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導正日記《趙紫陽還說過甚麼》│新书│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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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導正日記《趙紫陽還說過甚麼》
新书 (发表日期:2010-01-23 22:10:10 阅读人次:6555 回复数:2)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88/n-7788.html 　　　　书名拼音：Zhao Ziyang Hai Shuoguo Shenme 　　作者：杜導正　　出版社：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台灣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0年01月　　书号ISBN：9789882191426/9789866377594 　　定价：US$33.00 　　《趙紫陽還說過甚麼》　　透過作者如實記述與趙紫陽間的對話，我們看到下台後經歷多年跡近「軟禁」的中共總書記在幽居中放言高論──有對於《改革歷程》錄音內容的深化補充；有對六四以來中國政局與當政者的褒貶點評、政壇祕聞的披露；也有趙紫陽下台後至離世前十餘年間，個人思想認識上的省覺徹悟，以及晚年歸於平淡的生活境況紀實。　　此外，更加珍貴而難得的，是《改革歷程》一書得以出版，幾位老人所甘冒不為之人知的風險，在杜導正日記宛如全景鏡頭的側寫下，不僅幫助我們思索個人境遇在中國邁入新新時代的意義與價值，也為當代中國人樹立了「面對歷史真相」最充滿勇氣與難度的一頁故事新章。　　　　編者的話/自序一/自序二/自序三　　上篇：秘密錄音醞釀過程．趙紫陽談話（1992年10月－1999年12月）　　共收錄〈衝破門禁闖趙府勸趙撰寫回憶錄〉、〈趙紫陽談中國腐敗的根源與特色〉、〈「香港的統治模式值得借鑑！」〉、〈「本該給我多些自由，但國外電台幫倒忙……」〉等近30篇杜導正日記　　中篇：秘密錄音操作過程．趙紫陽談話（2000年1月－2009年3月）　　共收錄〈議定回憶錄分五部份，秘密錄音的浩大工程正式開工。〉、〈蕭與杜炎夏關起門窗聽錄音，中樞鬥爭驚心動魄〉、〈我為趙紫陽再口述稿擬出大綱〉、〈「我任總書記一年，老人們為甚?便不高興我？」〉等30餘篇日記。　　下篇：秘密錄音前的回顧——「六四」和那場關係中國命運的「復辟反復辟」（1989年8月－1992年10月）　　共收錄〈友人說：「六四一槍，把人民與政府從中隔開了！」〉、〈北京小幹部說：「『六四』後一百天了，政府每一步都與群眾願望背道而馳。」〉、〈老同學哭訴「六四」黎明前血腥現場〉、〈李鵬說：「趙紫陽是黨內走資派。」等20餘篇日記　　附錄：趙紫陽同志會見索爾茲伯里的談話（1987年11月5日）/趙紫陽同志談國家對媒體管理應開放（1987年7月18日）/他尊嚴地走了——趙紫陽臨終紀實　杜明明/趙紫陽回憶錄幕後推手是中共幾位老人　江迅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趙紫陽《改革歷程》序言　杜導正/父親談蕭洪達　杜明明/凡事預則立，「六四」善後碎步走——杜導正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紀念訪談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回歸與發展　杜導正　　杜導正和這本書——編後感言徐慶全

回复[1]: 科长 (2010-01-23 22:13:40)

　　從政治讀本到民間讀本

　　徐慶全認為，趙紫陽的書是「政治讀本」，杜導正的書是「民間讀本」。

　　

　　徐慶全是《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是杜導正《趙紫陽還說過什麼？》一書的編輯。元月四日他接受採訪時說，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下稱「趙書」），可視為「政治讀本」，而杜導正的《趙紫陽還說過什麼？》（下稱「杜書」），可視為「民間讀本」。作這樣區分，在於說明兩本書有聯繫、有交叉，側重點自然有所不同。

　　徐慶全說，第一，「趙書」陳述的是歷史事實，他本人在中共決策層十年的所作所為。借用英文的語法名稱來表述，即「趙書」是「過去式」；而「杜書」則包含著「過去式」、「現在進行式」和「將來式」三個「時態」。「杜書」所記錄的趙在「政治讀本」之外的毫無拘束的三十多次談話，「過去式」只是趙談話的引子，「杜書」重點在於對「現在進行式」的中國政壇高層人事的點評，及趙作為一個政治家對中國各項政策措施的評析，對未來中國政治走向的思考。這恐怕是「杜書」與「趙書」最大的不同，也是「杜書」最有價值之所在。

　　徐續說，「杜書」與「趙書」是相輔相成的：（一），《改革歷程》是秘密錄音的整理，而本書詳細地記磘了作者等四人推動秘密錄音的過程，前者是結果，後者是過程。有過程、有結果，歷史事實才完整；（二），《改革歷程》中「第二部分」雖專講「六四」後趙被「非法幽禁與世隔絕」的實情，但只是粗線條的勾勒，而「杜書」則用記者的眼睛觀察，並用生動的筆墨記錄了趙十多年間幽禁生活實際生活狀況。徐慶全說：「這種記錄，我在編輯書稿有時候不禁潸然淚下。」

　　徐說，第三，就歷史事實而言，「杜書」對「趙書」也多有補充。他舉一例說，趙是什麼時候開始進行秘密錄音的？「趙書」編者只是推測一個大致時間；而對照「杜書」的記錄，不僅趙開始錄音的時間一目了然，而且趙錄音內容中哪些是趙已經準備好的，哪些是作者等人提出的，以及趙何時錄某一部分內容，都有跡可循。兩書結合起來，史家和研究者才有鹇沉索引的線索，對趙的研究必將大有裨益。

　　徐慶全說：「杜老晚年致力於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對時局和中國政治走向高度關注，因而他與趙的談話，大多也是緊緊圍繞著這個主題的。他的這部日記記錄了趙作為大政治家的對歷史與現實走向的見解，對於人們研究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有醍醐灌頂的作用。而我本人的感覺可以用『驚心動魄』四字形容。」

　　現任《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徐慶全，歷史系碩士畢業，先任教大學，後從事編輯工作，九八年調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業餘時間他治當代思想及文學史，寫有《文壇撥亂反正實錄》、《周揚與馮雪峰》、《風雨送春歸——新時期文壇思想解放運動記事》、《革命吞噬它的兒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紀實》、《名家書劄與文壇風雲》等。（江迅）■

　　

　　亞洲週刊

回复[2]: 《开放》杂志今年1月号的一组文章 看客 (2010-01-24 12:35:02)

　　特輯：趙紫陽的悔恨(前言)

　　◎ 開放雜誌編輯部

　　● 當趙費盡心力，無法改變四二六社論定性時，便決定訴之於天下輿論，將鄧小平的決策，從幕後拎到大庭廣眾之下來評判，等於一種「全民公投」。但決定趙的成敗的關鍵人物是楊尚昆。

　　趙紫陽1989年5月19日凌晨親赴天安門廣場勸絕食學生撤離。含淚告別說，我們老了，無所謂了。5月17日，在鄧家開常委會決定戒嚴後，他已提出辭職。

　　1989年夏季在北京爆發的學生運動，是一場爭取民主和堅持專制的決戰，以其罕見的規模與沖擊力震撼世界。在極權統治的背景下，反映在權力層面的是所謂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在元老鄧小平的支持下上台，同情學生的總書記趙紫陽，和主張鎮壓學生的國務院總理李鵬派進行長期艱巨的較量，最後終於無法抗拒逆流，保守派和元老聯手將學運埋葬在血泊之中。

　　今年五月根據錄音出版的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就是對貫穿八十年代的中共高層兩派鬥爭的一份權威記錄，因而出版後引起各方高度重視。這本回憶錄與其他有關六四的書籍頗為不同之處是，趙對1989年5月16日下午和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談話，作出特別高調的說明。強調他對戈公開鄧小平幕後掌舵的「秘密」，不是有意傷害鄧，而是為了維護鄧，扭轉公眾對鄧「垂簾聽政」的看法。可是事與願違，鄧家憤怒，學生更怒……因此，引出連串問題﹕

　　1、趙當年究竟為什麼要對戈那樣說？他不知道風險嗎？

　　2、如何看待趙事過多年後在回憶錄中的解釋？

　　3、趙在回憶錄中透露對事件很深的悔恨，是否意味這件事對當時局勢有外人無法估量的影響？是否這件事導致趙地位不可挽回的失敗？

　　4、趙在書中描述過胡耀邦的失勢和他對記者陸鏗的談話關係甚大，趙又是否重蹈覆轍？

　　總之，趙紫陽回憶錄揭示了有重新探討必要的方面，涉及與戈氏談話及其他有關問題。我們特地約請蘇曉康先生、陳小雅女士和本刊主編，他們分別從美國、北京、香港不同的背景與角度撰述看法，在趙紫陽去世五周年之際發表這組文章。也歡迎讀者和知情人士提出批評和指教。

　　（開放雜誌2010年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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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鄧小平於「全民公投」之境

　　──趙紫陽八九攤牌餘談

　　◎ 蘇曉康

　　《趙紫陽錄音回憶》是一份珍貴的私人文獻，令人想起《赫魯曉夫回憶錄》。趙紫陽對「八九事件」的內幕、成因，作了脈絡性的梳理，成為還原這個歷史關頭的權威史料。然而，這與他最終仍不能透徹說明其中的一個重大細節，形成某種悲劇性的張力。這個細節，就是關於他跟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釋，給後人留下發掘的價值和空間。

　　政治透明、決策公開，是極權體制的命門，若遇重大社會衝突則更甚，一旦觸碰，就會爆炸。釣魚台趙戈會見「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語），所引起的爆炸性效應，舉世目睹，至今沒有一個令人釋懷的解釋，可謂「二十年的遺憾」，本文嘗試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解釋，不把趙紫陽定位在一個領袖、崇高者、獻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個政治家（politician）。人物一旦交給歷史，便任由評說。

　　「鄧掌舵」爆料三說

　　關於這個事件，中共解釋不了，趙紫陽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釋來源。前後有過三種說法，都是借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其實，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麼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最早出現的「陳說」——陳一諮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種說法：蘇聯代表團質疑，鄧小平甚麼黨內職務都沒有，戈氏見他算甚麼？於是王瑞林打電話來，要趙紫陽下午向戈氏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天衣無縫，說明趙陣營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多年後又有一個「鮑說」——鮑彤出獄後說，在秦城他就自己攬下這個責任，說他根據中聯部的介紹，替趙紫陽寫了講稿，說明鄧雖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最後的「趙說」，分別見於開放出版社的宗鳳鳴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趙本人的《錄音回憶》兩書，完全相同，大意是針對民間「垂簾聽政」的說法，為了「維護鄧的形象」，才說出這個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據明報援引趙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談話，提到更具體的細節，即鄧小平堅持他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才算「中蘇最高級會談」，並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不知為甚麼他會見時卻忘了說這話，由此便要由趙紫陽來告訴戈氏「鄧小平掌舵」的秘密。趙告訴楊：「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講的話轉告戈爾巴喬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甚麼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宗鳳鳴著作中收入的「同楊繼繩的談話記錄」中，並無上述這些話。）

　　總書記務求「現場直播」

　　我在這裡可以提供一個旁證，即二十年前我聽一位目擊者親口陳述的事實：當天趙紫陽先一步到釣魚台國賓館，非常急切地詢問，中央電視台對這次會談是不是「現場直播」？令記者們感到驚訝，總書記以前從未在乎過這種細節，而「直播」是不能刪節講話人的任何一句話！即避開了新聞檢查，這也是中共很少允許「現場直播」的原因。當趙紫陽確信電視「直播」無疑，就河南話脫口而出：「好！」然後坐下來，一只手有節奏地拍著沙發扶手，打起腹稿來。

　　這個「現場直播」的細節顯示，趙紫陽有備而來，要說出可能是一件驚人的秘密。那時，正是天安門廣場火燒火燎的當口，不久，果然天下譁然。廣場出現的標語，是前所未有的：

　　

　　鄧大？黨大？

　　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下台就是好貓；

　　簾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來了不太平；

　　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

　　如此「簾政」，國將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調不准了；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天下為「公」；

　　人過八十要糊塗；

　　我們盼小平歸故里，擁護您去當職業牌手；

　　希望鄧小平順應歷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賓師專迎接小平回鄉養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塗（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簾聽政；

　　簾子後面找政府；

　　鄧小平（八五）戈爾巴喬夫（五八）……

　　據說，當晚鄧小平一家人看到這番群情激憤，反應竟至於此：「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把我們剁成肉餡了！」趙紫陽事後稱他「始料不及」，顯然很勉強，看看上面的標語就知道，爆料出「鄧掌舵」的政治意味，只有一個，也是「路人皆知」的：撤簾嘛！趙作為總書記，政治靈敏度決不至於比老百姓還低。另有一個直接的類比，就是「鄧對李鵬大範圍傳達他的講話是不滿意的，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台也不滿意。」（《錄音回憶》二十九頁）。趙很清楚鄧家最怕「暴露到第一線」。而且，即便如三種「事後解釋」所稱，要向戈氏單獨說明，完全不必「現場直播」，反而是避開媒體才對。

　　紫陽風頭正健

　　所以本文認為，這是趙紫陽的一個大動作——在他殫精竭慮，仍不能說服鄧小平收回「四二六社論」定性，便決定訴之於天下輿論、國際關注，將鄧小平的決策，從幕後黑箱拎到大庭廣眾之下來評判，等於一種「全民公投」。鄧小平要「當家」，卻又怕「暴露」，這種非理性統治，正是學潮難以平息的根源。趙紫陽看穿這一點，借力使力，將街頭抗議化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趙出此策的政治根據是甚麼？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鋒之勢，是他敢為的主因。趙曾欣賞「新權威主義」，他說鄧也是，但是他們遇到政治上的強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尋改革的思路，鄧在八九前兩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趙才令鮑彤組建「政改辦」，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前提。那麼，在現實中趙有何本錢逼鄧？鄧與趙「同舟共濟」，是改革僅剩的一個政治基礎，鄧自斷左膀胡耀邦之後，只剩下右臂趙紫陽，改革已在半途而廢，此所以鄧堅拒鄧力群而逼趙紫陽接任總書記——他不肯輸給陳雲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趙紫陽告訴宗鳳鳴，在此回憶錄中也表明，鄧在八九年春已決定把軍委主席交班給他，亦可知廢胡後鄧依賴趙之深，此其一；十三大前，趙紫陽解散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停刊《紅旗》、差額選舉「差」掉鄧力群等舉動一路告捷，對趙紫陽的政治預期感，是極大的鼓舞，讓他看到「民心可用、黨心可用」；同時，也顯示了在高層博弈中，趙比胡有韜略、有技巧，這也是鄧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說，「八九」風雲驟起前夜，趙紫陽正躊躇滿志，他才敢把民情洶洶的天安門廣場扔給李鵬，自己登車去平壤。

　　趙紫陽談胡耀邦的隕落，歷數老人政治。「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鄧小平以不開常委會來堵陳雲的嘴，說「兩個聾子都聽不見，開甚麼會！」照說趙接胡，境遇更難，他竟能遊刃有餘，「陳要開會是想有個說話的地方。有一次他責怪我為甚麼還不開會。我回答說：我只是大秘書長一個。你和鄧商量好了就開。陳聽後說：啊！大秘書長一個！」——趙跟宗鳳鳴談得比他自己的錄音要鮮活。

　　楊家將「玩火」兩頭耍

　　趙紫陽有多少勝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趙是不會幹的。面對保守老人，趙的靠山是鄧小平，假如他轉身挑戰這個靠山，誰是他的盟友？那時曾有一個制衡鄧小平的「聯盟」嗎？

　　萬里、喬石、胡?立都曾是趙的盟友，但畢竟份量不夠。萬里在關鍵時刻被軟禁，啟動人大常委權力否決戒嚴令的嘗試，被鄧小平輕易擺平；而喬石在鄧府戒嚴決策中，只敢中立。

　　在高層另有一個人是舉足輕重的——楊尚昆。無疑，正是他的角色，最終決定了趙紫陽的成敗。而奇怪的是，《錄音回憶》對此人似惜墨如金。設若趙楊兩人皆封嘴，他們之間曾有過的「聯盟」便如石沉大海。我們只可鉤沉一二。

　　「楊家將」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為鄧與政治局常委的聯絡人，位居中樞。熟悉中南海內幕的吳稼祥，稱他是「大玩家」，很傳神，但說他怕失去軍委副主席，而聯手保守派倒趙，與趙的說法不符。趙在書中多次提及楊支持他處理學潮的溫和政策、反對鎮壓，似非錯覺，許家屯也從旁證實。但是，楊領李鵬去鄧府求見，引出「四二六」社論在先；又受趙之托，試圖通過鄧的秘書、子女迂回勸說鄧在後。楊尚昆究竟押注在誰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無疑也是審時度勢，不想賭錯。他重用胞弟，遭忌軍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險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趙紫陽一旦成事，他興許也當一回「太上皇」呢？

　　趙紫陽留下兩個細節，頗可玩味：五月十六日夜在鄧府，楊尚昆轉述廖漢生的戒嚴主張，「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決定戒嚴後趙憤而辭職，「尚昆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此外，據說戒嚴部隊進城受阻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找不到楊白冰、楊白冰找不到楊尚昆、楊尚昆找不到鄧小平……

　　一番腥風血雨後，楊尚昆最終背棄趙紫陽。但幾年後，這位「鎮壓執行人」，又對三○一醫院軍醫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無力去糾正。另據吳稼祥分析，二○○一年橫掃中外的「天安門密件」（又稱《六四真相》），也是「楊家將」背景，為了洗刷「屠城」罪責，此說很有見地。楊尚昆的「國家主席」頂戴上，沾著趙紫陽的血，末了還是鄧小平奪了他的頂戴。「大玩家」玩別人，最終也玩了自己。

　　鄧小平戒嚴權威不足

　　楊家兄弟治軍乏威，也是鄧小平權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毛澤東身後的權威空白。這個政治背景，其實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論及。權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組渴望，會引誘政壇上所有的人，其實大家都是「玩家」，趙楊二人位高權重，豈能置身於外？改革的遲緩和保守派的問罪，又與民間抗議互動，而引領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一開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結局，只有可能性。

　　陳雲或可比肩鄧小平，更有葉劍英，長居嶺南不北歸——他有華國鋒襄助才抓了「四人幫」，而鄧小平復出後，八○年初廢華國鋒及「凡是派」甚急，葉帥不悅，鄧派王震南下與之協商，葉舉薦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楊尚昆、習仲勳兩元老進政治局，對鄧有所制衡。鄧雖是二野政委，元帥的資格，但四九後與兵戎無涉，復出後請羅瑞卿接軍委秘書長，極盼替他掌兵。羅大將卻被林彪害得雙腿殘斷，說我站不起來怎麼領兵？執意要去德國做手術，而那時中德尚無外交關係，聶、徐兩帥皆不准，羅硬是去了，竟死在手術台上，鄧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鄧於是只好自樹權威抓兵權。七九年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傷亡甚重而無戰績。葉劍英八○年就查出帕金森症，四年裡沉屙愈深，漸漸出局，八四年國慶鄧小平心血來潮要閱兵，而葉帥就在「十一」前病危，據說鄧下令無論如何不能叫葬禮衝擊國慶，醫生只好維持，於是葉帥又當了兩年植物人。

　　天安門屠殺前的一場宮廷傾軋，因涉及動用軍隊，情勢撲朔迷離。鄧小平雖是強人，但調兵進京軍管，他的權威還差了點，元帥上將們一上來就反對。尤其難料的是，楊家兄弟指揮鎮壓，軍權在握，圍困京師，鄧心中沒底，據說全家人都躲了起來。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國處於權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曉得。這種近似軍事政變的把戲，最不安全者，恰是獨裁者自己。

　　愧疚、懊悔為那般？

　　趙紫陽的光彩，在被廢黜之後。第一次拒絕檢討，是拒絕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誘惑；第二次拒絕檢討，又放棄中央委員，接下來就是長達十六年的軟禁，這都在中共歷史上創了紀錄。黨史上拒絕作檢討的總書記只有兩位：陳獨秀和趙紫陽。

　　但是，《軟禁中談話》和《錄音回憶》兩書問世後，我們才知道，趙紫陽決不肯對這個黨認錯，卻反反覆覆地談到他對鄧小平的歉意，即在與戈氏談話公案上，不斷地用「懊悔」「遺憾」等字眼。兩廂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愧疚，大概要從私人情感來解讀。趙的意思恐怕是：你對我有知遇之恩，我怎會「有意傷害你」？重大決策在你我之間都不能討論一下，我只好訴諸民意，以為民意足以驚醒你，卻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釀成大悲劇。時過境遷，我實在覺得很抱歉！——趙紫陽這種態度，反映了傳統「君臣之道」的某種殘影，但也是一種可貴的政治倫理。

　　不過，我們也應看到，趙紫陽不檢討也無反省，他愧對鄧，卻不說愧對歷史。這裡一直懸掛著對一個政治家的責任倫理的追問：無論趙的動機是甚麼，在缺乏起碼政治理性的前現代條件下，有意無意地動員民眾，輕易與獨裁者決一死戰，是徒然地犧牲無辜的生命，和勾引歷史的重大逆轉。

　　李商隱有憑弔諸葛亮的懷古句：「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這首七律《籌筆驛》，通篇浸透著「遺恨」二字，映照趙紫陽，可謂妥帖；而諸葛亮擬古辭〈梁父吟〉，取典春秋齊相宴子「二桃殺三士」，其鞭笞讒言害賢的含意，至今新鮮。

　　（200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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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紫陽的性格弱點

　　◎ 陳小雅

　　

　　● 趙戈談話是八九事件中最突兀、最令人疑惑，也最重要的問題，而趙不支持萬里出任總理，也給了李鵬控制國務院的機會......

　　《改革歷程》，作為趙紫陽對自己一生最重要經歷的陳述，也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重要轉折的歷史旁證。該書的特點，在於處處顯示的「人之常情」。由此可以判斷，作者是在既不想得到甚麼，也不怕失去甚麼，即已經看破生死榮辱，心如止水的狀態下，作出的陳述。惟其如此，這部帶有「遺言」性質的著作所陳述的事實和流露的心情，是可信的。

　　務實幹練、把握時機、堅持良知

　　本書讓我們再次確認，中國一九八○年代的改革，不是先有概念，後有需求，而是民生疾苦當前、人道關懷先行。改革主角三人中，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各有務實、思考、幹練......的特點，這樣的改革，固然存在一些先天的缺點，但其來自民眾的熱情與道義的力量，足以使這項世界上最複雜的系統工程，能夠速見成效。因為小生產是每日每時都會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而資本自有其增值的規律，所以，在當時，千言萬語，敵不過一個「放」字！這，就是鄧、胡、趙勝過華國鋒的地方。「要吃糧，找紫陽」，不是紫陽有特別的增產本事，而是紫陽讓人民自己做主自己去種。在中國古代政治的最高境界「無為而治」，翻譯成西方的語言，就是「市場決定」的自由資本主義！

　　趙的回憶再次顯示，他具有靈活的、在意識形態的樊籬間繞行的本領，同時，他也善於把握戰局與時機，利用自由派與保守派砥礪所擠出的一個狹小的通道，迅速地將改革推進到「不可逆轉」的境地，在權力和事業得到鞏固後，再返身援手意識形態的同盟軍。這些最見智慧的策略，還包括讓權力階層的家人迅速成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可惜本書很少涉及這些戰略背景。如果說，四川人民不會忘記紫陽對種糧人的好處，那麼他讓東南沿海人民的錢包鼓鼓，也是人們一輩子不敢忘恩的。

　　中國改革一旦走出最初階段，社會協調、系統配套、利益集團、權力尋租與腐敗的問題、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都出來了，「兩極分化」也呼之欲出了......八九事件，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發生的。趙的回憶顯示，他的八九心路，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演繹的。所以，趙能在八九事件中堅持學生的批評，民眾的不滿，不能定為反黨的性質，他不同意「動亂」的定性，更不贊同戒嚴，這是良知和良心的堅持。

　　但是，趙紫陽的「良心和良知」，為甚麼會一再地被誤讀、誤解？筆者認為，他也存在著若干的操作失誤。

　　同意發表四二六社論的失誤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趙從內心來說，是不同意鄧的「四二五」講話和「四二六」社論。但當時遠在朝鮮的他，卻發回了「同意」的電報。回來之後，意欲反悔。由於不便直接讓鄧收回講話，他提出了把「四二六」社論與「四二五」講話進行「切割」，然後由常委（甚至自己）承擔社論責任的方案來安撫學生。

　　但他似乎沒有想到，鄧的「四二五」講話和「四二六」社論是不可能「切割」的。不僅事實上不可切割，所有參與者都不希望切割。鄧小平如果不高興，會認為趙在用軟刀子「逼宮」！依鄧的性格，他決定的事是絕對不能改變的。何況他還認為自己的這一手可能有效！所以，趙一再地（或托人）向鄧提出這個方案，鄧連見都不願意見他一面。

　　趙沒能說服鄧，沒有達到扭轉局勢的目的，也有自身的失誤在前。如果他從朝鮮發回的電報，明確表示「保留」意見，即便社論發表，趙回來行使權力時就好說話了。因為鄧到那時為止，還很看重趙的意見。鄧不會覺得他心術不正，也不會誤解他「軟刀子逼宮」。他對戈氏的講話，也不會引起翻盤的結局。但是，趙紫陽沒有採取這種明智的抉擇，而是選擇了一口同意──看上去很靈活、保險，而實際會招來更大被動的方案。

　　這就不能不說到趙在性格上的弱點。他有一廂情願的傾向，以為政治家甚麼都可以做，只要成功就不會受指責。這是主觀方面。

　　退一步說，趙的朝鮮表態是不得已，那麼，他回來就應該採取另外的策略扭轉局勢。那就是與學生展開對話──從另一端去化解矛盾。但是，他只是空喊「理智」、「秩序」，「在法制的軌道內解決問題」，直到戒嚴決定已經出台，才去見了學生第一面──也是最後的一面。而此前，他卻莫名其妙地與首鋼工人展開了一場「對話」！到底是甚麼阻止了他與學生的見面？筆者認為，他本人性格中的另一弱點──清高，是不可忽略的。

　　處理新聞與黨政分開的書生氣

　　筆者在撰寫《八九民運史》時，曾獲得兩個重要資訊，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報》的領導曾托人向鮑彤表示，希望加強聯絡，但據說，鮑當時很淡然地回答說：「你們聽招呼就是了。」說得好一點，他厭惡「結黨營私」那一套；說得醜一點，他把新聞事業當作簡單的工具。好在《人民日報》社的同仁們，並未因此而喪失對改革事業的忠誠。

　　進入一九八九年五月，這個「招呼」終於來了，那就是鮑彤親自組織了兩篇高校復課的報導，一方面配合趙的回朝，宣告局勢的轉變，另方面想藉以安撫全國形勢。這個初衷是好的，手段也不可謂不凌厲。但是，正是通過這兩篇報導，一些在前段運動中剛剛「熱身」的學生在問：「我們甚麼都沒有得到，運動就這樣結束了嗎？」青年人往往放大自己的參與對於國家前途的重要性。這時，他們很容易把「運動的能否持續」轉化為「改革和民主化進程是否就此止步」的問題。而當時的鮑彤先生，沒有去謀求更細緻的工作，而是採取了簡單化、表面化的「抹平」處理，甚至再次在亞銀會議上作了類似宣佈。事情的結果是，它不僅招來了鄧的反感，還激發和鼓勵了學生和民眾。

　　筆者比任何人都理解，不論是趙紫陽還是鮑彤，從當政開始，就想實踐法治的原則。在主管黨以後，更是身體力行，嚴格履行「黨政分開」的約定。於是就發生了統戰部在八九事件中異常活躍的怪現象，而教育部則充當著拖後腿的角色。其原因就在於，統戰部姓「中共中央」，歸趙管；教育部姓「中華人民共和國」，歸李管。在一個「黨領導一切」至今合法的國度，在那種既緊急又特殊的形勢下，還堅守著這種類似「男女有別」的倫理，不能不說是一種變態的執著。要說是政治性格上的缺失，是否應該歸咎於「書生氣」？

　　在沒有取得高層共識的情況下，趙不僅一意孤行，還決定「孤軍深入」。既然鄧不改口，那就我自己宣佈中國沒有「動亂」（亞銀講話）；既然鄧願意負責任，我就公佈你的「職責」（會戈談話）......結果，便發生了趙紫陽感到終身「不甘心」的與鄧小平的「誤解」。

　　趙戈談話只有用第六感去理解

　　在《改革歷程》中，趙紫陽用專門的一節，解釋了這個八九事件中最突兀、最令人疑惑，也最重要的問題（見「七、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我為甚麼這樣做？自從李鵬等人把鄧四二五講話公開傳達後，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議論，學生、青年對鄧極大地不滿。......甚至還流傳所謂『垂簾聽政』等等指責的話。當時，覺得對這種情況我有必要站出來，加以澄清，加以說明。」

　　「我考慮，如果通過報導說明這個情況，對於維護鄧的形象會有好處。至少說明不是鄧要攬這個權，而是中央一中全會共同議定了這一條。因此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便告訴他......」

　　「講話以後，開始聽到的是正面的積極的反映，後來我才知道，鄧的家人及鄧本人對我的講話不僅不高興，甚而非常惱怒。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

　　趙的這番解釋，使我完全相信，他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對戈爾巴喬夫的那段講話，沒有「拋鄧」的意思。這和二○○七年二月，鮑彤先生對我的解釋完全一致。

　　那一次，鮑彤先生告訴我：「接見戈爾巴喬夫的講話是事先寫好的，但那段話：『我告訴你一個秘密......』，那一整段話是我加上去的。」當時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似乎是五四以後），毛毛（鄧的女兒）找到閻明復，哭了，說鄧在學生中的形象搞壞了。我們當時的意圖，是改善鄧的形象，緩和他和學生的關係。因為學生說他『垂簾聽政』，是『慈禧太后』嘛！」（詳見陳小雅〈浪漫主義的悲歌──關於《八九民運史》的三點更正敬告讀者〉）我認為，兩位當事人在不可能「串供」的情況下，解釋得完全一致，而且在不必要重申這一點的今天首尾一貫，至今不變，因此是可信的。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不少朋友此前並沒有覺得趙有「拋鄧」的意思，相反倒是看了趙書以後，產生了這個想法。我不能勉強他們同意我的觀點，因為人的「第六感」的活躍程度是不一樣的。而我在腦傷之後，思維無疑更多地依賴理性的邏輯分析。

　　不論這一次朋友們的感覺是不是對，這裡是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為甚麼人們總是「誤解」趙？不僅鄧小平誤解，嚴家祺誤解，而且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幹將許家屯）都為此震驚！是趙、鮑二位對於局勢完全失去了感覺（用姚監復先生的話說，是「政治上的幼稚」），還是他們的深層意識中也存在一些「灰色地帶」呢？這些「灰色地帶」的確也只能靠「第六感」來發現，而理性是解釋不通的！果真如此，八九民運不僅存在學生和民眾的「非理性」問題，連政治家也不能免俗，此時的中國，那可真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了。

　　證實趙與萬里的瑜亮情結

　　趙紫陽的這份遺言，還證實了一個「坊間傳聞」，那就是他與另一改革功臣──萬里──之間的「瑜亮情結」。正因為這個情結的存在，當鄧小平希望萬里接替趙的總理職位時，趙則希望自己的親信田紀雲來擔當此任。（編按﹕趙回憶錄235頁描述萬里、田紀雲被排除十三大政治局常委及萬里總理人選問題的經過。）而「改革派」內部的這一分歧，正好被李鵬利用。令人忍俊的是，就像趙直到最後還在問鄧小平為甚麼誤解他對戈氏的談話一樣，這一次，他依然將憤怒轉向了保守派，而對自己毫無反省！試想，如果是萬里當總理的話，中國現代史上還會有「六四」嗎？

　　不久前，《炎黃春秋》刊登了一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態〉，講述胡與趙在價改問題上的分歧，正好補充了趙書這一部分的交代不明。這個背景，有助於我們理解，趙在八九民運一開始就表現的消極。因為八九民運，是因耀邦逝世而起的。不想勉強自己去做違心的事，說得好一點，是趙還沒有被官場閹割掉自己的性格，說的醜一點，是政治歷練還不夠。

　　從這些事情，我們也可以看出，一位偉人，身上也有著許多凡人的缺點。但在凡人身上只是「瑕疵」的問題，放在位高權重的偉人身上，則可能釀成「大禍」。所以，我主張以反思的眼光來憑弔逝去的偉人，如此才可以對生者有所警策。

　　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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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紫陽回憶錄可議之處

　　◎ 金鐘

　　

　　【趙紫陽在書中強調地說明和戈爾巴喬夫談話引起的大誤會，引起公眾的不同反應。還有其他一些灰色地帶，可作出見仁見智的探索。】

　　

　　● 鄧小平（右）89年春曾要趙紫陽（左）接軍委主席，直到學潮初期都是趙的支持者，但趙戈談話後，與趙翻臉，趙隨即失勢。是不是局勢不可收拾的原因？

　　

　　三年前，當我們出版《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時，不敢設想趙還有一本經過錄音的個人回憶錄《改革歷程》在海外出版。這是中共建國以來，六十年的破冰之作，是一本領袖級的自白書。二十年來，先進的中國人都在期待和尋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趙紫陽以他的這本臨終遺言顯示，他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本書不僅記錄了如何衝破阻力實現經濟制度向西方市場資本主義轉移，而且宣示政治改革六大目標（294頁），第一條「戈爾巴喬夫叫公開性，我們叫透明度」。趙晚年高度讚揚西方議會民主制是當代最好的政治體制。

　　作為共產黨總書記，如何面對一九八九年北京震撼世界的學潮，就是趙紫陽政治理念的一次實踐。他反對鎮壓，力主民主法制，維護個人尊嚴，至死不向權力低頭。透過這本書，他保住晚節，可以蓋棺論定。

　　二十年前中國青年的鮮血，誘發國際共產陣營的連鎖巨變，何以中國至今沉淪在井底？「六四學」注定成為中國的顯學，近年許多出版物從多種角度揭示六四時期的珍貴史料，但以權威性而論，趙回憶錄當為首席。也許，從那年頭過來的人，都留有遺憾：民主從來沒有如一九八九年這樣和中國擦身而過（註﹕一則傳聞說鄧家人在六四期間曾透過巴基斯坦尋求西方政治避難的可能性）。

　　八九學潮可分體制內外兩大部，趙回憶錄側重上層鬥爭，且僅十五萬字，難免留有若干可議之處。這是值得見仁見智深入探討的。

　　趙戈談話事件載入史冊

　　趙紫陽回憶錄出版後，有多位友人和筆者討論過趙與戈爾巴喬夫談話一節。來自紐約、倫敦、香港、北京的朋友，都有表示質疑。這件事在宗鳳鳴的書中多次提到。趙對宗老、楊繼繩、姚監復都談到過這次談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到訪北京，十六日上午會見鄧小平，下午會見趙紫陽。趙在會見中，主動地向戈宣佈，「中共中央有個決定，在重大問題上要由鄧小平掌舵，向鄧通報，向他請教」——這番話由電視現場直播，昭告天下，影響非凡。

　　事發後，趙獲悉鄧和家人對趙此舉極為憤怒，認為是趙在緊急時刻，有意把鄧拋出來。這件事當時在公眾中就引起過不同反應，尤其是一些敏感的高級幹部如香港的許家屯，都認為趙此舉失策不智，開罪了鄧。而後來，更嚴重的說法是，趙此番談話，造成鄧趙的最後決裂，鄧視趙為背叛，斷然倒趙，甚至殺心陡起，決心對學潮下手，從此大局不可逆轉。

　　但是在漫長的二十年間，甚至在我們出版趙軟禁中的談話後，這個事件都沒有引起眾多的六四研究和議論的重視。可以兩位頗具影響力的學者趙鼎新和吳稼祥為例，在他們分析六四事件的長篇文章中，隻字不提此事。不排除「為尊者諱」的習慣心理。現在，可以擺上?面，一個重要依據是，趙本人在回憶錄中賦予事件我們意料不到的分量：他發現事件的後果嚴重後，要求親向鄧解釋，鄧不理會；趙寫信給鄧；趙向楊尚昆、向專案組長王任重都作過鄭重解釋。在此回憶錄中，甚至專列一節寫「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趙的主要說明是「他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趙說，他「特別在意」這件事，是因為這件事已不是政見分歧，而是涉及到中國人信奉的傳統道德、人際的信義，他無意傷害「對他長期信任並給予大力支持」的鄧的感情。

　　回憶錄指出，鄧在八九年春，甚至在趙出訪朝鮮前，都明確表示，要趙幹兩屆總書記，並打算將軍委主席也交給他。熟知中共內情的人，都知道，趙八十年代進入中央領導層，從總理至總書記，在凌駕體制的元老群中，支持者甚少，但大家長鄧一直欣賞他，支持他——直到五月十三日鄧趙最後一面，都無失和跡象顯示。因而，趙斷無理由和鄧攤牌，而且趙也絕無可以和鄧較勁的實力。

　　趙是公認在中共第二代中最有智慧的人，他也自稱「在黨內搞了幾十年」，政治經驗絕非一般。因此，今天會有許多人不理解、不接受他在回憶錄中對此失策事件的解釋。或者認為趙對此有重大保留，有難言之隱。趙則一再表示「一失足而千古恨」式的懊悔。

　　無論如何，事件的後果相當明顯。一方面，鄧完全不認同趙是在維護他；另方面，於社會公眾而言無異於坐實鄧的「垂簾聽政」，而這是鄧的大忌，也是民眾的大怒。於是，第二天的五一七大遊行，鄧成了眾矢之的。趙作為一位在那時正在尋求黨內外平息學潮之道的政治家，這場與戈的談話，不僅是失敗，而是不可挽回的失敗。這個事件，也將作為「一言喪邦」的經典個案載入史冊，在共運史上，只有如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等極少例案可以相比擬。

　　趙戈談話事件的牽連人，前有鮑彤，後有嚴家其。鮑是談話的起草人，嚴則是響應趙談話而發出五一七宣言「打倒中國最後一個皇帝」的簽署人。鄧沒有放過他們﹕鮑在六四前即被秘密逮捕，嚴則成為知識份子通緝名單的首犯。而被看好的趙派改革勢力，隨趙倒而全軍覆滅。另外，「趙的談話是鄧家人授意」之說，如有其事，趙絕不會隱瞞，然書中未見。

　　在官方的定罪文字中，對此事件述而不評，畢竟趙說的是事實，並無誇大成份。存疑的是，趙此舉是早有策劃，還是為那兩天狂熱形勢所迷，以為「民氣可用」，而如中共內部人士所指「趙錯估計形勢，欲取鄧而代之」？總之，趙戈談話事件，仍是一個不解之謎。

　　對廣場大絕食的遲純反應

　　五月十三日，北京學生發動在天安門廣場的靜坐絕食。這是整個八九學潮中最重大的一個轉折。學生以死抗爭震動了全中國，為世矚目。從此，運動完全進入失控狀態，官民對抗，愈演愈烈。絕食直接衝擊的是戈爾巴喬夫十五日的來訪，接下來，十六日趙戈談話，十七日鄧家開會批趙，十九日宣佈戒嚴，趙失勢，二十日市民開始圍堵軍車……形勢急劇惡化。

　　廣場成為世界新聞的焦點。學生應否撤離廣場？成為爭議的中心，直到六四清場，開槍流血。二十年來，絕食緣起和撤離廣場真相的探討從未停過。筆者從香港觀察的角度，一直對絕食議題投入高度重視。可以設想，如果沒有那場絕食，八九運動的結局又如何？

　　因此，趙紫陽如何看待和描述絕食？便是閱讀其回憶錄值得關注的重點。在45頁第一部份第四節，趙寫道：

　　「……學生在和政府對話完全失望後，決定乘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期間，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絕食。他們認為這是向政府施加壓力的絕好時機，為了迎接國賓來訪，政府不能不讓步。但是學生們錯了，他們不知道，他們走得越遠，越給李鵬等人主張暴力鎮壓提供籍口。

　　我得此信息後，便於五月十三日借同工人對話的機會發表談話。大意是這樣：大學生如果有甚麼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去干擾國際會談，損害中蘇高級會晤，那就沒有道理了，不會得到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借此機會發出的呼籲，在當天各大報都發表了。但是學生們對我的呼籲根本不理會，依然於五月十三日下午組織了二十多個院校的二百多名學生，在一千多人的衛護下，進入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從這天起，學生們佔據天安門廣場，直至六月四日流血事件發生。」。

　　這段話包含其他資料中未見過的信息：

　　一、趙在絕食行動前已經獲得情報，知悉學生要以此大規模行動干擾中蘇會談；

　　二、趙在十三日發出呼籲，勸阻學生。

　　這是令人感到驚訝的信息！戈氏來訪，是困擾中共數十年的中蘇關係中的頭等大事，學生要損害之，主政者趙的反應只是在一次見工人時呼籲一下說「沒有道理」——這是接近麻木的反應，當然不會有任何效力。趙沒有說明對這一已知的重大動態，有任何其他對策，例如派人勸阻，甚至動員警力予以防範——這說明甚麼？輕則對事態後果的判斷力嚴重不足，重則有縱容之嫌。趙對學潮的溫和態度不容置疑，然而，在如此重大的事態面前，一名執政者，豈容怠慢？那只能是一次嚴重的失責！

　　接下來，趙描述了廣場上的混亂狀況，完全無人可以發揮作用。第四天，即趙戈談話之後的十六日夜，趙才召開常委會議，作出五常委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決定。趙擔心此舉無效，乃正式提出「修改四二六社論的定性」，以圖制止絕食的嚴重後果。並主動承擔社論的責任。遭到李鵬、楊尚昆反對。趙無奈，決計直接訴諸於鄧，這樣便有了五月十七日的鄧家常委會。會上趙遭圍攻，並決定戒嚴，趙遂意辭職，「不做鎮壓學生運動的總書記」。

　　趙揭示五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中共高層激烈鬥爭的內幕，真是令人目瞪口呆，趙站在同情學生的立場顯而易見，然卻昧於戈氏談話與廣場絕食兩大事件交織，元老與李鵬派已經斷了他的政治生命。別人已在磨刀霍霍，他還在侈談修改四二六社論。可以理解的是，趙從北韓回國，就深知學潮的根本關鍵在四二六社論的不公正（33頁，趙甚至預見社論不改，有大流血的可能），他的思路也就被扭結在這一點上，他企圖以此釜底抽薪，一了百了。然而，這將使鄧及整個保守集團處於無地自容之境，豈不是與虎謀皮！這成為兩派根本分野所在。

　　不過，事過境遷，趙在回憶錄中，對於學生絕食並拒絕撤離廣場的行為仍缺乏應有的批評，過於強調事態是由於鄧李等人的拒不認錯所致。這是令人遺憾的。其實，二十年來，有關八九學運的反思中，不僅絕大部份知識份子，連學生也都對當年佔據廣場不撤的激進主義有相當的深入檢討。

　　五月二十一日後的記錄一片空白

　　通觀趙紫陽回憶錄，在前因後果的敘述上有連貫性，脈絡清楚，邏輯力強，主要人物的描繪也色彩分明，但在有一段時間中，卻呈現了相當的空白，引人好奇。

　　這段時間即五月十九日黨政軍戒嚴大會至六月三日夜開槍——長達十五天。這段時間是趙失勢，尚未正式罷官隔離審查的時期。書中多處的說法是「靠邊站」。這時，外面已是一片沸騰，全國陷入反對戒嚴，反對鎮壓的怒潮中，趙雖已離開權力中心，但這是風暴中的十五天，能平靜度過嗎？書中有紀錄的事是：

　　●五月二十一日：喬石來見趙，向趙談軍隊進城受阻情況，喬說了句可圈可點的話：「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

　　當日，趙找統戰部長閻明復談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以扭轉首都失控。下午，胡啟立來趙家，趙囑發電報催萬里回國（後未遂）。

　　當日，趙告訴秘書李勇，應開一次政治局會議，要鮑彤為他起草講話稿。

　　●六月二日，王任重、丁關根到趙家，與趙談話二小時餘。趙解釋學潮以來的若干問題，並對鮑彤五月廿八日被拘押提出異議。

　　除了這兩天記錄外，回憶錄沒有其他痕跡。據了解趙的警衛班子已經被換掉。

　　趙案經過三年的審查，一九九二年十月喬石、宋平在中南海懷仁堂找趙談話，宣佈結案，結論不變。但沒有材料。故趙手上只有一九九○年六月，王任重給他的一份材料，羅列趙在動亂中所涉三十條問題。趙書公佈了這份材料，這三十條罪狀，從胡耀邦去世之日到趙下台之後的五月二十一日，是唯一的一份官方對趙紫陽的具體指控。

　　這份材料，只有一處，似有可疑，即第二十八條，空白。編者註「錄音遺漏」。經過推敲，這條有可能涉及某種敏感的方面。不由人想到當時盛傳的八上將向首都戒嚴部隊指揮部寫信、向軍委上書反對戒嚴，反對軍隊進城一事，（此事已在前新華社總部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的新著《歷史的大爆炸》和宗鳳鳴著作第6頁得到證實）。八將軍是：張愛萍、葉飛、蕭克、楊得志、宋時輪、陳再道、李聚奎、王平（國防部長秦基偉也反對戒嚴，六四後被調職），時間在五月二十一日。未經證實的消息說，趙紫陽曾與張愛萍會面。

　　趙的有記錄的活動，在回憶錄中嘎然止於五月二十一日。其時到六四開槍，還有兩星期。這段時間除了民情洶湧，軍民對峙之外，也是各派政治勢力明的暗的在北京較量搏弈的時期，趙派在高層已經出局，但作為一隻在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近十年的勢力，擁有民意的巨大優勢，他們是否已經毫無作為而坐以待斃？邏輯上是很勉強的。當時最突出的關於廣場撤離之爭，有一派和借助人大解決問題的思路相呼應，公開主張學生不撤，堅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開會。有案可查。可以說，此事非同小可。

　　以上三點，引人遐想而結論難尋。無論六四研究，還是中國政治前途，回避不了中共高層的演變，已是一項當代共識。歷史強大的必然性，時時隱蔽在那些不可思議的偶然性之中。皺紋已經爬上了千萬學子的額頭，趙紫陽也進入歷史，他的成功和失敗都遺留下來，是給後人的珍貴教訓。

　　（2009年12月18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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