少有车辆驶过的城，物欲低下，衣着简陋，头脑单纯，现实对我还没有打开它的沉重大门，那些亦古亦今的连环画，推陈出新，在某个，许多个午后，就如此成了我的幻想之源，直至今日，我记住了你们的封面，你们的容貌，你们各自的绘制者：《西游记》（赵宏本），《三国演义》（汪玉山），《铁道游击队》（韩和平），《水浒传》（徐燕荪），《渡江侦察记》（顾炳鑫），《李双双》（贺友直），《封神榜》（杨青华），《红岩》（尹琼）……我那时最佩服的两位，一位赵宏本，一位韩和平，前者想象的玉皇老君龙王土地妖魔鬼怪十八般兵器让我如痴如醉，后者描摹的飞虎队火车头装甲车炮楼歪把子机枪小日本军刀皮靴吸引了所有同龄男孩，《西游记》是成套的，好几十本（《三国演义》足足六十几册，我没钱看全，精彩的，“三英战吕布”、“千里走单骑”、“火烧博望坡”、“火烧赤壁”、“空城计”则重复看），《铁道游击队》也有10本（我看完了），太过瘾啦，堪称当年的手绘连续剧。好兵器、好战、好打抱不平、好当英雄、好抓特务、好将人分作好人坏人，乃那个年代男孩子之普遍风尚，多么纯洁崇高的趣味啊，在暴风雨来临之前，风和日丽之后，很快，它将被领袖意志所利用，转化为大规模暴力与破坏。他们无辜吗，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们是向日葵是接班人，他们错在何处？所有人相继被裹挟，失去平静的生活，他们也必受害，无人得以幸免，历史新一页即将翻开。

　　

　　我历来对中国古典文学意兴阑珊，倘如没有连环画做媒，我很可能此生与中国章回话本无缘。名满天下的四大名著，除《红楼梦》，其余三部，文革前看连环画是源头，文革期间陆续读原作，反倒象是流，温故知新一般。《封神榜》、《隋唐演义》和《杨家将》之类的连环画早年亦曾翻阅，现在却几无印象，究其原委，盖因我后来没胃口读它们文字原著，单是图片故事，那些打打杀杀的情节套路大概不利于记忆，或者，这是否正好也表明了这些作品的确次了一等，乃至次了不止一等？我不知道……还有一本名著我得说一说，即程十髮绘制插图的《儒林外史》，我父亲的藏书之一，这本书现在还插在我的某个书橱中，我能想象再次打开它时心中陡生那种久别之感伤，马二先生游西湖那幅一定还是那个样子，严监生弥留之际伸出两根手指的那幅也一定呆在原处（时光苒荏，程十髮老先生却匆匆驾鹤西去了也）。程十髮摹写杭州吴山，比我亲临吴山所见更有味，他晚年不断重复的写意人物画与他扭曲的字一样自我封闭，灵性消失了。七十年代末我见到他新画的连环画《大人国》，取材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与其儿子程多多合作，渐露甜熟和匠气，当然，其时我的眼界已打开，常于内心臧否名家名作，不再轻易崇拜他人了。

　　

　　就插图而言，中国的版刻绣像本里的线描人物，我虚度到四十岁以后的某一天才鬼使神差地对它着迷，在此之前我根本不屑一顾，日本浮世绘亦如是，大名鼎鼎的葛饰北斋，歌川广重，皆于近年方始看出味道来，因缘到了而已，并非审美进步。长期以来，我就是一个不得要领的半吊子，一个没请师傅领进门的野狐禅（后来又阴差阳错地变成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业余批评家），我完全不清楚权威排行榜，所谓哪些人物重要，哪些作品重要，我不过就是必须随处找一点东西聊作消遣，然后又随口说说观感罢了。别在乎我说了什么，重要的不是谁比谁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有自己的观感，如果愿意说出来那就更好。正像饮酒，如果你总喜欢比较哪个酒好，更好，最好，那你饮酒的乐趣就会减少许多；如果你欲借酒浇愁，你欲狂歌，你诗句呼之欲出，你将井喷，你灵异附体，你为你自身力量所推动，非因外界的一瓶美酒所引诱，那你在痛饮浅酌的过程中你的注意力焦点便是你的内心而不会是酒本身。你的所思所欲所感与酒无关，酒不过是你自我唤醒或自我激发的触媒，它是物，你才是意念，才是慧能那根指向风中的手指。

　　

　　三十八年过去了，整整三十八年！屠格涅夫《贵族之家》最后一章是这样开头的：七年过去了……丽尼译本中有幅插图：拉夫列斯基孤独地坐在凋敝的花园里，近旁玩耍的孩子们都不认识他。插图画得草率，寥寥几笔，仍不乏震撼力，屠格涅夫小说文字的力量，插图过分概括留下的怅惘，出于一种莫名所以的诱惑，一连几个星期天，我屡屡为这个场景另画插图，钢笔蘸碳素墨水，模仿《悲惨世界》铜版画插图风格，画一个风中的老贵族背影，始终不满意。参考资料太少了，要将文字变成形象，在我几乎是不可能的一项任务。查良铮译本《叶甫根尼奥涅金》插页有许多幅俄苏画家画的奥涅金与塔捷亚娜，个个大异其趣，外形南辕北辙，表情也大相径庭，不过这样很好，一个女人变出了多种面貌。遗憾，我参考用不上，我需要一个俄国老贵族，而不是奥涅金，更不会是连斯基，他们属于年纪轻轻的厌世者，我那年十七岁，尚未读别林斯基，对他们，对十九世纪俄罗斯“多余人”的生活毫无体会。

　　

回复[4]: 新局长 (2010-04-02 15:08:10)

　　看到吴亮的阅读史，不免感慨万千，想当年我与他也有着大致同样的经历和感受啊！

　　

回复[5]: 科长 (2010-04-29 21:05:11)

　　吴亮七十年代回忆录之五：慵懒的爱情

　　

　　慵懒的爱情

　　——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之五

　　

　　记忆不会总是那么值得信赖，尤其时间细节，过去了三十多年，“多余人”这个词最早是从杜波勃罗留波夫那里看到，抑或来自赫尔岑与别林斯基，前后顺序我都不怎么记得了，大致时间在毛泽东去世之前，1975年左右……故事却记得非常清楚，我这里不只是指那些俄罗斯小说，而且包括围绕着那些小说的七十年代中期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妨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多余人永远不站在政府一边，也永远不站在人民一边”，我记得我当年的笔记里有这句话，但没记下它的出处；赫尔岑“思想的巨人与行动的矮子”不用文字记录，堪称过目不忘的格言——他是指奥涅金、毕巧林还有罗亭吧，其实罗亭最终战死在1948年的巴黎街垒，不能算行动矮子。

　　

　　第一天进厂正式上班，连我在内，新分配来的70届毕业生一共五人，很巧，其中一位居然是我的小学同学赵干城，他原是淮海中路小学四班的，我一班，彼此本来就有点儿面熟，两人特征明显，脑袋皆硕大，见面当天没聊几句，话题对路，投机得竟如千杯知己一般。后来赵干城成为在文学阅读上对我产生隐秘影响的人之一，在最无聊最无望的七十年代初，他曾写过爱情小说以自娱，誊在黑色的硬抄本上，一段姐弟恋的故事，由彼此的情书往来为线索，似乎没有最终写完……我读的《罗亭》，即来自赵干城，我那几年读过的许多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大部分通过他的渠道获得：屠格涅夫《贵族之家》、《初恋》、《烟》、《父与子》，果戈理《死魂灵》、《钦差大臣》，冈察诺夫《奥勃洛摩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赵干城住南昌路，我住长乐路，中间就隔一条淮海路，他和我各有两三个私底下读禁书的老三届邻居，属于原来家境优裕，文革一来，生活走向衰败的那种，以患有疾病为由，不肯上山下乡赖在家里蛰居不出，暗无天日地，用那些“扫四旧”漏网的“封资修毒草”安抚自己、麻醉自己和欺骗自己的一群人，一群真正的“多余人”。他们是行动的矮子，他们害怕艰苦，逃避上山下乡；他们还是思想的矮子，他们不但不可能成为思想巨人，由于恐惧，他们连一点点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愿望都不可能有。他们的文学阅读和他们的生活完全脱节，货真价实的白日做梦，他们没有一丁半点的理想，他们的个人理想早已死灭，只剩毛泽东号召的祖国理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畏惧舆论，他们虽浑浑噩噩，却不愿被嘲讽为“赖在城里吃闲饭”，他们陆续在街道里弄生产组参加不得已的简单劳动，糊纸盒、踩冲床、焊电子管，一个月拿二十几块钱，卑微地与那些文盲、残疾人、老阿姨以及四类分子混在一起，他们的勃勃生气丧失殆尽，如行尸走肉，他们遭人鄙视，得不到尊重，他们看不见任何光明前途，他们才是的的呱呱的“多余人”……八十年代解冻后，第一次开放批准去香港探亲去继承遗产，第一次允许去日本打工，第一次可以去澳大利亚留学，牢笼打开一条缝，他们看到了外面世界之一角，他们恰似枯木逢春，去新大陆逃生的欲望终于爆发，脱离绝境的机会从天而降，那时候，乌鲁木齐路领事馆区签证处围墙下全是他们的身影在晃动，他们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奔向异国他乡，他们的故乡早已不在此地，他们还剩有下半辈子，他们对我说他们永远不会再回来，西方世界，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这些当年百无一用的资产阶级文学爱好者，这些革命年代受尽了冷眼与羞辱的“多余人”，一个接一个从我周围消失，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挖防空洞的一年中，我和赵干城说话最多，老师傅新学徒，呼啦啦混着干，没有明确分工，累一阵歇一阵，大家自由散漫的，还不觉得时间之难熬。不记得那时候我们有没有开始相互借书，好像还没有，赵干城抽烟比我凶，都才十六岁，他的食指中指已被香烟熏得焦黄。我们那时谈些什么？大部分忘了，怎么可能记得那么多呢，何以解乏，惟有聊天……不过我牢牢记得其中的一次：赵干城说起了顾圣婴，他说上海音乐学院的顾圣婴在文革中被嫉妒她的造反派打断了手指，自杀了。他说他想写一篇小说，似乎他认识的一个什么人，与顾圣婴生前很熟。我之前不知道顾圣婴是谁，只知道音乐学院有个反动权威贺绿汀。写小说？把我吓一跳，不过正因为这个，我对赵干城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慢慢地，我零零星星地知道了赵干城家里的一些事，他父亲文革前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有一个六九届的哥哥在黑龙江军垦农场……我好像没讲我父亲的近况，我不愿说，不完全怕耻辱，太复杂了，我不明白政治有多险恶，还不知道父亲最后命运会怎么样呢。好几次，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说中国要和苏联打仗了，城市人口肯定得疏散，他也许会被流放……我回避提我的父亲，赵干城亦不问，看来他对文革怀有的敌对情绪比我还甚，凡说起粗鄙野蛮的造反派，即面露鄙夷。

　　

　　赵干城运气好，混得也比我好，防空洞工程结束，各归其位，他被分配在仓库担任保管员，平日负责发放原材料劳动防护用品工具零配件之类，闲的时间多，至少比我多很多。他没事就看书，把书翻开搁办公桌抽屉里，有人推门进来领手套螺丝钻头什么的，他一听到响声便随手把抽屉关上，一点痕迹都不留。我比他惨多了，我没有办公桌掩护，光天化日的，为上班看书，每个月都被扣奖金。赵干城具有既隐秘又持续的读书条件，他可以利用上班时间读长篇小说，我不行，我只能读马列小册子。后来赵干城开始自学英语，我去仓库找他，常见他十分惬意地端坐办公桌后面，正闭目背诵英文单词呢。也许，恰恰是我们俩当年这种不同工种境遇的时空差别影响到彼此的将来：赵干城如今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战略研究所的所长，不再谈文学艺术了；而我，也不再研究马列，成了一个只擅长写一点小片段的文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初没有整段时间供我自由支配，见缝插针地读书又随时会被打断，我的思考全是零碎的、偶发的、即兴的和灵光一现的。十二年的工厂生涯对我此后影响深远，至今我还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走神，大概就是当年我经常在劳动中思想开小差的后遗症吧。

　　

　　我是早晨诞生的，算命先生说早晨出娘胎的人不睡懒觉。我自小不赖床，七岁读一年级，严冬腊月照样可以一骨碌从热被窝爬起来。进厂上班后，见那些老师傅短短的午休一小时还不忘笼袖盘腿打个罗汉盹，不免惊讶。年轻时代真是元气足火力旺，劳动强度大，伙食标准低，也不晓得哪来的精力，任凭四肢酸疼，脑子依然不肯休息，累一天回家潦潦草草吃完饭，寻个凳子捧本书就看，连续六个钟头屁股不挪一挪，属于毛毛雨。《马丁·伊登》其实写的就是杰克·伦敦本人的事迹，它大大鼓励了我，体力加旺盛的求知欲，即夜以继日地读书，并非躺在床榻上读，而是坐着读，困了，起身以冷水揩脸激灵一下，实在熬不住就脑袋一耷拉趴桌子迷糊睡去，待醒来再继续。我另有两个在宣城插队一个在柳州军工造船厂的小学同学（他们的故事我以后要专门写）也是痴迷读书的主，他们和我通信，偶有长篇大论的，我投桃报李，给他们回信八分邮票贴两张，七八页薄薄的报告纸一折叠，信壳都快撑破了。那些信估计谁都没保留，七十年代初，凡收到所有的同学来信我一概阅后即焚，现在想想，如果这些信还留存，一两封也行，我的“阅读前史”一定会出现不一样的景观。

　　

　　我在那些与身处穷乡僻壤的小学同学的频繁通信中，从不谈平日里一直偏嗜的文艺小说，那与我们共同关心的现实无关，再说我也不想流露那种灰暗情调。我同他们的通信主题无非社会现状、传闻、哲学、历史以及信末总要提一笔的生活问候（敷衍式的）；七二、七三谈理想、哲学多（基本就围绕马恩），到了七四、七五年，话题重点转向了政治现状和流言，也逐渐转而描述或自嘲自己的生活（变直接了）。我在信里不“议政”（我对人们热衷传播的中央人事变动一类小道，向来无兴趣），但喜欢用抽象语言谈论与政治相关的话题，比如“我不相信知识青年有可能改变农村”（针对我的两位插队同学一度相信“知识青年应该改变农村”的浪漫想法，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所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他们说现实正相反，农民只能是被教育的），或者“我相信共产主义，但前提是人人做到无私”，但逻辑结果却是“一旦人人无私，无私就不复是美德”，因为一个“无私的人”，是既不需要、也不会感谢他人对他的一切服务与帮助的，而在一个“人人无私的社会”，一切人的劳动与奉献统统失去了意义；美德的前提是普遍的自私，所以美德成为榜样，因而自私必须被保护，这样恰恰也维护了美德的崇高性——毫无疑问，“斗私批修”，“批修”题目大，事关“国际共运，”搞不清和苏联究竟怎么回事，最起码“斗私”不能成立——1970年毕业前夕我们去虹桥鸭场浪大队“学农”，一天下午工宣队突击搜查邻村另一个班级分散住在农民家的学生生活用品，那些父母为他们的孩子准备的一丁点饼干、白糖、猪油、花生辣酱和鱼肝油全部被没收（暴政猛于虎，可怜天下父母心），工宣队还丧心病狂把这些可怜的收缴物开了个“阶级斗争展览会”，说要“斗私批修”、“反对好逸恶劳批判贪图享受”！

　　

　　别以为我总是对那段历史中的零星黑暗面耿耿于怀，我还有另一面——“在幻想中安排世界”，杜勃罗留波夫哪篇文章里说的，形容《奥勃洛摩夫》的同名主人公，乃至比喻一种叫做“奥勃洛摩夫”的“性格”；一部冗长的小说，日常起居，亲戚仆人，真啰嗦得没脾气，本不该在我喜欢的小说范围之内，不过有些事情就是怪，就因为它出现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反过来一样，出现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而变得异常重要起来。《奥勃洛摩夫》，一部与杜勃罗留波夫几乎同时出现的作品，它们平行地呈现，如同原作与注释的对照性阅读，镜子一般照见了我。七十年代前半期，我有轻度神经衰落，多梦，心思重重，神形游离，情绪始终处于交替状态：冷静/烦躁，忧郁/激情，淡漠/渴望……一半是消极，一半是积极，当然我的积极藏于内心，我不积极靠拢所谓组织，我的积极别人看不见；同样，我的消极也藏于内心，别人也看不出，我的生活外表一成不变，每天按时起床上班工作下班回家吃饭，此外，按时睡觉（基本晚上十一点熄灯，是否熬夜得看有没有第二天就要归还的好书、禁书、慕名已久之书）。1976年我发生两次闪电般的单恋，没有任何表白自然也没有任何结果，虽及时摆脱，消耗依然非常之大。那段日子，主要是春夏之交，我的许多时光都躺在沙发上靠冥想度过（即晚饭后用来看书的那几个小时），像奥勃洛摩夫翻来覆去想奥尔迦，独自经历了喜悦、犹豫、自省、迷恋、激动、幻想、退缩和虚无的漫长过程。这接连两次自生自灭的私人意念事件之间，我与“奥勃洛摩夫”、杜勃罗留波夫先后相遇了，前者来自赵干城，后者来自我的新邻居，一位姓董的中学语文老师。董老师的父亲有不少四、五十年代版本的藏书，我曾借了其中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满涛译）、乔治·桑（忘了书名）、拉马丁（忘了书名、）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及“别车杜”。

　　

　　同年9月毛泽东去世，“四人帮”随即被逮捕，城市屋檐下纤柔的私人情思一扫而空，人们纷纷涌到外滩和市府周围，天天游行庆祝；形势继续深入发展，上海前三号人物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相继在京城被羁押，地方最高权力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空降接管，貌似改朝换代了……不过对我而言，个人事再小也是大事，至少此刻如此，时过境迁重提1976，诱发我记忆触媒的并非那个惊动世界的政治大事件，偏偏是一个无足轻重之人的私生活中，最琐屑最无形的意念：两次无迹可寻的未果单恋，躺在沙发上的冥想，以及对一本描写无用之“多余人”的小说的微弱印象唤起，那个杜勃罗留波夫几句通俗易懂的评语——他说奥勃洛摩夫是冥想派，他思索，而并非冷淡——概括得多精准！我对文学评论的向往，受杜勃罗留波夫和别林斯基的影响显而易见，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为博得露丝的欢心而发奋写作，我的动力又在哪儿，这还是疑问。我想象过我成为一个评论家，但仅仅只是想象罢了。我想象我和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是同代人，我为之撰稿的应该是《祖国纪事》而决不会是什么小儿科《学习与批判》与《朝霞》。在如此漫长的七十年代，我身边从未出现过奥尔迦、露丝或娜塔丽娅（《罗亭》中的女主角）那样的女孩，哪怕稍稍有一点点她们的影子！我既不投稿，也不写情书，我不知道我会写什么，我没有机会了解我自己；我能写的只有批判，只有表态，只有舆论一律的重复，只有揣摩领袖的意图，可这一切全不是我要的；即便沙皇时代，即便别林斯基文章也被删改，别林斯基赫尔岑还是出现了，这些人物永远不会在此地出现，这里没有十二月党人，没有《祖国纪事》，没有西伯利亚的冰雪与矿井，但这里有黄浦江畔杨树浦路上的“提篮桥”，唉，提篮桥，连监狱的诨名都弄得那么小儿科。

　　

　　惟有那段晚餐后躺在沙发上冥想的时光无比美妙悠长，读书使时间飞逝，一旦不读书，天花板下电灯光圈内，四壁之中，家人身影凝固，空间温暖渺小……陋室外，山雨欲来国家危机四伏大厦将倾，昏昧如我辈蒙在鼓里，周恩来朱德辞世唐山大地震，中南海底牌即将揭晓，世道要变啦，我不知道，父亲更不知道；我们是被操纵被使唤被愚弄被剥夺被无视和被牺牲的一代、两代甚至更多代，我们的未来命运将如何，我不知道，没人知道。慵懒的爱情，玫瑰凋谢了在你尚未绽放之际，你这昏暗的长夜之子……我是守株待兔的爱情胆怯者，我不是不敢表白，而是没有遇到可表白的人；我热爱生活，我恐惧生活；我能言善辩，我嘴笨口拙；我空怀鸿鹄之志，我缺乏未来计划；我珍惜时间，我虚掷光阴；我尚未反抗即被历史淘汰，我无声无息，我百无一用；我是废料，渣滓，孬种，我是多余人……

　　

　　大历史的紧急关头，未必是我的紧急关头，反之亦然。国家兴亡匹夫无责，1976年金秋时节，无论普天同庆或是人民狂欢，由于历史真相并没有公开，人民的态度最终就不能算出于自愿的选择，而仍然属于集体被裹挟；权力换班，英明领袖取代了伟大领袖，新一轮审查，新的敌人，新的清算，新的口号，统统颠倒了位置——10月下旬，出于生理性的兴奋和多年工厂纪律的压抑，几乎天天晚上，我混在沸腾的街头人群中，那个情景不由得令我回忆起1966年秋天北京红卫兵包围上海市政府的梦幻般场面，盛大节日的再次轮回……半月后，我才坐定下来看书，重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雨果《九三年》，并给我的外省朋友们写信，说“仍看不清中国将朝哪里走”，同时又给另一个在皮件厂做工的女孩子写信说“可能我的机会将来了”，真是天晓的，我凭什么？许多年后我与她重逢，她提起我信里这句话，问我是否记得，我说，“也许吧！”她说你忘了你当年有多狂，我很惊讶，我狂？那年头我敢吗……也许吧，看来父亲对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他总说“知子莫若父”，莫非他年轻时候也很狂，哪怕仅仅狂在心里。

　　

　　二十岁之前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羞怯的人，据我大姐说，幼儿园阿姨对我的评语上有这么一句：“不能主动举手发言，一说话，就脸红脖子粗”，大姐后来经常引用它来取笑我。小学三年级时曾我丢失过红领巾，按学校少先队规定我必须报告班主任和大队辅导员，我期期艾艾，在大队辅导员办公室楼梯下足足徘徊了一个下午，就为羞怯，不知怎么开口，怎么解释，怎么检讨……成年之后，我还是不擅于主动同领导说话，这问题倒不大，我本没想过要博取领导的注意；不过，不擅于主动同异性说话，就是一个亟待克服的重大缺陷了。小学起，我只与班上的男同学交往，既同性，又同辈，大家说话毫无障碍。这种状况持续到文革爆发，及至父亲被审查、家里被抄，我突然变得少语寡言——没心情与同学或街坊孩子一起玩，怕他们有意无意问起我父亲——进了向明中学，凡遇到申请参加“红团”一类事就装糊涂开溜（即已由学校工宣队领导并控制的“红卫兵团”组织，原“共青团”组织瘫痪依旧），就怕填表格，怕面对“出身”、“家庭成份”、“父母政治面目”之类的“必答题”。我就是这么一个缺乏“面对能力”与“面对勇气”的人，前头我说“我是孬种”什么的，绝非自轻自贱，当时我的的状态就是如此。

　　

　　说说爱情吧，在爱情难得的乱世，至少还有爱情小说可读，它们隐秘地流传——像奥勃洛摩夫冥想奥尔迦那样，最终选择了逃避；露丝成了马丁·伊登的陌路人；玛丝洛娃拒绝了聂赫留道夫，“你利用我作乐，现在又利用我拯救你灵魂！”倾家荡产痴情卖油郎独占花魁；凯瑟琳背叛了希刺克利夫；阿芒保存了马格丽特的一粒纽扣得到了马格丽特一朵茶花的回报；渥伦斯基伯爵的“一个愿望，终于如愿以偿了”，卡列宁以德报怨在安娜流产生命濒危一刻宽恕了这对情人；于连杀死了德·瑞那夫人被送上断头台；“浑身雅艳，遍体娇香”的杜十娘肝胆俱碎怒沉百宝箱；红拂女柳如是李师师苏小小，“米修司，你在哪儿啊？”汝龙的契柯夫，带阁楼的房子，一个漂泊艺术家，一座花园和一个女孩，瞬间之爱和持久的缅怀……那些惊心动魄的欲望、激情、疯狂，以及温婉缠绵的爱、迷恋和单相思啊，我只是从书本上经历了你们，我从你们这里之所获，比道听途说更深入，也许比亲身经验更彻骨；我见过那些有爱情经历的，因苦闷或炫耀而对我讲述，长长短短，我没有一个记得住……我喜欢屠格涅夫的模式：一座宁静的，或死气沉沉的庄园，出现了一位来访者，路过，投宿，他也许是亲戚，或亲戚的友人，他见多识广，在客厅里说话，晚餐，然后，主人家的少女，或某个女人被他吸引，故事开始了……爱情故事的结局为什么总是悲剧为什么总是令人唏嘘？为什么伟大的小说家全这么写？毁灭与虚无，似乎是一切伟大爱情故事的唯一归宿，只有山鲁佐德讲的爱情故事不那么残酷，结尾通常是“王子与公主结婚了，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是啊，恶人捣乱，妖魔作梗，爱情虽经历了千辛万苦，终局却令人安慰；不过，正因为结尾美满，《一千零一夜》里那么多故事，我差不多全遗忘了。

　　

　　回想那段岁月，就我有限的小说阅读而言，我惊奇地发现，至今我最难忘的核心部分依然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爱情小说，它已融入我的匮乏青春之异度经验，并不可替代地成为当年的一种虽不合时宜却有利于我个人判断好坏的重要标准。我不是个行动者，所以俄罗斯文学提供给我的标准与行动无关，它只与冥想，与内在性有关。偏执地脱离实际生活，使我在整个七十年代可说是真正地虚度了光阴（凭良心说，我虽喜欢过保尔·柯察金这个人物，但他那段当年我们几乎人人能背诵的有关“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的著名言论，我早已非常实际地将它抛弃了），幸好我虚度了，那个年代根本就不值得认真对待！虚度它，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内心免遭毒化，免遭大面积污染。俄罗斯文学倒没有在信仰方面感召过我，我并不属于他们那个年代，人种、地理、宗教、历史统统不一样……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其中的爱情故事，感动我，引诱我想入非非，幻觉附体了，场景历历在目，人物呼之欲出，他们似乎在我面前说话，我灵魂出窍，屏住呼吸……黄昏了，房间里光线越来越暗，那发黄的书，密密麻麻的铅字，几乎难以辨认，仍将我牢牢吸住，欲挣脱而不能。朦胧中听见祖母说：你眼睛要看瞎的（潮州话，“瞎”读音是“麦”），说完，她就回她的房间去了。祖母不识字，眼神明彻，她于1985年去世，1976年，她77岁。

　　

回复[6]: 科长 (2010-07-14 13:06:02)

　　天空之下——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之六

　　

　　

　　吴亮

　　

　　

　　一九七一年底，外婆在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里去世了。西宝兴路殡仪馆，外婆安详地躺在灵床上，她嘴中的假牙被取走了，两颊深陷，脸变得那么短。这是我第一次与亲人的死亡离得如此之近——外婆不在了，在那儿躺着的似乎是个替身。只有灵堂黑布幔上那张外婆的黑白照片是真实的，哀乐响起，母亲带领我们几个孩子肃立了几分钟，没有悼词也没有哭声。毕竟外婆卒年已八十有三，无疾而终，应算是喜丧了。我爱外婆，只是当时不懂这叫爱——她是我的开蒙老师，我五岁时外婆教会了我下象棋，车马炮士象卒，是我最早认识的汉字（比认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了两年，这个先后次序深刻地影响了我）。外婆教我象棋，本意是让我陪她解闷，不料一年后她便不断输给我，以后我们祖孙俩就不再下象棋了。外婆住虹口溧阳路麦盛里22号（文革前外公还在世，他每月要给我母亲写一两封信，我着迷外公遒劲的钢笔字，信封右下角“溧阳路麦盛里22号”的落款至今清晰难忘），外婆牙不好，咀嚼艰难，到我们家来吃饭时，贴身口袋装一把象牙柄小刀，把她爱吃的食物搁盘子里统统切成碎丁才送入嘴中，这时候，外婆松弛的两腮和下巴之间，如磨盘一般，开始了周而复始的缓慢运动，只要有她在，她永远是我们家最后一个离开餐桌的人。周末，外婆从虹口过来看我们，先坐55路到外滩，再步行至海关大楼旁边换26路抵重庆南路，途中辛劳，还几乎每次都不忘捎上她自己蒸的菜包子给我们几个孩子，四只菜包子码在一方很大的蓝格子旧手帕正中，将手帕四角对折，中间系两个结，就搭电车一路颤颤巍巍地拎了过来。

　　外婆去世之前的那年冬季，为了治疗她右手的肌肉无力症，多次住在我们家，由我的祖母陪同（祖母也古稀之年了），到对街的淮海地段医院打针灸，一周一个疗程。外婆一口京片子，讲话风趣，喜说歇后语，肉包子打狗、擀面杖吹火、狗咬耗子之类，对我而言，它们最初都源自我的外婆。晚饭后祖母收拾碗筷，外婆闲来无事，一边用棉球蘸烧酒搽揉手背活络血脉，一边以鼻音哼西皮二黄，她的牙齿差不多全军覆没，没法唱曲念词了。父母彼时在五七干校，晚上家里安静极了。我祖母呢，可能出于礼貌，也可能因为无聊，就找话和外婆搭讪。两个老太一个潮州话一个北京话，谁也听不懂谁，南辕北辙的，依然能一问一答，内容荒诞琐碎牛头不对马嘴，我听了笑痛肚皮，转眼间忘得干干净净。

　　我当时还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死，不过，那种失去亲人的内心难受是天然的，不必教的。外婆的死，把一些东西带走了，准确地说，是把我心里的一些东西带走了。送别外婆的次日下午，我在一页纸上写了篇寥寥数行的怀念短文，大意是：外婆安息了，一颗慈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有点模仿哪里看来的追悼文，例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或马克思去世时他们朋友致的悼词，欧式套话，那时我还不会用文字回忆日常细节……后来我把这页文字给母亲看过，也许母亲也早忘了吧。

　　这之前，家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我自小从未见过的四舅，经多次申请，终于获准从大西北劳改农场回上海探望他的母亲——即我外婆——一九五七年我的四舅宋剑虹因右倾言论加历史旧账，被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馆开除公职遣送青海共和县（一个离青海湖不远的地方）劳改逾十四年之久，如今我应该展开想象：那年他孑然一身回家，可曾有过什么感慨？面对年过半百头发稀疏脸颊被高原紫外线和寒风磨练成黑红色的小儿子，外婆又会是怎样一种锥心的疼痛？我当年虽年轻，已惊讶于四舅的生存潜能与达观态度，一九七一年，那是个什么年头，他还朗声大笑，昂首健步，后来我父亲对此很不以为然（自此以后，四舅每两年回一次上海，常与我父亲喝酒聊天，俩人经常因一个不同的看法弄得全家举座不欢），父亲多次称“宋家老四”是花架子，说他解放前夕开一部黑色奥斯汀，目中无人……探亲假期届满，四舅必须回青海了，他总是有目标需要争取，如同他在抗战时去了重庆，考入西南联大想为国效力，学的偏偏是政法，日本投降，四舅随国军回上海接收敌产，被安排在淞沪警察局经济稽查处，曾是国家公务员啊，因政权易手戏剧性地成为他后半生的污点与噩梦。四舅回劳改农场去了，虽早已不再是劳改犯，身为农场职工，他绝不甘心死后抛尸在那个冻土地带。他不断写信给人大，写信给廖承志，说先父（就是我外公）曾追随孙中山北伐，说他拥护和平统一台湾，说他应该与当时全部大赦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样，遣返于原单位，说他年老体弱不应再留在大西北变相服刑。四舅还热衷于给我母亲写信，从这次探亲的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九年他的问题由“遣返”改为“纠正、恢复原职、正式退休”三步曲一揽子解决之前，四舅从青海共和县寄给我母亲的信估计达一两百封（四舅的各种申述信，也会抄一份附于信中，据此我知道了一些四舅的历史往事）。这些信，母亲看过即弃，我却要看几遍，它们成了我非常感兴趣的读物，其意义类似于多年之后我从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诺维奇的一天》那里得到的“黑暗知面”：冷酷、尖锐、求生与惊悚，以及残酷现实里的卑微欲望和寻找乐趣的非凡想象力——一九七七年我从隔壁7号三楼邻居徐茂芸那里借到一本黑色硬抄本，里面工工整整手抄的中译《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种冷冰冰的描述，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推进，把我彻底征服了。我花费了好几天将它再次誊写在我的一大一小两本“工作手册”中，因为四舅的遭遇，我特别钦佩索尔仁尼琴，为他的描写心悸，至今依然如此——四舅不是小说家，照样在信里描绘过青海湖，形容过雪山，叙述过他看守水库，捕鱼，放羊，宿舍的格局，伙食，庄稼和收成，大风和暴雨；记录过他的生活开支，他的简历，病历，父母（即我外公外婆）双方的亲眷与外戚的名录（四舅显然有非凡的记忆力），卖弄他的自然知识，嘱咐我母亲为他代购的药品、书籍及杂志的清单；当然还夹有牢骚、埋怨、催促（都为一些让我母亲办的事没有办好，他开始数落，夸夸其谈地数落，这可能就是我父亲烦他的原因吧，我猜想我父亲一定会看过这些信），和索尔仁尼琴有得一比呀——可惜，这些信全没保存下来，家里小，没地方搁，几只抽屉一会儿就塞满了，处理旧信件的唯一方法：撕得粉碎，扔掉（我们家的亲戚中，还有一位“写信狂”属于父亲那条线：我的姑妈）。至于我现在手头还收藏着的十几封四舅的信，则已是八十年代四舅回到上海之后给我母亲写的了，除了交代一堆日常琐事，啰里啰唆斤斤计较，再没生死攸关的内容，历尽劫波回归故里，此生别无所求，激情已耗尽，字迹也绵软无力了。

　　四舅第二次请假回上海可能在一九七三年吧，也许七二年？没法核实了，母亲与姐姐们的记忆力比我好不到哪里去。因外婆已去世，四舅能在他母亲在世时见上一面的心愿也已了了，他第二次来上海的心情轻松极了，轻松得令我狐疑，那种伸展双臂的开怀大笑，简直是乔冠华式的，同四舅的身份、经历和现状完全不相符。有一天，又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母亲通知说“四娘舅今朝下半日要来白相，还带勒一个老早子格女朋友”（沪语：四舅今天下午来玩，还要带一个以前的女朋友）。他们来了，四舅穿一件新买的涤咔浅灰上衣，神采奕奕；那位姓陈的女人四十来岁，衣着简朴得体，眉眼流盼之间，含有一种我当时尚不能领略的风情，它虽被拘谨的外表与刻板的服饰所掩盖，却时不时地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泄露出来，然后迅速收起那种一闪而过的眼神，低下头一声不吭了。关于这个我只见过一次的女人，父亲说他从前在四舅家里与之照过面，称她在四九年前后曾是个舞女，后来就成了四舅的相好，但未知何故四舅没有娶她，直到四舅被押解到青海，两人才断了联系。父亲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显然表现得古板保守，背后不止一次讥评四舅“头重脚轻”，说那女人“作风不好”。我呢，那时的心思全不在身边的日常生活，从不打听类似的绯闻或流言，包括我所在的那家弄堂小厂，庙小口号大，池浅恋爱多，发生在厂里的男女情仇，我皆当作耳边风。我既对私人秘密如此缺乏兴趣，四舅和那女人的旧情复燃及内里种种因缘与坎坷，对我来说它永远是一个搞不清真相的谜，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天下午我们去离家最近的复兴公园，母亲、大姐、我、四舅和那女人（二姐好像不在），五个人一路穿过渔阳里，康绥公寓，雁荡路。复兴公园大草坪上，花坛前，天高云淡，我揣着那台120蔡司相机为他们拍照，母亲拍照前总要不放心地把衣角和头发捋了又捋，考验我作为业余照相师的耐心。一会儿说太阳刺眼，一会儿嫌背光脸太暗，等快门终于按下，母亲又怀疑她是否在那一瞬间眨了眼，天哪，我的妈妈，你真烦……四舅顶顶神气，头抬得高高的，其实他个子还没有我高，照片里看，他显得比我高半头。在一群人里，按四舅的本性，他属于想抛头露面做领袖的那一小撮。一九五七年他就因为想出头（四舅肃反期间曾以“军警特”罪被政府判了三年徒刑，假如五七年整风时他装聋作哑，肯定不会发配青海），结果付出了二十多年失去自由的代价。

　　复兴公园的大草坪，直到今日它还在老地方——一片开阔地，如果太阳躲进云端，从草坪的一头看另一头，对面树林的翠绿色就瞬即变幽深了，平时，只要不是星期天，这草坪上几乎没有游人，尤其是白天，它就那么敞开在那里，被遗忘似的，如荒地一般无人问津。草坪的上头是灰蒙蒙的辽阔天空，在上海的市中心，你很少有机会可以抬头看见这么辽阔的天空，除非你和你的同学爬上屋顶。但草坪毕竟不同，被它环绕，虽缺乏站在屋顶上的刺激，却有一种逃离现实的轻松，如果你请了病假，一个人躺在这片草坪上，什么都不想，让你的脑子空空荡荡，至少可以产生不再烦恼的幻觉，帮你体验到自由：自由，即你一个人在天空底下自在地呼吸，尽管你最终必须回到你来的地方。四舅，你那天下午在复兴公园草坪上的熠熠神采，莫非也是来自不受限制的呼吸，而不全因了你与你过往情人的鸳梦重温？多年之后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不禁想起四舅在提篮桥的囚室生涯，想起他在大西北给我母亲信中描述的青海湖的天空，他渴望自由，可在他信里几乎从来不出现自由两字！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经常呆呆地通过监狱的窗口仰望那一小块天空，他想象在那块天空底下的人是自由的；后来他自由了，他站立在那块天空之下，他发现，他现在不知道该朝哪里仰望了……我的四舅也是，八十年代初他回来了，就像列宾的那幅著名的油画《流放者归来》，一个胡子拉茬的男人走进房间，脱下毡帽，正在早餐的孩子们惊恐地看着这位不速之客，一个陌生人，一个这里的一切本应属于他的人，如一个局外人一样回来了——但是历史已经无情地翻了过去，没有人认识我的四舅，当事人离开了，迫害狂退休了，始作俑者死了，没有人知道四舅的故事，也没有人会对他的档案感兴趣。遗忘吧，向前看！四舅以为他回到了他熟悉的上海，其实是去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城市，他是不速之客，这里，那会儿，八十年代初，上海，还有北京，以及更多的大小城市，突然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不速之客，流放者归来了，不是马克西姆·考利笔下的“流放者归来”，而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人，听说的人，身边的人，邻居，同学，亲戚，爱人，甚至我们的父兄辈我们的手足——他们归来了，幸存者归来了，劫后余生者归来了，他们自由了，他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留给这个时代的局外人；他们无声地继续生活，他们数量庞大，茫然，无助，互不往来，他们是渺小孤立的沙子。

　　我的舅舅们个个一手好字，四舅钢笔字娟瘦，三舅行草劲朗，二舅小楷端丽，但都远不如外公的字古雅遒厚……我就更不用说了，每况愈下，连毛笔都握不好……笔墨时代终结了，我目睹了它的消亡，仅从我家人近半个世纪来与亲戚的往来通信中，一条迅速滑坡的下行线，汉字书写日趋丑陋，勉强书写，书写不再被需要，能读字而不再写字，这不可思议的退化，居然只发生在短短的两三代人之间。遥想七十年代初，毛笔书法仍有用武之地，毛泽东和鲁迅的墨迹印刷物四处可见，因毛体而仰慕苏轼米芾王羲之，因鲁体而琢磨魏碑欧阳询颜真卿。福州路美术用品商店，徽墨宣纸湖笔曹素功墨汁仍然有货，隔两条街，古籍书店颜真卿柳公权碑帖仍然摆在柜台里。书法，那个年代唯一没有被彻底摧毁的文化传统，很快成为我们周围一些人的兴趣中心，并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我爱观摩字帖，但几乎没临过帖。说“几乎”，那因为还是断断续续临过一阵颜体，坚持了个把月，没发现意义也没发现用途，最主要是没有发现乐趣，终于投笔放弃。在此之前，在父亲的大书橱里，有一天我意外翻捡出一沓碑帖印刷散页，残缺的赵孟頫《洛神赋》，中间竟然还夹有苏轼“前赤壁赋”拓片，它们分别被折叠，摊开一看，一共四条，整幅，除了褶皱处有几个米粒大的蛀孔，没有其他明显破损。这个发现曾使我对拓片碑帖一类旧货产生了短期的迷恋，不过，当时不可能有机会见到哪怕一两件真正的古董，也不可能有机会向高人请教，眼皮子底下这一鳞半爪的，形不成强大诱惑（七十年代初，“破四旧”早已过去，一些有产阶级子女，私下一提起当年红卫兵抄家就心疼不已，骨董值钱，字画值钱，黄金值钱，劳莱克斯值钱，红木家私也值点钱，这些常识已迅速恢复，旧货店里有点封资修复辟的苗头了）。我的致命伤在于我怕动手，只爱想，胡思乱想。我写信勤快，一写信便滔滔东流去，笔下千言全是字，何须另外练字？练字这件事，纯属本末倒置。一个人字写得有模有样，但他却根本没有自己的东西要表达，光字好，顶个屁用。

　　有几年，我对偶然看见的“世界”——某种手艺、乐器、物品或嗜好——会突然沉迷，见异思迁乃是伴随我大半生的秉性，但最后，毫无悬念的，我将显出我的原形：只有阅读能持久吸引我，阅读才是我不可戒除的瘾品。阅读对我不是谋生之必须，也绝非功利交易或达成未来野心之必须，我着迷于阅读是为了阅读本身，它是起点也是终点，如同看风景的快乐就是在风景中看风景，喝酒的快乐就是在喝酒中喝酒。人在景中人在酒中人在书中，其实一件事。一物的价值不能以另一物为解释、为根据、为指归、为尺度，正如此刻，我在回忆，回忆的无穷魅力只在回忆本身，只在回忆特有的那种招魂力，它将我，将所有意欲回忆的人们通过回忆本身，进入到那些无有穷尽的内在世界之中，奇迹般地将往事与亡灵唤醒。

　　一九七三年，我一度对湖州毛笔和老胡开文的墨产生浓厚兴趣，可我并不写字啊——起因微不足道，却也是因缘：先后认识了两位孜孜不倦的写字人，一位叫管平雄，习颜体，擅篆刻，住淮海路近思南路一侧，虽身体羸弱，写的字倒格局不小，“我以我血荐轩辕”是管平雄平日最爱写，并最愿意赠送朋友的几个字，那期间我也得到一幅，不过我一直没有将鲁迅的这半句诗看得很重，我觉得那种带“血”的词语与我家的气息不合，天天读，耳闻目染，大家会坏脾气的，就把它随便哪里一塞。管平雄后来去了日本，那幅“轩辕血”则早被我忘在爪洼国去了也。另一位姓韩名煜，在一所中学当老师，他是我工厂同事韩永鑫的小叔叔，仅长我十来岁，便一手好字了得，临古人碑帖无数，令我惊诧不已。后来熟了，韩煜可能觉得遇到了知音（彼时我对中国书法基本是文盲，也许他听过我谈了其它的什么，有些佩服我，惺惺相惜而已），赠我条幅一帧，上书李商隐诗两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这幅字我曾把它拿到店里装了镜框，却无空余墙壁可挂，其后我搬家多次，日常生活千头万绪，烦乱仓促中，这幅字和别的一些玩意儿一同不知所终了，现在念及此事颇觉可惜了也。罢罢罢！记得就好，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一语成谶啊。

　　读小学的那几年，世界还简单，没心事的我常往文具店跑，未必买，只是过过眼馋的瘾。学校旁边的瑞金路口有一家，金陵路上也有一家，里面的铅笔橡皮文具盒圆规角尺卷笔刀琳琅满目，都想要啊（我对玩具倒不怎么迷恋，邻家孩子有一把塑料手枪就显摆，我没啥反应）。不过多看就看疲了，最后能持续吸引我的文具店是“老胡开文”，坐落在淮海路淡水路东北角的那一家，门面不大，门前梧桐浓荫蔽日，店堂里就两个售货员，也卖普通文具，品种单一，生意很清淡，小孩子都不来嘛！不过，“老胡开文”的魅力在于，它是针对老派人的，纸笔砚墨，信笺印泥，镇纸图章……看不懂，不敢问，鼻子贴着柜台，哈了玻璃台面一圈水蒸汽。七十年代认识了管平雄与韩煜，识货了，再逛福州路，方知当年看到的那些“物件”无非叫青田、印钮、尺牍、水洗、徽墨、毛边纸、生宣熟宣，北尾大狼毫……我开始零零碎碎买一些我并不需要的“物件”，为了不用之用，价钱不能算太贵，但也不便宜啊，一支羊毫中白云四角，一支善琏七紫三羊也是四角。四角当年什么概念？可以舒舒服服在厂里吃两顿丰盛的食堂午餐……我从不用毛笔写字却不断买毛笔，它的形，材质，做工，刻款，每一样都耐看。家里现成一只民国仿清的青花笔筒，沿口盘踞龙一条，蟾蜍一只，冷冷清清的。现在青花配上了湖笔，一支两支，三支五支，如花瓶里插了鲜花，立即来了精气神，活了——这也许是我在那个贫瘠年代仅见的一点小风雅，那只腹中插有毛笔数支的笔筒一度成为我们家庭留影的背景点缀。三十多年过去了，毛笔们全部还完璧呢，它们虽已陈旧，却依然簇新，它们已不仅仅是物件了。

　　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对父亲笔迹唯一印象，就是他的签名，我学生手册上的家长签名，一半是父亲，一半是母亲。父亲的字外圆内方，拘谨而用力。我母亲的字比父亲写得好，她的字有一种疏朗文雅的气息，就像她的名字：毓秀——父亲的字属于写作者的字，快，但不随意简化笔划，易辨认，读起来无障碍。七十年代初，我在抽屉里翻到一份父亲在被审查期间写的“我的历史问题交代”，第一行是这样的，“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连写这种唾面自干的材料，父亲的字竟然清清楚楚一丝不苟，仿佛打倒的不是他，写的也是另外一个人的故事。父亲有个姐姐住杭州菜市桥，小时候我们都叫她“杭州孃孃”。文革初期杭州孃孃精神分裂了，属于妄想症一类，幻听幻视，老怀疑有人躲在墙的另一边窃听；病一发作，便痛陈我祖父早年的家庭暴政，好像我父亲是站在他姐姐一边的。杭州孃孃精神稍一亢奋就连篇累牍地给我们写信，信封上“郑秀贞同志收”（即我的祖母，她的母亲）几个字写得野豁豁，墨水字迹粗重，字体倾斜，笔划紧张，一种病态恐惧呼之欲出——这绝对是我当时的感觉，杭州孃孃的信我一般不敢看，密密麻麻的，字和字挤成一堆，连行距都不留。但是，每逢杭州孃孃来信，我祖母两眼立即放光，要我大姐逐字逐句念给她听。我知道，大姐肯定会省略许多内容，有时是为了免让祖母伤心，有时则是杭州孃孃逻辑混乱，如回旋曲一样重复，不断重复，无休无止的抱怨与猜疑，大姐同样受不了。杭州孃孃偶有病情好转的时候，脑子正常了，信就很短，问候问候各人近况，说自己是废物，一生拖累别人，说自己正在吃什么药，然后对我们表示歉意，絮絮叨叨，又内疚又自责的，弄得念信的大姐反而辛酸起来。有时候，祖母会让大姐去邮局给杭州孃孃寄上五元钱，杭州孃孃收到了就回信，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趁全家沉浸在悲叹中，我赶紧悄悄溜走。

　　我受不了哭哭啼啼。我怕坏消息，怕祸从天降。我回避不开心的事，回避那些愁眉苦脸的人。我不喜欢感激涕零，不喜欢怜悯。深刻是另一回事，流泪不是深刻。我缺乏同情心，同情是一种软弱。我不愿流泪，有时候我过不去了，一旦我发现我的喉咙已发紧，已梗噎，我赶紧逃之夭夭。我希望我变得坚强，恰恰因为我知道我太脆弱。那年头，正是磨砺我们铁石心肠的残酷时刻，正是试探我们忍耐力的千载良机，如果你不能熬下去活下来，你就会像一只蚂蚁那样死掉，没有尊严，没有名字，无声无息地消失，你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就像我的杭州孃孃，你们谁会知道她的存在，她已如灰尘般归于沙土，如气泡般破碎于虚空。我佩服我的四舅，他在绝境中没有沦落，他要像一个人一样生活，哪怕只有一个假期，一个下午……在天空之下呼吸，大笑，而不是躲在黑暗的屋子里苟且偷生，没看见吗，那里是永无出头之日的牢狱，也是你的当下，我们的当下：一个驼鸟的时代，一个告密的时代，一个没有尊严的时代，尽管这样，依然要坚强，要耐心等待，因为历史进程必如此，如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人形容的那样——它正处在黎明前的黑夜。

　　

　　

回复[7]: 科长 (2010-07-31 21:11:55)

　　天涯若比邻——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之七）

　　

　　吴亮

　　

　　从一九七三年起，至一九七六年之前，我通过贾维的关系，陆陆续续读了《哈里·杜鲁门回忆录》、《爱德华·希思》、《田中角荣传》、《阿登纳回忆录》、《尼赫鲁回忆录》、哈尔伯斯坦的《出类拔萃之辈》、《爱德华·肯尼迪》和删节过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有关中国的部分被删除了）。我把它们借回家，藏在枕头底下，后来发现父亲也背着我在读。虽然他总不忘提醒我离政治远一点，自己却抵挡不住诱惑，毕竟父亲是一个渴望听到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渴望知道另一种历史描述的人，本性难移。那本《赫鲁晓夫回忆录》颇使我父亲兴奋了多日，并破天荒地对我说，心胸狭窄的斯大林指使“格伯乌”去墨西哥杀死了托洛茨基，赶尽杀绝呀！你看斯大林面相，额头多短小！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父亲最关心的核心内容，他坚信托洛茨基一定会平反。父亲这么放肆说话，基本是酒后。七四、七五年父亲境遇略有好转，恢复了原有工资，下放到南市福佑路照相机五厂木工车间劳动，每逢周末他必喝酒，淮海路老松顺隔壁吴阿四熟食店的酱麻雀和羊羔冻是他的最爱。父亲那阵子喝酒很有点儿瘾，图的无非是一点点私下里的言论自由，而即便这么一点点，也需要酒精壮胆。我母亲有时喜欢在一旁听，陪父亲喝两口，兴致高了还问些问题，比如问父亲有没有见过彭述之郑超麟，仿佛听故事一般；有时遇到母亲没心情（女人嘛），嫌父亲罗嗦，便呵斥：侬又瞎讲，还不吸取教训，迭个托洛茨基搭侬有啥关系，侬为伊吃了几十年苦头还不够？

　　贾维彼时在安徽宣城插队，与他一起去“改造农村”的还有李宁宁，我们三人是淮海中路小学的同班同学。李宁宁钢笔字飘逸老道，童子功，一瞧就知道是临字帖出身，柳公权，当时流行的那一路。贾维写字棱角分明，用劲大，钢笔尖常划破信纸。我与他们通信频仍，贾维重理论抽象，李宁宁偏具体感性，但一开始——即他们刚去宣城时——他们的“共同宣言”是由李宁宁执笔的，“历史将它的使命交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将自己的计划陈述出来”云云，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凛凛然舍我其谁的派头。不到半年，两位的豪情已告降温，一九七二年春节前夕他们回上海，话题之一是“三年自然灾害”，宣城一带饿殍遍野，饥荒与强行收缴粮食让许多家庭绝门绝户。崇高谎言与民间真相令他俩不寒而栗，原有的激情被彻底粉碎，一个现实步骤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浪漫幻想崩塌了，迅速代之以直面生活的唯物主义态度。吊诡的是，让他们这么快就发现中国农村真相的，恰恰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们模仿青年毛泽东，在他们插队的村子里展开了“调查研究”……此后，贾维的兴趣完全转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并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中国现实，虽然这一批判武器是当时盛极一时的唯一官方真理，但又是最危险的最疯狂的。果然，锲而不舍的贾维在次年（一九七三年）做出了骇人的结论：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论”符合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史条件，是正确的，而毛泽东的冒进是错误的；毫无疑问，以打倒刘少奇为目标的文革是前一个错误的延续。当时的情形我记忆犹在：一个冬夜，贾维与我逛到中苏友好大厦南京西路铜仁路一侧（即现在的波特曼酒店那里），街头清寂路人稀少，光秃秃的梧桐下，苍白的水银灯照着两个人的身影，我一听到贾维一字一句蹦出这个结论，心脏立时狂跳不止。我虽然也读马克思，但我更多被马克思的逻辑和修辞所吸引，我从未想过要用它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现状与党内斗争，那对我而言不是因为不可能有条件做，而是根本不敢想！

　　李宁宁自幼语文底子扎实，赴安徽插队落户后半文半白给我写信，什么“寒意料峭”、“余不一一”、“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地”之类，最应该成为文人的是他，结果历尽周折八十年代初他被外交部派遣到联合国粮食总署驻曼谷担任小官员，后到曼哈顿联合国总部工作，九十年代离职仍定居纽约，好像改行了。李宁宁的母亲鲍书琴文革之前在比乐中学做语文老师，小时候我去重庆南路太仓坊李宁宁家玩耍常见到她，纤小个子，梳发髻，金丝边眼镜，态度和蔼细声细语。是啊，中规中矩的职员家庭，家教严谨务实，孩子一般不会野心勃勃，瞒着疼爱他们的父母贸然尝试寻找真理或真相的生命赌博。李宁宁“改造农村梦”破灭，情绪一度消沉，翌年回上海，昏天黑地拉起窗帘在他那间亭子间里闷头大睡。元宵节一过，临走，李宁宁填一些词赠我，如梦令，菩萨蛮，无非怀才不遇、离愁别绪与思乡怀旧。我不喜欢旧体诗词，气息陈腐，我为他的消极悲观着急，甚至还与贾维讨论过怎么帮助他。多天真，多自以为是！一九七二年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告御状，知青状况慢慢有点松动，七三年贾维被马鞍山石棉瓦厂招工进城，撇下一个李宁宁，形单影只前景黯淡……某日，闻李宁宁突然发力，猛攻日语，然后英语，他是语言天才，仅借助字典，即可无师自通——只是，从此李宁宁与我，与贾维，共同的抽象话题逐渐少了。日常生活乘虚而入，这个可以不断重复与不倦问候的领域，因它的私人性与亲密性，成了我和他之间继续得以书信交流的新天地（我们的通信时断时续一直保持到九十年代初）。

　　我的生活依然如故，我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一切正常，尽管工厂生活有着另一种压抑与肉体消耗……贾维和李宁宁的处境与我不一样，皖南山区，难以想象的贫困，不卫生，愚昧，营养不良，土地贫瘠，年底分配到手的只有一点可怜的稻谷和一大堆山芋，知青出工远不及农民，年终分红时的区区几十元人民币令人欲哭无泪。严酷的农村现状迫使他们幡然醒悟，扎根农村无非动听的政治幌子，未来已注定，他们被抛弃在这里，他们将在此自生自灭，没有人来救他们，再不设法逃离那个穷乡僻壤他们这一生就算完了，这个问题很紧迫（当年那些脑子清醒的父母，只要有办法有门路，都在为他们在农村的孩子找出路），但我们从来不在通信中讨论这个问题，正像我们从来不讨论人要不要吃饭这一类常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开卷有益第一句，人首先因生存之需而谋求生存资料，物质生产由是而生，衣食住行，然后再谈得上其他，此乃不需要论证之前提，出发点，整个人类历史之基础，大概这么个意思吧（原文句子比较平淡，我仅记得大意）。假设把这个问题转变一下，落实到自己身上自问，就不单只有一个简单的唯物主义答案了。比如要不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或生存条件，取决于你对自己现有生活状况的评估，你是否能够忍受它；如果你已不堪忍受，那么紧随其后的问题是，你是否物色到新的目标，是否找到通向它的途径和改变你现状的必要手段，最后，你能不能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我思考过这些问题，思考过远不止一次，我的结论是否定的——我毕竟幸运地留在上海，我有一份微薄的收入，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而言，我已知足。我没有在我能看到的范围里发现足以吸引我的其它目标，我能够喂饱我自己，有衣换有鞋穿，我够了。我和我周围大多数人的生活不相上下，可以做到别无所求。人们普遍享有匮乏的平等，供给制和配额制消灭了他们在物质生活中的攀比心与嫉妒心。匮乏产生出一种朴素美学，人们的外表生活变得简单一律，他们的复杂性和残酷性都转移到了崇高的政治权力领域。作为不愿做政治牺牲品的人，只要远离政治，就有可能保全你的肉体，并保全你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内心自由。古人说“无欲则刚”，我将它理解为“无追求，则自由”，一种善用自己时间的自由，一种保持内心倾向的自由，一种价值观念尽可能不被他人支配的自由。尤为重要的是，很早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别人的目标未必是你的目标，放弃所有那些不属于你的目标，剩下的那个，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我究竟要什么？七十年代初，社会上一度流传一本叫做《你到底要什么》的苏联小说，新译本，供批判苏修参考用的简陋灰皮书，作者柯切托夫，虽然彼时他还怀念斯大林，不过在那会儿，想想看，我们又知道多少有关苏联的人与事？这本书是谁借给我的记忆已相当模糊，但内容尚有印象——莫斯科，列宁格勒，文艺界自由化人士，僵化的文化官僚，现代派画家，颓废诗人，别墅，人体画展，沙龙，男男女女，还有一些西方游客，间谍，记者……感觉苏联变了，西方化了，他们那里比我们这里放肆得多，特别是有了一群热衷于西方糜烂生活方式的年轻人——当时我不具备判断这本小说的能力，一个生活于密封罐里的人，装在套子里的人，没办法衡量另一个天地下面另一群人们的生活。我牢记马克思最热爱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皆具有”，可望而不可即啊，评判者本身的丰富感受力是他得以评价世间万物的前提，而这种感知力不可能在贫瘠的环境下凭空诞生。我不知，则我沉默，这一点自知之明我当年已具备。七十年代我读过那么多良莠不齐的中外小说，当初我何曾评论过它们？我必须等待，等待时机降临，现在回头评论的时机似乎已到，虽然晚了几十年——它们，那些书，地下流行的或偶然相遇的，重要的无甚紧要的，影响至深的或并无甚价值的，只因我读过翻过，它们如期而至。

　　自识字起我就踩椅子打开父亲的大书橱找书看，《茹尔宾一家》好像总与《叶尔绍夫兄弟》并排插在一起，我只掠过书脊，却始终没动它们。直至七十年代后，隔壁七号林晓东借走《茹尔宾一家》久未归还被父亲问及，我方知这小说写的是造船厂的故事，明白渊源了，林晓东父亲乃江南造船厂八级钳工。现在我不能确定我当时看到的《你到底要什么》是否来自林晓东，不过正是他对《茹尔宾一家》的兴趣引起我对柯切托夫的好奇心。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苏联还有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地位类似于当年中国的浩然或姚雪垠（对不起，后面这两位，包括毛泽东时代的许许多多位，我从未对其中任何一位发生过兴趣，我为我即便无书可读也没有为他们的拙劣作品浪费时间而庆幸，今天尤甚）。但我必须坦白，我读苏联小说的注意力，基本集中在爱情部分，或干脆说——有关女人的描写，这一选择可能源自我对俄罗斯文学的美好印象，一种想当然吧。事实上，我的期望总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令男人们唏嘘或心旌摇荡的廖丽娅（《叶尔绍夫兄弟》）和尤丽娅（《州委书记》），这个柯切托夫一本正经背后还是很人情味的嘛，至少苏联人比我们这里有人情味嘛……笔墨当随时代，然后就轮到柯切托夫推出忧心忡忡的《落角》与《你到底要什么》了。我嗅出，苏联新一代的味道的确变了，不是变天的变，是和平演变的变（如同毛泽东去世后的阿尔巴尼亚看中国），中国会朝这个方向变吗？又是一个危险的问题，一个不敢想的问题……那年头，我们有过多少个夭折的问题啊！

　　修正主义这个词，一个让人胆寒逼人疯狂，一个足以葬送国家主席政治生命乃至消灭其肉体生命的词，今天还有人提起吗？贾维说，修正主义是正确的，刘少奇是正确的，我无言以对。不完全因为害怕，更因为我不了解历史与世界，在我看到的历史课本之外，在我看到的对世界的新闻报道之外，我只能从《参考消息》的豆腐干大小的缝隙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声音、描述与气息。当然啦，还有那些总能传到我们手里的书：它们披着“内部参考”的外衣，“供批判”的外衣，马列主义经典或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外衣（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经济学之类），尤其是那些最终没有被彻底焚毁、查抄和铲除的各种“毒草”——它们一直顽强地隐秘地在我们中间传播，它们一直是这个暴力专政世界的对立面，一直是所有正直者、所有不满者、所有怀疑者、所有寻求新答案者保持异见的有力武器。不被现实蒙蔽，不被“真理”欺骗，不被谎言愚弄，唯一的希望在于我们必须获得更多的世界消息，获得尽可能多的思想方法——可能毛泽东真的太自信了，他鼓励全国读马列，读《红楼梦》，读儒家法家，读《史记》读《水浒》，彼时上海市委为配合批判修正主义，授意图书馆开放一部分考茨基伯恩斯坦著作（当时我在上图阅览室分别浏览了考茨基论基督教、土地问题及改良主义的片断，但见不到布哈林托洛茨基的书），为遏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扩张反修防修开放了一些对正统社会主义理论极为不利的西方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政治哲学著作（六十年代初翻译的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与民主》、《历史中的英雄》和新节译的德热拉斯《新阶级》就在那时借来看的），同时，从五七干校大量抽调英语专家，组织翻译出版西方政要的传记或回忆录，那些充满西方价值观念的各种政治叙述居然得以几乎是公开的出版（从时间上说，尼克松访华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是两个外在推动力），现在看来简直有点儿匪夷所思，完全帮倒忙。因为很明显，就基本的政治理念与历史观而言，西方人的反苏言论哪有什么反修的借鉴价值（说他们反修纯属这里御用秀才们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他们就是赤裸裸反共啊。

　　这段历史如此自相矛盾，它的全貌至今没有充分展呈于世。我现在不讨论宏观，就微观而论，我的经验在于——我个人阅读某书的时间，同所读之书的本意、效用以及当时置身其中的现实，往往是错开的；而一本在它的诞生地及在它的语境里早已过时的书，却会在万里之外另一个特殊的环境发生某种几乎难以想象的影响，这影响之巨大，完全可以用醍醐灌顶、振聋发聩来形容——比如考茨基关于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关系之论述，胡克对历史决定论与个人意志之论述，德热拉斯对新官僚阶级之论述……要知道，那是在人人在读张春桥姚文元读“两报一刊”的年代啊，真不敢相信，读这两位，我们的奇耻大辱……许多年后，中国人民开始摆脱这两个人，不是认识到他们的愚昧蛮横，而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人们事后批判这两个人，两只被关进秦城监狱的死老虎，不过发泄压抑多年的厌恶情绪罢了。与此同时，一九七七年，那个老牌修正主义者铁托（正是他把德热拉斯投入了监狱），应华国锋的邀请来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记得“九评”不，记得；好，那么还记得“九评”中的“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什么题目，谁能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风水轮流转……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当年为了南斯拉夫的国家政治属性与苏联拉破了脸皮，辩论焦点居然是：苏共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则向来认为不是；不仅如此，并且由此可以断言，苏共也不再是社会主义政党……一九七七年八月底，铁托来了，一身白色西服，墨镜，敞篷车，天安门广场十万人盛大欢迎仪式，华国锋称铁托为“同志”，就因为铁托反对苏联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吗，一九五六年铁托以同一理由反对苏联入侵匈牙利甚至一度为纳吉提供政治避难，不是已被“我们”痛斥为帝国主义走狗了吗……一九七八年，李一氓于光远率团去南斯拉夫考察，归来呈上奏折说“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三评’错了”。

　　暮然回首，严格说，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不是始于一九八九的东欧，而是更早的一九七六——约瑟普·铁托同志来访的同时，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亚得里亚海的灯塔上连续发布批判“中国修正主义”的长篇檄文，“我们”装聋作哑，“不主动交恶”，“不争论”，“大人不计小人过”（后者据称是胡耀邦的批示）……想当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到头来，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受制于领导人的好恶，寿终于领导人的更替。霍查淡出，铁托凸显，贝尔格莱德比莫斯科更自由化，莫非世道要变了？好景不长，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不符合中国国情，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全面复出并在一九七八年底至七九年初旋风般访问日本和美国之后，“邓时代”来临了，他的大幅照片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态势已初步形成，计划赶不上变化，与南斯拉夫的短暂蜜月被迅速遗忘……不过，我记住了德热拉斯和“新阶级”，记住了“工人自治”和“不结盟”，还记住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我记住了英俊的克罗地亚人约瑟普·铁托，他年轻时穿军服的照片漂亮得象明星，他就是那个“瓦尔特”。我对铁托缺乏研究，我喜欢他的理由并不充分，我喜欢他的国家，爱屋及乌是因电影之惑；使我困顿的是，当年华国锋怎么会和铁托打得火热，没错，他俩都来自山区，都曾是游击队员，但气质上他们根本就是两条道上的人：一个属于城市一个属于农村。我不明白的事太多，也许这就是政治，我不该以貌取人。

　　天涯若比邻！多么优美的引用，毛泽东后来说他不记得他给霍查写过这句话，真相无从得知。海内无知己高处不胜寒，背负青天朝下看有几只苍蝇碰壁“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钢铁公司人才难得走资派还在走不须放屁，你到底要什么？天涯若比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几年来访的外国元首真是多，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来了，数万上海家庭妇女夹道欢迎用发音很不标准的普通话齐声呼喊：热烈欢迎，扫垃圾！热烈欢迎，扫垃圾！没几年，塞拉西束手让青年军官门格斯图用枕头闷死；埃及总统萨达特来了，数万上海家庭妇女夹道欢迎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齐声呼喊：热烈欢迎，杀杀忒！热烈欢迎，杀杀忒！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萨达特果然就被刺客杀死在检阅台上；后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也来了，数万上海家庭妇女又夹道欢迎依然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齐声呼喊：热烈欢迎，一二三四五！热烈欢迎，一二三四五（排演过程中上海家庭妇女抱怨“齐奥塞斯库”发音困难，时有高人指点以“一二三四五”代替，因这两组五个字的发音在韵母上完全一样）！结局应验了，一九八九年底罗马尼亚发生政变，齐奥塞斯库夫妇在行刑官的口令数数下被处决了……难以置信的魔咒啊。

　　灰飞烟灭，往事依依，昔日场景今安在，今天的笑谈，当年哪个不是头等大事，全民政治任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一九七二年初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来上海之前，厂里支部书记传达中央文件精神，要求“我们”对“美帝国主义头子”的态度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有理、有利、有节，不卑不亢，待之有礼，十四字方针。那天晚上全厂开会气氛热烈，干部群众一块抽烟，会议室烟雾袅绕，书记笑话不断，美国赤佬要来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似乎产生了一种主人翁般的莫名幻觉，好像尼克松上门来乞求我们一点什么似的，其实谁能见到尼克松？那时候我们对美国完全没有概念，或者反过来说，就剩几个概念。我读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以及德莱塞还是七二年以后的事（我父亲的藏书中竟然没有一本美国小说），关于美国人，仅仅从有限的几部国产电影里（比如《奇袭》和《海魂》，后者由赵丹主演）看到过装了假鼻子假发套的美国军事顾问或醉得跌跌撞撞的水手，歪戴帽子画个黑眼圈，怀抱女人咿里哇啦讲洋泾浜。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吗？那我们其实并不相信了，在抗美援越的新闻纪录片及街头的宣传橱窗里我们不仅领教了中国的高炮部队的英勇顽强，也领教了美军B52对胡志明小道的地毯式轰炸……美国人来了，那个寒冷的白天南京路行人寥寥，我们厂就在南京路，中午我换了件干净的工作服溜出弄堂站在街沿两边张望，南京路安静得陌生，走来走去的那些人像假的一样，仿佛在拍电影；乘客拥挤的公交车不见了，过江鲫鱼般的自行车也不见了，大街好开阔！那种感觉很异样，很不正常，好像有什么状况要发生，我怀疑尼克松未必会来南京路，草木皆兵吧，事实也的确如此——此刻，他，基辛格，还有黑格，同周恩来在锦江饭店斟酌上海公报，正绞尽脑汁呢。

　　现在我得回到本文的开头——我对美国发生兴趣与尼克松访华没有直接关系，但与尼克松访华之后非公开翻译出版的那些内参书籍有密切关系。杜威说：发生在前的事，未必是发生在后的另一件事的原因。不过，发生在前的事，也未必一定不构成促成后一件事的原因。重要的不是好奇于西方的光怪陆离，而是西方国家的驳杂思想方法吸引了我，马克思难道不正诞生于西方吗。我不相信西方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之后，这漫漫的一百多年，它后来贡献的全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什么不能相信杜威，为什么胡克早年曾是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后来却批评马克思，他思想变化的道理何在？《哈里·杜鲁门回忆录》、《阿登纳回忆录》和《出类拔萃之辈》等等几本书对我的影响极大——国际事件、冲突与分歧、关于历史真相的另一种描述、形形色色的人物、看问题的方式、幽默感、句子和词语——光读一个马克思是不够的，太不够了。马克思论述过鸦片战争后的印度与中国，按他的经济决定论，他不会认为亚洲将发生共产主义革命，更不要说在越南丛林里了。《出类拔萃之辈》填补了真空，毕竟，仅凭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南方来信》，你还不足以了解越南战争。看看美国人怎么回顾肯尼迪约翰逊胡志明吴庭艳武元甲柯西金，还有麦克纳马拉，他在西贡机场和岘港的照片踌躇满志，军人总这样，再焦头烂额也要装得志在必得，不象约翰逊老被记者捕捉到满脸愁云的镜头。杜鲁门的回忆，则使我窥见美国白宫机密，二战结束后的世界视野：广岛原子弹，占领日本，遏制苏联的“杜鲁门计划”与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柏林的封锁，以色列巴勒斯坦，朝鲜战争爆发与停战，风起云涌的革命，为我掀起了五十年代冷战幕布之一角——许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书店发现了新版《杜鲁门回忆录》，蓝封面，上下卷，我翻开目录，发现有好几章的小标题，是我当年读的那个版本所没有的：“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与政治迫害行为”，“共产党中国的干涉”……这两个小标题很怵目，很恶毒，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再怎么内部发行，此类反共句子也是必须坚决予以删除的。

　　

回复[8]: 科长 (2010-09-07 18:06:34)

　　为了夭折的美好理想——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之八

　　

　　吴亮

　　

　　

　　新千年降临前夕，圣诞节过后，空气里弥漫着二十世纪即将逝去的依恋之情，街头涌动的那些年轻脸庞与旧日容颜……傍晚，我在淮海路沧浪亭酒楼二楼遇见母校的音乐老师沈世雄，他靠窗而坐，一瓶加饭酒，几碟菜，正悠闲地自斟自饮哪。我叫他，“沈老师！”他抬起头，怔怔地望我，两眼一派茫然。哦，你不认识我了，没关系，我是杨老师班上的呀，一班的，你教我们唱大合唱：“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你背对我们翘着二郎腿一只手弹钢琴，时不时回过身，用另一只手来回打拍子，你细长的手指会突然在空中停住，多潇洒！音乐老师认不出他的学生该是多么正常啊，你不是班主任嘛。他老多啦，他瘦了，他完全谢顶了。沈老师你好吗，你退休了吧，你还是老样子，可为什么，你神情茫然地打量我，此刻你在想什么，也许你同我一样，想起的只是你自己，那些我永远无法知道的私人往事或飘忽的意绪？在他身后，窗外，淮海路霓海一片，行人摩肩接踵，街对面是我母校淮海中路小学旧址，那幢有着一长排拱形窗与拱形门的红砖楼房早已拆除了。

　　“我有一个理想！”嘶哑与清纯的男女童声合唱，多么让人眷恋的少年时光，我有过理想吗，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我真的想不起来了。不过我敢肯定，我绝不会想去做一个农民，也压根没有想过要去做一个工人，彼时虽年幼，尚白纸一张，但我天生抵触学校操场拉线广播里的豪迈说法，这与我父母无关。父母把他们的孩子交给学校，早出晚归，哪有空在家里为我们“预设”另一套理想。什么是工人，什么是农民？在我当时的简单世界里——“简单世界”者，乃吾国“大他者”为吾国吾民“建构”的“理想乌托邦”与“知识谱系”是也。四海翻腾云水怒六十年代革命狂飙烽烟四起，小小寰球苍蝇碰壁年轻人磕药大串联向左看齐，造反！独立！解放！萨特马尔库塞阿多诺阿尔都塞街头演讲书斋批判摧枯拉朽，据说已把腐朽的大洋彼岸搞得乱糟糟过足了瘾。我们这里工农当家根正苗红，不玩虚的玩实干，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吃不开，“正典榜样”首推王进喜陈永贵——街头招贴画上面，我们最眼熟的工人代表就是穿背带裤，头颈围白毛巾，一手握钢钎一手捧“毛选”的那个男人，国字脸浓眉厚唇；这魁梧男人身边一定还会有个短头发强壮女人，大脸盘，颧骨高耸，抱一捆稻谷或麦穗，她显然就代表农民了。瞧瞧，那时候的想象多简单，多洁净，多纯朴，工厂就是炼钢炉，农村就是拖拉机，北京就是天安门，毛泽东就是大救星。大救星去世后，人们才敢放肆说那种呆板的比喻不过是“公式化概念化”；到了邓小平去世，满腹新词后现代鹦鹉又改口称其为“符号化”，有中国特色，去意识形态，去政治化，绕开十年文革，鞍钢宪法价值重估，反现代性即另类现代性，坑灰未冷激情燃烧，红色经典重新粉墨登场。后来者居上，没能赶上与理论魔法师拉康福柯德里达同时代，至少能“追溯式”地模仿当年西方象牙塔革命同志的腔调来回述我们自己的“另类历史”了。学术规范！重新梳理！萨义德杰姆逊齐泽克斯皮瓦克！反对全球化，拥护前卫学术第三国际！世界要祛魅，话语要革命，从词语入手就足以重构世界之未来！颠覆一百年前的说法，改写三十年前的说法，纠正昨晚的说法，否认今晨的说法，一切皆阴谋一切皆谎言，没有事实只有“叙事”……天上没有玉皇，海里没有龙王，我来了！喝令三山五岳开道，你们说的统统不算数，全体立正稍息。看哪，后学术后殖民后霸权话语俱乐部正在狂欢，泰坦尼克驶出帝国港湾，遥远的地平线一抹新纪元乌托邦跨界共同体的壮丽曙光已映照在国际学术豪华邮轮桅杆之巅。

　　想起来了，那时，文革爆发之前，舆论一律全国各家报纸大力提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已逐步加温，可我对天津邢燕子真提不起兴致，高小毕业回老家务农，当年她成为知名人物就因为毛泽东周恩来无数次接见了她，社会主义新农民，多么荣耀！我的姨妈（她是我母亲的堂表姐）有个女儿一九六六年初去新疆石河子建设兵团——她从报纸上看到周总理在那里亲切接见了十二位上海支疆姑娘深受鼓舞，天真啊——我跟着母亲与姐姐到天目中路老火车站欢送，火车站锣鼓喧天乱得不能再乱，姨妈抹泪暗自抽泣，笑吟吟的十六岁姨表姐领章帽徽一身草绿色军装，腰系皮带，无邪的眼睛闪闪发亮，她也许在憧憬热瓦普冬不拉和吐鲁番的葡萄吧，那是我见到她最漂亮的一天……姨表姐此后的命运我就不愿说了，绝不是她一个人，远远不是！而邢燕子只有一个，她仅仅是“榜样”……对，那时我好像一度对上海生物科学家，八十年代在罗布泊失踪的彭加木兴趣浓厚，毛泽东周恩来也无数次接见了他。科学家，多神秘的职业，它有点儿遥远，高不可攀啊，还记得一本薄薄的书吗，《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李四光华罗庚领衔，专门为我们这些饥渴的少年儿童而写？彩色封面，高速公路环绕未来城市，打开，一篇篇读，没有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远景，没有坏人，只有机器人，以及会跳跃的无人驾驶汽车，自动化工厂，袖珍电话，甚至家庭电影院，统统关于物质生活，更舒适而不是更艰苦。将来会这样吗，二十一世纪离那会儿还有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我屏住呼吸，拚命想象，想象那一天终于来临，我已到了我父亲的年纪。

　　改变世界的一定是科学家——《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向我展示了这一答案——而不会是农民，当然农民可以通过造反改变世界，老老实实种地不行，坚持扎根在韶山冲种地的农民老乡依然世世代代是农民老乡。我最早的幻想与科学有关，仅仅是幼稚的幻想，远谈不上理想。理想是个大话，是集体向“大他者”的忠诚表态与宣誓，从来不是谁可以自己决定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音乐老师领唱，“接班人”每一个成员的理想统统交给“大他者”代言，“接班人”的思想被“宰制”，“接班人”无须自由，《反对自由主义》！消灭剥削，人人平等，如果大家做不到人人富裕，起码大家先做到了人人贫穷，“排排坐吃果果”无限幸福地聆听“大他者”谆谆教导，骄傲地将贫穷创造性地“诠释”为艰苦奋斗，富裕无非修正主义物质刺激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无产阶级不可以有私心杂念，一无所有穷得叮当照样气冲霄汉；“一穷二白可以画最美丽的画”，不破不立大乱大治，一万年太久不妨先弄成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使命是啥，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现在大会闭幕全体起立大家一起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国际歌》已成绝版红色经典，稀里糊涂萧瑟秋风今又是，高速公路自动化工厂家庭影院移动袖珍电话换了人间，不问政治的科学家预言纷纷应验，不爱武装爱红妆，平庸的物质与技术不声不响胜利了，卑微者幸存肤浅常识复活，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精神万能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不须放屁万寿无疆谈笑凯歌还的“大他者”今安在？

　　一九六二年，父亲与他的税务局同事们由上海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轮换分批赴长兴岛三高农场参加围垦——我十几岁时零零星星了解到父亲的这段经历——那年我刚读小学一年级。有一次，父亲从三高农场回来休假，单独带我去淮海路一家西餐馆，那是我头一次吃到土豆色拉和有红肠的卷心菜汤，父亲没有给我介绍那些食物的名称，一人一份，我们闷头吃，好像俩人都吃得很快。许多年以后，我脑中还经常萦绕这么个场景：一位脸晒得黑黝黝的中年男人和他面色发黄的小儿子，坐在一家生意清淡的西餐馆里，他们不说话，自顾自狼吞虎咽……真的，我为这场景感动至今，父亲单独请我（带我？）上馆子吃饭此生仅此一次！难忘的、对当时的我却是懵懂无知的一九六二年啊。后来父亲屡次说，三高农场的伙食很蹩脚，比“五七干校”还要蹩脚，根本吃不饱。我问他，你还记得你曾带我去淮海路吃过一趟西餐吗？“哪能不记得？天鹅阁，只有罗宋汤，迭格辰光全上海看勿到牛排。”听明白了，父亲为了回上海到天鹅阁好好吃一顿，可说蓄谋已久。我为何提此事？大饥荒年代吃一次顿没有牛排的西餐与阅读前史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容我继续……那天去天鹅阁，父亲一路不说话，抿紧嘴唇是他的招牌表情，何况我才满七岁，内向讷言，那个年代，唉！我不知道父亲带我去哪里，我记得我们曾在书店门口停住，看儿童读物橱窗，估计是父亲领我进去的，记忆有点儿缺损……父亲掏出皮夹买了一册彩色图书，正方开本，很薄，二十来页的样子。我旋即被它吸引，一群形同潜水员的大脑袋火星人与人类相遇，他们之间发生了战争，文字早忘得一干二净，唯有图像，那群大脑袋火星人后来还多次出没我的梦中。在天鹅阁西餐馆我边吃土豆色拉，边全神贯注来回翻看眼门前这本奇怪的图画书，我想象父亲已吃完，坐在对面看我，一个营养不良的男孩，边大口咀嚼土豆色拉边看小人书。父亲！现在我还是弄不明白，一九六二年怎么还有（或者已经有）这种神神叨叨的彩页儿童图书，又为何，你独独替我挑了“这一本”？

　　我前几章里说起过，读小学那几年我轻松极了，毋须用心上课，课程太简单，课时也少。淮海中路小学是当时“十年制教育改革”的试点——即小学五年，初中加高中又是五年。原先的十二年压缩掉了整整两年不算，还压缩掉每天下午的课，除了星期六课程排满全天——喔啊！中午十一点刚过就当当当铃响放学，我们哗啦啦冲出校门，玩去喽……为鼓励校外自学与集体做作业相互帮助，老师要求我们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下午，分别按照各自居住的街区，就近组成若干小组，挑一个小组长，再选择某个学生的家作为“开小组”的地点——那时，我们的课余时间就是比其他小学的学生们多，几乎多一倍，自由啊，我们自由散漫我们胡闹我们到处闲逛，我们组成小帮派，我们摔跤打架，我们给女老师女同学起绰号，我们传阅小人书《铁道游击队》看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我们似懂非懂画肯尼迪漫画骂蒋光头我们崇拜加加林学习雷锋……“我们”！我们是一代人，我们有共同经验，是吗？是，对，是的，但不完全是这样！一定还有其他，属于性格、心灵、家庭、历史、遭遇、变故，以及那些看不见的力量、背后的隐秘、内在苦恼、微小差异与重大分歧，使我们踏上迥然有别的成年之途，分道扬镳……少年时代的欢乐，那种短促而永志不忘的幼稚与友谊，我宁肯你仅仅是一场远去的梦，待我们老迈之后再回赠给我们的虚幻抚慰！

　　文革爆发前的短暂几年，现在回想，时光似乎凝固了一般，无忧无虑的小学生时代哟！我们之所以快乐淘气天真捣乱，不仅因为我们年幼，还因为我们没有像我们父辈那样被卷入严酷现实；我们如此爱憎分明非黑即白（这一点上，我可能是例外），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相，真相对我们总是姗姗来迟，甚至，真相至今仍被蓄意掩盖。我们只知道卡斯特罗要古巴不要美国佬不知道猪湾事件导弹危机赫鲁晓夫肯尼迪相互讹诈，我们只知道毛泽东天安门声援美国黑人运动不知道马丁路德金进军华盛顿我有一个梦想，我们只知道加加林坐东方号宇宙飞船绕地球一圈不知道阿波罗登月阿姆斯特朗把美国国旗插上月球（知道一半的真相，就不叫真相——这个稍显严肃的命题留以后再讨论）。当此刻，我试图尽可能准确地“呈现”我的少年时代，我的困难，以及我的迷惑之处，在于我似乎必须区分“当时经验”与“后续补充”，而事实上我难以做到，说说容易。不仅书是轮回的，往事也是轮回的，只要我们在不同的时刻回忆起同一件往事，它那损耗了的意义或新植入的意义就会影响到这一轮的描述，结果，往事就不断处于一遍又一遍的解释与循环往复的唤起之中，除非你再也不去提它，绝对点，你干脆将它彻底遗忘。我的“阅读前史”信不信由你，现在，以你的经验和“同情之理解”，且听我继续说。

　　“开小组”活动对我此后自我成长及人际政治伦理的自我确立意义十分重大——形成小圈子，寻找亲密认同，得以袒露心声，此其一；离开大集体，逃避虚假庞大的组织形态，无须谎言敷衍，此其二；建立坚固持久的私人友谊，不因志向不同而脱离日常感情联系，常情高于知识，此其三。另外，就我个人与阅读这件事的多重关系而言，显而易见，“开小组”中诸项作业的独立完成，方法多样性之自发掌握，相互探讨与争辩，疑问与难题在两三个人之间获得克服或依然被搁置以及享受小圈子凝聚力之快乐，凡此种种，从中所汲取的独立读书独立思考几近本能的动力，影响我至今——尽管当时，我们的课本就那样的课本，课外读物就那样的课外读物，但有一种情况发生了，它的意义非凡，它超越了课本与课外读物的限度，形成一种来自未知的召唤：即有那么几个人，因在长期在一起，对世界发生了好奇，对书本发生了疑问，于是他们会注意某些其他人不太注意的世界消息，会传阅某些其他人忽略的书籍，哪怕那些消息那些书籍仍然可能不足凭信，至少让他们私下里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其他声音，还有许多事在发生，还有许许多多不一样的书，许许多多不一样的写书人，那是一个陌生的新世界或被掩盖的旧世界，它不仅远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之外，而且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之内，眼皮底下……自然，这样的总结毫无疑问是“后设”的，甚至就是我在刚刚过去的十分钟里面“梳理”出来的，信不信由你吧……现在让我回到我的私人经验领域，即发生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那些与“夭折的美好理想”有关的少年往事。

　　淮海中路小学的小花园正面对着思南路，下课如果不急着回家，我们就会三四个同学结伴无目标地“荡马路”，那种结伴通常没有事先计划：一个同学在前，后面追上来一个，成俩；过马路，又碰到另一个，就成仨——我们有时候就去思南路，斜挎书包勾肩搭背，邮局里张张，烟纸店望望。邮局附近弄堂口里侧有一家私人开的眼镜店，单开间门面，暗暗光线里坐一外国人，我们一进去他便警惕地盯我们看，眼睛一眨不眨。那时我们都不到十岁呢，还没那外国人肩膀高，见到他的汹汹目光都有点怵（文革之前淮海中路这一带尚有几家白俄犹太人开的小店，文革最乱的时候全关闭了。我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才了解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我回想眼镜店老板也应是犹太人

　　罢）。我们怏怏地出来，但没几天后，我们又会去眼镜店晃一圈，为什么？我不知道其他男同学为什么老去那家眼镜店，也许他们喜欢刺激，喜欢看那外国人的不友好表情，就象他们喜欢尾随马路上游荡的疯子，惹他，撩拨他，吐他唾沫，等到疯子被激怒，他们才发一声喊，拔脚四散奔逃，特别在他们距离疯子很近的一刻，疯子的突然发作并发动追击最让他们过瘾……我并非为看那些稀奇古怪的眼镜，我是对眼镜店两只搁在壁柜上的镜框感兴趣：里面的外国邮票！

　　我得承认，在某些方面我的记忆力好得惊人，那些当初我还不知道其名称与意义的图像，那些事后令我莫名惊悚的邮票，这外国人为何要保存这样的邮票而且公开陈列在店里——古堡，十字架，穿盔甲的行刑者，被铁钳夹住肩膀的赤膊犯人，火盆，铁链，棺材，墓穴，拿铁锹的掘墓工，各种酷刑场面，清一色的褐色铜版画，成套的，人物多半全身，邮票将画面缩小，方寸天地，看不清画中人眉眼，店堂狭小本来昏暗，但陈列眼镜的玻璃柜台与这只展示邮票的壁柜都配置了专门的射灯——我只是好奇，我没有害怕，门就在一边，我随时可以逃出去。毕竟邮票而已，夹在镜框玻璃背后，那么小，不过是一些微型画片……那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宗教裁判所，不知道什么叫魔鬼或异教徒，但这些形象却永远记住了，七十年代中期，赵干城转借给我但丁的《神曲》，上下两册，我惊愕地发现，书中配有的那些有关地狱和炼狱的铜版画插图，与我当年的眼镜店所见如此近似，只不过《神曲》插图场面更宏伟更恐怖刻画更细腻……这的确是一个谜，一个永远的谜，至少对我是如此：他是谁？那个犹太人？哪个国家，哪个年代，因为一个什么原因发行过这样内容的邮票？为了纪念什么？为了不忘记什么？“他”仅仅是一个业余集邮爱好者吗，他怎么会独自居留在中国，他的身世，他的家庭，他后来去了哪里……问题几乎能永无尽头地提下去，我从未有机会听到他说话，因我从没有在他店里遇到过一个顾客，我想象他嗓门低沉。我记得他的眼睛：警惕，防范，甚至惊恐。再次想象吧，时光倒转，回到那一时刻，通过他的视角，一个似曾相识的男孩子溜进他的小店，又来到壁柜边，凝视他的那些邮票。狭仄的店里就他们两个，他们目光没有交流，他看着男孩子的瘦小背影。阳光照在门外，地上树影斑斑。寻常的一个午后，思南路淮海路一侧，新上海，六十年代的红色中国，这一瞬间，定格了。

　　十年过去，一九七四年降临了……杂乱的思绪，那一年的记忆碎片从四面八方聚拢，涌现，我推开它们，得找一条线索……宗教裁判所，伽利略屈服于保罗五世禁令，《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判为异端邪说。一九七四年我读马恩读得迷狂，不分昼夜。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里好像提及伽利略《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可能在注解里，或在图书馆相关的辅导材料中，记不清出处了，手头已没有恩格斯的这本书。现在还有人引用恩格斯吗？不会，那么说起来，他的著作过时了。那么达尔文呢，《物种起源》过时了吗，“像时装那样过时”，人们轻飘飘地说道，我讨厌他们这么说，这帮喜新厌旧的学舌者，这帮孙子。《自然辩证法》对我影响至深，就我有限的自然哲学的粗线条知识而言，那点基础原理、万物之联系、生生不息的宏大体系感就来自它——《自然辩证法》，它的结尾部分，恩格斯关于太阳系乃至银河系的终结想象，一幕发生在浩渺宇宙里的伟大戏剧，能量的耗散与通过某种未知途径的重聚，生命之花在无限宇宙间得以再次绽放的乐观信念，我仍牢记在心……伽利略屈服了，知道他生平那年我快二十岁了，屈服是怎么一回事，我懂，刻骨的记忆——我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二月五号那个冰冷的下午，父亲两手抱头蹲在公共厨房水泥地中央——违心，屈辱，低头，这不会好受，只是为了求生，求生是生命的最初价值，也是最后的生命价值。如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所揭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自然规律的核心就是生命保存第一，生命延续第一；一切进化一切战斗，其内在的神秘动力，无须论证，无须饶舌，无不来自所有生命形态之生物汹涌而无声的意志。这一简单明了亘古恒新的真理，无论是否有人对之不屑，都不会比任何一个短暂生命持有者的趋炎附势更容易过时。

　　一九七四年“四届人大”召开，周恩来重提“本世纪内将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翻两番”，打入冷宫的科学技术重被召回，也许我曾天真地相信过他们一回，以为国家会有所改变——我翻检我当年买的寥寥几本书，其中一本值得隆重介绍：《物种起源》，达尔文著，谢蕴贞译，科学出版社1972年8月第一版，定价3.60元。这本书与当时其它翻译过来的书有一个不同之处，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导读”，没有比原著作者更高明的“前言”，没有愚蠢的“后记”；很干净，整本书回响着达尔文一个人的声音——有天下午我沉浸在《物种起源》里，达尔文如此写道：“注视着一个纷繁的河岸，植物丛生遮覆，群鸟鸣于灌木，昆虫飞舞上下，蠕虫爬过湿地，默想这种种构造精巧的类型，彼此这样不同，又以如此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却都是由于在我们四周发生着作用的法则所产生……”我居然不能自持，瞬间闪过近乎疯狂的念头，白日梦一般，希望成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哪怕当一名水手，象达尔文那样去远航，去美洲！常识和理性迅速恢复了，现实明摆在那里，我已丧失了一切机会。希望与妄想无异，正如绝望与希望相同。一九七四年，我刚满十九，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圣旨下达，各地大学已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城里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动静，我那些在农村插队的同学们，可就心乱啦！我想上大学？门都没有，做梦去吧。“政治表现突出，由基层领导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推荐”，两座无法逾越的高山，高山仰止，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我不是愚公，我怎么感动得了上帝？我认命了，这辈子我与大学算是拜拜了。中学三年，大家一起荒废，语文老师陆莲贞和数学老师陈栋跟我们学工学农，穿得破破烂烂邋里邋遢，老师不象老师学生不象学生，他们名牌大学毕业又如何？荒废的是我周围所有的同代人，工农兵大学生，喔嗬，不就荣誉吗。我早心灰意冷，没什么，我并不感到有多大的失落，那期间，我已先后见过一些工农兵大学生，假模假式居多，说话一个调调，也有个把老实巴交的，还真是政治立场坚定抬头看路低头拉车的一根筋劳动模范呢。自我安慰，做阿Q，精神胜利，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在一个崇尚道德清洁无私无欲，崇尚抢救公共财产的英雄模范，崇尚活学活用毛选标兵的另类现代性国家，读书还是不读书，进大学还是不进大学，于我，应该不再是一个需要“梳理”的问题了。

　　梳理梳理我自己吧，我的书单……天赐良机，幸亏我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同流合污。我读了许多当年看来完全是不必要的书，那些无用的书，陈旧的书，幼稚的书，有毒的书和危险的书……而当年人人在读的书，天天读天天背天天引用的书，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继续鼓舞他，指导他，依然使他不断获益？世道虽变，我的同时代人，你们中的大多数对那个时代了无兴趣，陌生，遗忘，遥远，仿佛那已是另一个国度，一个传闻，一个考古学遗址，一个可以轻松转变为时尚的符号，如同“新天地”那排粉饰一新的旧石库门房子——但你们中的大多数，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没有本质区别，一样随波逐流，一样同流合污——你们有理想吗，你们的理想是什么，那个尚未夭折的美好理想，谁能告诉我？

　　犹太人眼镜店里的邮票，宗教审判，火刑，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我知识版图之形成遵循的是这样一条迂回路线，就像我先读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后接触《圣经》；先读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后接触考茨基的“民主社会主义”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时序颠倒错乱，只有我熟悉彼此的内部联系——最早知道伽利略这个名字还在念小学，儿童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公开塞进书包，带到学校堂而皇之地看。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两个球同时落地试验，推翻了亚里斯多德的重量速度成比例学说的著名故事就在那套书的前几册中。淮海中路小学虽五年制，教学进度快，两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就开始教简单的英语，但没有设物理课，我倒是盼望增设物理课的。此外，三年级起设“地理”与“自然”，这两门课都不用考试，课堂纪律就松弛。按我本性应对地理有热忱，不过教地理的贾老师不喜欢我，多次趁我注意力不集中，突然点我名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不知道她前面问的是什么，她便叫别的同学回答，让我就这么一直站着，太伤害我啦！贾老师大嗓门如男人般沙哑，她上课常会说点儿笑话，反正不考核成绩，她和教“自然”的李老师都没什么压力——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中小学相继停课了。次年春节后复课，学校里里外外一片狼藉，老师分两派搞“斗批改”，谁还正经上课，就别说见到什么新课本了——我记得在前面几章中说过，六十年代末，大姐的高中物理课本曾是我打发无聊时光的“趣味读物”之首选，几何次之，化学末席。对代数根本没入门，不知就里很难说喜不喜欢，方程式由简而繁，没人教，不反复做演算习题，断无法仅靠阅读便能弄懂。物理与几何均可看着玩，皆图文并茂；尤其物理，发明多，故事亦多，牛顿啦，瓦特啦，爱迪生啦，居里夫人啦……化学虽也有公式，表格，分子式什么的，入门有趣，看到难解处，卡住了，又无条件做试验，拉倒吧！

　　我的理想就这样，还没有诞生，便夭折了……我们不能谈论一样尚未诞生的事物，但它似乎又存在于某处，朦胧中，梦里，某个闪念，像一缕光线，刚照见了什么，使我眼睛一亮，正欲捕获它，却突然无影无踪……我从未想过要当一个作家，作家绝非是我少年时代的理想；我写作，完全因偶然的安排，那不是我当初所要的。但是，现在我非常庆幸我成了一个作家，因为写作，我得以使我的过去岁月重现光芒，重现那记忆光芒里的幽暗，残酷，饥渴，绝望，诅咒，疑问，迷惘以及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度之狂喜。理想夭折了，生命不会夭折，一切变化，只是生命的变种而已，正如达尔文说的：那些变种，都是这个种的后代……

　　

回复[9]: 吴亮的记忆有点错： 龍昇 (2010-09-07 20:25:52)

　　》》》我的姨妈（她是我母亲的堂表姐）有个女儿一九六六年初去新疆石河子建设兵团——她从报纸上看到周总理在那里亲切接见了十二位上海支疆姑娘深受鼓舞，天真啊——我跟着母亲与姐姐到天目中路老火车站欢送，火车站锣鼓喧天乱得不能再乱，姨妈抹泪暗自抽泣，笑吟吟的十六岁姨表姐领章帽徽一身草绿色军装，腰系皮带，无邪的眼睛闪闪发亮，她也许在憧憬热瓦普冬不拉和吐鲁番的葡萄吧，那是我见到她最漂亮的一天……

　　

　　1，六十年代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支边或知识青年（包括上海的），的确是“穿着一身草绿色军装，腰系皮带”奔赴边疆的，但是，没有“领章帽徽”。

　　2，“周总理在那里亲切接见了十二位上海支疆姑娘”改成十二位上海支疆青年才合适，因为那十二人中最起码有一位男的——电影演员张伐的儿子。

回复[10]: 吴卫建 (2010-09-08 15:49:42)

　　对，龙爷说得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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