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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冯正虎第三次回国的公告
又可 (发表日期:2009-06-22 13:46:45 阅读人次:2790 回复数:6)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护照号:G33406155)、上海市民(国内身份证:310108195407012452),在日华人(外国人登录证明书:B482314482)。在中国的户口居住地是上海市。
我于2009年6月17日第二次回国,但遭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无理拒载而无法回国。当日清晨我准时去日本成田机场,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158航班回国。上午8;10按规定办完乘登机手续,交付了托运行李一件,领取了CA158的登机牌,确定的机内位子为12L,又顺利办完日本的出境手续,护照上盖上日本官方的出国印章(日本出入国审查官1455)。但是,正当我去登机之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成田机场支店长孙小蓉(手机:090-5390-3873)代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拒绝我登机,并告知中国国际航公司的所有班机都拒载我回国。
其理由是:“上海当局拒绝你入境,6月7日已遣返你回日本;根据国际惯例,航空公司载运要被遣返的客人,是要被罚款的,所以国航要在日本机场里就拒绝你入境回国。”这个理由及其行为不仅违法,而且荒唐。1. 我是中国公民,不是日本人,我是回国,不是外国人去中国旅游、工作,怎么会能被“遣返”去外国呢?如果有“遣返”的情况,也是外国遣返我回中国。2. 在日本的境内,中国航空公司可以代理执行上海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这是哪国法律规定的?这也是国际惯例吗?日本政府会默认这个侵犯自己国家主权的行为吗?而且,拒绝中国公民入境回国的行政行为,不仅违反国家公约,而且也违反中国的宪法法律。
我已委托律师在日本起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我就第二次回国的事件再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反映。大使馆领事(电话:03-3403-3064)的态度:“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是企业,你与航空公司的问题是民间的事情,我们不可以管。”中国大使馆官员至今都未表示:冯正虎被拒绝入境回国是中国政府的决定。他们认为:大使馆没有办法处理上海边防部门禁止冯正虎入境回国的事,他们只好向国内上级部门反映。在海外,中国的外交官勤勤恳恳维护国家尊严与权益,但是他们的辛苦劳作,只要被国内的土豪劣绅一个任性的破坏,就会前功尽弃。现在是网络时代,坏事不是传千里,而是瞬间传遍全球。
我在第二次回国之前,于2009年6月10日发布了《中国公民冯正虎的回国公告》,当日用国际邮政特快专递(EMS)寄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EF410411253JP)、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EF410411284JP)、国务院总理温家宝(EF317939577JP)、外交部部长杨洁篪(EF410411179JP)、公安部部长孟建柱(EF410411182JP),次日用日本国内的邮政特快专递寄送日本内阁府总理大臣 麻生太郎(9974-7562-0094)、外务省大臣中曽根弘文(9974-7562-0121)、法务省大臣森英介(9974-7562-0116)、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大使崔天凯(9974-7562-0105),他们均收到。中国政府至今未声明,或正式发文决定,承认冯正虎已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回国。我相信,中央政府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宪法法律、招致中国民众普遍反对、国际社会耻笑的愚蠢行为。但是,现在上海地方政府已经使中国政府背黑锅。
第二次回国虽然仍未成行,但我的心已回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是一个小人物,但又一次被上海当局所逼去做一件大事:捍卫中国公民回国回家的权利。一个国民不能回国回家,这是中国的耻辱。而且,让海外华人、国内的公民都感到心寒。出国后会被随意禁止回国回家,这是对所有中国公民的威胁。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家,是大家的,怎么能容忍几个权贵的霸占,甚至还霸道到国际上。所以,这起事件引发全体中国人的公愤,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大家都支持与关心我的遭遇,这是每一中国人都有可能碰到的遭遇。
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北海道新闻、共同通讯社、NHK、TBS电视台、日本电台等主要新闻媒体,法国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等海外媒体,雅虎、博讯、维权网等国内外网络媒体都在关注报道这起事件。国内外民众纷纷来电鼓励与关心我,当我滞留在日本机场里很多国内的律师直接长途电话来问候,国内的新闻媒体、团体也开始关注了。全世界的民众都鄙视上海当局侵犯人权的无赖举止,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上海的领导人怎么会如此愚蠢,惹出一个这样的国际事件,让中国丢丑。而且,给7月的中日政府间的人权对话会议出一个难题。
执行这项愚蠢命令的警察说:没有理由,也没有法,是上级领导的指示。有决定权力的上海市领导人是中共市委书记俞正声、市长韩正、政法委书记吴志明(江泽民的外甥),他们之间是谁?还是集体讨论的吗?他们应当为自己的错误决定承担责任。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政治前途,就是正常的情况下,二、三年后的换届,他们都要下台,结束权力的生涯。何必在仅剩的二、三年内还要穷凶极恶,应该做一些善待市民的事,纠正一些错误,积一点德,这不是更好吗?上海当局太没有自信,既然能搞定一切,手已伸到日本,为什么还要怕我会出现在上海浦东机场呢?当日把许多上海维权人士非法软禁起来,禁止他们来机场,但是还有数十名上海维权人士冲破阻扰与压力来到上海浦东机场,欢迎我回国。
我会坚持不懈地每周回国回家,让全世界、全中国人看清上海当局的邪恶,一个美丽的国际大城市让这一小撮上海帮的贪官污吏糟蹋成如何,一个到处非法拘捕关押市民,禁止市民回国回家的上海会是一个美好的城市吗?中央政府如果不撤换这些贪官污吏,上海明年举办的“世博会”不仅在经济上大亏损,在政治上也是大失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可以阻扰一个中国公民的回国回家。中国是我的国家,上海是我的家乡,回国回家是中国人的天经地义,是人权国际公约、中国宪法法律都保障的基本人权。
我堂堂正正地回国回家,从上海出国,就到上海回国。兹公布中国公民冯正虎第三次回国的航班及时间。
定于2009年6月24日周三晚上19:05(日本时间)在日本成田机场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Flight0027,晚上21:15(中国时间)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敬请中日两国政府及公众关注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浦东边防检查站警察的行政行为,保证一个中国公民顺利平安回国,与家人团聚。
中国公民:
冯正虎
2009年6月20日东京
冯正虎的联系方式:
电话:0081-47-379-7038
手机:0081-80-3445-7210
E-mail: fzh2005@hotmail.co.jp
http://fzh999.net
回复[1]:
1513 (2009-06-22 15:26:08)
希望有关方面依法行事,不要将法律当做手中的蛋···
回复[2]:
邓星
(2009-06-22 17:51:56)
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有没有人知道可以告诉我?科长~~~~~。。。
回复[3]:
二月被绑架,四月被劝出国,六月被拒绝回国
又可 (2009-06-22 21:04:29)
RFA:上海韩立法及冯正虎失去行踪
2009-3-23 23:56:42
曾参与六四运动而遭多次打击报复的上海民运人士韩立法近日失去行踪,有知情人士透露当局再次判他劳动教养一年半。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也在今年二月遭当局截访后下落不明。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上海民运人士韩立法近日失去行踪,多位好友致电其家中电话或个人手机皆无法联系得上。据海外维权网星期天的报导,韩立法于3月15日被上海警方逮捕,详细情况不得而知。本台记者星期一上午致电中国民主党北京成员高洪明,他表示:“已经失去联系一个星期了,肯定是被警察给关起来了。”
今年48岁的韩立法,是上海异议人士。1989年曾参与六四民主运动多次遭当局殴打、绑架、逮捕及判劳动教养,服刑时间累积超过十年以上。上海警方甚至不让在韩立法家属在他服刑期间与他会面。韩立法在坐牢期间,曾几度遭殴打,他多次绝食抗议。一位和韩立法熟悉的知情人士戴先生告诉本台记者:“反正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他很多天都没有回家,据知情人向告诉我,他已经被判了一年零九个月劳教,什么说法都没给就把他给抓起来了。现在也无法联系上他的家人,前些天警察警告我不要对韩立法的事情说三道四。”
戴先生说韩立法被拘捕以后,当局再次不允许他和韩立法的家人会面。本台记者于是致电虹口区公安分局查询,对方在听到记者询问韩立法的行踪以后便急忙挂上了电话。
记者:我想问一下,有一位民运人士叫韩立法,据说他被你们这边的警方给逮捕了?
工作人员:没有,查不到的。
记者:查不到?为什么呢?
工作人员:会通知家属的。
该工作人员尚未等记者问完问题便挂断了电话,记者再打电话到虹口看守所询问,对方表示:“我们这边是不负责查询这种情况的,应该找承办单位查询,如果他们都查不到,我们这边更没办法。”
除了韩立法行踪不明之外,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也在今年2月15日在北京上访被上海驻京截访人员强行绑架,隔天被送回上海市政府信访局后便失去消息。冯正虎家人为此多次向上海国保追问其下落,但对方却拒绝告知其关押地点。和冯正虎熟悉的上海访民马亚莲星期一表示:“他已经被软禁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释放,他是我的朋友,当然对这个情况很清楚了,他是在北京抓回上海后被软禁的。软禁他没有给任何理由,当局就是觉得冯正虎对他们有威胁,于是就把他给关起来了。”
马亚莲说她也在北京召開兩會時到北京上访时遭上海当局所派人员截访后拘留了五天,直到上星期三才放出。马亚莲谴责上海当局的这种行为,并呼吁尽快将韩立法和冯正虎释放。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冯正虎:愚人节时暂别中国
作者:冯正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41 更新时间:2009-4-10 0:40:49
2009年4月1日晚上,我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抵达日本成田机场。当我向朋友发布我已到日本的消息时,朋友们感到高兴而惊奇,还以为我在愚人节发布一则令人欢乐的愚人消息。我的出境既成事实,这意味着上海法院颁布的出境禁令已作废,一个要等83年还清全部非正义罚款后才可以出境的人提前获得了出境的自由权利。
自从我离开非法监禁的“黑监狱”后回到家,我依然处于软禁之中,门口停着的一辆警方小车又成了岗亭,便衣警察24小时看守,我出门购物也有贴身陪同。但是,我清楚:一条通向国外的路已畅通无阻了。今年春节前我因护照过期重新办理,当局没有执行法院禁令,而是按期发放新护照。这次我在“黑监狱”里,又有官方人士好意规劝我出国,我以法院的禁令为理由回绝了。而且,在“黑监狱”的最后几天里,警察请我的兄长来规劝,我坚决表示:不离开非法监禁之地,不谈出国之事。
去年5月22日我在上海机场被限制出境后,曾写过一篇文章《感谢上海当局挽留在国内维权》,其中我已表述了对出国的看法:“每次回日本都是由我在日本的亲属资助的,他们希望我在国内太平,尤其在国内有什么官方的重大活动时都请我出国休息,避免我与监视我的警察发生冲突。这次也是这样,5月23日、24日奥运圣火到上海,我的离开对上海市杨浦区的国保警察,甚至上海市的国保警察都应该感到高兴,我不在上海,他们就没有麻烦了。我是一个在不放弃信念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妥协的人,当然会顺从亲友的好意,同时也保持了我自由出入境的公民权利。其实,我最喜欢在自己的国土上做事,直面与邪恶势力斗争是其乐无穷的。”
与我长期较量的上海当局也逐渐提高斗争水平,变得现实与理智一些,依靠暴力是无法压服对手,还要殃及自己。冯正虎的绑架及非法监禁案件不仅伤害当事人,而且也暴露上海当局非法行政的普遍现象,所有参与违法犯罪的官员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上海当局希望我出国,最好不要在6月4日之前回国,但他们没有强迫我出国,仅向我家属传递了一个我可以自由出入境的信息。他们需要休战,我也需要,斗争的双方彼此都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与反思。我同意家人为我做出赴日本短期修养的安排,不再坚持法院必须撤销禁令后再出国的立场,退一步海阔天空,化解了我在限制出境案件上与法院对峙的状态。
我是上海市民,也是在日本居住与工作的华人,往返日本相当自由,出入境也是日常活动的一部份,很不起眼。但是,由于去年5月我被上海法院禁止出境,现在又可以出境,我的出入境问题才引起公众的关注。我选择最低调的方式出境,只有安排我出国的家人知道,其他人都未通知,因为我的这次出国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会随情况变化而中断。上海当局既希望我出国,也很爱面子,他们是不会公开认错的。维权上访的朋友希望我被释放后修养一段时间,如果听说我可以出国一定很高兴,或许会举行欢送活动。但是,一切表达庆贺的公开做法都会令上海当局尴尬,公开纠错对他们来说是失面子,他们宁可中断放行的决定。
当日,我妻子与兄长驱车送我去浦东机场出发,他们也准备像去年一样帮我拎行李回家,上海当局做事是没有规则的,完全靠领导拍脑子,我没有抵达日本之前,他们都可以改变决定。我进入海关,随身行李箱受到严格检查,每一张纸都检查一遍,好像享受这样礼遇的人不多,在我前有一个,在我后面就没有了。进入边防检查站,我向警察提交新旧两本护照,他核查后礼貌地示谢,我也很有兴趣在他窗前一个服务评分按钮器上,按一下最佳好评的按钮。当我进入候机大厅时,正面看到一个穿休闲衣的年轻人正在偷偷地用摄像机对准我,我直觉判断这是便衣警察,他还有两个同伴,三人一直跟着我,其中一个在摄像,一直拍摄到我登机。我已清楚他们的来历,但不去阻止他们的行为,这是他们的工作,或许他们的领导看到我离境的镜头才安心。
日本的一些朋友见到我回来非常高兴,设宴接风。虽然我们仅分别一年多,但是在他们的心理上我已离开很久,一个被中国政府禁止出境的人是很难出国的,再次见面就如劫后重逢,大家万分欣喜。这些朋友始终对我充满信心,2008年12月10日在日本成立中国留日创业者联盟时,我仍处于被禁止出境之中,但联盟同仁一致推举我出任联盟会长。在日本期间,建设与发展中国留日创业者联盟将是我的一部分工作,我有能力与乐趣创造新事业。中国留日创业者联盟是以在日华人创业者、有志于创业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回归中国创业的留日者为主的互助团体。它的基本任务就是:促进中日两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保障留日创业者的合法权益;支持中国的宪政民主与经济建设,倡导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
RFA:上海韩立法及冯正虎失去行踪
昨天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采访,问我在日本居住时打算做一些什么?我回答:休养、学习、工作。我的机票是三个月的往返票,6月4日以后就回国。我现在的基本关注点是中国人权与宪政民主,上海的维权上访民众依然是我关心的重点,我与这些并肩奋斗推动中国进步的民众已有深厚的感情。网络时代,我在日本的家与在上海的家里没有多大差别,同样可以与国内的所有朋友沟通,差别就是没有警察站在门外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平静自由地生活。我通常以邮寄方式向中国司法机关提起诉讼或控诉,现在邮政特快专递从东京到北京比上海到北京的邮费贵了,但邮送时间基本相同。
虽然我出国前刚遭受迫害,但我依然对中国充满信心。中国是有进步的,上海是有希望的,中国民众的力量造就这些进步与希望。
冯正虎
2009年4月9日
回复[4]:
冯正虎绑架案的自述
又可 (2009-06-22 21:14:16)
冯正虎绑架案的自述
更新时间:2009-4-16 0:14:24
2009年3月25下午5:15分,我走出了“黑监狱”,结束四十一天非法拘禁的生活。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上海市政府信访接待办公室指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首都北京绑架,并在上海秘密非法拘禁公民,已构成绑架及非法拘禁罪。地方政府的权力已膨胀到如何地步?它可以漠视国法、轻视中央权威,敢在天子脚下公然绑架公民;它的信访部门可以凌驾于公检法,私设监狱,不需要司法程序,可以随意拘捕监禁领导不满意的每一个公民。这些绑架及非法拘禁事件在中国各地已比比皆是、习以为常,冯正虎的绑架案仅是最近发生的其中一个案例而已,只不过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震惊中外,波及朝野,催人觉醒。
一、赴京访友,切磋学问
我已有一年半之久没有去北京访友,一直在上海忙于维权工作,计划2月上旬去北京一趟,拜访几位律师及法学专家,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个月份北京没有重大会议,去几天就回家,免得3月份去北京有上访的嫌疑,两会期间上北京会让地方当局心惊肉跳、恐惧万分。
2009年2月12日晚上21:00许,我去上海火车站购买当天车票,只有21:46出发的动力车,票价730元,没有其他班次,也只好搭乘最贵车费的火车(动力组软座卧D302次14车厢05号下铺)去北京。我计划明天周五到北京,拜访一些朋友,下周一去最高法院催一下申诉案,当日晚上回上海,在北京住三晚四天。
2月13日清晨7:30许抵达北京,孙建敏、崔福芳、李惠芳三位上海市民来火车站接我,并安排了我在京的住宿。他们是前几天来北京的,这次不是上访而是聘请北京律师,等我为他们引见知名律师后就回上海。我赴京的首站是拜访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莫少平律师是中国第一刑辩律师,名副其实的知名大律师,我与他交往已久,彼此都很熟悉,但尚未见面,这次一见如故,中午我们一行与莫律师、丁律师等人在毛泽东的警卫员经营的毛家饭店聚餐。
2月14日周六下午,我应邀参加北京法学界人士举办的《宪政转型与三农问题》专题研讨会,与众多知名法学家、律师及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教授结识并交流。知名法学家、中国公民维权理论家范亚峰博士、中国问题学胡星斗教授、李方平、张星水等知名律师都作了专题发言,与会者都积极参加讨论,先天下之忧而忧,一篇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政策提议书《收权治官,还权益农——三农改革八项主张》在此定稿诞生了。晚上,与会的新老朋友相聚二桌酒宴,热情洋溢。
2月15日周日下午3:00,我约定与知名维权律师李苏滨、法学博士滕彪及其他北京律师会面,请教一些法律问题。我赴京是私人访友活动,因此很低调,进行得也比较顺利,明天周一晚上就准备乘火车回沪。当时,我确实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在北京悠悠自在的旅游,上海当局却如此恐惧万分,以为我赴京去上访告状。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已在磨刀霍霍,紧急策划并实施绑架我的计划,但我却一切不知晓,还在大大落落地旅游访友。
我被非法拘禁释放后,才听说当时上海当局的惊慌程度。上海市政府驻京办工作人员在北京旅馆的旅客身份证登记系统里,没有发现我的姓名后,就直接到上访人员常住的旅馆进行地毯式搜查,还是没有找到我,他们更加紧张。同时在通向北京的火车上查身份证,凡是上海的上访人员都被送回去,防止这些上海访民与我在北京会合。截访人员的紧张气氛刺激了上海访民的赴京热情,有人也用手机发布我在北京的消息,上海访民就此开始前仆后继地上访北京。
我在北京是住在私人家里的,当然不会在北京的旅馆登记系统里留下姓名。最后,截访人员或许用卫星定位发现我的所在位置,因为我在北京启用了一部我在上海经常用的手机。
二、京城绑架,警匪一家
2月15日下午2:20分许,我与上海市民崔福芳等人赴北京律师约谈,正走近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国宾酒店的十字路口,忽然崔福芳很警惕地和我说:“有驻京办人跟踪我们,要小心!”当时我还很自信地说:“不会吧,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敢乱抓人?……”正说着,十几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猛速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与他们反抗中衣服也被撕坏了,最后被强行押上停在路边口的一辆面包车(牌号:沪B49726)上,其中7名绑匪一同上车。
上车后,我知道他们均是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上海市政府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他们均讲上海话,其中一位绑匪头领姓吴。绑匪强行扣留我们的身份证,勒令我们关掉手机,中断我们与外界联系。其间,我们被押在北京朝阳门南天海招待所停留约15分钟,然后又被押回车上,驶向北京车站,停留在北京站的停车场里等候指示。
晚上6:30许,又开来一辆面包车、一辆商车。我们被转押上商车(牌号:京JP8996),这些绑匪把我们移交给随车而来的三名穿制服的警察(长宁区警察的警号024114,普陀区警察的警号03057,杨浦区警察的警号038443)。商车绕北京站周围一圈,原本企图不通过检票大厅,直接从边门进入将我们押上火车,或许他们要防止我们逃跑,或者可以不留下任何录像记录。但是,这天正好北京站另有任务,边门不开,绑匪的司机只好将我们送回火车站的停车场。我与崔福芳下车,由二名便衣与三名穿制服的警察押送,通过检票大厅进入火车站,乘T103次(晚上20:08分发车)回上海。
我们被押上T103次17车厢,位于最后一节行李车厢的前一节,车厢门始终被关闭。在火车上,我们当即向押送我们的上海警察报案,并抗议。我告知他们:“我们来北京旅游访友,遭到非法绑架。你们是上海警察,应当保护我们这些上海市民。刚才把我们移交给你们的这批人就是绑匪,你们应该拘捕他们,解救我们。现在你们却与绑匪沆瀣一气,不拘捕绑匪,反而押送我们这些受害人,继续充当绑匪的角色。”这三位警察无言回答,只是无可奈何地苦笑。
我们被绑架的当日,北京律师也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在火车上,我们打开了手机,向外界发布了被绑架的求助信息。晚上火车徐徐地向上海方向驶去,全世界的网络也在传播中国公民冯正虎、崔福芳在北京被非法绑架的重大新闻。
三、非法拘禁,践踏法律
2月16日上午9:00火车抵达上海,我们又被押上停在站台上的面包车,直接被送进府村路500号上海救助站,关押在四周铁栅窗的羁押室,等候发落。崔福芳先被她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领走。中午11:30许,五角场派出所警察小叶驱车将我送进五角场派出所。杨浦区公安局的国保警察李科长他们已等着我,一见面就说:冯老师,你们还没有到上海,外界媒体都已报道,这件事已影响很大。
我当即向五角场派出所报案,警察小叶也做了一份笔录。国保警察一再向我表示北京绑架的事与他们无关,是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信访部门做的事。但警察仍未释放我,继续将我扣留在派出所,听候领导的处理决定。直至晚上9:30许,五角场派出所李副所长指示警察将我转押于海军东湖招待所508室(地址:上海市国权路24号),从此我就在上海被秘密非法监禁了四十天。
2009年2月16日—3月19日拘禁于海军东湖招待所508室
关押的秘密场所不是看守所与监狱,而是上海政府信访部门私设的黑监狱,狭小的旅馆标准客房,每天4人同室拥挤,其中3人是专业保安人员(海陆空、武警部队的退役军人),实施24小时零距离监管。窗户有铁栏,客房内保安人员寸步陪同、贴门坐守,被关押的囚犯插翅难逃。门外还有2名便衣警察24小时驻守,他们驻扎隔壁的客房。整天囚禁于狭小而没有太阳光的囚室,我一再提出要求享受看守所或监狱里最起码的囚犯待遇——放风、去医院治病、向检察院或公安局督察部门申诉的权利,但遭到绑匪领导人的拒绝。
上海市政府信访办雇用8名上海市杨浦区保安公司的保安人员、4名五角场派出所警察、4名杨浦区公安局国保警察进行轮换看守,还派出2名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督管,共计18人直接参与这次非法监禁冯正虎的违法犯罪活动。保守估算,每天的监管工作耗资4千元人民币,41天的非法拘禁(不包括绑架及幕后指挥人员的费用)耗资16万4千人民币。非法动用警力,糟蹋纳税人的钱财,其目的与后果就是张扬地方政府的权力,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蔑视中央政府与宪法法律的权威。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与程序,就随意拘禁一个公民。而且,暗无天日的黑监狱不如看守所或监狱规范、安全,处于法律的盲区,囚犯的基本权利无法保障,如同遭受黑社会流氓绑架拘禁一样,有虐待与撕票的恐惧。我进入“黑监狱”的第二天就向看守的警察提交一封致上海最高领导人俞正声的声明,并进行二天绝食抗议,为中国的宪法法律遭受践踏、担忧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将来也会在北京遭受地方权贵绑架而绝食警世。
绑架及非法拘禁的官方理由:冯正虎在北京一起走路的同行里有上访人员。以这样理由就可以长期非法拘禁一个公民,应当请北京大学孙东东教授诊断一下截访官员的心理。不是老上访人员,而应该是那些为所欲为的截访官员,“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法律政策上、事实上都表明上访人员是守法公民,是有道理的申冤者,但是截访官员却偏执地把上访人员妄想为犯罪分子,与上访人员在一起的人都是犯罪嫌疑人,假设众多敌人,草木皆兵,到处狂抓乱捕、非法监禁。
其间,我的亲属向杨浦区公安局五角场派出所、杨浦区检察院报案,要求立案侦查冯正虎的绑架失踪案,但均未被受理。一个活生生的公民忽然人间蒸发,公安司法机关也漠不关心。警察与信访部门工作人员还上我家欺骗,对我家属说:我在参加学习班,领导找我谈话。但是,他们不告诉家属:我被关押的地点。公安司法机关的行政拘留、刑事拘留都必须依法在拘留的当日通知家属,而信访部门指使警察、保安人员的非法拘留可以无法无天,类似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摈弃通常的司法程序。这些官员心目中没有中国宪法法律,没有公检法,只服从发工资的上级领导。
我在“黑监狱”里天天抗议非法绑架及监禁,并拼死捍卫做人的尊严与囚犯的权利。关押至第三十三天,2009年3月19日晚上,“绑匪”允许我兄长与我见面。等我兄长走后,我立即被转移至上海客来登宾馆105室(地址:上海市长海路506号)。此后,我的关押条件略有改善,可以在囚室窗前的停车场内放风。2009年3月25下午5:15分,我终于被释放,结束了四十一天非法拘禁的囚犯生活。进“黑监狱”没有任何手续,出“黑监狱”也不明不白,一个熟悉的国保警察悄悄地驱车送我回家。
上述是我的亲身经历。中央政府正在努力改善中国人权的国际形象,但是就在向全世界公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前夕,地方政府又向国际社会增添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恶劣记录。绑架、非法拘禁、软禁、截访、学习班等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违法犯罪事件近几年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层出不穷,冯正虎的绑架案仅是最新发生的其中一件,明天这个厄运又将会落在其他人身上。
信访部门蜕变成截访部门,保安公司行使抓捕拘禁的司法职权,警察成了信访部门的雇佣兵,没有法律依据、没有罪名就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领导指示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的“正当理由”与“行政依据”,这种势态蔓延下去,中国就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每一个公民都没有安全感,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有可能被绑架到地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悲剧将会再次重演。
绑架及非法拘禁冯正虎的主谋及执行人员,涉嫌刑法规定的绑架罪(绑架冯正虎作为威胁上访人员群体的人质)、非法拘禁罪。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还有能力控制国家,还有实施法律的权威,就应当追查冯正虎的绑架案,通过这起典型案例扭转各地政府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普遍趋势,制止地方政府的折腾,缓解日益高涨的官民对抗与冲突,保障公民的安全与人身自由,贯彻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我们的公民权利,靠我们自己争取与捍卫。人身自由是一切公民权利的基础,没有人身自由与安全,就根本无法保障其他公民权利的实现。我们应当关心周围人的人身自由与安全,对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非法侵犯,就是侵犯公民的所有公民权利,就是对全体公民的侵犯。我们决不向侵犯我们人身自由权利的邪恶势力屈服,我们需要法治,我们需要安全,我们更需要做人的尊严与自由。
冯正虎
20009年4月15日
回复[5]:
邓星
(2009-06-23 17:50:51)
谢谢,看见了。
回复[6]:
冯正虎下落不明
亦可 (2009-06-25 10:16:07)
他乘坐的飞机昨天晚上9:30左右确实到达浦东机场,可离开北京后一直失去联系。目前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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