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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点
自带板凳 (发表日期:2010-02-02 08:34:15 阅读人次:1193 回复数:1)
文革，自始至终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每一步骤每一细节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通过中央文革实施的。从1966年8月撤销工作组到1968年7月工宣队进驻，整个运动期间武斗愈演愈烈，直接从红卫兵小报了解文革动态的毛泽东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由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正是毛泽东的“活该“二字，使得大中学校在工作组撤销后，法纪无存暴力加剧，很快波及社会。毛泽东是如何煽动武斗的？这里还有他的讲话为证：“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9页）至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不能过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痞子运动好得很”等等煽动性语录，更是直接教唆红卫兵施暴，当各中学校打死老师校长的暴行发生后，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杀人凶手宋江彬彬等红卫兵，鼓励她们不要文质彬彬，“要武”。　　文革中期的造反派武斗，是毛泽东出于把文革作为一场反修防修“演习”的立场（这是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一封信中的观点），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指出：“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毛泽东主张“应该把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革命造反精神，摆在首位。群众运动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91页）。毛泽东支持群众组织武斗的另一个主要证据是1967年8月底《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决定》的文件批示。“武装左派”这个口号，最初是武汉群众组织“钢二司”提出的，时间在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这个文件把“文攻武卫”口号政策化，决定给“左派”发放武器。与此相连的事件是《红旗》杂志的“抓军内一小撮”社论出台，这个文件当时已经传达到基层并张贴，但为期很短（不超过5天）。其后的《九五命令》是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的文件。这个文件为了和前一个支持武斗的文件保持衔接，依然单独列出一条，继续肯定“武装左派”这一口号。这也证明了“武装左派”这一口号，至少两次经过毛泽东的批示肯定。　　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左派“获得武器后关于使用武器的规范。由谁来给群众组织确定”左派“和”右派“呢？也没有说明，都由中央文革小组随机表态定性。而且两派群众组织在“武装夺权”过程中互相杀人，究竟是有功还是有罪？也没有说明。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制定这个政策时，包含了视武斗为“反修演习”的成分，包含了让群众“闹一闹”“锻炼锻炼”的想法。另外，中央文革肯定了“全面内战”的提法，也是希望搞一场群众大混战。

回复[1]: 再补充一点 水双 (2010-02-02 23:32:59)

　　文革前奏曲

　　(一)1966年3月18日――这一天是巴黎公社的纪念日，被逮捕的总参谋长罗瑞卿试图自杀。北京的军令中枢参谋部的干部同时被排挤。林彪的心腹杨成武入京，代替罗当上了总参谋长代理。

　　(二)“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许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年10月，17页)。

　　(三)三月下旬，毛泽东从上海发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战斗号召。

　　(四)3月28日，毛泽东通过康生发出解散党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员会，4月3日，彭真在自己家里召开了旧北京市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

　　(五)北京市委员会办公楼门前突然增加了十几名咔叽色军服的解放军士兵，彭真被阻止返回自己的办公室(南斯拉夫记者的北京通讯，《中央公论》1967年3月增刊号转载)。

　　就是说:在发动文革过程中,毛泽东最终还是亲自实践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格言了。

　　(录自一位日本老专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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