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６４的一点记忆│小木樨花│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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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６４的一点记忆
小木樨花 (发表日期:2009-06-04 12:46:04 阅读人次:2131 回复数:12)
好像是上初中的时候。　　我一个远亲，正读南京大学化学系的，突然回家来了，说是学校停课了。　　我跟我的好朋友英语科代表说，以后咱要是也能上南京大学倒也不错啊，南京很好玩的。　　英语科代表一个白眼：“南京大学就一定在南京了？！” 　　我语噎。南京我很小时候去走过亲戚，但南京大学是不是在南京，我就说不准了。　　班主任在晨会课上说：“看看这个国家的腐败和不公，没有人站出来怎么行！现在学生出来了。大家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吗。明年春游带你们去看看亭林公园！” 　　周末回到家里，听到叔叔和爷爷在议论。　　叔叔说“怎么会镇压呢！学生那是在给政府提意见，是得民心的，解放军是人民的，不可能杀学生。” 　　爷爷说“别戆度了，共产党怎么会不镇压。不信等着看。” 　　　　又一个周末回到家里，舅舅来吃晚饭。　　“听说坦克开过去了，死了好几千！我没考上大学也不全是坏处，要不现在也难说呢。” 　　舅舅是他们的同龄人。　　妈妈睁大了眼睛说不出话。　　爷爷正色对我说“囡囡，以后你如果能考上大学出去读书，不许你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们这种成分不好的人家，能让我们读书就不错了，感谢邓小平，不然我们还没法翻身呢。” 　　有一天学校把我们集中到小镇唯一一个破旧的大礼堂，观看了《共和国卫士》。是电影还是录像已经记不得了。但是，那几个被烧焦的解放军战士的尸体，和片子最后要我们记住的几个名字，说都有一个“国”字。　　有的同学看了愤怒说“怎么能那样杀解放军呢！” 　　班主任那天沉着脸几乎没有说话。　　接下来那一年，表哥考上了复旦。入学通知上说要到南昌去一年。　　我问表哥“要派你们打仗去吗？像高山下的花环那样？” 　　表哥说“不是，就让我们军训，军训结束了还是要回学校读书的。” 　　以后每周末回家走在路上，总能听到有线广播在批判方励之高自联，很严肃地。　　我想，这方励之是谁啊，高自联是什么呀。　　晚上看电视，有片子在批判《河殇》。口气很凶狠。　　我想，哎呀，怎么回事啊。　　《河殇》我看过，当时觉得很好看啊，气势很大，说的都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话，看了一会儿眼睛就离不开屏幕了。　　后来好几年都在批判方励之高自联。但我一直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

回复[1]: 补课补课 科长 (2009-06-04 13:05:03)

　　

　　刘柠：那夜，夜凉如水——我所经历的18年前的那一夜

　　http://www.dongyangjing.com/disp1.cgi?zno=10056&&kno=001&&no=0050

　　

　　黑白子：我与六四

　　http://www.dongyangjing.com/disp1.cgi?zno=10078&&kno=001&&no=0010

　　

回复[2]: 你太小了。 自带板凳 (2009-06-04 14:09:35)

　　今年还不到40岁。多好的岁月啊。

回复[3]: 小木樨花人小见识高 四海为家 (2009-06-04 14:29:44)

　　看她有理有据把林网驳斥得体无完肤，见识和年龄不是一回事。

回复[4]: 找找根源，嘿嘿 科长 (2009-06-04 14:34:10)

　　〉〉我们这种成分不好的人家

回复[5]: 当年小木樨花看的是这本书 科长 (2009-06-04 14:36:25)

　　作者: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编

　　ISBN: 9787503605710

　　页数: 101页

　　定价: 1.20

　　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出版年: 1989年7月

回复[6]: 科长 (2009-06-04 14:41:49)

　　方励之躲进美国驻华使馆后

　　1989年6月5日，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畏罪潜入美国使馆文化处寻求“庇护”。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闻讯后，考虑再三，不敢接受这一请求，生怕此事对使馆不利，便派使馆政治处的官员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与方夫妇交谈。二人向他们说明：给予“庇护”会引起很多麻烦。如方一家住下，其他被通缉的人也跑来，使馆将无法应付。他们建议方励之另找地方躲藏，或实在无处去，美方可给办出国签证，方夫妇可设法逃往国外。经过3小时的劝说，方夫妇同意留下护照。请美方办签证次日自行去取。李洁明如此处理，是根据美国国务院过去曾对驻外使馆做过的规定，即不要轻易接受庇护申请，否则将给使馆带来麻烦。

　　美国驻华使馆当即将上述过程申报国务院。国务院中国处代处长贝德尔接到申报后，立即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过去的规定只适用于一般情况，是针对不明身份的人闯入使馆而制定的。他认为现在是美国支持的“知名不同政见者”在危机情况下求救于美国使馆，若拒之门外，一旦遭受不测，让美国公众得和后，必然兴师问罪。贝德尔于是紧急请示副国务卿金米特、还打电话给白宫主管官员，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上级批准后，他立即向使馆下达指示：马上接受方励之入馆。

　　李洁明得到指示后，即派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二人前往寻找方夫妇。此时方励之夫妇已在身份特殊的美国人佩里•林克护送下到了建国饭店，住进《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马修斯的房间（马修斯去上海出差）。博格哈特这次对方夫妇优礼有加，不但同意他们进使馆，还说“你们将是布什总统的客人”。

　　他们四人像间谍一样行事，从建国饭店后门溜出，进入事先等候在那里的小面包车，直奔李洁明的大使官邸，把方夫妇安置在官邸的客房内。那时李洁明的大批家具行装尚在运输途中，室内空空如也。李洁明自己还在三里屯公寓内住着，因此方励之夫妇成了官邸的惟一住户。美方规定，夜晚方夫妇不能开灯，白天不能出门，绝对不能让中国警卫人员发现行踪。

　　中国政府很快就得知方励之夫妇的下落，不但马上增派警卫把官邸团团围住，严查出入人员，而且两天后，即6月8日，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就召见李洁明，严正警告美方，方励之犯有策动动乱的罪行，美方庇护这种罪犯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并提出严重抗议。

　　从此，美国非法庇护方励之便成为中美政府间的一场严重外交交涉，长达一年之久。

　　李洁明正式迁入官邸后，便叫方夫妇迁出客房，重新把他们安置在官邸大院后面的医务室内。原来的门诊室成了卧室，化验室成了厨房，牙医室成了电脑房和工作室。室内窗帘都拉上，大门加固，全室安装报警系统，任何人不准入内，还安排了专人为方夫妇采购食品、选送书报。

　　李洁明不轻易与方夫妇会面，有事要见时都安排在夜晚。等中国工人、佣人皆已离去，才偷偷与方见面。

　　有一次，美国的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委派一个叫希尔的人来见方励之，要发给他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章。李洁明不但同意让二人暗中会面，还让方有充足的时间写出发言稿，让希尔带走。后来证明，那篇发言充满反华言论，连美国国务院也对此事不满意。

　　李洁明曾制定一项计划，想用外交信使邮箱或男扮女装偷运方励之出境，被美国国务院制止。中方听到风声后也向李清明提出交涉，不得偷运方离开北京。李洁明只好作罢。

　　方励之夫妇待在美国大使官邸内，对中美两国都成了提心吊胆的事。对中国来说，总怕他通过化装隐蔽在汽车内逃出。因此加强了对美国大使官邸的警力和检查，不胜其烦，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反华势力常以此制造反华舆论。对美国来说，也如鱼刺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吐不出来，造成了极大不便。

　　第一个提出解决此难题的是邓小平。1989年11月7日—10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邓小平提出了恢复中美关系的“一揽子解决建议”，包括双方谈判解决方励之间题和美方解除对中方的制裁等。当时邓小平指出，在方励之承认违法的基础上了中方可让他离境，但美方要保证他不得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基辛格认为这一方案是可行的。向布什总统转达。美国政府几经考虑后、由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向中方作出正式答复；（一）由李洁明大使就近与中方讨论解决方励之问题的办法：（二）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由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与美方代表在华盛顿会谈；（三）欢迎双方就经济合作上的大项目进行研究；（四）原则同意邀请江泽民总书记在明年合适的时间访美，以完成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美方的答复来看，似乎颇有诚意。但由于随后东欧政局发生剧变，美方错误地对国际形势进行重估，放弃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使上述答复中的大部分内容落空或未谈出结果，只剩下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还在持续进行中。

　　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是由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与李洁明大使进行的。这一谈判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 1990年6月 25日双方才达成谅解，主要内容是：在方励之承认错误的基础上（方书面承认他的言行违背了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中方以健康原因批准方励之夫妇出国就医。方夫妇出境后，先在英国住了半年，后又移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在美国南方的亚利桑那大学。方夫妇出境后过了一段时间，中方也批准他们的儿子去美国。

　　这一案件的解决，虽未能使美方全面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但部分制裁得以取消或放松，如当月美国宣布不再阻挠中国取得世界银行贷款。更重要的是，它对缓解中美紧张关系起了一定作用，对布什总统当月宣布无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气氛。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1期《中外书摘》）

回复[7]: 方励之:一九八九爆发前夜的故事 科长 (2009-06-04 14:46:13)

　　方励之:一九八九爆发前夜的故事

　　此文的大部分内容曾于2004年在“Human and Human Rights”上以英文发表过，现以中文发表。——作者

　　1989年到了。

　　新年伊始，北京就开始下雪，软软的，洁白，冷清。谁也没有想到，4个多月之后，这里就会发生一场社会大爆发，雪变成了血，人肉，和死亡。

　　1987A超新星爆发

　　也许真是有上苍的安排，1989年我写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就是爆发━━超新星爆发。我研究重点并不在超新星上，但是，超新星1987A 爆发之后，超新星成为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但天体物理界，就是非天文界，非科学界似乎也对超新星发生了莫大兴趣。很多地方都要请天体物理学家介绍超新星。我也多次被请过。因此，不得不写篇科普应对。

　　在现代，超新星爆发是个纯粹的天体物理或宇宙学课题，但在中国历史上，超新星爆发（古称客星的一种）不仅是天文，同时也是人文。中国古代极重视这类稀有的异常天象，原因之一是为了占卜。按照古占星术，超新星爆发一般不是好兆头。从汉朝以来的2000年里，最壮观的超新星爆发有过6，7次。例如，“宋史”上记录，公元1006年爆发的客星，“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按占星术，这种壮观的天象大都预示着兵燹、天灾、或者是皇帝要驾崩了。据说，每次凶兆都“应验”了。比如，公元1054年客星（即有名的蟹状星云）占卜结果是“上有灾” .果然，不到一年，辽兴宗耶律宗真就归西了。

　　天文界有不少占星术业余爱好者。一位精于此道的爱好者占曰：1987A 爆发亦主凶，“上有灾”。果然，不到一年，中华民国蒋总统经国就“驾崩”了。位置也合，1987A并不在银河系主体中，而是在银河系外围的大麦哲伦岛星云中，恰如大陆之外的台湾岛。这当然皆为戏言。但超新星的确曾有过重要的作用。每当客星出现时，负责占卜的官员一定要上奏皇帝，建议颁行“天下大赦”，以感动上苍，消灾灭祸，造福社稷。这时候，皇帝也不得不听从。在这个意义上，超新星对黎民百姓应算是景星。

　　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天文台，前身就是负责观象、历算和占卜的司天监。如今的北京天文台已没有义务和能力去预卜统治者的未来了。但是，按传统，今天的天文学家仍有义务也有权利关心社会的灾祸。在我写超新星文章时，‘大赦天下’的古制又再一次被想起。中国社会的今天，不是同样有必要颁行一次‘大赦天下’么？

　　

　　“大赦天下”的公开信

　　

　　因此，在写完超新星一文后。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建议颁行大赦：

　　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国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十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祝近祺！

　　方励之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当局指控为导致北京1989反革命暴乱的罪魁之一的信。

　　此信手抄了3份。一份于当日中午投进北京天文台门外的一个公用邮筒，寄往中共中央。下落不明。

　　第二天，元月7日，星期六，有两位客人来我家。第一位客人是刘达，他曾长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他看了信稿后，表示很赞同，连连说：“是该把这些人（政治犯）放了！”而且，愿意帮我把信送到到中央。他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有有效的送信渠道。刘达转送的那份手写原件，后来曾在军事博物馆的“平暴展览”上作为暴乱物证展出过。

　　元月7日来的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新朋友，他于1988年中节前夕才来到北京，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代表。我曾于1986年通过美中学术交流项目访问过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所以，林到北京后，我们很快认识了。我把致邓小平信的第3份手写本给了林。当晚他就把信译成的英文，给了一些外国记者。这样，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林培瑞教授至今仍保有那份手写的反革命原件，在他的家里作为反革命物证挂在墻上展出。

　　2月13日下午，北岛、老木等文艺界的几个年轻人来我家，询问有关呼吁大赦的情况，我给了他们一份我的公开信的打印副本。他们在我家起草了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也呼吁特赦政治犯。该信当即用我家的286计算机打印出来。3天后，北岛等的信公开发表，其上有33名文化界人士的签名，就是用286打出的那封信。

　　同时，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开始酝酿写公开信给中央，呼吁当局特赦因思想问题而获罪者。为发起人之一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许良英教授。他那封信发表时有四十多位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签名。

　　后来又有文化界（戴晴，苏炜等）的另一封公开信。

　　事不过三。几封公开信发表后，最高当局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个站出来反击，他们的正式论据是，写呼吁信是干扰中国司法的独立。可见，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公民写呼吁信的权利也是没有的。呼吁信算是一种“瘟疫”。接着，当局开始对在公开信上签过名的人，一一进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劝，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开监视。我的待遇是非公开的监视。

　　以下是非公开的监视的两个小证据： A. 当局编制的指控我“制造动乱”的文献影片中，有我骑车到天文台上班的镜头。 B. 6.4之后，我在科大时的秘书顾安苏被当局审查，问他：“你为什么一天三次去方励之家？我们有录像，证明你一天去了三次。” 有录像当然不能否认，祇能从容而答，顾说：“没错，是去了三次。因为方老师家的饭好吃，我一天去吃三顿。”

　　

　　宴会事件

　　

　　就在呼吁信“瘟疫”流行的时候，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布什，来了中国。

　　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问题、持不同政见问题颇有经验。但是，对中国，总统面临的选择是：冒着开罪中国政府危险，同等地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采取不同的标准，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以维持政府之间的“老友”关系？总统有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即邀请一些中国的异见者参加总统在北京的告别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姿态，又不会有损于中国领导人的正统权威。似乎是个高明的平衡。

　　就在这种情况下，李淑娴和我接到美国大使馆派人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后来知道，总统的告别宴会邀有500位客人。除李淑娴和我之外，还有于浩成先生等几位异见者，总数不超过百分之一。不能不承认，总统智囊的计算是很精密的。百分之一是在泊松误差范围之内。

　　然而，智囊们的计算还是错了。他们忘了中国的宴会政治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宴席是太多了，许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会连在一起的。相比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京戏中的宴席场次要多得多，其道理即在于此。大凡唱到“摆酒设宴”一场，就知道好戏要到了。

　　泱泱中国岂容得美利坚总统也来一次摆酒设宴的政治戏？总统的Texas BBQ牛肉宴，是选错了地方，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对象。中共领导人绝难接受，在他们是客人的场合，居然还有持不同政见者在，那怕祇有百分之一。我知道此中的厉害。因此，在接到邀请的第二天，2月23日，我就电话告知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原在北大物理系任职，我认识）：我收到了宴会邀请。如果当局不同意我接受邀请，就请及早告诉我，以便及时婉谢。

　　按常识判断，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即使不高兴也不会形之于色。更聪明一点，可以利用宴会一事，做出一幅宽容的姿态。所以，我估计，如果当局不容许我出场作客，最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天文台或科学院直接通知我。事实上1986年后，凡不准出国、或不准去合肥参加学术活动等等限制，都是以这种方式通知我的。

　　3天过去了，直到我动身赴会前，并没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约。那天下午，北京天文台还派来汽车，要送我和李赴会。当局的闷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呢？一时真不好猜了。

　　确实，智商正常的人绝猜不到当局会采用如下的5大对策达到一个极简单的目的：阻我们赴宴。

　　第一对策：戒严截车。

　　2月26日下午5：30，我们同林培瑞夫妇乘一车从中关村保福寺916楼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希尔顿长城饭店。后来，司机告诉我们，我们的车一上路，他就发现有另一辆车尾随上了。但是，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们。6：00左右，我们的车行驶至长城饭店附近的三环路口，发现戒严了。上百的警察虎视耽耽地横在路上，不准一切车辆通行。开初，我们还以为是为了布什一行的安全而实施的。哪知道，警察一发现我们的车到，立即密集拦截，戒严遂即解除。原来，戒严的目的专是为了截住我们这辆车。

　　第二对策：最高特工当场指挥。

　　我们被截下车后，试图步行去长城饭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上，堵住了我们去往长城饭店的路。为首的一个黑粗粗的便衣，一看即知是个训练有素的打手，他上来就架住我，接着说：“我是这次布什来访安全的最高特工负责人。美方特工提供给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你们二人，所以你们不能参加宴会。”可见，中国最高特工当晚根本就没有去保卫贵宾。

　　第三对策：停止公共交通。

　　不能向前，祇好向后。我们决定去美国大使馆求证提供给“最高特工”的名单。这时，我们的车及司机都已找不到了。随即跳上一辆出租车。该车走了数百公尺，又被警车追上，再次勒令停车。不得已，我们祇好改去公共车站等候电车，或汽车。然而，警察还是比我们快，凡有我们等车的车站，所有过往公共电车汽车都被警察命令不准在该站停靠，不准上车，也不准下车。在这些车站等车的其他乘客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陪同我们一起倒霉。

　　第四对策：陪同“散步”。

　　放弃乘车的念头，我们向秀水街使馆区步行。这时已约7：00pm，天色昏暗，气温下降。我们4个人的前后左右都有警察“陪同”，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都有，还有一辆警车紧随在后。每一个街角都有一辆武装三轮摩托整装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至少在100个以上。至于看不到的后备队，可能更多了。总之，一两个自由思想者，抵得上100个武装的警察。

　　8：30pm，我们走到使馆区，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妇，他了解到我们的困境后，立即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小坐。警察无奈，不能再“陪同”我们了，因为不能硬闯外交官的家。警车则近逼到这位外交官的家门口，处在待命状态。　8：30－9：30，在Horley先生的家一小时中，我们同许多记者联系上了。早在宴会进行时，许多记者已发现李淑娴和我的席位是空的，知道事情一定有变。很想知道详情。因此，我们决定下一站去香格里拉饭店，那里住有上百个专为采访布什访华而来的记者，可以让更多的媒体知道今天倒底发生了甚么。

　　对策之五：“护送”我们去记者招待会。

　　我们与香格里拉饭店的电话联系，当局必有窃听。因此，我们很担心，在离开Horley家去香格里拉时，可能又会遇到警察拦截，以阻止我们会见记者。一上路，确实又有警车紧随。但是没有拦截，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而准时地到达香格里拉饭店。之所以如此，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当局原计划的阻挡方案中没有有关记者招待会一项。一个中央计划政权，原计划中没有的，警察也就不去做了。（计划对警察行动之重要性可由下例标语看到。1988年初，交通警察在北京天文台前的路上写了一条大字标语“为努力完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上限）计划而奋斗”。）

　　晚11：30，召开临时记者招待会，发布了我们的‘晚宴’经历。北京数百警察的一夜按计划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抢了总统布什的镜头，成为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南下苏州

　　

　　1989年3月6日晚，我乘京沪特快列车从北京南下。目的是去苏州参加中国天文学会大会。同车走的还有其它3位北京天文台的同事，以及顾安苏。一夜顺利，7日早上10点钟火车准时进入上海新站。

　　一下车，就看到有3个人来接我，为首的是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杨缢泉。他们是当局委派来特殊‘照顾’我的。目的是不准我在上海停留，径直去苏州。因为杨等都是天文界的熟人，我不能为难他们，爽快地接受了他们的照顾，坐进他们准备好的小车，立即离开是非之地上海。而其他4个来同上海者，则自行其便了。

　　杨缢泉倒也相当爽快，轿车开出上海站后，他第一句话就说：“老方，这次可不要在苏州爆炸原子弹。我们是老朋友，一言为定。”

　　我当然明白‘原子弹’的含义，答道：“我这次祇有宇宙大爆炸，不会有‘原子弹’爆炸。”

　　事实的确如此。为了不给同行带来麻烦，凡天体物理学术会议，我祇宣读论文。免谈国是。隔墻有耳啊。苏州会议，当然也不会例外，除了宣读原初宇宙大爆炸论文外，祇打算到苏州观前街上去买点豆腐干。

　　在苏州的5天会议中，不祇我自己的一切活动倍受照顾（连到观前街也有专车专人陪送），而且，其他许多人也得到‘照顾’。整个会议期间，我们所在的饭店，没有其他客人。因为，当局已命令该饭店经理，这5天之内，不准再接待其他客人，也不准任何外人进店访客。对外公布的理由是，这些天文学家所研究的星空和宇宙，都是高度尖端的，必须严守机密。与会的天文学家不禁为自己的身价突增，而飘飘然。

　　但也有人倒霉。有两个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正在苏州办事，借住在苏州大学。其中一位编辑负责出版过我的《天体物理学前沿鸟瞰》一书。他们得知我在苏州后，就邀我于3月8日晚上在苏州大学食堂吃晚饭。我答应了。这个简单的约会，没有其他人知道。可是，在他们约我之后不到3个小时，就被苏州大学当局找去，盘问他们倒底是如何同方励之联系上的，为什么要请方来苏州大学吃饭，等等。两位朋友一一如实交待了。还好，没有阴谋，当局对他们从轻发落：要他们立即离开苏州大学，不准再到苏州大学来吃饭。

　　这件事很快在天文会议上传开了。吸引了好事的天文学家们研究，当局倒底是用什么方法能在3小时之内就得知方励之要去苏州大学吃饭的。可见，不祇隔墻有耳啊。一些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使用严密的逻辑排除了不少解释；实测天文学家则使用他们的最拿手的方法━━证认饭店中的哪些人员是由安全部派来的‘钉子’。

　　谢天谢地，虽然有点小插曲，5天的会议总算圆满结束。散会的时候，杨缢泉非常高兴地来和我道别，似乎也是对我这个老朋友的一种感谢，他说“原子弹没有爆炸！”当然不会爆炸，“原子弹”不是带在我身上，而是蕴藏在社会中。

　　

　　三百年和七十年

　　

　　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国社会形势，确有几分准确。原子弹爆炸需要几个条件。一，有足够多的可裂变物质；二，把可裂变元素聚集在一起达到临界质量；三，有及时发射的中子进行引爆。1989年的中国，这3个条件恰好都具备了。

　　首先，腐败日益滋长，政治改革迟迟不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空间的狭窄，使越来越多的学生、知识份子、工人、个体户、党内干部、甚至一些上层干部都感到愤懑、压抑和不满，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可裂变元素。潜在的爆发能量处处皆有。

　　其次，1989年有好几个纪念日，五四运动70周年，建国40周年，北京民主墻10周年，分散的不满和愤懑很容易在这些日子里集中到一起，使裂变物质聚集到临界质量。

　　至于引爆的“中子”，几乎是时时都有的。由当局蠢行所引起的小规模的风波，此伏彼起，从没有断过。比如，当局对那几封大赦天下公开信的拙劣处置，就是能引爆的“中子”之一。

　　尽管如此，我当时并不觉得一次引爆就能完成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应北京五四70年纪念活动之邀，1989年4月4日，我写了一篇文章“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我对历史估计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最有价值的作用是倡导将民主和科学注入中国文化……。然而，就民主和科学二者在中国的注入进程来看，五四大体正好分别是它们的起始期和完成期。意思是，一九一九年，中国刚刚开始她的民主政治的进程，而那时，中国已开始全面地接受现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过程已近结束。”所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似还可以不必太悲观，与三百年的科学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时间虽已不短，但还不致令我们完全气馁。”

　　意思是说，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前后用去了307年， 1914-1607=307.起始和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分别是：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版欧氏“几何原本”及随后的中西历法之争；1914年（民国三年），中国正式采用基于现代天文学

　　计算的历法，“洋”历通行。在民国三年颁布的历书上特别写有：“本年历书系用东西各国通行之法推算”，这是300年才得到的结论。而1919年才引进的德先生，到1989年，祇同“传统”冲突了70年。远还没有认识到德先生是“东西各国通行之法”，不奇怪。再“冲突”100年，也不算太奇怪。

　　

　　四月和五月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可裂变元素聚集，终于大大超过了临界质量。爆发了。历史发展是不是加速了？

　　学生的请愿和示威开始后，我的生活方式，大体是上午去天文台工作。下午接受各种访问者，有朋友和学生，有中外记者，当然来访者中也有关部门的线人。晚上则是我写学术论文的时间。

　　在所有记者访谈中，我一律都表示支持学生的诉求。但我一直没有去游行，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旁观。原因是被全天候监视。早在学生请愿的第3天，4月20日，有关当局就开始在内部传达，北京的学运是由方励之夫妇一手制造和指挥的。并以此为由，伺机扑杀运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北京天文台和学界的有心人处处帮我防范，以使在全天候监视下，当局也无机可伺。

　　4月25日，席泽宗教授邀我去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做报告，那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公众报告。讲的是北京天文台的710年。元朝定都北京后，郭守敬等建北京天文台，历元明清各朝，司天制历。以北京天文台漫长的历史腑视人间，如今不过是又一新朝罢了。星移斗转，潮起潮退，朝兴朝衰，概莫能外。科学的“法轮”已转进了中国，民主的“法轮”也在转了，今天的困境不过是它们转动时的嘎嘎之声而已。很巧，当晚广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群情哗然，果然，嘎嘎之声又起。

　　4月27日，学生组织大游行，科学院的不少研究生也去了，目的是抗议《人民日报》社论。可以预料到，当局要以抓“一小撮人坏人”的方式，镇压运动。这是中共镇压各种不满情绪的惯用方法。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在内部已明说，这“一小撮” 组织游行的，就有方励之夫妇等。大家都熟知当局下一步要做甚么。果然，据参加游行回来的人说，在游行现场有传言，说方励之在游行队伍中“跑前跑后地”指挥。这是一个恶化信号。

　　恶信号制造者的计算，早被天体物理学家们预料到了，并先发制之。那天上午在天文台原定就有一个报告会，由法国人Jean-Marc Bonnet-Bidaud 讲“毫秒脉冲星”。这个活动，不仅没有因游行而取消，而且台长李启斌教授（2003年去世）特别要我出面主持报告会，不少参加报告会的同事都明白为何如此安排，一到会场（即在“跑前跑后地” 的谣言出现之前）就说：今天我们可以证明，方励之没有去指挥游行，而是在指挥“毫秒脉冲星”哪。谣言自灭。尽管如此，袁木等国务院发言人仍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点名：游行是由方励之等操纵的。

　　4月28日，第一次有人力劝我离家躲避，这是几位年轻的同僚。他们从高层关系上得知，有关方面（李鹏，李锡铭等）正在具体研究如何对付方励之等。几位年轻同事给我制定了甩掉跟踪的行车方案，也安排了隐藏地点和联系方式。例如，约定的联系方式之一是，电话铃响到第八次再接，等等。

　　我没有接受这个安排，一则觉得局势似乎还没有坏到要躲的地步，二则我也不喜欢就此离开同事。但是，我接受了他们的忠告，骑车要注意后面，尽量不要走夜路，等等，以防不测。

　　5月12日，学生绝食，运动如火如荼。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也下降成第二条新闻。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感动了整个世界。一时似乎令人觉得中国的变化就在前头了。但是，学界的朋友，大都反对绝食。因为，“伺机扑杀”的危机并没有过去。不少人想说服学生停止绝食。但不成功。

　　5月18日，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打来一个很恳切的电话，要我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我也是主张停止绝食的，几乎被张说动了，想去天安门试试。但最终还是克制了冲动，没有冒然出发。张五常教授可能知道管惟炎和我有过一次成功的经验，即于1986年12月23日夜，成功地说服科大学生结束在合肥市政府广场的静坐示威。但那已经是我们的能力的上限了。我不具有说服天安门广场学生结束静坐和绝食的能力。

　　

　　去大同

　　

　　5月20日当局宣布北京戒严，人心浮动，形势更紧了。各种版本的黑名单，开始在国内外流传。每个名单中都有我，祇是排名前后略有不同。

　　5月22日我仍去天文台。同黄家声（当时研究生，现为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研究员）讨论我们的论文“A historical supernova's lower limit to the galactic stellar collapsing rate”。这是我在北京天文台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

　　我接到不少国外同行的电话，美国的，欧洲的都有，建议我离开北京。恰好，天体物理界预定5月24日至29日在山西大同召开高能恒星天文学会议。当时，交通已经不正常，许多学术会议都取消了。但天文界却仍坚持原定计划。这也符合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传统，越是社会动荡的时候，天文学家越是要不间断工作，因为，那时的社会越是需要星占。现在，占星是不再需要了，但天空是最不理会社会动荡的。

　　5月23日，我和北京天文台一位年轻同事刘玉林，一起去大同。北京火车站一片混乱。军用列车占用了北京周边的车道，民用列车无法正常调度。我们在北京站等了一天，没有等到去大同的车。不得不再回家。

　　第二天， 5月24日，我和刘玉林再去北京火车站。终于下午6：00有一班车去大同。车经过昌平的时候，整个车站十多条车道，都停满了军列，我们的列车在唯一的一条空闲轨道上穿行而过。两边的军人就是后来从东面杀进北京的部队。

　　刘和我于5月25日凌晨3∶00到大同。我在当天上午报告，题为“超新星1987A的高能过程”。尽管这里也已被监视，会议仍一丝不苟地进行。

　　

　　悬空寺前的“占卜”

　　

　　5月26日，按会议安排，游著名的恒山悬空寺（一名玄空寺）。这个建筑堪称一绝。整个寺院大小数十个殿堂，都不是建在地基上，而是挂在一面极大的垂直的绝壁上。其哲学是，要想修炼以成正果，必须离开大地，隔绝世俗，不闻鸡鸣犬吠之声，告别红尘的纷扰。它的历史比北京天文台还长一倍，已1400年。其中也许会有有价值的历史天文数据。

　　会议参加者约30人，乘车到山脚，沿土路，漫步向寺区走去。远远就看到，在土路的最后一个拐弯处，站着一个人，衣衫褴褛，有乞丐状。当我们这群人走到拐弯处时，该人突然跑过来，从人群中一把拉住我，连说∶“我给你算命，我给你算命，不要钱，不要钱。”如前述，天文界的业余占卜爱好者颇多。不禁想看看这位“高人” 的功力。“让他算，让他算！”这样，我就被拥簇到一绝壁下。30多与会者围在“高人”周围，似乎是在听一场外加的学术报告。

　　人静下来后，卜师首先说：“你是他的领导。”“他”指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刘玉林。这不难判断。我和刘的年龄差，一眼即可看到，猜到我们有师生关系，很简单。然后，卜师拉着我的左手，揉。说道：“你的手掌小，肉厚，很柔软。”这也不错，但祇是描述性的说辞。卜者又道：“这是虎掌。”心想，这是不是恭维话？卜者稍顿数秒，结论有了：“不过，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了，有大难，快往西走！”

　　众占卜爱好者没有提问，no comments.哄笑散。但有人心里即刻明白了，这位“高人”，十之八九也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线人”。不过，他可能是玩儿错了地方，这里研究各占卜学派的“高人”都有，他算是占门弄卜了。

　　不管“高人”指点的迷津，我们还是照样地走去，没有向西，也没有向东，而是向上。向上攀登悬在翠屏峭壁上的圣殿。

　　

回复[8]: 敬天爱人 (2009-06-04 21:03:54)

　　原来小木樨花这么小，俺还以为是位奥巴桑呢。哈哈。

　　俺对64期间的记忆，印象比较深的是曾经在学校里刻印过宣传单。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打字，也没有复印机，上街游行用的宣传单都是用手工刻印出来的。那时候看到别人在油印，纯粹好奇，本着练练字的想法刻印过几张。圆圆的滚筒，往上一推，一张散发着浓浓油印味的宣传单就出来了。

　　也曾上街游行，募集捐款。那时候很傻，很单纯。募集到的捐款从没有想过往自己口袋里塞，一帮同学抱着捐款箱就跑到商店里去买宣传用的小喇叭。呵呵，懐かしいなあ。

　　

　　

回复[9]: 《河殇》 小小鸟儿 (2009-06-04 23:33:19)

　　http://www.youtube.com/embed/yAbDU8GNFEA&feature=related

　　正在看。

回复[10]: 老赵 (2009-06-05 00:41:04)

　　小孩啊

　　那年我正在一个高中教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