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瑜谈晚年蒋经国│看客│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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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楚瑜谈晚年蒋经国
看客 (发表日期:2009-05-26 19:09:39 阅读人次:1014 回复数:0)
宋楚瑜谈晚年蒋经国：1977年是转折点　　　　亚洲周刊杨锦麟／跟随蒋经国十四年，宋楚瑜谈到动情之处数次落泪。宋楚瑜透露一九七七年，蒋经国亲自去掉了机要文件中的「匪」、「矮邓」的用法，开启了两岸关系的善意释放和观念转变。　　仲春四月。台北。忽风忽雨，时阴时晴，偶尔会有点初秋的凉意。刚刚举办的蒋经国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冠盖云集，但在外界的观察中，总觉得缺少点什麽。这样的纪念活动，仪式感太强，直观上更多有为当下主政者造势背书的意味，缺少一种更为全面，更为宏观，以及更为精确的介绍、评价和归纳，尤其对蒋经国晚年所面对的大变局的决断以及立场作为，殊少客观、真实的认知和评价。　　一个被视为是威权体制的唯一决策者，一个被视为是蒋氏家族第二代政治传人，一个一生曲折坎坷、政治色彩複杂斑驳的政治人物，何以能够在晚年做出开放党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言论的重大举措，在七十年代以降的历史大变局之前的坦然冷静面对，究竟是形势所迫之下的不得不之使然，抑或是审时度势之后的果断抉择，史家评说纷纭。　　那麽，作为从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八年跟随蒋经国的宋楚瑜，他又是如何解读的呢？尝试和宋楚瑜办公室进行联繫，表达了拜访的意愿，感谢朋友的居间联繫和悉心安排，很快就获得了宋楚瑜的首肯。可以说，这次访谈，是一次意外的收穫。　　三个多小时的访谈，虽然还无法说是达到透视、释疑、解惑的目的，但作为一个跟随蒋经国十四年，尤其是参与和见证了晚年蒋经国于七十年代初期，及至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历史大变局中，究竟是如何作出艰难抉择，又究竟是如何艰难转身的宋楚瑜，他的观察，他的体会和他的访谈内容无疑是值得参考和重视的一份口述历史记录。　　在访谈过程中，宋楚瑜几次说到动情之处，都无法抑制眼眶的泪水，他流露出了真情，是对他政治上最重要的老师蒋经国发自内心的尊敬，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崇拜情感。对于宋楚瑜流下的英雄泪，我宁可相信是他的真情流露。　　略去宋楚瑜在访谈过程中，对蒋经国近乎完美的人格刻画和描绘（我相信两岸还会有不少人对这些评价不以为然），但这些无碍于我们从这一次访谈中，去发现曾经以往，我们在研究蒋经国，研究台湾政治发展变迁史的过程中，多数人未曾有过的观察视角。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蒋经国是一个色彩斑驳、错综複杂的政治符号，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或有独特性，却是那个大时代、大变局的必然。一个迄今仍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九十年代以降的台湾政治社会，儘管蓝绿、统独对抗日益呈现两极化的情况之下，但为何在台湾历次的民意调查中，蒋经国的名字总是位居榜首？　　这位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年代，被视为是冷酷无情的独裁者，深藏不露的专权者，何以人们对其在晚年的政治行为表现，至今仍拥有誉多于毁的评价，仍是台湾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呢？在访谈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或者说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这就是一九七七年。　　宋楚瑜在访谈中提到，一九七七年，蒋经国亲自在其整理的一份绝对机密的档上，将在此之前行文惯用的「匪」字圈出，将标有「矮邓」字样的文字亲自加以删除，并对宋楚瑜表示，这一类诋毁、贬低对方的用词不当，今后不应再继续使用。而文献资料也证实，在一九七七年之后台湾的政治文宣中，果然再也未曾出现彼此攻击侮辱对方的字眼。　　这并不是一种偶然，如果将这一个外界难以察觉的变化，放置在两岸关系当年政治发展的框架之下，加以进一步考察，似乎就会发现其中一些值得注意和重视的迹象：　　一九七六年，大陆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不久，逮捕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革内乱，邓小平是否复出备受外界关注，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之后，叶剑英先后两次提出邓小平复出问题，但一直没有下文，一九七七年五月，邓小平第二次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件转发全党，同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一九七七年是转折点　　文献资料显示，邓小平复出之后，主管工作范围包括对台政策。邓在处理台湾问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透过特殊管道，再度向蒋经国传递讯息，重申了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向蒋氏父子以及陈诚传递的中共对台政策的「一纲四目」，表明儘管大陆发生了十年文革，很多人事和政策都遭遇到重大改变，但「一纲四目」依然存在，依然是北京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立场。「一纲四目」其后的主要精神体现在一九七九年的「叶九条」之中，在此不拟赘述。　　若干年前，我曾在海外某图书数据馆，接触过一份出处不详，但内容可靠的文献资料，这份档是蒋经国与美国某助理国务卿的谈话记录。在档中，确实看到红笔圈出「匪」的字样，以及红笔删除「矮邓」的痕迹。时间是一九七七年八月某日，地点是行政院某会客室。由于无法证实文献资料的真实性，搁置而不在撰写政论文章中加以引用。　　宋楚瑜这一次访谈所谈的细节，触动了我的好奇之心。我相信宋楚瑜上述有关内容是真实的，因为同样的说法，曾经担任国民党文工会副主任，并在八十年代多次与邓小平、杨尚昆会面的魏萼，也曾对我提起过此事。　　一九七七年八月，正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一个多月后。作为曾经是历史研究者和长期从事政治评论的新闻工作者，我对这一次访谈给我带来新的发现，感到有些意外和惊喜。首先，我曾经接触过的文献资料看来是并非杜撰伪造，而是真实准确无误，至少有宋楚瑜和魏萼的口述历史为证；　　其次，两岸关系在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互动和博弈并非始自一九七九年，准确的时间点是一九七六年之后，一九七七年下半年以降。再次，传闻中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再度向台湾传递和重申对台政策的「一纲四目」，并非空穴来风。　　最后，蒋经国方面应该及时获得来自大陆的讯息传递，双方正小心翼翼进行新的价值认定和意义评估，在正式档和对外文宣适当调整惯性称谓，今天看来，可以理解是一种善意释放和观念改变的开始。只是在一九七七年八月这个时间点上反覆推敲，似乎还无法满足我们对这次访谈主题的深入掌握和了解。　　宋楚瑜访谈内容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切入点是，他有意无意点出了晚年蒋经国的政治心路历程。　　七十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获得历史性突破，其后的发展趋势无法阻挡，与台断交，与大陆建交是可见的趋势和必然，此外，台湾自退出联合国后，国际生存空间的维持和拓展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传统盟邦美国退出台湾海峡，「抛弃」台湾过程中，台湾也失去了依靠外力作为军事依靠的屏障，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逐渐失去法理生存的基础，如何确保台湾的利益和地位，是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自七十年代中后期，大陆结束文革，邓小平再度复出，中美建交大势所趋，两岸关系形势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台湾既然无法在法理上获得继续偏安的基础，也无法获得国际外交生存的法人资格。因此，在与大陆持续对峙和博弈中，必须扬长避短，寻找新的战略优势空间，争取更多的主动。厚植台湾政治、经济实力，已成蒋经国决策和施政的重点，经济上以「十项建设」为重心，政治上克服各种阻力，积极推行党务革新，提拔青年才俊，消化党内保守势力的抗阻力，在党务系统以及其他领域另起炉灶，培植革新实力，逐步开放党外、开放言论、释放部分权力，提升执政能力，八十年代末期的开放党禁、报禁，开放赴大陆探亲，提升继续与大陆在政治上持续抗衡的能力，也被纳入蒋经国的决策视野。　　从军事对抗到政治对峙　　一九七九年「叶九条」发表的同时，邓小平在美国重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立场，之后出现了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函，蒋宋美龄回信予以驳斥，蒋经国随即提出了「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在同年底，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他首度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仍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会通过《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蒋经国会上致辞时称，「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将统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使中国成为和平自由的现代化国家唯一可行的道路」。不仅如此，蒋经国还就对如何实现「统一」做出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具体部署。这是他多年来就中国统一问题首次作出全面阐述。　　时隔多年之后，当我们回顾这一系列两岸之间的政治博弈和政策调整的过程，似乎更可以清晰发现，七十年代末期之后的两岸关系，已从六十年代的军事对抗，进入了政治对峙的阶段。或许这也是台湾在八十年代后的两岸关系互动中，可以给两岸中国人提供的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借鑑和参考。　　一九七九年之后，大陆进入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台湾则在过去的三十年间，逐步完成了众所周知的政治社会转型和威权体制向发展政治转变的阶段性过程，对于两岸各自的变化和发展，如果将此定位于和平竞争之上，是否能成为我们回顾过往三十年两岸关系互动发展的基本样态呢？　　儘管两岸双方至今仍未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迄今为止也只是一种讯息的释放和可能性的测试水温，但自一九七九年之后，或者稍后延展到一九八零年代初期，两岸实际上已经进入政治对峙、制度博弈的互动新阶段。　　也不过只是三十年的时间，将这三十年做一个鸟瞰式的回顾，我们不禁想到毛泽东的那一句诗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宋楚瑜在访谈中几次强调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而不是一根绳子。　　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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