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的日本和他的乡愁│科长│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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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声的日本和他的乡愁
科长 (发表日期:2014-09-03 13:59:27 阅读人次:1161 回复数:0)
李长声的日本和他的乡愁　　—— 夜读“长声闲话” 　　张丰　　【编者按】自李长声先生进驻腾讯·大家以来，日系写作成了大家专栏的一大特色：延续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一代开创的现代知识性随笔传统，美、趣、思自成一家。适逢李长声先生精选集《长声闲话》出版，在腾讯·大家沙龙上出版界前辈沈昌文先生为此致辞：　　　　我是老上海，上海是我成长之地。每次上海书展活动，我一定要来观光，借此回忆回忆我这小赤佬当年在上海的境况，体会一下新上海的愉快生活。今年我84岁，离开上海60多年，想则来日无多，更想来上海观摩。　　　　这次来上海未久，听说李长声老兄也来到这里，并且要展示他的近作，这让我高兴得跳起来，长声兄可说是我在北京编辑《读书》杂志时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他不断为《读书》写稿，介绍日本的出版情况，使得我们广开眼界，当年《读书》杂志关于国外抒情的通讯，首自美国的董鼎山老兄，接着就是长声兄的大作，以后的亢泰先生的英伦通讯，等等。他们帮助我们走出去，认识世界，打开文革遗留的封闭生活。　　　　我在长声兄指引下，还曾多次去过日本，访问讲谈社等地，知道做出版必须要开眼界、看世界。遗憾的是我这次来上海，日程已定，马上就要回京，我要同长声兄在上海见面的机遇未能实现。我本想陪长声兄去逛逛虹口，我小时候住的离虹口不远，经常游逛，特别是鲁迅故居和内山书店的旧址，这次只能一切拜托卫纯老兄了。　　　　听说长声兄在上海同读者见面，地点选择在季风书园，这也让我高兴，季风书园创办人严搏非老兄我久所敬仰，未能谋面为憾。　　　　沈昌文（2014年8月15日）　　　　———————— 　　　　　　　　　9月3日，中国迎来第一个全国人大法定的抗战胜利纪念日。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中日关系一直处于寒流之中，2014年上半年赴日旅游的人数，仍比去年暴增40%。这个数字让人欣慰，毕竟了解才是最好的纪念。　　　　中国人的日本观，主流的有两派。第一种，仍活在教科书或“横店抗日基地”的义正言辞里，每提到日本，必愤怒咒骂。见到“是中国人就转”的帖子，先转了再说。看到赴日旅游人数激增，不由感叹，这日真是白抗了；第二种，认为日本是个可怕的民族，战后重视教育，迅速复兴，有着可怕的纪律性和高效率。为了将来战而胜之，中国仍必须向日本学习。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第三种人，他们热爱村上春树或渡边淳一，痴迷于东野圭吾的推理或高木直子的漫画。和历史上所有的“第三种人”一样，他们在关键的时候也许会摇摆不定，但是他们具备更多的“人性”。脱掉作为集体的一员的桎梏，而只代表自己发言。他们的日本，是个人的日本，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日本。他们的日本，是一个“小日本”，也是更真实的日本。　　　　要体会“小日本”，就需要某种闲心，而不是老为国家操心。三联书店新出的李长声文集“长声闲话”系列，向我们展示了当今一个中国人在了解日本方面所可能达到的程度。5本书，1500多页，86万字，自1989年东渡，李长声一篇篇慢慢写了20多年。李长声的日本，一言以蔽之，曰：“把玩。”止庵评价李长声，看日本是“俯视”的态度。李长声读书很多，所读日本书的广度与深度，大概超过大部分日本人，更不用说我辈普通中国人了。能俯视，才能把玩，在行文时，从古到今，从日到中，往往进退自如。进得去，出得来，出来后还可以开个玩笑。比如，“听说《上海宝贝》译本在日本卖得不错，想来不是因其黄，而是因为风传中国禁了它。那点点黄，虽然是从骨子里泛出来的，但是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小池真理子、山田咏美之类日本女作家出道之初的色调相比，不过才泛了些浅黄，像婴儿涂在纸尿布上的屎。”其实，这篇文章篇名是《内裤，女人的》，考察的是日本女人内裤的起源与变迁。如果拿给米歇尔·福柯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来写，也许会更深刻罢，但绝对写不出李长声式的趣味来。　　　　这种把玩的态度，在脑袋僵化的人读起来，有点大不敬。“以前某先生读了我的作文，说我颇有经过文革的人士所惯有的行文的‘痞子味’。这个批评是对的。”“我行文有个毛病，那就是通篇好话，得便总提醒一下，事情还有另一面。”（《地震后》）如今确实有很多人喜欢拿文革说事儿，自己不喜欢的，斥之为“文革遗风”。但是这种“痞子味”，恰恰是克服文革遗毒后的健康味道，没那么认真，也没那么多顾虑，因此才显出可爱来。　　　　有了这种把玩的心态，即使在处理相对抽象的主题时，李长声也能写出趣味。他写武士道，不满三岛由纪夫对《叶隐》吹捧时对原作者的“忍恋”观点视而不见，指出武士道的本质是一种暗恋：“隐忍之恋”是“恋的极致”，也就是暗恋，不可使对方背上恋情的包袱，永远单相思。一说便俗，偷着乐，这才是武士道精神所在。（《武士与骑士》）　　　　全世界范围内，最有名的分析日本人国民性的著作，无疑就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用菊花与刀的矛盾，来区分日本人的二重性。在李长声看来，所谓日本人的二重性，可能也是一种误解，哪个国家的人那么单纯，没有二重性呢？“我们的二重性是阳一套，阴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不一样。”中国人在二重性之间有追求，追求中庸、统一，而日本的二重性行为是并列的，不会在心中交战，不会像周作人那样“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摆着”。周作人曾说：“我们要觇日本，不要去端详他那两当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种野相。”李长声在此评论道：把野相看作表面现象，把吃茶弄花草看作本质的真面目，结果周作人就跟着一副野相的人吃茶去了。　　　　虽然没有明说是去当汉奸，但李长声对周作人的批评，已经是非常严厉了。李长声爱读鲁迅和周作人（“长声闲话”有一本书名就叫《阿Q的长凳》），他坦承自己受周作人影响很大，“从性情与兴趣来说，我倾向周作人，尤其是爱读他关于日本的考察，即所谓日本论，持正而卓识，比‘西洋人更进一层，乃为可贵耳’”（《日本论》）。在李长声看来，因为有了周作人，“日本对中国的认识远远超过我们对这个蕞尔小国的了解”这句断语就不能成立。周作人之后，用随笔写日本的，李长声算是集大成的了。若论中国古代文化修养，李或远逊周（当今大陆，谁又能不远逊呢），但是李长声在日本20多年，对日本文化的观察，或许已比周作人稍胜。　　　　李长声延续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一代开创的现代知识性随笔传统，李长声和周作人的时代毕竟不同。他在日本温酒时，会想起父亲，“记得小时候看父亲喝酒，上世纪50年代酒也是要温的，但后来不知怎的就不温了。现在回头想，那年月终于未能把精神变物质，什么都匮乏，配给一瓶酒哪里还按捺得住温酒来”（《温酒来》）。在吃酱时，他又会想起母亲，“生如东北人，居住在城里，小时候家里也腌酸菜做大酱，母亲还偶尔穿旗袍。1960年代不做了，因为没有了大豆，连白菜萝卜也要等国家配给，母亲毁了旗袍给妹妹们缝制新衣过年”（《吃酱说酱》），温酒和旗袍，这是周作人那一代的生活日常，这一切都被革命扫荡殆尽。“解放前的日子我只过了二十八天，构不成岁月，如烟或不如烟的，记忆犹新的是开放前，那年代似乎除了革命之外什么都匮乏。”（《地瓜酒》）在李长声的成长中，匮乏是最深刻的体验。这种匮乏，是物质性的，更是精神性的。在片匮乏的大地上长出来的花朵，能接上周作人鲁迅一代的余香，真是一种幸运。　　　　上世纪80年代末与日本作家水上勉的见面，成为李长声生命中的决定性事件。其时，他是《日本文学》杂志的副主编，已年近不惑，不出意外的话，或许在杂志社的位置上终老。但那是80年代，即使是杂志编辑，其情怀和理想也和现在有很大不同——听说水上勉率日本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便专程到北京拜访，那时他还不会讲日语。当时的北京饭店还不像日后这般富丽堂皇，而名作家也没有什么架子。水上勉拿出烈酒，就和这位中国文学青年喝上了。“宫本辉拿着照相机，给我和水上勉照了相。这张合影登在杂志上，突出个人，惹恼了上司，埋下了我辞职东渡的前因。”后来，有一位朋友在报纸上写文章，这样解释李长声的离职：“李长声君是位很会写文章的人，念了不少中国书和日本书，当年还在东北编过《日本文学》杂志；谁知忽然之间就失去了在杂志的位置。据云一度谋求入京发展而不果，遂继续向东而至东京；我见到他时，他总是泡在东京的小酒馆里消磨时光，那时我还不懂苍凉也是有美感的……”李长声专门澄清：“在杂志的位置确是忽然就失去了，老友都知道，是因为对挂名的主编犯了不敬罪。不过，谋求入京发展云云却从未有过，而是适逢出国缘，立马就随波东渡。”（《酒馆》）　　　　《太宰治的脸》收录的大多是谈日本作家的文章，写水上勉的这一篇，读起来是最感人的，大概是和作者寄予了深情有关。在甲午战争前的两千年里，中国是日本的留学目的地，而日本则是中国人的流亡地。李长声到日本，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内心的流放。他怀念和水上勉见面喝酒的豪情，到日本后更是爱上了酒。“中国人东渡而来，或阅读日本，或感悟日本，我乃一酒徒，就只能小酌以至痛饮日本了。日本像清酒一样，刚喝时无滋无味，但喝惯了，便细细品出味道来。”但是他喝酒却并不是泡在东京的小酒馆里，苍凉而有美感，原因很简单，东京的酒馆消费太贵。酒对他来说，不是情调，而是生活。　　　　他在日本生活，喝酒、读书、旅行，大概是最喜欢的三件事。在旅行时，他有一个爱好，考察日本作家的故居或纪念馆。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多少人永远失去了故乡，而日本早已是一个现代国家，国家又小，但日本作家的故乡观念，似乎比中国强烈得多。很多日本作家，老年时都会把藏书和自己所写的书捐给故乡，鼓励后学，谓之“文库”。比如作家井上厦的“迟笔堂文库”，那里悬挂着他的手迹：“难的要写浅，浅的要写深，深的要写得有趣，有趣的要认真写。”而“无赖作家”坂口安吾的故乡为其立碑，文学碑上面镌刻着他的手迹；“不谈故乡”。李长声观之，评了一句“真够无赖的”——坂口可以不谈故乡，但李长声写文章却不能不谈。他到东京的菜场里看到又长又粗的白萝卜，也能想起，“我们东北也种的，它长出地面一大截，宛如章子怡露出凝脂的肩头”（《别有风味萝卜泥》），乡愁可以说无处不在了。当然，写到吃时，乡愁是最难驱赶的，“我爱吃三文鱼的‘刺身’，嚼在嘴里有一股淡淡的香甜，而金枪鱼没滋没味儿，河豚有点硬。不过，秋风起，我思念的还是红烧肉或涮羊肉什么的”（《三文鱼》）。　　　　他写了那么多日本，说到底，写的还是中国。　　　　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责编：赵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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