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左叶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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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地
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客观事实,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是,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否发生了左叶辱骂记者的事件,而在于当时一些机关和一部分领导干部确确实实不够尊重记者的工作。实际上,即使没有什么“左叶事件”,其他事情也会酿成一场记者风波……
所谓“左叶事件”,指的是1957年5月上旬和中旬发生在新闻界的一场记者风波。事件起因于4月17日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和新闻记者的一次冲突。5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者洪克写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第一次披露了这次冲突。洪克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一冲突的始末作了如下的报道:
在刘少奇同志陪同伏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的时候,跟着采访的中外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都随时准备着拍摄一些精彩的镜头,并且都想从伏老的前面拍去。当时随同采访的记者很多,还有一些参观人员,秩序比较紊乱。一位矮胖的同志总是站到刘少奇同志和伏老的前面,紧紧挡着摄影机的镜头。
一次两次三次……,许多次好的镜头,都由于那位同志的遮挡而失掉了。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们十分头痛,外国的摄影记者也直摇头。
又是一个好镜头来了,那位同志仍然挡在伏老的前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韩德福实在没法了。便走过去轻轻地拉了那位同志一下说:“同志,请你让开一点!”在一般情况下,摄影师遇到的回答是“好”,马上躲开。但是这次韩德福所得到的回答却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他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十分吓人,韩德福一时摸不着是怎么回事,只得走开了。显然,那位同志是在骂人了, 骂了我们所有在场的记者,因为他的口气是“你们”。
接着,粗暴态度而成为命令,传达下来: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同志来了,他朝着我和北京日报的摄影记者说:“你们别挤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盛气凌人,实在难忍,我对他说:“同志,你说什么都好,可是骂人不好啊!”
“这不是我骂的!”他说。“是我传达别人的!”
他不肯告诉我们他是传达谁的骂人的命令。后来,我打听清楚了,原来那位骂人的同志就是那位挡着摄影师镜头的人,他是中央某部的部长助理。
5月8日的《文汇报》发表了记者刘光华于7日由北京发来的:电:《新闻记者的苦闷》。专电也报道了这一事件,并补充了这样—个细节:在听了外交部新闻司那位同志传达的“命令”后,当场有好几个记者扯下了记者证抗议说:“像这样可以不要我们采访了!”
对这一事件的过程,后来还有另一种说法。在反右派斗争发起之后,7月25日的《新闻与出版》发表了署名郑远的《“左叶事件”被右派利用说明了什么?》一文,文中写道:
……当时在场记者有60余人,大家忙于采访、摄影,不时往贵宾参观的地方拥挤,有时将参观的人群隔断,有的摄影记者为了摄取精彩镜头,竟踏到了展品台上以至踏坏了展品。……就在这种秩序混乱、人们要求维持秩序的情况下,负责维持秩序的左叶同志感到责任重大,精神有些紧张。他正想整顿一下秩序,突然,一位摄影记者抓住他的肩膀向后一拉,要他闪开,好让记者抢前去拍照。左叶这时心情有些急躁,他转身问这位记者:
“你怎么这样态度?你这个态度对吗?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工作的。”记者回答。
“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接着左叶向负责维持秩序的其他人们说:“你们负责维持秩序的,大家靠拢一些好吗?”
以上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客观事实,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是,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否发生了左叶辱骂记者的事件,而在于当时一些机关和一部分领导干部确确实实不够尊重记者的工作。实际上,即使没有什么“左叶事件”,其他事情也会酿成一场记者风波。例如:
在5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集的座谈会上,许多同志指出,过去记者进行采访工作时,经常遭到很多业务部门的限制和歧视。新民报记者采访苏联马戏团消息时,被负责招待的同志以横蛮的态度逐出后台,发言人要求有关部门对这种无理行为加以制止,以保障今后记者的工作权利。(5月4日《文汇报》)
在5月11日首都新闻界的座谈会上,大公报记者萧离说:去年采访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游览颐和园新闻的时候,我不断听到有人喊:卡住记者。使我到今天记忆犹新的是一个穿西装、系红领带的胖胖的同志在大戏台旁边说的一句话,他说:“记者真讨厌,简直像苍蝇!”后来我听人家说,他就是总理办公厅一位副主任。(5月12日《光明日报》)
劳动报记者在最近采访外宾活动时,被外事处代处长梁于藩一把拉下来。新闻日报记者去旁听第一商业局经理会议,会议开了一半,办公室主任发现记者在场,就把他赶了出来,并说:“你是新闻日报的吗?你们怎么知道的?去去去!”(5月10日《文汇报》)
这些都说明,当时不尊重记者工作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且,这些现象已经引起许多新闻工作者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当时开门整风的政治气候,左叶辱骂记者的事件一经披露报端,就立即酿成了一场所谓“左叶事件”的风波。
5月8日,《文汇报》在发表北京专电的同时,还发表了特邀《旅行家》主编彭子冈写的题为《尊重新闻记者》的社论。彭子冈写道:“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卑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这证明了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确是落后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上层建筑的改变落后于基础的改变。……这倒也是新闻工作者应该不平则鸣的时候了。”此后,新闻界就普遍开始鸣“不平”了: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洪克的文章后,第二天又发表了中国新闻社记者衣羊写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读后》,衣羊写道:摄影记者、摄影师在采访过程中,特别是在拍摄宴会、接见、参观游览等较紧张的场面时,常常被一些人认为是“多余的人”,“碍事的人”,总之是“不受欢迎的人”。对我们好的是平和的劝导:“不要挤”,“不要抢”;不好的则是声色俱厉的喊叫:“你们都走开,走开!”
5月9日的《工人日报》发表了署名车工的《“辛苦了”和“滚出去”》一文,文章以周恩来总理关怀和具体帮助新闻记者的事例与左叶辱骂新闻记者一事作了对比。
5月1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和梁汝怀的文章《要学会尊重人》,并配了方成的一幅漫画。文章在“谁重要”这一问题上指出:在那样的场合,摄影记者的工作,硬是比部长助理重要得多。没有他们,亿万人所渴望的照片就无从见到。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5月10日的《文汇报》在“群言堂”栏目中发表了两篇讽刺短文:《谁重要?》和《谨呈部长助理》。
5月15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蒋荫恩的文章《新闻记者的职务应该得到重视》。
此外,在当时一些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座谈会上,“左叶辱骂记者的事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许多新闻工作者从这一事件出发,对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就是5月上旬和中旬,在中国新闻界所发生的一场名为“左叶事件”的风波。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呢?
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左叶事件”揭发了当时在新闻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党内某些负责干部看不起记者工作,甚至一些人对记者抱有一种警戒和反感。正如彭子冈所尖锐指出的:“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一些负责干部会对记者抱着本能的戒备与反感?如果我们从记者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角度来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一问题与当时党内存在的对于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消极抵触情绪,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