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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举倾国之力 博一夫之欢

小林 (发表日期:2011-08-20 21:27:11 阅读人次:1137 回复数:0)

  评“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

  
歪脖子树

  
一,“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的诞生

  
1961年,罗瑞卿和刘亚楼访问朝鲜。朝鲜请贵客欣赏了一种崭新的文艺形式: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

  
中国客人被震撼了:巨大的舞台,人海似的演员,炫丽的灯光布景,高耸入云的金日成将军形象。

  
刘亚楼回国就给空政文工团布置任务,要搞自己的音乐舞蹈剧,泱泱大国,岂让区区小邦。

  
空政文工团调映了“三千里江山”的纪录片,先搞了个“光辉的历程”。罗瑞卿开始对演出规模不满意,说:“人家有3000人,你们才300人,我看你们别搞了!”

  
但是,周恩来、林彪、叶剑英、等元老勋臣观看之后,赞不绝口。朝鲜小老弟首创的这种朗诵、舞蹈、歌曲融合在一起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开始大行其道。

  
适值柯庆施主政上海,他闻风佈雨。让上海搞了一个“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音乐舞蹈节目,阵容更大、舞台设计更有气势。1964年6月18日晚,陈毅副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观赏了大歌舞表演,外宾对大歌舞很有兴趣,陈毅便指示上海市委:“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

  
周恩来在陈毅陪同之下,亲自到上海观看红色演出。并随即作出决定:

  
综合“光辉历程”、“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创作一部世纪大作,作为建国15周年的献礼。

  
这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创作排演便提上了国务院的议事日程。

  
7月30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开会,总理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的领导小组名单和大歌舞指挥部名单。

  
总导演:周恩来

  
领导小组组长:周扬 副组长:梁必业、林默涵

  
组员: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

  
大歌舞指挥部:

  
主任:陈亚丁 副主任:周巍峙、许平

  
周恩来下令调动全国全军顶尖级演员、北京上海音乐艺术学院学生参加演出,总数多达3500人。“东方红”规模终于超过了“三千里江山”。

  
当时所有著名的诗人、词人如魏巍、徐怀中、阮章竞、 贺敬之、乔羽都应召作词,要求他们写出“史诗的水平”。十几位名作曲家安波、马可、吕骥、时乐濛、严克等,一齐呕心沥血琢磨红色旋律;顶尖的舞美设计专家反复比划架势,要塑造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形象......

  
“东方红”布景设置,采用了当时的“顶尖技术”——幻灯片。因为人民大会堂舞台堪称天下第一舞台,宽28米,高18米,幻灯离天幕距离又远,场景变化又要求迅速,最后总理批示从上海请来制灯专家蒋祖泉。将投影天幕分割成几十片,由几十台幻灯机分区放映,最后拼接出全景。

  
这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一度曾用过《灯塔颂》名字。最后还是周恩来拍板命名“东方红”。周恩来说:“ ‘东方红’这个名字既精炼又确切。”

  
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乃至许多细节的处理、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等,无不亲自过问。

  
比如,在“东方的曙光”一场。周恩来指示要在党旗上打出毛泽东的头像,与马克思、列宁的头像并列,以突出毛泽东在中国以致世界的历史地位。

  
最初版本“星火燎原”一场中,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对此,周恩来指示朗诵词里加入了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在写到“遵义会议”时,起初编创人员认为难以表现,就用几句朗诵词一带而过。周恩来看后强调,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后来在舞台上设置了遵义会议的场景,插入了《抬头望见北斗星》这首歌,以表现红军战士渴望毛泽东回到红军指挥岗位上来的迫切心情。

  
“八一南昌起义”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编创人员设计了专场。但是周恩来坚决把这一场删掉。尽管编剧们据理力争,周恩来坚持不让。后来在朗诵词里只简单地提了一句“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却占据了整个舞台。这其中原委人们都明白: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而毛泽东在这个历史事件中缺席。周恩来要突出毛泽东的光辉,就刻意把自己的亮点掩盖起来。

  
周恩来还指示要多用少数民族的演员,以表达四海归一、普天同庆的和平景象。这样就有了胡松华雄浑的“赞歌”和才旦卓玛高亢的“毛主席的光辉”。蒙古人高举金杯发出“啊哈矣嗨......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的长调。藏族人从雪山上尖声呐喊,“祝您万寿无疆.......一脸疮疤若若”。

  
胡松华和才旦卓玛起了个篇末点题的作用:“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实际是一场共产党的堂会。它折腾了三个小时,是为了向堂主说一声:希望你活个没完没了!

  
10月2日,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地动山摇地观看首场演出。毛泽东当晚神情愉悦,活泼地和左右的幕僚下属交换眼神手势。一扫全国大饥荒给他带来的晦气,恢复了满面红光。

  
10月16日,是周恩来和剧组得到最高赏赐的日子。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接见并宴请全体“东方红”人员。拍照时才旦卓玛被安排到紧靠中央首长的后面一排,在朱德、毛泽东中间。周恩来给毛泽东介绍说:“主席,她就是才旦卓玛,藏族歌手,领唱《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的就是她。” 毛泽东握着才旦卓玛的手说:“好!好!””由于事先宣布了严格的接见纪律,谁也不能主动和主席握手。所以接见之后其他演员抢着和才旦卓玛握手,算是间接地和主席握了手。

  
才旦卓玛把古老的西藏活佛赐福仪式在人民大会堂发扬光大了。藏族民俗认为,活佛的手抚摸到哪一位牧民,哪一位牧民就有福了。才旦卓玛则发展了一步:谁摸到被活佛摸过的手,谁就有福了!

  
压轴戏还在后面。周恩来在接见后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因为人民日报还没发表消息,要求大家严格保密7个小时。大会堂内顿时沸腾起来,欢呼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一个个为优先分享了党和国家最高秘密而陡然脑袋膨胀,油然而生自豪之情。

  
二,周恩来忠君误民

  
“东方红”在当时实行了五级审查制度:周总理一级,文艺界一级,彭真、陆定一一级,刘少奇一级,最终还有毛泽东一级。可以说“东方红”实际是毛泽东以本人的的腔调叙说自己的历史。

  
垄断社会舆论,灌输式地宣传自己的光荣伟大,大吹大擂自己的英明,掩盖执政错误,让民众盲目崇拜指定的神——这是所有的专制者的梦想 。但是只有在极端专制的社会制度下才可以把它变成现实。

  
周恩来工作兢兢业业,善于体察民情。可是在1960年人民处于饥饿濒死状态下,人们没看到周恩来视察祸情体恤民众。没看到他开仓放粮拯救生命。这段悲惨岁月里周恩来一直保持沉默,远离是非,象口滑溜的不粘锅。可在饥饿刚要结束,人民仍旧面带菜色的情况下,周恩来抽出大部分精力,去搞一个为毛泽东文过饰非,以讲光荣史掩盖丑恶现实的鸿篇巨制。举倾国之力,讨一夫之欢心。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封建佞臣媚上的精神。

  
音乐舞蹈史诗配合林彪的学毛著、学雷锋的活动,以艺术的形式为毛泽东个人崇拜活动推波助澜,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积累政治资本。

  
无人否定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但是在专制制度下,忠君者必误民。

  
三,共产党里通外国

  
“东方的曙光”开场朗诵词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句话只是说明了事实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卢布。

  
苏联为了打破资本主义四面包围的困境,对中国的革命采取大力支援的行动。在国共合作时期,它破费了2000万卢布用来援建黄埔军校,支持北伐战争。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它支持共产党武装革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经费都是第三国际支付。共产党五大之前的共产党重要干部,曾拿卢布做工资。以保证他们无衣食之忧,专职搞革命。从陈独秀到毛泽东都曾接受苏联的卢布。1938年,毛泽东曾签字接受30万美元的第三国际援款。1940年,周恩来申请35万美元的援助,此外还有大批物资武器等。这些都有苏联解体后的档案资料和中共党史资料为证明。 陈独秀一度拒绝卢布,担心拿了人家的钱,就得跟人家走。但后来也改变观点,心安理得地接收了卢布。

  
1929年,国民政府与苏联在“中东路事件”上发生冲突。共产党中央发布文件号召“武装保卫苏联”,发动群众游行示威抗议国民政府从苏联手中收复中东铁路。共产党拿苏联的钱,替苏联办事, 彻底成为苏联政府的代理人。共产党的利益,同当时民国利益直接抵触。

  
今天,共产党为了打击民主自由势力,想发设法给异议分子罗织罪名。其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援助”是一个很重的指控。明知这些捐款来自民间而不是境外国家政权,也要扣上“颠覆”卖国的罪名。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确实从外国政府取得经费。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早就是板上钉钉的里通外国的卖国贼了!

  
四,抗日的水分

  
共产党公开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是在1934年7月。当时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为了掩护主力红军撤退,中共中央派出一支6000人的部队,命名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带着160万份宣传品——《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装成3百余担。先遣队挑着宣传品在蒋介石的心腹之地游来转去,四处张贴。

  
中共中央的目的就是要造成红军北上的假象,从而掩饰主力红军向西南的战略撤退。他们让“北上抗日先遣队”吸引和牵制一部蒋介石部队,减少围剿主力红军的力量。说到底,这是一种断尾求生之术,试图牺牲小部,保存大部。

  
但是,中央并没有把真实意图告诉抗日先遣队的官兵,抗日先遣队在没有日本兵踪影的福建、浙江、安徽与蒋介石泡蘑菇。蘑菇来蘑菇去,半年之后,被消耗到剩下粟裕残兵500人,方志敏也糊里糊涂被俘处死。

  
这次“北上抗日”连共产党自己都不愿提起,还好有粟裕将军带有怨愤的回忆录和朱德的一段大实话,揭露了这次“北上抗日”的欺骗性。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握兵权。红军采用了机动灵活的战术,只要甩开蒋介石的围追堵绝,无所谓北上、南下、抗日、亲日,红军活命是第一要旨。翻过雪山走过草地之后,红军摆脱了围剿大军。毛泽东偶然得知刘志丹在陕北还有根据地。于是决定来一个宋江投梁山。

  
这一次行军方向是朝北了,但是把这说成是“北上抗日”那也太搞笑了。

  
舞台朗诵“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斗争”,尽管抑扬顿挫、底气十足,可这是一个十足的弥天大谎。他们忘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军在正面抗击着日寇的主力,仅计算将军就牺牲了200多名。从隶属关系上,延安毛泽东也是被重庆蒋委员长领导的。

  
从青纱帐里,游击队伸出脑袋放两声冷枪,远远不是抗日战争的全部。也不是抗战胜利的主要原因。

  
五,红色歌舞的祖宗

  
“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达到了革命艺术的最高成就。其中革命者戴镣长街行,走路一步一顿,挺胸仰首,义薄云天状------成为经典舞台动作。你可以从“红灯记”李玉和的身段里,看出“东方红”门派的表演程式;”战士想念毛泽东”的群体造型,也从两年后的红卫兵歌舞里重现。红卫兵只是东施效颦,把“东方红”里的音乐舞蹈粗鄙化,手里多了本小红书。

  
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更加恶心的献媚邀宠之词,“北斗星”呀,“红太阳”呀,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啦!源流皆出自音乐舞蹈史诗。但是文化革命中的音乐舞蹈,从艺术上从没超过红色歌舞的祖宗——“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充满着对历史的曲解和片面陈述,它选择毛泽东偏爱的历史材料,把它打磨切割,铺设成一

  
条通向个人崇拜的石板路。

  
“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给中国人施了魔法妖咒,毛泽东轻易地把中邪的国民引入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中。

  
六,“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的副作用

  
在“埋葬蒋家王朝”的一场里,舞台上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浩大的游行队伍打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的横幅标语,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把一伙身着美式军服的国民党官兵团团围住,这伙官兵由气焰嚣张到畏缩发抖,最后一个军官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天空“呯”的一声,官兵们才趁机逃出群众包围圈-----

  
编导的意思是明确的: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内战,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导。实际的情况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曾认真地调解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希望中国出现一个联合政府,稳定亚洲,这也符合美国利益。在调解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袒护国民党。国共谈判失败在于现任的独裁者蒋介石和未来的独裁者毛泽东都没有诚意。不同政见的党魁因为有共和理念而可以共处一个政府,而两个独裁意识严重的独夫却不共载天。

  
现在再说它影响至今的副作用。

  
比如舞台上横幅标语“反饥饿,反内战”就会引起人们浮想联翩。

  
毛泽东饿死3千7百万人,那还不算饥饿吗?

  
毛泽东自己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内战”,发动了“全面内战”的战争贩子不应该被公审判罪吗?

  
至于“反迫害,争自由”,让人觉得简直是直接攻击现政权。现政权不是每天都在迫害着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吗?刘晓波、胡佳、查建国、何德普、艾未未、天安门母亲等不就是因为争人权、自由才被捕、判刑、监禁、监视居住的吗?

  
国民党再可恶,也不过对着天放了空枪,无可奈何地用高压水龙头冲冲示威学生,而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可是枪口对着市民,真枪实弹的屠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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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当今共产党执政者来说,重温革命史,纵容红歌潮,真是吉凶难测。唱红歌曾经把薄熙来的革命性激发起来,踢断了他老爹的肋骨。执政者若放纵薄熙来唱红歌,应该先估计一下自己的肋骨是否比薄一波的肋骨更坚强。

  
“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还唱出了“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可是个严重问题。这明明是警告共产党要么还给人民民主自由,要么就死亡。死的道路有两条:自杀或者被揭竿而起的人民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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